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梦的化装

　　前几天有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来找我，谈起许地山先生，也谈起他在香港时所写的那本怪书《扶乩之研究》。许地山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并曾用“落华生”的笔名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他小说的特色是“禅味”很浓！里面经常含有佛经的哲理。抗战时，他曾在香港大学教书，《扶乩之研究》就是在那时候写的。
　

　　一般人觉得这是本“怪书”，乃是因为它涉及精神活动的领域，讲得相当“玄妙”的缘故。据说扶乩的“乩手”，可能一字不识，但也会写出旧诗词，甚至英文法文的诗来。据许地山的解释，乃是一种“精神交感”的现象。假如旁观的人，没人懂写旧诗，“乩手”就不可能写出旧诗；旁观的人，没人懂英文，“乩手”就不可能写出英文。“乩手”之能写出超乎他文化水平的东西，乃是因为他的精神受到感应，在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中，接受了别人的智慧。
　

　　这种说法的确怪得可以，我没有“扶乩”的经验，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说法的。不过，由此谈开，我们倒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精神领域的研究，在近代颇为盛行，而且渐渐有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例如关于梦的解释，就有不少心理学者写过专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佛洛伊德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佛洛伊德的学说，诚然有不少唯心的观点，但他到底是第一个建立完整的体系来解释精神活动的人（近代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他所创的）。有人说他给人类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的窗户。新的心理学批判了他某些非科学的观点，但也接受了他某些合乎科学的观点。关于佛洛伊德的批判，是一个复杂的学理过程，我不想在这里谈。在这里我只想谈他关于“梦的解析”中一个有趣的题目──关于梦的化装。
　

　　据他的理论，每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潜意识”存在，所谓“潜意识”简单的解释就是人们不敢表现出来，埋藏在心底的一种意识。例如性的欲望，想偷东西的欲望，憎恨父亲的思想……诸如此类不容于道德习俗的东西。这些欲念由于受到压抑，根本不敢在正常的意识里存在（即想都不敢想也），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佛洛伊德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漂浮在海中的大冰山，大冰山有十分之九是藏在水底的，只有十分之一露在水面。那藏在水底的十分之九，就是潜意识了。
　

　　被压抑了的欲念虽然不敢在意识中表现出来，但却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是由于道德习俗等，所加于精神的“制裁作用”，即在梦中这些欲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按他本来的面目表现。佛洛伊德把制压精神活动的道德观念比喻为“心灵的看门人”，梦也要经过看门人的检查，没有问题才能通过。因此表现潜意识的梦，都要经过“化装”，好通过“检查”，这也就是梦的现象常常稀奇古怪，难于解释的理由，因为它们都经过“化装”，把本来的面目隐藏了。佛洛伊德这个学说，大多数的欧洲心理学家都采用的。例如以研究变态心理著名的E·S·Conklin给“梦”所下的定义就是：“一种被抑制的欲念之隐瞒的表现。”我个人的见解认为在解释某些关于“梦的化装”的现象，可以引用这个定义，但不能概括所有的梦。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将来我再谈各种种类的梦。
　

　　根据这种理论，据说在梦中和猛兽搏斗，常常表示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代表一种令人害怕的威严的，梦中上青天去采摘星星和月亮，据说也是一种性的欲念。

　　在《七剑》里也曾写过一段“梦的分析”，冒浣莲给桂仲明解释他的怪梦，因而使他恢复记忆。所用的“解梦”道理，就是根据佛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关于“梦的化装”学说，是否能够成立，现代心理学家还在讨论中。在武侠小说中，应用精神分析的学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趣味？
　

　　2、怪梦不怪

　　梦的内容常常是离奇怪诞的，因此有人认为梦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的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写道：
　

　　在梦中我们占有一个世界，
　　幻想随其所欲地织成它的网，
　　把一切溶解成幻的烟雾。
　　忧愁与欢快，死与生命，
　　我与你在梦中同度。
　

　　其实把梦理解为“幻的烟雾”只是诗人的想象，梦还是与人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等有关的。心理学家吉敏斯（Kimmins）曾详细研究了好几千个梦，发现许多梦都随着年龄而变换其内容。例如做神仙的梦最多是在儿童时代，爱情的梦是在青春期，贫苦孤儿常常在梦中见着他的父母和得到玩具，老人的梦常常是往事的回忆。可见梦也是因人而不同的。
　

