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兴】探索梁羽生创作历程之金梁比较篇

星云之伤

裴大猫 发表于 2014-12-1 09:18
我觉得白发大概和书剑差不多，整体上梁公和金庸不是一个段位。梁书中唯一能和金庸长篇相抗衡的只有云海。

书剑无论是在人物，情节，思想深度和语言感染力、阅读冲击力上都远不及白发，即便是稍后的神雕、倚天，其文艺性思想性上都达不到白发的高度。卓一航和陈家洛的性格虽有相似之处，但塑造方面，卓一航本身蕴含的价值不是陈家洛可比。从段位讲，云海之前梁胜过金，天龙之后金胜过梁，天龙是金梁最终地位的分界线。至于梁的长篇能否和金庸抗衡，那得看具体篇幅，梁的精品集中在三十到六十万字，金的则是九十万字以上，字数差距实在太大。梁七十万字以上超长篇没有一部比得上金，金在六十万字以下的作品比梁逊色不少，只能说金庸适合超长篇，梁则普通长篇发挥更出色。书剑以五十万言之作，风头远不能和女帝、萍踪、白发、七剑、冰川等抗衡，至多和侠骨、弹指相当。

guduyijian

梁羽生主要是一部超长篇《狂侠天娇魔女》没有成功，虎头蛇尾，否则还会是旗鼓相当的。

smsjsmsj

星云之伤 发表于 2014-12-13 17:00
书剑无论是在人物，情节，思想深度和语言感染力、阅读冲击力上都远不及白发，即便是稍后的神雕、倚天，其 ...

天龙是金梁最终地位的分界线。
但梁至少当时是不认同这一点的。
他说“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龙八部》，则根本就难说得出谁正谁邪，看来人人都似乎是为了自己打算。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  ”
当然，这是还未看完萧峰结局时写的，萧峰的为和平现身之侠梁看来是赞同的，《武林天骄》也是那个方向（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

天山游龙

    1964年6月14日，《大唐》在《大公报》的连载结束，11天后，6月25日是，《大公报》开始连载《大唐》的续集《龙凤宝钗缘》，本作梁羽生似有意改变创作主题，即从《大唐》的“侠”到《龙凤》的“情”，从书写为国为民的大侠转变为描述乱世姻缘儿女的故事，或许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打造“大唐三部曲”的初步构思，这当中是否有几分受到“射雕三部曲”的成功之影响？

    在转变主题的思路下，《龙凤》确实也是写出了几许新意，但是这时连载的《天龙》已渐入佳境，萧峰的命运牵动人心，兼之内容情节跌宕起伏，扣人身弦，与之相比，《龙凤》明显是器局偏小，也未有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梁羽生不喜创作极端化的人物，虽然《龙凤》一开始通过几场误会来书写“乱世姻缘多阻滞”，但是这些阻滞毕竟又都是小误会，未能制造出更大的矛盾冲突，不免使得整部作品的精彩程度稍逊。而《冰河》尽管加入了许多新鲜的素材，但是对比前传《云海》劣势明显，同《天龙》相比，《龙凤》加《冰河》仍然不足对抗。也正在这时候，一部宏篇大作《挑灯看剑录》（《狂侠天骄魔女》）在《香港商报》开始连载，时间在《龙凤》开始连载5天后，即1964年7月1日。

    《狂侠》在创作主题选择上是梁羽生最为擅长的书写“为国为民，抵御外敌”的侠士、选择金主完颜亮意图吞并南宋半壁河山的历史大背景，在主角选择上以其所擅长的“女侠”为主角，配以“狂侠”、“天骄”两大个性特点突出的侠士，以打造出一部之前从未有过的鸿篇巨制，在这篇作品所运用的各种素材看，梁羽生对这部作品是寄予期望的。至于作品同连载中的《天龙八部》年代相近，所书写的一些矛盾冲突也不无相通之处，就创作心态而言是否多少存有一点争竞之心就不得而知。另值得一提的是，或许在《狂侠》中倾注的心力过大，致使《冰河》、《龙凤》的内容情节精彩程度不免稍逊，因为同时创作的作品，构思的东西要分散使用，《狂侠》的重视程度较高，好的构思多少会优先用于《狂侠》之中。

