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

天山游龙

私家侦探按：《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一文，系梁羽生应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邝健行之请，为该校所作的一场专题演讲。但演讲原文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章，其间差距不可以道理计。为便于查考，现将两个版本均披露于下。原稿在先，修订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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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侦探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梁羽生先生在香港浸会大学作专题演讲。梁先生原有打好字的文稿作发言底本，但他不是照念，而是另有发挥和补充。他发挥和补充的话，十分精彩，十分有价值。“讲词”所录，是他的演讲全文，我和林俊华、林伟江两位同学根据现场录音记下来。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原话实录；如果说是百分之八十或以上的实录，大概不成问题。邝健行附记。

　　很感谢浸会大学中文系让我有旧地重临的机会，现身说法就谈不上了。谢谢你们给我的评语，愧不敢当。我接到周主任邀请函的时候，还真的不敢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九八三年已结束了武侠小说写作，用武林术语来说，就是“金盆洗手”、“闭门封刀”。说真的，金盆我没有，因为没有钱买；用木盆洗手倒是有的。我一九八六年正式退休，一九八七年老来从子移民澳洲。到了澳洲，可以说武侠小说完全放下了。放下武侠小说颇觉逍遥，也颇为自在；同时我的研究兴趣差不多转向别的文学领域，武侠小说这一类不谈已久。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时间已经隔得很长。原来我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周主任还很小，我发觉自己好像是从历史走出来那样。不过想一想之后还是决定来，因为邝教授对我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讲自己的故事便行了。”唷，讲自己的故事我是行的，因为老年人记远不记近。我今年快八十岁了，远年旧事还是比较清楚；就这样决定来了。
　　首先我想解释题目：“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阶段应怎样划分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稍后我会讲明理由。“新派”是指当时一般香港人对《新晚报》武侠小说一派的称呼，好像我的小说、金庸的小说。后来新派武侠小说的范围扩大了，好像受了金庸影响的其他小说部属新派。到了八十年代左右，差不多所有的台湾、香港、中国的现代文学史都用这个名称，就是“新派武侠小说”。其实当时全没想过“新”的问题，说不定是十分“旧”的。那我为什么提一九五四年呢？因为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发生了那回打斗的事——这故事留待后面说。至于一九五八年则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这一段我称为“探索期”。实在说，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写，尤其是我，从未写过小说，一路摸索着；而金庸也在那时开始写，一边探索。这时段中，一方面形成早期武侠小说的模式，一方面又在追求自我突破，打破“定型”——文学发展一向就是这样，一九五八年呈现比较明显的标志。
　　说到这阶段最后一年即一九五八年，—桩比较奇妙的事可以牵合。现在我讲话是二零零一年，距离一九五八年即第一个阶段盛时四十三年，这便令我想起南宋词家辛弃疾在《永遇乐》中句子：“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灯火扬州路。”辛弃疾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山东济南人，一一四零年出生，其时已是一一二七年的“靖康之耻”之后的十几年，北方是沦陷区。他二十二岁参加了当时最大的义军，并任耿京的书记。一一六二年他二十三岁南归。其时有很多惊险的事，不能说了，譬如有一次他只带了五个人闯入五万金兵的营寨，杀了一个叛徒。这些历史故事也可作为武侠小说的题材，我在《狂侠天骄魔女》的后段便写过；不过这里也不说了。辛弃疾所讲的“四十三年”，刚好跟我讲的新派武侠小说期间巧合，对辛弃疾来说那四十三年是他生命的重大转折点，对新派武侠小说来说一九五八年是一方面完成了自己的模式，一方面亦自我突破本有的模式。
　　那一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大约完成了三分之二以上，《射雕英雄传》在《商报》侦探按：应为《香港商报》连载了共两年五个月又十九天；而我的《白发魔女传》也刚好写完。不少中国或香港研究武侠小说史的专家都认为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起码是他代表作之一；而我的《白发魔女传》现在还有剧集播出，不记得是不是蔡少芬演的了。好了，我说“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不是自比辛弃疾，不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不能比。那怎么说呢？辛弃疾词结尾三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的意思是：年纪大了，还能为国守城吗？辛弃疾当时六十五岁，守京口，但倔强不认老，所以写词来表示自己行，还能抵抗会兵。我呢，不行了，我早已放下武侠小说，所以不能和辛弃疾相比。还有，辛弃疾死时六十八岁，作词时六十五岁，还能上马；我现在七十八岁了，比他年长十年有多，我明说不行，早已放下武侠小说不写；所以又不能和辛弃疾相比。要比的话，也只能作“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当年盛事，我有份参与，白头宫女也有份参与，今天我便扮演这个脚色来“闲坐说玄宗”，说说开元旧事。我不是说天宝旧事，开元有二十九年，天宝有十五年，我讲的是前期的开元旧事。
　　现在开始说故事了，这故事也染有武侠小说色彩的。当时（按：指一九五四年一月稍前）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与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相约比武，其时陈克夫三十五岁，吴公仪五十三岁，吴公仪大陈克夫二十年。所谓武无第二，他们都说自己的武功好，两派起初在报上笔战，后来好像陈克夫说：“口说无凭，打一次好了。”于是从笔战转到擂台比武。这期间经过了几个月，波澜起伏。举个例说：有人指出吴公仪年岁大，而陈克夫正当壮年；刚好吴公仪的儿子吴大揆也是三十来岁，也是武林高手，于是吴大揆便提出代父应战。不过白鹤派对此反对，理由是吴大揆不是掌门，武林规矩：掌门对掌门，掌门不能跟对方徒弟打。最后是吴公仪和陈克夫对战。当时香港法律是不准公开打斗的，所以移到澳门新花园设擂台，签下生死状，声言各安天命。当时何贤为监场。比赛结果有很多版本。据说当时对战不到五分钟，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鼻子，不停流血，结果比武告终。也有另一版本说陈克夫先推开吴公仪。不过吴公仪没有摔到，借擂台的绳索稳住身子，不能当作成败计算。吴公仪比较老练，让全世界的人看见陈克夫鼻子血流如注。何贤当时大吃一惊，为了维持秩序，立刻敲钟说：“打和，打和、以和为贵。”双方都同意了，大家都不想搞出人命。吴公仪那三分多钟的一拳，可怜害得我写了三十多年的武侠小说！
