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是梁羽生小说的一大特色，他本人也可以算上一个“史学家”，因此他在创作中善于把历史融入小说之中。他的35部小说莫不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涵盖了唐、宋、明、清四个朝代1000多年的历史，创作部分是虚构人物，置入历史背景，以此加强小说的历史氛围，部分是直接取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构成小说的一部分，并由此达到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价。

　　在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也善于运用历史，并且受到了“金学家”的鼓吹，据说可以通过金庸小说学“史”。对于金、梁小说中所含的历史深度、厚度相比较，武侠小说界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要从“史”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比较，主要可以通过三个部分进行比较。一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一是对历史人物的刻划。一是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价。以下个人从这三个方面对梁金小说作一个比较：

　　第一点，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方面，两人表现出不同的创作思路。梁羽生让他笔下的人物、小说的情节去适应历史，并通过历史的进程表现人物，如“明史三大疑案”依然是“疑案”，“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是于谦而不是张丹枫，“采石矶之战”主角不是狂侠、天娇、魔女而是虞允文等，以上事例还有许多，在梁羽生小说中，“侠”是适应历史而不能改变而主宰历史，把小说中的人物去掉，“史”依然成“史”，无损于历史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金庸小说则不同，金庸小说的人物是主宰历史的发展，“襄阳保卫战”的指挥是郭靖而不是其他人，蒙哥是杨过用石头击毙而改变了历史，《尼布楚条约》签订者是韦小宝等等，以上事例也有许多，若抽去小说中的人物，“史”不能成其“史”。由于金庸高水平的创作，因此许多历史事件看起来倒是煞有其事，也吸引了读者和许多“金学家”，可能有人认为这才是“历史”，但是客观上是是否存在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金庸在创作时我想他也应知小说与历史的差别，本来作为小说以上创作也无可非议，但他还要在后面加上某些批注，如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一事中还要在后面加上“后人只知索额图而不知有韦小宝”之类言语，好象他的小说才是正史，尽管作为正史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要改变一件确证的历史事件，应该有充足的考证、依据，作者在之方面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知这样是否有误导读者之嫌？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看了《大唐游侠传》，可能对安史之乱能有一个较好的认识，但是如果看了《神雕侠侣》，恐怕对元灭宋的重要战役襄阳保卫战模模糊糊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在重现历史这方面，梁羽生胜出一筹。

　　第二点，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刻划。在梁羽生的35部小说中，梁羽生直接选用了许多历史人物，如武则天、安禄山、唐玄宗、辛弃疾、于谦、雍正帝等等，作者在创作中基本做到忠于历史人物的原型，再加以文学的加工，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可信，如对武则天的塑造，尽管史学界对武则天有着不同看法，但她的文治武功还是得到公认，因此作者对她的文治武功进行渲染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并没有违反历史，至于其他方面由于不符合小说创作需要则略提一笔，也无伤大雅，如写到李白与段圭璋把酒论剑，虽然两人物一真实一虚构，但是作者笔下充分表现了一代诗人李白的豪迈本色。如《萍踪侠影》一书中，众多历史人物纷纷登场，作者笔下：朱祈镇的昏庸忌刻、王振的奸诈、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大义凛然，也先那一代袅雄的骄横等等均在作者笔下得到了重现，作者既尊重了历史，又在创作中加以加工，使笔下的历史人物有血有肉，让人心动。同样，金庸小说中也刻划了多的历史人物，如一代雄主康熙、皇太极、乾隆、朱元璋、崇祯、成吉思汗、忽必烈、耶律洪基等皇帝，其他历史人物如袁崇焕、徐达、常遇春、吴三桂等作者也着力加以描写。如同第一点一样，金庸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同样服务于小说的需要，可能作者对中国帝王了解较深吧，金庸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帝王占了较大的篇幅。在众多的帝王描写中，作者最着力的恐怕要算是康熙吧，一部《鹿鼎记》，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了康熙的功绩，应该说以上史实基本还算准确，这与梁羽生描写武则天一样有过于美化之嫌，但作为一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也无伤大雅。除了康熙之外，作者写得较好的要算得上成吉思汗了，“一代天骄”的豪迈本色，纵横万里灭国无数的丰功及残酷在作者笔下得以重现，我个人认为，金庸的历史人物中，写得最好的要算是成吉思汗而非康熙。但金庸也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写得这样严谨，由于金庸过于追求将历史融入小说之中，因此作者对笔下很多历史人物的创作有点随心所欲。如《碧血剑》借写皇太极似要表现出清必胜，但小说中那个英主的形象有几分真实性值得考证，联系到清入关之初的野蛮不由使人使人感到难以信服，如作者书中元代开国君主忽必烈那儒生读汉书的出场也缺乏真实感。再一败笔就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这个历史闻名的昏庸君主，论形象看起来也与蜀后主、晋惠帝半斤八两，但在作者笔下竞也雄才大略，精明强干，这实是作者的一大败笔。作为小说创作虽也无不可，但从小说的历史深度方面来看则有明显反作用。因此，在对历史人物的重现上，梁羽生仍凭借着其严谨胜出一筹。

　　第三是对历史作出的再认识、再评价。梁羽生、金庸均凭借渊博的历史学识对历史作出了再认识、再评价。梁羽生在《女帝奇英传》中为武则天大作翻案文章，在《龙凤宝钗缘》中借铁摩勒之口表达了对唐借兵突厥、回纥的看法，《龙虎斗京华》对义华团的认识，《白发魔女》中对明史悲歌的评价。金庸在《射雕》一书中对成吉思汗作出的盖棺定论，《鹿鼎记》中对康熙的称颂、对清替明的历史也作出了作者的再认识、再评价，这方面由于两人的史观不同，因此很难作出高下认定，我个人认为在作出评价中引用的论据方面看，梁羽生更充实一些。当然，很多人可能不这么看。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小说中隐含的历史深度、厚度上，梁羽生比金庸高出一筹，其他作家更不用说了。另外，我注意到很多读者认为梁羽生一味歌颂“反清服明”，认为他的历史观比较狭隘，有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我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在此谈一下我对此的认识。首先，我认为梁羽生笔下主要的清朝始终是作为正义的对立面，这只不过是梁羽生小说中清朝占了较大部分而已，在梁氏小说中，宋朝、明朝作者又何曾作了歌颂，不也都是作者鞭挞的对象。可见，作者的历史观是反对暴政，而非民族分裂。这从《弹指惊雷》中得到体现，书中杨牧以“五族共和”论证清入关的合法地位，但杨炎却以凡暴政应反抗，在此作者着眼是暴政而非民族，作者的历史观可见一斑。其次，清代明虽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但是在客观上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导致中国被西方远远抛在背后，在这方面清朝统治者要负较大的责任。因此，清朝的统治也非十全十美。再次，清代明早期是充满血腥屠杀，入关后又推行“文字狱”禁锢思想，因此，站在入侵者、统治者的对立面加以反抗是必然的，在被屠杀者心中自不可能有什么“五族共和”的思想只有反抗的念头是不足为怪的，因此，梁羽生宣扬“反清复明”并不代表其“历史观”狭隘。最后，梁羽生小说也反复宣扬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和睦共处、共抗暴政，少数民族也不是满族一家，说明梁羽生并不是狭隘的汉族主义了。因此，就梁羽生小说所蕴藏的历史无论深度广度均比金庸胜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