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羽生热”

　　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三十年，有时虽为应付报刊连载而不得不快写、多写，但却决不粗制滥造，倒是始终带着一股韧性进行着执着的艺术追求。他的目的，就是要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以高质量的作品去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
　

　　虽然梁羽生五十年代即已成名，可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影响一直局限在香港和海外华人世界；内地的亿万读者，由于种种人所共知的原因，长期以来根本读不到武侠小说，更别谈知道梁羽生这个武侠小说作家了。
　

　　梁羽生深深知道，中国文化的根是在祖国内地。自从事创作以来，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能在香港和海外找到读者群，早就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辽阔的祖国的四面八方流传，从而为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他看来，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小天地，他的作品，唯有得到内地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认可，才算是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世事沧桑，心愿难了。整整等了三十年，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梁羽生的追求才得以实现。
　

　　此时，他已停止武侠小说的创作了。创作三十年，虽早就声震港岛，但临近老矣，声名方在内地鹊起，这不光是梁羽生的不幸，亦是中国文学的不幸。

　　武侠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内地的武侠小说创作曾呈一时之盛，涌现出白羽、还珠楼主等才子大家。不过他们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一样，始终被正统文学打人另册，视为异端，备受冷落和歧视。
　

　　解放以后，内地文坛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武侠小说创作因不合时势而受压制和打击，很快趋于绝迹。同时，在八十年代前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武侠小说一直被视为黄色读物禁止传阅。也就是说，当作为近代武侠小说延续的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风行之时，内地的很多读者尚不知武侠小说为何物。
　

　　遗憾的是，武侠小说创作的这段禁止期，竟长达三十年，几乎中断了内地武侠小说的发展，使中国武侠小说的演进，留下了一段长长的空白。
　

　　终于春回大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同时也宣告了中国文艺春天的来临。开明的文艺政策，直接引发了通俗文学创作的大量出版和通俗文学刊物的不断创刊，无形中也改变了大陆文艺消费结构和传统的文学观念，使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年的通俗文学重新回归文坛。
　

　　其中，武侠文学热的兴起，可谓是异军突起，成为通俗文学兴起的潮头。1979年，一批侠义古旧小说的解禁出版，使广大大陆读者眼前顿时一亮。随后，大陆群众过去从未见过的香港武打片、功夫片，如电影《少林寺》、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等，也纷纷涌人大陆，直接带动了武侠小说热的大升温。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始在大陆登陆。
　

　　到了1984年，大陆更是出现了一个“新派武侠小说热”，从中央到省市一级的出版社，竞相出版梁羽生、金庸、古龙等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品，出版规模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有些作品，在市面上十分走俏，颇有“洛阳纸贵”的架势。
　

　　应该说，当时“武侠小说热”的兴起，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这是在解脱了封闭、单一的文学格局长期以来的束缚后，读者需求的一次总爆发。
　

　　经过十年内乱，大陆广大群众有感于社会上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现象，对那些虚伪、邪恶、丑陋的东西已经深恶痛绝，他们热切期望为国为民、匡扶正义的侠义英雄的再现，希望寻求一种真诚、和谐、互爱的人际关系。而武侠小说以豪侠之士的形象来表述理想的人格境界，同时表现同情、谅解、公平、正义等深具人性色彩的侠义精神，恰好迎合了读者的这一心理需求。
　

　　另外，人有追奇猎胜的心理，也有追求自由随意的本性，这与武侠小说所表现出的奔放、惊险、神奇特色也挺合拍。最主要的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欣赏水平较低的广大普通读者而言，武侠小说适应他们的欣赏习惯，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因而他们的欢迎武侠小说，便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可以说，历史上从未有过一种小说，能像武侠小说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它的读者中，就性别年龄来说，几乎是男女老幼都有；从文化程度区分，既有只有初小文化的体力劳动者，亦有包括学者和纯文学作家在内的脑力劳动者。甚至在高级领导干部中，亦有像廖承志那样的武侠小说迷。
　

　　“武侠小说热”无疑在群众中热度极高。一些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往往沉迷于此，进而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像《文学报》之类的文艺类报刊，常常登出诸如《武侠小说对我儿子的影响太大了》之类的读者来信，倒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武侠小说在群众中的广受欢迎。
　

　　随着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受宠，大陆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开始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出现了几部优秀之作。像天律作家冯育楠创作的《津门大侠霍元甲》，第一版就印了近一百万册，并获得天津市鲁迅文艺奖金。
　