　　研究梦的书，有一章专门讲“梦的分类”，其中最怪的是“预告的梦”（Premonitory Dreams），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梦谶”，即所梦的事，带有一种“预兆”的性质。据说有一个人发梦搭飞机，机场的人一个个地叫唤旅客的名宇，叫到他时恰巧是第十三个，他正想上机，忽然见着十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抬出来，心中一惊就醒了。他本来第二天要搭飞机到某地去的，因为有这样的怪梦，临时改期。结果这一班飞机当真失事，死了十二个人。这个梦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得而知，不过纵许是真的，也并不含有神怪的成分。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常会梦到他所关心的事情，会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可能有偶然的巧合，即梦中的内容与他以后发生的事实相符合，因此他自己便相信这是一种“预兆”，而别的人也相信了，因为人的心理都是好传播奇怪的事。其实更多的梦，和以后发生的事并不相符，不过没有人“津津乐道”罢了。
　

　　我们也常会听人说起这类的梦。儿女在异乡接到家信，知道父母生病，于是发了“怪梦”，梦见父母在某月某日死去，结果真的在那天死了，因此便怀疑至亲至爱的人，大约心灵上有冥冥的联系。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巧合，儿女关心父母是极自然的事，得知他们的病后，在所发的“好梦”和“恶梦”中，又必然是“恶”占大多数，这就有可能真应了“梦谶”。
　

　　不过另有“怪梦”，倒是梦中的内容常和以后的事相符的。有一个人梦见他患了“盲肠炎”（Appendicitis），而必须开刀，割口是在腹上，似乎觉得很痛。他痛醒了，发现他明明健康得很，并没有用手术的必要，但不久之后，他却真的患起肚痛来了。对于这样的梦又如何解释呢？的确有些病症是先在梦中发现的，因为人在睡眠中神经容易知觉，炎症发生的最早时期常在睡眠中出现，因此即刺激而为梦；但不到炎症的病状加甚时，不会搅乱醒时的意识。即在醒时，这种程度的炎症，还不足产生感觉或知觉。这种梦称为“前征的梦”（Prodromic Dreams），意思是这样的梦，乃是代表一种将要来到的“征象”。
　

　　还有一种怪梦称为“集团的梦”（Collective Dreams），这种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梦。“集团的梦”必然是有许多人在同一情况之下睡眠，因此便有差不多同样的梦。例如有很多士兵，匆遽地驻扎在一个荒凉的屋子里，他们听到地方的传说：这屋子里有鬼。于是他们在晚上睡觉时果然被惊醒了，大多数都说是梦见鬼在他们胸上跳。无疑地这些土兵听到了鬼的故事，所以睡的时候都带着恐惧心。又因为他们都是挤在一起，空气不流通，所以大家都同时感觉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做成了一种梦的刺激，于是，在睡时便引起在他们心中所遗留的鬼的故事了。
　

　　在谈了几种“怪梦”后，我们可以说梦虽然经常表现得离奇怪诞，但却与现实生活有关联。它绝不会“无因而至”。
　

　　　　　　　　　　　　　　　　　　　　　　　　　　　　　（选自《三剑楼随笔》）
　

　　3、黄粱梦醒已三生

　　“黄粱梦”的故事是假的，但在西方却有一个著名的梦是真的。十九世纪初，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在欧洲兴起，法国有几个心理学家做一个试验，接受试验的人名叫马利。他在柔和的灯光下打瞌睡，旁观的心理学家一听到他发出鼾声，就在他颈上打一下，把他打醒，问他可有做梦，做了什么梦。心理学家是想了解一下他在这短促的时间中，梦中经历的时间是多久。马利讲出来令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他在梦中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在巴黎做过巷战，经历了很长的恐怖时期，最后被送上断头台。心理学家在他颈上拍一下，在梦中就变成了断头台的铡刀铡下来了！
　

　　这样多的事实如何能在这样短的时间中梦见，这是百年来心理学家还不能明确解释的事情。关于“梦的速度”，有好几派学说。一派认为：梦中的心理作用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在一瞬之间，梦中的心理活动已经历半个世纪。还有一派认为：梦多是没有系统的，都是从这一个“活动片断”跳到另一个“活动片断”，例如刚刚梦者和甲朋友在茶座饮茶，忽然就跳到在教堂和乙小姐结婚，婚礼还在进行，也许你的梦又转变为在飞机上飞越喜马拉雅山了。梦就是这样连接不上来的“心理活动电影”，又像一幅幅独立的画图。醒来之后，发梦者要把梦作有系统地叙述，常常不自觉地把许多无意义的短梦连接起来，那么在叙述的时候，就有某种不可避免地改变，以便使图画变为可以说出来的故事。因此把这些故事加以串联，讲出来时，便错认梦中经历的时间很长和所做的事情很多了！有一个心理学家Egger，另外做了个试验，叫一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任由脑子作杂乱无章地乱想，叫他把所想的项目记下来，结果也多得惊人。因此Egger认为：梦中思想速度不一定比醒时快。
　

