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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先引用一段话，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而金、梁二人，直到现在为止，盛名未衰，是公众所熟悉、所承认的“新派武侠两大名家”。以上为羽生先生所作《金庸梁羽生合论》（下称《合论》）之开篇，尽管后期《合论》引发某些争议，但至少开篇这段话在很大范围得到认同，一般的观点是就两位作家在新派武侠创作史上的地位而言，梁羽生为先驱，金庸是最杰出成就者；梁羽生堪称武林长老，金庸则是旗手或掌门，这种说法在今天基本上可以说成了一个“定论”，金庸的读者固然赞同，而梁羽生的许多读者也是大致认可。就两位作家后期的态度而言，1994年，梁羽生曾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谦虚地表示，“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金庸在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对此也谦虚地表示“盖不过，各有各的写法”，姑且不论以上是否为他们的心声，但至少还是可以看出后期的梁羽生对这个现状还是认可，而金庸的答语或许多少带着几分谦逊态度，但是至少在其内心深处对梁羽生保持着一份敬重。尽管这样，金梁之间的这份是否曾经存在的“瑜亮情结”也成为武侠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两位先生的创作史比较，梁羽生的创作历程长达30年，之后对作品进行过个别的修订，金庸虽然在1972年完成《鹿鼎记》创作后，即进行封笔，但是之后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修订，从这个意义而言，或许金庸在武侠创作所花的时间要超过梁羽生，在双方各自长达几十年武侠创作生涯来说，所留下可供探讨的东西应该是很多，作为羽生先生的读者，也作为武侠小说的读者，两位先生的作品个人都是非常喜欢，于此试通过比较两位先生的创作历程，提出一些粗浅的个人见解。
龙虎－书剑时期
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在《新晚报》连载的《龙虎斗京华》，作品“一炮而红”，赢得无数读者的追看，继《龙虎》之后，其姐妹篇《草莽龙蛇传》又继续在《新晚报》上连载，两部小说前后时间约13个月，开一代武侠之风，这两部作品也就成了“新派武侠”创立的一个标志。
结束《草莽》的创作后，梁羽生暂停了武侠创作，并向报社推荐了好友查良镛即金庸创作武侠小说，之后是金庸的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于1956年2月在《新晚报》上连载，同样是引起了好评如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香港左翼报刊从内地引进了民国武侠名家白羽的作品《绿林豪侠传》在《大公报》上连载，但是作品所引起的反响明显不如梁金小说，白羽为武侠史上一代宗师，深受梁金两位武侠名家所钦仰，但是在内地创作，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无法发挥其对以鲜明的人物个性和深广的社会背景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特色，导致所创作的作品不尽如人意，《绿林豪侠传》也成为白羽的武侠绝唱，至今思之，仍让人无比惋惜。
就《书剑》和《龙虎》这两部处女作进行比较，应该承认就小说的精彩程度、人物的丰富多彩、情节的曲折变化等方面，《书剑》要高于《龙虎》，即就作品的内容篇幅而言，《书剑》的篇幅超过《龙虎》和《草莽》两部作品总和。《书剑》的成功，首先归结于金庸的创作才华，后期金庸在接受访谈中多次说他擅长于“讲故事”，而梁羽生则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金庸武侠写得比他好的人”；其次比起《龙虎》创作时的急就章不同，金庸在创作《书剑》之前，以他对武侠小说的浓烈兴趣，多多少少也应该在梁羽生连载小说中进行过揣摩；再次同《龙虎》对白羽作品的个别人物、情节有选择的借鉴不同，《书剑》借鉴了金庸家乡传说的“乾隆身世之谜”，传说故事的相对完整性多多少少也为情节的展开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书剑》胜过《龙虎》、《草莽》也就理所当然。
当然，同《书剑》相比，《龙虎》中对诗词联句的运用、作品独特的时代意义、武打尤其是大型混战的现场感方面要高出《书剑》，回过头看这两部处女作，多多少少也可看出两位作家日后武侠作品的一些各自特色，梁著作品主角比较出色，娄无畏、柳剑吟、丁晓等主角形象性、人物所焕发出的独特的光芒都是其它配角所不能相比，而金书的配角、反角则反而让人印象更加深刻，如《书剑》中文泰来、余鱼同甚至反派的张召重，予人的印象似乎还要胜过陈家洛。在对清廷的态度上，梁著的态度是势不两立的抗争，金书则多少在点暧昧，即便如《书剑》这般以反清为主题的作品，对于乾隆的态度也是有褒有贬，至少未予完全的否定，至于涉及到的清廷官吏、民生等方方面面，笔调也较为平和，虽然书中也写了黄河灾荒，但是一笔带过，相比于《龙虎斗京华》对娄无畏的悲惨身世叙述乃至清统治者的残酷，可看出两者在这一问题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梁书内容较为朴实，而金著显得丰富多彩一些，如在激烈紧张中插入一些灰谐有趣的情节，徐天宏和周绮的斗嘴、李沅芷戏弄关东三魔、大漠的阿凡提戏耍张召重，很好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这方面特点在之后的金著得到很好的发扬，而这方面梁书无疑要逊色很多。最后是梁书表达出一种持之以恒的斗争精神，如娄无畏、丁晓在八国联军入侵后是继续坚持斗争，金著却是崇尚归隐，红花会群雄是豹隐回疆，斗争与归隐的不同结局在以后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也是不断地出现。
《书剑》连载约1年之后，1956年2月，金庸又在《香港商报》开始连载了第2部武侠小说《碧血剑》，《书剑》选取的题材是民间传说，而《碧血剑》选取的题材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这段历史，之后在长达9个月时间里，金庸同时进行《书剑》和《碧血剑》的创作，笔下分别驾驭着传奇和历史二个故事，《碧血剑》和《书剑》人物、故事情节称得上各有千秋，而且主角的光芒都是显得黯淡，总体来说两部作品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是《碧血剑》中通过书中人物回忆手法塑造的虚写金蛇郎君却是大受好评，甚至超过了主角袁承志，这一方面表现了金庸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金庸在创作这类“亦正亦邪”人物那份独到功力。
《新晚报》在《书剑恩仇录》连载结束后，推出了百剑堂主创作的《风虎云龙传》。百剑堂主时任其时任《大公报》副总编分管副刊，金庸梁羽生则是他手下的副刊编辑，作为著名记者编辑，抗战期间曾翻过十万大山，沿中越国界边境线旅行采访，为大公报写了出色的《中越边境见闻》系列报道。又曾以“皮以存”的笔名，写了一本名叫《转徙西南天地间》的书，报道湘桂大撤退这一场空前灾难，广受新闻媒介的好评。其本人的文化功底特别是古诗词水平亦为金梁所称道。在作品连载之前金庸、梁羽生都有专文予以推介。《风虎云龙传》以清中后期官逼民反为背景，书写宋一龙为代表的泰山群雄高举义旗，攻城杀官，展开了轰轰烈烈反清斗争，内容情节近似于《龙虎》和《草莽》。
在《碧血剑》开始连载期间，梁羽生终于在《大公报》连载了《七剑下天山》，在《周末报》连载了《塞外奇侠传》，《七剑》开始连载距离《草莽》结束时间约1年，这也是梁羽生30年武侠创作生涯中两部作品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同《龙虎》的仓促上阵不同，由于准备时间相对充分，加上这一年时间里梁羽生应该对《书剑》的连载进行关注，比起《龙虎》、《草莽》，无论是《七剑》还是《塞外》，其创作水准都呈现一个明显的飞跃，特别是《七剑》，在保持语言文字优美、文学色彩强的同时，大胆借鉴了外国小说《牛氓》的情节以及西方心理学，《塞外》篇幅虽然不大，同样借鉴了边疆的传奇故事，同时书写了异域风光、风土人情，这两部作品在连载中都是广受欢迎，大获成功。
《七剑》与同期《书剑》、《碧血剑》比较，《七剑》在保持主角人物优势的同时，在配角、反角方面《七剑》也有突破，除主角凌未风外，其余“前五剑”、“后七剑”加上刘郁芳、韩志邦等正面人物，同《书剑》的红花会群雄、《碧血剑》的华山弟子群相比较，可以说是毫不逊色，而书中的反面人物代表楚昭南对比《书剑》的张召重，也是各有千秋，而且两个人物有一定的相似；另外两部小说的女性、爱情对比，《七剑》也是要胜出一筹。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情节的紧凑、快节奏方面，这个时期的《七剑》、《塞外》还要胜出一筹，相形之下，《书剑》、《碧血》都显得拖沓了一些，当然，《书剑》、《碧血》在内容的充实、史实运用等方面又要高出一筹，再有就是金蛇郎君这一“亦正亦邪”人物的塑造为梁书所远远不及，语言文字相比较，《七剑》、《塞外》的文学色彩更强，尤其是《七剑》的卷首词、回目更是一绝，而《书剑》、《碧血剑》的趣味情节较多，可以说是各具特色。
《碧血剑》连载结束后的第二天，《香港商报》推出金庸的第三部作品《射雕英雄传》，同期张梦还在《武侠小说周报》连载《沉剑飞龙记》，这就是当时香江武侠界有名的“龙雕大战”。而这时《大公报》的《七剑下天山》和《新晚报》的《风虎云龙传》（百剑堂主作）也在继续连载中，一时间香港武侠坛上群英荟萃，各显身手。早期香港武侠小说界张梦还几与金梁齐名，张梦还，本名张扩强。生于1939年。原籍四川。系中央军校二十二期炮科毕业，因故留港而以写作为生，其文笔典雅凝练不让梁羽生，作为其代表作的《沉剑飞龙记》，故事情节精彩、人物生动，当得上武侠佳作。同时，香江之地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汇聚，传媒阵地成了各派势力争夺的一个焦点。张梦还因出身国民党军官，在香港供职于右翼报刊（同台湾方面关系密切），因此“龙雕大战”在一定意义也是左右翼对武侠阵地乃至通俗读物阵地的一个交锋，不过《沉剑飞龙记》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相比，整体水平要逊色一筹，因此交锋结局“雕胜于龙”。而此时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也是渐入佳境，引起好评无数，凌未风和易兰珠这两大主角人物的结局牵动着广大读者的心。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虽然文笔功底强，尤其是所拟的回目文采飞扬，但是整部小说描写的人物过于繁杂，小说讲述的是两个阵营的斗争，虽不乏有亮点人物、情节，但整体而言缺乏统领全书的灵魂人物，也可以说是主角不突出，反清侠士与清廷鹰犬的斗争虽然热闹，但同样缺乏震撼人心的情节，小说的总体成就明显不如金梁的作品，作品受到欢迎程度也明显不如，之后百剑堂主未再创作武侠作品。
射雕－白发时期
《射雕》称得上金庸的跨越式作品，比起《书剑》、《碧血》，《射雕》在整体水准上了一个境界，整部作品时空跨度大，时间长达二十年，包括宋、金、蒙三国及西域国家，人物多而不乱，情节引人入胜，国恨家仇、武林争霸乃至灭国之争，都在作品中得以一一展开，同时《射雕》在创作上运用电影时空切入转变的特点，避免平铺直叙式的单调，进一步丰富了创作手法。至于作品塑造的东西南北中乾坤五绝，更是构建了一个涵盖天下的大格局，堪称神来之笔，数年后这种模式也多为港台同时期作家特别是台湾作家所模仿，典型如诸葛青云之《夺魂旗》、上官鼎之《江湖黑马》（该部作品作者存疑）、曹若冰之《金剑寒梅》，可说影响了之后数十年的武侠创作，可惜模仿者多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射雕》充分展示了金庸在武侠创作中驾驭大场面，书写长篇作品的功力，在其时掀起了一个高潮，风头之劲，一时无俩。同《射雕》英雄传相比，《沉剑飞龙记》的情节稍嫌单薄，主题是一个“复仇”故事，器局也似有不足，尤其是结尾显得仓促，故落败是不可避免。即就连载中的《七剑》而言，虽然在作品下半部分也称得上精彩不断，但是作品围绕的清廷、反清两大阵营一场又一场的大搏杀，虽然同样悲壮，却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单调一点，故一时间被《射雕》抢尽风头。
《七剑》之后，梁羽生在《大公报》连载《七剑》的后传《江湖三女侠》，同《七剑》相比，《江湖三女侠》可以说是奠定了梁著武侠的创作风格，个人一直以为，在梁著武侠中，《江湖三女侠》一直被低估，该部作品其实颇具研究意义，“侠、史、诗、女、雅”面面俱全，人物塑造方面无论是历史人物的雍正、年羹尧，还是传奇人物的吕四娘、甘凤池，乃至虚构人物的唐晓澜、冯瑛、冯琳等，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晚年的易兰珠让人感叹岁月无情，梁著中最完美的女侠吕四娘，相比于金书中最完美的大侠郭靖，在人物形象的深度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在梁著体系中受到的关注程度不是很高，其中原因之一恐怕是《江湖三女侠》连载时赶上风头正劲的《射雕》，一定程度上掩盖其本身应有的光彩。