　　与此同时，以往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的理论界和评论界也开始重新认识武侠小说，加强了对武侠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以正确引导读者的阅读和欣赏。
　

　　……
　

　　正是在这股“武侠小说热”中，梁羽生其人其作很快为大陆读者所熟识。

　　毫不夸张地说，梁羽生的作品在大陆“武侠小说热”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唱”的角色。
　

　　继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萍踪侠影录》之后，1981年2月，广州《花城》杂志和作为《广州文艺》杂志增刊的《南风》杂志，又开始连载他的《白发魔女传》。这些在大陆都是较早的。
　

　　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在于梁氏作品的思想正统，艺术手法也较传统。因此，在“武侠小说热”掀起伊始，梁羽生就被“引进”介绍给广大大陆读者，成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市场的先行者之一。
　

　　那时，大陆不计其数的出版社争相出版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读者中形成一股经久不息的“梁羽生热”。
　

　　这些出版社，起初是些小出版社或边疆省份的出版社，后来连一些大的、纯文学性的出版社，如百花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也参与了。
　

　　他的武侠小说，全部有人翻印，有的一次就印刷二百万册到三百万册，仍供不应求。有人估计，他最畅销的《七剑下天山》，最少被各出版社重复印刷至二千万本。巨大的发行量，给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不仅在全国各地都能买到梁羽生的书，还有不少报刊连载他的武侠小说。1984年10月，发行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羊城晚报》，连载了经他修订后的《七剑下天山》，使这份南方的报纸在东北的订量也直线上升。
　

　　梁羽生作品在大陆风行的程度，有些是他始料不及的。
　

　　1984年11月，北京风雷京剧团把他的《萍踪侠影录》改编成“历史传奇剧”，搬上了京剧舞台。该剧的演出海报中，指出该剧是一个优美、动人的历史传奇故事，道出了每个炎黄子孙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昌盛，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释仇弃怨，甚至牺牲个人幸福和生命的心声。这其实是对梁羽生原著的高度评价。
　

　　京剧堪称中国的国剧，向以高雅、经典见长。把香港作家的武侠小说搬上京剧舞台，这在过去是不敢想像的事情。北京风雷京剧团这出“历史传奇剧”的成功演出，一方面反映出大陆文化界的政策和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证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已是广为流行，并成功地“打”人大陆的正统文艺圈。
　

　　事实上，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没有不受欢迎的理由。他的作品，既无色情、暴力、迷信内容，又无错误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而且创作态度严谨，艺术功力深厚，读后给人以思想的陶冶和艺术的享受。难怪上至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纯文学作家，下至各阶层的普通读者，对他的小说都是好评如潮了。

　　“梁羽生热”在大陆文坛的出现，不光使众多读者熟识了梁羽生，也使大陆文艺的决策层对梁羽生刮目相看。正因为如此，后来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梁羽生自然成为香港代表的主要人选。
　

　　2．大陆“奇”遇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后，到处被抢着刊载、出版。
　

　　有些小报，干脆整版刊载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此招徕读者。一时间，他的小说养活了内地的不少小报小刊，使他们光靠连载他的小说就得以维持下来。
　

　　一些出版社，尤其是内陆省份和边疆地区的出版社，私自印刷他的作品。更有不法书商，受暴利驱使，竞相盗印他的武侠小说。
　

　　四川的一家戏曲杂志，本来按杂志性质只能发表戏剧作品，却也大登梁的武侠小说，并出版丛书。他们甚至自称有权代表作者“出售”著作版权，与安徽某出版社签订所谓合同，双方对分利润。如此侵权，着实令人气愤。
　

　　这些盗印、冒印行为，并不能使向来平心静气、绝好脾气的梁羽生大动肝火、怒气横生，因为他觉得这只是经济利益受损而已，并不在乎。
　

　　真正让他生气的，是他的一些作品在内地被排印得相当粗劣，错误百出。这不能不让一向对作品认真负责的他，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了。
　

　　广西梧州的一家影剧小报，既未与梁羽生商量过，也未同梁的版权代理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打过招呼，就擅自用二期十六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云海玉弓缘》。
　

　　更要命的是，他们对作品作了缩写和改写，将六十万字的原文任意涂改，抽掉人物性格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及诗词内容，缩作五六万字，真个是抽丝剥茧。糟踏得面目全非，几乎成了个故事大纲。
　

