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梁羽生先生在香港浸会大学作专题演讲。梁先生原有打好字的文稿作发言底本，但他不是照念，而是另有发挥和补充。他发挥和补充的话，十分精彩，十分有价值。“讲词”所录，是他的演讲全文，我和林俊华、林伟江两位同学根据现场录音记下来。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原话实录；如果说是百分之八十或以上的实录，大概不成问题。邝健行附记。

　　很感谢浸会大学中文系让我有旧地重临的机会，现身说法就谈不上了。谢谢你们给我的评语，愧不敢当。我接到周主任邀请函的时候，还真的不敢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九八三年已结束了武侠小说写作，用武林术语来说，就是“金盆洗手”、“闭门封刀”。说真的，金盆我没有，因为没有钱买；用木盆洗手倒是有的。我一九八六年正式退休，一九八七年老来从子移民澳洲。到了澳洲，可以说武侠小说完全放下了。放下武侠小说颇觉逍遥，也颇为自在；同时我的研究兴趣差不多转向别的文学领域，武侠小说这一类不谈已久。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时间已经隔得很长。原来我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周主任还很小，我发觉自己好像是从历史走出来那样。不过想一想之后还是决定来，因为邝教授对我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讲自己的故事便行了。”唷，讲自己的故事我是行的，因为老年人记远不记近。我今年快八十岁了，远年旧事还是比较清楚；就这样决定来了。
　

　　首先我想解释题目：“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阶段应怎样划分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稍后我会讲明理由。“新派”是指当时一般香港人对《新晚报》武侠小说一派的称呼，好像我的小说、金庸的小说。后来新派武侠小说的范围扩大了，好像受了金庸影响的其他小说部属新派。到了八十年代左右，差不多所有的台湾、香港、中国的现代文学史都用这个名称，就是“新派武侠小说”。其实当时全没想过“新”的问题，说不定是十分“旧”的。那我为什么提一九五四年呢？因为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发生了那回打斗的事──这故事留待后面说。至于一九五八年则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这一段我称为“探索期”。实在说，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写，尤其是我，从未写过小说，一路摸索着；而金庸也在那时开始写，一边探索。这时段中，一方面形成早期武侠小说的模式，一方面又在追求自我突破，打破“定型”──文学发展一向就是这样，一九五八年呈现比较明显的标志。
　

　　说到这阶段最后一年即一九五八年，—桩比较奇妙的事可以牵合。现在我讲话是二零零一年，距离一九五八年即第一个阶段盛时四十三年，这便令我想起南宋词家辛弃疾在《永遇乐》中句子：“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灯火扬州路。”辛弃疾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山东济南人，一一四零年出生，其时已是一一二七年的“靖康之耻”之后的十几年，北方是沦陷区。他二十二岁参加了当时最大的义军，并任耿京的书记。一一六二年他二十三岁南归。其时有很多惊险的事，不能说了，譬如有一次他只带了五个人闯入五万金兵的营寨，杀了一个叛徒。这些历史故事也可作为武侠小说的题材，我在《狂侠天骄魔女》的后段便写过；不过这里也不说了。辛弃疾所讲的“四十三年”，刚好跟我讲的新派武侠小说期间巧合，对辛弃疾来说那四十三年是他生命的重大转折点，对新派武侠小说来说一九五八年是一方面完成了自己的模式，一方面亦自我突破本有的模式。
　

　　那一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大约完成了三分之二以上，《射雕英雄传》在《商报》侦探按：应为《香港商报》连载了共两年五个月又十九天；而我的《白发魔女传》也刚好写完。不少中国或香港研究武侠小说史的专家都认为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起码是他代表作之一；而我的《白发魔女传》现在还有剧集播出，不记得是不是蔡少芬演的了。好了，我说“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不是自比辛弃疾，不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不能比。那怎么说呢？辛弃疾词结尾三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的意思是：年纪大了，还能为国守城吗？辛弃疾当时六十五岁，守京口，但倔强不认老，所以写词来表示自己行，还能抵抗会兵。我呢，不行了，我早已放下武侠小说，所以不能和辛弃疾相比。还有，辛弃疾死时六十八岁，作词时六十五岁，还能上马；我现在七十八岁了，比他年长十年有多，我明说不行，早已放下武侠小说不写；所以又不能和辛弃疾相比。要比的话，也只能作“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当年盛事，我有份参与，白头宫女也有份参与，今天我便扮演这个脚色来“闲坐说玄宗”，说说开元旧事。我不是说天宝旧事，开元有二十九年，天宝有十五年，我讲的是前期的开元旧事。
　

