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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过去粤剧的演出惯例，第一晚的开台戏，必定是上演《六国大封相》。全班老倌出齐，仪式隆重，热闹非凡。
《六国大封相》讲的是战国时代苏秦的故事，他一身而配六国相印，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确好像是在戏台演出那样，威风之极的。
他何以会有这样“非凡”的际遇呢？这就要谈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谈起《六国大封相》，先要说一说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
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是一个金字塔形，王、诸侯、大夫，以下的这一阶层就是“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下去就是庶民和奴隶了。因此它是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学上层贵族的文化，一方面他们又比上层贵族多接触平民，也多懂一些实际生活的知识。到各级贵族逐渐为奢侈的生活腐化时，他们把土地紧握在手里，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地主阶级。
到了战国时代，他们成为了社会上的中坚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也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他自身的利益活动起来了。
当时“战国七雄”，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秦，一边是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六国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贾谊《过秦论》）秦也极力招致其他各国的士以为己用。于是“士”在政治上便大大活跃起来。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极盛，当时有出名的“四公子”──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各养士数千人，俨然好象后世的政党领袖，拿着数千之“士”，作为自己的基本群众，也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例如孟尝君，他的名望就比齐王还大，齐王想把他废掉不用，也不能够。
历史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是和这“四公子”对“士”的尊重有关，随便举几个谈谈。
平原君有一个很宠爱的美人，有一天在楼上看见一个跛子走过，大笑起来，第二天那个跛子跑来对平原君说：“听说你很尊重贤士，所以许多士都不远千里而来，现在你的美人笑我残废，我希望能得到那个美人的头。”平原君以为他是说笑话，也笑着答应他，却不放在心上，美人始终没有杀，不料后来他门下的士，一个个走掉。一年多就走掉一半，说他“爱美色而贱士人”，不愿为他所用了。逼得平原君最后还是不能不杀掉他所宠爱的美人，向那跛子道歉。
又如春申君，门下三千食客，都穿着珍珠镶嵌的鞋子，“珠履三千”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又如孟尝君门下有一个老头冯驩，发了好几次牢骚，要求食饭有鱼吃，出门有车坐，还要孟尝君给他养家，孟尝君都答应了。
战国时代，“士”的政治活动，规模最宏大的要算苏秦的“合纵运动”和张仪的“连横运动”。在这两个运动里，苏秦、张仪的身份已经成为了一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远非“门客”可比了。尤以苏秦的“合纵运动”最为成功。
苏秦的“合纵”，是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他游说燕、赵、韩、魏、齐、楚，获得成功。六国都赞成他的主张，推他为“纵约长”，并为六国共同的宰相。
据《史记·苏秦传》记载，在“六国大封相”后，苏秦回家时，诸侯都派使臣送他，人数车辆很多，隆重极了，就像王者出巡一样。连周天子也要派人给他“开道”，远远去迎接他。苏秦的兄弟和嫂嫂，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苏秦的嫂嫂以前是很轻视他的，至此苏秦得意极了，对他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嫂顿首道：“以季子（苏秦字）位高而多金也！”从《史记》这一段记载，可以想见苏秦当时的“威风”。“位高而多金”，这也正说明了“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要向上爬了。
香港俚语，把“六国大封相”引伸为用残酷手段做出的大案件，例如杀掉别人全家，也可称为“六国大封相”。于“史”虽然“无据”，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六国大封相”的“威风煞气”。可算是“天才创造”。一笑。
和苏秦“合纵运动”相对的是张仪的“连横运动”，“连横”即要使六国诸侯联合和秦交好，拆“合纵”的台。但“连横”比不上“合纵”的成功，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张仪在秦的地位，也曾佩相印，显赫一时。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士”的活动已消失了“浑水摸鱼”的有利条件，以后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支柱”地主阶级，虽然仍是实际政权的掌握者，但已经与战国时有所不同，他们是在皇帝之下“效忠”，要依据着一定的官僚制度去做官，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自己兴风作浪，俨然和“国君”们“分庭抗礼”的大搞政治活动了。
2、霸王难免别虞姬
历史上“英雄的悲剧”很多，“英雄的悲剧”各各不同，但最具典型意义而又最被人所熟知的一个恐怕是应数“霸王别姬”了。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广东话诗就是咏他的。诗道：
又高又大又峨嵯，临死唔知重唱歌。
三尺多长犀利剑，八千靓溜后生哥。
既然凛泵争皇帝，何必濒沦杀老婆。
若果乌江唔锯颈，汉兵追到屎难屙。
（按：“峨嵯”是广东话的“高大衰”之意。“凛泵”在广东话中是“纷纷”貌，“濒沦”是“匆忙”貌。这两个辞语在字典中是没有的，只能用同义字替代。）
此诗夹叙夹议，用诙谐的口吻评论历史人物，堪称通俗文学的上乘之作。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项羽有过失也有功劳。在推翻秦的统治上，他作了很大的贡献。秦以暴政而失人心，他敢想（彼可取而代之）、敢干（不畏强秦，以少胜多），历史功绩，不容抹煞。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写到巨鹿之战，就大赞项羽是大英雄。不过，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那就是违反历史潮流了。