　　这还不够，该报还在缩写“作品”上冠以“梁羽生原著”字样，并不道明此文是缩写或改写，很能欺骗读者，混淆视听。
　

　　另外，该报第八版还登出所谓的“梁羽生题字”，欺骗性更大。其实，梁羽生从未给这家没有听说过的小报题过字，那“武林小说”题字，是广东一家报社的主编代四川某报向他要的，也不知是如何流人这家小报的。
　

　　看了自己作品的所谓缩写本，梁羽生更加啼笑皆非了。
　

　　这家小报的编辑，业务水平低下，连起码的诗词常识也不懂。梁氏小说的回目都是极为工整的诗对，如《云海玉弓缘》第一回：“抢恨冰弹御强敌，忏情毒箭插酥胸”，其中，“抢恨”对“忏情”，“冰弹”对“毒箭”，“御强敌”对“插酥胸”。而该报竟然将第一、二回回目加在一起，改成“第一回：抢恨冰弹御强敌，忏情毒箭插酥胸。天旋地转不知处，柳暗花明遇故人。”由此，第一回回目成了上联，第二回回目成了下联。
　

　　如此诗不像诗，对子不像对子的“回目”，用梁羽生的话来说，是“非驴非马”了。
　

　　即使是翻印，有些突击抢印出来的梁羽生作品，也是错误百出，惨不忍睹。
　

　　四川的一家刊物，1984年在四、五两期中连载梁羽生的《冰川天女传》。结果第四期中错漏、颠倒、多排的字和标点符号达四百六十多处，第五期达三百九十多处。如将“尼泊尔”排成“白尔”这样明显的错误，在第四期中有七十多处，第五期中有一百四十多处──如此粗劣的排印质量，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而翻印书中，很多错误颇可引人一笑。像“包庇”、“庇护”印作“包屁”、“屁护”，“我忝为武当山的长老”，成了“我慕为武当山的长老”，“武林巨擘”变作“武林巨臂”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又有刊物把他的《还剑奇情录》易名为《风流剑客奇情录》，将《广陵剑》改为《伏魔喋血无名剑》，改名后仍署上“梁羽生著”，险些让不知情的读者误以为这个“梁羽生”是个不人流的地摊小说家。
　

　　更有甚者，竟冒用梁羽生的名字，写些诲淫诲盗的低俗小说。如某出版社出了本“梁著”《红艳恋》，另一出版社出了本宣称是梁氏与另一女作者合著的《玉剑霜客》，书的内容很不健康。梁羽生听说后，气不打一处来，赶紧在内地媒体上声明自己从未写过什么《红艳恋》，更没有跟别人一起合作著过书。
　

　　对于此类盗用他的名义，糟踏作品并欺骗读者的不道德行径，梁羽生一是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反击方法，二是不想卷入纷争，于是除投书北京《文艺报》提出抗议外，只有徒唤奈何，不了了之了。

　　梁羽生是香港靠写作致富的少数作家之一。原本他可以更富，只是各地出现的大量盗版，使他的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八十年代初，有人为梁羽生算过一笔帐：他的每本小说在大陆能卖五百万本左右，他一共三十套武侠小说（后几本未计），共计至少能卖出一亿五千万本。当时大陆的小说每本约定价三元人民币，按照国际惯例规定的版税是书价的一成左右，这一亿五千万本书的版税应是四千五百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仅大陆未付梁羽生的税费就高达四千五百万元人民币，若再加上香港和海外应付的版权费和稿酬，这笔金额令人咋舌。
　

　　上述数据未必完全准确，也未细加考证，不过多少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梁羽生没收到的版权费和稿酬，数量是惊人的！
　

　　这些钱，梁羽生是不可能收到的。对这个失去的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他心知肚明，但也不想追究。
　

　　他的一个大陆的朋友，见大陆的一些正式出版社太不像话，便拔刀相助，替梁羽生催讨被欠的稿酬。那些欠款的出版社见这位朋友手持梁羽生的委托书上门，或装聋作哑，或拖延推托，或避而不答，总之是不想付钱。
　

　　一家边疆地区的出版社，盗印了七十万册的《白发魔女传》，少说也赚了七十万元人民币。当被梁羽生的朋友追得无处可躲时，只得给梁羽生去信认错、道歉，语气谦卑而恭敬。
　

　　梁羽生心慈手软，见对方可怜巴巴地认错，也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他对朋友说，那家出版社地处贫困地区，规模也不大，恐怕经济上真有困难。他请朋友转告对方，自己可以在稿酬方面放宽一些，甚至由出版社自定也可以。
　