    同《天龙》的开篇稍显明淡相比，《狂侠》的开篇精彩程度较高，“耿秦两家”的血案之谜局、耿照的南归途中引出了主角蓬莱魔女，随后是狂侠、天骄及反面人物玉面妖狐、公孙奇，当中又夹杂着“真假妖狐”之谜团，整个故事情节精彩且结构严谨，主线不乱，人物形象突出。尤为难得的是，这时期梁羽生在创作中仍然能够保持同时创作的三部作品主题不同，《冰河》讴歌和平，《龙凤》突出爱情，《狂侠》抵抗侵略，且每部作品都保持着相当的水准。这样，以《狂侠》为主线，辅以《冰河》、《龙凤》，梁羽生基本还能稳住一个争竞的局面，特别是《天龙》在萧峰故事之后的“虚竹篇章”，笔力减弱，而期间又有倪匡代笔，使作品流于神怪化，导致整个创作中出现一个明显的脱节，而《狂侠》呈渐入佳境之势，如能按照这个势头发展，《狂侠》整体创作水准当能与《天龙》一争高下。

天山游龙

    《天龙》连载的后期，《新晚报》的《冰河》连载结束，紧接连载的《风雷震九州》虽然尝试以“反面人物”为主角，但是创作方向未能继续沿着之前是的《冰川》、《云海》、《冰河》偏于浪漫主义的笔调，而是回到“抗击侵略，抵御暴政”的主线创作之中，可以看出，从《风雷》开始前后4年间，梁羽生的创作主题出现偏于单调的局面，基本不脱“抗击侵略，抵御暴政”的主线，直至1969年7月1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弹铗歌》（《游剑江湖》），这个格局方多少有所好转。至于其中原因，只要看看这个时间段，1965年9月至1969年7月，多少都会明白其中原因之所在，在此就无庸赘言。正是自《风雷》的连载开始，《天龙》进入全书的结尾部分，少室山之役将之前三名主角段誉、萧峰、虚竹集中一起，共同将故事情节推向结尾，而这部分情节是全书的高潮，少室山一战、“带头大哥”之谜、佛法化解恩怨、西夏驸马之争、段誉身世之谜等章节一浪接着一浪，其精彩程度、激荡人心之处可说是超过之前金庸的任何作品，堪称武侠世界的绝笔。

    在此期间连载的《风雷》、《龙凤》、《狂侠》，其中《风雷》在主题上同《狂侠》近似，但是以反面人物作为主角，在设定上也表现出相当的创意，而《龙凤》自始至终保持着清新舒缓的风格，也有其独特之处，《狂侠》还保持着相对高的创作水准，按照时间推算，差不多进入采石矶之战这个高潮。但是尽管“采石肌之战”章节称得上武侠中的精彩之笔，同《天龙》结尾部分对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现的人物过多，人物走马灯的出现尽管显得热闹，但是笔力兼顾不足，多少削弱了人物的感染力。特别是狂侠、天骄误会的“小孤山之役”，称得上是一处亮点，但之后随着情节的发展让人感到可惜的是无论是人物、历史、爱情的发掘深化上都显得不足，同《天龙》中“段誉身世之谜”、“萧峰的自杀”相比较，其差距是明显的。这个时期在各自的武侠创作中，金庸开始取得相当的优势，当然这时凭借着《狂侠》的精彩、《风雷》的设定和《龙凤》的清新，梁羽生多少还能抵挡住金庸的攻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金梁武侠创作路上，也是整个香港武侠坛上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出现了，即是《金庸梁羽生合论》引发的一系列笔战。

    金梁合论

    1966年初，《大公报》副编辑的罗孚创办《海光文艺》，为扩大刊物的影响力，遂想借助武侠小说的热潮，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下称《合论》），由于《合论》篇幅长，前后连载了三期。之后是金庸在第四期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而梁羽生又在第五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再次回应金庸。《合论》发表时，梁羽生的《风雷震九州》、《龙凤宝钗缘》、《狂侠天骄魔女》的连载正在进行中，金庸的《天龙八部》应该是连载至三名主角段誉、萧峰、虚竹少室山会合之后的章节。