在推翻秦的统治上，项羽的赫赫战功，那是比刘邦大得多的。可是项羽在大战章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却让刘邦先入了关。刘邦一入关，首先就笼络地主阶级，收买人心，宣布废除奏的严刑酷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与盗抵罪，其他秦朝刑法通通废掉）。这样他的政权就得到地主阶级的积极支持了。
项羽当然不甘刘邦为王的，他挟着优势兵力，跟着也进了关，自立为西楚霸王，更违约立刘邦为汉王，另外还把许多六国遗臣都封了王。他入关后的措施与刘邦截然两样，他一把火将秦的宫殿烧个干净，据说烧了三个月才熄，还纵兵劫掠妇女珠宝。如此措施，当然不能收拾残局，也大失人心了。
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但刘邦终于能够打败项羽。刘胜项败，原因虽然很多（主要原因是刘邦得到新兴地主阶级支持，而关中是富庶之区，经过刘邦的经营，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也要比项羽的强），但项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史公评项羽，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评有对有不对，施政要合乎历史潮流，原不必“师古”，而且项羽在政治上的措施，小处不谈，从大处说，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就恰好是“师古”的（效法古代的封建割据制度）。不过太史公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则是说对的。项羽把灭秦的功劳都归于自己，样样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忽略了帐下英雄”（清代嵇永仁在剧作中借剧中人物社默间接批评项羽的话）。他常常自以为是，不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刘邦能用张良、韩信、萧何三杰，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劝他在鸿门宴杀刘邦，他不听。后来反而信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对他不忠，气得范增出走，至彭城，疽发背死）。不善于采纳众议，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如楚霸王那样被迫“别姬”的。
项羽败亡时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据《史记》描写，他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山下）被包围时，汉的谋臣张良教汉兵四面唱起楚歌，叫项羽部下出征的农民想起了故乡，都不愿拼死，纷纷逃散。项羽这时知大势已去，唯有向他宠爱的虞姬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了。到逃亡至乌江时，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这位力能拔山举鼎的“大英雄”，终于只有以“乌江自刎”而告终了。
3、汉代女尸背后的王侯
从长沙墓的发现反映了两个历史事实，一是令人惊异的古代文明，两千多年前的女尸体居然还是栩栩如生！二是封建贵族剥削的残酷，一个小小的诸侯（只有封地七百户），妻子的墓葬，竟是如此穷奢极侈！
汉代王侯的荒淫残暴，只是根据“正史”的记载，就已经举不胜举。以上谈过的中山靖王刘胜是一个，“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是一个。萧何是刘邦的宰相，封地八千户，不算少了。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他也曾强买了平民的田宅数千万亩。“贤臣”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刘胜的妻子窦绾（满城汉墓的女主人）是当时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刘胜的祖母）的侄孙女，窦家就是有汉一代的赫赫世家，出过几个皇后，子孙封侯的更是不计其数。西汉的那个窦太后权势已经很大了，（所以窦绾的坟墓比丈夫宏大，陪葬的器物中并有太后宫中才能有的长信宫灯。）但东汉那个窦太后还更厉害得多。
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一门四侯，父子兄弟，并列高位，充满朝廷，刺史（州刺史）、守（郡守）、令（县令），多出其门……收容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强夺财赀，篡夺罪人妻。商贾闭塞，如避寇仇。”照这段“官修”的史书看来，窦宪竟然派许多州、郡、县官来帮他搜刮；养了许多打手，来抢夺平民财物；还霸占囚犯的妻子。（所谓“罪人”，焉知不是给他陷害的良民？）你看这岂不成了强盗头子吗？窦宪是什么人呢，就是汉和帝窦太后的哥哥。
另一个外戚，也是诸侯身份的汉顺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他的胡作非为，亦是不在窦宪之下。他经常随便找一些借口，就把别人关起来，非敲诈到一大笔钱不放。一面又出卖官爵，以致“买官”的，“请罪”（要求免罪）的，挤满了向梁家去的道路。最骇人的是，他还把洛阳京城周围千里之内的民田，一齐圈为己有。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在封建时代也是很少见的。
汉初封侯之滥，历史上亦是罕见。汉初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后汉武帝大削诸侯，到太初年间（公元前一零四年至前一零一年）最少的时候，曾经只剩下五个。但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从王莽手中夺回帝位之后，封侯又更多了。据统计，功臣"食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幸”者四十五人，刘姓贵族一百三十七人，一共是五百四十七个列侯，最小一列侯，也有食邑五百户。（即可收五百家农民的租税），但他们尚不满足，还要利用特权强占土地。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曾强夺农田八百顷，马一千二百匹，奴婢一千四百人。刘秀的妹夫樊弘占田三百余顷，姐夫邓晨占田四百余顷。这些都是见于“官修”的史书的。
汉代女尸得以保存完整，我想或许是和当时贵族的迷信风气有关。有钱有势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就想长生不老，秦始皇曾派人去求“不死药”，汉武帝也信神仙，希望长生不老，他修筑了一个“集贤台”，造了一个金人，捧着露盘，希望得到延年益寿的“仙露”。有两句唐诗“侍臣素有相如渴，不赐金擎露一杯。”就是嘲笑他的。司马相如是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汉武帝的“仙露”，却不能给他治病，还说什么长生？