　　谁知梁羽生为人宽容，与人为善，那家出版社倒是毫不客气，只给梁羽生汇来二千多元人民币便算了事。
　

　　事后，那位朋友直怪梁羽生对人太客气，太容易受骗。
　

　　其实梁羽生对追回稿酬一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能要回最好，要不回就算了。即使是要回了，他也将之用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他曾将自己历年间追回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出了一份钱，尽了一份力。另外，他还把在《羊城晚报》“晚会”版上连载的长篇小说《七剑下天山》（修订本）的稿酬，委托报社转给广州市儿童福利会。
　

　　正像其笔下仗义施财的英雄侠士一样，梁羽生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这一将金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善举，受其先师冼玉清教授的影响至深。

　　尽管内地存在的不少盗印、冒印和拒付稿酬现象，常令梁羽生感到不快和苦恼，但不管自己在大陆遭到了何种“奇”遇，他对自己的作品在大陆广受欢迎，并有老少兼宜、雅俗共赏之赞，还是感到非常荣幸。
　

　　他曾屡次向朋友提及，说自己只是一介普通文人，能赢得如此声誉，完全是因为时运较好的缘故。有此成就，他已是心满意足，再不奢望更多的名誉和财富。
　

　　3．北上参会

　　1984年下半年，远在香港的梁羽生接到了北京中国作协发来的专函，邀请他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
　

　　收到邀请信后，梁羽生百感交集。他心里清楚，武侠小说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在大陆始终是个禁区，并被排斥在纯文学的大门之外，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现今他以一个武侠小说作者的身份，能够参加此次堪称最高级别的文学界聚会，说明上述现象已有根本改观，武侠小说已被承认为文艺园地里百花中的一朵。
　

　　思绪纷繁之际，梁羽生颇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为此，他赋诗二句：

　　浪荡江湖三十载，归来游子认门庭。

　　前句指他自1954年开始“出道”写作，至1983年才“封刀”搁笔，历时刚好是三十年。后句中的“游子”兼有两义，喻人之外，亦喻自己的作品。他所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虽然诞生于香港，但其母体还是属于中华大地。今天他这个已经达到而立之年的“游子”，能够回归本土，到文学大家庭来“认门庭”，自是他生平最感快慰之事。
　

　　梁羽生身在海外，虽然知道祖国的各项政策日趋开放，但还是没有想到，在文艺这一方面，国家迈开的步子，远比他能想像的还要大得多！
　

　　1984年12月下旬，梁羽生北上赴京。其时，北京已是群贤毕集，冠盖满京华。
　

　　这次代表大会，以其规格之高，内容之新，令梁羽生耳目一新。会议伊始，中央诸位领导亲临大会，举动之不平常，足见国家全面推行改革政策的魄力与决心。中央领导在祝词中，更是明确阐发了“创作自由”的观点，深受各位代表的拥护。
　

　　对这次会议提出的“创作自由”的精神，梁羽生尤其赞同。他认为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而“创作自由”文艺政策的制订，使许多束缚文艺发展的条条框框被冲破。作家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文艺园地带来一片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美景。
　

　　大会期间，梁羽生既与旧友重逢，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许多代表知道他的武侠小说风行全国，参加这次会议的身份又比较特殊，所以都跑到他的住处来看望他。内中不乏他的“武侠小说迷”，也有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使他深受感动。
　

　　作家刘白羽出身行伍，快人快语，见到梁羽生便称自己是他的读者，还风趣地说：“咱们都写打斗，只不过你写的是拳脚，我写的是真枪真炮罢了。”
　

　　文艺理论家冯牧对梁羽生说：“你的小说在国内市场上脱销，买不到。我自己也是在家里和孩子抢着看。”
　

　　内地同行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梁羽生听后自然很高兴。不过他在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压力。他明白武侠小说虽然在内地已经解禁了，但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就不能不要求自己加强责任感，尤其是对国内读者的责任感。如此，方能对得起广大读者和同行对自己的厚爱。

　　作为一个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破天荒头一次被请进全国作协会堂，这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内地各大新闻媒介的普遍注意。北京的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马上派记者对梁羽生进行了专访。
　

　　由于在梁羽生参加的小组会上，有人曾发言抨击武侠小说，梁羽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发表意见的机会为武侠小说辩护。他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极力为新派武侠小说争取地位和支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他的观点：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和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识见、才力和艺术手段，获得众多与会者的赞同。
　

