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怀念百剑堂主陈凡

红叶令主

家园里的《笔花六照》应非增订本，因而较之增本缺少了十余篇文章，此篇便是其一。网路上应是并无此篇文本，恰好曾购得此书，手录于次，以俟同好，当然是仅供欣赏，不得用于盈利之目的了。小子是个玩游戏很少看攻略的人，听说每天是要来签到的，此篇便算是签到的帖子罢。以上是前言闲话。【本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乙辑十四篇第十二。】

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
    ——怀念“百剑堂主”陈凡

    近年研究武侠小说之风大盛，听说也有人研究“中宵看剑楼主”是谁，请凡兄原谅，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把我们之间这一个小小的“共同秘密”揭开……

    有人说过了七十岁最宜写回忆录，我也有过这念头。但精神不济，恐难如愿。像陈凡去世时（一九九七年九月），我本应写点追悼文字的，结果也只寄出一幅挽联。联道：

    三剑楼见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有关故实，需要一点解释。就当作我补写的回忆吧。
    陈凡是《大公报》的前副总编辑，五十年代中期，曾经写过武侠小说，笔名百剑堂主。金庸和我，则是副刊编辑。由于大家都写武侠小说，陈凡提议我们合写一个专栏，名称就叫“三剑楼随笔”。专栏自一九五六年十月开始，只三个多月光景就结束了。但三个人一共也写了近百个题目，约十五万字。从“三剑楼”“关闭”到陈凡去世刚好是四十年，四十年间的变化之大，真是当时意想不到的。
    “三剑楼随笔”开始之前，我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草莽龙蛇传》已在准备出书，需要一个“开篇”，开篇亦可以代序，惯例用诗或词。前一部《龙虎斗京华》用的是词，调寄《踏莎行》，这一部我就改用七言律诗的形式。结果诗写出来了，但并非我一人之力，而是和陈凡联手作的，其中二十个字出自陈凡之手。为何有这样特别的组合？先录原诗，再加解释：

    一去萧萧数十州，相逢非复少年头。
    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
    当日龙蛇归草莽，此时琴剑付高楼。
    自怜多少伤心事，不为红颜未寇雠。

    写了开头两句，就碰上对仗的问题了。我先想颔联，想到的是“亦狂亦侠”可对“能哭能歌”，前者截取龚定庵诗，后者则脱胎鲁迅语录。但如何补足一联，有待斟酌。初时我想顺着语气，第三句作“亦狂亦侠真豪杰”，但再一想，“侠”与“豪杰”，意义重复，不好；而且押韵的对句亦不易为。正自为难，陈凡来了，看了一会，提起笔来，把“真豪杰”改为“真名士”，在“能哭能歌”底下加上“迈俗流”三字，意殊自得，问道：“如何？”我念：“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道：“好！真的是好！不如你就补足这首诗吧。”他说：“还是联句的好，因为你已经开了头，我想跟着你的思路。”只剩下四句了，第五七两句归我，第六八两句归他，很快就完成了。
    有一点我想说的是，诗是完成了，但结句却非我的原意。原来《草莽龙蛇传》中有一个外号“铁面书生”的中年人，他暗恋一个外冷内热的寡妇，双方都不肯轻易露出感情，结局亦无答案，只让读者去猜。我写了第七句“自怜多少伤心事”之后，结句本来想表达一种“不辞冰雪为卿热”的情怀的，没想到陈凡来了那么一句“不为红颜为寇雠”，突然把人物“拔高”，刚好与我的“思路”相反。
    但继而一想，以陈凡的诗词功力，岂有看不出我的思路之理，莫非他是借此来纠正我的“偏差”？在五十年代的“左派”阵营，许多人还是抱着理想、追求“进步”的，如此一想，我非但没把原意说出来，反而感激陈凡了。
    跟着署名的问题也解决了，陈凡说：“既然大家都不想要这首诗的版权，那就给你虚构一个师兄吧，这首诗当做是他给你写的序。”这个虚构的师兄署名是“中宵看剑楼主”。近年研究武侠小说之风大盛，听说也有人研究“中宵看剑楼主”是谁，我不想研究者浪费精力，请凡兄原谅，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把我们之间这一个小小的“共同秘密”揭开。“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如今移作挽联，回报凡兄，想凡兄也当明白我的心意。这一联本来应当是属于你的。
    说陈凡有“侠气”，那也不是随便说的。陈凡是《大公报》记者出身，抗战期间曾翻过十万大山，沿中越国界边境线旅行采访，为大公报写了出色的《中越边境见闻》系列报道。又曾以“皮以存”的笔名，写了一本名叫《转徙西南天地间》的书，报道湘桂大撤退这一场空前灾难（发生于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间）。从这些作品亦可见其侠气。
    除了陈凡自己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从别人的作品来看陈凡。在陈凡的友人中，曾敏之和他相交六十年，相知之深，可想而知。陈凡去世后，曾敏之有悼诗十首，其八云：

    不问虚名值几钱，只凭肝胆看幽燕。
    交亲不为荣枯改，笑揽青山入醉筵。
    （注：凡兄有慰友人诗：“丈夫所责在肝胆，不问虚名值几钱。”）

    当然，陈凡有“侠气”亦有“狂态”，甚至可能是真正的狂。陈凡在“文革”期间一些“失常”的行为，那也是不必为尊者讳的。他以毛泽东的“大刀卫士”自居，买了一把锋利的小刀藏在身上，听说不仅在办公室中把弄，甚至在大会发言，也挥舞这把小刀（他心目中的大刀）以助声势，吓得同事心惊胆跳。我这里用的是听说二字，因为我在“文革”期间，已经很少到报馆去了。不过说的不止一人，可信的程度应当很高，虽然我没亲眼看见。
    我亲眼看见的是他在报上写的骂人文字，他本是能文之士，文字的简练尤其得到行家赞赏。但不知怎的，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骂人文章竟是毫无章法，不但欠缺逻辑，有时甚至可说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除了笔伐，还有口诛，激动之时，“友”“敌”都骂。他的“失态”，往往使得朋友心酸，“凡兄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在终于等到“四人帮”倒台这一天，“文革”成为了过去，陈凡最后也渐渐好起来。大概是在一九八四年或者八五年吧，陈凡宣告退休，得以享受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晚年乐趣。曾敏之悼念陈凡诗其九云：

    自古浮生逐逝波，邯郸有梦似南柯。
    衡门修到尘心静，六字堪称隐士歌。
    （注：凡兄退隐多年，以“封笔、息交、绝游”六字自勉，有真隐士之风）

    曾敏之说陈凡“平生慧业具诗文”，此一评价，我深具同感。

                                                                       一九九九年十月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卅二】


《雷雨》·《阿当》·《耍花枪》


    悉尼话剧社的雷雨上演时，我初到贵境，躬逢其盛，转眼已是十年有多。十年间我在悉尼看过的话剧，除了《雷雨》和《阿当的故事》之外，还有《俏红娘》、《移民一族》、《双宿双栖》，等等。这几个话剧都是该社制作的。从剧目也可以看得出来，题材是多样化的。有古典，有现代，有创作（移民一族），也有改编。我爱看话剧，在香港的时候，心杂事忙，往往只能“目送芳尘”，待到移居悉尼，方始可以“旧欢重拾”——碰上华人演出的话剧，我都不会放过。上周末，我就看了一个由“现代经典话剧团”演出的《我爱耍花枪》。
    “现代经典话剧团”是悉尼最年轻的的话剧团，成立至今，未满周岁，第一部制作就是《我爱耍花枪》。和《阿当的故事》一样，都是现代城市喜剧，令人捧腹大笑。舞台上同时有三个家庭的布景，说的却是四对夫妻的故事。何以少了一个家庭布景？因为其中最“搞笑”的一对是欢喜冤家，耍花枪老是要耍到别人的家里去。其他三对夫妻，也是各自各精彩。总之“花枪”随处可耍，不论“自家”“他家”。灯光亮到哪儿就在哪儿做戏。演员十九都是来自香港，有曾在“无线”的《欢乐今宵》做过主持的廖安丽；有被誉为“香港最后一位幽默大师”的霍达昭；还有一位名气或者稍逊，但演出却是“最放”的陈丽文，也有曾在香港有过电台工作的经验。这些演员对香港移民来说，是倍感亲切的。
    城市喜剧“往往能令种种现代人的焦虑和忧郁在笑声中发泄出来，笑声带出问题而不说教”，这是一位剧评家对流星喜剧Women in Law的评语，这个评语亦可移用于《我爱耍花枪》。
    从《雷雨》、《阿当的故事》到《我爱耍花枪》，悉尼的华人话剧，其发展的轨迹，亦可说是和中国的轨迹大同小异。同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只是加上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地方特色。
                                                   


