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台湾、南洋、北美、西欧的华人社会中，有着两位“大侠”，一位是“金大侠”金庸，一位是“梁大侠”梁羽生，尽避他们都是西装革履之士，一点也不像人们想像中短衣长剑的英雄人物。
　

　　他们之有“侠”名，不在于剑，只在于书，在于那一部又一部的“新派武侠小说”书。他们都是各有等身著作的作者。金庸大约有十五部四十册，而梁羽生却有接近四十部之多、一个是《金庸作品集》，一个是《梁羽生系列》──取名“系列”，真够新派！
　

　　金庸与梁羽生的遇合

　　谈新派武侠小说，如果不提梁羽生，那就真是数典忘祖了。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是后来居上。这就说明了，梁羽生是先行一步的人，这一步，大约是三年。
　

　　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龙虎斗京华》，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都是连载于香港《新晚报》的。一九五二年，香港有一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擂台却设在澳门，由于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禁。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尽避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真行！平时口沫横飞而谈武侠小说，这时就应报纸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酝酿一天就奋笔在纸上行走。套用旧派武侠小说上的话，真是“说时迟，那时快”！
　

　　梁羽生其所以能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平日爱读武侠小说，而且爱和人交流读武侠小说的心得。这些人当中，彼此谈得最起劲的，就是金庸。两人是同事，在同一报纸工作天天都要见面的同事；两人有同好，爱读武侠，爱读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的共同兴趣不仅在读，也在写，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金庸也就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了。时在一九五五，晚上梁羽生三年。
　

　　颇有人问：他们会武功么？梁羽生的答覆是：他只是翻翻拳经，看看穴道经路图，就写出自己的武功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多余。有谁听说过施耐庵精于武功？又有谁听说过罗贯中是大军事学家的？
　

　　正像有了《书剑恩仇录》才有金庸，梁羽生也是随着《龙虎斗京华》而诞生的，他的本名是陈文统。金庸的本名是查良镛，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梁羽生呢？一个“羽”字，也许因为《十二金钱镖》的作者是宫白羽吧。至于“梁”，这以前，他就用过梁慧如的笔名写文史随笔，还有一个笔名是冯瑜宁，冯文而梁史。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念的却是经济。金庸在大学读国际法，梁羽生读的是国际经济，但他的真正兴趣是文史，是武侠。他们两人恐怕都没有料到，后来会成为武侠名家，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新派，是他们自命，也是读者承认的。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类的老一派武侠小说，末流所及，到四十年代已经难于登大雅之报了，或者不说雅就说大吧，自命为大报的报纸，是不屑刊登的，它们就像流落江湖卖武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直到梁羽生、金庸的新派问世，才改变了这个局面，港、台、星、马的报纸，包括大报，特别是大报，都以重金做稿费，争取刊登，因为读者要看。南洋的报纸先是转载香港报纸的，由于你也转载，我也转载，不够号召力，有钱的大报就和香港的作者协议，一稿两登，港报哪一天登，它们也同一天登出，这样就使那些不付稿费只凭剪刀转载的报纸措手不及，而它却可以独家垄断，出的稿费往往比香港报纸的稿费还要高。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成人童话的流行

　　港、台、美国的那些华人学者就不去多说了。这里只举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例，他就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一九七九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演出了“他乡遇故知”的一幕，使两位素味平生的人一见如故的，就是武侠小说，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而华罗庚的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的童话”的论点，也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用这来破反武侠小说者，真是不失为一记新招，尽避它有其片面性，因为不仅成人，年长一点的儿童也未赏不爱武侠如童话。
　

　　华罗庚当然是大雅君子了。还可以再提供例子，廖承志对这“成人的童话”很有同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秘密也许在于，比他更忙或更“要”的要人，也有“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对“成人的童话”感兴趣的“童心”。这就无可避免也就成了金、梁的读者。
　

　　比起既写武侠，又搞电影，又办报，又写政论，进一步还搞政治的金庸来，梁羽生显得对武侠小说更为专心致志。他动得早，封笔迟（两人都已对武侠小说的写作宣告“闭门封刀”），完成的作品也较多。武侠以外，只写了少量的文史随笔和棋话。
　