　　现在开始说故事了，这故事也染有武侠小说色彩的。当时（按：指一九五四年一月稍前）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与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相约比武，其时陈克夫三十五岁，吴公仪五十三岁，吴公仪大陈克夫二十年。所谓武无第二，他们都说自己的武功好，两派起初在报上笔战，后来好像陈克夫说：“口说无凭，打一次好了。”于是从笔战转到擂台比武。这期间经过了几个月，波澜起伏。举个例说：有人指出吴公仪年岁大，而陈克夫正当壮年；刚好吴公仪的儿子吴大揆也是三十来岁，也是武林高手，于是吴大揆便提出代父应战。不过白鹤派对此反对，理由是吴大揆不是掌门，武林规矩：掌门对掌门，掌门不能跟对方徒弟打。最后是吴公仪和陈克夫对战。当时香港法律是不准公开打斗的，所以移到澳门新花园设擂台，签下生死状，声言各安天命。当时何贤为监场。比赛结果有很多版本。据说当时对战不到五分钟，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鼻子，不停流血，结果比武告终。也有另一版本说陈克夫先推开吴公仪。不过吴公仪没有摔到，借擂台的绳索稳住身子，不能当作成败计算。吴公仪比较老练，让全世界的人看见陈克夫鼻子血流如注。何贤当时大吃一惊，为了维持秩序，立刻敲钟说：“打和，打和、以和为贵。”双方都同意了，大家都不想搞出人命。吴公仪那三分多钟的一拳，可怜害得我写了三十多年的武侠小说！
　

　　香港那时是个“静态社会”，一些重大而有连续性的新闻不多，和目前截然不同。现在看新闻就像追看电视剧一样，那时是没有的，要到六十年代才有“三狼案”。当时，“吴陈比武”前前后后扰攘了几个月，很轰动。我那时在《新晚报》当副编辑，总编辑是罗孚，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此人脑筋甚为灵活，我从未见过共产党员这般开明；因为那时的左派，—般说都板起面孔；报纸像《大公报》也是。其时香港社会上的大报不载武侠小说，固然有一些“港派小说”，我这里不提作者名字，讲讲少林寺、方世玉、洪熙官的故事，较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大看的。那时罗孚脑筋一转──别的报纸还未转到，他却转过来了──拉住了我，叫我立刻写武侠小说。我说：“老友，我连小说都未写过，你却叫我第一篇以武侠为题材？”
　

　　我小时候，父亲不准我看武侠小说，只许我念《古文观止》之类。学校的老师都以学术著名；而由于特殊机遇，在校外也认识一些名师，好像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便在家乡教过我；还有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学校的陈寅恪得意门生金应熙，我比较接近他。这班人在中国学术上极有地位的。所以在家庭和学校的背景下，我从没有想过写武侠小说，我只想做一些文史方面的研究。后来在岭南读书，岭南文科不太有名，经济最有名，所以我选读经济系，想搞搞经济史之类。现在突然叫我写武侠小说，我摇头摆手，一口拒绝罗孚的建议。罗孚最后毕竟说服了我，我于是跟他作君子协定：作为报馆任务，最多只写半年；《龙虎斗京华》就是这样出来的。当时我们开玩笑，用北方话说是“打鸭子上架”，意即逼出来的。还有一些秘密内情，我稍稍透露。最初向罗孚交了题目，可是写什么？不知道；我没有想透，怎办？传统小说有“楔子”，我便在正文之前随便写了一段闲话，用此法“过桥”（按：普通话译不出来，略近“垫脚”“驳搭”意）。试想吴陈十七日比武，《新晚报》十九日登出小说预告，二十日小说要面世，时间何等匆促？大家看看贵校展出的资料便知道详情，你们资料很充足，全写了。我因此先写“楔子”，再写一首《踏莎行》作为“开篇词”。开篇词是有巧妙之处的。白鹤派掌门陈克夫的师叔吴肇钟，文才甚好，比武之后，填有《踏莎行》词来形容比武时的情形，说以和为贵之意；而我的《龙虎斗京华》亦是以《踏莎行》起首，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六七十岁行走西北的游客，所谓“夜雨空山，深宵来怪客：白云苍狗，古刹话前缘”，在荒山遇见一位怪客作引子，引出女主角。词中“卅年心事凭谁诉”一句，后来评者评为词谶，说我有先见之明；因为我由一九五四年正月开始写作，至一九八三年封笔，恰好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真的不晓得诉了多少心事──包括这一次，所以是词谶。
　

