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是金庸。
　

　　合二为一就是“镛”──查良镛了。
　

　　金庸是由查良镛而来的，先有查良镛，后有金庸。查良镛是本名，金庸是笔名。后来居上，金庸的名气比查良镛为大，虽然查良镛的名气也不小，外国记者写文章捧他──查良镛为“香港名人”。但知道金庸的人显然比知道查良镛的为多，特别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华人社会里。在港、台文人的笔下，在军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之外，有所谓“名气界”，金庸是“名气界”中的名人。这主要是得武侠小说之助。
　

　　金庸这名字首先是和武侠小说联在一起的，是武侠小说的创作使金庸成为武侠小说界的明星、巨星，光芒四射。在创作武侠小说以前，查良镛用其他笔名写过其他文字，如用姚馥兰(英文你的朋友的读音)这笔名写影话，如用林欢这笔名写影话也写电影剧本，在读者中间也曾留下印象。但比起用金庸这笔名写武侠小说来，就远不如它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说到林欢，以前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拍过一部由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就是林欢编剧，银幕上清晰可见。但据说七年前他在多年隔绝以后，接受邀请，带了妻子、女儿回内地参观游览时，路过上海，被招待看了一场《绝代佳人》，使他很受感动，因为银幕上的“编剧林欢”已经不复存在，出现的却是“编剧查良镛”。这样的一点小小的改动，既有人情世故，也有人事沧桑，不过，就不必去吟味那“三十年来尘粉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的诗句了，古今的事情总会是有些不同的。这里也可以看出，查良镛虽不及金庸，却还是比林欢大大有名。
　

　　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的男主角陈家洛，就被安排出生于海宁的名门望族，也许不是偶然的吧。在海宁，查家也是望族，清朝的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就是海宁查家的。现代的名人中，在台湾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礛，在大陆以诗驰誉文坛的查良铮(穆旦)，更是一看名字就使人知道他们和查良镛应该是兄弟辈，都是从“良”，从“金”。事实正是这样，但查良镛和查良礛并不熟，和查良铮更没有见过面，不过是一族之中的远房兄弟罢了。远到天南地北，金庸是海宁查家，穆旦却是天津查家的。
　

　　查良镛的大学生活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度过的，记得他读的是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国际法。近年却听说他战后读法学于东吴法学院。进过杭州《东南日报》工作。然后是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公报》复刊，他就从上海到了香港，从此就做了香港人，到今天已经是具有四十年港居的历史了。
　

　　他先后又后先在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工作。先在《大公报》编国际新闻版，后在《新晚报》编副刊，然后又回《大公报》编副刊。这就是“先后又后先”的事实根据。这当中，他还在一九五〇年辞职北上，希望能以他的国际法的学历，进入外交部工作。他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外交工作的经历，也不具备什么特殊的推荐，而只是千里上京，毛遂自荐，满怀希望变成完全失望，那是必然的。他终于南回香港，重入《大公》，还几乎不得其门而入。
　

　　这位年纪轻轻的“塞翁”当年如果不是失而是得，还会有后来的金庸，今天的查良镛么？
　

　　他在《新晚报》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应该是得意的。他编的副刊，写的影话，都受到读者的欣赏。而尤其受到激赏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
　

　　他不懂武术，也没有写过小说(包括武侠小说)，但他读过不少武侠小说，有这方面的阅读嗜好，当看到和他类似的梁羽生以处女作《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也就禁不住一身技痒，而跃跃欲试。当梁羽生要为别的报纸写武侠小说而不能兼顾时，金庸就成了被荐举的接棒人，出现在《新晚报》上，同样的一举成名。从此两人就一部又一部地写了下去，成为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名家、大家，更同被誉为新派小说的鼻祖。有人偏爱梁羽生，有人偏爱金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台湾，在美国和南洋的华人社会，金庸的作品更易进入，也更为风行，尤其是台湾。
　

　　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兴趣显得更为广泛。梁羽生只是对文史之学有兴趣(对武侠小说的写作兴趣就不必说了)，而金庸除了这一份共同的写作兴趣外，还对电影有兴趣，甚至对芭蕾有兴趣，记得他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及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还有，那做外交官的兴趣也不是梁羽生所有。哦，记起了，他们两人还有着另一共同的兴趣，围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两人一度断了往来，复交后就又还有了私下偶尔以棋相会的雅集。
　

　　金庸一边写武侠小说，一边写电影剧本，他有几个剧本是由长城拍成了影片的。初时是业余，后来就干脆辞去《大公报》副刊的编辑职务，到长城去做专业的电影工作者了。又编剧，又干副导演，成绩平平。这一段时间不长。
　