次一级的王侯贵族没能力也不敢像皇帝那样去求不死药或建高台造金人，于是就竞倡厚葬，设法保全尸体，希望灵魂将会回来得以复活。这种汉代迷信风气，从两座汉墓的发现，可以得到实物的证明。
4、才子失宠的秘密
谈起三国人物，曹植（子建）是大可一谈的。他是人们所熟知的才子。据说他能“七步成诗”，后世的文人多把他推崇到了不得。例如谢灵运（南北朝宋文帝时的名诗人）就说，假定天下之“才”共有一石，则曹子建已独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还有“从古到今”的人只共占“一斗”（“才高八斗”的成语就是由此来的）；文学史上的大批评家钟嵘（南北朝齐、梁时人）把他的诗列为“上品”，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其实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否当得起这样高的评价是有疑问的，但我在这里不想谈曹植的文学，只想通过他来谈宫廷间的腐烂一面，与由此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
曹植幼年时候很聪明，这没有问题。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神童”，是与他的出身及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曹操，本来诗文就做得很好，而且曹操对地主阶级的人才是颇知延揽的，门下有名的文人学士不知多少，所以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诗文做得好也没有什么稀奇了。
据说曹植十余岁的时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写出了有名的《铜雀赋》，因此很得父亲的欢心，曾想立他做太子。但一来碰到了长于权术的曹丕和他争立，二来他自己世恃宠娇纵，曾擅开“司马门”（皇城的大门）私出，伤了他父亲的心。有一次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本来叫他去援救，他又偏偏喝醉酒误了事。于是曹操对他的宠爱就渐渐衰下来了。
曹植的私生活也正如一些皇室、贵族子弟一样，是很荒淫腐化的。他曾自夸“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涸滨之梓以为筝……”（《与吴季重书》）可见他是沉醉于豪华的生活的。他那个时代，正是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遭受到空前苦难的时代，他的生活与人民的生活，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想就假定他做了皇帝，也不过像李后主、宋徽宗等一流人物而已。
他也象关羽一样是极端自高自大的家伙，所不同的只是关羽在“武功”方面自高自大，而他则是在“文事”方面自高自大。他不但看不起同时代的文人，也非常看不起批评，他曾说：“有南威（古代出名美人）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嫒，有龙泉（古宝剑名）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你如果比不上别人，就不要胡乱批评别人。这个态度当然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在这方面，曹丕的文学见解倒是比他公允，曹丕的《典论》论文，批评“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是颇切中封建时代文人的毛病的。
不过，曹植失宠的原因，除了他的骄纵之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因为他所结交的都是他父亲曹操所忌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例如杨修是袁绍的外甥，本人也是豪门出身；孔融自称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也是“名门”子弟。曹操虽然是靠地主集团支持而建立政权，但正因此他就必须剪除与他敌对的或成为他政治上障碍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我们试看他一再下令征求不是出身“名门”的人才，甚至征求“无德而有才”的人，就不难窥测到其中道理。曹操是想建立起自己新的地主集团统治，去打击旧的大地主集团的。因此他虽也“用”杨修与孔融，但到底借故把他们杀了。而曹植却与杨修、孔融这类人勾结甚密，也就难怪会失掉“父宠”了。
曹植的得人同情，还是在曹丕篡汉之后。曹丕对他的妒嫉和防范自然是有的。例如曹丕即帝位后，就封他做“东阿王”，给他一百五十名卫兵，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兵；其中卧床不起的，仅存呼吸的三十七人，半身不遂、痨病，聋者、瞎者二十三人。而且派有监视官，专门去寻他的过失。宫廷之内，讲的是争权夺利，谈不到兄弟之情，甚至谈不到父子之情的，但后世所传的“曹子建七步成诗”的那首诗，是否可靠，倒还成疑问。那首“七步诗”首见于《世说新语》，其诗云：“煮豆持作羹，洒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世所传，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这首诗不见于曹植本集。但即使是附会吧，也可以看到一般文士对宫廷内阴影的恐怖了。
5、名士的无用与无聊
处士、名士这类东西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由于他们有点知识，又故作“清高”，倒是颇能迷惑人的。其实，也大都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已。
处士与名士的分别，大抵处士以遁迹山林、不做官为标榜。（当然暗地里还是与官府往来，水乳交融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自不只是嘲笑陈眉公一人也。）名士则范围更广，做着官的，退了休的，或读书不成的世家子弟，只要是读过书，能做几句歪诗，或者“擅饮酒，熟读《离骚》”，便都可以自称“名士”。而所谓“名士”也者，即使在旧社会来说，也多半是帮闲的无用之人而已（至于作为“帮凶”的“名士”，那便是有害于人民的了）。
最多名士的是两晋南北朝，在那个时代，“过江名士多如鲫”，“玄学清谈竞一时”！现在就来谈一谈那些“过江名士”的笑话。
两晋南北朝之所以盛产名士，有个原因。那个时代是最讲究门第的。“高门”子弟，生下来注定了便有高官可做，于是不务实学，竞尚清谈，以争做“名士”为荣，便成了风气。颜之推（梁人）在《家训》里有一段话描写那些士族子弟，刻画得淋漓尽致，颇为有趣。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来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悠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袖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呢？”这不是活画出了一群无用的废料么？