　　在回答作协机关报《文艺报》的记者提问时，梁羽生谈了对武侠小说的看法：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它是小说中的一个流派，应该承认它是文艺园地里百花中的一花。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来说，文艺的主流应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用胡启立同志的话来说，即是能够“反映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的作品。武侠小说（当然是指比较健康的）是属于“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固然有其需要，但它只能是“支流”，主次有别。

　　这一见解，他在接受上海《文学报》记者采访时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不必提倡。当记者问及近来内地出现的“武侠小说”热时，他摇了摇头说：“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全部刊登我或其它作者的武侠小说，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吗？……”
　

　　作为一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并没有对“武侠小说热”推波助澜，大声喝彩，反而是冷静分析、客观对待，时不时地还要泼上一盆凉水，这是非常明智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一个时期的文学热，竟使写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自己出面泼冷水的现象，大概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他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武侠小说，有着比旁人更为清醒的认识。
　

　　回答完上述两报记者的采访，梁羽生顺便发布了一则“梁羽生声明”：

　　我写的武侠小说，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除了《羊城晚报》、《特区文学》、《作品》、《花地》（月刊）、《体育之春》、《南风》、以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这几家是得到我的同意之外，其他报刊上的所谓“梁羽生武侠小说”，概与本人无关。
　　　　　　　　　　　　　　　　　　　　　　　　　　　　　　　　1985年元旦于北京
　

　　这则“声明”，显然是他的无奈之举。因为当时国内存在大量针对他的作品的盗印、冒印现象，一些印刷质量低劣、错误百出的所谓“梁羽生武侠小说”，已在广大读者中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声誉。梁羽生通过这则“声明”，好歹是给读者提了个醒，有了个交代。而细心的读者，想必也能从中读出梁羽生的一份执着的艺术责任心。
　

　　随后与《北京晚报》记者的交谈中，他对那些毫无历史概念和文学概念，专事打斗、艳情之铺张的武侠小说很不以为然，认为那种东西不是在扩大知识、反映时代、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因而缺乏价值，理应被淘汰。
　

　　由此他们又谈到了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向记者介绍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和追求境界，以及创作新派武侠小说所需要的综合素质。他指出新派武侠小说与那些“拳头加枕头”，只给人感官刺激的所谓武侠小说不同。他相信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不管波折怎样多，万物最终都有光明的一面，人们总会懂得武侠小说的优劣之分，进而承认并喜爱武侠小说这一文学样式。
　

　　最后，他回顾了自己的道路，并说自己现在已很少写小说了，但他希望正在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以对社会、对读者负责的责任心，把最高级、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读者，使武侠小说成为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枝馨香的奇葩。
　

　　……
　

　　梁羽生实事求是，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姿态，赢得新闻界和众多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1984年前，梁羽生曾数次去过北京，但此次北上的感触尤深。三十多年的甘苦劳作，终于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承认和重视，他打心底里感到欣慰。而“四代会”确立的“创作自由”文艺政策，以及文艺理论界和同行们的鼓励和支持，更使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满怀信心。
　

　　南归后，梁羽生在香港再次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每次接受采访，他都耐心、认真地讲解“四代会”的会议精神，并通过传媒，向公众介绍内地各项改革措施实施后呈现出的崭新面貌。
　

　　在与香港同行的交往中，他也利用一切机会向同行传达大陆的文艺政策，热情鼓励他们以严谨、优异的创作，服务社会，奉献祖国。应该说，梁羽生在宣传大陆的文艺政策，团结广大香港文艺界人士方面，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4．喜获“解禁”

　　八十年代初，梁羽生的作品风行大陆，但在台湾仍列于禁书目录之中。他的书真正进入台湾，是在1988年台湾当局宣布对大陆出版品实行“解禁”之后。
　

　　近代文坛中，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海峡两岸同时无形中或明令禁止出版，这种现象似乎是很不多见的。梁羽生很不幸地成为其中之一。
　

　　如此遭遇，梁羽生自己也不曾想到过。他一生追求自由随意，既不的只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境界。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武侠小说仍在两地同样被禁。对此，他只有苦笑。
　

　　政治隔阂和意识形态斗争给文学发展带来的折损，梁羽生算是身受其害了。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后，台湾当局为“聚拢民心”、“防止赤化”，以便“反攻大陆”，严令禁止有“赤化嫌疑”，或不利于“精诚团结”的出版品在台湾出版和发行。
　