　　由于他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使他激发起办报的兴趣，他相信，可以靠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人们读他的报纸。就这样，用武侠小说换来的稿费和电影拍摄费做开办费，《明报》以小型报纸的姿态在一九五八年出而问世。这时，他是脱离了长城而一心一意去为他的报纸拚搏。一份八开的小报，编辑部总共不过十来人(有些还是兼差)，夫妇两人都投入工作，销路不是一下子就能打开的，经济上也不是容易支持的，那真是艰苦创业。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明报》已是日出十多张的对开报纸，大报是不用说的了，它还酝酿发行股票上市，经济上能赚大钱也是不用说的了。
　

　　目前的《明报》招牌是报业有限公司，它出版一份日报、一份晚报、一份周报、一份月刊。还有出书的出版社。一度又出版过一份财经日报、一份武侠月刊和一份电视周刊，又和新加坡的朋友合办过星、马的《新明日报》，时间有长有短。《明报》的主要股东只有两人，而最大的股东是查良镛。
　

　　查良镛这一份办报的兴趣也是梁羽生所没有的。当《明报》办得已是可以站得稳时，有人也劝过梁羽生，既是一时瑜亮，何妨也办一报？梁羽生笑说没有这个兴趣。
　

　　查良镛初时恐怕也是没有这个兴趣的。在左派报纸工作，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和一个“右”字结了不解之缘。思想上的分歧使他先脱离了左派的报纸，再脱离了左派的电影公司，而逐渐发展了自己去打天下的想法。兴趣就是这样来的。
　

　　因此，他初时想办的无非是一张独立于左派的报纸，或中立的报纸。但发展下去，越走越远，独立变成了对立，《明报》终于在六七十年代成了一张和左派相对立的报纸。
　

　　三年困难时期，广东曾经有过“五月逃亡潮”，一连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漫山遍野从深圳外逃到九龙新界。香港警察出动捉人，一车又一车地把这些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当然，也有大量的漏网之鱼。左派报纸对这些情景是视若无睹，版面上“无闻”的。《明报》和一些或右派或中立的报纸一样，大登特登。这是它和左派公开显示歧异的开始。
　

　　后来，更和左派报纸大开笔战，反对所谓北京“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说法。笔战以左派报纸中途不宣而停而告终。这更显示了《明报》和左派明显的决裂。笔战使它收到了为自己以广宣传之效。
　

　　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明报》以大量刊登形形色色的小字报而争取了大量读者。左派报纸所能刊登的只是林彪、江青之流制造出来的“文革”谎言。
　

　　更加尖锐对立的，是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有人称它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左派在当时是“义无反顾”的“抗暴”派，而《明报》公开宣布它是支持港英“镇暴”的──镇压左派暴动。查良镛因此被有些人称为“豺狼镛”，大有必欲去之而后快之势。
　

　　俱往矣！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年的对立者早已彼此翩然一笑了。
　

　　七十年代之初，查良镛应邀访问了台湾，写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后又去过几次。
　

　　八十年代之初，他开始应邀访问大陆。这以后，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草委，兼政制小组的召集人之一；又担任了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谘委。成了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闻人。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观潮不语，也总有人会叹一声“十年风水轮流转”的。
　

　　转出来的是一个新姿态的查良镛。说新姿态，主要是说他有别于旧日的武侠小说名家金庸，作家犹是也，但现在新出现的更是政治活动家了。
　

　　海外不同于大陆。武侠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入文学之林的。许多学者、专家，都毫不讳言他们是武侠小说的读者，是金庸、梁羽生……的读者，其中包括儒学、文学、史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在这上面，金庸的作家地位是稳固的，他和梁羽生的作品把原来陈腐的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境界，有很大的创新，有更多的文学艺术性，使它赢得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声誉。在台湾，甚至有“金学”之名，有“金学会”的组织，把金庸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这有着很大的书商宣传的成分，但也确有一些专家、学者，作古正经地写过分析金庸作品的文章。年轻人当中，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呼自己的朋友，就更是普遍了，如叫某人为郭靖，某人为杨过，说某人是黄蓉，某人是小龙女，受之者是沾沾自喜的。据说，他现任的夫人也被他报馆的同事背后称为小龙女。
　