天山游龙

    《合论》长达两万字，基本以一个第三者的姿态对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创作进行了一番比较，找出异同，品评优劣，因此《合论》更应看作梁羽生替罗孚进行的“抓刀”之作，文章的主要观点论据更多是站在罗孚的立场所提出的，为了使读者更加相信文章作者为罗孚，文中更是抛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特别是梁羽生在第五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文中，以梁羽生自己的身份，对《合论》提出的部分观点予以反驳，因此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乍读此文，即使是比较熟悉梁著作品的读者都未必会相信文章为梁羽生所作。当然文章毕竟出自梁羽生之手，因此文中的许点应该还是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如多年之后，他曾就《合论》表达出“他当年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本文仅就《合论》对金庸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合论》开篇提出了“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同时将金庸放在梁羽生前，称之金梁，以其时在武侠坛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就而言，此举足以表现出梁羽生的谦虚低调，更在武侠小说创作定位上予金庸以极高的评价。接着在两人的作品风格定位上，《合论》言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两人都“兼通中外”，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深，梁羽生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则写作手法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这个评论基本也是中肯的。接着文章从情节、武、侠、情等方面对梁羽生和金庸的作品进行比较，对梁金已连载作品基本做到有褒有贬，最后是总结文章。《合论》是第一篇系统研究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学术文献，对武侠小说的研究而言，自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即使在金庸名满天下的今天，许多武侠评论家在谈及《合论》时依然认可其价值。

    后期梁羽生因《合论》而受到攻讦，主要是文中对金庸作品批评部分，《合论》对金庸的批评，梳理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情节变化多，但往往情理难通，举例《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二、有文学常识性的错误，举例《射雕英雄传》；三、武功神怪化，举例《天龙八部》；四、正邪模糊，举例《天龙八部》；五、爱情描写的水平较低，举例《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摘自私家侦探所作《梁羽生评传》）

    以上批评观点，抛开政治立场，个人认为大部分还是成立的，文中所提出的“小龙女被强奸”这一章节反而不是十分恰切，但是《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许多不合情理的bug都是显而易见。至于“宋代才女唱元曲”也是明摆着的，附带着的金庸诗词、对联水平不高也是事实，后期许多的读者替金庸辩护时往往提出金庸用作《天龙八部》回目的五首词如何好，《倚天》的回目水准也不低，以证明金庸在诗词上的造诣。但不好意思，这些都是金庸后期修订作品的时候加上去的，而且即就《天龙八部》回目五首词，同梁羽生的诗词作品相比较，也是逊色许多。其它的正邪模糊、武功神怪化、爱情描写方面则是见仁见智。就个人感觉，武功神怪化多少属创作风格的问题，同偏于写实没有高下之分，除了天山童姥那门返老还童的武功多少有点扯外，其它都属可接受的范围，包括吸人内力为已所有的“北冥神功”，不过由于这样的武学较能使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菜鸟”到“高手”的转变，因而被人竟相效仿，后期可说是用得比较滥，故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头。爱情描写方面争议较大，但至少上梁著爱情题材较为丰富，特别是爱情悲剧方面写得较成功也是事实。至于最令人诟病的“正邪模糊”观点，站在梁羽生的立场来说，提出这个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就个人感觉而言，至少《倚天》、《天龙》在创作中多少存在过于突出罪恶产生的根源，而忽视罪恶的真实存在这样的倾向，如谢逊、叶二娘、萧远山作恶多端，最后都得到作者的宽恕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另外就私家侦探所提出的《合论》以《射雕英雄传》为褒贬金庸的界线，个人认为《射雕》之前的作品是金庸处于左派阵营所发表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同梁著的较多的契合之处，而脱离左派阵营之后，由于作品的创作方向及写法的不同，因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产生差异也是必然的，因此站在梁羽生的角度，必然对《射雕》之前的作品有更多的认同，对《射雕》之后的作品较有异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私家侦探可以说是个人最为佩服的梁羽生评论家，不过个人不怎么同意他对《合论》定格为“一篇具有深刻政治寓意的攻讦文字”。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一些意见之外，毕竟从罗孚约稿的出发点也好，梁羽生评论的内容也好，都看不出存在“攻讦”的主观意思，就这个问题，个人更为认同罗孚所给出的解释。

