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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雨潇潇

八十七、杜运燮和他的诗

　我是先识其人，然后才识其诗的。他写过一首小诗《闪电》，开头两节是：
　有乌云蔽天，你就出来发言；
  (有暴风雨将来临，你先)知道；
　有海燕飞翔，你指点怒潮狂飙。

　但杜运燮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诗像冷静的智者一样，观察万物，用隽永的语言，用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写。举他两首分别写于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小诗为例) ：
　异邦的旅客像枯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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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文坛祭将诗

　孟超有《李慧娘》剧作，是(缺文)
。“文革”期间，被批为“借厉鬼报仇而攻击党”的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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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于右任的一首词

　抗战期间，他是监察院长，位高无权，蒋先生对他是“尊而不亲”的。有时，甚至连个“尊”字都做不到。那时他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的老鹰岩，每日坐汽车回家，都要经过检查站。某次，因他的司机得罪检查人员（此辈均是特务），不但司机被捕，他的座车也要接受检查。他下车说理，那班特务气势汹汹云：“中央大员应以身作则，院长亦应(缺文)
大员”如孔祥熙辈，家里的佣人也可免受检查的。后此事为何应钦所知，他的司机方得开释。于右任气极，立上辞呈，移居成都，并写了一首《浣溪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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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于右任的诗

　“鸡鸣故国”一句自注云：“谚云：福州(缺文)
重返故国寻好句的“宿愿”不能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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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红线女演出的新“王昭君”

　但王安石在《明妃曲》（两首）中则大做翻案文章，一则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再则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又是一种看法。着重“相知”二字。既然失意无分南北，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阿娇（其实对王昭君而言，甚至做“阿娇”的机会都没有），倒不如在番邦得到个知心夫婿了。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台湾的留美作家李黎，去年十月，在上海访问巴金时，谈到曹禺的《王昭君》，她就是这样提问的：“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当成接受一个任务来做，是不是个好办法？王昭君以一介民女身份，不但有偌大见识，而且远嫁匈奴后，比咱们志(缺文)
”巴金也只能“玩笑地”承认“这是他还有点三突出！”（“三突出”是“四人帮”时代的一种文学理论，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突出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不能有缺点的。）
　比较来说，粤剧的《昭君出塞》就合理得多。它是写昭君先悲后喜的。“人生小别亦凄惶，何况长辞父母邦。……几番勒马回头望，锦绣江山再见难。”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何独昭君？她是到了匈奴王亲自来迎接她，看到了匈奴王为地(她)在塞上建造的江南故乡景物，深受感动，这才转悲为喜的。匈奴王的一句唱词“有道是日久他乡即故乡”，打动了她的心。
　曹禺写的《王昭君》，惟一令刘绍铭不满的地方，是曹禺在结尾时候所用的一个象征手法：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末(来) ，就忽忽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飞走了！

陌雨潇潇

05《笔花六照》

序
　　写作生涯五十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资深写作人”了。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什么都有。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我曾说过：“我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是(东拉西扯。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 (不知是否还有缺文？)，我在《星洲日报》写的《笔·剑·书》专栏开场白）我这个人不惯受拘束，“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这也比较适合于我的性格。
　现在这个选集则是分门别类，共分为六辑：甲辑，武侠因缘；乙辑，师友忆往；丙辑，诗话书话；丁辑，读史小识；戊辑，旅游记趣；已(己)辑，棋人棋事。故以“笔花六照”作为书名。《山海经》和《大唐西域记》等书都记载有能够“光华四照”的奇花，花能“四照”，亦能“六照”（“六”在数字中更具整体意念），这个书名不过是借古籍的“无稽之言”来作“新的杜撰”而已。其实我本是“笔不花”（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名），当然更不敢与“奇花”相比。

陌雨潇潇

05《笔花六照》

甲辑·武侠因缘

一、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当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某报主编”是香港《新晚报》当时的总编辑罗孚。“吴陈比武事件”发生于香港，比武的地点则在澳门。这是两派掌门人之争，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笔战难分胜负，于是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擂台设在澳门，这是由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门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访(坊) ”和“快活楼”是澳门的赌场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使得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就更多了。
　从《七剑下天山》开始，我也尝试运用一些西方小说的技巧，如用小说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变“全知观点”为“叙事观点”。其实在《红楼梦》中亦早已有这种写法了，如刘姥姥入大观园是姥姥眼中所见的大观园，贾宝玉的房间被她当成小姐的香闺，林黛玉的房间反而被她当成公子的书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绍。不过，在旧武侠小说中还是习惯于作者去定忠奸、辨真伪的。故事的进行用时空交错手法；心理学的运用，如《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为桂仲明解梦，《云海玉弓缘》中金世遗最后才发现自己爱的是历(厉)胜男，就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西方小说技巧的运用，我是不及后来者的，但在当时来说，似还有点“新意”。