　　作家之外，作家之后，查良镛在办《明报》的过程中，逐渐又赢得了政论家的声誉。二十多年来，《明报》的社论几乎长期都是他写的，别人执笔的不多。近年来他才把主笔的任务交给了专职的人，而自己偶然才动动笔。一般的社论题目是楷体字，如果那一天出现的是宋体，那就是查良镛亲自写的了，“查记出品，宋体为号”。查良镛的社论一般是千字文，文章简炼，文笔清新，写法也新鲜，不时把他这“笔者”自己也摆了进去，容易使人感到亲切。左派报纸的社论或评论文字，长时期有难言之隐，不可说或不能畅所欲言，或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所蔽障，说不透或说不准，相形之下，查良镛的文章就显得无忌而深刻了，尽管他也有偏颇、错谬的地方，总的来说，赢得声誉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进入八十年代后，香港的形势发展了，“九七”问题提出来了，查良镛可能不满足于仅仅坐而言，要起而行了。一方面，不放弃政论家的作为，还是要写，另一方面，却把《明报》社论日常的担子交给别人去挑，自己只是必要时才写一写，主要的精力是把自己推进了政治活动的领域(也许是左边有人也这样拉他)，同时又在把自己的报业积极推进于股票市场，希望吸纳更多的资金。这上市的策划呼之欲出，却还没有具体实现。
　

　　查良镛在一些事情上显出了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
　

　　写了十五年，写出十五部武侠小说后，一九七〇年他就闭门封刀，不写武侠了。然后用了十年时间，修改他的作品，出版了一整套的《金庸作品集》。放下武侠，至今已有十七年。当武侠小说不断为他带来很大的声誉时，这样的毅然放下，是并不容易的。
　

　　写了二十多年，写了那许多《明报》社论，赢得声誉后，能断然改变天天写为有时写，这也是不容易的，和停写武侠一样，同样有一个怎么舍得的问题。但他终于还是割舍了。
　

　　这是因为他总是有新的目标要奔赴。停武侠而主要写社论，减社论而致力于活动──一个说法是他想有时间去研究佛学。要成为学者？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衔头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交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0”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
　

　　一千万又值得多少钱？在有些人来说，一生一世也挣不到这些，但在数以亿计财产的人来说，就又算不得怎么大的数字了。在香港，有些富商巨贾是在成千万上亿元地捐款给内地的。查良镛还算不得这样的富人，他只是文化人出身，以文化起家的巨富。他现在象当年的外国大班一样，住在太平山山顶的花园式的华屋，当还没有买下来时，每月租金好几万元。一千万不过十多年的房租而已。回想五十年代，他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现在是自置物业，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这升腾正自未已。
　

　　有一个时期，他的住宅是不轻易接待一般客人的。但年前围棋国手陈祖德却被招待在他那里住了几个月之久。在陈祖德来说，是休养；在他，是便于请益。他是个围棋爱好者。香港的围棋组织他是负责人。北京的聂卫平，台湾的沈君山，在他家里进行过一“通”──交流了棋艺。
　

　　他自己的棋艺水平当然没有他的武侠小说和社论的水平那样高。对于不少读者来说，他的武侠小说是不作第二人想的。对他自己说来，他比较喜欢《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和《笑傲江湖》，说是由于其中感情较强烈而使他喜欢。
　

　　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到《鹿鼎记》结束，他一共写了十五部长短篇，花了十五年光阴(这说法是有些矛盾的。在《鹿鼎记》后记中，他既说《鹿鼎记》是最后的一部，又说《越女剑》是最后的；既说一九七〇年封刀搁笔，又说《鹿鼎记》随写随刊，每天写一续，第二天登出，而《鹿鼎记》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才登完)。
　

　　他把十五部小说中的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飞──《飞狐外传》
　　雪──《雪山飞狐》
　　连──《连城诀》
　　天──《天龙八部》
　　射──《射雕英雄传》
　　白──《白马啸西风》
　　鹿──《鹿鼎记》
　　笑──《笑傲江湖》
　　书──《书剑恩仇录》
　　神──《神雕侠侣》
　　侠──《侠客行》
　　倚──《倚天屠龙记》
　　碧──《碧血剑》
　　鸳──《鸳鸯剑》

　　还有一部《越女剑》，他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短篇，额满见遗了。
　

　　记得这十四个字有一个好处，不致于被那些假冒伪造的作品所欺骗。金庸作品就是这十五部，其他的肯定是赝品。
　

　　属于真货的《鹿鼎记》，由于作者换了新的写法，风格和形式和他以前写的武侠小说很不相同，更象历史小说。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怀疑，在报上连载时就不断有人提问：“是不是别人代写的？”他说更象历史小说，而不少人指出，那更象现代中国史，十年“文革”史，他是在借清朝之古，讽“文革”之今。
　

　　他虽然肯定《鹿鼎记》是他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却还是附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而在这附加之上，却又附加了另外一个附加，说“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的。
　

　　“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馀情绕？”你是赞成龚定庵呢？还是希望金庸来一个“特殊的意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