　　香港那时是个“静态社会”，一些重大而有连续性的新闻不多，和目前截然不同。现在看新闻就像追看电视剧一样，那时是没有的，要到六十年代才有“三狼案”。当时，“吴陈比武”前前后后扰攘了几个月，很轰动。我那时在《新晚报》当副编辑，总编辑是罗孚，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此人脑筋甚为灵活，我从未见过共产党员这般开明；因为那时的左派，—般说都板起面孔；报纸像《大公报》也是。其时香港社会上的大报不载武侠小说，固然有一些“港派小说”，我这里不提作者名字，讲讲少林寺、方世玉、洪熙官的故事，较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大看的。那时罗孚脑筋一转——别的报纸还未转到，他却转过来了——拉住了我，叫我立刻写武侠小说。我说：“老友，我连小说都未写过，你却叫我第一篇以武侠为题材？”
　　我小时候，父亲不准我看武侠小说，只许我念《古文观止》之类。学校的老师都以学术著名；而由于特殊机遇，在校外也认识一些名师，好像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便在家乡教过我；还有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学校的陈寅恪得意门生金应熙，我比较接近他。这班人在中国学术上极有地位的。所以在家庭和学校的背景下，我从没有想过写武侠小说，我只想做一些文史方面的研究。后来在岭南读书，岭南文科不太有名，经济最有名，所以我选读经济系，想搞搞经济史之类。现在突然叫我写武侠小说，我摇头摆手，一口拒绝罗孚的建议。罗孚最后毕竟说服了我，我于是跟他作君子协定：作为报馆任务，最多只写半年；《龙虎斗京华》就是这样出来的。当时我们开玩笑，用北方话说是“打鸭子上架”，意即逼出来的。还有一些秘密内情，我稍稍透露。最初向罗孚交了题目，可是写什么？不知道；我没有想透，怎办？传统小说有“楔子”，我便在正文之前随便写了一段闲话，用此法“过桥”（按：普通话译不出来，略近“垫脚”“驳搭”意）。试想吴陈十七日比武，《新晚报》十九日登出小说预告，二十日小说要面世，时间何等匆促？大家看看贵校展出的资料便知道详情，你们资料很充足，全写了。我因此先写“楔子”，再写一首《踏莎行》作为“开篇词”。开篇词是有巧妙之处的。白鹤派掌门陈克夫的师叔吴肇钟，文才甚好，比武之后，填有《踏莎行》词来形容比武时的情形，说以和为贵之意；而我的《龙虎斗京华》亦是以《踏莎行》起首，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六七十岁行走西北的游客，所谓“夜雨空山，深宵来怪客：白云苍狗，古刹话前缘”，在荒山遇见一位怪客作引子，引出女主角。词中“卅年心事凭谁诉”一句，后来评者评为词谶，说我有先见之明；因为我由一九五四年正月开始写作，至一九八三年封笔，恰好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真的不晓得诉了多少心事——包括这一次，所以是词谶。
　　接着开始想该是什么题材，心想可以用一些没有写过的，于是便想到义和团。这很出奇，也使当时报馆的同事大吃一惊：“什么，你写义和团？”其实以义和团为题材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岭南大学是基督教学校，讲基督教史，有所谓“四次来华”。第三次是利玛窦，第四次是鸦片战争。当中的“第四次来华”下及义和团。其次我的老师简又文对义和团有深厚认识。为什么深厚？因为他精通太平天国史。我受他的影响，一想便想到义和团。还有五十年代的大陆实行“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等政策，喊出口号：“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跟义和团有关系。
　　义和团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十分复杂的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由反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由清廷腐败逼出来的自发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当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确造成很大伤害。简又文先生时时跟我说起一个笑话：他当过冯玉祥的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是反帝的，有一次一班高级将领开会，大骂帝国主义，问简又文道：“简先生，你怎么看（帝国主义）？”简先生说：“当然反对啰。”“喂，你是基督徒呀，你也反？”“我的上帝是反帝国主义的。你们讲的帝国主义，我的上帝当然反对。”他随即引《圣经》，指出耶和华要人为善，是公义；凡非公义则反对。简先生以后索性在军中传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动乱”——中性的说法是“运动”，总之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极端仇外、无理性的仇外。他们又盲动又愚昧，譬如他们深信刀枪不入；什么神都信，连《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也是他们的神。因此义和团的组织注定要失败，只会构成负面大于正面的作用。但历史学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价到今天似乎还未有定论。如果不相信，翻翻《辞海》，仍以义和团为反帝反封建组织。但中共所最推崇的鲁迅说过，义和团是兽性的爱国主义。鲁迅虽极受尊崇，但五十年代我还未见有人引用过他的话。
　　我自己定下目标，想尽可能真实地写出义和团混乱局势中历史的悲剧。你们可看看《龙虎斗京华》的女主角柳梦蝶，她的父亲和情郎都是在义和团的内斗中丧生。其时义和团内部分成三派：扶清灭洋或反清灭洋等等，三派互斗得很厉害。五八年间有左派人士指我对义和团作具体的否定，肯定的部分则空虚无实质；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也有人指我写这题材不太好，我说：“题材本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你怎样写。”如果你说义和团对中国历史影响大，我们可拿它后期的情况来看文革时期红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有相似之处，其中一点是“无理性”。他们都以为自己有理想，实际都做出没有理性的行为。红卫兵行为促使中国加快开放，这是因为经过十年的血腥运动，加快了中国的反思。这十年之后就是一九七八年。说到时间，我是敏感的。义和团在一九零零年出现，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发生，从时间上看是大动乱之后十年，让人从错误中走向正途。孙中山说：“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完全不是盲目仇外，而与盲目仇外相差很远。我不是近代史家，没作过研究，但国父孙中山是否可能见到义和团的错误而有此政策？
　　闲话少说，当我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容，我便想起我跟罗孚的半年约定。这么复杂的内容是不可能以中篇完成的，所以尽管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从文学的观点看，一定失败。
　　凡是小说必须具备爱情，又小说需要矛盾，才成结构。义和团在政治方面有矛盾了，那爱情呢？我在匆忙之间采用了最古老的桥段，就是同门师兄弟一起爱上小师妹。这桥段老套之极，时见采用，像曹达华的戏就是。此小师妹又多是独生女。这桥段什么时候开始用，不可稽考。在我之前，用这桥段最灵活的是《十二金钱镖》的作者白羽。他写两师兄爱上了小师妹，后来师弟取得师妹芳心，师兄遂远走辽东。三十年后师兄回来，愤愤不平，劫师弟的镖，一味斗气。桥段虽然老套，但我相信创作就像下象棋那样。象棋开局变化不多，大概十来种，不过世事如棋局局新，开局后永远没有相同的棋局；开局后中段的变化，各显神通。我写那三个月的爱情斗争中，不着重于岁月的长短，而着重于心理描写。其实心理独白的描写，最好用“意识流”写法。但六十年代西西才用这种写法，我们的年代还没有。卡夫卡的作品是有的，但……（几个字听不清楚）。我写小师妹发觉了大师兄对自己的情意，而小说则在此结束。这模式后来有人继续，最成功的是金庸。《笑傲江湖》中大师兄令狐冲、小师妹岳灵珊跟小师弟林子之的关系，也是两个同门爱上唯一的小师妹。这个桥段由白羽、梁羽生到金庸，都是同一模式，但各有不同的表现方法。白羽重江湖恩怨，我重心理描写，金庸重人性刻划——金庸深刻刻划人性，岳不群且成为经典人物。就这一点可见，文学就是这样：承继旧的，发展（我用“拓展”二字）新的，并开拓出更广阔的领域。所以任何文学不可能由“新”而来。有人用“横空出世”、“全新面貌”这样的话讲新派武侠小说，如果这样，新派武侠小说便是怪胎了。不可能没受到传统的影响；如果没有旧的基础，不可能变出新的事物。