高门子弟，既然反正有官可做，于是大家都做出一副“名士”派头，竞以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算高雅。例如：王徽之做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到底有多少匹马，他回说：“我又不去问马，怎知道他的数目！”再问他时，他就拿手放在额上，作眺望状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你看象不象个神经病？但在当时，他却是个“上流社会”人士所称道的名士呢。
又如前面谈过的西晋大臣王衍，做到了“三公”之位的“司徒”大官，也是一副名士派头，政事懒理，“有客来访，唯谈老庄。”到石勒攻破洛阳，他被俘虏，还以“我一向不干预晋室政治”作为理由，希望石勒饶他。但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投降之后，却又再三劝石勒“上尊号”，做皇帝。但终于仍是被石勒杀了。
晋室南迁之后，照说是应该上下一心，积极抗战，力图恢复中原才是。但一班名士，对于抗战，只是喊喊，实际毫不起劲。东晋时，桓温一度北伐，进击“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氏，在枋头吃了大败仗，消息传来，一班名士竟然“津津乐道”，对他的失败表示高兴。有个“大名士”名叫孙盛的，还做了一本《晋阳秋》，把桓温形容得狼狈不堪，幸灾乐祸，而且还寄了一本给前燕的统治者慕容隽，请他欣赏。东晋和前那是正处于交战状态的死敌，而晋朝的名士竟向敌人表示，高兴自己战败，这真不能不说是千古奇闻了。
士族子弟的养尊处优，生活空虚，造成了名士的无用与无聊。但他们也并不是经常得意的，正因为他们一无用处，见了马以为是老虎，一到了有非常事变之时，他们的遭遇就比老百姓更惨了。也是颜之推《家训》里所说的故事，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这些等死的人，其中就大有“名士”在。
6、辩才无碍说玄奘
在报纸上看到达赖、班禅赴印度的新闻，忽然起了个奇怪的联想，想起了唐代西行求法的玄奘大师。玄奘就是唐三藏，也即是《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达赖班禅这次去印度是坐飞机去的，从西藏到新德里，不过是几个钟头就到了。当年玄奘赴印，却走了两年多，经历了无数的险难呢！
当年玄奘的西行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宝鸡、兰州，再出玉门关而入西疆，翻过天山、喜马拉雅山、黑岭等著名的大山脉转折入印。据说他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八达岭之时，因为山上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白天只好把锅子悬在半空做饭，晚上就睡在冰上，如是者七天七夜，才走出了这座高山，护送的有的冻死在半山上，有的捱不住苦逃走，结果只剩下几个人。《西游记》写的八十一难虽然是神话，可是玄奘实际经过的险难，也够人乍舌的了。如果他现在复生，看见中印交通如此方便，一定非常高兴。
玄奘吃了大苦头，却有了大贡献。一九五一年印度亲善访华团来北京，团长森德拉尔发表谈话，就特别提到玄奘，说印度古代史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根据他写下的游记写出来的；而造纸技术，也是因玄奘到印度之后，更促进中印文化的交流，这才传到印度的。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七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尤以在那烂陀思的讲经论道和参加曲女城“无遮大会”的事最为著名，这两件事对印度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有极大影响。
那烂陀寺建立于公元一世纪，是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一座寺院，也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主持的叫做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了，就像我国现在的虚云老和尚一样，德高望重，是佛学的权威。
玄奘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戒贤本来因为年纪老迈，多年不曾讲经了，这次却特别为玄奘开讲《瑜伽论》，讲了十五个月才讲完。玄奘本来就很博学，听经之后，又潜心钻研五年，悟彻佛教的大乘奥义。于是拜别戒贤，到印度各地游学，把各家各派的学说全都学了，经过六年再回那烂陀寺，戒贤就叫他主持讲席，当时戒贤的大弟子叫作师子光，不服玄奘主讲，玄奘就著了《会宗论》三千颂，给寺中僧众传阅。他的老师戒贤看了，都心悦诚服，自叹不如，师子光这才知道自己比起玄奘，那真是差得太远，结果就悄悄的走了。
玄奘在那烂陀寺讲经论道，印度佛学的各派著名人物纷纷来和他讨论。玄奘不但通晓大乘佛理，而且熟悉七十二小乘诸宗，全印高僧，凡和他谈过的无不叹服。当时印度僧人，有一种风气，对于真理的辩论，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有赌人头的。有一个婆罗门最为狂妄，他要和玄奘打擂台，写了四十余条理论，挂在那烂陀寺门口，说道：“如果有人能够难破我一条，我甘愿割下人头来认错。”玄奘请戒贤等高僧为证人，登台和那个婆罗门辩论，辨到最后那婆罗门无法招架，服输认错，叫道：“你把我的头拿去吧！”玄奘笑道：“和尚是不杀人的，我要你的头作甚？”后来那婆罗门就跟随他愿意做他的佣人。
玄奘的声名传遍印度，当时印度的名王戒日王特别为玄奘在首都曲女城开一次大会，通知各国学者名人，来听玄奘讲道。结果各方人士不远千里而来，计有十八个国王，三千僧侣，二千多婆罗门外道，还有那烂陀寺的僧侣一千多名，与会的人都是有高深学问修养的人，可以说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的文化名人大集会。这个会就称为“无遮大会”。玄奘作“论主”开经讲义，讲了十八天，人人悦服，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讲完之后，十八个国王请玄奘乘坐大象，上施华幢，巡行一周。各国国王向全场群众高声喊道：“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众宜知之！”于是全场欢呼踊跃，焚香散花，从此他被公认是印度的第一位学者。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七年后，回到中国，载回佛学经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第一次大量的输入。玄奘回来后，住在长安弘福寺，终身从事翻译工作。译出“经”“论”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所以他又可以称得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这样的成绩，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超过他呢！