                                                                               二零零一年八月

云裔

红叶好有心~~~~~~~~~~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乙辑十四篇第十一】


    胡政之·赞善里·金庸
                     ——《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


    一九四八年春初，胡政之从上海到香港。此时国共相争的局势正起着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共手上。胡政之必须为《大公报》作出如何应变的决定了，他是为了恢复香港版《大公报》而来的。


    张、胡并称一诗一联

    《大公报》一向张、胡并称，张即被于右任盛赞为“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的张季鸾。胡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外，还善于理财。有人赠他一对楹联：“文章自古夸西蜀，事业于今胜北岩。”胡政之是四川华阳（今成都）人，成都文风素盛，如古代著名的才子司马相如和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就是成都人。上联“文章自古夸西蜀”切胡政之籍贯。按照中国赠联给名人的传统习惯，上联如果切籍贯，下联就该切姓氏。因此有人认为下联“事业于今胜北岩”的那个“北岩”应该是指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一八二三——一八八五），原名光墉，安徽绩溪人。发迹于浙江，但在其巅峰时期，主要财源却是来自西北。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与胡雪岩虽不是同代人，但也相去不远。胡政之九岁那年，因为胡登崧在安徽做官，随父入皖。至十八岁方始回四川原籍。因此这两个人不但姓氏相同，和安徽这个地方，也都有点关系。但问题在于，他们纵然有某些地方可以相比，毕竟不同“界别”。即使是一代巨贾的胡雪岩，也不能与一代报人的胡政之相提并论。
    有人认为，以胡雪岩比胡政之虽不算恰切，但却颇能道出胡政之那副“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本事。不过，胡政之的算盘是为《大公报》打的，涓滴归公；胡雪岩则只是为了自己。高阳写《红顶商人》，说胡雪岩发达之后，居室之美埒于王侯，姬妾众多，住满十三楼院。这些都是有史实可考的。胡政之身后萧条，并无积蓄留给儿孙，张季鸾也是一样。张、胡二人都是以劳力入股的，再加上一个以资金入股的吴鼎昌，就是人称“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了。
    三巨头合作之始，就有言在先，谁做官谁就得退出《大公报》。一九三五年冬，吴鼎昌接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当实业部部长，便即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一九四一年四月，《大公报》获密苏里新闻奖。五月，张、胡联名对美国公众广播，题为《自由与正义万岁！》。不幸张季鸾就在同年九月逝世。至此，《大公报》三巨头已是三去其二，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主持大局了。


    最后的辉煌

    一九四五年四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对别人而言，获此殊荣，已是如愿足矣；对胡政之而言，则是尚未甘休的。直到扶病前来香港之际，他才表白心迹，要“将香港《大公报》的复刊视为自己事业的‘最后开创’”。在胡政之领导下，协助他从事这个开创的，还有随他来港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和李宗瀛等。他们像胡政之那样，都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大公报》的人。
    为了尽快复刊，胡政之每晚亲审稿件，撰写社评，五次试刊，历时两个月，卒抵于成。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胡政之在亲笔撰写的复刊辞中表白：第一，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循环内战中，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诬蔑。”第二，也反对内战。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
    正是由于“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多少年来，人们对《大公报》的评议，纠缠不清。已故《大公报》社平委员、共产党员李纯青直到垂暮之年，方始在北京写出《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对胡政之这篇复刊词作出如下评论：“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与蒋家同归于尽，估计《大公报》也不可能在共产党的世界继续存在。因此，他选择了在‘国门边上’——香港办报，‘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走出一条出路。”
    评论见仁见智，对胡政之来说，他总算是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查良镛“听”胡政之话

    港版《大公报》复刊之后一个多月，胡政之突然病倒，医生诊断为肝硬化。胡政之返沪就医，从此卧床不起。于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寂然逝世。
    胡政之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影响却延续至今，与其纠缠于他的身后是非，不如多谈一些他的生前轶事。
    在香港这段期间，胡政之住在赞善里八号四楼，是报馆的宿舍。赞善里位于香港坚道，横街小巷，毫无特色。附近有点名气的建筑物只是一座中区警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活动空间较大，“环境”算是最好的了。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后来也在那里住过，正好也是住四楼。胡政之住的是一间单人房，卧床以外，只能容纳一张书桌。但若按“人均量”计算，他所占有的空间则较多。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四楼的“大公人”，年纪最大的是谢润身，人称老谢；年纪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他就是今日名闻天下的金庸了。老谢是经济版编辑，小查是翻译。另一位级别和老谢相当的是翻译科主任蔡锦荣。还有一位人称“何大姐”的何巧生，是翻译科的副主任，年纪比老蔡还大。在“文革”期间，和老蔡一样，几乎被打成“右派”。金庸在赞善里宿舍住的时间很短，大概只住了几个月。何大姐则住了十年有多，现还健在。这次为了写胡政之，我曾经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虽然年已九旬，对往事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入住赞善里宿舍的，当然见不到胡政之了。不过我在那个宿舍，倒是住了七年有多。对于这位我早已心仪的前辈，虽未得承教泽，亦已感同身受。
    胡政之是《大公报》的“至尊”（三巨头只剩下他了），老谢、老蔡等人则只能算是“中层”，双方相处，亲若家人。看来“等级森严”这种观念，在老“大公人”的脑袋里，似乎尚未形成。
    胡政之逝世后，查良镛写了一篇题为《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就是胡政之对小查、老谢说的。胡政之谈到美国人，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行为，决不能伟大。”查良镛写道：“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说的也是，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诊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老谢退休之后，移民美国，住在波士顿，如今已将近一百岁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乙辑十四篇第十三】




荣辱关怀见性情
         ——悼蔡锦荣




    曾经在香港《大公报》长期担任翻译主任的蔡锦荣，不幸于今年八月十六日在悉尼因肺炎逝世，享年八十有九。生老病死人所必经，何况已是高寿。但当我在香港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时，仍是不免有所感触。
    蔡锦荣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九四九年我考入香港《大公报》当翻译，正是归他领导。不过大约只有三个月光景，我就转到副刊科了。时间虽短，印象却深。他的英文“功底”深厚，译员每有疑难，他都可以随问随答，像一部活字典。他做人方面，则更具特色。他是个直性子，乐于助人，亦不怕得罪人。即使被“左派”目为顽固、落后，亦坦然置之！
    一九六七年，他离开报馆，听说是告假回澳探亲，但一去不回。有人就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就跑了。父亲在澳洲有个大农场，为何还要在这里天天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时正是“文革”期间，香港也正在展开抗暴运动的时候。
    过了整整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因老来从子，移居悉尼，方始与老蔡重逢。每个月最少见面一次，这段相聚的时间也有十六年，逐渐对他的“别来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他在澳洲的生活并非香港友人想的那样写意，恰恰相反，有超乎常人想象的困难。特别是第一个十年。农场不是他个人的，是家族的。他在农场辟地种菜，盈亏自负，亲力亲为。蔡夫人道：“我们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割菜、装车。老蔡做监工，我做煮饭婆。卖菜必须赶早，否则生意就给别人抢了。”说罢眼有泪光。老蔡却笑道：“我很幸运，最困难的时候遭遇车祸，断了两根肋骨，换来三万澳元赔偿，这才开得成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他的笑声更加令我心酸。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文革’后我曾经回过香港两次，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只敢在报馆附近徘徊，生怕给熟人碰上。”“因何？”“因为我是逃兵！”“没人当你是逃兵，‘文革’期间的过‘左’做法早已被批判了。”“即使你说我犹有余悸也好，我一想起当年那些人对我冷冷的目光，我就不禁打颤！”我不想说下去了，看来我是无法解开他的心结了。
    老蔡淡然续道：“现在我有了自置的村屋，又有养老金可拿，是大可不愁衣食了。唯一的遗憾，只是不能达成吾父赐我嘉名的期望。”
    是啊，锦荣、锦荣，重点在个“荣”字。只是两代人概念不同而已。父辈要的是“衣锦还乡”那种“荣”，子辈把人格尊严当作锦衣，倘要付出尊严，即使轻微到只是“嗟来之食”的辱，那也是“不能承受的轻”。
    跟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以蔡锦荣的条件，何必如此艰苦自困？这是否也是“老大公人”的一种情操，像张（季鸾）胡（政之）两先贤那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呢？有所得必有所失，如果过于贪“荣”，回报就很可能是“不能承受的重”了！
    是耶非耶，可惜不能起老蔡于地下而问之了。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乙辑十四篇第十四】