就个人感觉而言，《江湖》同《射雕》比较，至少是各有特色。除了前文提及的吕四娘同郭靖比较外，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同《射雕》都有一拼空间，女侠方面《江湖》要高出一筹，反面人物雍正、年羹尧比起杨康、完颜洪烈、欧阳锋也毫不逊色，关东四侠、江南八侠同江南七怪、全真七子各有千秋，以了因、神魔双老为代表的反派高手比起灵智、沙通天也自旗鼓相当，连载中的《江湖》受到的关注不如《射雕》，除了整部作品的格局未及《射雕》般宏大，或许还是作品的题材。在武侠小说史上，吕四娘刺雍正这个题材被多位作家创作，比较出名的有清末民初的陆士谔、王度庐都写过相同的题材，《江湖》同期及之后的香港武侠小说界也有多名作家写同一题材，虽然故事情节各不相同，但是基本主线相似，结局更是相同，相比之下，《射雕》的题材是完全创新，情节每有奇峰突起，因此读者的关注方向自会更多放在《射雕》之上。因此《江湖》结局“宝剑屠龙”比之《射雕》的“华山论剑”予读者心中的震撼要逊色一筹。
正当《江湖》无法撼动《射雕》的地位的情况下，在《江湖》连载4个月后，《新晚报》连载了梁羽生新作品《白发魔女传》，本作梁羽生进一步发挥其擅长塑造女侠和书写“爱情悲剧”的特长，书中无论是女主角“白发魔女”，还是“白发魔女与卓一航的爱情悲剧”，在震撼力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两方面特长都是金庸之所远远不及，同时书中在正史运用、以及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挑战方面也也比之前作品上了一个台阶，连载中的《白发》所受到的关注度和欢迎程度终于直追《射雕》，在之后短短的时间里，《白发》竟然连拍三集，呈现“魔女三现”的佳话，就当时而言，即便是《射雕》也无此待遇。这样借助吕四娘、白发魔女两名主角的光彩之下，《江湖》、《白发》一正着一奇诡，相辅相成，基本同《射雕》呈现出旗鼓相当的局面。至于后期武侠评论中所称的《射雕》一出，确立金庸盟主地位之说似无直接资料予以证实，即便不算梁羽生，当时香港武侠界还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局面。
萍踪、云海－神雕、倚天时期
《江湖三女侠》在《大公报》连载结束后，1959上1月1日，梁著巅峰之作《萍踪侠影录》开始连载，与连载中的《射雕》相比，《萍踪》无论在小说整体结构、故事的精彩程度、矛盾冲突、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场面的控制、武学的想象力等方面都毫不逊色，而在侠义的诠释、史学的运用、文字水准乃至主角的形象等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侠之大者”这一共同创作主题面前，可以说《萍踪》完胜《射雕》，《射雕》与“郭靖”是金庸笔下侠义主题的一个典范，后期武侠评论家归类为“儒家之侠”阶段，但在这一主题的创作中，金庸明显逊色于梁羽生。值得注意的是，《射雕》连载后期，《新晚报》在《白发魔女传》结束之后，连载了金庸新作短篇的《雪山飞狐》，《雪山》是一部广受好评的短篇武侠杰作，故事精彩不说，以“一日百年”的巧妙结构尽展金庸作品的才华，不过由于受篇幅所限，作为连载的作品，《雪山》有让人意犹未尽之感，因此尽管作品出类拔萃，但在影响力方面无法撼动《萍踪侠影》。
金庸在《香港商报》结束《射雕》连载之后，独立创办《明报》，1959年5月20日，《射雕》的续集《神雕侠侣》在明报中连载。《明报》初创时推出《神雕》，主要用意在于利用《射雕》的影响力，建立基本的《明报》读者队伍，同《射雕》书写“大侠”不同的是，《神雕》的主角予人的形象是典型的“叛逆者”。在武侠创作中，金庸创新求变的能力是独到的，对市场的敏感度更是首屈一指，《碧血剑》的金蛇郎君的影响力远胜于袁承志，在这样市场反响面前，金庸应该看到武侠作品市场的未来走向，何况在“侠义”主题的诠释展现上，金庸明显不如梁羽生，因此不如另僻路径，但由于之前供职于左派报刊，以这一类型人物为中心显然有所限制，多少也束缚了金庸的创作能力，而今《明报》是金庸自己的空间，创作上没有限制，金庸得以比较得心应手地创作自己的作品。
《神雕》相比于《射雕》，在主题和内容方面都有明显创新，但“新”不等于“好”，个人感觉就作品水准而言，《神雕》和《射雕》只能称得上各有所长，因此尽管金庸抱着雄心壮志创作《神雕侠侣》，但据有关资料反映，当年《明报》也未因连载《神雕侠侣》广受欢迎，早期的《明报》经营较为惨淡，如后期评论所说的金庸武侠小说撑起早年的《明报》，多少也有贴金之嫌。《明报》初创几年，金庸和他的团队都处于苦苦支撑中，同时《大公报》为代表的左派报刊将《明报》视为同盟军，双方未形成直接冲突。而之后《明报》同《大公报》反目，数度笔战，引起香港乃至两岸三地的关注，客观上成就《明报》的兴起。大陆文革期间金庸的《明报》以其政论文章闻名香港，最终成为香港著名报刊。追溯根源，左派报刊及大陆对于《明报》贡献实在很大。而《香港商报》在金庸离开之后，为武侠连载需要，推出了报刊青年编辑杨剑豪的《鸳侠盟》，虽然水平不能与金、梁的武侠作品相比，但亦吸引了一定的读者群，在报纸销售方面未受到大的影响。
《神雕侠侣》转变创作主题、重新塑造主角形象上与《射雕英雄传》相比转变太大，同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相违背，也在某种程度上逾越了当时相当部分武侠读者的心理底线。尽管在《神雕》中，杨过折服于郭靖的伟大人格，但是比较两人的成长历程及人生最终归宿，其整个价值观体系确是大相径庭，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碰撞冲突也一直不断，因而如果喜欢郭靖的读者一般不喜欢杨过，同理亦然，直到现在“郭迷”和“过迷”的争辩仍在持续上演着。
在转变创作主题，重新塑造主角人格的同时，金庸同样不放弃打“大侠”牌，于1960年至1961年间，在其创办的刊物《武侠与历史》上推出新作《飞狐外传》，《飞狐外传》以标准大侠的形象塑造主角胡斐，并且以一条公式来塑造胡斐，即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加上“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就人物的公式化程度上比起同期的梁羽生笔下人物可谓有过而无不及，而《神雕》后半部分对杨过的形象也予以改造，杨过成了万众景仰的“神雕侠”，并为国立下大功劳，后期武侠评论说小龙女绝情谷底死而复生是金庸对读者的妥协，个人感觉，真正的妥协怕是金庸重回侠之道路，至于后期又有评论说杨过是“道家之侠”，个人并不认同，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固然是道家思想，但道家思想能否等同于道家之侠，“侠”强调的是一种见义勇为、舍己助人的担当，为了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而放弃侠所应尽的基本责任，那么这时可否称之为“侠”？《神雕》中直至后期，杨过才成就“神雕侠”之名，但赢得这一名声，在于十六年间的行侠仗义，更在于书末为襄阳立下大功，而不是前期独立独行，惊世骇俗之举。如果基本意义的“侠”不能成立，那么道家之侠又能否成立？尤其是《神雕》中金庸为了表现创新，在杨过身上表现出许多极端化的行为举止，一定程度使得人物和情节显得不近人情，同时这些极端化的行为即使放在思想比较开放的今天也颇受诟病，何况在数十年前，因此个人以为早期的杨过个性理念具备道家思想，后期的作为已经在向郭靖看齐，这样将“神雕侠”称之为“道家之侠”未必确切。
《神雕》、《飞狐》时期，金庸在“侠”的诠释逊色梁羽生，而探索个性独立与人格自由方面还未达到完全成熟，而这个时期的梁羽生，正处于武侠创作的巅峰期，《萍踪侠影》的巨大成就和影响自是不说，继《萍踪》之后在《新晚报》连载的《冰川天女传》，在保持侠义根基的前提下，在浪漫色彩上又进了一步，在人性化探索上，《冰川》中同样亦正亦邪的金世遗呈现出来的个性色彩丝毫不逊色于杨过，同样天仙脱俗，不落凡尘的冰川天女形象也不让于《神雕》的小龙女。《萍踪》之后，《大公报》连载的《散花女侠》，虽然整体成就不如《萍踪侠影》，但借助前传影响力的同时，作品本身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香港商报》则连载足以同《雪山飞狐》交相辉映的中短篇武侠《还剑奇情录》，而后又推出历史性色彩最为浓厚的《女帝奇英传》，作品风格不同，但精彩不断。
为提高《明报》的销售，金庸于此期间在《明报》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即在《神雕》连载的同时，先后在《明报》上连载《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两部短篇，同时还邀请梁羽生在《武侠与历史》连载短篇《冰魄寒光剑》(笔名“凤雏生”)，但无论是金庸还是梁羽生，这几部短篇作品在各自的武侠小说体系所占的地位都不高，就爱情而言，《冰魄寒光剑》同《白马啸西风》各有所长，而《鸳鸯刀》的成就一般。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武侠创作上，无论是作品的数量、创作水准，还是影响上，梁羽生对金庸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一定程度也扼制住金庸的上升势头。
《神雕》的连载即将结束之时，金庸的新作《倚天屠龙记》登场，根据资料，《神雕》创作的中后期，《倚天》的构思谋划已在进行中，同郭靖的“大侠”和杨过的“个性”不同的是，《倚天》的主人公张无忌以“平凡”为特点，这既是金庸在创作路上力求“创新”，同时也似乎是在前两部作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吧？值得注意的是，张无忌这个“相对平凡”的个性似乎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连载版的张无忌，小时的聪明程度直追母亲殷素素，而在父母双亡之际内心世界又充满着仇恨，按照这个性格正常发展，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杨过，甚至是早年杨过的加强版。但是随着书中情节的发展，之后的张无忌性格却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得善良易于受欺骗，这或许是金庸在创作中追求人物形象不同而做出的调整，这也使得张无忌的形象更让人感到亲切。同时，《倚天》无论是整体结构、故事情节、人物特色都比《神雕》更为出色，整部小说时间跨度长，从宋末至元末前后100年，小说篇幅长，人物多而形态各异，让人印象深刻，比起之前的作品，《倚天》整体水准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倚天》同《射雕》、《神雕》一起打造了一个“射雕三部曲”体系，三部作品人物、情节互有关联，但是主题不同、主角不同，三部曲连在一起，更进一步提高了作品的影响力。凭借《倚天》，金庸基本扳回了之前的劣势。
与此同时，在《倚天》连载后期，1963年，金庸的《素心剑》（《连城诀》）连载于《东南亚周刊》，这部小说着重书写人性中的阴暗面，尤其是在金钱利益面前，所造成的亲情泯灭；在生死关头暴露的人性本质；在流言面前所造成的不信任，各种刻毒的阴谋诡计让人为之毛骨悚然，整部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一股阴冷的笔调，堪称这部作品最为独到之处。当然也正是这个特点，在暴露阴暗方面多少有点刻意的痕迹和过火之感，而且整部作品在精彩程度也稍逊。
当然这个时期的梁羽生也处于创作的黄金时期，面对《倚天》的咄咄逼人之势头，梁羽生也应对自如。《冰川天女传》连载结束后，前后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在《新晚报》连载了《冰川》的续集《云海玉弓缘》，《云海》的主要人物无论形象、个性色彩方面不弱于《倚天》，特别是几名主角的对比，《云海》似乎还要胜出一筹，但是配角方面则明显逊色。就书中的爱情描写，《云海》也更为深刻，更为出人意料，尤其是作品连载过程中，围绕着金世遗最终的选择，不仅读者意见纷纷，甚至连作者也有点犹豫不决，更增加这段爱情的魅力；而在作品的内容情节方面比较，《倚天》又远比《云海》生动，特别是《云海》的前半部分，内容情节更显得明显不如，后半部分凭借着三场“旷世之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精彩程度，但同《倚天》相比，还是略有不如，且《倚天》由于篇幅较长，作品内容大，每每风云突变，奇峰突起，这方面是《云海》所不能相比，不过话说回来，《倚天》中也出现为追求情节变化之奇特，而多少忽略了基本的合理性，造成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情节，后期金庸虽经二度修订，但是仍难以完全弥补这些漏洞。相比较之下，《云海》在情节上基本没有出现明显破绽，情节发展有水到渠成之感，总的来说，《云海》在作品水准上足同《倚天》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在《云海》连载期间，梁羽生在《大公报》的《联剑风云录》，《香港商报》的《女帝奇英传》都在同时连载中，这个期间，《云海》、《联剑》、《女帝》同时创作，涉及唐、明、清三个朝代，跨度一千余年，风格也各不相同，《女帝》是浓浓的历史背景下抒写一段爱情悲剧，《联剑》是正邪之争中展示爱情的真谛和忧伤，《云海》则是在邪派对正派的一场猛烈的冲击中还有着那段百年也说不清的爱情故事，三部不同风格的作品，三段不同的爱情故事，尽管受欢迎程度不同，读者接受也有差别，但都表现极高的创作水准。而在《联剑》的连载结束之后，梁羽生在《大公报》连载的《大唐游侠传》，又将“侠”字解读得淋漓尽致，而全书的结尾更是堪称武侠作品的经典，那份慷慨悲壮让人为之热血澎湃而又为之泪下。