（选自《三剑楼随笔》）
7、武则天是否淫妇
武则天被攻击得最多的一条罪是“荒淫”。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开头就这么说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待，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晕翟，陷吾君于聚麀。”
列举出武氏的淫行有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麀”。“晚节”，此处是指晚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是指责她在做了皇帝之后，秽乱宫廷的罪行；“陷吾君子聚扈”，则是在指责她在未做皇帝前，“狐媚偏能惑主”，颠倒伦常的“淫罪”。
依时间先后为序，我们先谈她的“陷吾君于聚麀”。
“麀”是母鹿，宋晶如注释“聚麀”云：“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伦，故有父子共一牝之事也。”武则天入宫之初是做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地位不高的妃妾），后来又做了李世民儿子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陷吾君于聚麀”说的就是这件史实。
李治娶了父亲的小老婆，责任本来不该由武则天负，但身为李唐臣子的骆宾王，当然是不便指责皇帝如同禽兽的，只好归咎于他是受了武则天的“陷害”了。
先后嫁给父子二人，是否“禽兽之行”，这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观念。本文不想讨论。
但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却不是偶然的事，有其种族及文化的因素。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室既然是杂有胡族血胤，则它受胡族的风俗文化影响，那就不足为怪了。
“胡俗”是怎样的呢，以大家都知道的王昭君为例。王昭君在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以入宫数载，不得见帝，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前妻阏氏子立，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复为后单子的“阏氏”。
同样是嫁给父子两代，而且王昭君还以呼韩邪正室（阏氏）的地位，又嫁给他的儿子做正室的。
“胡俗”如此，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武则天“陷吾君故聚麀”这样的事，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在汉族的士大夫看来，还是被人认为不知羞耻，不可饶恕的“淫行”，但这只是风俗不同，观念不同的缘故。
再谈到她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她晚年的“淫行”，是比“陷吾君于聚麀”受到更多非议的。
“秽乱春宫”，看来也似乎是“事实”。骆宾王的檄文是那么说，许多文家也那么写。在稗官野史中，更有难以胜数的、离奇怪诞的关于她荒淫的“绘影绘声”的传说。
稗官野史的传说不必管它了，现在我只选出两件见於正史的记载来说。
一件是说她宠爱一名叫薛怀义的和尚。薛原名冯小宝，是个市并无赖，武则天喜欢他，要她的女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认他做季父，改姓名为怀义，时常召他入宫行乐，后来封他为白马寺主，大建佛寺，大塑佛像，登时使这个市井无赖成为显赫一时的僧侣大地主。
另一件是说他宠爱一对同胞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这两兄弟相貌很漂亮，又懂音乐，武则天要他们进宫“侍奉”，各自封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事实上只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由于二张的得宠，许多美男子都想自荐人宫。因此引起了一个大臣朱敬则的劝谏。
朱敬则的谏疏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尚舍奉御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巨愚职在谏净，不敢不奏！”
这样亵读的奏表，见于史册，也是从所未有的。据说武则天读了这个奏疏，说道：“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不但不责怪这个渎犯她的臣子，反而赐彩百段。
然则武则天晚年的“秽乱春宫”是事实了？
我们对此颇有怀疑，怀疑史书过甚其辞。因为高宗死时她六十一岁，史书记载薛怀义受宠时她六十九岁，朱敬则谏美少年入宫时她已经是七十八岁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能否作出“淫秽”之事，似乎应属生理学范围。通常来说，可能性不大的。
然则那个谏疏为什么公然奏上，毫无隐讳，且见于史册？陈寅恪解释说，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做皇帝就得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千宫女，她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在武则天的立场来说，也许她正是要男人进宫侍奉，来表现她做女主的威严呢。
据正史记载，有个故事。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二张，武则天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从这件事情看来，她对待“男宠”还是“有分寸”的，不许他们仗势弄权乱朝纲。看来也只是把男宠当作“倡优之畜”罢了。
8、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最近翻阅宋史，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主张“两个中国”者不自今日始，而是古已有之了的。倡此论者，即“鼎鼎大名”的汉奸秦桧是也。
秦桧在未做宰相以前，曾扬言道：“我有两条妙策，可安天下。”当时相位出缺已久，有人问他：“你既有妙策，何以不言？”秦桧道：“朝廷没有宰相，说出来也没人执行。”意思即是：“等我做了宰相再说吧”。