缘结千里  肝胆相照
                         ——记谢克


    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新加坡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人所周知，“梁羽生”是在香港“诞生”的，如果说香港是我武侠小说的老家，则新加坡可算是“第二家乡”。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的小说是在新港两地的报纸同时发表的，而且不仅限于武侠小说，大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的文史小品也以报纸专栏的形式和新加坡读者结缘。在有关报纸的编者中，我和谢克交往的时间最长，因为他既是小说版的编辑，也是文艺版的编辑，而我们的文学理念也较为接近。
    我在香港退休，移居悉尼之后，曾写了一篇回忆录一类的文字，题为《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其中一段在谈到“以文会友”的非比寻常之乐时，我说“武侠小说的读者是最热情的”，不过，“热情的读者不一定可以成为持久的朋友，我当然还有因武侠小说之‘缘’而成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编辑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当真可说得是肝胆相照。一九八七年他过香港，我与他谈古论今，一时之间，颇有纳兰容若赠顾梁汾词中所说的‘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之感”（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联合早报》副刊《别有天地》）。编者给这一分段起一标题“武侠小说缘结千里”，另加副题“良师益友肝胆相照”。题目起得真好，我要向这位如今尚未知名的编者致谢。
    在这一分段中，我提到因武侠小说结缘的一些良师益友。“良师”我已写明是谁（华罗庚、汪孝博等），“益友”则并未写明。不过新加坡文化界的朋友，看到这段文字，相信都猜得出说的必是谢克。
    不过我和谢克虽然是因武侠小说结缘，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纯文学”。而他对于文学的诚恳和热情，也真是足以令人起敬。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初访新加坡，这也是我和谢克的初次会面。“一见如故”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他给我补了一课——有关新加坡文艺的一课。说来惭愧，我虽然是新加坡报纸的“资深”作者，但对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却是所知甚少。是谢克给我补了这个缺陷，他给我带来了《新加坡华文文艺作品选集》（孟毅编）、《新加坡文艺》（季刊，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他著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等书刊。他给我补的这一课还真“管用”呢。两天后，我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之邀，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作《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专题讲演，“专题”之外，也谈到了我对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感想。对这个临时附加的问题，我还不至于言之无物，这都有赖于谢克给我补课之功。
    在那次和谢克的初会中，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对“新人”的热情和爱护。他为我介绍新加坡多项文艺评奖的情况，并特别提到尤今。因为当时他和尤今都在《南洋商报》工作，而尤今正是商报安排她来采访我的记者。《新加坡文艺创刊号》有一篇谢克写的文章，题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其中有云：“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最大的收获是新的写作人的大批涌现。这批文艺新兵，为我们暮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我们的文艺园地，开满了灿烂的文艺花朵。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底，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有深度。”谢克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六年，当时还是“作品不多”的“新兵”尤今，如今已经成为整个华文世界的畅销作家了，足证谢克“法眼”无差。而尤今为我写的那篇访问记《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也经常给武侠小说的研究者所引用。
    一九七六年的新加坡之行，不但让我“正式”“认识”了谢克，并且也从别人的口中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有“文坛老园丁”之称，除了编文艺副刊、积极培养新苗之外，对有利于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活动，他也是不遗余力。多方面才能，能写能编，任劳任怨。他的一位《南洋商报》的老同事说他是“编文织艺不知倦”（这是一篇访问记的题目，作者吴启基。刊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六日《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说得真好，我深有同感。记得又一次我和他谈起鲁迅的杂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说：“你的不求名利，只爱文艺，在某些人眼中，可能正是傻子呢。”他笑而不答。我徐徐补上一句：“不过，这个世界也正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傻子呢。”
    我的这个看法其实是过于悲观的。懂得欣赏傻子的人绝对不止于我们想象的零丁小数。在这新千禧年（二零零零年）的开始，谢克获得新加坡文艺协会推选为“亚细安文学奖”得主，就是明证。因此，我虽然早已“金盆洗手”、“闭门封刀”，也禁不住要为他献上贺词了。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悉尼

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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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煎茶

楼主辛苦了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卅四】


不拘规格的名联




    《中国对联大辞典》（一九九一年出版）中收有孙中山写的一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周策纵教授说：“过去党人成千上万的文献，恐怕没有一件拥有这副对联那么多的读者和观众。”孙中山逝世后，全国所有机关、学校逢星期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在总理遗像两旁，悬挂的就是这副对联。有人以为这是《总理遗嘱》中的句子，其实只说对一半。《遗嘱》中有一句“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但并无“同志仍须努力”。吴稚晖把此联改成“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须努力。”周策纵评为“大幽默家的杰作”。
    此联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对联的上联一般以仄声字结尾，下联一般以平声字结尾，此联则反是。可说是打破了陈规。
    由于“约定俗成”，有些学联的人以为只有“仄起平收”一种格式，甚至认为根本就未曾有过以仄声字结尾的对联。其实例子虽然非常少，但还是有的。且再举两个堪称名联的例子来看看吧。
    第一个是杭州西湖仙乐酒店联：


    翘首仰仙踪，白也仙，林也仙，苏也仙，我今买醉湖山里，非仙亦仙；
    及时行乐地，春亦乐，夏亦乐，秋亦乐，冬天寻诗风雪中，不乐亦乐。


    “白”指白居易，“林”指林和靖，“苏”指苏东坡，都是和西湖有关系的名人。“白”、“林”、“苏”、“我”并列，作者、读者都飘飘欲仙了。六嵌“仙”、“乐”二字，具见才情。
    江苏泰州光孝寺联：


    三世诸佛，无非戒生定，定生慧，磨炼到皓月场中，直入下如来宝藏；
    六道众生，皆因贪生嗔，嗔生痴，漂流于黑风队里，何时见妙明真性？


    “戒定慧”是修习禅定的法门，“贪嗔痴”是“无明”的造因，以“诸佛”与“众生”的业报作对比，是阐释佛理的名联。
    说到不拘规格，在诗联中，甚至有连平仄都不对的呢。崔颢《黄鹤楼》诗的“颔联”（律诗中第三四两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颔联是必须用对仗的，“黄鹤”对“白云”可以，“一去”和“千载”只能说是“半对”，“不复返”和“空悠悠”就全不对了。但崔颢此诗，却能令青莲（李白）搁笔呢！有谁敢否定它是诗中极品？
    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也有好些地方并非严守格律，因有阮元擅改孙联，点金成铁的故事，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论诗，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见第四十八回“香菱学做律诗，向黛玉求教事”）。律诗是对联的一个源头，曹雪芹此论，亦可用于对联。不过当然要有一定根底，这才可以无招胜有招。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卅一】