1963年9月2日，《倚天》结束在《明报》上的连载，截至这个时间点，金庸共创作小说10部，其中短篇3部（《雪山》、《白马》、《鸳鸯》），中篇1部（《连城诀》未确实是否已经连载结束），中长篇2部（《书剑》、《碧血》），长篇3部（《射雕》、《神雕》、《倚天》）。梁羽生已完成小说14部，其中短篇3部（《塞外》、《冰魄》、《还剑》），中篇2部（《龙虎》、《草莽》），中长篇9部（《七剑》、《江湖》、《白发》、《萍踪》、《冰川》、《散花》、《女帝》、《联剑》、《云海》），另有2部小说的连载正在进行中，分别为《冰河洗剑录》和《大唐游侠传》。
通过对两位先生于1963年9月之前的作品比较，多少可看出，金庸在长篇作品比较出色，而梁羽生更擅长于中长篇作品；金庸作品更喜欢探索“人性”，特别是表达“复杂且不完美的人性”，而梁羽生作品更着重彰扬“侠气”，金庸小说长于配角和反角的刻伐描写，梁羽生在主角方面的塑造更胜一筹。金庸长于小说情节，每每出人意料并带有幽默色彩，而梁羽生长于文学修养和文字水平，尤其是诗词、对联方面运用远远胜出。金庸作品在整体结构上胜出，而且在系列小说的打造方面更是胜出，而梁羽生则在作品细微处的雕琢功夫更深。金庸小说精彩程度较高，而梁羽生则在爱情描写尤其是爱情悲剧方面胜出。在情感描写中，金庸较为煽情，特别是擅长抒写极端化的情感，而梁羽生更为温和，往往于平淡中达到流露出真正的情感，因此金庸小说更为让人激动，而梁羽生小说更加让人于读后回味。其它在武功方面，两人都有各自独到之处，降龙十八掌和天山剑法同样享誉江湖，金庸擅长于拳掌和上乘武学秘笈，先后有“百花错拳”、“降龙十八掌”、“黯然销魂掌”、“九阴真经”、九阴真经“等闻名于世，而梁羽生擅长于剑，”“太极剑法”、“天山剑法”、“玄女剑法”、“双剑合璧”、“冰川剑法”等广为人知，相比较而言，金庸笔下的武学花样多了一点；在历史方面金庸有宋元风云和明末悲歌，梁羽生则有“土木堡之变”、“明末三大疑案”和“武后临朝”，就几部历史背景较为浓厚的作品相比较，在运用史料方面称得上各有所长。在作品的银幕传播方面，这时的梁羽生还要更广一些。总体而言，两人在侠坛上可算是平分秋色。
而后来名闻侠坛的古龙，此时的创作尚停留在《剑客行》、《飘香剑雨》、《剑玄录》等早期的作品中，其成就不仅比金梁远逊，即比之台湾闻名的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相比较，也是颇为不如。
天龙－狂侠时期
1963年9月3日，在《倚天》的连载结束后，金庸的新作《天龙八部》在《明报》和《南洋商报》同时连载，自《射雕》开始，金庸的创作方向上基本以长篇小说为主流，而以中短篇小说为补充；《射雕》之后，创作重心从书写“侠义”转向探索人性，尤其是人性中的灰暗一面，同时力求每一部作品的主题都有所创新，同时随着作品篇幅不断扩大所带来的作品时空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多变的特性，而《天龙八部》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所创作的一部成功之作。整部作品涉及大宋、辽国、西夏、吐蕃、大理五国，时间跨度三十年，作品书写了三位主角，牵涉到的人物众多，线索复杂，作品内容既表现了人类的权力的贪婪、对情欲的痴迷等，整部作品追求表达出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孳”的主题，同时通过佛法对沉迷于权力、情欲中人进行拯救；作品人物丰富，个性特点突出，除了打出旗号的“四大恶人”外，还有丁春秋、鸠摩智及后期的慕容复，可以说是将罪恶写至极致。作品在哲学、内涵、人性、情节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因此作品问世后获好评如潮。当然，《天龙》也并非完美无缺，连载时间跨度太长、人物众多，带来的许多情节方面的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同时由于作品涉及到三名主角，在结构上不免松散，笔力也不免有强有弱，总的而言，以萧峰的故事最为精彩，感染力最强，而“段誉篇”、“虚竹篇”相比较不免稍弱，尤其是“虚竹篇”充满着神怪色彩，显得过分离奇，其整体水准不算太高。即便是萧峰部分，也有许多不合常理的内容情节，同时个人感觉阿紫和游坦之那段带有SM色彩的情节基调也不是很健康。
创作《天龙八部》时期，金庸同《大公报》为首的左派报刊已全面交恶，双方之前就“逃港风波”、“核子事件”等话题已进行过多番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金庸与《明报》成了大赢家，整个报刊的发行量、知名度都大幅度提高。金庸在《天龙八部》创作中也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的一些个人心态带进了作品之中，于是有了萧峰在聚贤庄与旧日丐帮兄弟干杯断义、生死搏杀，数名昔日的生死知交即死于聚贤庄一役。客观地说，聚贤庄一役萧峰多少有被迫和自卫成份，但毕竟无数生命因此而丧生，对这一悲剧应“反思”而非“刻意渲染”，在创作中过于追求视觉效果和制造哄动效应，以最大限度调动读者的情感，既是金庸创作中的一大优点，但似乎也是一种缺陷。当然尽管作品存在缺陷，但是《天龙》结尾部分的创作堪称绝笔，通过萧峰选择自我牺牲而赢得两国数十年和平使得整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升华。
面对《天龙》这样的宏篇巨作，梁羽生在最初阶段同样还是应付裕如。同时《天龙》的开篇部分也不算特别精彩，除用“不会武功”的段誉作为主角写出如许新意外，其余的仍不脱武林争霸（无量剑与神农帮）、跳崖奇遇等章段，至段誉、木婉清被四大恶人所掳之前，整个情节都不算特别精彩。而这时梁羽生的《大唐游侠传》正写至高潮部分，“安史之乱”的历史悲剧、浴血睢阳之慷慨壮烈的悲歌更堪称武侠之绝笔，辅以《云海》的续集《冰河洗剑录》，书中引入的邪教、异域、怪兽、神鹰等比较新鲜素材，双方基本上还是一个旗鼓相当、各有所长的局面。
1964年6月14日，《大唐》在《大公报》的连载结束，11天后，6月25日是，《大公报》开始连载《大唐》的续集《龙凤宝钗缘》，本作梁羽生似有意改变创作主题，即从《大唐》的“侠”到《龙凤》的“情”，从书写为国为民的大侠转变为描述乱世姻缘儿女的故事，或许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打造“大唐三部曲”的初步构思，这当中是否有几分受到“射雕三部曲”的成功之影响？
在转变主题的思路下，《龙凤》确实也是写出了几许新意，但是这时连载的《天龙》已渐入佳境，萧峰的命运牵动人心，兼之内容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与之相比，《龙凤》明显是器局偏小，也未有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梁羽生不喜创作极端化的人物，虽然《龙凤》一开始通过几场误会来书写“乱世姻缘多阻滞”，但是这些阻滞毕竟又都是小误会，未能制造出更大的矛盾冲突，不免使得整部作品的精彩程度稍逊。而《冰河》尽管加入了许多新鲜的素材，但是对比前传《云海》劣势明显，同《天龙》相比，《龙凤》加《冰河》仍然不足对抗。也正在这时候，一部宏篇大作《挑灯看剑录》（《狂侠天骄魔女》）在《香港商报》开始连载，时间在《龙凤》开始连载5天后，即1964年7月1日。
《狂侠》在创作主题选择上是梁羽生最为擅长的书写“为国为民，抵御外敌”的侠士、选择金主完颜亮意图吞并南宋半壁河山的历史大背景，在主角选择上以其所擅长的“女侠”为主角，配以“狂侠”、“天骄”两大个性特点突出的侠士，以打造出一部之前从未有过的鸿篇巨制，在这篇作品所运用的各种素材看，梁羽生对这部作品是寄予期望的。至于作品同连载中的《天龙八部》年代相近，所书写的一些矛盾冲突也不无相通之处，就创作心态而言是否多少存有一点争竞之心就不得而知。另值得一提的是，或许在《狂侠》中倾注的心力过大，致使《冰河》、《龙凤》的内容情节精彩程度不免稍逊，因为同时创作的作品，构思的东西要分散使用，《狂侠》的重视程度较高，好的构思多少会优先用于《狂侠》之中。
同《天龙》的开篇稍显明淡相比，《狂侠》的开篇精彩程度较高，“耿秦两家”的血案之谜局、耿照的南归途中引出了主角蓬莱魔女，随后是狂侠、天骄及反面人物玉面妖狐、公孙奇，当中又夹杂着“真假妖狐”之谜团，整个故事情节精彩且结构严谨，主线不乱，人物形象突出。尤为难得的是，这时期梁羽生在创作中仍然能够保持同时创作的三部作品主题不同，《冰河》讴歌和平，《龙凤》突出爱情，《狂侠》抵抗侵略，且每部作品都保持着相当的水准。这样，以《狂侠》为主线，辅以《冰河》、《龙凤》，梁羽生基本还能稳住一个争竞的局面，特别是《天龙》在萧峰故事之后的“虚竹篇章”，笔力减弱，而期间又有倪匡代笔，使作品流于神怪化，导致整个创作中出现一个明显的脱节，而《狂侠》呈渐入佳境之势，如能按照这个势头发展，《狂侠》整体创作水准当能与《天龙》一争高下。
《天龙》连载的后期，《新晚报》的《冰河》连载结束，紧接连载的《风雷震九州》虽然尝试以“反面人物”为主角，但是创作方向未能继续沿着之前的《冰川》、《云海》、《冰河》偏于浪漫主义的笔调，而是回到“抗击侵略，抵御暴政”的主线创作之中，可以看出，从《风雷》开始前后4年间，梁羽生的创作主题出现偏于单调的局面，基本不脱“抗击侵略，抵御暴政”的主线，直至1969年7月1日，《新晚报》开始连载的《弹铗歌》（《游剑江湖》），这个格局方多少有所好转。至于其中原因，只要看看这个时间段，1965年9月至1969年7月，多少都会明白其中原因之所在，在此就无庸赘言。正是自《风雷》的连载开始，《天龙》进入全书的结尾部分，少室山之役将之前三名主角段誉、萧峰、虚竹集中一起，共同将故事情节推向结尾，而这部分情节是全书的高潮，少室山一战、“带头大哥”之谜、佛法化解恩怨、西夏驸马之争、段誉身世之谜等章节一浪接着一浪，其精彩程度、激荡人心之处可说是超过之前金庸的任何作品，堪称武侠世界的绝笔。
在此期间连载的《风雷》、《龙凤》、《狂侠》，其中《风雷》在主题上同《狂侠》近似，但是以反面人物作为主角，在设定上也表现出相当的创意，而《龙凤》自始至终保持着清新舒缓的风格，也有其独特之处，《狂侠》还保持着相对高的创作水准，按照时间推算，差不多进入采石矶之战这个高潮。但是尽管“采石矶之战”章节称得上武侠中的精彩之笔，同《天龙》结尾部分对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现的人物过多，人物走马灯的出现尽管显得热闹，但是笔力兼顾不足，多少削弱了人物的感染力。特别是狂侠、天骄误会的“小孤山之役”，称得上是一处亮点，但之后随着情节的发展让人感到可惜的是无论是人物、历史、爱情的发掘深化上都显得不足，同《天龙》中“段誉身世之谜”、“萧峰的自杀”相比较，其差距是明显的。这个时期在各自的武侠创作中，金庸开始取得相当的优势，当然这时凭借着《狂侠》的精彩、《风雷》的设定和《龙凤》的清新，梁羽生多少还能抵挡住金庸的攻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金梁武侠创作路上，也是整个香港武侠坛上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出现了，即是《金庸梁羽生合论》引发的一系列笔战。
金梁合论
1966年初，《大公报》副编辑的罗孚创办《海光文艺》，为扩大刊物的影响力，遂想借助武侠小说的热潮，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下称《合论》），由于《合论》篇幅长，前后连载了三期。之后是金庸在第四期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而梁羽生又在第五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再次回应金庸。《合论》发表时，梁羽生的《风雷震九州》、《龙凤宝钗缘》、《狂侠天骄魔女》的连载正在进行中，金庸的《天龙八部》应该是连载至三名主角段誉、萧峰、虚竹少室山会合之后的章节。
《合论》长达两万字，基本以一个第三者的姿态对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创作进行了一番比较，找出异同，品评优劣，因此《合论》更应看作梁羽生替罗孚进行的“抓刀”之作，文章的主要观点论据更多是站在罗孚的立场所提出的，为了使读者更加相信文章作者为罗孚，文中更是抛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特别是梁羽生在第五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文中，以梁羽生自己的身份，对《合论》提出的部分观点予以反驳，因此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乍读此文，即使是比较熟悉梁著作品的读者都未必会相信文章为梁羽生所作。当然文章毕竟出自梁羽生之手，因此文中的许点应该还是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如多年之后，他曾就《合论》表达出“他当年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本文仅就《合论》对金庸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合论》开篇提出了“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同时将金庸放在梁羽生前，称之金梁，以其时在武侠坛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就而言，此举足以表现出梁羽生的谦虚低调，更在武侠小说创作定位上予金庸以极高的评价。接着在两人的作品风格定位上，《合论》言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两人都“兼通中外”，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深，梁羽生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则写作手法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这个评论基本也是中肯的。接着文章从情节、武、侠、情等方面对梁羽生和金庸的作品进行比较，对梁金已连载作品基本做到有褒有贬，最后是总结文章。《合论》是第一篇系统研究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学术文献，对武侠小说的研究而言，自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即使在金庸名满天下的今天，许多武侠评论家在谈及《合论》时依然认可其价值。