　　接着开始想该是什么题材，心想可以用一些没有写过的，于是便想到义和团。这很出奇，也使当时报馆的同事大吃一惊：“什么，你写义和团？”其实以义和团为题材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岭南大学是基督教学校，讲基督教史，有所谓“四次来华”。第三次是利玛窦，第四次是鸦片战争。当中的“第四次来华”下及义和团。其次我的老师简又文对义和团有深厚认识。为什么深厚？因为他精通太平天国史。我受他的影响，一想便想到义和团。还有五十年代的大陆实行“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等政策，喊出口号：“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跟义和团有关系。
　

　　义和团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十分复杂的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由反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由清廷腐败逼出来的自发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当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确造成很大伤害。简又文先生时时跟我说起一个笑话：他当过冯玉祥的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是反帝的，有一次一班高级将领开会，大骂帝国主义，问简又文道：“简先生，你怎么看（帝国主义）？”简先生说：“当然反对啰。”“喂，你是基督徒呀，你也反？”“我的上帝是反帝国主义的。你们讲的帝国主义，我的上帝当然反对。”他随即引《圣经》，指出耶和华要人为善，是公义；凡非公义则反对。简先生以后索性在军中传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动乱”──中性的说法是“运动”，总之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极端仇外、无理性的仇外。他们又盲动又愚昧，譬如他们深信刀枪不入；什么神都信，连《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也是他们的神。因此义和团的组织注定要失败，只会构成负面大于正面的作用。但历史学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价到今天似乎还未有定论。如果不相信，翻翻《辞海》，仍以义和团为反帝反封建组织。但中共所最推崇的鲁迅说过，义和团是兽性的爱国主义。鲁迅虽极受尊崇，但五十年代我还未见有人引用过他的话。
　

　　我自己定下目标，想尽可能真实地写出义和团混乱局势中历史的悲剧。你们可看看《龙虎斗京华》的女主角柳梦蝶，她的父亲和情郎都是在义和团的内斗中丧生。其时义和团内部分成三派：扶清灭洋或反清灭洋等等，三派互斗得很厉害。五八年间有左派人士指我对义和团作具体的否定，肯定的部分则空虚无实质；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也有人指我写这题材不太好，我说：“题材本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你怎样写。”如果你说义和团对中国历史影响大，我们可拿它后期的情况来看文革时期红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有相似之处，其中一点是“无理性”。他们都以为自己有理想，实际都做出没有理性的行为。红卫兵行为促使中国加快开放，这是因为经过十年的血腥运动，加快了中国的反思。这十年之后就是一九七八年。说到时间，我是敏感的。义和团在一九零零年出现，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发生，从时间上看是大动乱之后十年，让人从错误中走向正途。孙中山说：“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完全不是盲目仇外，而与盲目仇外相差很远。我不是近代史家，没作过研究，但国父孙中山是否可能见到义和团的错误而有此政策？
　

　　闲话少说，当我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容，我便想起我跟罗孚的半年约定。这么复杂的内容是不可能以中篇完成的，所以尽管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从文学的观点看，一定失败。
　

