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误闯武林

　　五十年代初，梁羽生在《大公报》里的心情是舒畅而欢快的。
　

　　他既当编辑，又做记者和栏目主持人，整日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他所感兴趣的，再加上和上司及同事们的关系也处得甚好，所以他觉得干得十分顺心。
　

　　那时他还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身边常有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伴，他们或闲聊，或下棋斗酒，因此业余时间很少会感到无聊。
　

　　这伙年轻人中，金庸是与梁羽生志趣较为接近的一个。他们都对文史之学有兴趣，也都爱下棋和写棋话，只不过金庸多了一些对电影、芭蕾和外文的兴趣。
　

　　业余时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下围棋，更多的是坐在一块海阔天空地闲聊。话题固然很多，但最让他们谈得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金庸和梁羽生一样，也是个武侠小说迷，平日爱读白羽和还珠楼主的作品。每每读了一部后，总爱找梁羽生交流心得。正好梁羽生也是个善聊之人，最喜和别人侃武侠小说，于是两人凑在一起谈武侠小说，常常口若悬河地聊得收不住，可谓颇有共同语言。
　

　　他们谈得最多的是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读得多，读得细，所以堪称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光是他们平日在一起闲聊的有关内容，便足以编成两本厚厚的研究专著。
　

　　但是聊归聊，他们从未想到过要去写武侠小说研究文章，更没料到自己也会去写武侠小说。当时，武侠小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业余的阅读爱好，他们不曾想到将来会靠写武侠小说成了气候，甚至双双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世上的巧事真多！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梁羽生和金庸，他们大学期间的专业均不是文史之学，前者念的是经济，后者读的是国际法；他们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达香港，同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任职，是天天都要见面的同事；他们有同好，都爱对弈，写棋话，也喜欢读、喜欢谈武侠小说……如此多的巧合发生在他们身上，难道是上天的安排？
　

　　梁羽生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他谈武侠小说时豪气干云，崇侠尚武之情溢于言表，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巴士挤一点便会脸色刷白，出一身汗的文弱人。
　

　　可能是觉得自己过于文弱，梁羽生曾经跟武师何小孟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只是后来疏于习练，很快忘得一干二净。倒是何小孟那性情豪放、文思敏捷、嗜酒善诗的夫人唐煦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其笔下江湖侠女的原型和模特。
　

　　因此，即使有了三个月的“学武”经历，到头来梁羽生仍是个根本不会武功的人。日后他写武侠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验证了武侠文学创作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武功盖世的未必有写盖世武功的才力；写盖世武功的，未必真的是武功盖世，甚至不懂武功也可以。
　

　　应该说，这段时期的谈武说侠，为梁羽生今后的武侠小说创作，积累了心得，汇聚了素材。若不是有了这方面的精神和阅读准备，他日后仓促上阵写武侠小说能获极大成功，便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有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常常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前途。
　

　　梁羽生就是如此。他在《大公报》当文艺编辑时，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广阔天地里，本是可以纵马驰骋了。不料1954年初那场著名的拳师比武，这件本与他毫不相关的事情却突然改变了他事业的舵向。
　

　　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恰是拳师的这一“打”，打出了梁羽生这位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也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九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说起这件拳师比武往事，还颇有些旧闻。
　

　　1952年初【私家侦探注】，平静如水的炉峰山下，突然有一项比武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

　　【私家侦探注】：应为1954年初。

　　原来，当时香港武术界辈分较高、年纪较大的太极派掌门吴公仪，被少壮的白鹤派掌门陈克夫冲撞，于是这两位本就囿于门户之见、互不服气的掌门人开始在报上以文字骂战，各说各的功夫好，谁也不肯让谁。笔战难分胜负，他们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决定订个日子比武决雌雄、分高低。
　

　　由于香港禁止打擂，他们之间的比武，只好相约到澳门新花园摆擂台一决高下。
　

　　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香港报界自然不会错过，纷纷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消息传出，香港市民个个翘首以待，十分关注。
　

　　1954年1月17日，擂台比武如期在澳门新花园举行，澳港两地的人们争相拥看。
　

　　以那天比赛前《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可见比武当天澳门新花园盛况空前，而且“高庆坊”和“快活楼”等赌场也借机大发了一笔横财。
　