走近黄惟群——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与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够写一篇推介文字。那时（一九九五年）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字，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画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的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他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妞，也有韩珍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自选集》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是他所凭借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点“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谈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就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是“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滩大亨，他曾经帮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父亲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大亨。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个烛台，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跟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在那时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烛台，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亦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锺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管锥编》第一册，一七一页，中华书局出版）。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从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中，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锺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段往事、一个记忆中的人和一条梦里赶不去的路，全都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自选集，除了小说、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警，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俱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进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二零零四年五月

红叶令主

【本文收录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甲辑十之九】




    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
                  ——在浸会大学的专题演讲


    开场白


    说老实话，浸会大学请我来讲武侠小说，我本来不敢应邀的，因为我在一九八三年就已“封刀”，武侠小说那是早已放下的了。一九八七年移民澳洲之后，更是连兴趣都已差不多转移到别的文学领域了。如何还敢“接招”？但邝教授和我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他这一说，倒真的打动我了。我如今快八十岁了，老人记远不记近，说说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我大概还可凑合。


    释题


    “早期”的界定为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新派武侠小说”，这是当时公众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亦大都沿用这个名称了。这段时期我认为是“探索期”，一方面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一方面又在追求自我突破，打破“定型”，而以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在这一年，我完成了《白发魔女传》，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大约十分之八）。


    白头宫女说玄宗


    套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新派武侠小说真是其兴也速，一开始上市（见报），就有颇不寻常的走势。一九五八年更是它的第一个高峰。辛弃疾词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句出他六十五岁那年所写的《永遇乐》。辛弃疾生长于北方的沦陷区，二十三岁始归南宋，成为他生命中重大的转捩点（后来做了浙东安抚使这样的大官）。一九五八年至今（二零零一年）也正好是四十三年，那一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连载了大约两年光景（总共是连载约两年半），正在踏入突破早期（模式）的阶段，极受读者欢迎。我在那年完成《白发魔女传》，反应似亦不差。不过我可不敢比辛弃疾，要比也只能比作“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好，现在就让我这个有份参与的“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


    吴陈比武


    一九五四年一月，香港发生吴（公仪）、陈（克夫）比武之事，两位拳师从报上骂战到擂台比武，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告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是个“静态社会”，难得有这样充满刺激性的新闻，因此纵然比武告终，也还是个热门话题。罗孚遂“忽发奇想”，立刻把我找来，要我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于是这一场不到五分钟的比武，竟“连累”我写了三十年的武侠小说。罗孚后来有一篇文章提及此事，说“这一拳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看目前武侠小说的“走势”，最少恐怕还有十年以上的“天下”吧。那么这一拳的影响所及，就不只五十年了。
    但对于罗孚的“点将”，最初我是颇有顾虑的。
    一，由于所受教育（家庭，学校及因特殊机缘而得受业的老师）的影响，我认为写武侠小说即使成功，也不是“正途”出身。（想不到三十年后，我却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辩护士，并因此曾在海峡两岸成为新闻人物，命运真会开玩笑！）
    二，出于在报馆地位的考虑。当时我是《大公报》社评委员兼《新晚报》副刊编辑，另外还写两个颇受欢迎的专栏。改写武侠小说，不无“委屈”之感，但最后我还是被罗孚说服了。


    《龙虎斗京华》面世


    吴、陈十七号比武，《新晚报》十九号登出预告，二十号我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报上连载了。由于匆匆上马，说真的，当时只是想好这个篇名，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都还茫无头绪。只好来个“楔子”，拖它几天。“开篇词”调寄《踏莎行》，其中有一句“卅年心事凭谁诉”，不料竟成词谶。
    拖了五天，得出初步构思。我把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这是历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运动。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逼出来的，此一“动乱”，固然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但其表现方式则为盲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极端排外）与愚昧（乱七八糟的迷信）。义和团内部亦分成三派，内斗甚烈。较有理性者大都属于并不拉帮结派这一类“独行侠”，为数少之又少。小说女主角柳梦蝶的父亲和情郎就都是被以慈禧为靠山的“保清派”害死的。我要写的是历史的悲剧，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中，纵有真知灼见的英雄，亦只能是“枉抛心力”而已。
    但这样“新”的题材，读者会接受么？报馆有的同事都曾为我担惊：“你写义和团，不怕吓走读者？你的‘新’，在别人心目中可能是当作洪水猛兽呢？”我则以一贯的书生气作答：“题材本身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于你怎样写？你觉得对，你就写，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话是这样说，读者能否接受，我亦殊无把握。想得到的只是从三十年代说到五十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旧瓶装新酒。在形式方面，我尽量采用旧式章回小说写法，用回目，讲对仗，求典雅，用诗词作开篇；至于我完全不懂的江湖术语，武功招式，等等，则只能从前辈作家的著作“偷师”了。我曾在这方面闹出笑话，这倒启发了我的灵感，若要藏拙，须创新招，因此其后我遂改“写实”为“写意”。


    出乎意外地流行


    没想到我这个毫无准备便即登场的处女作，竟然立即就成为流行小说，令人感意外的消息频频传来。试举几例：
    一，报纸的销量增加了（行话叫“起纸”），当年《新晚报》的竞争对手是《星岛晚报》，《星晚》领先（可能高达六四之比）。《龙虎斗京华》刊出后，差距逐渐缩短。以前是有“大新闻”才起纸的，如今则小说打到紧张的时候，也会起纸的了。这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武侠小说逐渐成为城中的话题了。以前是只有“连续性的新闻”才可以有话题的，如今则不但在公共场所（如茶楼、巴士）听得有人谈武侠小说，文化圈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在谈了。我的老友舒巷成有一次就忍不住好奇，用话试探，想要“撞”出我的“秘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许多朋友都想知道《新晚报》的武侠小说作者是谁（见舒巷成《犹是书生此羽生》一文）。
    三，在小说结集出版之前，粗制滥造的盗印本已充斥市面。
    四，外地的中文报纸也出现了争相转载的现象。首先是泰国，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缅甸、菲律宾。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则大约是在一年之后，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版权的（最先那家《民报》，销量有限，但却是颇有影响力的“小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两家大报则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后，取得和港报同步刊载的版权才开始连载的。那时《龙虎斗京华》早已结束，连载的是我别的作品了）。
    五，最先在香港吹起了“武侠风”。
    （一）许多“大报”增加了武侠小说。
    （二）武侠小说作家更是人才辈出，最有贡献的当然是今日名满天下的金庸。我在上面说的那些现象，到了金庸登场，那更加愈演愈烈了。


    金庸登场


    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是根据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来写的，说乾隆皇帝其实是海宁陈家的后人，一出生就被换入宫中。后来陈氏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小说中作为乾隆皇帝对立面的红花会首领陈家洛了，戏剧性很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对他家乡的传说自是耳熟能详，因此他是一开始就有缜密的构思的。这当然是要比《龙虎斗京华》登场时，题材都还没想好强得多了。
    《书剑恩仇录》也是采用就是章回体的写法，用回合，正文之前有诗词，作为“开篇词”的好像是辛弃疾的那首以“绿树听鹈鴂”起头的《贺新郎》。这首词的后半阙“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慨当以慷，沉郁苍凉，王国维评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是辛弃疾的名篇。
    《书剑恩仇录》是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差不多两年，是《龙虎斗京华》加《草莽龙蛇传》的一倍。当然也取得了比《龙虎斗京华》更大的成功。


    上下求索


    我在《草莽龙蛇传》之后写的又是一部较短的小说，名为《塞外奇侠传》。由于我对《龙虎斗京华》不满意，想作多方面的尝试，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颂他们女英雄飞红巾的民歌。飞红巾爱上一个流浪草原的歌者，不料这歌者后来变成叛族的罪人，她强抑悲伤，手刃情郎，祭奠亡父。我把这个情节作为“序曲”处理，大部分篇幅则用来描写汉族英雄后来成为天山剑客的杨云骢，把主要矛盾转变成飞红巾、纳兰明慧（满洲贵族）和杨云骢的三角恋情。并尝试用新文艺手法，不用回目诗为新式标题。这部小说前几年曾被新加坡编成电视，看来它的艺术生命似乎比《龙虎斗京华》更长。
    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我的《塞外奇侠传》尚未结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大约也只写到一半多点），又再作一个新的尝试，这本书是模拟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小说甚至运用佛洛依德有关潜意识的心理学说，来为书中一个人物桂仲明解梦。运用得不够自然，但也说明了当时“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
    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接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如西方电影的手法；有些地方则似乎还可以看做是早期意识流的手法（至《射雕英雄传》时更成熟）。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我认为在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其时金庸的《碧血剑》已经完成，《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三分之一，我写完了《七剑下天山》，开始写《白发魔女传》）已经奠基。