天山游龙

    《合论》发表之后，金庸应罗孚之邀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上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文中针对《合论》提出的金梁为“新派武侠两大名家”的定位，金庸回应是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而梁羽生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不同，金梁不能并列；就《合论》中提到的“正邪模糊”回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以《红楼梦》的贾宝玉同时与林黛玉、薛宝钗等多名女性密切交往，莎剧麦克白斯的“弑君篡位”与希腊悲剧《伊迪普斯》主角“杀父娶母”等例子说明艺术追求的是惊心动魄的人性激荡，而非道德追求；就旧诗词方面干脆说“完全不会”，而不是“非其所长”；就“宋代才女唱元曲”提出元曲多源自唐宋古曲，另外在戏剧小说中完全可以引用曲目唱词，任何历史小说所用的语言都是现代语言；就段誉与萧峰的批评直指“批评错了”，小说结局非批评者所料不同，最后带着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讲故事人》对《合论》做出的回应，从文章开篇处则将作品探讨带入左右派立场之争，显得意气成份大于交流成份，在金庸眼中，《合论》是对其进行的政治攻讦，因而《讲故事人》开篇就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即以“文艺工作者”的讥评梁羽生作品的政治印记，而自居于大众化的位置，将两人的关系对立起来。此后的字里行间更是夹枪带棒，寸土不让，最后讥评梁著是以古装的面目宣扬左派政治理论。综观全文，金庸主要抓住梁著作品的发表于左派刊物进行攻讦，以文学作品无善恶论攻击梁著作品，字里行间直指梁著作品并非真正文学，而是政治宣传品。相之《合论》多少带着交流探讨的性质，《讲故事人》显然将其之前与对左派报刊的政治论战带到武侠小说论战中。至于金庸提出的批评成立与否可以探讨姑且不论，但是就个人但是金庸作品未必没有这方面的现象。“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确实是太委屈了他们么？”那么在之后的《笑傲江湖》，要古代的人，配合当前形势，充当红卫兵和极端左派分子，就不委屈他们了？单就武侠小说研究价值而论，《讲故事的人》价值远不如《合论》。

    《讲故事的人》之后，梁羽生再作一篇《著书半为稻粱谋》，让《海光文艺》第五期发表。文章开篇引龚定庵诗“少小无端爱令名，亦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以上诗在梁著作品中亦时常出现，足见梁羽生对其喜爱，但也表达了梁羽生内心深处一种无奈的心境。《稻粱谋》文开篇以梁羽生身份说明其走上武侠之路的因由，以无意踏足江湖，写稿仅仅是他的谋生手段，另就合论提出的“梁著西方的影响，抛掉也不可惜”的观点进行反驳，指出在小说创作中对外来的影响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就《合论》批评其武功描写走向神化，则以无伤大雅作为回应；最后对《讲故事人》给他戴上的“文艺工作者”、“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的两顶帽子，则以金庸早年写过的《论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中认为第一个标准就是“主题思想”，展示金庸在创作中同样在表达“主题思想”，而并非纯粹“讲故事”，而金庸《讲故事人》提到的所欣赏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诗句仍然表达一种思想，从而将这两顶帽子原封不动返还金庸，同时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鼓吹对暴政压迫反弃抵抗，最后以：“我只求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没有养料，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已足”结束全篇。