　　这几派学说各有各的道理，到底哪一个学说能够成立，现在还未确定。但“梦的速度”惊人却总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朋友，你可曾记录过你的梦么？
　

　　　　　　　　　　　　　　　　　　　　　　　　　　　　　（选自《三剑楼随笔》）
　

　　4、杀父娶母情意综

　　读者们看了这个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杀父娶母”那还得了？但这却是心理学上常见的名词，尤其是弗洛伊德（Freud）学派，更喜欢拿它来解释青年的恋爱心理。这个名词的本身，来源于一个著名的希腊神话。
　

　　“杀父娶母情意综”，另一名称是“奥底柏斯情意综”（Edipus　Complex）。奥底柏斯（Edipus），是底比斯国王莱士（Laius）与他的后约卡士泰（Jocasta）的儿子。他出生时，神预言他将杀父娶母，使国家大乱。莱士大恐，叫一个侍臣把这婴儿带到山中杀死。但侍臣心中不忍，仅把他遗弃林中，并不杀他。一个牧羊人听见哭声，把他带到科林斯。科林斯国王年老无子，便以他为子，并给他取名为奥底柏斯。
　

　　奥底柏斯长大后，有一次听见一个醉人说他是“野仔”，说他不是国王的儿子。他跑去问母亲，母亲又吞吞吐吐不肯告诉。他又跑去问神巫，神巫说他将杀父娶母，使国大乱！奥底柏斯非常悲伤，立志漫游各地，永不再回科林斯见他父母，以免巫言实现。
　

　　漫游中，他踏进了底比斯的疆土，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人坐着车走来，车前的卫士叫他让路，争斗起来，奥底柏斯把卫士和老人都杀死了。他不知道老人正是底比斯的国王，也正是他的父亲莱士！他走到底比斯，城中正十分纷乱，说国王给强盗杀死，大路上又有怪物出现。这怪物狮身鸟翼名叫斯芬克司（Sphinx），站在大路上，出一个怪谜难过往行人，有答不出来的它就把他吃掉。谁也答不出这个谜，不知多少人已成为妖怪的腹中物。王后因此许下誓言说：“谁能除去斯芬克司，我就下嫁给他。”
　

　　奥底柏斯并不知道杀死国王的强盗就是自己，他跑去见斯芬克司。斯芬克司问道：“告诉我，早上有四只脚，中午有两只脚，夜间有三只脚的动物是什么？”奥底柏斯答道：“是人！当他幼时，以手足爬行，壮时以两足走，老时则加用一拐杖。”他答对了，把怪物也迫下悬岩跌死了。王后实践诺言嫁给他。直到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之后，他才知道王后就是自己的母亲，而那个在路上被他杀死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后来约卡士泰自杀而死，奥底柏斯则把自己的双眼弄瞎，在森林中漫游。一夜，在暴风雨中失踪了。
　

　　这是希腊有名的悲剧，情节比我所简述的要复杂热闹得多。心理学家根据这个神话而创了“奥底柏斯情意综”这个名词。“情意综”可解释为潜意识在心内形成的结。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子有憎恨父亲而爱慕母亲的情意综，因此他长成后，找第一个爱人时，常要找像他母亲的女子（或者面貌像或者性情上像）。而女子找的第一个爱人，也常像她的父亲。这个说法相当怪诞。我没有调查统计过初恋男女的对象，不知他的说法到底有几分真实。
　

　　在民俗学上，倒可以为杀父娶母情意综找出一些“根据”。原始部落每年举行的一次“图腾宴”，有些民俗学者的解释就是“杀父情绪”的发泄。“图腾”是原始部落的标志，例如甲部落以“熊”为标志，那么熊就是甲部落的“图腾”；乙部落以“青蛙”为标志，那么青蛙就是乙部落的“图腾”。部落中人对本部落的“图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有人偶然伤害了“图腾”，常因心理的极度恐惧而自己吓死自己！而每年却有一次公开举行的“图腾宴”，把平时尊奉的“图腾”杀死，大家饮酒跳舞庆祝。据说举行“图腾宴”后，就可以保证来年的丰收。有些民俗学者解释“图腾”代表酋长所具有的威严的父权，部落的野蛮人对这种权力又恨又怕，平时不敢发作，因此借一年一度的“图腾宴”来发泄。我对民俗学毫无研究，只觉这说法似乎牵强了点。又：某些原始部落中有一种“禁忌”──岳母不可与女婿见面。因为母女所爱的常是同一类型的人，恐怕岳母见了女婿，会把他抢去也。这个说法也极怪诞。岳母喜欢女婿，常比喜欢自己的儿子更甚，这倒可能，但一定不会抢走女儿的爱人。
　