　　梁羽生爱下棋，象棋、围棋都下。金庸是他的棋友，已故的作家聂绀弩更是他的棋友。说“更”，是他们因下棋而更多佳话。聂绀弩在香港时，就有过和他下得难分难解而不想回报馆上晚班写时论的事；梁羽生到北京，也有过和聂绀弩下棋把同度蜜月的新婚夫人丢在旅馆里弃之如遗的事。香港象棋之风很盛，一场棋赛梁羽生爱口沫横飞地谈棋，也爱信笔纵横地论棋，他用陈鲁的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的棋话，被认为是一绝，没有人写得那样富有吸引力的，使不看棋的人看他的棋话，如临现场，比现场还有味。
　

　　当然，棋话只是梁羽生的“侠之余”，就像文史随笔也是他的“侠之余”。他主要的精力和成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在武侠小说上。从《龙虎斗京华》、《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还剑奇情录》、《联剑风云录》、《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狂侠·天骄·魔女》、《武林三绝》、《武当一剑》……以部头论，他的作品是金庸的两倍多以至三倍。
　

　　说“侠之余”，是因为梁羽生有这样的议论：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义。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
　

　　不可无侠，这是梁羽生所强调的。就一般为人来说，他的话是对的，可以没有武，不可没有侠──正义。但在武侠小说上，没有武是不成的，不但读者读不下去，作者先就写不下去了，或写成了也不成其武侠小说了。他之所以如此说，只是出于矫枉过正。因为有些武侠小说，不但武功写得怪异，人物也写得怪异，不像正常的人，尤其不像一般钦佩的好人，怪而坏，武艺非凡，行为也非凡，暴戾乖张，无恶不作，却又似乎是受到肯定，至少未被完全否定。这样一来，人物是突出了，性格是复杂了，邪正却难分了。这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一派。当然，从梁羽生的议论看得出来，他是属于正统派的。而金庸的作品却突出了许多邪派高手。
　

　　金戈铁马冰河洗剑

　　梁羽生还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两人的异同。其中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篇文章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香港《海光文艺》上。当时罗孚和黄蒙田合作办这个月刊，梁羽生因为是当事人，不愿意人家知道文章是他写的，就要约稿的罗孚出面认账，承认是作者。罗孚其后也约金庸写一篇，金庸婉却了。去年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个“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主持其会的是著名学者刘殿爵），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在参加会议后发表长文，还把这篇《合论》一再说是罗孚所作，又说极有参考价值。二十多年过去，这个不成秘密的秘密也应该揭开了。
　

　　梁羽生这《合论》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褒贬都不是没有根据。他说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等等影响较深，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充分显示了的。他的回目，对仗工整而有韵味；开篇和终篇的诗词，差不多总是作而不述。信手拈来，这些是从《七剑下天山》抄下的几个回目：“剑气珠光，不觉坐行皆梦梦；琴声笛韵，无端啼笑尽非非。”“剑胆琴心，似喜似嗔同命鸟；雪泥鸿爪，亦真亦幻异乡人。”“生死茫茫，侠骨柔情埋瀚海；恩仇了了，英雄儿女隐天山。”还有：“牧野飞霜，碧血金戈千古恨；冰河洗剑，青蓑铁马一生愁。”可能是他自己很欢喜这一回目的境界，后来写的两部小说，一部取名《牧野流星》，一部就取名《冰河洗剑录》。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苍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人招归舟。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这一首《八声甘州》是《七剑下天山》的开场词。收场是一首《浣溪纱》：“已惯江湖作浪游，且将恩怨说从头，如潮爱恨总难休。潮海云烟迷望眼，天山剑气荡寒秋，蛾眉绝塞有人愁。”他的诗词都有工夫，词比诗更好。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

　　他在少年时就得过名师指点。抗日战争期间，有些学者从广东避难到广西。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家里有些产业，算得上是富户，家在乡下，地近瑶山，是避难的好地方。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三十年代在《论语》写文章，办《逸经》和《大风》杂志的大华烈士）、敦煌学和诗书画名家饶宗颐，都到梁羽生家寄过，梁羽生因此得到高人的教诲。简又文那时已是名家，饶宗颐还未成名，和梁羽生的关系多少有点在师友之间的味道。
　