　　凡是小说必须具备爱情，又小说需要矛盾，才成结构。义和团在政治方面有矛盾了，那爱情呢？我在匆忙之间采用了最古老的桥段，就是同门师兄弟一起爱上小师妹。这桥段老套之极，时见采用，像曹达华的戏就是。此小师妹又多是独生女。这桥段什么时候开始用，不可稽考。在我之前，用这桥段最灵活的是《十二金钱镖》的作者白羽。他写两师兄爱上了小师妹，后来师弟取得师妹芳心，师兄遂远走辽东。三十年后师兄回来，愤愤不平，劫师弟的镖，一味斗气。桥段虽然老套，但我相信创作就像下象棋那样。象棋开局变化不多，大概十来种，不过世事如棋局局新，开局后永远没有相同的棋局；开局后中段的变化，各显神通。我写那三个月的爱情斗争中，不着重于岁月的长短，而着重于心理描写。其实心理独白的描写，最好用“意识流”写法。但六十年代西西才用这种写法，我们的年代还没有。卡夫卡的作品是有的，但……（几个字听不清楚）。我写小师妹发觉了大师兄对自己的情意，而小说则在此结束。这模式后来有人继续，最成功的是金庸。《笑傲江湖》中大师兄令狐冲、小师妹岳灵珊跟小师弟林子之的关系，也是两个同门爱上唯一的小师妹。这个桥段由白羽、梁羽生到金庸，都是同一模式，但各有不同的表现方法。白羽重江湖恩怨，我重心理描写，金庸重人性刻划──金庸深刻刻划人性，岳不群且成为经典人物。就这一点可见，文学就是这样：承继旧的，发展（我用“拓展”二字）新的，并开拓出更广阔的领域。所以任何文学不可能由“新”而来。有人用“横空出世”、“全新面貌”这样的话讲新派武侠小说，如果这样，新派武侠小说便是怪胎了。不可能没受到传统的影响；如果没有旧的基础，不可能变出新的事物。
　

　　过了几年，有人批评《龙虎斗京华》中的大师兄不应让出爱情，因为爱情是不能让出的；所以写得不真实。其实我是有原型的，那是我老师金应熙的事迹。他是一位出名的学者、陈寅恪的得意弟子；当时学术界以为他有可能继承陈学的。金应熙当时爱上一个女学生，但女的另有男朋友。这男子不是读岭南的，他从外地回来，但金教授对他照顾有加，比儿子还好。同学评论他有马列主义风格（金氏是左派人物）。第二种说法认为他够浪漫。第三种则说他“戆居”（“傻瓜”之意）。不管怎样，我的武侠小说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来的。
　

　　还有一段笑话：我不懂打功夫，怎办？故事中有一处说到判官笔，我连见也未见过，只好参考前人像白羽和郑证因。他们怎么写，我照写，只改动少许，便作为自己的。最初以为没有问题，不料有熟悉的人指出：“你这样打法，不仅不能伤人，反而会伤了自己的。”受到这次教训，才知道原来招式不可以照抄，不懂最好不写。后来在武功招式上，我便由写实转为写意。“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按：二句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诗境代替招式。随便引唐诗几句，当是招式，反正不必详究。
　

　　我和同事都担心《龙虎斗京华》能不能得到读者喜欢，但从第一天刊出后，读者反应十分“受落”，最明显的是报纸销量增加了，当时叫做“起纸”。那时《新晚报》的竞争对手为《星岛晚报》。《星晚》销量稍稍领先，和《新晚》大约是六四比。后来差距逐渐缩短了。其次，武侠小说成为城中话题，很多人谈论这篇小说。其中一位著名作家舒巷城写了一篇文章谈及这种现象。舒巷城是我的朋友，多次用话试探谁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最后还是让他“撞”出是我写的。还有，小说结集出版之前，市面已出现了盗印。再谈谈《龙虎斗京华》的转载现象，最初出现在泰国。在这里我特别介绍一位朋友沈本瑛先生。这篇小说刊出后，我和沈先生提起：一九五五年泰国有一套得奖电影叫《龙虎斗京华》。名称虽同，内容则完全不同。电影不打功夫，而是黑帮搏斗；我的在北京打，电影在曼谷斗；从这点可以看到我的小说对泰国的影响。后来越南、高棉、寮国、印尼、缅甸、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亦有转载，印尼翻译最多。这使我感到奇怪，原来武侠小说是可以超越政治的。虽然人们说我的小说在左派报纸刊载，但后来都能在其他非共的国家连载，后来还到了台湾。
　

　　一些学者认为自《龙虎斗京华》之后，香港掀起了“武侠风”，武侠作家人才辈出，最有贡献的当然是今日名满天下的金庸了。我写完《龙虎》以后，罗孚不放我，还拉住我要我写。我说有人会写的，罗孚问我怎么知道。因为当时我跟金庸是同事，他坐在我对面，互相探讨过有关武侠小说的创作。所以全世界中我是第一个人知道他会写武侠小说。其他作家要在作品面世后，人们才晓得他写得好，我则在金庸创作之前已经知道他会比我写得好。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登场，内容主要讲述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关于海宁陈家和雍正之子掉换的故事。海宁是金庸家乡，他对家乡传说自然耳熟能详，因此构思比较周详。金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比我的《草莽》和《龙虎斗京华》所用的时间还长。上文提到的流行现象：盗版、外埠转载、成为城中话题，《书剑》全部有，还将“武侠风”的风气越吹越烈。《书剑》的刊登，不但保存了罗孚的愿望──保留“旺势”，而且有发展。一九五八年及以前，武侠小说是在左派报纸刊登的，所以一九五八年以前人们说武侠小说属左派作品，因此而来。一九五九年《明报》创刊，刊载武侠小说，则属后话。
　