　　　　　　　　　　　　　　　　　　　　　　　　　　　　　（选自《三剑楼随笔》）
　

　　5、数学与逻辑

　　数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又是很有趣的科学。数学在科学的领域里，被称为“纯科学”，意思是“纯理论”的科学。可是一切技术科学，都要以数学为基础。数学不行的学生，其他的自然科学也一定不行。甚至某些社会科学，到深入研究时，也需要良好的数学作基础。如经济学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有人说：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而数学则是一切自然科学之母。
　

　　许多人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一位数学是枯燥无味的科学，其实不然。例如把数学应用到逻辑（一种推理的科学）上，就常会得到一些很有趣味的论断。
　

　　平时人对一件肯定的事情常说：“一是一，二是二。”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运用数学上的巧妙把戏，却可以证明一等于二，或一等于任何数。你若不信，请看下面的算式：
　

　　设：A＝B
　　则：A2＝AB＝B2
　　故：A2－B2＝AB－B2
　　分解因式：（A＋B）（A－B）＝B（A－B）
　　以（A－B）除两边得：A＋B＝B
　　即：2B＝B
　　故：2＝1
　

　　在这个算式里，只应用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初中学生都学过的公式，即“两数平方之差等于两数之和乘两数之差”。可是却得出一等于二的结论来。它的秘密在哪里呢？秘密就在A－B＝0这一点上。任何数乘零都等于零的。所以用A－B去除两边，得出的答案就谬误了。
　

　　中国战国时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善于诡辩的人，叫做公孙龙子，他有许多诡辩的命题，其实就是应用数学上的方法作为逻辑，迷惑一般人的观念。
　

　　他有一个论题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一半，永远都分不完。初看令人惊异，其实却是真的，二等分一条线，继续无穷次都是分不完的，分到最后是“无限小”，但“无限小”仍然是一个数目啊！
　

　　公孙龙子另一个论题，那就更诡辩了，这论题是“飞矢不动”。因为若把空间和时间都分割为无限小的点，则飞矢每一瞬间都占着空间的特定位置，因而亦即静止在这一位置上。这个论题和上面“一尺之棰”的论题，都是应用数学上“无限小”的观念，但上面的论题讲得通，这个论题，事实却是讲不通的。因为在每一个无限小的时间里，飞矢仍是运动的。
　

　　应用数学到逻辑上，常会造成形式逻辑，即忽视了内部质的发展，而只注意了表面的现象。可是形式逻辑认识是不可废的，也并不是每个形式逻辑都是错误的。例如：A大于B，B大于C，则A一定大于C，这就符合真理。辩证逻辑也是从形式逻辑发展而来的。所以又有人称形式逻辑为低级逻辑，而称辩证逻辑为高级逻辑。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杰出的数学家，例如我以前在《随笔》里所举过的祖冲之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圆周率的推算，要比西洋数学家早一千年。又如开平方和开立方的问题，也早在中国古代的《九章算术》中提出来了。祖冲之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能求得一般的二次方程式和三次方程式的正根。又如直角三角形中，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平方之和，也是中国的数学家最早推算出来的。不过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由于生产的发展的迟缓，而影响了一般科学的不能迅速发展，在数学上也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但近代我国的数学界，仍有非常杰出的人才，例如自学成功的华罗庚教授，他对“堆垒素数”的研究，就是在全世界坐第一把交椅的。这两年来，我国提出“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某些主要科学部门，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数学的发展当然也是可以预期的了。
　

　　　　　　　　　　　　　　　　　　　　　　　　　　　　　（选自《三剑楼随笔》）
　

　　6、元宵杂谈

　　中国的情人节
　

　　农历新年过后，接着来的就是“元宵”佳节了。元宵在古代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尤其在宋代最为盛行，甚至比新年还要热闹），到了近代，则渐渐冷淡了。可见风俗也是随着时代变的。但因元宵既是中国一个传统节日，故此有不少“佳话”或者并非佳话的故事流传，不妨拉杂谈谈。
　

　　由近及远，先从“洪宪皇帝”的一则笑话谈起。
　

　　元宵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的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做了一首儿歌讽刺他道：“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袁世凯所铸的银币有他的肖像，一般人都叫做“袁大头”。
　