后来秦桧果然做了宰相，而这两条“妙策”也真的向皇帝（高宗赵构）提出来了，是什么呢？八个大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原来当时金人入侵，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被金国占领，金人还在中原建立了伪齐国，以刘豫作傀儡皇帝。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杭州）为首都，只是一个小朝廷的局面。这几个字的内容，包括了承认金人吞并的中国领土为金国的合法土地，承认刘豫的伪齐国；宋国放弃了两河、中原、江淮之地，不许再谈“反攻复国”；从北方逃难来的老百姓，一律送回他们的原籍，使他们成为金国人或伪齐国人；凡非江南人而为金国掳去的臣民，一律不须送还，任由他们为金人或伪齐人均无不可。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秦桧的理由是：反正北方已非我有，这是已成的事实，何不承认事实来换取和平呢？
赵构本来是害怕敌人，准备和敌人妥协求和的，可是听了秦桧这个主张，也不禁迟疑起来。他考虑了许久，与其他的大臣说道：“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为了他自己是“北人”，不可能赞同奏桧的计划，这计划才搁浅下来。
秦桧卖国求荣，提起他来谁都要骂他一声汉奸，直到现在，民间还把炸油条叫做“油炸桧”，表示了人民对秦桧的憎恨（广东人读如“油炸鬼”，只是一音之转，同时也是表示秦桧其人，不过是“鬼东西”而已）。不过，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秦桧最初却并不以汉奸的面目出现，相反，是以“爱国忠臣”的面目出现的。
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辈，大都有些“才能”，此所谓“无才不足以济奸”也，而且还装出“爱国”的样子：宋代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都是典型。汪精卫从做“革命党”到做汉奸的事情人所熟知，不必赘述。秦桧最初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以“忠臣”姿态出现，则或许还有人不知，不妨谈谈。
秦桧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考取了头名状元，写得一手的好文章，“词学兼茂，才华卓绝”（详见《宋史·秦桧传》）。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围攻汴京，要求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人一致认为可以割让。秦桧却上疏反对割三镇，并提出兵机四事。第二年，徽钦二帝被俘，金人主张邦昌为伪楚帝，秦桧又申状到金营反对立张邦昌，要求仍旧在姓赵的当中选一人为帝。申状一开头就侃侃言道：“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他在说明了赵氏不可废的理由后，申状最后道：“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当时大臣差不多都被金国的军威吓得发抖，没人敢道个“不”字，秦桧这张申状当真是“一士谔谔”，朝野上下，人人都赞他是个“忠臣”。金兵的统帅粘罕阅状大怒，把秦桧抓到了金营，一同掳往燕京。
可是这个“忠臣”一到了金营，稍受折磨，就变了节。他到了燕京，买通粘罕左右，替他说好话，粘罕奏明金主吴乞买，将秦桧夫妇赐给另一位掌握军权的左元帅挞懒，供军前使用。
秦桧聪慧过人，学会金国语言文字，熟悉了风土人情，成了标准的“金国通”。秦桧的老婆王氏生得伶俐俊俏，挞懒对他特别垂青。秦桧处处在挞懒面前表示他忠于大金帝国，连老婆也在所不惜，挞懒渐渐便日益倚重他，后来挞懒攻楚州，金军诱使楚州举城投降的那篇檄文，就出于秦桧的手笔。
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零年），挞懒把秦桧放回来，要他在南宋政府中设法取得权柄，作为内应。当时秦桧假称是杀了金人的监使逃回来的，杭州全城轰动。虽然也有些人不信，但到底为他过去的“声名”所迷惑，大多数人仍然把他当作“忠臣”。
秦桧察觉宋高宗的意图，知道他只是想苟安于小朝廷的局面，便约略地把他和金人相得的情形，透露一点给高宗。高宗正需要这样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臣僚，且又在金人面前说得上话的，因此很快就把他的职位提升到宰相。高宗曾对人说：他和秦桧见面，听到秦桧的一番高论之后，喜欢得几夜睡不着觉，失眠了。
狐狸的尾巴不久就露出来，自从他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一提出来，朝野反对之声四起，到了后来，甚至抗州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秦相公是奸细”的标语。
可是宋高宗虽不赞同他这个主张，但仍然是想求和的，只希望敌人的条件较宽，能够接受。绍兴八年（公元一一三八年），高宗决定向金国臣服，派王伦到金国去商谈议和条件，表面的理由是想接回被金人所俘的他的妈妈韦妃（其实他还不知生身之母，早已改嫁金国的盖天大王了）。
当时宋大将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情况与徽钦被掳之时不同，朝臣大都反对和议。这位以前反对屈辱求和而现在则主张求和的秦桧说道：“陛下不惮屈已议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情，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真是“聪明绝顶”，善于说辞，既捧了皇帝，又安抚了那班朝臣（当然也有不受他安抚的，例如枢密院编修胡铨就上疏请杀秦桧）。
后来金国派张通古做“江南诏谕使”，要宋高宗赵构跪接大金国“诏书”，摆出的“格局”根本不是“讲和”，而是“受降”。
赵构愿意投降，但却不好意思下跪，双方商议之后，金人同意以秦桧作为宋帝的代表跪接诏书。秦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率领百官，大张盛典，在张通古面前叩首、叩首、三叩首，双手举过头顶，把诏书接了下来。
老百姓都是痛恨卖国奸贼的，无怪后代的人们，都只知道秦桧是个“汉奸”，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才高学广”的状元，而且还曾经扮演过“忠臣”的角色了。
9、“万岁”从来多短命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10、圣明天子半庸才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带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曾有人要写“怪人列传”，依我看来，许多皇帝都有“入传”的资格。
11、口念弥陀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可入怪人列传的皇帝很多，粱武帝就是其中之一。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代梁朝的开国君主，本来出身寒族，以擅长文学知名于时，与著名文人沈约、任舫等齐名；又崇信佛法，以佛门弟子自命。他本是齐朝的雍州刺史（镇襄阳），公元五〇二年，趁齐朝内乱，起兵攻入建康，灭齐自立，国号曰“梁”。
