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长涅斯捷罗夫把揉皱的纸团扔进废纸篓。三天后,他将在区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但报告还没准备好。这都是“针叶林”木材采运公司的盗窃案造成的。回避他是不行的,因为会议正要讨论保卫社会主义财产的问题。会计室被盗走了一大笔钱,几乎达一万卢布(沙包:购买力大约相当如今二十万人民币)。而且,正如区消费合作社主任佩特拉科夫说的那样,这笔钱几乎是在他,区检察长的眼皮底下偷走的。 涅斯捷罗夫皱了皱眉。这句话是他走进区委书记的会客室时听到的。佩特拉科夫还挖苦地问:“检察长的报告现在又该怎么写呢?”有人笑了起来。但佩特拉科夫是对的。案子还没侦破。而侦查工作正由他,区检察长涅斯捷罗夫着手进行······ 星期六,他作为苏维埃代表,来到“针叶林”木材采运公司,向选民们报告工作。会议在俱乐部举行。窗外不停地下着大雨,隆隆的雷声震得窗玻璃直抖。 报告后,人们开始向他提问题。当他正读着提问的小纸条时,大厅里突然哄乱起来。一个穿着雨衣的妇女跑近主席台喊着:“会计室被盗了!”她说,代表的报告一结束,她就回到办公室,打算发工资。因为会前许多工人没来得及领工资。打开自己的办公室,她看到保险柜的门敞开着,而钱没有了。 涅斯捷罗夫在经理、党委书记和女会计员的陪同下,来到坐落在镇边的办公楼,给区民警局打了电话,叫值班侦查员带一个行动小组赶来。但是从城里到这儿,即使是好天气,最快也需要一个小时。检察长知道,勘查作案现场的时间是不能拖延的。 他首先注意到,会计室圆木墙上有一个方形窟窿。从保险柜到这个窟窿之间的地板上有一条潮湿的痕迹,是抹掉脚印后留下的。靠墙的地板上,放着从玻璃间壁上扯下的揉皱了的窗帘盒两段圆木。 “用‘友谊’牌锯子锯开的,这些恶棍!”站在检察长身后的一个中年伐木工人说,他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现场检查的。 涅斯捷罗夫绕着办公楼巡视了一圈。屋后是一块空地,草地上什么痕迹也看不出来。一切都被雨水冲刷掉了。 “作案时间挑选得很好,”回到经理办公室,检察长一边脱着雨衣一边说,“由于下暴雨,街上没有一个人。而且锯声也听不到。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又都在俱乐部。” “但是,罪犯从哪儿弄到保险柜钥匙的呢?”经理问。 “看来,是配的,”涅斯捷罗夫回答说,“刚才会计员说,没有将钥匙忘在办公室里,如果她的话属实,那就是配的。” “这一点您可以相信她。” “那就有人从钥匙上取了印模······” 检察长从桌上拿起一段从现场带来的圆木,走到亮出。 “是用油锯锯开的,所以,木头上留下的锯痕不一样······”(也就是传说中的链锯) “应当问一问赫沃罗斯季宁。他同您一起查看了会计室。他熟悉各种型号的锯子。” 一个在办公楼门廊里吸烟的伐木工人应经理的召唤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木头的切面说: “锯条抖动得很厉害。表面不平。” “谁可能有这种锯子呢?”涅斯捷罗夫问。 “这是谁家用的小锯子。在森林里是不用这种锯子的。用它只能为自己锯点劈柴。再就是在墙上锯个小洞。干这种活倒也合适······啊,你们瞧,警察也赶来了!”赫沃罗斯季宁看了看窗外ia,补充说。 “你们真快啊!”涅斯捷罗夫同走进来的民警局工作人员问了好,夸奖说。他认识所有来人:侦查员谢罗夫、刑事调查检验员塔拉休克和刑事侦查处侦查员沃林。 “出了什么事吗?检察长同志。”侦查员问。 “当我同选民们谈话时,有人在办公楼后壁木墙上锯了个窟窿,钻进会计室,不知是用保险柜钥匙还是万能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偷走了近万卢布的尚未发放的工资。” “您为什么认为盗窃是白天进行的,而不会是早些时候,比如夜里呢?”