　　封建统治者诸多忌讳，又最害怕百姓的讽刺，古今一例。明代就曾发生过一宗“元宵惨案”，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干的好事。
　

　　元宵习俗是喜欢打灯谜的，那一年元宵，朱元璋“微服出游”，在南京城里某家人家看见许多人围着打灯谜，他也挤进去看。这灯谜是一幅“谜画”，画的是个大脚妇人抱着个西瓜。朱元璋猜不着，回去和他的马皇后谈起，马皇后大怒道：“这刁民在讽刺我，那谜底不就是‘淮（怀）西妇人好大脚’吗？”原来这位马皇后是临淮县人，属于淮西，她又恰恰是一双大脚。在那个时代，富贵人家的妇女以缠足为美，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女子就可以夸耀邻里。马皇后认为这是讽刺她出身贫贱，故此就勃然大怒了。
　

　　朱元璋为了替他的皇后出气，竟下令将那家人家所在的水西门一带的百姓斩尽杀绝，从水西门杀到升新桥，杀了数百家人家，只漏网七家。据说南京现在还存在的“七家湾”这个地方，就是因此得名的。
　

　　元宵节是古代百姓喜爱的节日，尤其最受妇女的欢迎。因为在古代的所谓“闺秀”，平日是不许踏出闺门的（宋代礼教严，尤其如此）。只有到了元宵这晚，可以不分男女一同玩乐，大家赏灯。到了近代，男女之防，日渐“开禁”，这也许就是元宵在近代受到冷淡的原因了。
　

　　由于在古代的元宵佳节，可以男女无拘，同游共乐，好像西方的情人节一般，有许多关于爱情的佳话流传。《今古奇观》里便有若干这类故事。
　

　　这些爱情故事有美满的也有凄凉的。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故事就是令人为之感伤的。朱淑真遇人不淑，嫁了一个庸俗的市侩。在元宵节曾有怀念她旧日情侣的一首词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此词或有云是欧阳修作的。我想这可能是古代文人囿于礼法的观念，想为朱淑真洗脱“不贞”的嫌疑，故而把这首《生查子》词说成是欧阳修所作，亦未可知。
　

　　有关元宵的诗词很多，我最欣赏的是辛弃疾的《青玉案》。词云：“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三句，是历代词家赞赏的名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这三句词可以代表人生三个境界中最后的一个境界──毕生执着以求的事情（为学或者追求某一理想），在不知不觉之间，得到了最后成功的境界。
　

　　灯会·灯谜
　

　　元宵何处去？最好宋城游。不是替宋城做广告，盖因今岁元宵，宋城将有“西湖灯会”之举也。元宵在古代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尤其在宋代，甚至比新年还更热闹。元宵又称为“灯节”，元宵观灯乃是传统习俗。这个灯会，由宋城举办，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个习俗据说始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汉明帝下了一道圣谕，不论平民贵族，元宵都要张灯结彩，表示对佛的尊敬。而这个习俗在宋代最为流行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宋代提倡“理学”，礼教最严。宋代的“闺秀”平日不许踏出闺门，只有元宵节前后三天，才可不分男女，一同玩乐，称为“元宵驰禁”。上篇提到的朱淑真那首著名的《生查子》一词，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把谜语写在花灯上，称为“灯迷”，这也是传统的元宵玩艺。不过到了近代，由于花灯的制作费时费力，谜语多是写在悬挂的纸条上，而这个玩艺也不限定是在元宵才能举行了。
　

　　猜灯谜是颇费心思，也是颇多趣话的。据说大陆解放初期，有一灯谜，谜面是“日本投降”，猜古代名人一。谜底是“苏武”，许多人却猜作“屈原”。“原”者，原子弹也。也有人用脱帽格猜作“李世民”，意思是日本投降，乃世界人民的力量。这是“老笑话”。另一个“新笑话”是，“文革”期间有一灯谜，谜面是“闻足下要取西川，亮窃以为不可”，用《三国演义》诸葛亮劝阻周瑜取西川的故事打毛泽东诗词一句，标明“折腰格”。谜底是“问讯吴刚何所有”，折腰格要去当中一字，去了“刚”到成为“问讯吴何所有”，意即问吴国有何力量去取西川。这灯谜本来做得很好，但当时却犯了“大不敬”罪而受批斗，理由是毛主席怎能“折腰”？令人啼笑皆非。
　