这位既通文学又崇佛法的人物做了皇帝之后又如何呢？“妙”得很，他出身寒族，做了皇帝之后，对士族却非常巴结。梁朝偏安江南，只有二十三州，他为了多容纳求官的士族，分为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下品州多在边池，往往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但是仍按照“州”的体制，设置官员。又巧立名目，广增官职，例如：镇、卫军军官的名号就有一百二十五个。所以梁朝是官制最紊乱的一个朝代。
不但如此，他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用法极严，一人有罪，一家老幼都要连坐，一人逃亡，全家都被囚禁作苦工，可是他为了表示他的“菩萨心肠”，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一番，整天不露笑容。
还有更“妙”的是：这位皇帝做过几次和尚，自称是“舍身为奴”，要臣民用大批的钱财将他“赎”出来；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亲自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为百姓求福。公元五二九年，他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公元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又出钱二万万赎他回来。他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只隔一年，又“舍身”要做和尚了，这次民穷财尽，为了替皇帝筹“赎身钱”，过了个多月才凑足一万万，所以他这次“出家”的时间比较长，做了三十七天和尚。他用“舍身法”讹诈了四万万钱，这些虽说是群臣捐出采的，但还不是向民间搜刮来的吗？所以，他每一次“舍身”为百姓“求福”，百姓就多一次灾殃。
更不幸的是在他赎身回家那晚，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作祟，要做更大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于是大兴土木，役使百姓造十二层高塔，但塔未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
梁武帝对民众残暴，却要装作是“好皇帝”，他的作伪之术，在历代皇帝中也真算得是独一无二，人所难能的。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坼裂也不停笔；他即位不久，便按照佛教规矩，长斋礼佛，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府牲畜，在斋戒期伺，每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棉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平时不听音乐。任何时候他都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天也一丝不苟。对待宫中太监，也是礼貌严肃如对贵宾，对待士大夫的时候，一派谦恭下士的态度，那就更不消说了。
可是他的伪装，就连他的某些臣子也看不过眼，有个叫做贺琛的大臣就曾上书，直言他的恶政。说他：一、搜刮残酷，民不堪命；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三、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罪过；四、朝廷大兴土木，百姓劳累困苦。句句揭穿他的伪善面貌。梁武帝看了，全不承认，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为证，大大驳斥一番，这个贺琛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于是这位口念弥陀的梁武帝，就仍然我行我素，一面吃粗米饭，一面用“舍身术”大刮其财；一面杀人，一面又在杀人之后痛哭一场来表示他的仁慈了。
粱武帝一生以“宏扬佛法”为己任，他对佛学也的确似乎颇有研究，曾在无遮会上亲自主讲过佛经。不管他的信仰是真是假，他这样提倡佛教，也的确为他带来了许多好处；即使撇开麻醉民众以利统治这点不谈，只谈实际的“利益”；他就曾用“舍身为奴”，出家做和尚的方法刮了四万万钱。
上面说过，他一生以伪善面孔出现，口念弥陀手持屠刀，他大做功德法事，说是替百姓“求福”。他主讲佛经，宣扬善恶果报之说。他役使大量民众，为同泰寺建筑十二层高塔，说这是做大善事，做了大善事，就可以镇压魔鬼。若按照他的说法，他当是国中独一独二的“大善士”了，那么他的“报应”如何呢？可不妙的很，他是活活饿死的。
若说“因果”，他也的确是曾种了“恶因”的。恶因之一就是上面所说过他的对士族纵容，而对民众残暴。自东晋渡江，在南方立国之后，那些从北方渡江而来的豪门贵族，把江南当作他们征服的殖民地一般，“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处处欺压“土著”，内部早已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也包括了外来统治阶级与当地统治阶级的矛盾）。到了梁武帝时代，由于豪门贵族的特权更加扩大（他们可以不必遵守法律）。豪门贵族，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去抢劫，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而老百姓犯法，则要全家连坐。这么一来，当然是民怨沸腾，难以压制，到“侯景之乱”一起，就立成燎原之势，不可收拾了。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将军，自小和魏宰相高欢交好，高欢得势，给他率领十万大军，驻扎河南。渐渐坐大，成为南朝北朝都要借重的军阀。后来北朝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执政，忌他势大，想收拾他，于是他就要南朝的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并都督河南北军事。他自恃势大，曾向皇帝请求和王谢豪门联婚。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思是说他不能配第一级的豪门，只能配二、三级的豪门。他当时就大发脾气，说将来要把这些豪门的儿女配给奴隶。恰好其时北朝的东魏要和南朝的梁讲和，侯景正处在进退两难之境，于是举兵反叛，不到半年，就攻陷建康，将梁武帝困于台城，逼得他活活饿死。
侯景的叛乱，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梁朝内部的腐败，无可战之兵，另一方面也是他懂得利用江南百姓仇恨外来豪门贵族的心理。他在围攻建康未下时，就一方面抄没得势的豪家，把那些豪门的子女妻妾没入军营，一方面解放豪门的奴隶，大族的家奴来投奔他的都有官做。另外，趁着侯景叛乱，江南土著大族也纷纷而起，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过，侯景只是一个利用民气的野心军阀，而不是站在人民这边起义的。土著大族的乘机而起对“侨寄”（南渡来的，称为“侨寄”）大族报复，骨子里也只是利益的争夺。所以豪族的受打击，虽使百姓称快一时，但百姓在这场混杀中，死伤更是不计其数。更加以碰上江南大饥，于是“百姓流亡，死者涂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到侯景之乱平定时，南朝的国力也消耗殆尽了。