后期梁羽生因《合论》而受到攻讦，主要是文中对金庸作品批评部分，《合论》对金庸的批评，梳理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情节变化多，但往往情理难通，举例《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二、有文学常识性的错误，举例《射雕英雄传》；三、武功神怪化，举例《天龙八部》；四、正邪模糊，举例《天龙八部》；五、爱情描写的水平较低，举例《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摘自私家侦探所作《梁羽生评传》）
以上批评观点，抛开政治立场，个人认为大部分还是成立的，文中所提出的“小龙女被强奸”这一章节反而不是十分恰切，但是《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许多不合情理的bug都是显而易见。至于“宋代才女唱元曲”也是明摆着的，附带着的金庸诗词、对联水平不高也是事实，后期许多的读者替金庸辩护时往往提出金庸用作《天龙八部》回目的五首词如何好，《倚天》的回目水准也不低，以证明金庸在诗词上的造诣。但不好意思，这些都是金庸后期修订作品的时候加上去的，而且即就《天龙八部》回目五首词，同梁羽生的诗词作品相比较，也是逊色许多。其它的正邪模糊、武功神怪化、爱情描写方面则是见仁见智。就个人感觉，武功神怪化多少属创作风格的问题，同偏于写实没有高下之分，除了天山童姥那门返老还童的武功多少有点扯外，其它都属可接受的范围，包括吸人内力为已所有的“北冥神功”，不过由于这样的武学较能使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菜鸟”到“高手”的转变，因而被人竟相效仿，后期可说是用得比较滥，故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头。爱情描写方面争议较大，但至少上梁著爱情题材较为丰富，特别是爱情悲剧方面写得较成功也是事实。至于最令人诟病的“正邪模糊”观点，站在梁羽生的立场来说，提出这个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就个人感觉而言，至少《倚天》、《天龙》在创作中多少存在过于突出罪恶产生的根源，而忽视罪恶的真实存在这样的倾向，如谢逊、叶二娘、萧远山作恶多端，最后都得到作者的宽恕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另外就私家侦探所提出的《合论》以《射雕英雄传》为褒贬金庸的界线，个人认为《射雕》之前的作品是金庸处于左派阵营所发表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同梁著的较多的契合之处，而脱离左派阵营之后，由于作品的创作方向及写法的不同，因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产生差异也是必然的，因此站在梁羽生的角度，必然对《射雕》之前的作品有更多的认同，对《射雕》之后的作品较有异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私家侦探可以说是个人最为佩服的梁羽生评论家，不过个人不怎么同意他对《合论》定格为“一篇具有深刻政治寓意的攻讦文字”。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一些意见之外，毕竟从罗孚约稿的出发点也好，梁羽生评论的内容也好，都看不出存在“攻讦”的主观意思，就这个问题，个人更为认同罗孚所给出的解释。
《合论》发表之后，金庸应罗孚之邀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上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文中针对《合论》提出的金梁为“新派武侠两大名家”的定位，金庸回应是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而梁羽生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不同，金梁不能并列；就《合论》中提到的“正邪模糊”回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以《红楼梦》的贾宝玉同时与林黛玉、薛宝钗等多名女性密切交往，莎剧麦克白斯的“弑君篡位”与希腊悲剧《伊迪普斯》主角“杀父娶母”等例子说明艺术追求的是惊心动魄的人性激荡，而非道德追求；就旧诗词方面干脆说“完全不会”，而不是“非其所长”；就“宋代才女唱元曲”提出元曲多源自唐宋古曲，另外在戏剧小说中完全可以引用曲目唱词，任何历史小说所用的语言都是现代语言；就段誉与萧峰的批评直指“批评错了”，小说结局非批评者所料不同，最后带着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讲故事人》对《合论》做出的回应，从文章开篇处则将作品探讨带入左右派立场之争，显得意气成份大于交流成份，在金庸眼中，《合论》是对其进行的政治攻讦，因而《讲故事人》开篇就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即以“文艺工作者”的讥评梁羽生作品的政治印记，而自居于大众化的位置，将两人的关系对立起来。此后的字里行间更是夹枪带棒，寸土不让，最后讥评梁著是以古装的面目宣扬左派政治理论。综观全文，金庸主要抓住梁著作品的发表于左派刊物进行攻讦，以文学作品无善恶论攻击梁著作品，字里行间直指梁著作品并非真正文学，而是政治宣传品。相之《合论》多少带着交流探讨的性质，《讲故事人》显然将其之前与对左派报刊的政治论战带到武侠小说论战中。至于金庸提出的批评成立与否可以探讨姑且不论，但是就个人但是金庸作品未必没有这方面的现象。“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确实是太委屈了他们么？”那么在之后的《笑傲江湖》，要古代的人，配合当前形势，充当红卫兵和极端左派分子，就不委屈他们了？单就武侠小说研究价值而论，《讲故事的人》价值远不如《合论》。
《讲故事的人》之后，梁羽生再作一篇《著书半为稻粱谋》，让《海光文艺》第五期发表。文章开篇引龚定庵诗“少小无端爱令名，亦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以上诗在梁著作品中亦时常出现，足见梁羽生对其喜爱，但也表达了梁羽生内心深处一种无奈的心境。《稻粱谋》文开篇以梁羽生身份说明其走上武侠之路的因由，以无意踏足江湖，写稿仅仅是他的谋生手段，另就合论提出的“梁著西方的影响，抛掉也不可惜”的观点进行反驳，指出在小说创作中对外来的影响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就《合论》批评其武功描写走向神化，则以无伤大雅作为回应；最后对《讲故事人》给他戴上的“文艺工作者”、“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的两顶帽子，则以金庸早年写过的《论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中认为第一个标准就是“主题思想”，展示金庸在创作中同样在表达“主题思想”，而并非纯粹“讲故事”，而金庸《讲故事人》提到的所欣赏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诗句仍然表达一种思想，从而将这两顶帽子原封不动返还金庸，同时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鼓吹对暴政压迫反弃抵抗，最后以：“我只求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没有养料，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已足”结束全篇。
《稻粱谋》以因缘际会从事武侠创作，以作谋生需要，对《讲故事的人》认为其武侠作品是政治宣传物作出反驳，另外对《合论》的两个观点也进行了适当的反驳，最后以金庸的文章反驳《讲故事的人》抛过来的“文艺工作者”、“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合论》的发表，对梁羽生来说确是吃力不讨好之举，发表之后即在《大公报》高层受到批评，与金庸的交情与交往也在很长的时间中处于中止状态，乃至在八十年代末又受到以倪匡为首的金庸粉丝团的攻击，《合论》成为了其一生一大心结，之后一直避谈此事，但个人还是认为梁羽生在创作《合论》问题上，还是以公允、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评论的。
文革至金庸封笔时期
1966年5月27日，《明报》连载的《天龙》结束，《天龙》结尾群雄营救萧峰，而萧峰最终为宋辽和平而自杀，其悲壮、惨烈场景对读者而言应是有着很大的震撼，同时也为整部作品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其结局的成功而言，不仅是金庸之前作品所比不上，即是之后的作品也很难达到这一高度，《天龙》的成功使金庸的武侠创作又上了一个高度。在此之前的5月15日，梁羽生在《大公报》连载的《龙凤》结束，8天之后，《大公报》连载了《龙凤》的续集《慧剑心魔》。而这时《新晚报》的《风雷》、《香港商报》的《狂侠》还在继续连载中。《天龙》结束约半个月之后，《明报》开始连载金庸新作《侠客行》，应该说，历经了《天龙》的创作高潮之后，即就创作才华过人的金庸也难以为继，将创作方向从长篇巨著调整为寓言式中长篇作品，就创作水准而言，《侠客行》同《天龙》相差甚远，书中很多处都是靠孪生兄弟长得相似所造成的误会来推动情节，书中关于亲情方面的描写甚见功力，但是就金庸已取得的创作成就来说也不算什么。如果梁羽生能抓住这个机会，完成好《狂侠》这部超长篇，同时写好“大唐系列”的最后一部《慧剑心魔》，打造一个完美的“大唐三部曲”，那么重新夺得优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遗憾的是，在金庸创作水准出现倒退的时候，梁羽生也出现了滑波，而且程度更甚。
对于“大唐三部曲”梁羽生应该是做过整体构思的，单从书名看，“侠”、“缘”、“慧”三个字已然蕴含着不同的创作主题，书名《慧剑心魔》更是表明创作主题多少同佛学相关，而且书中开篇通过王燕羽全家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一个“冤冤相报”的悲剧，那么就梁羽生的早期构思，有否通过佛法化解这种冤冤相报的悲剧，以实现主题的升华，如此“大唐三部曲”起于窦王两家仇杀，最终化解了仇杀，一前一后成就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则“大唐系列”将成为梁著最为成功的一个系列作品，但是作品最终没有这样发展下去，这部“大唐系列”的结束曲不仅没有写好，反而出现了一个大滑波，不仅这部书的成就不高，而且也使得精心打造的“大唐系列”变得虎头蛇尾，长期为人所诟病，这不得不让人为之深感遗憾。至于其中原因，同样从作品的连载时间就多少可推测出几分答案。上段提及《龙凤》连载结束时间为1966年5月15日，第二天就是1966年5月16日，这是一个令大多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的发出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十年动乱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沉重的，即便身处香港且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梁羽生也不能独善其身，《龙凤》和《慧剑》的连载间隔了8天，那么在这8天里，《慧剑心魔》的创作方向是否发生了大的调整，本该用佛法化解仇杀调整为以杀止杀，整部小说“佛禅”的意味不深，代之为一场场的决斗，这样反而多少也有点文革时期“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感觉，以“佛”取胜变成了以“武打”取胜，虽然其中不乏精彩的章节，但就创作水平而言却是不见突破反而下降。
