文革至金庸封笔时期
1966年5月27日,《明报》连载的《天龙》结束,《天龙》结尾群雄营救萧峰,而萧峰最终为宋辽和平而自杀,其悲壮、惨烈场景对读者而言应是有着很大的震撼,同时也为整部作品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其结局的成功而言,不仅是金庸之前作品所比不上,即是之后的作品也很难达到这一高度,《天龙》的成功使金庸的武侠创作又上了一个高度。在此之前的5月15日,梁羽生在《大公报》连载的《龙凤》结束,8天之后,《大公报》连载了《龙凤》的续集《慧剑心魔》。而这时《新晚报》的《风雷》、《香港商报》的《狂侠》还在继续连载中。《天龙》结束约半个月之后,《明报》开始连载金庸新作《侠客行》,应该说,历经了《天龙》的创作高潮之后,即就创作才华过人的金庸也难以为继,将创作方向从长篇巨著调整为寓言式中长篇作品,就创作水准而言,《侠客行》同《天龙》相差甚远,书中很多处都是靠孪生兄弟长得相似所造成的误会来推动情节,书中关于亲情方面的描写甚见功力,但是就金庸已取得的创作成就来说也不算什么。如果梁羽生能抓住这个机会,完成好《狂侠》这部超长篇,同时写好“大唐系列”的最后一部《慧剑心魔》,打造一个完美的“大唐三部曲”,那么重新夺得优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遗憾的是,在金庸创作水准出现倒退的时候,梁羽生也出现了滑波,而且程度更甚。
对于“大唐三部曲”梁羽生应该是做过整体构思的,单从书名看,“侠”、“缘”、“慧”三个字已然蕴含着不同的创作主题,书名《慧剑心魔》更是表明创作主题多少同佛学相关,而且书中开篇通过王燕羽全家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一个“冤冤相报”的悲剧,那么就梁羽生的早期构思,有否通过佛法化解这种冤冤相报的悲剧,以实现主题的升华,如此“大唐三部曲”起于窦王两家仇杀,最终化解了仇杀,一前一后成就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则“大唐系列”将成为梁著最为成功的一个系列作品,但是作品最终没有这样发展下去,这部“大唐系列”的结束曲不仅没有写好,反而出现了一个大滑波,不仅这部书的成就不高,而且也使得精心打造的“大唐系列”变得虎头蛇尾,长期为人所诟病,这不得不让人为之深感遗憾。至于其中原因,同样从作品的连载时间就多少可推测出几分答案。上段提及《龙凤》连载结束时间为1966年5月15日,第二天就是1966年5月16日,这是一个令大多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的发出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十年动乱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沉重的,即便身处香港且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梁羽生也不能独善其身,《龙凤》和《慧剑》的连载间隔了8天,那么在这8天里,《慧剑心魔》的创作方向是否发生了大的调整,本该用佛法化解仇杀调整为以杀止杀,整部小说“佛禅”的意味不深,代之为一场场的决斗,这样反而多少也有点文革时期“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感觉,以“佛”取胜变成了以“武打”取胜,虽然其中不乏精彩的章节,但就创作水平而言却是不见突破反而下降。
《慧剑心魔》成为梁著系列失败之作已成事实,同时,连载中的《狂侠》创作水准也是出现了严重的滑波,《狂侠》的高峰在采石矶之战,在此之后,作品开始出现马虎应付之状,典型例子如桑家堡之战中桑青虹复仇,本应该写得更为跌宕起伏而精彩激烈,公孙奇和桑青虹其实也很有机会超越孟神通和厉胜男这两个较为公认的梁著“成功”人物,以梁羽生的创作水准而言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点,但可惜的是,好的题材、好的人物被浪费掉了。与此同时,在反常规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风雷》,假冒的叶凌风这一人物也未得到进一步的发掘,从书写其内心的矛盾挣扎转变为表现其狰狞面目,全书后半部从创作重心转移到真正的叶凌风(叶慕华)、宇文雄对叶凌风面目的揭露,虽然不乏精彩的情节,但总的来说作品整体水准被拉下了。在创作方向受极左政治路线影响的同时,1966年11月至1967年,梁羽生又为《正午报》创作《飞龙潜龙》,无疑更为分散笔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飞龙》由于篇幅小,受到的政治上的影响比较小,作品在悬疑设置以及亲情、爱情方面的描写也颇显成功,这样一来,《飞龙》反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但是由于作品篇幅短,且报刊规模不大,作品未能有大的影响。同时,在《飞凤》连载期间,梁羽生是同时创作四部作品,使得其无法在任一部作品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构思的情节只能是分散使用,甚至是重复使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狂侠》、《风雷》、《慧剑》“三败俱伤”,三部作品的后半部水准都出现下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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