陌雨潇潇

05《笔花六照》

甲辑·武侠因缘

二、中国的武与侠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方(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陌雨潇潇

甲辑·武侠因缘

七、凌未风·易兰珠·牛虻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去掉)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凸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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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辑·武侠因缘

八、有才气敢创新
　我写武侠小说写了三十年，为我作过插图的名画家也很不少。论合作的历史，延光兄是最新的一位；论年龄，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但若问我最喜欢哪位画家的插图（过去常有人这样问我，我答不出来），我现在是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是廷光兄的插图。我这样说，井(并)非认为他已是“后来居上”，每一位成名的画家都是有其特色，很难定出高下，也无须强分高下；我这样说，只因在艺术作品中，我最喜欢有才气的作品，而他的画，是我觉得最有才气的。论画，总不免是带有主观性的，因此，我说我最喜欢他的插图，当然这也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爱好。

陌雨潇潇

乙辑·师友忆往

十、华罗庚传奇
　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
　春播一斛种，秋收干(千)百袋！

陌雨潇潇

乙辑·师友忆往
十一、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著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涛(？)比较【注二一】，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我们除了谈论小说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属”的文学性，例如《蜀山剑侠传》的回目。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粱(梁)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的《李商隐诗论稿》【注二四】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娶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觉得这种传说缺乏根据。”蓝于分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认为是“……不时透露出两人相互爱慕之情。在封建时代，夫妻之间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在诗人之中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为人。尽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隐，而李与王氏的感情始终如一”。蓝于这本书写于七三年，当时的李义山正被卷入“儒法斗争”之中。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惊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告诉我，金师这篇文章，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因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写的大捧凯思(恩)斯的文章，他决定刊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商之金师。金师说：“是该为他消消毒”，于是执笔就写，根本不用翻查参考资料，就在编辑室完成这篇论文。
　其实陈寅恪本身的“取向”，其争议性恐亦不亚于那些学术问题。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水殉清(情) ，陈寅恪的挽诗中有“越甲未应君独耻”句，对与王相约同死而又爽约的另外两位名人，其贬斥之意跃然纸上；结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向灵均”，其怀旧拒新心态亦昭然若揭。于是引出了陈寅恪的“效忠”（或曰“认同”）问题。一说认为他确有“遗老思想”（按年纪应是“遗少”，但儿辈亦可有父辈思想），在北伐后他仍宣称自己是“思想困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可以佐证。一说认为他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权。在挽词的序文中已说得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若命而同尽。”我比较倾向“文化”说。其实，即使他有“遗老思想”，那也并不影响他大学问家的地位。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粱(梁)为“枭獍”，把粱(梁)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都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学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注四七】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粱(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说金应熙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但据金师母说并无此事。）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陌雨潇潇

乙辑·师友忆往

十三、论黄巢　怀高朗
　其实从“正史”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记载，如《新唐书》纪(记)载，黄巢攻下洛阳时，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宴然”（意思是：黄巢入城慰劳百姓，地方百姓安然无事）。当黄巢进入长安时，《新唐书》的纪(记)载，也是长安人民“夹道聚观”，并不害怕义军，且是欢迎义军的。
　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记)载，如果没有一部《黄巢传》的话，最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

陌雨潇潇

乙辑·师友忆往
十六、挽聂绀弩联
　　知道陈凤兮名字的或者不很多，但知道他(她)丈夫名字的一定不少。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已故报人、作家金满城，中国的第一部《性史》就是由他编著的（其实金满城在文学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他是法国留学生，曾翻译法国作家法朗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许多名作）。解放后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绀弩是同事，两家是经常来往的。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取材自聂纶(绀)弩《题野草?墓碣文》一诗。
　　“千蝶旷代”则取意自聂柑(绀)弩《题野草?秋夜》的诗句，原诗云：
　　联语以“蝶”象征聂绀弩的诗篇，“干(千)蝶旷代”喻其诗之美之奇，实为当代罕见也。
　　“八友”者，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冷园、陈迩冬、舒羌(芜)是也。他们和聂绀弩一起出了一本诗词合集，名为《倾盖集》。本是“九友”，绀弩谢世，就只剩下“八友”了。“八友”的诗词集是：王以铸的《城西诗草》、吕剑的《青萍结绿轩诗存》、宋谋瑒的《柳条春半楼诗稿》、荒芜的《纸壁斋诗选》、孙玄常的《瓠落斋诗钞》、陈迩冬的《十步廊韵语》、陈冷园的《影彻楼诗词稿》和舒芜的《天问楼诗》。

陌雨潇潇

丙辑·诗话书话
十九、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他说“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概)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通)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陌雨潇潇