《慧剑心魔》成为梁著系列失败之作已成事实，同时，连载中的《狂侠》创作水准也是出现了严重的滑波，《狂侠》的高峰在采石矶之战，在此之后，作品开始出现马虎应付之状，典型例子如桑家堡之战中桑青虹复仇，本应该写得更为跌宕起伏而精彩激烈，公孙奇和桑青虹其实也很有机会超越孟神通和厉胜男这两个较为公认的梁著“成功”人物，以梁羽生的创作水准而言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点，但可惜的是，好的题材、好的人物被浪费掉了。与此同时，在反常规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风雷》，假冒的叶凌风这一人物也未得到进一步的发掘，从书写其内心的矛盾挣扎转变为表现其狰狞面目，全书后半部从创作重心转移到真正的叶凌风（叶慕华）、宇文雄对叶凌风面目的揭露，虽然不乏精彩的情节，但总的来说作品整体水准被拉下了。在创作方向受极左政治路线影响的同时，1966年11月至1967年，梁羽生又为《正午报》创作《飞龙潜龙》，无疑更为分散笔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飞龙》由于篇幅小，受到的政治上的影响比较小，作品在悬疑设置以及亲情、爱情方面的描写也颇显成功，这样一来，《飞龙》反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但是由于作品篇幅短，且报刊规模不大，作品未能有大的影响。同时，在《飞凤》连载期间，梁羽生是同时创作四部作品，使得其无法在任一部作品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构思的情节只能是分散使用，甚至是重复使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狂侠》、《风雷》、《慧剑》“三败俱伤”，三部作品的后半部水准都出现下跌的趋势。
受大陆文革影响，1967年发生香港“反英抗暴”事件，即是有名的香港“六七风暴”，由劳资纠纷引发为“工潮”，后进一步升级成为“暴动”，之后遭受港府镇压。期间左派同港府严重对立，香港商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林彬，不仅多次在节目中讽刺和贬损左派行动，更以“欲罢不能”做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这大大刺激了左派人士，竟促使他们做出更为疯狂之举。八月廿四日，一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在拦截林彬驾驶的汽车之后，竟将他淋上汽油活活烧死。包括《明报》的社长金庸，亦因为收到了死亡恐吓，而一度离港暂避。这场暴动一直持续到同年十二月才告平息。然而事态虽能平息，给香港左报带来的损失却无法挽回。《大公报》、《新晚报》及《文汇报》等左派报刊均出现销量暴跌的惨况，几乎损失了全部的中间派读者，读者的减少，无疑削弱了在左派报刊连载的梁著武侠传播和影响。
文革使梁羽生的正常创作方向受到影响，对于金庸来说却是提供了一个机会。文革的几年，凭借着金庸的社论，《明报》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时文革的那个特殊年代，也为金庸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独特素材。在经过《侠客行》的短暂调整后，1967年4月20日，金庸新作《笑傲江湖》开始连载，其时文革正愈演愈烈，“六七风暴”也在这一年发生，小说连载期间金庸因“六七风暴”而不得不离港暂避，加上这个期间他的政论文章也是直指文革，可以说金庸对文革的上层发动，利用民众的盲目和狂热而引发的动乱是深有认识及反思的，从而也使得《笑傲江湖》在连载之后不久，读者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尽管金庸曾否认小说有意影射文革，但作品中文革的影子还是很浓厚的。通过武侠作品影射政治，同时也反映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若干现象，特别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整部作品同政治联系之深，这在之前的武侠作品还从未见过的，评论界将《笑傲江湖》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同时《笑傲江湖》在结构上不象《天龙八部》般的松散，作品结构严谨，故事情节精彩，特别是多种创作手法的运用，如从仪琳口中讲述的“令狐冲救人经过”就写得精彩而有新意，颇让人耳目一新又忍俊不禁，至于在反面人物的阴暗丑恶方面更是入木三分，让人读后有毛骨悚然之感，金庸擅长写反面人物在《笑傲江湖》中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笑傲江湖》也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是作品情节上仍然有着为过分追求离奇而忽视基本的合理性的毛病，这方面的缺点在金庸后期作品，特别是评价最高的几部作品其实反而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是作品的内容情节上带有之前创作的《连城诀》的影子，整部作品类似于《连城诀》同文革结合体。三是作品在表现政治体制对人性的压抑、异化，同时表现出对体制明显的厌恶感上非常成功，但是这种批判多少走到了一个极端，政治体制固然对人性存在压抑异化的一面，同时对维持一个社会的基本稳定，特别是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意义，而对此金庸似有意忽略，因此看起来有点为黑而黑。四是作品在批判角度上入木三分，但却是只破不立，之前看过的某评论家在比较《天龙》和《笑傲江湖》高下的时候，曾认为《笑傲江湖》不如《天龙》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令狐冲被萧峰比了下去，一段时间觉得比较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觉得也不无道理，这其实多少代表了作品价值观的有无，而《笑傲江湖》最大的问题也似乎在此。因此就我个人意见而言，我也认为《天龙》要高于《笑傲江湖》。
《笑傲》使得金庸的创作步进了另一个高峰，但是同期的梁羽生在武侠创作方面则可谓是跌入一个低谷。这个时期梁羽生的武侠创作分别是《香港商报》连载的《狂侠》后半部；《大公报》连载的《慧剑》后半部，《新晚报》连载的《风雷》后半部，《狂侠》的后半部水平下跃得厉害，《慧剑》是梁著中公认成就较低的一部，《风雷》在梁著中整体评价也不高，而且这三部分作品基本都是书写反侵略抗暴的斗争，主题相对比较单一，人物是走马灯的出现，但是比较突出的人物基本没有，典型的例子如《狂侠》的上半部，不论是主角、配角，正面或反面，都塑造得很有深度，但是后半部增加了很多人物，正面人物如仲少符、上官宝珠，反面人物如蒙古的一系列高手予人印象都不深，另绝顶高手如尊胜法王、猛鹫上人给人感觉也不过尔尔，同前半部分的人物对比起来差距显得更为明显。这个时期最精彩的反而要算《风雷》的“小金川之战”，在羽生先生笔下，整个战事可谓是精彩而激烈，遗憾是对人物的发掘深度稍显不足，一是对反面人物叶凌风那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发掘程度明显不足；二是正面人物叶慕华角色稍嫌薄弱；三是在最擅长的爱情领域方面，叶慕华和耿秀凤、江晓芙和宇文雄这两段带有传奇性的爱情流于一般化；同时在钟秀对叶凌风的感情描写上，则长期为人所诟病。同样《慧剑》的爱情片段给人感觉也很一般，可以说这方面水准下跃得最为厉害，不过联想到这个时期紧张的政治形势，又似乎可以理解，一是不能太过为反面人物说话，一是也不能太过突出爱情，只是不免让人觉得遗憾。
上述三部作品的连载分别结束后，紧接着的是《新晚报》的《侠骨丹心》、《大公报》的《瀚海雄风》和《香港商报》的《鸣镝风云录》，新连载的三部作品，对应之前三部作品的后半部分，在创作水准有所回升，是明显是体现在人物塑造上，给人感觉人物的多样化、生动活泼程度都有明显的回升，金逐流、史红英、李思南、杨婉、谷啸风、韩佩瑛、奚玉瑾，作为同一时期创作的三部作品的男女主角，其人物形象、人物故事都是各有特点，在作品内容方面，虽然整个大背景仍是反侵略抗暴，但是在各自具体内容上已有明显差别，《侠骨丹心》主要活动场景是江湖，主要出场的是正邪各派人物和江湖的帮会；《瀚海雄风》主要活动场景是江山，主要出场的是蒙古势力；而《鸣镝》更着重于书写人物和爱情。
就作品的水准而言，这三部作品前一部分都写得很出色，但就整个梁著系列作品的水平而言，则不过是中至中上而已，同连载中的《笑傲》相比，其差距是明显的。《笑傲》同《天龙》相比，就是整部作品的水准没有明显的高低起伏，基本维系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以这个水准对比同期的梁羽生作品，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总的而言，《笑傲》连载这段时间，金庸在武侠创作领域从取得领先到占有较大的优势，加上这个时期左派报刊的重挫，连有一定规模的电影制作在极左政治形势下也中断数年，因此，无论是作品水准，还是作品的传播影响，这个时期的金庸基本是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笑傲》连载结束后，金庸在《明报》推出新作《鹿鼎记》，《鹿鼎记》后来所获得的评价之高可谓是登峰造极，如金庸小说第一神品、武侠小说的巅峰、空前绝后的作品等等，不过在初连载的时候，似乎所得到的反应也不那么好，以致很多读者认为是代笔之作，可以试想，如果是连载的时候好评如潮，读者多半不会有这种误会。《鹿鼎记》的最大特点是将传统武侠“一反到底”，开创一个“反侠”世界，从而突破了武侠小说的传统格局，全书画面宏大，在指点江山，纵论历史的同时，也继续影射当今，最终达到表现“国民性悲剧”的效果，关于《鹿鼎记》的特点优点及成功之处，几十年来几乎被专家论述迨尽，但是个人认为《鹿鼎记》也有其明显的缺点，《鹿鼎记》予读者最大感觉是无“武”、无“侠”，从而予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但这同时也是其最大的缺陷。个人并不认同武侠小说的最高峰就是“反武侠”小说，如果这样的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否推理小说的最高峰就是“不用推理”小说，爱情小说的最高峰就是“无情”小说？在武侠小说领域，多少有其基本元素，即通过小说表现“武”的魅力，宣扬“侠”之精神，至于如何达到最佳的效果，则在于作者功力的高低和对作品的经营，所以“反武侠”可以代表一种崭新的写法，一个新的流派，但作为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则多少值得商榷。从一定意义上讲《鹿鼎记》或许是一部好的小说，但却不是一部好的武侠小说，当然如果认为好的小说就一定是好的武侠小说的话，那么无疑是将武侠小说看成低人一等的小说，这又多少违背“文学作品无高下”的说法。同时就整部作品而言也存在其它方面缺陷，如结构松散，对比《笑傲》尤为明显，“撞大运”式的巧合太多，同时对于康熙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阶层美化过甚。而对汉民族和反清名流志士有过份丑化之嫌。就个人意见，《鹿鼎记》在金庸著作中只能排到中上之列，差不多五、六位置吧。后期所得到的评价，一方面是在于创新，另一方面多少也有因人成事的因素，如果不是金庸本身的巨大影响力，《鹿鼎记》能否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多少是个疑问。同时《鹿鼎记》似乎多少也在武侠领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由于金庸的地位，加上一些武评专家的引导，《鹿鼎记》反武侠式的写法成了一个标杠，直接造成了武侠小说领域“侠”的缺失，许多新的作家是未写“侠”先写“无侠”，而引起争议的时候，就说象金庸的《鹿鼎记》不是也如此这般，当然这个责任是不该金庸来负，但在客观影响多少也是存在的。《鹿鼎记》连载期间，金庸另有一部短篇武侠作品《越女剑》，连载于《明报晚报》，由于作品篇幅短小，影响也不大，不列入金梁创作历程的比较中。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连载结束后，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正式封笔，之后除二度修订原作品外，再未写过新的作品。
《鹿鼎记》自连载起至今，尽管所得到的褒贬不一，但是不得不承认，《鹿鼎记》仍不失为一部出色的作品，而同期的梁羽生仍未彻底走出低谷。《鹿鼎记》连载期间，梁羽生连载的作品分别是《大公报》的《瀚海》、《香港商报》的《鸣镝》还在连载中，而《新晚报》的《弹铗歌》（《游剑江湖》）刚开始连载。以上三部作品连载结束之后，接着连载的作品分别是《大公报》的《风云雷电》，《新晚报》的《折戟沉沙录》和《香港商报》的《广陵剑》，至《鹿鼎记》结束连载后，《风云雷电》的连载刚结束，《折戟沉沙录》和《广陵剑》的连载仍在继续中，《大公报》的《武林三绝》连载即将开始。就这个时期梁羽生创作的作品而言，《瀚海》后半部（即“走出瀚海”之后的情节）水准有明显下降，而构成《鸣镝》的几个小故事水准不一，尤其是最后作为“结束曲”这个故事更是一般，多少犯了《狂侠》一样的毛病，作品前半部分人物已经很多，但是人物的个性色彩还是比较突出，谷啸风、奚玉帆、公孙璞、辛龙生、韩佩瑛、奚玉瑾、宫锦云、杨洁梅都称得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为人处世和情感世界，但是羽生先生意犹未足，在后半部分又推出了李中柱、何令威、赵一行等人物，造成人物过多，笔力无法兼顾，使部分人物多少成了“走马灯式”。而《风云雷电》多少有几分敷衍创作的意味，作品多少有点利用《狂侠》、《鸣镝》、《瀚海》已经成就的基础，已经写成的线索，再从创作中的《鸣镝》分点构思的情节过来，写成一部长篇武侠作品。《风云》如果不同《鸣镝》放在一起，在梁著系列可列为中等，但是如果同《鸣镝》放在一起，只能列为下等的作品。