塔拉休克感兴趣地问。 “地板上留下了潮湿的痕迹。是被窗帘抹过的。开始检查时,痕迹还没有干。而雨也是白天开始下得。还有其他问题吗?你们再去勘查一下作案现场,我没有发现指纹。不过,犯人很可能把保险柜上得手印也抹掉了。您,沃林,查看一下镇里的所有‘友谊’牌锯子。带上赫沃罗斯季宁。他会提醒您,应该注意什么样锯子的。如果在锯子上发现锯末,应该当着证人的面把锯末取下来,然后再与我从墙根收集的锯末进行比较鉴定。” 当刑事调查检验员把保险柜上得锁拆下拿来时,涅斯捷罗夫仍然在经理办公室。透过放大镜,可以清晰地看到配制得很粗糙的钥匙留在锁上的划痕······ (原文没有交代,但从下面开始就是检察长回忆案发结束回到办公室了) ······“检察长同志,”女秘书的声音吸引了涅斯捷罗夫,“侦查员谢罗夫来请您批准逮捕。我说您很忙,但他坚持要见您。” “他做得很对,”检察长高兴起来,提高嗓门说。“请。” “难道已经破案了?”涅斯捷罗夫兴奋地从桌旁站了起来。 “是的,涅斯捷罗夫同志,破案了。”侦查员把案卷递给检察长,“正如我们所设想的,是最近招募来的那批工人中的一个叫费多尔·斯捷尔日涅夫干的。他住在办公楼附近。”谢罗夫坐到椅子上继续说,“但是我们没有立即去找他。大家都已经忘了他的女房东已故的丈夫留下了一把失修的锯子。不知谁突然想了起来,斯捷尔日涅夫夏天用它锯过劈柴。我们决定检查一下。果然,在棚子里找到了锯子。他把它修好了。锯条上留有木屑。我把它们收集了起来。用锯子锯了一段圆木,当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切削面与现场发现的圆木上得一模一样!一点没错。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且,锯屑鉴定结果,也证明是同一种树木。含树脂量也相同。另外,在放锯子的棚子里,挂着一件油布雨衣。手摸上去还有点湿。把雨衣翻过来,里面粘着不少锯屑,并且有些地方已被划破。我想,斯捷尔日涅夫是把锯子藏在雨衣下面带去的。这样,锯齿就划破了油布。我们指望钱就藏在棚子里的什么地方,当我们把木柴搬出棚子,寻找赃款时,在墙角找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它被扔在木柴堆后面。” “应该有鉴定人的一件。” “立刻照办,检察长同志。” “你们审讯斯捷尔日涅夫了吗?” “审了两次。他说,星期六一清早就带着猎枪到森林里去了。雨衣放在棚子里,他是穿着棉背心走的。棚子里的钥匙是哪儿来的,他的雨衣是怎么划破的,他不能解释。” “有人证明作案时他不在现场吗?” “谁能证明他呢?谁也没有在森林里看见他。他是傍晚回镇的。他完全可能作完案脱下雨衣,换上背心,再带上猎枪出去。可能钱也藏在林子里的什么地方。” 涅斯捷罗夫陷入了沉思,下意识地用钢笔敲着桌子。 “钥匙是在斯捷尔日涅夫住所的棚子里找到的,难道您不感到奇怪吗?我认为,锯子上的锯屑他可能没有注意,雨衣划破了也没发现。但钥匙可是一个直接罪证啊。” “那有什么奇怪的呢?”侦查员反驳说,“他不是把它扔在地板上,而是塞在木柴堆后面。难道他能预料到我们会把全部木柴都从棚子里搬出来?” “可能您是对的。但是钥匙的印模是怎么弄到的呢?我看,不排除这种说法,就是参加作案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弄到钥匙。” “让他坐上几天牢,就会交代的。在这些罪证面前,他怎么能开脱呢?” “但愿如此。”检察长拿起提请批准逮捕书,但没有在上面签字。“请给值班员打电话,把扣押的人带来。” 斯捷尔日涅夫被带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宽。