    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


    一，从旧到新的演变。此处的“新”、“旧”，专指武侠小说而言。从这一时期的梁、金小说，已可略窥其演变过程。更具体地说即是既有继承，亦有拓展。例如上面说过的：
    （一）招式从写实到写意。
    （二）同门师兄妹的三角关系，从白羽到梁羽生，再到金庸都有不同的表现手法，我个人觉得以金庸写得最好。
    二，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三，重视中国传统，亦向西方取经。
    四，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
    五，比较讲究章法及节奏。
    六，“侠”的提升。


    因何在香港勃兴


    新派武侠小说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那自是因为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新的魅力。但何以它在香港兴起呢？依我看，这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加上机遇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内地已经不再出版武侠小说。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新的武侠小说突然在《新晚报》出现，这可真的是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了。
    从内地来的“新移民”，一九四九年后数量大增，很快就超过了“原居民”了（但这也并不排除新旧移民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内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香港本地的“广派武侠小说”质量不高，缺乏了源头活水，更难免令人日久生厌；至于那些新移民呢，他们熟悉的是“北派武侠小说”，对“广派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这个对香港社会结构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在于对历史的因素重视不足，对读者的思想情况也估计失准。而且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一点——武侠小说的本质是可以超越政治的。
    后来据报馆的调查采访所得，有许多新移民就因为要看武侠小说才买《新晚报》，因为他们觉得小说的写法很像他们熟悉的“北派小说”。这也难怪，我这个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的影响的。
    一九八八年初，我的作品获得台湾当局“解禁”之时，台北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为例”，与会者提出一个“文学断层”的观点，意思是台湾和大陆有三四十年的文学断层，必须设法补救。他们认为过去国民党政府把梁羽生和大陆作家等同处理，因此如今对梁羽生的作品“解禁”，也等于是接上了一块文学断层（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的《中央日报》首先刊出我的《还剑奇情录》，颇获好评）。我觉得一九五四年的香港，虽然并没和祖国分开，但在武侠文学方面，却的确是存有断层的。我写《龙虎斗京华》，就是想要接上那一小块断层。看到新派武侠小说如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我想或许这也算得是一种“文化断层”的“互联”吧。不过对我而言，则还要加上“回馈”二字。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


    特点与模式相连，特点是内容方面比较属于本质的东西，模式是某些近于固定的表现手法：
    一，章回小说的脱胎换骨。
    二，故事的“时”、“地”、“人”方面。
    （一）时间大都选择：
    1、外敌入侵。
    2、民族矛盾深化。
    3、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用当时“新史学术语”，即“阶级矛盾激化”。
    （二）地点经常选择：
    1、边疆地区。
    2、北京与江南。
    （三）人物方面：侠士、美人的结合。侠士大都是有抱负的，甚至有使命感的，“艺高”之外还要“德高”；美人则是纯真兼痴情。
    三，爱情的矛盾往往采用“双方分处敌对阵营或出身背景差异极大”。


    新派武侠小说的自我突破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越来越深入地着重于人性的刻画（如郭靖、杨康、梅超风，尤其是后者的“邪中有正”），着重于表现历史人物的真实（如成吉思汗），这就突破了善恶分明、大侠的“道德形象”等模式。对于金庸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许多“金学家”已有鸿文发表，我只是第一个知道金庸有写武侠小说之才的人，但并非“金学专家”，在此就不多说了。
    《白发魔女传》在卓一航与练霓裳之恋中，也是突破了上述的“侠士模式”与“爱情模式”的。
    台湾作家陈晓林在“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虽然我在写武侠小说时，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都不懂，但他这段话说得的确很有见地。“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特色是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也就是不再以固定的概念形态来诠释现实。例如，以前我们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每个人都是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正统的教科书中了解历史。但除了这些之外，生命还有无穷多层面……另外，他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梁羽生的著作若是串联起来，即形成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欲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白发魔女”是“女强盗头子”，可说亦属于“草野侠义”一类。陈晓林对梁羽生的了解比我更深，我在对自己的作品作“分期”的界定时，可说部分是得到了陈晓林的启发。我只想“加多一点”说，如果以《白发魔女传》作为“反正统”的标志，则这个“反正统”不单是反《二十四史》之类的正统，也反“左派”、“早期模式”的“正统”。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香港

红叶令主

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在广西师范大学的专题演讲
【本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甲辑十篇第十。】


    这次来到贵校，特别高兴。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是的的确确这样。因为从“时、地、人”这三个因素来说，都有特别值得令我高兴的事。
    时：过两天就是中秋了，据天文台报道，今年的中秋正是月球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月亮最圆。月是故乡明，我们将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团圆佳节。
    地：广义来说，桂林是我的故乡，我的青春岁月是在桂林度过的。我有一部以桂林作背景的小说叫《广陵剑》，一开始写的就是独秀峰：独秀峰“像一枝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巨匠挥毫：笔锋凿奇石，洒墨化飞泉。”你们的校本部就在独秀峰下，撑天铁笔，形容知识分子风骨棱棱；洒墨飞泉，象征文化的乳露。我的文笔不好，不过我可以带你们看看一副脍炙人口，特别为广西人传诵的对联。不远，就在这里看得见的七星岩上，岩上有马君武先生的题联：