所幸的是，1969年之后，梁羽生在创作中慢慢走出低谷，《新晚报》的《弹铗歌》和《香港商报》的《广陵剑》在创作水准上有明显的回升，这两部作品虽然仍以“反侵略抗暴”为大背景，但是创作主题却是予以进一步深化，《弹铗歌》更多的是书写人生、书写中年的爱情，而《广陵剑》是直指死亡的宿命，在人物塑造上也是进一步丰富多彩，尤其是《弹铗歌》中无论是主角、配角还是反角，一连串人物的塑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就这两部小说而言，梁羽生在创作上已逐步回复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不过由于这两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都很大程度贯注了其时作者那份迷惘悲凉的心绪，使得作品悲伤的气氛显得过分沉重，而这份心绪是需要读者予以仔细品味，这对于大部分只关注情节、看热闹的读者而言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同时作品未摆脱自《狂侠》后半部分开始那种拖沓冗长的毛病，兼之同时创作几部作品，使得作品的某些情节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以上均一定程度影响了作品的精彩程度。
就这个时期金梁创作比较，由于作品风格的不同，很难比较，个人感觉，在文学层面的比较《鹿鼎记》无疑较强，但作为武侠小说比较，《弹铗歌》、《广陵剑》也有许多胜出之处。不过由于其时左派报刊仍然处于低谷，而《明报》的影响力日升，因此在作品的影响力层面，《鹿鼎记》胜出许多。
梁羽生创作生涯后十年时期
至金庸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金庸共完成作品15部，梁羽生共完成作品26部，连载中作品2部。1983年8月2日，梁羽生在武侠创作封笔，梁羽生在金庸封笔之后继续创作武侠小说近11年，期间除完成连载中的《折戟沉沙录》、《广陵剑》外，还先后创作了《武林三绝》、《绝塞传烽录》（结集出版时拆分为《弹指惊雷》、《绝塞传烽录》）、《剑网尘丝》（结集出版时拆分为《剑网尘丝》、《幻剑灵旗》）、《武林天骄》（结集出版时被严重删节）、《武当一剑》（结集出版理被严重删节）等5部作品。这个期间，梁羽生可以说是逐渐走出创作低谷，其创作作品在坚持“以侠为本”的创作理念同时，也尝试在创作风格、人性发掘、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创新，同时历经文革十年的时代变迁，目睹整个极左思潮从狂热到衰退，由此造成了多少国家和个人悲剧，在这一阶段作品中也融入了个人对极左思潮和做法的反思，就这方面特点而言还较少受到关注，但细心品味当有所发现，就晚期作品而言，其成就应高于中期特别是文革前几年的作品，然而在这余下近11年的时间里，梁羽生最终未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按理说，虽然梁羽生在66年之后由于政治上原因而在武侠小说创作中陷于低谷，但这个低谷也只是对金庸而言，其作品的整体水准在香港武侠小说界还是居于前列，同期的作家如张梦还、蹄风、金锋、石冲等无论在作品水准上、还是作品影响力上，都已被拉开距离。那么在金庸封笔之后，梁羽生理所当然重登香港“侠坛”的盟主位置。但也正是这个时期，以古龙为首的台湾武侠开始了大规模进攻香港。60年代初期，台湾的武侠作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古龙的作品已在香港各家报刊连载，但由于香港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如日中天，台湾武侠作家的作品在香港虽也不乏读者喜欢，但其影响力仍然有限。1969年开始，古龙在武侠创作上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在1969至1972年这段期间，先后创作了《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七种武器》等数十部经典作品，其锋芒之盛，影响力之广，已然走出宝岛，直指香江。1972年，在完成了《鹿鼎记》之后，金庸亲自写信向古龙约稿，之后《明报》连载了古龙作品《陆小凤传奇》，此后古龙为代表的台湾武侠小说逐步形成了对香港本土武侠的优势。
就梁羽生和古龙武侠作品成就相比较，自来都是见仁见智，就个人而言，是比较看好梁羽生，但是看好古龙的朋友也很多，只能说两位武侠大家在创作风格上差别很大，硬要列个客观标准，分个高下恐怕是不可能的，作为读者只能在推崇自己喜欢作家的同时，对另一位作家保持一种尊重，就个人而言，对于古龙先生的作品也是相当喜欢的。尽管在成就上很难比较，但不得不承认，自1972年之后，古龙作品在港台，其风头强于梁羽生，甚至直迫金庸。探讨其产生原因，一是这个时期的梁羽生尚未完全从中期的创作低谷中走出来，而古龙正处在创作黄金时期，所以就同期的作品相比较，古龙的优势相当明显。二是左派报刊和电影事业同样尚未走出低谷，而古龙依托如日中天的《明报》和邵氏电影平台，在传播方面同样有明显的优势。三是社会方面的原因。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进入了一个腾飞时期，香港的居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逐步迈进了“现代化”时期。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各方面的变化影响。首先，高度发达的商业化社会使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又带来了文化需求和阅读习惯的变化，这时人们已经很难连续几年追看报纸连载的作品，而更青睐于短小精悍、节奏感快的中短篇作品，而梁羽生最后十年的作品基本都是超长篇，相形之下，以中短篇作品为主，同时节奏感快、充满悬念的古龙自然更受新一代的欢迎，其关注度会更高。如果这个时期梁羽生能够回到《七剑》、《塞外》、《白发》的篇幅和节奏，或许这个局面会好一点，但是步入创作晚期的梁羽生能否保持这份紧张的节奏感，同样是个疑问。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也使得香港同内地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可以说昔年梁金作品的读者同大陆方面的联系比较密切，其中相当部分就是大陆移民过去的，那份对祖国的眷恋情感比较浓烈，因此也就比较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亲和力，阅读梁羽生古典式的武侠作品自多了几份亲切感；而70年代起新一代读者主要是长于香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显出的疏离，且由于经济方面的优势，其内心深处对大陆方面往往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部分读者无疑更喜欢读西化色彩较浓的古龙作品。这个时代的变化，也使得以金梁为代表的香港“新派武侠”根基深受影响，70年代之后，金庸封笔，而梁羽生的武侠作品关注程度也不断降低，而他们身后一连串以“反清复明”为主要创作主题的作家蹄风、金锋、高峰、石冲、江一明更是趋于式微。取而代之则是受古龙风格影响较深的黄鹰、龙乘风、西门丁等。其中以黄鹰最有代表性，其代表作《天蚕变》系列虽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这多少同电视剧的成功有关，抛开电视剧的影响，其仿古龙的“沈胜衣系列”无疑更为当时读者所青睐。龙乘风的“龙城璧”系列和西门丁的“名捕与杀手”系列，同样篇幅居多为十余万字的中篇武侠作品，篇幅短小，节奏明快，带有悬疑色彩，能在较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的关注度，且阅读占用时间也不长，也更易为读者所接受。
现在看来，金庸在完成了《鹿鼎记》之后而封笔，除了无法进一步“创新”而毅然放下之外，是否也因为他敏锐的商业眼光，已经觉察到时代变化将对武侠创作产生的影响，而一方面他不愿意放弃他最为擅长的长篇巨著、江山风云，另一方面，他如果坚持继续创作，除了无法创新之外，在高度紧张的商业社会中已无法对古龙作品形成优势，有朝一日很可能被古龙等后辈所赶上，因此不如在高峰时期毅然引退。当然这只是个人的妄测，作不得准。
70年代至80年代初，金庸作品开始成了武侠电影的热门题材，整个70年代，邵氏电影拍摄了多部金庸作品的电影，均受到观众欢迎。与此同时，随着极左政治的降温，香港左翼的、凤凰、长城等电影公司重新恢复电影制作工作，期间，梁著武侠《侠骨丹心》、《广陵剑》（拍摄电影《泰山屠龙》）、《白发魔女传》、《飞凤潜龙》均拍成电影，同样受到观众的欢迎，其中鲍起静、方平所主演的《白发魔女》更成为武侠电影的经典，这个期间，在作品影视制作方面，金梁仍然处于一个互相抗衡的局面。八十年代，金庸作品的电视制作呈现了一个高峰，无线制作的金庸系列剧大获成功，捧红了无数艺员，也极大程度地推广传播了金庸武侠作品，自此金庸武侠成了影视的一个神话，15部作品被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一拍再拍。而梁著作品则是相当程度上受到冷落，虽然亚视的松雪版《萍踪》也称得上成功制作，但是影响力明显不如同期的黄日华版《射雕》，而之后更是罕有成功之作，此后除了《白发》、《七剑》等的电影作品偶尔掀起波澜，但是所拍摄的作品也是被大肆改编，基本推动了梁著的意味。同金庸影视剧已是无法相比。而金庸作品于2000年后登陆央视，更是进一步扩大其作品影响力。
金梁作品修订
1983年8月2日是，梁羽生的最后一部作品《武当一剑》在《大公报》的连载结束，为三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1980年中，金庸完成了15部武侠小说的修订。整整十年的时间，金庸对其武侠作品的修订称得上大动手术，引用侠圣的评语：“修改工程涉及面之广，无论是外在的形式，还是里面的内容，大到故事情节的删改，小到个别用词的修饰，全部都兼顾到，这样的动作已非修改二字所能概括，而迹近再创作了。”修订版达到以下效果：一是修补连载版中一些漏洞和错误；二是删掉一些不必要的、冗长的情节，或者是对某些情节进行改写补充；三是作品文字风格更为典雅流丽，如对回目的重新设计，作品中诗词创作和运用方面得更多更广；四是对作品涉及历史的问题附加了许多注文、按语。修订版的金庸作品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进一步提高作品水准。同时原作品是为报纸连载服务的，而新修订的作品则更适合于成书出版，从而使得修订的作品更受读者的欢迎。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即便金庸以十年心血修订作品，但是由于金庸早期作品的商业化目的过于强烈，多少过于追求一个“奇”字，以尽最大限度吸引读者，因此尽管进行修订，但仍然有一些破绽、漏洞无法弥补。同样经修订的作品虽然整体观感提高了很多，但多少也失去了一些原汁原味的特色，因此也不乏有读者乃至武侠名家认为金庸修订版作品不如原作，当然这部分不占主流，但多少也反映了金庸的修订也是有得有失。新世纪，金庸又推出最新修订版，不过此版引发争议颇大，在目前所见的评价中，基本是贬大于褒，除了观念变化之外，多少也反映金庸创作功力的退步，当然也不排除新修版更适合新时期读者的品味，更适合于影视传播。
而同期，梁羽生在封笔之后，虽然也对作品进行了某方面修订，但是所修订的作品相当有限，其中《七剑下天山》所花费的功夫较大，这也使得修订版的《七剑》给人以一种全新的感觉，另外《江湖三女侠》、《塞外奇侠传》也作了一些有限的修订，余下作品所花费的修订功夫就比较少。这主要是梁羽生在结束武侠创作之后，仍负责报刊的栏目，期间《大公报》连载的“联趣”专栏，在搜集整理讨论中甚至比武侠小说创作更花费其精力;《新晚报的》“点评《金瓶梅》”专栏持续500多天，直至他退休移居澳大利亚部分点评稿通过传真发回香港，从时间保障上不允许其大规模修订武侠小说。同时梁著武侠作品的篇幅是金庸作品的3倍多，也为大规模的修订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兼之梁羽生本人也似对修订作品的热情不大，曾看其到一篇专访中，曾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说法，大致意思是他不想以50多岁的年龄来重新书写30年前的自己，所以不如让作品保持原来的特色。因此结集出版的梁羽生小说基本保持了连载版作品的原貌，这就使得同样由于连载特点所带来的结构松散，有联系但连载在不同报刊作品之间的漏洞和矛盾得不到有效的修订，这些方面的缺点在出版后常为读者所诟病。
梁著武侠虽然未经大规模的修订，但是有部分作品结集出版后同连载版相差甚远，甚至比金庸连载版和修订版的差别更大，这种现象尤以80年代“天地版梁著”最为明显，探讨其原因，主要应在出版社方面。上文提到梁著武侠由于系报刊连载作品，使得作品不可避免带有结构方面的松散及篇幅拖沓冗长的缺点，这在中后期作品成为明显。梁著作品由于未经大规模的修订，因此上述两方面的缺点在结集出版时未得到补救。前者带来的后果主要是读者的批评；而后者带来的后果则主要是影响作品销售。由于篇幅太长，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作品不大好卖，70年代的伟青版梁著，《狂侠》是一套10本，《鸣镝》为13本，这使得很多读者在购书时多少面临着经济压力。这样的问题在港台武侠的出版销售是普遍现象，早期台湾武侠作品往往是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分期将写好的作品送交出版社，由出版社印制单行小册（大约二到三万字）的形式销售到租书店发表与读者见面，而一般没有象文艺作品那样整部出版，其中除了及时满足读者，使读者每周都能看到新的武侠作品，更大的原因是考虑到读者的消费能力，因为一部上百万字的武侠作品结集出版确非普通文学读者所能负担。