　　于是，不光是大陆解放后的出版物禁止在台湾出版，就是在此之前一些左派作家的作品，或者被国民党认为有“不良”影响的作家作品，均被封存。自此，台湾民众对大陆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形成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断层。很多作家作品及其有关资料，在市面上很难见到，绝大部分都被封存在台湾“调查局”、“情报局”、“政治作战学校”以及“国防研究院”等处。
　

　　从文化传播和继承的角度而言，台湾当局的这一“查禁”行为，实属危害之举。它对台湾文学创作和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今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那些政治意味较淡，以消闲、娱乐为主的武侠小说，也在台湾当局的禁书之列。
　

　　五十年代，台湾当局以“戒严法”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黑、黄小说悉数查禁，武侠小说很“荣幸”地被视为黄、黑小说而遭禁。到了1959年，台湾当局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或在台湾翻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在以行政手段干预武侠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这一点上，台湾方面来得相当“彻底”。
　

　　在这股“查禁”风潮中，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亦不能幸免。
　

　　六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成空，他们对武侠小说的控制也变得不了了之。受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台湾本岛的武侠小说创作逐渐盛行，涌现出司马翎、上官鼎、卧龙生、诸葛青云、古龙等名作家。
　

　　与此同时，香港金庸的作品进入台湾，风行宝岛。而在香港与金庸齐名，“出道”比金庸更早的梁羽生，他的作品在台湾却仍受被禁的待遇。
　

　　据称，两位武侠小说大师受到不同待遇的原因，在于梁羽生长期供职于有“左派”之称的《大公报》，且部分作品连载于香港“有左派外围之嫌”的报纸副刊；而金庸与《大公报》决裂后，自办《明报》与之叫板，似无“左派之嫌”了。
　

　　原来，在台湾方面看来，梁羽生的小说虽然不是大陆出版的，但因为发表的阵地与大陆有关联，所以也应该“享受”与大陆出版物同等的最高“待遇”。
　

　　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他们若读过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就会发现他的小说的历史背景上起唐代，下迄明清，毫不涉及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将之等同于“左派”出版品，实在有些硬性划“派”之嫌。
　

　　由于作品被禁，梁羽生在台湾始终是默默无闻，声名不彰。这与他在香港的鼎鼎大名，形成鲜明的反差。难怪有人替梁羽生鸣不平，说梁羽生受此“待遇”，实在不公！
　

　　那时台湾大街小巷中的武侠小说出租店内，偶尔，也能见到梁羽生武侠小说的盗版书，不过，印刷既差，又未经评介，所以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相比之下，金庸则幸运得多。他的作品进人台湾并正式出版后，很快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但台湾读者没能读到梁羽生的作品，毕竟是个遗憾。想当年是梁羽生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新天地，要了解新派武侠小说的全貌和精髓，岂能不读梁羽生的作品？！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历史在八十年代又翻开新的一页。
　

　　此时，随着海峡两岸紧张对峙关系的趋于缓和，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日益增多。同时，要求早日促成“三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在台湾，面对广大民众呼吁文化“开禁”的强烈要求，当局不得不在1988年1月宣布对大陆出版物实行“解禁”。虽说在此之前，来自大陆的出版品已以各种形式流人台湾文化市场，台湾当局的“解禁”，事实上只是承认一些既成的事实而已，但此举好歹是个进步──至少，大陆的一些作品可以在台湾正式出版了。
　

　　“解禁”之后，台湾各大报章竞相连载梁羽生的小说，台岛刮起一股“梁羽生旋风”。就连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为活跃版面、吸引读者，也为表示当局对“解禁”的实际行动，在副刊刊出了这位“左派”作家的武侠小说《还剑奇情录》。这让梁羽生感到十分意外，十分欣悦。
　

　　更使梁羽生意想不到的是，《中央日报》上连载的这部小说，是由台静农先生题字的。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和书法家，系台湾大学前中文系主任，也是梁羽生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看到这位业已八十高龄的老先生在报上为自己的小说题字，梁羽生颇有些意外之喜。
　

　　事后，梁羽生听熟悉台湾情况的朋友介绍，说是《中央日报》请出文坛名宿台静农为武侠小说题字，足见他们对推出梁氏作品的重视程度。
　

　　继《中央日报》之后，台湾的两家民营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分别连载了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和《武林天骄》。
　

　　台湾另一大报《民生报》连载的则是梁羽生的《飞凤潜龙》。该报同时刊出一篇由副总主笔陈晓林执笔的《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向读者介绍梁羽生其人其作。
　