　　谁知擂台比武远不如人们想像中的那般轰轰烈烈。擂台摆开后，吴、陈两位掌门人交手不到三分钟，太极派掌门的一记老拳，便将白鹤派掌门的鼻子打破，鼻血“唰”地流了出来，裁判赶紧叫停。结果这场擂台比武，前后不过三分钟便以和局终场。
　

　　然而这三分钟，竟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一潭死水似的香港社会炸开了。“吴、陈比武”事件，经过香港各报的大肆渲染和添油加醋，一时成为人们在大街小巷、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头等话题。
　

　　事情假如就这样过去，梁羽生也许就不会“仗剑入江湖”了。他无意间的“闯入”武林，纯粹是因为一位报人由“吴、陈比武”而引发的奇思妙想。
　

　　这位报人便是当时《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
　

　　罗孚原名罗承勋，另有笔名“柳苏”，是香港新闻界的资深报人。“吴、陈比武”事件前，他所在的《新晚报》使足气力加以报道，该报所出的有关比武的《号外》，更是瞬息间便被一抢而空。看到比武事件引起的社会轰动，罗孚颇受震动。
　

　　到了擂台比武的当天，罗孚看到市民中高涨的擂台热，忽然心血来潮，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如此痴迷热衷，何不趁此比武热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满足这许多好勇斗狠的读者？这岂不是争取读者，增加报纸销路的绝好一招？
　

　　罗孚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报人。一有想法，赶紧找来编辑部的几个人商谈。见大家都认为此法可行，他决定趁热打铁，立即行动。
　

　　如此，罗孚不经意间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也将梁羽生推上了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的宝座。

　　罗孚有推出武侠小说连载的想法，并非凭空而生。他知道《大公报》和《新晚报》里，有一班“武侠迷”，平日爱唾沫横飞地大谈武侠。尤其是梁羽生和金庸，谈起武侠小说来经常是眉飞色舞的。他想，若是能让这班“武侠迷”变谈为写，连载武侠小说并非难事。
　

　　他首先想到的是报社里公认的青年才子梁羽生。
　

　　然而不出他的所料，梁羽生对他的邀稿婉言谢绝。理由是对武技一窍不通，写小说也还是破题儿头一遭，实在毫无把握。
　

　　其实这些都只是梁羽生的托辞。他真正的顾虑，源于当时人们对武侠小说的一些偏见。
　

　　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也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而香港报刊上虽然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但水准很低，文字半文半白，缺乏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和写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更别说欣赏趣味较高的梁羽生了。
　

　　于是，梁羽生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自己是个堂堂大报的文艺编辑，又志在从事正统文学研究，即使是爱好，也不便涉足此道。况且自己正忙着编副刊，主持一个很成功的信箱，岂能拿着自己的声誉去冒险？
　

　　面对罗孚不依不饶的“逼稿”，他终于忍不住，反而劝起罗孚来：“罗总编，你岂不知香港有点地位的大报，是根本不会登武侠小说的？……若登了不人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
　

　　罗孚听罢，当即表示：“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文统，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新晚报》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
　

　　在罗孚的“软硬兼施”下，梁羽生终于被“说服”了。但他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
　

　　也许是怕梁羽生反悔，罗孚把心一横，来了招“先斩后奏”，索性在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一则“武侠小说将于明日见报”的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
　

　　到如今，梁羽生真的是骑虎难下，逼上梁山了。他只得连夜赶写，以图交差。
　

　　由于头一天见报的小说还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构，于是梁羽生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应付第二天的见报。
　

　　次日，也就是1954年的1月20日，他仓促上阵，以“梁羽生”为笔名写的《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问世了！
　

　　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写，竟是整整三十年！
　

　　就梁羽生和罗孚而言，他们之间的约稿，写稿，是编辑部的常事，当时并未当成一回事。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居然成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派武侠小说从此诞生了。
　

　　有意思的是，由于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笼”有些突然，后来就有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说。有的说这件事之前，香港当地的某些人物曾经作过讨论，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并决定由《新晚报》先行发表，作为尝试。更有离奇的传闻，云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策人是廖承志……
　

　　其实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一切完全是出于偶然──假如没有“吴、陈比武”事件，假如不是罗孚忽发奇想，拉人“助阵”，恐怕梁羽生就无机缘“闯”人武林，而新派武侠小说也就无从产生了。
　