　　过了几年，有人批评《龙虎斗京华》中的大师兄不应让出爱情，因为爱情是不能让出的；所以写得不真实。其实我是有原型的，那是我老师金应熙的事迹。他是一位出名的学者、陈寅恪的得意弟子；当时学术界以为他有可能继承陈学的。金应熙当时爱上一个女学生，但女的另有男朋友。这男子不是读岭南的，他从外地回来，但金教授对他照顾有加，比儿子还好。同学评论他有马列主义风格（金氏是左派人物）。第二种说法认为他够浪漫。第三种则说他“戆居”（“傻瓜”之意）。不管怎样，我的武侠小说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来的。
　　还有一段笑话：我不懂打功夫，怎办？故事中有一处说到判官笔，我连见也未见过，只好参考前人像白羽和郑证因。他们怎么写，我照写，只改动少许，便作为自己的。最初以为没有问题，不料有熟悉的人指出：“你这样打法，不仅不能伤人，反而会伤了自己的。”受到这次教训，才知道原来招式不可以照抄，不懂最好不写。后来在武功招式上，我便由写实转为写意。“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按：二句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诗境代替招式。随便引唐诗几句，当是招式，反正不必详究。
　　我和同事都担心《龙虎斗京华》能不能得到读者喜欢，但从第一天刊出后，读者反应十分“受落”，最明显的是报纸销量增加了，当时叫做“起纸”。那时《新晚报》的竞争对手为《星岛晚报》。《星晚》销量稍稍领先，和《新晚》大约是六四比。后来差距逐渐缩短了。其次，武侠小说成为城中话题，很多人谈论这篇小说。其中一位著名作家舒巷城写了一篇文章谈及这种现象。舒巷城是我的朋友，多次用话试探谁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最后还是让他“撞”出是我写的。还有，小说结集出版之前，市面已出现了盗印。再谈谈《龙虎斗京华》的转载现象，最初出现在泰国。在这里我特别介绍一位朋友沈本瑛先生。这篇小说刊出后，我和沈先生提起：一九五五年泰国有一套得奖电影叫《龙虎斗京华》。名称虽同，内容则完全不同。电影不打功夫，而是黑帮搏斗；我的在北京打，电影在曼谷斗；从这点可以看到我的小说对泰国的影响。后来越南、高棉、寮国、印尼、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亦有转载，印尼翻译最多。这使我感到奇怪，原来武侠小说是可以超越政治的。虽然人们说我的小说在左派报纸刊载，但后来都能在其他非共的国家连载，后来还到了台湾。
　　一些学者认为自《龙虎斗京华》之后，香港掀起了“武侠风”，武侠作家人才辈出，最有贡献的当然是今日名满天下的金庸了。我写完《龙虎》以后，罗孚不放我，还拉住我要我写。我说有人会写的，罗孚问我怎么知道。因为当时我跟金庸是同事，他坐在我对面，互相探讨过有关武侠小说的创作。所以全世界中我是第一个人知道他会写武侠小说。其他作家要在作品面世后，人们才晓得他写得好，我则在金庸创作之前已经知道他会比我写得好。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登场，内容主要讲述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关于海宁陈家和雍正之子掉换的故事。海宁是金庸家乡，他对家乡传说自然耳熟能详，因此构思比较周详。金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比我的《草莽》和《龙虎斗京华》所用的时间还长。上文提到的流行现象：盗版、外埠转载、成为城中话题，《书剑》全部有，还将“武侠风”的风气越吹越烈。《书剑》的刊登，不但保存了罗孚的愿望——保留“旺势”，而且有发展。一九五八年及以前，武侠小说是在左派报纸刊登的，所以一九五八年以前人们说武侠小说属左派作品，因此而来。一九五九年《明报》创刊，刊载武侠小说，则属后话。
　　我离开《新晚报》，不是停写。一方面固然觉得要休息一下，另方面当时有《周末报》请我写专栏。这份周报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但它的老板是《新晚报》的老板费彝民老朋友，我的老板便叫我帮手写小说。《大公报》是中国唯一得到密苏里新闻奖的报纸，这是世界级奖项，像诺贝尔奖那样，所以报纸地位很高。譬如西安事变时，报纸社论便对张学良有所影响。我在《周末报》写小说，采用了较为另类的方法。小说取材自新疆一首蒙古民歌，那是歌颂一位民族女英雄爱上一个流浪草原的歌手，不料这歌手后来背叛本族，她强抑悲伤手刃情郎。我只选用当中部分素材作为小说题材，将另一主角改为天山剑客，使情节较为浪漫，而政治性则削弱许多。我多方面求索，写成《塞外奇侠传》；这部小说在一九九六年被新加坡拍成二十一集的剧集。这书有一个白发魔女，前后便有三个白发魔女了。
　　再说，我写《七剑下天山》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还未完成。那时我日报在《大公报》写，晚报在《新晚报》写，作品都很受欢迎，都是从同一报社门口（好像是一百二十几号）出来的报纸，那时可是算是最鼎盛时期。在《七剑下天山》里，我有新的探索：引用英国女作家伏尼契小说《牛虻》的情节。内容不详细说了，总之是神父和私生子之类。但中国宗教势力不大，所以我改成跟皇室的关系，将《牛虻》书中的矛盾中国化。另外在《七剑下天山》中创新地尝试写一个真实的人，写有史实根据的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不少人就是因为喜欢看纳兰性德的词而看《七剑下天山》的。
　　《七剑下天山》完结后，便到《白发魔女传》，当中有不少是破了原有模式的。譬如男主角卓一航是官家出身的少爷，从左派的理论看，他应该改变、背叛其阶级观念的，但我写的却不同，卓一航就是卓一航，结果他到天山高峰怅望；这似乎又脱离掉大侠模式。他犹豫不决，不是为国为民，形成一种创新的模式。又譬如金庸。我不是金庸专家，我只知他写武侠小说写得好。人们对他的小说提过许多论点。好像梅超风本该是一个极度可憎的角色，但她对师门的态度却能引人同情，所以已经“超脱”了。—九五八年间，金庸和我似乎在早期模式上脱了出来。
　　有人问：为什么新派小说能在香港兴起并且受到大众欢迎？我在此简单回答：我觉得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是由于历史因素加上机遇。如先前所说，机遇指“吴陈比武”；碰上罗孚的异想天开，抓机会准而正确；恰好他手下又有梁羽生和金庸，其他人手下不一定有像此二人的。历史因素又怎样？这很重要。大陆于一九四九年后禁止武侠小说，甚至连提及也没有人；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见松动。看武侠小说是会“上瘾”的，四九年以前，流行的是“北四家”“北五家”，看惯还珠楼主啦、王度庐啦、朱贞木啦，一下忽然没得看了，没有新作品了。就是有时有新作品，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好像也有人发刊过还珠楼主的新作，但非旧观。总之，历史上出现了断层。《新晚报》突然刊登武侠小说！那时我的主张是：题材不妨新，但定要有所继承。如果使用现代主义或意识流等，可能行不通，所以我们开篇会用诗词，用工整回目，都是旧有的模式。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开篇用一首辛弃疾的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按：报纸版引词，后来印书时已删去）当时《大公报》采访科的读者调查发现：最反共的逃离大陆的新移民买《新晚报》最多，原因正如两句词：“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大陆看不到武侠小说了。“似曾相识燕归来”，哦！原来《新晚报》有。
　　我看我说的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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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侦探