坐下后,他把两只手往膝盖上一撑,两眼阴沉地直盯着自己的前面。 “您知道吗?一些重要证据揭发您与本案有关。”涅斯捷罗夫问道。 “知道!” “为什么您不顾这些明显的事实,否认自己参与了偷钱呢?” “因为这不是我干的。不知谁偷用了那把锯子和我的雨衣。棚子的门没有上锁。” “您不是本地人,可您却一个人去打猎。在原始森林里是很容易迷路的。” “本地人不带我们这些外地人一起去。迷路我不怕。我总是随身带着罗盘的。” “为什么拒绝和同志们一起住宿舍呢?” “他们都是些什么同志!”斯捷尔日涅夫耸了耸肩膀,“动身来木材采运公司前,大家才第一次见面,这帮人在宿舍里就常常凑钱买酒喝。而每个卢布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法院的许多罚款我还没有交呢。我因为木材采运公司的工资高,才来这里工作的。” “为什么受审的?”检察长感兴趣地问。 “我原是个司机。卡车翻了。车上有许多人。二个人残废了。汽车也毁了。” 涅斯捷罗夫怀疑地看了侦查员一眼。 “他的这些供词是对的,”谢罗夫证实道。“他每个月都要将三分之二的工资寄走。” 涅斯捷罗夫命令将斯捷尔日涅夫带走后,拿起提请批准逮捕书,写道:“释放,不准离开居住地区。” “涅斯捷罗夫同志,”侦查员惊讶地说,“您认为斯捷尔日涅夫无罪吗?” “我目前认为,逮捕他还缺乏理由。这里有点儿不对头,偷钱去弥补第一次违法行为遭受的损失?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我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因此现在我不能说已经破案了。” ······斯捷尔日涅夫搭上顺路车回镇,在颠簸的车厢里,以及后来整个上班时间开着拖拉机时,他一直在想,究竟是谁同他开了这个恶毒的“玩笑”。他没有同谁争吵过,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大概正是由于这么“善良”的缘故他才差点没被投进监牢吧。幸好,检察长好像相信了他。究竟是谁到我的棚子里去的呢?有一点是清楚的,小偷知道他修好了锯子。这会不会是身材瘦小,外号“灯芯草”的菲林干的?记得,为了修锯子,他从菲林那儿拿了两颗螺栓,并答应用一瓶啤酒作为交换。而且星期六,在离镇两公里远的地方,他曾看见他,菲林,从一条大沟里爬出来。他想叫住他,可没来得及,菲林躲到灌木丛里去了。怎么,如果在大沟里······哎呀,见鬼!这个想法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斯捷尔日涅夫忘了踩油门,拖拉机猛地一抖,停了下来。 斯捷尔日涅夫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他关于菲林的事想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道理。“灯芯草”是钳工,配一把钥匙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沙包注:钳工是做小物件精细作业的)可能,他正是为此同女会计的女儿闹恋爱的呢?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侦查员?不行啊,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企图把罪责推给别人。再说,假如菲林没有什么问题呢?不应当自己到那里走一趟。 下班后,斯捷尔日涅夫从棚子里拿了一把小铁锹,就从镇子后面向林子走去。没费多大事,就找到了菲林顺坡爬出来的那条沟。斯捷尔日涅夫记得,菲林是抓着一丛灌木爬上来的,于是他找到了那丛枝条上叶子被扯烂了的灌木。