    《稻粱谋》以因缘际会从事武侠创作，以作谋生需要，对《讲故事的人》认为其武侠作品是政治宣传物作出反驳，另外对《合论》的两个观点也进行了适当的反驳，最后以金庸的文章反驳《讲故事的人》抛过来的“文艺工作者”、“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合论》的发表，对梁羽生来说确是吃力不讨好之举，发表之后即在《大公报》高层受到批评，与金庸的交情与交往也在很长的时间中处于中止状态，乃至在八十年代末又受到以倪匡为首的金庸粉丝团的攻击，《合论》成为了其一生一大心结，之后一直避谈此事，但个人还是认为梁羽生在创作《合论》问题上，还是以公允、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评论的。

guduyijian

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陈墨曾经对梁羽生这样评价的，梁羽生先生如果少创作一些作品的话，或许可以和金庸先生不分上下的，可能是同时创作几部作品，思想精力比较分散，不然狂侠天娇魔女是相当成功的。

觉醒的滋味

顶起不沉。。。

smsjsmsj

金庸的意思是“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这方面梁羽生确实有些太过，且看下一段，简直就是抗日战争发动群众。

“咱们应该和老百姓谈个透彻，赵宋官家所要保全的是他们一姓的尊荣，和老百姓本来就不能同心抗敌的。咱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去打败金寇。假如能够使得大多数人抛掉了对官家的幻想，事情就容易办了。咱们可以选择敌人兵力较薄弱的地方，相机出击，先打几场小胜仗，鼓舞人心。积小胜而为大胜。最后就是各路义军联合起来，给金虏以致命的打击。”

smsjsmsj

天山游龙 发表于 2014-12-19 00:01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确实是太委屈了他们么？”那么在之后的《笑傲江湖》，要古代的人，配合当前形势，充当红卫兵和极端左派分子，就不委屈他们了？单就武侠小说研究价值而论，《讲故事的人》价值远不如《合论》。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确实是太委屈了他们么？”这句尖刻、不厚道，但我以为确实点出了梁羽生小说的一个突出问题。
那么在之后的《笑傲江湖》，要古代的人，配合当前形势，充当红卫兵和极端左派分子，就不委屈他们了？
我的看法，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本就是嘲弄得对象，牵连九族，以正义的旗号争权，个人崇拜等等固然在文革中体现得充分，但另一方面也如笑傲江湖后记所说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并非单纯的文革影射。以过去而言，曹操父子、洪秀全和杨秀清，以当今而轮，美国、朝鲜、前苏联，也一再上演着类似的一幕。
笑傲江湖明明体现着对文革的嘲骂，但并不显得那么生硬。相对而言，蓬莱魔女既知道给老百姓谈个透彻，又发动群众如游击队打持久战，还看透了赵宋官家的本质，就生硬得多了。

smsjsmsj

天山游龙 发表于 2014-12-19 00:01
而金庸《讲故事人》提到的所欣赏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诗句仍然表达一种思想，从而将这两顶帽子原封不动返还金庸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千古名句，梁羽生先生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张养浩是汉人却做异族蒙古人的官，他这诗句也是要百姓当顺民……只能无语了。

smsjsmsj

“宋代才女唱元曲”是金庸的问题，本来事不大，金庸总不认错一再解释反倒越描越黑。
但这类问题，梁羽生自己更严重。
天山系列那般重要，却不了解乾隆平回才有新疆，不了解准噶尔部的存在，写顺治时期哈萨克人抗清。在连载版武林天骄中还让赫连清波和公孙奇在天坛相会，而北京天坛是明代才建立的。

天山游龙

smsjsmsj 发表于 2014-12-20 23:06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千古名句，梁羽生先生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张养浩是汉人却做异族蒙古 ...

我的看法，“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诚然为千古名句，但其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没问题，
其潜在思想既有一种消极不作为，同时还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引用以抹杀行为的正义与非正义，
别的不说，我在昆仑吧就经常看到梁萧迷用这句话为梁萧“助元灭宋“行为辩护

smsjsmsj

天山游龙 发表于 2014-12-21 00:52
我的看法，“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诚然为千古名句，但其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没问题，
其潜在思想既有一 ...