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
　　——在浸会大学的专题演讲

开　场　白

　　说老实话，浸会大学请我来讲武侠小说，我本来不敢应邀的，因为我在一九八三年就已“封刀”。武侠小说那是早已放下的了。一九八七年移民澳洲之后，更是连兴趣都已差不多转移到别的文学领域了。如何还敢“接招”？但邝教授和我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他这一说，倒真的打动我了。我如今快八十岁了，老人记远不记近，说说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我大概还可凑合。

释　题

　　“早期”的界定为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新派武侠小说”，这是当时公众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亦大都沿用这个名称了。这段时期我认为是“探索期”，一方面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一方面又在追求自我突破，打破“定型”，而以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在这一年，我完成了《白发魔女传》，金的《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大约十分之八）。

白头宫女说玄宗

　　套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新派武侠小说真是其兴也速，一开始上市（见报），就有颇不寻常的走势。一九五八年更是它的第一个高峰。辛弃疾词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句出他六十五岁那年所写的《永遇乐》。辛弃疾生长于北方的沦陷区，二十三岁始归南宋，成为他生命中重大的转捩点（后来做了浙东安抚使这样的大官）。一九五八年至今（二〇〇一年）也正好是四十三年，那一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侦探按：应为《香港商报》连载了大约两年光景（总共是连载约两年半），正在踏入突破早期（模式）的阶段，极受读者欢迎。我在那年完成《白发魔女传》，反应似亦不差。不过我可不敢比作辛弃疾，要比也只能比作“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好，现在就让我这个有份参与的“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

吴陈比武

　　一九五四年一月，香港发生吴（公仪）、陈（克夫）比武之事，两位拳师从报上骂战到擂台比武，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告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是个“静态社会”，难得有这样充满刺激性的新闻，因此纵然比武告终，也还是个热门话题。罗孚遂“忽发奇想”，立刻把我找来，要我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于是这一场不到五分钟的比武，竟“连累”我写了三十年的武侠小说。罗孚后来有一篇文章提及此事，说“这一拳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看目前武侠小说的“走势”，最少恐怕还有十年以上的“天下”吧。那么这一拳的影响所及，就不只五十年了。
　　但对于罗孚的“点将”，最初我是颇有顾虑的。
　　一，由于所受教育（家庭、学校及因特殊机缘而得受业的老师）的影响，我认为写武侠小说即使成功，也不是“正途”出身。（想不到三十年后，我却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辩护士，并因此曾在海峡两岸成为新闻人物，命运真会开玩笑！）
　　二，出于在报馆地位的考虑。当时我是《大公报》社评委员兼《新晚报》副刊编辑，另外还写两个颇受欢迎的专栏。改写武侠小说，不无“委屈”之感，但最后我还是被罗孚说服了。

《龙虎斗京华》面世

　　吴、陈十七号比武，《新晚报》十九号登出预告，二十号我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报上连载了。由于匆匆上马，说真的，当时只是想好这个篇名．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都还茫无头绪。只好来个“楔子”，拖它几天。“开篇词”调寄《踏莎行》．其中有一句“卅年心事凭谁诉”，不料竟成词谶。
　　拖了五天，得出初步构思。我把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这是历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运动。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逼出来的，此一“动乱”，固然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但其表现方式则为盲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极端排外）与愚昧（乱七八糟的迷信）。义和团内部亦分成三派，内斗甚烈。较有理性者大都属于并不拉帮结派这一类“独行侠”，为数少之又少。小说女主角柳梦蝶的父亲和情郎就都是被以慈禧为靠山的“保清派”害死的。我要写的是历史的悲剧，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中，纵有真知灼见的英雄，亦只能是“枉抛心力”而已。
　　但这样“新”的题材，读者会接受么？报馆有的同事都曾为我担惊：“你写义和团，不怕吓走读者？你的‘新’，在别人心目中可能是当作洪水猛兽呢？”我则以一贯的书生气作答：“题材本身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于你怎样写？你觉得对，你就写，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话是这样说，读者能否接受，我亦殊无把握。想得到的只是从三十年代说到五十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旧瓶装新酒。在形式方面，我尽量采用旧式章回小说写法，用回目，讲对仗，求典雅；用诗词作开篇；至于我完全不懂的江湖术语，武功招式，等等，则只能从前辈作家的著作“偷师”了。我曾在这方面闹出笑话，这倒启发了我的灵感，若要藏拙，须创新招，因此其后我遂改“写实”为“写意”。

出乎意外地流行

　　没想到我这个毫无准备便即登场的处女作，竟然立即就成为流行小说，令人感意外的消息频频传来。试举几例：
　　一，报纸的销量增加了（行话叫“起纸”），当年《新晚报》的竞争对手是《星岛晚报》，《星晚》领先（可能高达六四之比）。《龙虎斗京华》刊出后，差距逐渐缩短。以前是有“大新闻”才起纸的，如今则小说打到紧张的时候，也会起纸的了。这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武侠小说逐渐成为城中的话题了。以前是只有“连续性的新闻”才可以有话题的，如今则不但在公共场所（如茶楼、巴士）听得有人谈武侠小说，文化圈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在谈了。我的老友舒巷城有一次就忍不住好奇，用话试探，想要“撞”出我的“秘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许多朋友都想知道《新晚报》的武侠小说作者是谁（见舒巷城《犹是书生此羽生》一文）。
　　三，在小说结集出版之前，粗制滥造的盗印本已充斥市面。
　　四，外地的中文报纸也出现了争相转载的现象。首先是泰国，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缅甸、菲律宾。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则大约是在一年之后，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版权的（最先那家《民报》，销量有限，但却是颇有影响力的“小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两家大报则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后，取得和港报同步刊载的版权才开始连载的。那时《龙虎斗京华》早已结束，连载的是我别的作品了）。
　　五，最先在香港吹起了“武侠风”。
　　（一）许多“大报”增加了武侠小说。
　　（二）武侠小说作家更是人才辈出，最有贡献的当然是今日名满天下的金庸。我在上面说的那些现象，到了金庸登场，那更加是愈演愈烈了。

金庸登场

　　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是根据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来写的，说乾隆皇帝其实是海宁陈家的后人，一出生就被换入宫中。后来陈氏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小说中作为乾隆皇帝对立面的红花会首领陈家洛了，戏剧性很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对他家乡的传说自是耳熟能详，因此他是一开始就有缜密的构思的。这当然是要比《龙虎斗京华》登场时，题材都还没想好强得多了。
　　《书剑恩仇录》也是采用旧式章回体的写法，用回合，正文之前有诗词，作为“开篇词”的好像是辛弃疾的那首以“绿树听鹈鴂”起头的《贺新郎》。这首词的后半阕“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慨当以慷，沉郁苍凉，王国维评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是辛弃疾的名篇。
　　《书剑恩仇录》是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差不多两年，是《龙虎斗京华》加《草莽龙蛇传》的一倍。当然也取得了比《龙虎斗京华》更大的成功。