　　7、元旦谈美

　　昨晚和妹妹参加她同学的除夕舞会，妹妹老是欢喜指着她的女同学偷偷问我：你看这位穿着红外套的美不美？那位穿着白纱裙子的美不美？是的，新年来了，大家欢喜把自己打扮得美一点，尤其是小姐们。爱美是人类很自然的欲望，妹妹这样关心别人的美，也是很自然的。我写了几个月的《文谈》，也有许多人问过我：“你对文艺的鉴赏，究竟拿什么来做标准呢！”就是说我是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美丑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牵涉到美学上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来我自己懂得太少，二来也不是一两篇文章所可解释。我只能根据自己不成熟的意见，随便谈谈。
　

　　文艺上对美的见解的确太多了，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理论；前些时候有一位读者向我提出“唯美派”的问题，文学上唯美主义最显著的代表者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Oscar Wilde）。他以为美的“最高观念”是个性上“特殊的美”和新奇的浪漫的美，他在他的代表作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香港景星戏院上演过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孽魂镜》），借一个享乐主义者Henry Warren的口来表达他的思想：“我能同情于一切的东西，但只有对于苦恼的同情是一种病态，其实愈少注意于人生的黑暗面便愈是好的。”照他这种说法，假如他生在今天的香港，他会看到木屋区的灾民被火烧而毫不动心，对灾民的苦恼认为是“丑恶可怯”而只去追求他所认为“浪漫的美”了。我想对他的意见，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的不同意。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从弗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学引申的，说“艺术、文学是性的升华”。说人们因被压制的欲里禁闭于意识之中面成为“潜意识”，梦与艺术都是这被压抑的性的潜意识的升华作用。有“伟大的升华力”的人，才能使性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创造艺术的完美。这派人分析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便完全是从“性心理”出发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其实两性的结合，也不是“无条件”的，也还是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的。
　

　　我同意“美即是生活”的说法，这派美学可以俄国十九世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他说：“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的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一些人还不能接受，因为“美”在一些人的想象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假如说“美是生活”，那么岂不是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哪还有什么美感！
　

　　我想举一些实例，拿一些人认为是“超脱绝俗”的好词，来尝试说明这个道理。宋代词人黄山谷的词：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我们读了觉得很美，尤其是下半阕更美，为什么，因为“黄鹂”和“蔷薇”都是生活中所习见的东西，而“春”呢？还是比较抽象的东西（不能用手去捉摸），现在词人把它们联系起来，虚拟黄鹂用歌声作答，而瞬息间又已被风吹过蔷薇，歌声既无人能解，而又很快的消逝，衬托之下，春天已经过了，春天已经没有踪迹了，这个印像就不由得不更鲜明，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在一年生活之中，最好的季节又过去了，“岁华易暮”，因此也就引起一些人情感的共鸣（这种情感是不是健康的姑且不说，但最少是由生活的联想而引起的）。
　

　　又如有一首旧诗，描写出征军人的妻子忆念她的丈夫：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黄莺与她本无爱憎，但为了它惊醒了她的美梦，在梦中她会见到她的丈夫──而这是由于凄凉的生活迫使她忆念而成梦的，现在被惊破了，于是就要“打起黄莺儿”来了，这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反战诗吗？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有个女作家克纳斯（Margarer Harkness）写了一部以伦敦贫民住宅区年轻劳动妇女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城市姑娘》（Citygirl）写得非常逼真。写后寄给恩格斯批评，恩格斯说她只写了工人群众的表面：消极，麻木、穷困，甚至不企图将自己从穷困中挽救出来，这个观察就不是深刻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人已经是有自觉的人群了。批评还指出：如果这本小说是在十九世纪初写的，那就是好小说；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还没有自觉，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这位女作家所以失败，因为她没有深入工人的生活，也就不了解工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就只能作表面的浮雕了。从这个故事，也许会使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吧。
　

　　8、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在看卓别林的《舞台春秋》时，流了四次眼泪，我相信这绝不是他夸大的说法。我自己是很久很久以来没有流过泪了，但当我看到查理所演的卡华路在小酒吧里那一份佯狂，那一份狂歌带哭的神态；和在临终前拼命的拉着生命的提琴，想在“生”的颂赞中净化了他“死”的苦痛时，我也不自觉的感到难过，想“逃”出来，“逃避”查理对我情感的“压迫”。
　

　　事后我静静地思索，那位朋友的流泪和我的想“逃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舞台春秋》所渲染的那种感情，还能够深深激动我们这些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
　

　　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同一毛病，老是感觉自己孤独，感觉到没有人了解的悲哀，我那位朋友是写诗的，我记得，他似乎就写过“把斗室当做自己的牢狱，在牢狱里自己寂寞的数着自己的脚步！”的诗句。
　