    城东佳境，常绕梦魂，叹半世飘零，遂与名山成久别。
    岭表旧都，屡经离乱，望故乡英俊，共筹长策致升平。

    这也好像我的心声。抗战时代在桂林读中学，每逢跑警报必到七星岩。这么多年现在才回到来，已经将近一个甲子。我们这些屡经离乱从海外归来的游子，最大希望就是祖国能够进入太平盛世，这个愿望就要靠你们来完成了。
    人：这个因素，就从写这副对联的马君武谈起吧。中国教育界有“北蔡南马”之称，“北蔡”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马”就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他做广西大学的校长时，据说不论哪科教授缺席，他都可以代课。因为他曾经在日本京都大学学应用化学（一九〇三年），后来又在德国柏林工业学院学冶金（一九〇七年），获得工科博士衔，同时他又是著名诗人。另一位可与马君武比肩的是杨东莼。杨东莼是以前广西师专的校长，我的哥哥是他的学生。他留学法国，译有《费尔巴哈论》，著有《中国文化史大纲》，抗战期间曾任香港《大公报》顾问。还有一位和我们都有关系的，五十年代中期曾任贵校中文系主任的林焕平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他是香港的南方学院院长，兼任《文汇报》社评委员，我当时是《大公报》社评委员，一九五一年他请我兼任南方学院的讲师。你们现在的校长梁宏先生，是化学博士，据说他很喜欢看武侠小说。说来凑巧，我也曾念化学。不过只念了一年，就因为不会做实验而放弃了。好在我曾经念过化学，后来是用得上的。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
    从马君武、杨东莼，到林焕平、梁宏，他们都是一专多能的博雅之士，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通识教育”了。通识教育，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又称“博雅教育”，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的。外国大学文科，就叫做“Liberal Arts”。我以前在那里念过书的岭南大学，几十年前已经在推行博雅教育了。其实通识教育不是洋东西，是中国文化很长远的根。孔门弟子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通识。这和岭南大学早就提倡的“综合教育”，即把“德”、“智”、“体”、“美”、“群”综合在一起的博雅教育，其性质正是一样的。
    四书之一《大学》（《礼记》篇名），开宗明义，即说明什么叫做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成为南宋以后理学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
    朱熹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不是指年龄，是说养成伟大人格之学。
    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礼”，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校训是“止于至善”，这都说明了大学的宗旨。程颐注：“亲者，新也。新民，使人除去旧习，日新又新，进步不已。”做学问之道，就在跟着时代与时并进，日新又新，追求臻境，到达最高境界。论语也有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文”，即经典文籍；“约”，指约束。孔子说：有道德学问的人，先要读圣贤的文典，建立基本功，再用礼来约束自己的一切，遵守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这样就不至离经叛道了。
    不论东西方，博雅教育都包括了人格和知识两方面。一个君子完人，是要具备道德、人格的完善，以及知识广博两方面的。这和武侠小说有没有关系呢？有，武侠的“侠”，就是道德方面的。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赞成“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以“侠”为主，即道德方面。尽管大家对“侠”的解释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是互相补充的。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这里不详细解释，现在单谈知识方面。
    武侠小说的特点是知识面越广越好。知识，包括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上的知识。《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也。我今天只讲书本上的知识。
    一，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对联。我最初写武侠小说时用回目，用诗词开篇，就是抓住南来香港人的怀念旧小说的特点，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二，地理：武侠小说内容涉及的地域较广。写爱情小说，从头到尾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例如曹禺的《雷雨》，就是二十四小时里在周家发生的。但是武侠小说不可能这样，因为侠士们到处游历，“闯荡江湖”。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地理知识，譬如桂林七星岩和广东七星岩就不同。同样是石林，桂林的石林和云南的石林就不同。我的《广陵剑》——听说就要拍成电视片集了——里面有很多关于桂林的描写，所以必须清楚其中的地理特点。至少在桂林人看来，还是很实在的。到过桂林的人，就容易有共鸣，未到过的，就可能产生了向往。
    三，历史：至于历史知识，也跟地理一样。写别的小说，可能不需要知道历史，只发生在某段时空就可以了。但武侠小说最好结合历史，似假还真，更加吸引人。尤其是典型的武侠小说，因为写的是古代人物，所以最好能结合历史。我在《七剑下天山》里面就加上一些历史人物，但是也不能像历史教科书那样写。历史元素也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真实，是历史上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件，一些重大的事件，不可生安白造。例如《萍踪侠影录》里的“土木堡之变”。历史事件不可以改变。另一种是历史上没有的，但很可能发生，就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写上去，称为“艺术的真实”，英文叫做“Higher Reality”。我的武侠小说的主角一定是虚构的，我将江湖融入朝廷，但以不歪曲史实为原则。例如《萍踪侠影录》里于谦和张丹枫的关系，于谦是历史人物，张丹枫是虚构的，他们的结交、张丹枫的出谋献策，不会改变“土木堡之变”的历史事实。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我认为有些艺术塑造是可以的。例如京剧里孔明、周瑜的扮相，孔明是挂胡子老生，周瑜是帅哥小生，这也是跟事实不符（周瑜比孔明年纪大），但这正是刻画他们当时的心态和性格（孔明老成持重，周瑜则一向表现为少年气盛，在赤壁之战时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艺术手法。
    四，宗教：写武侠小说常常涉及宗教，尤其佛教，也需要懂些。武侠小说里十本有八本是写到和尚的，假如你写的和尚只懂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那么你的这个和尚未免太没味道了。所以至少要知道一些佛学，才有深刻的描写。
    五，心理学：小说里有很多心理描写。譬如写到一些性格异常，行为怪异的人，就最好懂一点心理学。《七剑下天山》里有个桂仲明，他怀疑自己杀了父亲，他做了个梦，我就是用潜意识来解释的。我写小说时中国很流行讲潜意识（Sub-conscious mind），人的潜意识像冰山一样，十分之九是潜在水底的。潜意识就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东西，梦的化装就是潜意识。佛洛依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 pretation of Dreams）就很详细说明潜意识。在写人物心理时，最好也懂得一点心理学。
    六，民俗学和四裔学：如果具备一些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变革等知识，可使作品有趣得多。例如我就不只一次写到“叼羊”、“赛马”和“姑娘追”这些回疆民俗。
    七，化学：说到我所学过的化学，和写小说有没有关系呢？我只读了一年化学就转到经济系了，因为我不懂做实验，一到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就一定失败了。但是我的小说就运用了一点化学知识。《冰川天女传》写到吕四娘、唐晓澜和金世遗到了天山之顶，写着“人天绝境”处，他们手挽着手，合三人之力，也只能再进一步，因为空气稀薄，再走就缺氧了。就凭这一点化学知识，我只能把他们的内功作合理的夸张，而不能把他们写成超人。《云海玉弓缘》提到蛇岛火山爆发的一段，金世遗利用石棉逃过大难。石棉是一种天然纤维状的硅质矿物的泛称，细长弯曲，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建材防火板和硅酸盐类矿物纤维，也是唯一的天然矿物纤维，它具有良好的抗拉强度和良好的隔热性与防腐蚀性，不易燃烧，故被广泛应用。这也是把一点化学知识写进小说，既有趣味，又不失真实。
    除了知识方面的应用外，写武侠小说还和化学有更高层次的关系。例如有媒体知道我要回广西，就曾来访问我，其中有一位女记者问我：你怎样定义江湖？江湖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凡是抽象的东西，就很难解释。比如爱情，就各有不同说法：
    元好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纳兰容若：“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这是各有说法的，甚至有“不求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流行讲法，这是说明抽象的东西，很难定义。那位记者问到江湖，我当时也没想到怎样解释。
    《龙虎斗京华》里有“江湖儿女缘多误”，《七剑下天山》有“已惯江湖作浪游”，英文把江湖翻译成“The River and The Lake”。有人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是江湖”。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俏皮，但是好像没有说到江湖的本质。而英文虽然只翻译了实境，但却似乎触及了一点江湖的本质。我认为江湖必须是动态的，我来讲讲我的解释。在一般武侠小说里，经常提到“闯荡江湖”、“江湖凶险”、“重出江湖”等。就拿“重出江湖”来说吧！重出江湖，就是说原来不在江湖了。重出江湖以前的地方就不是江湖 了，否则不能说重出。那么请问重出之前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人群呢？所以有人群的地方就是江湖的意思不是很周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根据王度庐同名小说改编），女主角玉娇龙是九门提督的女儿，她跟大盗罗小虎闯荡江湖去了。那她以前住的地方就不是江湖了，提督府里有很多人钩心斗角，那是不是江湖呢？
    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里俞剑平退隐江湖后重出江湖，未重出之前的村庄，人群很多，算不算江湖呢？同样道理，金庸《碧血剑》里有个阿九，是公主身份，后来跟袁承志去行走江湖；在我的小说里也写过，后来变成独臂神尼，那么皇宫人群很多，尔虞我诈，是不是江湖呢？又譬如桃花源里也有很多人，但是与世隔绝，不闻有汉，无论魏晋，那桃花源又算不算江湖呢？云南女儿国，生活在母系社会，自得其乐，宁静和平，纵有人群也不能称为江湖吧！桃花源、女儿国纵有争执，那也是茶杯里的风波。当然，当它和外间有了接触后，也可能变成江湖。是不是江湖，怎么来判定呢？那就要用化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来鉴定了。
    在我未为江湖下定义之前，我想谈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面有写到江湖，而且有静态和动态的。
    静态：“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动态：“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结尾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里有动态江湖和静态江湖，而且江湖和庙堂是两个世界了。这是儒家的江湖，但却触及江湖的本质了。我认为有风波的地方才是江湖，而且这风波不是茶杯里的风波。若用较具哲理的话来说，亦即“江湖者，众生扰攘的俗世也”。
    要解释江湖，可用化学的定性分析来说明。是不是江湖，要从它的本质来决定。定性分析是用来决定东西的性质的。比如拿几件东西来分析，这是灵芝，那是蘑菇，这是定性分析。再拿几种灵芝来分析，这是赤芝，那是云芝；这种孢子含量低，那种孢子含量高，这是定量分析。再拿围棋来说明，你下一步棋，可以用数学计算，可胜多少目。像满地钞票，先捡千元后捡百元再捡十元，这是量的计算。但是有时下某一着，尽管占的目数多，但从全局来说未必有利，这种关系着全局胜负的地方，叫做急所。必须先占急所，下哪一步，这就要用定性分析了。
    江湖也是这样，指的是它的本质。分析它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就是用定性分析决定那地方是否是江湖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关系密切的。我想起一段谈禅的“机锋”：“老僧三十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三十年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但愿再过三十年，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数学是科学之母，哲学是社会科学之母。通识讲的也是跨科目的研究。文科理科，关系密切。我想用几分钟和各位玩个开立方游戏，补充说明一下。
   （注：根据相关报道，此时梁羽生请在场千多位观众从一至九十九随便选一个数字，用手机算出其立方，再把数字告诉他，他即可说出这组数字的立方根是什么。前后一共五位同学举手，他不出三秒便将答案准确说出）
    为什么只用几秒钟就可以开立方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立方和立方根的关系是有特点的：从一到九十九，各有对应的数字。这样你就可以轻易地断定最后一个数字。抓住这个特点，跟着练成必须的基本功，即背熟一至九的立方。这样你就可以断定第一个数字了。
    新派武侠小说从《龙虎斗京华》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在中国武侠小说史的评论上，大都指出了它在文化层面上的特色：
    一，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
    二，对旧文学的继承和拓展；
    三，对西方文学的借鉴进而至东西方文化融合；
    四，“侠”的提升；
    五，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马君武、杨东莼、林焕平以及你们的校长梁宏博士，都是博学多才的好例子，亦在通识做出了好榜样。你们有这样优良的传统，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博雅之士，为家乡的建设、为祖国的腾飞做出伟大贡献，就像我所描写的独秀峰那样，像一只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六日