附带提一笔，梁武帝在台城饿死之时，他役使民众给他建造的同泰寺高塔还没有完工。
12、末代皇帝的命运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真可说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因为在溥仪之前，中国皇帝从无自传之作；在溥仪之后，中国则不可能再有皇帝出现了。
一九二四年，溥仪十九岁的时候，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来悄悄逃往日本公使馆。当时作为溥仪和日本人的桥梁的，是大汉奸郑孝胥，他在“护送”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途中，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道：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郑孝胥这首诗是“丑表功”，实际上正是他把溥仪送入“虎穴”──逃至日本公使馆之后，终于被人利用，做了伪满的傀儡皇帝。
不过，“青史茫茫无此奇”这一句话，对于溥仪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适合。
现在就让我们翻翻历史，看看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的命运。
概括来说，末代皇帝的命运，大致离不开后面所列的三种下场。
第一种，被权臣或悍将所篡位，成了“废帝”之后，绝大多数被杀掉。例如汉献帝刘协被曹丕所篡，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所篡，南朝的宋顺帝刘凖被萧道成所篡，齐和帝萧玉融被萧衍所篡，梁敬帝萧万智被陈霸先所篡，唐哀帝李柷被朱温所篡等等都是。上述诸例，除了汉献帝得“寿终正寝”之外，其他都被新皇帝杀死。
第二种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杀或被杀的。前者如明代的崇祯皇帝，后者如隋代的隋炀帝。
明崇祯帝朱由检在外敌压境之际，采取了消极抗敌甚至妥协求和的政策，但对内却毫不放松，当时全国闹大饥荒，激成民变，他积聚了大批库存（《明季北略》载李自成入京后，发现他“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却丝毫不肯拿出来救灾，反而用了全力去镇压那些“逼上粱山”的农民军。终于在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时候，逼得在景山上吊，上吊之前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斩断了一条手臂。
隋炀帝则是因奢侈荒淫，而又穷兵黩武，造成全国大混乱的局面，引起“十八路烽烟”（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起义军，如瓦岗寨、高鸡泊），终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杀的。这位末代皇帝在全国大混乱中还纵情淫乐，常常对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又常取镜照面，对皇后说：“大好头颅，不知该谁砍之？”结果十八路烽烟未烧至江都（今扬州，隋炀帝其时已离开京城，躲在江都享乐），他最亲信的卫士已在宇文化及率领下叛乱起来，他怕捱一刀之苦，自己解下巾带给叛军绞死。
第三种是在国亡家破之后，做了敌人的俘虏的。如南唐的宋代皇帝，著名的词人李后主与北宋的徽钦二帝。
李后主被宋太祖俘去后，封为“违命侯”，据说因他填了一首《虞美人》词，里面有两句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其时宋太祖已死，由弟接位）说他有“故国之思”，就赐他吃“牵机药”，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服下之后，“柔肠寸断”而亡！
北宋徽钦二帝的遭遇更惨，他们被金人掳去，北解燕京（今北京），途中受尽折磨。据宋人平话《徽钦北狩》所说，他们吃的是粗粝，想求一碗汤饮都不可得，离开自己的皇宫之后，两人未洗过面，押解他们的金朝小官，拿余酒残食给他们，还揶揄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吃，将来更没有吃的了。又调戏钦宗的皇后，叫她在筵前陪酒唱歌，徽钦二帝也被迫以青衣侍酒。父亲徽宗赵佶，未到燕京，便病死在均州。儿子钦宗赵桓到了燕京之后，被金主囚在一个和尚庙里。有一个胡娣，料理他的饮食，两个人吃饭，每月只发五斗米，一捆柴。如此折磨，还嫌不够，到了他六十三岁的晚年，金主亮还要他和另一个也是当了金人俘虏的辽国皇帝耶律禧赛马。就在他们赛马的时候，下令叫骑兵用箭从他们的后心射入，前心射出，钦宗坠马而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
与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相比，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
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可以说他都遭遇过。他是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他又是被袁世凯用权术迫他“退位”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从溥仪这方面讲，也可说是被袁世凯篡位的；他曾做了苏军的俘虏，一九五零年八月，苏联政府把他交还中国，他的“身分”是战犯，被安置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兼有三种遭遇，但结局却大大不同。他曾任政协委员。在“文革”中他也比许多人“幸运”，虽曾受“批”，却是寿终正寝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被释放后是第四次做“皇帝”，是中国的一个公民，真真正正做了国家的主人。而在以前，他三度为“皇”，却都是傀儡皇帝。
以前他的“忠臣”之一的陈曾寿，曾因他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日人挟制而感到悲痛，在丁巳复辟二十周年（一九三七年）的时候，赋有诗道：
旧恨惊心耿不眠，沉沉影事渺如烟。
羊求歧路途何向，葛采旄丘岁几迁？
同梦未甘成己背，销魂难再是丁年。
分明后剧非前剧，苦语何由诉九泉。
诗中颇有慨叹他误入歧途之意。但要是陈曾寿未死的话，他的这种慨叹是可以烟消云散了，因为溥仪毕竟是从歧路上回过头来，他是以中国一个公民的身分度过他的后半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