　　文章中，陈晓林认为梁羽生的作品虽然才开禁，而金庸的小说在台湾流传已久，但事实上梁的作品与金的作品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此一评价，并不为过。
　

　　他还提到，由于梁羽生的作品以往全部列在台湾禁书目录上，使当地的读者只能看到金庸的作品，对于欣赏新派武侠文学的全貌而言，未免有“严重的遗珠之憾”。他为台湾读者如今终于有机会读到另一位武侠宗匠的作品而感到高兴。
　

　　谈及《民生报》转载的《飞凤潜龙》，陈晓林认为这部篇幅不长、内涵却极其丰富的小说，堪称“中篇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
　

　　陈晓林是台湾著名作家，也是金庸研究专家。他在报章上写的一系列的评价梁羽生小说的文章，对于扩大梁羽生小说在台湾的影响和普及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
　

　　“梁羽生旋风”中，台湾的《自由日报》不甘落后，于1987年12月25日到27日在该报《自由副刊》上，连载了旨在“介绍新派武侠大师”的《谁是梁羽生》一文。此文即梁羽生六十年代中期化名“佟硕之”撰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自由副刊》全文转载时，仍署名“佟硕之”，只是标题作了变动。
　

　　该文的小标题：“昔日看金庸，今日梁羽生”，对梁羽生的评价之高，颇引人注目。“编者按”继而指出，梁羽生是“现代派武侠小说的两颗巨星”之一，并预期“新的年度开始，‘梁羽生’三个字将成为爱好武侠的朋友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文推出后，《自由日报》随即开始连载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很是吸引了一批武侠小说迷。

　　四十年来，台湾报章以如此高的规格隆重推出一位武侠作家的作法，似乎绝无仅有。梁羽生获此殊荣，实在是因为他又为广大台湾读者贡献了一批武侠小说的精晶之作。
　

　　台湾本土武侠小说的发展，有一个从兴盛到消沉的发展历程。要理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台湾广受欢迎的原因，就不能不回溯这段历史。
　

　　六十年代中后期之后，武侠小说以其俊男美女的组合、离奇曲折的情节，以及与传播媒体的紧密结合，赢得大批读者，在台湾文坛呈一时之盛。尤其是古龙新颖、别致的武侠小说创作，更将台湾的武侠小说创作推向了高潮。
　

　　到了八十年代，由于古龙的早逝，也由于过分追求商业化所带来的创作程式化、庸俗化，代笔情形过于泛滥等等原因，台湾的武侠小说创作日渐消沉。充斥市面的所谓“武侠小说作品”中，有许多宣扬暴力、色情的伪劣之作。总的来说，既有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又能吸引读者的作品是越来越少。
　

　　而此时梁羽生小说的“解禁”，无疑是给日益疲软的台湾武侠小说创作，注入了一剂提神健骨的“强心针”。他的“出现”，不仅使众多台湾读者改变了认为武侠小说低俗、无品位的原有印象，而且也使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创作启示。
　

　　就此而言，“解禁”后梁羽生在台湾所受的礼遇，其实是一种迟到的礼遇──若不是遭禁，凭他的小说的艺术功力，他不可能直至八十年代末才在宝岛闻名。

　　八十年代是梁羽生的再次扬名期。期间，他的作品先是深入内地，得到亿万读者的喜爱，接着又受准在台湾正式出版，风行一时。自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已无“禁区”，可言。
　

　　这一刻，梁羽生足足等待了三十四年！
　

　　5．“登陆”台湾

　　“梁羽生旋风”在台湾刮起后，不但报刊争相刊登他的小说，而且也引起了最具群众效应的影视界的注意──
　

　　台湾“中视”抢先出手，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易名《天山英雄传》，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
　

　　台视亦不甘示弱，马上购买《萍踪侠影录》的改编权，将其般上荧光屏，据说收视率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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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不仅见诸报端，还上了荧光屏，隹独就是正式出版的书籍尚未出现。
　

　　对此，众多台湾读者很有意见。因为报刊连载不易读也不便保存，而电视剧又难以完全忠实原著，他们热切期望梁羽生的台版小说全集能尽快问世。

　　1987年11月10日，梁羽生与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正式签约，授权该社他的全部作品在台湾的出版事宜。
　

　　风云时代出版社对梁羽生作品的出版十分重视，他们调集人力、物力，很快印刷出版了《梁羽生作品集》第一批的四部作品，即《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云海玉弓缘》和《萍踪侠影录》，并预计于一年内将梁氏三十五部小说全部出齐。
　