上下求索

　　我在《草莽龙蛇传》之后写的又是一部较短的小说，名为《塞外奇侠传》。由于我对《龙虎斗京华》不满意，想作多方面的尝试，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颂他们女英雄飞红巾的民歌。飞红巾爱上一个流浪草原的歌者，不料这歌者后来变成叛族的罪人，她强抑悲伤，手刃情郎，祭奠亡父。我把这个情节作为“序曲”处理，大部分篇幅则用来描写汉族英雄后来成为天山剑客的杨云骢，把主要矛盾转变成飞红巾、纳兰明慧（满洲贵族）和杨云骢的三角恋情。并尝试用新文艺手法，不用回目诗为新式标题。这部小说前几年曾被新加坡编成电视，看来它的艺术生命似乎比《龙虎斗京华》更长。
　　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我的《塞外奇侠传》尚未结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大约也只写到一半多点），又再作一个新的尝试，这本书是模拟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小说甚至运用佛洛伊德有关潜意识的心理学说，来为书中一个人物桂仲明解梦。运用得不够自然，但也说明了当时“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
　　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接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如西方电影的手法；有些地方则似乎还可以看做是早期意识流的手法（至《射雕英雄传》时更成熟）。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我认为在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其时金庸的《碧血剑》已经完成，《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三分之一；我写完了《七剑下天山》，开始写《白发魔女传》）已经奠基。

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

　　一，从旧到新的演变。此处的“新”、“旧”，专指武侠小说而言。从这一时期的梁、金小说，已可略窥其演变过程。更具体地说即是既有继承，亦有拓展。例如上面说过的：
　　（一）招式从写实到写意。
　　（二）同门师兄妹的三角关系，从白羽到梁羽生，再到金庸都有不同的表现手法，我个人觉得以金庸写得最好。
　　二，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三，重视中国传统，亦向西方取经。
　　四，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
　　五，比较讲究章法及节奏。
　　六，“侠”的提升。

因何在香港勃兴

　　新派武侠小说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那自是因为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新的魅力。但何以它在香港兴起呢？依我看，这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加上机遇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内地已经不再出版武侠小说。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新的武侠小说突然在《新晚报》出现，这可真的是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了。
　　从内地来的“新移民”，一九四九年后数量大增，很快就超过了“原居民”了（但这也并不排除新旧移民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内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香港本地的“广派武侠小说”质量不高，缺乏了源头活水，更难免令人日久生厌；至于那些新移民呢，他们熟悉的是“北派武侠小说”，对“广派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这个对香港社会结构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在于对历史的因素重视不足，对读者的思想情况也估计失准。而且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一点—一武侠小说的本质是可以超越政治的。
　　后来据报馆的调查采访所得。有许多新移民就因为要看武侠小说才买《新晚报》，因为他们觉得小说的写法很像他们熟悉的“北派小说”。这也难怪，我这个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的影响的。
　　一九八八年初，我的作品获得台湾当局“解禁”之时，台北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为例”，与会者提出一个“文学断层”的观点，意思是台湾和大陆有三四十年的文学断层，必须设法补救。他们认为过去国民党政府把梁羽生和大陆作家等同处理，因此如今对梁羽生的作品“解禁”，也等于是接上了一块文学断层（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的《中央日报》首先刊出我的《还剑奇情录》，颇获好评）。我觉得一九五四年的香港，虽然并没和祖国分开，但在武侠文学方面，却的确是存有断层的。我写《龙虎斗京华》，就是想要接上那一小块断层。看到新派武侠小说如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我想或许这也算得是一种“文化断层”的“互联”吧。不过对我而言，则还要加上“回馈”二字。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

　　特点与模式相连，特点是内容方面比较属于本质的东西，模式是某些近于固定的表现手法：
　　一，章回小说的脱胎换骨。
　　二，故事的“时”、“地”、“人”方面。
　　（一）时间大都选择：
　　1．外敌入侵。
　　2．民族矛盾深化。
　　3．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用当时“新史学术语”，即“阶级矛盾激化”。
　　（二）地点经常选择：
　　1．边疆地区。
　　2．北京与江南。
　　（三）人物方面：侠士、美人的结合。侠士大都是有抱负的，甚至有使命感的，“艺高”之外还要“德高”；美人则是纯真兼痴情。
　　三，爱情的矛盾往往采用“双方分处敌对阵营或出身背景差异极大”。

新派武侠小说的自我突破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越来越深入地着重于人性的刻画（如郭靖、杨康、梅超风，尤其是后者的“邪中有正”），着重于表现历史人物的真实（如成吉思汗），这就突破了善恶分明、大侠的“道德形象”等模式。对于金庸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许多“金学家”已有鸿文发表，我只是第一个知道金庸有写武侠小说之才的人，但并非“金学专家”，在此就不多说了。
　　《白发魔女传》在卓一航与练霓裳之恋中，也是突破了上述的“侠士模式”与“爱情模式”的。
　　台湾作家陈晓林在“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虽然我在写武侠小说时，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都不懂，但他这段话说得的确很有见地。“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特色是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也就是不再以固定的概念形态来诠释现实。例如，以前我们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每个人都是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正统的教科书中了解历史。但除了这些之外，生命还有无穷多层面……另外，他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梁羽生的著作若是串联起来，即形成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欲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白发魔女”是“女强盗头子”，可说亦属于“草野侠义”一类。陈晓林对梁羽生的了解比我更深，我在对自己的作品作“分期”的界定时，可说部分是得到了陈晓林的启发。我只想“加多一点”说，如果以《白发魔女传》作为“反正统”的标志，则这个“反正统”不单是反《二十四史》之类的正统，也反“左派”“早期模式”的“正统”。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香港

　　（增订版《笔花六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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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家侦探　录入

［此帖子已被 私家侦探 在 2008-3-7 20:14:28 编辑过］

花无语

原文能很清楚表现出梁公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极左很不满。

南方冰河

说实在的，我还是质疑新派就是新晚报派的简称
梁公自己在金庸梁羽生合论里怎么说的？
看起来，即便新派之新字占了新晚报之新的便利
仍然一开始就具有新旧之新的意味

（晚出的本尊说话才可信，而早先的化名不可信？
我认为正好相反，化名那个，才是随心所欲说话的时候）

　　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而金、梁二人，直到现在为止，盛名未衰，是公众所熟悉、所承认的“新派武侠两大名家”。金庸曾在报纸撰文，认为“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似不愿以“新派作家”自居，这或许是他的自谦，他这论点我也大致同意。论到“艺术水平”，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得过唐人的武侠传奇，甚至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不过他们的小说既然确是有与前人不同的“新”处，而又为公众所接受、所承认，则“新派武侠名家”这顶帽子，也就不是我给他们硬加上去的了。

　　“艺术水平”是一回事，能否普遍适合读者又是一回事。不论任何立场的文学评论都有一句常用的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港台等地新派武侠小说之流行，自是与当地社会风气、读者心理（喜欢刺激）、接受水平等等有关，原因复杂，且是题外之话，这里不论。唐宋传奇，今日读者怕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白羽、还珠二三十年前红极一时，但时至今日，对海外读者而言，也未必能与金、梁争胜。据朋友见告，前几年香港某些与大陆有关系的报纸，曾刊载过白羽、还珠的武侠小说，结果大大不如金、梁小说之受欢迎，可为例证。也可见得金、梁的武侠小说，确是“合乎时世”的“新派”小说了。