红叶令主

[blockquote]无拘界处觅诗魂

【本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廿九。】


                             一[/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     在我的朋友中，舒巷城是文学领域的多面手，能诗能文能写小说，样样出色当行。我和他认识接近半个世纪，大家都已过了古稀之年了。
[blockquote][/blockquote]     人到暮年，害怕的往往不是自身的死亡，而是朋友的“大去”。走一个，少一个，眼看着老朋友好像秋天的树叶，一片片随风而逝，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朋友已经要讲缘分，何况不是普通朋友，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字知交”。龚定庵诗：“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说的就是这种缘分。巷城如今先我而去，忝属文字知交，虽然我的诗才远不及他，这篇文章也是不能不写的了。
[blockquote][/blockquote]     舒巷城原名王深泉，王深泉有许多笔名，如秦西宁、邱江海、舒文朗、方维等等，但都不及舒巷城的“名头”响亮。我和王深泉开始认识的时候（一九五二），王深泉用的笔名是秦西宁，舒巷城则未“出世”。我和秦西宁也是好朋友，但不及“后来者”舒巷城的交情之深。
[blockquote][/blockquote]

                                 二

[blockquote][/blockquote]     五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新晚报》编副刊，秦西宁是在副刊上写短篇小说的作者。副刊名叫《天方夜谈》，短篇小说统称《都市场景》。顾名思义，可知他写的是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生活，是属于香港这一片“乡土”的。
[blockquote][/blockquote]     秦西宁的小说看似朴实无华，但却正如一个无须借助脂粉的美人，荆钗布裙，已是令人惊艳。也看得出他对新旧文学都有相当造诣，否则不可能写得那样简练和优美，在文字技巧上已经可以说得是挥洒自如。不过我虽然欣赏他的小说，但对香港这片“乡土”，我的所知和他的级数相差太远，要谈，只有他说我听的份儿。因此在我们之间能够作为“双向交流”的话题，就只能是彼此都有兴趣的诗词了。但也还要等到舒巷城“出现”之后，我才知道，他对诗词不仅“懂得”，且是“会家”。而我和王深泉的友谊也才突破“彼此欣赏”的层次，达到更进一层的“知心”。
[blockquote][/blockquote]     舒巷城是以新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英合璧的抒情诗，成为香港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不过我们的“诗词论交”，却是从他送给我的一首旧体诗开始的。那是他为《萍踪侠影录》作的“题赠”：
[blockquote][/blockquote]

     裂笛穿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
[blockquote][/blockquote]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blockquote][/blockquote]

     “裂笛穿云”句出我少年时代写的一首词。《萍踪侠影录》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也曾给我带来一些虚誉，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梁羽生大概可算是已经“成名”的。“风霜未改”“犹是书生”云云，则是舒巷城眼中的梁羽生。好一句“犹是书生此羽生”，令我不禁大呼：“知我者，巷城也！”同时也令我明白，我和巷城，不只是诗词的同好，还有一样我们都有的“书生”本色。也正是这个“书生本色”，维持了我们五十年不变的友谊。
[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blockquote]                                  三

[blockquote][/blockquote]     “诗人舒巷城”，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诗人只是属于新诗的，少数读者才知道他也擅长写旧体诗。原因除了数量的多寡不能相比之外，作者本人的“低调”也影响了他的诗名。舒巷城似乎从来没有在传媒上谈过自己的旧体诗，即使是用其他笔名，也只是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个专栏谈过一些。
[blockquote][/blockquote]     专栏名“无拘界”，笔名尤加多，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商报》副刊《谈风》这版“开档”，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四日结束（结束前专栏名称似曾改变，但性质不变）。
[blockquote][/blockquote]     专栏很特别，内容也很有特色。每篇不到五百字，但在这个小框框内，题材却是非常广泛。新诗旧诗、话剧打戏、西乐中乐、打波唱曲、红楼水浒、李白杜甫、莎氏乐府，进而至耳闻的巷议街谈，目睹的社会怪状……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谈自己也谈别人，破了舒巷城的禁忌。龚定庵诗：“不拘一格降人才”，“无拘界”则是“不拘一格降题材”。能够不拘一格就好。
[blockquote][/blockquote]     “无拘”还有一重意思，那就是“无拘束”。晏几道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小晏是名相之子，恐怕也只有到了梦中，才能享受到无须自律（拘束、检点）的乐趣。我和巷城都很喜欢这两句词，至于巷城是否也有小晏那种“自我解放”的欲求，是不能起巷城于地下而问之了。
[blockquote][/blockquote]     舒巷城很少写政治诗，但“很少”不等于没有。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见报的“无拘界”就有讽骂“四人帮”的旧体诗，骂姚文元那首，铸词炼句，对仗工稳，功力俱见：
[blockquote][/blockquote]

     一自此猪成怪后，妖风阵阵压人来。
[blockquote][/blockquote]     教条乱贴唯心动，帽子纷飞任意裁。
[blockquote][/blockquote]     艺苑横刀强夺理，文坛舞剑快成灾。
[blockquote][/blockquote]     屠猪可有英雄在，那日春归百世开？

[blockquote][/blockquote]     骂江青那首也甚精彩：

[blockquote][/blockquote]     毒蛇吐雾上仙山，欲采灵芝带药还。
[blockquote][/blockquote]     揭破画皮爬不得，嗟嗟寒月一江残。

[blockquote][/blockquote]     他还写过风格完全两样的打油词，与“家国”无关，纯属“私人”事体。例如下面两首“戏赠老友”的打油词，调寄《西江月》：

[blockquote][/blockquote]     惜墨如金才子，抛开妙笔行街。
[blockquote][/blockquote]     灵思神剑暂时埋，张张原稿变坏！
[blockquote][/blockquote]     不是从前风月，电炉何用烧柴？
[blockquote][/blockquote]     闲愁“懒化”可安排，碎了诗情万块！
[blockquote][/blockquote]

     又：
[blockquote][/blockquote]