　　旧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总有一个个人的小王国”，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早期的何其芳就写过“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再推远一点，“诗人节”所纪念的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也慨叹着：“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翻成白话诗就是：“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由他去吧，只要我内心是真正的芬芳。”这种感情，与《舞台春秋》所传染的感情是合拍的。
　

　　查理创造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卡华路，又给他创造了一个“红颜知己”的女艺人，我想，这正是他扩大了这种孤独感，同时创造了一个“知己”来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说来也有趣，历史上（不单是“历史上”，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文人都喜欢“创造”一个了解自己的异性知己。例如清朝诗人黄仲则，就把一个本来是庸俗的盐商女儿，描写成为自己的知己，说她“湖海有心随颖土，风情近日迫方回。”这真是天晓得。许多文艺小说里，男主角（常常是作者的自拟）也总会有一个“慧质兰心”的女朋友，大概也是这种心理表现吧。
　

　　查理还是一个从“我”出发的人道主义者，他还没有跨过这一步。从“我”出发的，常常看不起群众，查理在《舞台春秋》里假卡华路的口说：一切个人都很好，但当他们成为一群时，就像无头的野兽一样。又说“只有当我饮醉了酒时，才可接近他们。”我想正是这样对群众的看法，阻止查理更跨前一步，阻止了他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
　

　　然而查理还是伟大的，《舞台春秋》还是好的，虽然它也有这么多不健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舞台春秋》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摄制的，片子里所要求的“人的尊严”，“对生命的赞美”等等，这些东西，正是现代美国所缺少的。因此他纵然是个个人主义者，也还是一个进步的个人主义者。他借卡华路的口说：“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我们轻视我们自己。只要不害怕生活，人生是可以很奇妙的。”我以为他说得很好。
　

　　从“我”出发的东西，要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才可以很正确地估计它的价值。例如雨果的《欧那尼》，那也是纯粹歌颂“个人”的东西，但它是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好的。然而假如今天的文艺青年，还从“我”出发，还有浓重的孤独感的话，那我就要摇头的了。虽然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阴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们”走去的。
　

　　9、看戏的和演戏的

　　卓别林的《舞台春秋》上演，在我的朋友当中激起了一阵小波动，有趣的一点是：他们都依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这个“戏”。这里有不少精彩的谈话，一位朋友说这是查理的“抒情诗”，是对人生美丽的颂赞；我同意他的话。另一位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说：“虽然作品中的主角不一定是作者的本身，例如查理演过《大独裁者》，而查理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却绝无相同之处。但是在这个片子中，却像是查理的自白，查理对人生的看法与内心的精神多少是借卡华路而表现出来了。”他用了一个文艺理论上的名词，说这是查理内心的“观照”。
　

　　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观照”，顺便要牵涉到文艺上所谓“看戏的和演戏的”理论。
　

　　“观照”本是西方哲学家与宗教家的用语Concemplation，后来移用到文艺理论上。它的起源是这样的：希腊神话里有一位日神叫做阿波罗，据说“他高踞奥林匹司山顶，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得形相。他凭高静观，世界投影于他的眼帘，如同投影于一面明镜。”用在文艺理论上说，就是劝作者像日神一样，明澈地“观照”这个世界。
　

　　到叔本华就把这种“观照”的态度，更为阐发了，他说人生本来是痛苦的，该怎样“解除”这种痛苦呢？只有“由受苦的地位移到艺术观点的地位。”这意思就是说：把人生种种的遭遇，当成是一场戏，自己则当成看戏的人。甚至例如你失恋了，你也可以从痛苦的失恋者的地位，退成为旁观者，来欣赏这一场“恋爱的悲剧”，虽然在这场悲剧中，你自己也是一个主角。根据叔本华这种说法，一些美学家便主张文艺作者应是“看戏的人”，而一切芸芸众生，不论王侯卿相，贩夫走卒，都是“演戏的人”，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演出种种悲欢离合，苦恼恩仇。
　

　　《舞台春秋》中，查理的佯狂，把世界当成一个大舞台，好像“超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态度，是有一点近于这种“内心观照”的艺术观的。（当然这只是《舞台春秋》的一面而不是全面，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说查理基本上仍是热爱世界了。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面的。）
　