南方冰河

还有下面这段呢，梁公全文始终是以新旧之新诠释新派的，不提什麼新晚報派（這時才只是「近十年來」），可見他的心裡，完完全全認為新派的確是新的：

因此梁羽生的创新，是在“旧传统”上的创新，不脱其“泥土气息”。这种写法，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一般读者，若是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读金庸的小说，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

　　因此同属“新派作家”，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

南方冰河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梁、金、古这些“大师”：）
不是一個高明的騙子，就不算一個高明的小說家

南方冰河

梁金开创新派，或者古龙之前无新派
争执在于各自对新旧的不同界定
新派是否起源自新晚报派之简称，反而无关紧要了
即便新晚报自己这样说，别人也可以不承认
就像有人自称无边无际普渡大师，也有千万群眾跟着喊了
难道我就得跟着叫？我自己的脑子不是自己的？

香港人普遍以新晚报派之简称看待新派一辞？
哼哼，梁羽生先证实自己是个老实人吧

如果新派專指新晚報派，那麼梁羽生這裡說的「受他們影響」一語就得廢掉
因為新晚報派的武俠作家究竟能有幾個？

我再说，无论承认梁金是新派之始，或古龙做成了新派，都没有不对
不同說法反而呈現了豐富性  
但在前一种说法中，新晚报派之新没有比新旧之新的新更为权威
两者可能性是并存甚至融合的，也就是我说的兼具之义
因为实实际际上，梁羽生自命的就是新旧之新的始祖

话说回来，我自己不喜欢新派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对民国旧派有点难堪（可惜约定俗成，旧派这词又不好拿掉）
可能的话，我宁愿以战前、战后（指内战）划分，不要用新旧

私家侦探

呵呵，终于写了回复了，可是怎么写成跟帖了呢。另开个主题多好。

首先，我认为用“新派”与“旧派”表述两个时代的武侠群体创作，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按照出现的顺序，是“新派”出来之后，才有了“旧派”的提法的，民国时期根本没有“旧派”的概念，有的只是“北派”、“南派”。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即“旧派”成为“南派”、“北派”的上位类，但实际上“派”的上位类，能不能是“派”呢？我觉得还可议论。医学有纲目属的分法，不同级别有不同类名，我认为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错了，那么早晚都要改回来的。

其次，“新派”源于《新晚报》，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在《合论》披露。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合论》没说，不等于不存在。（二）《合论》不能单纯视为梁羽生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梁羽生为别人代笔的，很多观点都不是他的，而是罗孚的，即香港左派高层人士的观点。（三）《合论》发表时，金庸已经自立门户、独立于《新晚报》之外，如仍要把金庸列入“新派”之一，那就只能采用“新派”的引申义，而不能够使用本义。（四）梁羽生的原文已经提到，“新派”的定义是不断扩充的，一开始只有“《新晚报》派”，后来变异为“受了他与金庸影响的作家”，最后成了一个时代的代称，本义逐渐淹没，望文生义的性质越来越强。（五）《合论》中把“新派”之“新”，由《新晚报》提升为“创新”，我认为并为不妥，因当时并不知道日后还会出现古龙的问题。而“新派”也确实是较民国时期，有了大的突破与飞跃的香港武侠小说流派。（六）梁羽生自命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他肯定是“新派”之祖，这个绝无问题。至于怎么理解，大家不妨保留意见，以供进一步的讨论。

复次，我认为“新派”源于《新晚报》，这个说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虽然后来这个概念被扩充了，那也只能是在“《新晚报》派”的基础上，增添一些不属于《新晚报》的慕名者。但若小鬼们进来之后，便把老大爷扫地出门，强占屋宇，那真是令人发指的行为。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议题“古龙之前无新派”能否成立？提这个观点的人很多，包括叶洪生、胡正群等，在此就拿叶洪生举个例子吧，假定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叶先生提出“古龙之前无新派”，无非只有两个原因。（一）拔高古龙的地位，以抬高整个台湾武侠的综合地位。（二）把“新派创始人”的美誉，自香港抢到台湾。那么为什么要抢“新派”呢？肯定是看中了那个“新”字。但叶先生若提前知道《新晚报》一事，那么他必定会给古龙另编一个流派，譬如“更新派”、“新新派”等，而绝不会硬把他塞到“新派”里面。也就是说，提出并倡议“古龙之前无新派”，乃是基于一种信息的相对匮乏，而并不是学理性的科学论断。

古龙出现之前，香港已经有了“新派”的提法，不管这个提法是否已由本义转为引申义，这个流派本身都没有发生文学流派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早在古龙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新派”就已经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历史。那么硬谈“古龙之前无新派”，就无异于否定真实的历史。探讨“古龙之前无新派”，目的是为了研究武侠小说发展史（文学史），研究历史的基础，首选就是为了存史。如果坚持“古龙之前无新派”的话，本身就不能“存史”。这意味着，肯定这个结论的同时，也就违背了科学探讨的前提。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要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首选就要考虑这个结论能否“存史”，是否符合历史。如果讨论历史，可以没有事实依据的话，那么讨论出来的还叫“历史”吗？又为什么要进行讨论呢？

南方冰河

首先，我认为用“新派”与“旧派”表述两个时代的武侠群体创作，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按照出现的顺序，是“新派”出来之后，才有了“旧派”的提法的，民国时期根本没有“旧派”的概念，有的只是“北派”、“南派”。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即“旧派”成为“南派”、“北派”的上位类，但实际上“派”的上位类，能不能是“派”呢？我觉得还可议论。医学有纲目属的分法，不同级别有不同类名，我认为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错了，那么早晚都要改回来的。
＞＞＞我可以同意你的論述，「新派」一辭無端惹塵埃，可惜文藝及其理論不完全「科學」，就像語言，也沒有辦法百分百科學建構，英語也好，漢語也罷，有約定俗成的部份。之前不是提過鴛鴦蝴蝶派？即便原初的、狹義的鴛鴦蝴蝶派才是有道理的，那沒有用。我們可以把個別作家從裡頭挑出來，但無法廢除「非五四」的寬義定義了。最後只能把「有道理」的那個定義爭取為重要定義之一，不被遺忘。
  


