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民俗文学范畴内，一个相当独特而鲜特而鲜明的文类，武侠小说在流行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近数年来，由于青黄不接，继起乏人，似乎略有停滞消沉之态。但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及国内文学批评界却逐渐开始对武侠小说的会意义及文学价值，感到某种程度兴趣。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正在举行一次“国际中国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由盛名久著的汉学家刘殿爵教授发起，参加者大多是学养精湛的正统学统中人，会中研读、并讨论以武侠小说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多篇。与会者对武侠小说的评价，虽然并不一致，但基本上认为武侠小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类，则众议佥同。
　

　　在会议中，武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曾受到多位研讨者热烈的议论。这不仅是因为梁羽生的作品，在香港、海外、乃至中国大陆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因为梁羽生有若干部著作，颇能凸显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自然承续关系，以及武侠小说的浪漫抒情特质。
　

　　其实，尽避由于梁羽生的武侠作品从未正式被引介到国内出版，所以国内读者对梁氏尚不熟悉，但他与金庸同为所谓“新派武侠”的创始人物及当代重镇，则是公论久定的事实。所谓“新派武侠”，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国的政治钜变与离乱灾劫之余，崛起于香港一隅之地，而扩及海外中文世界的武侠小说。因其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情节散漫、题材芜冗的局限，而表现为较严谨的结构与较明快的节奏，与老一辈武侠名幅武侠名家如平江不宵生、王度庐、白羽、朱贞木，乃至还珠楼主等人，断然有别。
　

　　所以，“新派武侠”这一名称的提出，非仅是一个用于划分作者与作品年代的标志而已，主要还是由于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史，自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在新武侠蓬勃绽现要蔚为盛观的年代里，金庸与梁羽生始终是同领风骚、平分秋色的作者。从作品的普及度而言，两人固然不分轩轾，从创作的对称性而言，也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新派武的起源，说来也颇有传奇意味。距今三十六年之前，近代中国武技名家太极派的吴公仪与白鹤派的釜克夫，在澳门“摆擂台”比武，消息一时轰传港澳。

　　当时，在香港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室中，两位年轻的文字编辑受到总编辑的怂恿，为了刺激报纸销路，即日试写以武林人物的内心感情与江湖遭遇为主题的“新派小说”；总编辑决心既定，不由分说，当天即在副刊上登出了预告，强迫两位年轻编辑漏夜撰稿。结果，次日梁羽生的新派武侠“龙虎斗京华”便告问世；不数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接肿推出。这两部作品推出之后，读者反应的热烈出人意料，在欲罢不能的情形下，两位深富中西文学修养的年轻编辑，从此以新派武侠作为笔耕的领域，佳作迭出，妙笔纷技。到金庸推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梁羽生也完成“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名著时，新派武侠在华文读者群中的阅读与金庸的刻意经营颇不相同。
　

　　而且，在人物描写上，两人恰成强烈的对照：“金庸擅长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写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这是相当巩中肯的评论，于有意无意间指出了梁羽生与金庸在新派武侠的创作上，何以始终构成微妙平冲的原因所在。
　

　　梁羽生生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涵盖的历史时代之漫长，在新派武侠作品中不作第二人想，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几乎每一朝代的王权兴替与沧桑钜变，均构成他的作品中某一幅历历在目的历史背景，所以，他的作品在结构上，其实是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有机融合。然而，正由于新派武侠在主体上毕竟是驰骋想像、自出机杼的虚构小说，加以梁氏作品所特具的浪漫风格，所以，梁羽生的辈作若是串连起来，即形成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欲纠的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诠释和反讽。
　

　　在这一点上，点梁羽生与金庸殊途同归。两人都缔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想像世界，从这个想像世界还照真实的中国历史，无限的辛酸血泪便自然透显在字里行间及作品背后。因此，在这一点上，所谓新派武侠的主流，竟又俨然是古代中国乡野民间以稗官野史来颉颃官修正史的民俗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崭新投影了。
　