　　这一种所谓“观照”的情感，我相信年青的朋友们是不会有的，但旧知识分子却很容易受他的感染，这与中国的老庄思想，有若干是合拍的。庄子所谓的“心斋”，要人“毋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这就与“观照”的态度极接近了。中国的老庄思想演变下来，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更使得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扩大。《佛地经论》（一种佛教经典）说要到“禅定”的境界，才能“起智慧”。禅定的境界，就是像希腊神话中日神那样“明澈观照世界”的境界。中国的旧读书人，受老庄、佛家的思想影响极大，我记得于潮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其中的主文就是批判这种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的。
　

　　其实这样的写作态度是要不得的。假如这些作家去写工人的生活，他也可能像单纯的照相一样，把工人的苦痛描写出来，但由于他完全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这作品就无法深入，止于现像的罗列，而接触不到本质。正如查理的许多戏，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
　

　　一个作家要以爱去拥抱人类，拥抱世界，而不是站在看戏的地位来看世界。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纯粹站在看戏的地位的，假如你明天就没有米煮饭了，试问你还能自我“欣赏”没有饭吃这种悲剧吗？
　

　　10、创造“更高的真实”

　　一位有“历史癖”的朋友去看了“长城公司制作的电影《孽海花》，回来后和我大谈剧中的历史“考证”，据他说王魁与司马光不可能见面，在司马光做大臣时，王魁最少已死了二十多年；剧中的程戡应该是理学大师程颢之误，程颢和弟弟程颐并称洛阳二程，最初的政治主张是比较接近王安石而反对司马光的，但程颢最高的“官阶”也只是监察御史而并非宰相……等等。我听了他一大串的“考据”后笑道：可爱的朋友，我算你的考据都对了，但有一个观念却错了，历史剧本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家和历史剧作家也不同，一个好的历史剧本，不是历史教科书的翻版，它还包括有“创作”的性质在内，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试想，如果要求剧本一切都与历史事实吻合，主角的台词要考据他当时是否这样说过，所演的戏都要“有案可查”的话，这个剧本怎么能编得下去？
　

　　历史家的任务在力求把历史的真实发掘出来，不能自己去“创造”事实，但历史剧作家却可以在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下，去“创造”一些事实。例如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查理第一，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事实上亨利四世在位时，查理第一不过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同样，凯撒死后，安东尼和布鲁特的斗争酝酿了很久才爆发，而莎翁在《凯撒大将》一剧中，却将这段酝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说实在话，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我却感到比史家所写的更“真实”。
　

　　当然历史剧作家也绝不可能毫无根据的去“创造”的，像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①之类，就无论如何辩解也辩不通，因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①“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是香港某历史小说家所闹的笑话。钱舜举是宋末元初画家，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名女人”。

　　写有关历史的文艺创作（包括历史剧本、历史小说等），作者可以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形，“创造”一些在那个时代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们正不必斤斤计较郭沫若的《南冠草》（又名《金风剪玉衣》，不久前本港校际戏剧比赛曾演出）里，夏完淳是否真的如剧中那样，把大汉奸洪承畴故意挖苦“恭维”一番之后，便把他骂得淋漓痛快，因为根据夏完淳在历史中的爱国表现，他是可能这样做的。
　

　　又，谈京戏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周瑜年纪比孔明大，但为什么在戏台上周瑜却反是小生，比孔明还年轻？我想这个不真实应该被允许的，用这样来表现周瑜的少年气盛，恃才而骄，却又经不起折磨；衬托出孔明的“谨慎”、“老成”，那不是更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吗。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劝诗人在运用材料时，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事实或很偶然的事实，不如使用那显然合理但未必会发生的事实。举一个显浅的例子说：假如有一个暴发户，他很“乐意帮助”穷人，又懂得“欣赏”艺术，那么如果你写一部关于暴发户的小说，你应不应该把这个例子写进去呢？我以为不应该，因为纵许有这么一个暴发户，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一个典型的。又如鲁迅选择了阿Ｑ这个典型（很显然阿Ｑ是许多同这类的人的表现），阿Ｑ这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未必会在给别人打了后，就嚷“儿子打老子”，但根据这个人的性格，这样描写却反而是很真实的。亚里士多德那段话的意思，便是要作家不必严格受拘束于一些历史事实。而应该努力去接近“更高的真实”的（Hizher Reality）。
　

　　《孽海花》里的司马光、韩琦等人在历史的事实上，当然不会和《孽海花》完全符合，程戡（或程颢）也不曾有包庇贪官金垒的事实，但司马光是当时代表大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领袖，程颢也是一个颇为伪道学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稀奇？他们没有包庇过贪官金垒，难道就不可能包庇过其他的许多贪官？因此《孽海花》在刻画宋代官僚这一点上，我以为是接近“更高的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