其次，“新派”源于《新晚报》，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在《合论》披露。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合论》没说，不等于不存在。（二）《合论》不能单纯视为梁羽生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梁羽生为别人代笔的，很多观点都不是他的，而是罗孚的，即香港左派高层人士的观点。（三）《合论》发表时，金庸已经自立门户、独立于《新晚报》之外，如仍要把金庸列入“新派”之一，那就只能采用“新派”的引申义，而不能够使用本义。（四）梁羽生的原文已经提到，“新派”的定义是不断扩充的，一开始只有“《新晚报》派”，后来变异为“受了他与金庸影响的作家”，最后成了一个时代的代称，本义逐渐淹没，望文生义的性质越来越强。（五）《合论》中把“新派”之“新”，由《新晚报》提升为“创新”，我认为并为不妥，因当时并不知道日后还会出现古龙的问题。而“新派”也确实是较民国时期，有了大的突破与飞跃的香港武侠小说流派。（六）梁羽生自命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他肯定是“新派”之祖，这个绝无问题。至于怎么理解，大家不妨保留意见，以供进一步的讨论。
＞＞＞
其實這個部份的論述太兩可了，我倆等於打空氣。
反過來說，合論沒說不等於不存在，也不等於存在。存在也不等於沒有兼義。
代表了羅孚的觀點，不等於不同時是梁羽生個人的觀點，也不等於是。
無法僅以新晚報派包括金庸，不等於新晚報派一開始不兼具新舊之新，也不等於兼具。
新派的定義不斷擴充，不等於新晚報派自始心中並無新舊之義，也不等於有。
問題還是得回歸對新派的理解和同意的論述是什麼。
就歷史上，梁羽生第一個被喊為新派之祖這點，絕無問題。
但如果不同意新派一辭可以被新晚報派專屬之、運用之，自然否認其合理性（而非存在）。
換句話說，古龍之前無新派所否認的，是合理性，非存在性。
姑且不論香港武俠是否較之民國時代有了大突破和飛躍，以致可以稱為新派，
即便這是事實，但站在不同時間點，感受自然不同，
晚起的古龍之前無新派說法，本來就是站在武俠大繁榮時期已然過去，
站在一個相對全面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派ㄧ辭的使用。
他們所考慮的不是新派的原初用法，而是日後新派一辭該做何用途。
就我個人來說，當我同意梁羽生是新派之祖時，
乃是站在時代之分（政治上的時代，不單純是歷史意義）、廣派非廣派之分。



复次，我认为“新派”源于《新晚报》，这个说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虽然后来这个概念被扩充了，那也只能是在“《新晚报》派”的基础上，增添一些不属于《新晚报》的慕名者。但若小鬼们进来之后，便把老大爷扫地出门，强占屋宇，那真是令人发指的行为。
＞＞＞
這個上面解釋過了，是合理和用途，不是存在。
即便令人髮指，那也沒有辦法，因為新派不是屋宇。
新派是一把寶劍、一個江山，有力者據之。
新派不是廣派，「廣」沒有人和他爭，「新」卻是懷璧其罪。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议题“古龙之前无新派”能否成立？提这个观点的人很多，包括叶洪生、胡正群等，在此就拿叶洪生举个例子吧，假定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叶先生提出“古龙之前无新派”，无非只有两个原因。（一）拔高古龙的地位，以抬高整个台湾武侠的综合地位。（二）把“新派创始人”的美誉，自香港抢到台湾。那么为什么要抢“新派”呢？肯定是看中了那个“新”字。但叶先生若提前知道《新晚报》一事，那么他必定会给古龙另编一个流派，譬如“更新派”、“新新派”等，而绝不会硬把他塞到“新派”里面。也就是说，提出并倡议“古龙之前无新派”，乃是基于一种信息的相对匮乏，而并不是学理性的科学论断。
＞＞＞
就時間來看，古龍之前無新派的首倡者該算胡正群。
再者，葉洪生並沒有否定梁羽生，在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
他和林保淳的論述是：對於新派一辭的定義至今爭執中，對於兩者沒有下孰是孰非的解釋。
葉洪生只是就另一層面的新派定義，去發展新派由古龍、陸魚完成的細部說法。
甚至也可以說，葉洪生個人（排除林保淳）的新派概念是進行式的，從梁到古而完成。
所以，這點無關信息是否匱乏。何況溫瑞安「新而又新」的嘴皮功夫，葉洪生不怎麼喜歡，
自己又怎麼可能提什麼更新派、新新派呢？

胡正群是否站在台灣本位，其實很難說。
贊同古龍之前無新派的不全是台灣人，贊同梁金開創新派的不全是香港人。
即使偵探兄自己也承認，古龍做了一個更大的變化。
那麼，可不可能提出古龍之前無新派的人，是針對「新」的感想不同？
自然了，用我自己的話打自己，這也無礙其兼具台灣本位的可能。
至於抬高台灣武俠的地位，我認為無可厚非，因為當武俠研究及理論較熱絡時，
已經是金庸獨霸港台的時候，而且獨霸的過分了，有一點托辣斯的味道。
也就是說，是台灣武俠先被貶低了。個別作家而言，古龍也被貶低了。
至今還有人說金庸正道，古龍走偏鋒－－真是鬼扯，自己沒有學問，說狀元也沒有學問。
要他們說說偏在哪裡，就露出他們心中先有正邪之分的古怪想法。



古龙出现之前，香港已经有了“新派”的提法，不管这个提法是否已由本义转为引申义，这个流派本身都没有发生文学流派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早在古龙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新派”就已经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历史。那么硬谈“古龙之前无新派”，就无异于否定真实的历史。探讨“古龙之前无新派”，目的是为了研究武侠小说发展史（文学史），研究历史的基础，首选就是为了存史。如果坚持“古龙之前无新派”的话，本身就不能“存史”。这意味着，肯定这个结论的同时，也就违背了科学探讨的前提。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要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首选就要考虑这个结论能否“存史”，是否符合历史。如果讨论历史，可以没有事实依据的话，那么讨论出来的还叫“历史”吗？又为什么要进行讨论呢？
＞＞＞
還是一句話，古龍之前無新派本來就是要否定梁金開創新派的合理性。
否定的不是歷史上存在梁金開創新派這種說法的存在事實，而是新派一辭交給誰？
這根本沒有違背科學的問題，所以我一再提說，這完全是兩個層面的新派。
我之所以同時接受兩種新派定義，也正因為他們根本各自成立。
記得葉洪生說過，朱貞木也被稱為新派過，不知道這個稱呼是在什麼時候？
如果是在民國時代，那麼新派原本就是不斷變動的，不斷的江山換手。

讓我為武俠上的新派整理幾個定義吧。

１一種形容性的用法，用於各年代的商業廣告。
２根據梁羽生說法，原本是新晚報派的簡稱。
３指戰後的港台武俠，約定俗成上以梁金為開創者。
４以古龍為開創者或完成者的新型態。

南方冰河

说起来好笑，我还是得说，
其实我比较希望用战前、战后的说法，
只论时代，不涉及流派。

另外一個想到的是，問題也許不只在「新」字，還在「無」字
對「無」字的理解不同，就會發展出不同的否定和肯定
古龍之前無新派的無，帶著「不應該有」、「有是不合理的」意味
如果我們限定在「不存在這個稱謂、這段歷史」，那就僵了

一個妻子對丈夫說，你愛不愛我？丈夫說，愛
這個愛字，是應付了事的愛，盡義務的愛，還是深情的愛？
這個愛字，又帶著什麼表情和動作？
妻子說的愛，是一種女人的慣性要求，還是夜深了，孩子也睡了，在暗示什麼？

考量語境，我不免要兼容並蓄一番了
即便我不同意金正古偏之說，但也可能理解
那是提倡者的武俠觀過於狹隘，吃狼奶自然說狼好
就狼的角度而言，狼奶的確是正味

三英二云

还是先要给新派定个义。

私家侦探

我始终认为“古龙之前无新派”，这个命题是与武侠小说发展史息息相关的。倘若这个问题可以不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那么也无非只是一种私人的“感觉”罢了，不能称为“结论”。何况，现在可以喊“古龙之前无新派”，将来呢，是不是还要改成“黄易之前无新派”、“××之前无新派”？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新”字有两层涵义，一层是历史的、固定的，一层是文学的、常新的。如果想要进行一次到位的划分，那就只能以历史的角度着眼。否则就会使结论有时效性，难保不被未来推翻。（未来是未知的，而历史是固定的。）