然后下到沟底,仔细寻查起来。菲林不可能把钱埋得很深。当时这个家伙没有带铁锹。斯捷尔日涅夫几乎找遍了沟底,蓦地,他看到一个树墩下塞着一束枯草。他拉出草,把手伸进树洞,掏出了一个装满钱的玻璃罐子。 “唷!费多尔,嗬!你跟踪的本领真不小啊。到底被你找到了。”菲林摇晃着身子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阴险地冷笑道:“我算猜对了,你没有发现我。当你拿着铁锹往树林走的时候,我就及时盯上了你。当然啰,你不是为我的钱来的吧?” “为你的钱。你是说?”斯捷尔日涅夫把罐子放到地上。“你这个恶棍,差点没把我送进修道院!”(即监狱) “你怎么了,费多尔?”菲林惊讶地说。“我不是故意的呀。不要发疯。既然找到了,对半分吧,每人一半。” “我现在就同你像兄弟一样地平分吧!”斯捷尔日涅夫握紧大拳头,向前逼了一步。菲林跳到一边,把一只手伸进了口袋。 “不许动!”上面传来树枝折断的咔嚓声,刑事侦查处侦查员沃林飞快地沿着斜坡冲到下面。 ······电话铃使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涅斯捷罗夫又折了回来。 “检察长同志,”他在听筒里听到谢罗夫的声音,“有情况,您是对的。同斯捷尔日涅夫一起作案的还有钳工菲林。沃林跟踪了他们。他们差点没有因分赃打起来。菲林供称,他是应斯捷尔日涅夫的要求做的蜡泥印模,并配制钥匙的。” “菲林证明斯捷尔日涅夫偷钱了?” “当面证明了。” “斯捷尔日涅夫承认了吗?” “没有,又在兜圈子。他说,想自己找到钱然后送回来。” “这么回事,”检察长沉思了一下说,“让我们在作案地点做个小实验验证一下。等等我。我马上去木材采运公司。” 接着,涅斯捷罗夫问自己,是什么促使他去木材采运公司的呢?检察长在决定有关逮捕事宜时,有权参与具体侦讯工作,但没有必要亲自审讯被告或嫌疑犯。也许,这,这是“他的”案件?或者,出现如此重大的疑难,仅仅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翻阅案卷,有时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长的权利难道不应该成为他应尽的责任吗? 谢罗夫在公司台阶上等着两名证人。涅斯捷罗夫问,嫌疑犯押在哪里。 “分别拘在两个房间里。沃林看守一个,纠察队队长看着另一个。您想提审吗?” “不,不过先了解一下口供。”检察长飞快地浏览了一下供词记录,把它们还给谢罗夫。“不要浪费时间了。否则天就黑了。请把嫌疑犯带来。” 菲林刚刚走下台阶,涅斯捷罗夫就吩咐他简略地重复一下自己的供词。 “好吧。我在自己的钳工车间里配了钥匙,并把它交给斯捷尔日涅夫,当然,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他偷了保险柜里的钱,把钱藏在沟里,然后想取消我的一份,检察长公民······” “够了,”涅斯捷罗夫打断了他的话。“到屋后去。” 他们在钉上木板的洞边停了下来,他吩咐沃林把木板撬开,接着命令菲林钻进会计室去。 “为什么?”菲林惊慌地问。“我没有进过会计室!” “需要这样做,”检察长说。瘦小的菲林毫不费力就钻进了小洞。 “请出来,”涅斯捷罗夫命令说。“现在该您了,”他转身对斯捷尔日涅夫说。 斯捷尔日涅夫把头伸进方窟窿,但是,不管他怎样努力,他的宽肩膀怎么也钻不进窟窿。 “是啊,谁进过会计室呢?”涅斯捷罗夫问菲林。后者一声不吭,仇恨地咬着嘴唇。 在对质时,菲林承认诬告了斯捷尔日涅夫。 法院判处菲林无期徒刑。 苏联《社会主义法制》 197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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