　　接着，他们把先期出版的四部小说，交由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发行。后者于1988年1月18日，将这四部作品首度在台湾发行上市。
　

　　第二天下午，为配合梁羽生作品在台湾的首次出版发行，风云时代出版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邀请部分文学、戏剧界知名人士，在台北市五零一企业人广场会议厅，召开了一个题为“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为例”的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人士以长期遭禁的梁羽生武侠作品的出版为例，就“解禁”以后的大环境对当地文学、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了研讨。讨论中，他们给予梁羽生的作品以高度评价。
　

　　《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认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问世，可见已到了将“武侠小说研究学术化”的时候，因此，应该有专人来研究并撰写武侠小说发展史。言中之意，对梁羽生的作品评价甚高。
　

　　作家司马中原也高度称赞了梁羽生严肃的写作态度。他说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将“侠中见儒”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民生报》副总主笔、作家陈晓林则称自己很喜欢梁羽生的作品。原因在于梁氏的作品，是对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正统皇朝历史的另外一个诠释，是自“去中心化”的角度出发的作品。他觉得梁羽生于正统皇朝之外，借用历史人物，或历史上没有的人物和故事，去否定、批判、嘲笑正统皇朝许多史实的创作手法，具有“去中心化”、“去主体化”的“后现代”意味。这一见解，很是新颖。
　

　　最后，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总经理崔静文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率先推出一系列的梁羽生作品集，就是要肯定他的文学价值，同时提供给读者一个新派武侠的“真面貌”。
　

　　需要一提的是，梁羽生事先得知要召开研讨会的消息后，对于台湾文化界能以他的作品为例，举办慎重而有意义的研讨会，感到非常荣幸。他托崔静文转达对各位与会者的问候，并预祝“中视”的《天山英雄传》旗开得胜。
　

　　研讨会结束后，台湾的《联合报》、《民生报》、《自立晚报》等大报纷纷报道了研讨会的消息，无形中为梁羽生作品集在台湾的首次发行大造了声势。
　

　　继作品“登陆”台湾后，梁羽生于1988年7月下旬首次访问了台湾。
　

　　他参加了一个由《中央日报》副刊主办的“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座谈会，畅谈武侠小说的创作和理论。参加座谈的“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孙同勋、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作家黄凡、陈晓林等多位学者，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赞成梁羽生“武侠小说应归属于文学领域”的意见。
　

　　在台北，他“以文会友”，与台静农、高阳等学者作家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基础较好，不乏对武侠小说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学者。因此这次梁羽生在台北因武侠小说之缘而结识的新朋友中，有对武侠小说的知识非常广博的学人，谈起武侠小说来头头是道，令他受益匪浅；也有对他的武侠小说比他还更为熟悉的作家，他们对梁氏作品评论之中肯，使梁羽生心服口服。
　

　　为欢迎梁羽生的初次访台，台湾《联合报》专设了宴会。酒席上，梁羽生与台湾“联圣”张佛千相识。张佛千虽八十有五，但很喜欢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再加上对梁羽生写的联话颇为欣赏，所以毫无文学前辈的架子，与梁羽生切磋“武艺”和“联艺”，交谈甚欢。
　

　　第二天，张佛千亲笔书写了一副嵌名联，裱好了托专人送给梁羽生。联云：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石通灵。

　　并有题序云：“羽生先生为武侠说部千百万言，天下传诵，奇肆诡变，引人人胜，窃慕已久矣。顷喜其自港来台，得接杯酒之欢，又读其近作谈联之文中，引余为孙立人将军作郑成功祠长联，喜制小联为赠。借博方家一粲耳。”
　

　　张佛千的赠联，给予梁羽生的创作很高评价。联中的“生公”，姓魏名道生，是南北朝时梁朝的高僧，传说他向顽石说法，说得石头都点头。张联将梁羽生比作“生公”，是赞其作品深入人心的艺术魅力。此后，有人便循张佛千之称，直接将梁羽生呼作“生公”了。
　

　　得到文学前辈的夸赞、奖掖，梁羽生自然是特别感激。长期以来，他认为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是蹉跎岁月的遗憾，至此终觉释然。
　

　　这副赠联，梁羽生后来写成《喜获张佛千赠联》一文，收入他自己的《名联谈趣》一书，以表当时收到“联圣”赠联的欣喜之情。
　

　　初访台湾之行，台湾文化界的盛情厚谊，给梁羽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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