朱贞木被称为“新派”，这个需要查查，彦知不是后人的论调呢？一切还是以历史为基础，比较容易获得共识。

南方冰河

１
如果有人提出黄易之前无新派
而且说出一番自圆其说的道理来
又能形成一股极有力的声音
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不让这种声音存在
（我向来认为多元诠释是好事）
谁强就把谁踢下来，不是什么不正经的划分啊
只是到目前为止，有谁把梁金古踢下来吗

说句不公平的话，民国以降的武侠繁荣期已经过去一个了
下一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就二十世纪战后五十年做个统整
出现两种不同的新派学说（两大阵营），我以为很精采啊
暂时也不是什么后辈能够伸脚的
武侠的大繁荣有其历史背景，现在是太缺乏了

２
“没完没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呀
即或新派从新晚报派简称而来
实际发展而下，涵盖了战后港台武侠
而从兄所提科学的角度，这种延伸不合科学
已经有一点约定俗成加上人为操控了（传媒的力量）
既然不是科学的，就可能被后人改变
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有机会改变
除非各部文学史都同意：让新派定义专指新晚报派的简称
否则任何人抢夺新派一辞的诠释权
我认为都是正常的，因为新派老早不限于新晚报派了
梁金大到去函盖台湾早期武侠，异议者为何不能抵拒呢
为何不能就兄所提文学的、常新的层面提出新说呢

事实上，也只有古龙之前无新派
力量大到可以和梁金开创新派说对抗
这表示什么呢？古龙的新，的确有他特殊的地方
我认为，古龙突破了一个临界点
就清末的概念而言，就是从中体西用大胆进前到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以后，才发现传统仍然保留
就像日本人不如中国人那么啰唆，西化就西化了
可是那些非常日本的东西，到今天还是保存的很好

３
太多的台湾名家和梁金相去甚远了
以真善美旗下被冠上新派字样的作者来看
司马翎陆鱼古龙，都是大学生出身，深受西方文艺影响
所以就宋今人的观念，他的新派未必是梁金延伸而下的新派
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新派一辞的使用
不是从古龙之前无新派才开始出现不同声音（歧异）

４
再就兄所提的历史来说吧
倘若梁金开创新派的说法风行了三四十年
而古龙之前无新派的说法仅有十年
难道我们不能理解为
这是历史上两段强而有力的、相争的诠释？

一種說法被廣泛接受，不必到中分天下，它就已成為歷史

私家侦探

1，我举黄易出来，只是想说，如果沿文学的途径去理解“新派”，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无法定论，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怎样。就算现在我们忍气吞声，赞同了“古龙之前无新派”，三十年后这个命题自己垮了，又有什么意义？我一贯认为，如果要提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论点的话，首先就应该尽量保证这个论点，永远不会被别人推翻。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给后人留下一些毋庸置疑的东西。倘若我们现在形成一个观点，将来后人还要反复研究其合理与否，那我们简直就是给他们没事找事，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了。（我搞资料研究的目的，就是给后人铺路，使后人能接着我走。倘若后人先要研究我的成果是否合理，那不就等于把我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那我还走什么呢。）

2，我觉得谁去解释“新派”，都无所谓，只要他尊重历史，懂得“新派”是以“《新晚报》派”为基础，一点一点发展形成的。那就行了。

3，这里有个问题。真善美第一次使用“新派”，时间是不是在1954年之后？

4，我并不认为“古龙之前无新派”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诠释”。我认为这个说法本身，已经违背了讨论它时，所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个已经解释过一次了，不多重复了。冰之火兄有一句回复：“否定的不是歷史上存在梁金開創新派這種說法的存在事實，而是新派一辭交給誰？”我认为写的很怪。倘若你认为“梁金开创新派”是个事实，那又岂会冒出“新派一辞交给谁”的疑问？当然是谁开创就交给谁。）

南方冰河

“历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女人

对汉代的人讲“宋”，他的理解是周代之宋
对隋代的人讲“宋”，他可以理解为六朝之刘宋
对明代的人讲“宋”，他可能理解成赵宋，或者韩林儿之宋

每一个宋都实实在在的存在，却不断的被迫分享
新派，我亦作如是观

如果梁金开创新派说是那么没有问题
为什么古龙之前无新派能够崛起，大到不容忽视呢
所以试图以历史上的存在去锁定文学上的变动
基本上不容易，甚至不可能
当梁金开创新派说自己先跨越到变动的文学的层面
它就必须面对后起者的挑战
古龙之前无新派也是，但温瑞安、黄易并没有拉下他来

私家侦探

恕我直言，出现两种不同的“新派”学说，我并不认为这是好事。还是之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倘若坚持“古龙之前无新派”的人，知道了“新派”还与《新晚报》有关的事实，那么他们还会提出这样的论点吗？（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信息匮乏。“旧派”一词好像也是那帮台湾论者，再曲解“新派”之后，提出来的。可见这种信息的匮乏，不单给“新派”添了麻烦，还搞出以“旧派”概括民国武侠的奇谈。）

我看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吧。想要说的已经都说过了^_^

私家侦探

我想这个问题，跟朝代的更替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使用“新派”定义一个时代的武侠创作，那就意味着之前的都属于“旧派”，意味着赞同使用二分法。（至少现在是这样的。）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导致我们忽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阶段性。（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古龙出来之前，一般认为1954年是分界，古龙出来之后，又改成196?年是分界，将来再出来一个人，恐怕又要改成????为分界……这样改来改去，究竟有何意义？我认为还是把1954年，视为近代与现代的分界；196?年，视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分界；????年，视为后现代与×××的分界。几个分界都体现出来，才能清晰的看出演变与发展的过程。“新派”只是一个香港的武侠小说流派而已，虽然出了两个宗师，也不见得就要把其他流派，都合并过来吧。与其多元诠释“新派”，不如为现代武侠小说创作，仔细划分流派。只要找到一个新的流派名称，把古龙自“新派”摘出去，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私家侦探

为什么古龙之前无新派能够崛起，大到不容忽视呢

我对此深表无奈，因为这是一群具有一定权威的学者，再无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自然容易传开。（内地的学者，论文艺理论水平是够的，但是他们太缺乏资料了，所以看到港台的专家，就不免膜拜，不免听信。殊不知港台专家也有看不到的资料。）古龙没有被温瑞安、黄易拉下来，只是因为没有一个高级的评论家去这样讲，至少我认为是。想要找出温瑞安、黄易比古龙“新”的地方，实在太容易了。尤其黄易还是与古龙两条路的人，连承袭都很难讲。

南方冰河

嗯，那我自己收个尾吧

１我的态度是
　客观承认历史上四种对新派一辞的不同运用
　坦承情感上喜欢古龙之前无新派说
　但就个人意见的主体性，宁可不理会新派这个名词
　而以战前战后，香港台湾进行划分

　以旧派新派去命名不同阶段，本身就是自找麻烦

２都江堰过了两千多年都会垮了
　我们又怎能期待三十年后绝不改变？
　但废墟之中自有新生的植物

３旧派一辞出于大陆（如魏绍昌），带有贬义，和破旧立新有关
　武侠上的旧派只是整个旧派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