　　简又文和梁羽生之间，后来有一段事是不可不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到广州岭南大学读书，简又文在岭南教书，师生关系更密切了。一九四九年，简又文定居香港，梁羽生也到香港参加了《大公报》的工作，一右一左，多少年中断了往来。“文革”后期这往来终于恢复，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了一件在广东很受珍视的古代给广州当局。一向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是珍品，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的刘猛进碑由简又文收藏，他因此曾把寓所称为“猛进书屋”。广州沦陷前夕他离穗到港时，说是把那块很有分量也很重量的碑石带到香港了。台湾在注视这碑石，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期，他终于向梁羽生说了真话：碑石埋在广州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边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边送了一个拓本向台湾应付。“中央社”居然发出报导，说他向台湾献出了原碑。当时梁羽生还不知情，以为他言而无信，后来弄清楚真相，才知道是“中央社”故弄玄虚，也许他们想使广州方面相信简家献出的只是一块假碑石。但有碑为证，有人鉴定，假不了。这件事当时认为不必急于拆穿，对简又文会更好些。现在他已去世多年，这个真算得上秘密的秘密，就不妨把它揭开了吧。
　

　　老师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家又离太平天国首先举起义旗的地方很近──蒙出西南是桂平，金田起义的金田村就在桂平。蒙山有金秀傜，容易使人想到金田村，朋友们或真以为或误以为梁羽生就是金田村的人。因此有人送他这样一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
　　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这里需要加一点注解。“侠影”和“还剑”是因为梁羽生著有《萍踪侠影录》和《还剑奇情录》。“棋中意”说他的棋话是一绝。“竹外情”就有趣了。苏东坡“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其实是既爱竹又爱肉的，竹肉并重，但梁羽生爱的就只是肉。他已长得过度的丰满，却还是欢喜肉食如故，在家里受到干涉，每天到报馆上班时，在路上往往要买一包烧乳猪或肥叉烧或卤鸡腿带去，一边工作或写作，一边就把乳猪、叉烧、鸡腿、鸭腿塞进口里，以助文思。这似乎不像一边为文一边喝酒的雅，但他这个肉食者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这还不算，有时他等不及，在路上一边走就一边吃起来，也许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名士气味甚浓”吧。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横刀百岳峙”，说他写出了几十部武侠小说；“还剑一身轻”，说他终于“闭门封刀”，封笔不写了。这就可以有工夫去从事能够流传得更加久远的写作事业，写朋友们期待他写的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了。这是千秋业，而他是可以优为之的。他应该写，谁叫他既是“金田人”，又是搞历史的呢？他应该写得好，经过几十部小说磨练的笔，还愁写不好么？
　

　　梁羽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出席过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为武侠小说应在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地位，慷慨陈辞。这在港、台、南洋一带已不成问题。大学者看武侠小说，有的学者更是作古正经地在研究、讨论武侠小说。一九七七年，新加坡的写作人协会还邀请梁羽生演讲《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呢。写了几十年武侠小说的他（当然也还有金庸），是不会对武侠小说妄自菲薄的。不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武侠小说在许多人看来，只能是通俗文学，尽避有了他们以新派开新境，似乎还没有为它争取到严肃文学的地位。历史小说就比较不同了，它像是“跨国”的，跨越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可以是通俗，也可以是严肃，严肃到能够成为千秋业。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的朋友，大约是出于不薄通俗爱严肃的心情吧。
　

　　增订本的《散宜生诗》有《赠梁羽生》一律：“武侠传奇本禁区。梁兄酒后又茶余，昆仑泰岱山高矮，红线黄衫事有无？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尊书只许真人赏，机器人前莫出书。”对最后两句作者自注：“少年中有因读此等小说而赴武当少林学道者，作此语防之。”要防，其实“此语”也防不了。而事实上，世间虽有“机器人”，到底是少而又少的，多的总是“真人”，不会自愚，不会自醉。聂绀弩虽然在打油赠友，却未免有些严肃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