二十一、廖风(凤)舒的《嬉笑集》
　个人意见，我以为若论文学价值，廖风(凤)舒的广东话诗远在何淡如的广东话对联之上。
　廖风(凤)舒的广东话诗可就不同了，咏史也好，纪事也好，往往能启人深思。尤其《广州即事》等待(诗？) ，描画旧社会诸般令人可笑而又可恨的事物，更是兼有“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廖风(凤)舒原名恩焘，号忏盫，他是革命先烈廖仲恺的哥哥，原籍惠阳，晚年在香港定居，一九五四年四月去世，享寿九十岁。他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对旧社会的丑恶面是看得特别深刻的。

陌雨潇潇

丙辑·诗话书话

二十四、挑曹雪芹的错

　吴世昌对“雀金裘”的考证曾经下过艰辛的研究功夫，他说：“我以前曾因《红楼梦》中说到晴雯补雀金裘的故事，留意清初人著作中有关的毛织品的记载，连类及于晋唐和更早的这一类文献、材料。”这还不算，他还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出土文物到实物作为证论根据，为了彻底弄清楚《红陵(楼)梦》中所写的一件雀金裘，你想想他费的是多大功夫。他是无愧于“红学专家”这个称号的。

陌雨潇潇

丙辑·诗话书话

二十五、水仙花的故事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故事太悲哀了，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神话令人心情欢悦。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老妇人名叫姥姥的，寒冬之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从(丛) ，又美又香，就吃下去了，醒来生下一女，非常聪明，因名“观星”。“观星”既是“天柱”下的“女史星”，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美丽的少女既是天上的星宿化身，又是清丽绝俗的花魂化身，真会引起诗人无限遐想。

陌雨潇潇

丙辑·诗话书话

三十、柳北岸的旅游诗

　这个“蜗牛”是“背上一个壳儿，慢吞吞地找寻归途”的，这象征了游于(子)思归的心情；而蜗牛的“自叹”自己的壳儿重得可怜”，这个壳儿当然亦有双关意义，可以理解为令游子滞留异乡的包袱。看来，作者也是以“蜗牛”自况吧。

陌雨潇潇

丙辑·诗话书话
三十一、尤今就是尤今
　尤今的著作，主要可分两类：游记和小说。作品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却有个共通点，善于通过人物（在小说中是虚构的，但却是有典型性的人物；在游记中是作者所接触的真实人物）来探索社会的问题和反映多样化的社会面貌。如游记散文集《缘》共收十九篇作品，作品的背景包括沙地(特？)阿拉伯，埃及、印度、印尼、澳洲、菲律宾等地；人物包括来自各种不同阶层的警官、店东、侍役、马车佚、船主、农场主人、海外华侨等等，通过他们，当地的社会面貌也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小说集《模》写来自不同层面的五个女性；小说《面团与石头》则对爱情与婚姻、老人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敏锐的探索。
　短篇小说集《沙漠的噩梦》则是比较特别的，它共收录了九篇以沙地(特？)阿拉伯为背景的小说，“本质”当然是“小说的”，但也有“游记的”异国风情。古人说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尤今的小说是“小说中有游记的”。九篇小说都是尤今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成，每一篇都包含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沙漠的噩梦》是去年出版的，是尤今最新的小说集；她的第一部游记《沙漠里的小白屋》也是以沙地(特？)阿拉伯为背景的，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一月，曾获新加坡的“华文最优秀作品奖”。她之所以常用沙地(特？)阿拉伯作背景，那是因为她的丈夫曾在沙地(特？)阿拉伯工作之故。一九七九年她跟随丈夫在红海之滨的吉达市住了一年多。
　尤今是在一九七九年七月随丈夫前往沙地(特？)阿拉伯的，当她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报馆的同事给她饯行，席间就有人“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回去沙漠居住，不是可以变成新加坡的三毛吗？”
　三毛是台湾的女作家，成名较早，七十年代中期，她以撤(撒)哈拉大沙漠为题材的一系列游记已经出版。除了同事将她们相提并论之外，新加坡的“三毛迷”（同时也是尤今的读者）也曾“拜托”她去探望三毛。
　尤今说：“说这些话的朋友，不知道我和她所去的地方虽然同属沙漠地带，但地理位置却相差很远！她去的是北非，我的目的地是沙地(特？)阿拉伯，中间隔了一道红海，两地不论在政治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语言宗教上都迥然不同……”（《我到沙地(特？)阿拉伯去——写在出国之前》）两人所去的地方不同，所写的游记题材也是不同的。
　这段话是尤今九年前说的，如今她不但去了沙地(特？)阿拉伯，也去了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所写的游记，论质论量，比起三毛，都是不遑多让了。或许因此，文艺界的朋友还是往往喜欢把她们相提并论。但尤今却是不喜欢这样相比的，她常说“三毛是三毛，尤今是尤今”。不错，她们都是各有自己风格的作家；而且尤今除了写游记，还兼写小说。我们不能说“尤今是新加坡的三毛”，也不能说“三毛是台湾的尤今”。不过，有一点相同的是，她们都是同样具有爱心，爱家人，爱朋友，爱她们笔下那些质朴善良的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