因此出版社从经济角度考虑，对梁著的出版采取了相关的策略。一是作品拆分出版。如连载版的《剑网尘丝》在出版时拆分为《剑网尘丝》、《幻剑灵旗》二部；如《绝塞传烽录》拆分为《弹指惊雷》、《绝塞传烽录》；二是将作品某些内容删除，以压缩作品的篇幅。最早进行删节应该是70年代伟青书店出版的《广陵剑》，在出版的时候删掉了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而80年代天地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梁著作品（下称天地版），在作品内容删节上走得更远，其中天地版的《武当一剑》对比报纸连载删掉约三分之一内容；天地版的《武林天骄》对比报纸连载删掉约四分之三；天地版的《鸣镝风云录》删掉了16回；另据梁评行家了解考证《武林三绝》未能出版的原因也是在于此。
梁著作品的删节显然有利于出版社的出版销售，但是这样的删节多是违背梁羽生的本意，否则也不可能在天地版《武林天骄》出版时，《新晚报》还在再度连载《武林天骄》的连载版。因此即便部分作品的删节是由他本人进行（作品的删节系由其本人动手或出版社另行安排专人进行不详），但在作品的删节中也是进行得相当马虎潦草，这同其修订《七剑下天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一来，出版社的经济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部分作品在删节时未经全面精心规划，多少影响作品的连贯性，同时使得作品的漏洞进一步增加，从而导致作品的水准和阅读质量的下降，后期梁著作品受到关注较低，评价也不高其主要原因多出自于此。这样一来，同经过精心修订的金庸作品对比，既未经全面修订又有部分经过粗暴删节的梁著作品，在阅读传播上呈现出劣势自不足为奇了。
修订出版后作品的比较
就八十年代，金梁各自修订作品分别出版，金庸作品15部，梁羽生作品34部（其中《武林三绝》至今未予出版），就作品的数量而言，梁羽生作品为金庸的一倍多，就作品的字数论，金庸作品字数约梁羽生作品三分之一。
以下就修订后的金梁作品进行简单比较：
就作品的思想而论，梁羽生作品传统伦理文化和左翼文化为根基，由于梁著数十年间一直发表于左派刊物，创作中自然而然引入左翼文化思想，左翼思想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品借助历史动乱、民族战争背景，宣传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关怀，作品主要目的为政治宣传服务。就作品的左翼文化成份而言，梁著与民国时期左联文学、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在某方面上颇有相通之处，即民族国家高于一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歌颂群体性力量和人民力量，作品中带有浓厚的青春气息、英雄理想和浪漫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梁著中又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作品中带有浓烈的家庭伦理观念，体现在对个人道德观念的重视，对长辈的尊敬，对后辈的疼爱，如梁著作品中多次书写父母子女之间那种发自天性的爱，而少有剧烈的家庭冲突特别是父子、母子之间的冲突，家庭伦理道德观贯穿于梁著的整个创作历程，这也为梁羽生作品带上了相对温馨色彩。在左翼文化和传统伦理的基础上，梁羽生又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因此其作品往往能够突破前两者的藩篱，形成一种独到的诗意，从而让读者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这也是梁羽生作品高出于前两者之处。金庸作品根基则是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时期，金庸作品的思想基础与梁羽生相近，《神雕侠侣》开始，金庸的创作思想逐步转向自由主义，推崇摆脱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束缚的个性化色彩，最突出的一点是金庸作品的主角多为“孤儿”或“家庭叛逆者”，其人物都是天生或自觉挣脱家庭伦理的束缚，以主角成长的客观环境促成主角进入一种精神的自由境界。具备一种敏同时，在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上，梁羽生偏重于家庭伦理道德，金庸偏重于政治权谋，利益至上中充斥着各种背叛和出卖，其中以《连城诀》、《笑傲江湖》、《鹿鼎记》为典型。透过梁著作品，可以读出作者表达出的责任、担当，甚至是某一时期的心声，而从金庸著作中很能看出作者内心的真正想法，金庸先生更多是处于一种冷眼旁观的地位，以旁观者的角度为读者叙述或解读历史、政治，还有人性的复杂，更甚是将敏锐的商业眼光放在作品中，其创作某一程度上是为赢得最多读者关注而作。就金梁作品流行的地区社会主流而言，香港地区五十至六十年代，梁羽生作品的思想占据主流，六十年代末之后，金庸作品的思想占据主流；大陆地区，八十年代末之前，梁羽生作品的思想占据主流，八十年代末之后，金庸作品的思想占据主流。这或许才是九十年代后金梁作品在影响力逐渐拉开差距的主要原因。新世纪之后，对金庸作品蕴含思想的反思也在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金庸作品的思想能否同之前得到社会最大程度的认可将有待社会验证。
以作品蕴含的历史厚度而言，梁羽生的所有作品、金庸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内容情节依托历史事件展，书写一系列与历史长河息息相关的豪侠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构思是真实历史背景下的江湖故事，构成了“江山”与“江湖”两个既独立而又相辅相承的世界，其中前者多为虚写或简写，后者为实写或细写。如此一来，史实强化武侠的历史厚度，武侠作为史实的补白。金庸则是喜欢让其人物走进真实历史事件，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角，“江山”与“江湖”真正一体化。与此同时，在各自作品中梁羽生、金庸都对历史事件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梁羽生小说体现出相对接近于左翼史观，即歌颂底层人民力量、反对封建帝王、反对民族侵略；金庸的史观在民族问题上相对接近梁羽生，但更为强调民族调和，在底层人民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关心底层人民的“民本主义”，但对底层民众的力量表达不足，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心，在推动历史上，同梁羽生强调集体力量不同，金庸更为强调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如对袁崇焕、康熙的近乎崇拜的歌颂，金庸整体史观近似一种调和主义。就各自历史含量较高的几部作品，梁著的《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女帝奇英传》、《大唐游侠传》、《狂侠天骄魔女》前半部，金庸的《碧血剑》、“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鹿鼎记》相比较，梁羽生比金庸相对严谨一些，金庸在运用历史为小说服务更为精彩，两种风格孰高孰低，不同的读者自有不同的见解，不必强求一致。至于金梁作品中以野史为主，或是历史仅起到一个背景作用的，不在本部分讨论范围。
以作品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给人印象最深是活用中国诗词对联歌赋，其小说中许多人物都能歌善吟，精于对句，做出来的诗词联工整合律，又有意境，即就作品的写景、抒情、甚至人物的对话交流都带有浓浓的诗意，充分说明梁羽生文学造诣。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则是更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谈医品酒，说画论棋，佛经道藏，书法音乐，显示出金庸的博闻多识，当然这方面知识在梁著中也时有出现，只是两者相比较，在丰富性和巧妙运用上逊色于金庸作品，而金庸作品的诗词歌赋的数量和文采又远不如梁羽生，即便是修订版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仍未达到梁著的水准。
在小说的语言、技巧方面，梁羽生武侠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芳馨，时时表现出一种优美的意境，整个文字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他的小说结构以继承传统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来铺陈故事，叙事议论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传统气息。金庸文字初看感觉朴实，但字里行间带着深意，同时夹杂诙谐逗趣的语言，达到一种反璞归真的功效，这也是金庸修订的功劳。金庸在继承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电影的创作技巧，使小说情节展开的情节更为多样化。
就小说人物的创作上，在主角上，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坚持道德底线，坚守侠义本色，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其笔下大部分人物特别是主角人物基本在侠的理念下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与此同时，梁羽生笔下也不乏个性色彩极端，内心世界充满矛盾的亦正亦邪人物，体现其人物塑造的丰富性。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早期主角人物，同样以塑造为国为民侠客为主，《神雕侠侣》之后，金庸笔下的主角人物渐渐体现出对“侠”的疏离，特别是后期人物，充分表现出一种反传统、反体制，追求自由的精神，人物思想性格徘徊在善与恶之间，表现了相对复杂的人性特点，但有时为了表达一种极端色彩而给人以过火之感。在反面人物及配角上，梁羽生由于作品多，部分反面人物、配角人物相对用心不足，有重复和相似之感，当然出色的人物还是不少。金庸作品相对少，又经历修订，使得其笔下的反面人物、配角人物塑造都显得精到，当然偶尔也有出现类似的人物。相比较，在主角人物上，梁金各有所长，且梁著主角人物相对更为贴近生活，金著主角人物更多作为作者表达理念和审美的象征符号存在，对读者的冲击度更大。在反面人物、配角人物塑造上，金庸要强于梁羽生；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梁羽生要强于金庸。
就小说情节而论，梁羽生、金庸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开篇即十分吸引人，进入中篇后情节发展更是矛盾交织，高潮迭起，特别长于宏大的场面描写更是其整体情节的精华所在。当然由于小说用于报纸连载且多篇同时连载，不间断的连载无法保证时时的创作灵感，交稿的重压下不免出现部分情节在不同的作品重复使用，在连载时可能感觉不会那么明显，但在结集出版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对某些人物、情节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且自《狂侠天骄魔女》之后，梁著在整体篇幅都拖得太长，不可避免地穿插一些相对偏离主线的章节。在结局上大部分梁著都能达到一个石破天惊、荡气回肠的结局，当然也有部分作品结局相对不够理想。金庸武侠小说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同时由于金庸作品较少，又进行过充分的修订、增删，所以在小说人物、情节的相似度上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各部小说之间仍然有一些相似的情节，典型如《连城诀》与《笑傲江湖》。就小说情节发展，梁羽生小说多数情节基本按照常理展开，因此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意料之中，即便是有出人意料之处，在之前的章节也作了相当的伏笔；金庸的小说情节发展时常出现奇峰突出，很多情节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当然在之前的章节也作了相当的铺垫，充分表现出作者掌控小说的深厚功力。就小说的精彩程度而言，金庸小说整体要强于梁羽生小说，但金庸有时刻意追求出人意料之笔，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情节、人物悖于常理，逻辑性不强，虽经多次修订，很多破绽仍未能完全弥补。这一问题在梁著部分悬疑性强的作品典型如封笔之作《武当一剑》同样存在。