　　我离开《新晚报》，不是停写。一方面固然觉得要休息一下，另方面当时有《周末报》请我写专栏。这份周报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但它的老板是《新晚报》的老板费彝民老朋友，我的老板便叫我帮手写小说。《大公报》是中国唯一得到密苏里新闻奖的报纸，这是世界级奖项，像诺贝尔奖那样，所以报纸地位很高。譬如西安事变时，报纸社论便对张学良有所影响。我在《周末报》写小说，采用了较为另类的方法。小说取材自新疆一首蒙古民歌，那是歌颂一位民族女英雄爱上一个流浪草原的歌手，不料这歌手后来背叛本族，她强抑悲伤手刃情郎。我只选用当中部分素材作为小说题材，将另一主角改为天山剑客，使情节较为浪漫，而政治性则削弱许多。我多方面求索，写成《塞外奇侠传》；这部小说在一九九六年被新加坡拍成二十一集的剧集。这书有一个白发魔女，前后便有三个白发魔女了。
　

　　再说，我写《七剑下天山》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还未完成。那时我日报在《大公报》写，晚报在《新晚报》写，作品都很受欢迎，都是从同一报社门口（好像是一百二十几号）出来的报纸，那时可是算是最鼎盛时期。在《七剑下天山》里，我有新的探索：引用英国女作家伏尼契小说《牛虻》的情节。内容不详细说了，总之是神父和私生子之类。但中国宗教势力不大，所以我改成跟皇室的关系，将《牛虻》书中的矛盾中国化。另外在《七剑下天山》中创新地尝试写一个真实的人，写有史实根据的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不少人就是因为喜欢看纳兰性德的词而看《七剑下天山》的。
　

　　《七剑下天山》完结后，便到《白发魔女传》，当中有不少是破了原有模式的。譬如男主角卓一航是官家出身的少爷，从左派的理论看，他应该改变、背叛其阶级观念的，但我写的却不同，卓一航就是卓一航，结果他到天山高峰怅望；这似乎又脱离掉大侠模式。他犹豫不决，不是为国为民，形成一种创新的模式。又譬如金庸。我不是金庸专家，我只知他写武侠小说写得好。人们对他的小说提过许多论点。好像梅超风本该是一个极度可憎的角色，但她对师门的态度却能引人同情，所以已经“超脱”了。—九五八年间，金庸和我似乎在早期模式上脱了出来。
　

　　有人问：为什么新派小说能在香港兴起并且受到大众欢迎？我在此简单回答：我觉得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是由于历史因素加上机遇。如先前所说，机遇指“吴陈比武”；碰上罗孚的异想天开，抓机会准而正确；恰好他手下又有梁羽生和金庸，其他人手下不一定有像此二人的。历史因素又怎样？这很重要。大陆于一九四九年后禁止武侠小说，甚至连提及也没有人；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见松动。看武侠小说是会“上瘾”的，四九年以前，流行的是“北四家”“北五家”，看惯还珠楼主啦、王度庐啦、朱贞木啦，一下忽然没得看了，没有新作品了。就是有时有新作品，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好像也有人发刊过还珠楼主的新作，但非旧观。总之，历史上出现了断层。《新晚报》突然刊登武侠小说！那时我的主张是：题材不妨新，但定要有所继承。如果使用现代主义或意识流等，可能行不通，所以我们开篇会用诗词，用工整回目，都是旧有的模式。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开篇用一首辛弃疾的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按：报纸版引词，后来印书时已删去）当时《大公报》采访科的读者调查发现：最反共的逃离大陆的新移民买《新晚报》最多，原因正如两句词：“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大陆看不到武侠小说了。“似曾相识燕归来”，哦！原来《新晚报》有。
　

　　我看我说的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