     近来脑中多事，常忘着袜穿鞋。
[blockquote][/blockquote]     如何抽步上天街？应放腰围皮带。
[blockquote][/blockquote]     岁月如风飘过，何妨享受抒怀。
[blockquote][/blockquote]     红尘远胜食长斋，莫笑斯人姓赖！
[blockquote][/blockquote]     （见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的“无拘界”，题目就叫《懒化》）
[blockquote][/blockquote]

     这两首词读来令人发噱，但亦可见作者性情。
[blockquote][/blockquote]     当然也还有功力深厚，气韵生动的“雅词”。例如下面这首《读辛弃疾词》，调寄《如梦令》：
[blockquote][/blockquote]

     一夜花开枝灿，雪柳莺声如幻。
[blockquote][/blockquote]     众里去寻他，百转壶光耀眼。
[blockquote][/blockquote]     无限，无限，何似稼轩绚烂？
[blockquote][/blockquote]     （选自三联书店出版的《舒巷城卷》旧体诗词部分&#8226;三&#8226;二页）
[blockquote][/blockquote]

     辛弃疾有咏元夕的《青玉案》词，脍炙人口。舒巷城取其词意，作读后感，别开生面。是可谓善读辛词者矣。
[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blockquote]                                  四

     舒巷城的新诗评论者甚多，无须我再饶舌。我只想补充一点，在他的“新诗”之中，往往也能咀嚼出“旧诗”的味道。如《雨伞》中：“啊，你撑起满天银雨，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前。”“在谁家沉睡的门外，雨伞，你在雨夜中绽开，如一朵水中的睡莲。”意象之美，令你一下子就会明白什么是“诗境”。就以诗中的莲花为例，我们再看舒巷城写的两句旧体诗，那是咏羽毛球比赛的：“铿然一瓣莲花去，如雪飘飘眼底明。”“新诗”中那朵睡莲是雨伞，“旧诗”中这瓣莲花是羽毛球。前者是从动态中显出静态（撑起满天银雨是动态，水中睡莲是静态）；后者是由静态突变成动态（本是静态的莲花，加上“铿然”二字，立即就变成“运动中”的羽毛球了）。同样奇特的比喻，加上同中有异的构思，同样能将读者领入诗境。可知重要的不在于形式的新旧，而在于“诗心”的有无。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于悉尼

金华丹

红叶这个是word复制的吧？带格式粘过来就会这样。我给你编辑了一下。

红叶令主

谢谢丹丹姐

金华丹

不客气，应该的。红叶继续加油。

另外叫我丹丹就好。

寒山重

哎呦呦，小大人了夯~~

药师丹枫

走近黄惟群
――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梁羽生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点推荐文字。那时（1995）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学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 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时，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妇，也有韩森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自选集》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些“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谈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亦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的大亨，他曾经帮忙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他。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只台灯，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是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只台灯，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件小事、一个记忆中的人、一条梦中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是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选集，除了小时。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辟。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具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甲申五月悉尼


http://huangweiqunau.blog.sohu.com/48915479.html

这个好像是黄博客上的，麻烦有笔画六照的对对  丙辑·诗话书话

红叶令主

   展艺华堂信有缘
             ——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


【本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卅三。】


   一


   去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悉尼中华文化中心成立，我送了一副对联：“中土传薪，文辉德溥；华堂展艺，化俗扬光。”表达我的祝愿。“传薪”是需要时日的，短短一年，成果言之尚早，“展艺”则是有目共睹的。我想，最少也可说得是“颇有可观”的了。即以这次为了配合周年纪念而举办的“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来说，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甚至在具有“特色”之外，还很“特别”。道理何在，后面再说。
   听雨楼是赵大钝先生的书斋名，“拜嘉”是“拜领”、“嘉惠”的简缩。钝翁把师友写给他的诗、札（信）、书（字）、画当做嘉惠于他的厚礼来拜领与珍藏。钝翁今年高龄八十，师友中名家不少。相识已是有缘，从言谈投契（相识），到书信往还（相知），这缘分就更厚了。而我们这些观众，能够在华堂看到名家的作品，也可说得是有缘吧。


   二


   旧日文人所写的信，不但富有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其特别之处在此。
   作为文学而言，它的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李白《与韩荆州书》，等等，都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好文章。除了散文之外，“诗词代信”亦是常见。例如苏蕙（前秦苻坚将领窦滔之妻）写给丈夫的信是回文诗，世称《璇玑图》。清初词人顾贞观为了救好友吴汉槎，写了两首《金缕曲》寄给纳兰容若（当时宰相纳兰明珠之子），人称“赎命词”。用书信体裁写的文学作品，在近代作家中也有，例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文人书信，可以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是一种雅致的综合艺术。书法是最突出的一面，好的书法，赏心悦目，未读内文，已是一种享受。而且朋友的书法，篆、隶、真、草、行、楷，各个不同。其笔致或则恣肆流动，或则沉稳凝重；其体势或则磊落波磔，或则剑拔弩张，字体不同，各如其面。看到朋友的笔迹倍增亲切之感，这更是非“手写”的信所能给予的。
   更进一步讲究的话，专用的印章、信笺、笔（不同的字体用不同的笔）、墨（色泽与香味），等等，都是雅致的艺术，可供鉴赏。听雨楼藏品，“写札（信）写诗写联语，更多名辈写丹青”（楼主诗柬句），异彩纷呈，都各自有其艺术特点。


   三
   
   古人非常重视“翰墨因缘”，龚自珍《己亥杂诗》（别王秋畹大令继兰）：“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将文字因缘与骨肉之情相比。清代袁子才在随园设一诗廊，把朋友送给他的诗，张满廊壁，但随园是他的私人产业，未算“公开展览”。近代已故掌故名家郑逸梅，出版了一本《近代名人手札百通》，附有作者简介，甚受欢迎，但印刷不佳，与听雨楼的真迹相比，相去远矣。不过从古人重视翰墨因缘这点，也提醒了我们，在欣赏之余，最好也能感受他们“论心”的情谊。
   钝翁屡经离乱，饱阅沧桑，知己们给他的诗，自然不免有感旧怆怀之情，亦有前瞻期许之意。试读以下的佳句：“诗人总有宗邦恋，叔世休令国故沦。”“絮絮刀圭今扁鹊，披披须发老相如。”（潘小磐）“当日种花忧地老，几朝遗史愿人忘！”“云短路长书雁到，蒹葭斜照水茫茫。”（张纫诗）“文章已不关轻重，尺寸何须论短长。”（吴梦庵）“湖山一支笔，风雨卅年灯。菜付英雄种，花蒙隐逸称。”（傅静庵）“肯笑惊弦余悸在，但伤分雁老怀酸。辛勤岭雅苗方绿，可有人来继抱残？”（梁耀明）“夷居岂便忘吾道，輶采无妨度彼阡！渺渺神州愁北顾，王孙归计定何年？”（吴天任）想当不难领略。


   四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表现，生活方式有变化，与之相应的文化也就有变化，“书信文化”即一显例。
   古人因为交通阻塞，音信难传，所以对书信非常重视。杜甫的“家书抵万金”、李商隐的“双鲤迢迢一纸书”，分别说明了对亲友来函的珍视。虽然情绪上有喜悦与盼望的不同，到了韦庄的“碧天无路信难通”，那就更是难以说明的惆怅了。
   时至今日，不但有了电话、电传，还有电子邮件，不论海角天涯，都可传音传信。科技的发展，难免在某些方面影响了雅致的艺术，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原可以并行不悖。工作之余，放下计算机，听听音乐，那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希望你也来看这个画展，因为这些装裱精美的诗、札、书画，不仅展出了传统文人笔下的风采，且还展出了这个世纪末华丽的沧桑。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

红叶令主

【本篇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增订版，丙辑卅四之卅一。】




走近黄惟群
――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与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推介文字。那时（一九九五年）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字，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 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的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他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妞，也有韩珍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作品自选集》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点“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就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是“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滩大亨，他曾经帮助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父亲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大亨。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个烛台，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烛台，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管锥编》第一册，一七一页，中华书局出版）。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从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中，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文学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段往事、一个记忆中的人和一条梦里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自选集，除了小说、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警，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俱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二〇〇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