就武功描写而论。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现场感极强。其武功叙述还注重美学效果，将武功、诗意融为一体，神奇的剑术与优美的诗词相辅相成，剑势配合着诗意，诗韵暗合剑招，吟诵之际，读来极具美感。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其笔下武功分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克敌制胜，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修心养性；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梁著武学的正邪设置，不仅构建了梁著武学体系的两极，其存在一定程度超出了武学的范畴，对人性人格的塑造、人生的道路也颇具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在正邪两派并立的基础上，梁羽生又更进一步创造了融汇正邪心法的“正邪合一”的高境界，阐释了抵达武学巅峰的不同路径，从而表现出了梁氏“武功”的精彩性和丰富性。当然，迫于长期连载的压力，特别是中期之后，一些武功套路、武学名称、武打场面在小说中时不时重复出现，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成为梁著武学的一个缺陷。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写实性不是很强，很多武打场面都是虚写为主，给人以较多想象的空间。金庸将武功描写在表现传统文化艺术上显得更为丰富多彩，琴棋书画、九宫八卦、佛经道藏、医道典故，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传统的佛、道思想转化为“武功”的最高境界，前者如《天龙八部》的扫地僧和《易筋经》，后者如通读道藏而创出的《九阴真经》。由于作品较少，金庸作品武功的重复率相对不高，就这方面而言强于梁羽生，但也不是全然没有重复，好的设定如“降龙十八掌”、“北冥神功”、“一阳指”等也有数次出现。在练武道路上，梁羽生一是名师指点，二是个人理论和实战中领悟获得提升，三是因“奇遇”而在短时期获得大幅度提升。金庸这三方面也都具备，但是“奇遇”所占的比重似乎要大一些，大部分主角在作品都有过不只一次的奇遇，每次都能获得大的提升，固然通过“奇遇”往往表现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读者从中体验了从大悲到大喜的转折，但是用得多了也有创意重复之感。
就各自书中描写爱情而论，梁羽生、金庸都是武侠小说名家中“写情”的高手，各自笔下都有许多经典的爱情诗篇。就各自的爱情故事而言，梁著的爱情故事比较丰富多彩，喜剧、悲剧、先喜而后悲、先悲而后喜都不乏经典之作，且爱情故事真实而贴近生活，即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出相似的例子；金庸的爱情故事模式相对要单调一些，以“一男数女”且“女追男”为主流，且爱情故事表现得相对极端，追求对读者产生的瞬间冲击力。同时在爱情关系上，梁羽生小说更多表现为平等主体的爱情交流，金庸更多表现出一方对另一方的掌控，这在一定程度也表现出两位作者不同的爱情观。当然这种爱情故事在梁羽生小说中也有出现，典型为《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对金世遗，不过最终结局以厉胜男的香消玉殒把金世遗的爱拉到自己一边，这种近乎霸道的爱在艺术上值得称道，但在现实上未必可取，厉胜男与金世遗的爱情故事构成了梁著的一个另类，但这种索取爱情的方式是否是作者所赞同的？相比之下，金庸似乎更喜欢这样的爱情模式，类似于金厉的模式在金庸书中很多都有美好的结局，其中较为另类是殷素素与张翠山，不过个人认为，殷张的结局更多是为作品真正主角张无忌让路需要。总的比较，在好的爱情结局上，梁羽生、金庸各有千秋；在爱情悲剧上，梁羽生要胜出一筹，梁羽生对于爱情悲剧方面的掌控在当代武侠小说名家中堪称首屈一指，金庸笔下的爱情悲剧，如胡斐与程灵素、萧峰与阿朱，虽然同样写得感人至极而催人泪下，但是意境、韵味上比起梁著经典的爱情悲剧如卓一航与练霓裳、金世遗与厉胜男、李逸与武玄霜等经典还有一定差距。而金庸的爱情比较让人诟病的还有一点就是“众女追一男”之后多名女子的孤独终生，这多少体现出一种独占性的霸道爱情观；相比较之下梁著中让人诟病的“拉郎配”，表现出一种善良的愿望，也更为贴近现实生活。
总的比较，梁羽生、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称得上各具风格，各成一派。就风格上，梁羽生重于说理言志，金庸强于张扬个人性情，两种风格比较说不上孰高孰下，不过后者更为讨大众读者喜欢，特别是满足读者的“代入感”。相比之下，梁羽生在文笔细腻、文采方面胜出一筹，金庸在结构、情节上要强于梁羽生；在作品耐看性上，梁著的经典之作品足以同金庸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金庸作品的冲击力要强一些，梁羽生作品的回味性更好一些。长篇作品比较，金庸强于梁羽生；中长篇作品比较，梁羽生要强于金庸，短篇作品基本各有千秋。就总分而论，金庸最好的几部略强于梁羽生的最好几部；在整体作品上，金庸作品较少，因此平均分较高，梁羽生部分平庸之作拖了平均分后腿，以这两个标准衡量，金庸作品的整体所达到成就要高于梁羽生。就各自对武侠小说的影响而言，梁羽生开创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从小说的主题、小说的时代背景、小说跨越的时空、小说对“侠”、“义”的定位、小说“侠”、“义”、“情”的结合等方面同之前的民国传统武侠、香港本地的“广派”武侠相比，都产生了跨越式的发展变化，其新派作品风格对香港数年的武侠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时还扩展至香港之后的地区，其“新派武侠开山祖”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金庸在创作初期受梁羽生影响，《神雕》之后金庸逐步摆脱梁羽生风格，形成了从侠──人──反侠的创作道路，并成功将这一创作模式推到顶峰，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金庸成功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将武侠小说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武侠小说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动摇了武侠小说这一类型作品中“侠”的根基，金庸作品光环下，之后的武侠作品“侠”的观念基本让位于其它，客观上对金庸之后的武侠小说创作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因此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意义在短时期内很难作出客观的评说。
八十年代后
八十年代，随着大陆国门的打开，梁金武侠作品先后进入内地，在金梁作品的带动下，内地迅速掀起了“武侠热”。其中梁羽生由于左翼身份，使其比金庸早一些时间进入大陆，当然这时候金庸同大陆也是基本实现和解。就个人感觉，在八十年代，金梁各自在大陆的受欢迎程度相差不是很大。金庸作品少而精，而梁羽生的作品数量多同时质量也不低，在武侠小说广受欢迎又一书难求的年代，即使是《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这样的作品也是广受欢迎，争相传阅，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天龙”、“笑傲”固然传遍各地，梁羽生的花城版《萍踪》、福建版《云海》也是一版再版，更有某边疆出版社（疑为内蒙古出版社）靠出版没有版权的梁著大获其利。即便是许多署“梁羽生”、“金庸”之名的伪作也是大获其利。
1986年以后，随着83版《射雕》在大陆的热播，随后是无线的金庸剧开始批量进入大陆，从而形成了新一轮的“金庸热”，借助影视的传播，金庸在大陆的影响力开始呈现出优势，但是梁羽生作品仍然在大陆读者特别是中年以上的读者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80年代末，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过起了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涯，而金庸自访问大陆之后，在政治上立场从中间偏右逐步转向了中间偏左，香港回归前又提出了中央垂青，港人争议的保守的政改方案，从而受到多个国家领导人的器重并接见，之后逐渐成为大陆地区风云人物，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于1991年将其武侠作品独家交给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作有内地影响力较大的出版集团，三联书店无论是书的印刷质量，还是销售网络上都高人一等，三联版《金庸作品集》迅速成为内地金庸爱好者们的收藏精品。而相形之下，无论是天地、海天合作的梁著系列，还是广州花城出版的梁著系列，在制作设计、营销上都逊色很多。90年代开始，大陆又掀起了金庸研究热，于普通读者而论，金庸小说的精彩、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及影视传播程度的广泛而为更多普通读者所喜爱和评说；于文化学者而言，由于八十年代末之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在内地风行，金庸作品所包含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体制禁锢的评判更符合时代的思潮而让内地学者的偏爱，同时由于金庸作品较少，即使全面通读所花费的时间亦不会很大，这无疑会让许多日理万机，阅读时间少而又想了解武侠作品的知名人士阅读首选。这样一来，从普通读者到多名知名专家学者都通过多种形式力推金庸作品，使得金庸作品风靡神州大地，远远拉开与其他作家的距离。同时市场经济的确立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节奏加快，新一代的很多读者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也逐渐地疏离；和平时期的读者亦无法如上辈人那样感受到那种国家遭受侵略的切肤之痛，家国至上观念在许多人眼中成了迂腐僵化，个性化、自由化被放在至高的地位，曾几何时，尊崇“为国为民”、“屈已为人”理念的人物在很多人眼中直接等同“高大全”和“模式化”，而带有左翼性质的文化作品直接成了“假大空”，这样一来，梁著在武侠坛乃至文学界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打压。而金庸后期“无侠”乃至“反侠”的主题成为人性解放的象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创作时期一些颇受争议的主角中杨过、韦小宝更是一捧再捧。不过搞笑的是，许多武侠评家在评价金庸作品的时候，却经常要用“侠之大者”形容金庸的作品，回顾金庸的武侠作品和创作历程，走的其实是一条“非侠”的道路，在对侠气的诠释和张扬上，不说梁羽生，就是古龙也比金庸更为注重，这就不得不说大陆在武侠小说研究上的不足，不是研究者的水平问题，而是研究者本身未必花太多精力于此。更甚的是一些所谓的武侠评论专家，本身对梁著了解甚少，但却强作解人，导致各种已出版的武侠评论专著、文章对梁著的解读都是以偏概全、人云亦云，或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地进行打压，将梁著部分成就不高的作品缺陷无限放大，然后以偏概全，一律冠上“梁羽生小说”,在大陆梁著研究相对薄弱的条件下，部分评论文章在某方面起到误导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九十年代中期起，在两岸三地，梁羽生同金庸无论是作品影响力，还是个人影响力都有明显的差距，然而羽生先生开创一派武侠新风的贡献、其独到的人格魅力和梁著作品特有的美感在任何时候都不缺欣赏者和解读者。
90年代起，金庸和梁羽生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往来，但亦不复昔年的亲密程度，2009年初，梁羽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因病去世，金庸在第一时间送上挽联，又撰文纪念，表达出对这位昔日好友的一份敬重和哀思。
这些年来，梁著读者群一直在稳步地发展壮大，对梁著解读在一定程度摆脱了之前那种被少数所谓专家肆意歪曲后，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状况。但就目前而言，对梁著作品的研究及成果，还处在起步阶段，梁著中蕴含的思想、理念，深入研讨梁著对时代的意义还有待读者、专家一步步地揭开，相信随着社会道德的构建，社会责任感确立，回过头再翻读梁著，当会从中得到更多。金梁的地位，惟后世方能确立，但我相信，五十或一百年后，提及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不会只剩下一个金庸。
（校对：天宏云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