犯颜直谏罢官，乐得隐居田园。为救灾方复职，散尽家资济民，因操劳死于任上。“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公养浩之作为，不知后世为官者几人（海瑞、于成龙、焦裕禄、孔繁森，真找不出几个）能及。“兴， 百姓苦，亡， 百姓苦。”我以为这是大诗人兼当真心怀黎民的伟大的人格者才能吟出的句子。有人说这是揭示封建社会的本质，但封建制度灭亡后，直到如今，中华大地就真的跳出这两句话了吗？亡之战祸自不必说，抗战胜利兴是不兴？四大家族，贪官不绝，三载亡政权。当今太平盛世兴是不兴？习总反腐从心底里拥护，可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大员，贪官（只以中纪委调查的为据）怎么就那么多！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百姓不苦，至少目前还不敢如此说吧。
而梁先生抱定的观念：你张养浩是汉人，怎么能做异族蒙古朝廷的官，于是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成教百姓当顺民不反抗的别有用心了。那您要张如何？是为了民族大义即便救灾的官也不当还是让张当刘福通、朱元璋？以梁先生而论，极左之问题，梁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吧，能要求他与《大公报》不合作吗？更别说反抗。梁先生为稻粱谋没有问题，你我谁人又不如此。而张公昼思夜想的，则尽是百姓（包括身前身后之百姓）的苦难，是为灾民的稻粱谋，一直谋到自己油尽灯枯。

smsjsmsj

作为与否，其实张公本人的实际行动已经给出了答案。任何好经都可以被念歪，孔孟、老庄、真主、基督、共产主义、自由民主皆然，何况两句诗。无论梁羽生还是梁萧，我不认为他们的别解是诗句本身的问题。

smsjsmsj

梁羽生先生还以孙文为例谈自己的主张，孙文一生致力于反清、反袁、反军阀，然而事实上却是十七年战乱（还不算国共之争）。当然，不是苛责孙文，孙文也是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四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但孙的革命并未让中国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是事实吧。
革命让中国进步，但那血流成河的代价也太大了（幼时完全不理解怎么会有保守派、改良派，如今有些理解了），而那些要革除的东西又纷纷死灰复燃。
或许有些消极，但革命的实践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无论国共，当初多少仁人志士为救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泉下有知，看到依然贪腐横行、贫富悬殊甚至道德滑坡，寒心是一定的。
扯远了，不多说了。复杂如中国，又岂是积极、正邪能解决了的。

smsjsmsj

归根到底，武侠还是理想、热血、童话。金庸最后三部长篇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多少触及了一些现实的尖锐的问题，而这些是梁公不准备、不愿意触及的。
我一直以为，金梁的差距就在最后这三部作品，金庸的其他作品，包括射雕三部曲，梁的作品（当然是最优秀的作品）完全可与之匹敌。

星云之伤

smsjsmsj 发表于 2014-12-13 20:17
天龙是金梁最终地位的分界线。
但梁至少当时是不认同这一点的。
他说“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 ...

何谓“人人都为自己打算”？为自己打算是人之常情，也无可厚非，但具体做法则是有区别的。比如萧峰和慕容复，从动机上讲并没值得诟病的地方，但慕容复不择手段，背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名，萧峰却没主动去以牺牲别人性命为代价来报杀父之仇（许多做法都是被逼得没多少选择余地），这便是正邪的分野。玄慈在雁门关伏击萧远山是为了国家，私事上隐瞒真相是为了门派声誉，最后更不辞一死，这难道也是为了自己打算？反观四大恶人以一己好恶滥杀无辜，显然正邪的界限也很明显。许多人诟病梁书正邪分明，金书基本上也是正邪分明的，至多是反面人物的闪光点和正面人物的缺陷体现得比梁书明显一些，绝无模糊正邪那么夸张。正邪分明始终是武侠小说的常态，也是局限性，超出这个界限，武侠小说就不是武侠小说了。当然，梁在当时这么认为也可以理解，那时书还没有写完，难以把握全局，自然有所偏颇。

星云之伤

天山游龙 发表于 2014-12-21 00:52
我的看法，“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诚然为千古名句，但其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没问题，
其潜在思想既有一 ...

改朝换代和抗击异族本不该混为一谈，以这么一句诗为“助元反宋”辩护有偷换概念之嫌，在主权上的妥协，不是扣上一顶顺应历史潮流的帽子就能遮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