　　非但唐人传奇的空空儿、精精儿、红线女、聂隐娘、昆仑奴、铁摩勒等天马行空的奇幻人物，到了梁羽生笔下都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爱有欲的侠客典型；而且，连诗仙李太白、酒客贺知章、豪杰郭子仪、碎齿张睢阳、断指南霁云等人浪漫或壮烈的事迹。也随着安史之乱与马嵬之变的历史风暴，而收摄于梁羽生以隋唐游侠人物为主体的一系新派武侠作品之中，形成了真实史迹与些构情节交织、江湖情仇与帝王权激汤的动人画面。
　

　　于是，连杜光庭笔下一阅李世民即推枰敛手，远走扶余的豪侠轧发客，到了梁羽生笔下也有了开宗立派、自成体系的新发展。以合情合理的抒写，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晚引人遐思的传奇人物，纳入到与正统历史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之中，颇可看出梁羽生的巧思与苦心。
　

　　然而，梁羽生最擅长刻画的，毕竟是纵性任情的名士型侠客，甚至，他所自的名句：“亦狂亦侠真豪杰，能哭能歌迈俗流”，大抵即反映了他心目中最推崇的侠士形象，此所以梁羽生本人一直认为：“萍踪侠影录”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而书中主角张丹枫，也是他最喜爱的人格典型。
　

　　在梁羽生笔下，张丹枫身负宿命深仇与复国图谋，因为他是元末群雄中，最有希望完成王霸大业者之一张士诚的后裔。张士诚与失元璋争夺江山，不幸兵败长江，饮恨受戮。忠心于张士诚的部属，茹苦含辛，历经万难，将张氏嫡子远携漠北，寄身鞑靼，逐渐在异族取得权力，意图卷土重来，与朱元璋的子孙再争天下。
　

　　这本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王子复仇记”的布局，但梁羽生的高明之处，是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然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本来，张丹枫面对的是一个绝难化解的悲剧困境，他心灵上的中原祖国，是他卷家的天下，抚育他成长的漠北瓦刺部落，却又志在侵吞中华江山；加以他与明室忠臣云靖的符女，又有爱恨交织的情感冲突，而张士诚旧部的后裔，又无不期盼这位“少主”登高一呼，湔雪当年南江一战的沉冤与耻辱，张丹枫何去何从？
　

　　明朝，“土木堡之变”的真实史迹，在这里已转化为张丹枫个人的内心提择。于是，张丹枫与明近柱石手谦之日的遇合，便成为最具决定意的转捩了。“百炼手钟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手认明知日后必遭皇帝迫害，而兀自忠于民族文化的凛然正气，与张丹枫的侠士性格交相辉映。
　

　　张丹枫毅然放弃了睡手可得的王霸之业，甚至也净化了自己深铭心中的血卷宿孽，甘冒万险，重返漠北，救出累世宿仇朱元璋的后代明英宗朱祈镇，使明朝不致覆灭于一旦。这种因国家大义而浑忘私人恩怨的心理转指，是一种情操“升华”的表现。
　

　　经过了这样的“升华”，张丹枫才得以成为梁羽生笔下真正的大侠。可见梁羽生的新派武侠作品诚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藉“武”写“侠”，“武是手段，侠是目的”。
　

　　在这一点上，梁羽生的表现，与金庸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被公推为新派武侠的两大宗所。事实上，新派武侠与传统武侠最大的分野所在，即是作者已正视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与表达方式，而不再仅将武侠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之作；也不再仅置重点于渲染荒谬离奇、匪夷所思的“武功”之类。正因如此，笔者曾经指出：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将会发现，在分工日细、节奏日快的现代社会里，中国文化中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理念，竟是藉着武侠小说而普及与流布下去的。
　

　　而“还剑奇情录”正是与“萍踪侠影录”紧密相关的作品，抒写了朱元璋与张士诚长江之战后，张士诚部属图谋复国，所引出的曲折恩怨与离奇情节。
　

　　　　　　　　　　　　　　　（本文原载于民国七十七年一月二日《中央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