　　当然，因偶然而产生的深远影响，梁、罗两位当事人当时是始料不及的。
　

　　2．一炮打响

　　万事开头难。梁羽生初写武侠小说，并不像后来人们所说的是笔走龙蛇，无痛分娩，而是费尽思量。
　

　　虽说他在中学期间就已发表作品，大学期间也是词作、随笔迭出，赴港成为报人后，更是整日与文史随笔打交道，但写武侠小说，毕竟是初试身手。他知道，读归读，喜爱归喜爱，真要动手撰写武侠小说，没几下真功夫还真不行。
　

　　读多了武侠小说之后，他深知武侠小说较其它类型的小说更为难写。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故事必定发生在古代，历史知识绝不可少；小说中的侠客经常到处飘泊，行走江湖，而每个地方各有特色，那地理知识也须懂得；武侠小说都用回目，开头结尾有诗词，所以对文学、对联也应有研究；而要深入刻画人物心理，就要通晓心理学，如弗洛伊德等的学说……武侠小说内容中的诸多因素，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素质要求，没有多方面的学识修养，要驾驭武侠小说是比较困难的。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考虑到自己不懂武技，因此动笔时，梁羽生确实感到很为难。
　

　　这时，“逼”他写稿的罗孚提出了宝贵意见，建议他尝试采取西方文学手法，重视人物性格，描写心理思想、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
　

　　罗孚的想法，与他的不谋而合。他觉得自己反正受旧的武侠小说的影响比较少，倒不如用一些新的东西，诸如近代文艺的写作手法等掺进去，这样或许有出奇制胜，脱人窠臼的效果。
　

　　此时，长期的阅读积累，尤其是对西方文学赏鉴的心得，对梁羽生武侠小说处女作的问世，起了极大的作用。
　

　　梁羽生以文艺之笔试作武侠小说的初作，名为《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上，连载了近七个月。
　

　　这部小说共十二回，前有楔子，后有尾声。小说从大黑河畔的老尼姑柳梦蝶空山夜话、忆想当年写起，叙述了太极门柳剑吟、娄无畏、左含英、柳梦蝶、丁剑鸣、丁晓等人参加义和团，反对清廷统治，抗击外族入侵的经历，以及他们与投靠清廷的武林败类的争斗和柳、左、娄三人的爱情故事。
　

　　比较他日后的武侠小说而言，《龙虎斗京华》并不成熟，只能说是一部实验之作，其中难免留有许多旧武侠小说的痕迹。
　

　　例如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并无多大创新。像太极丁三太极拳、太极剑、金钱镖的绝技，娄无畏豹头环眼虬髯的造型，以及娄无畏远赴辽东学习鹰爪拳、擒拿手，太极掌门丁剑鸣镖银被劫、镖旗被拔等情节，都是出自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系列。
　

　　又如小说的表现手法，仍沿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叙事观点也是传统说书人的全知型观点，像“列位看官”、“按下再表”、“此是后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旧武侠小说的套话，通篇皆是。
　

　　但假如我们不对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初作过于苛求的话，我们会发现，《龙虎斗京华》因为有意识地掺入了新文艺的笔法，因而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世界里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文内有武有文，情节丰富；所叙述的史实，所描绘的山川，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证；小说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被作者以细腻的文艺手法加以深入的刻画……
　

　　由于《龙虎斗京华》与当时一般武侠小说那种马虎的态度和草率的笔法迥然而异，写法之“新”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一经连载，读者反应奇佳，连平素不大爱看武侠小说的读者也反响热烈。
　

　　本来梁羽生的撰作武侠小说，颇有些被“逼上梁山”的味道。他也只想写完这篇小说应付了事，从此不再涉足此道。然而由于读者要作者添写的要求纷至沓来，报馆便一定要他继续写下去。欲罢不能，他只能继续写下去了。
　

　　看来，事情的发展远不是他预想的那样。

　　《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时，署名“梁羽生”。此后，作者的所有武侠小说，概用这个笔名。
　

　　说起“梁羽生”笔名的由来，众说纷纭。因为这一笔名，不似查良镛的笔名“金庸”，是将“镛”字一分为二，甚好解释，而作者本名陈文统，似乎与“梁羽生”毫无联系。
　

　　有人认为他取名“羽生”，是因为佩服《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至于“梁”，则取自他曾用过的笔名“梁慧如”。此类的猜测不一而足。
　

　　也许，这些都只是旁人的猜测而已。梁羽生有一次在回答别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询问时，曾经指出自己取名梁羽生，绝对不是为他人所影响的；他说自己的确受到白羽写实风格的影响，但“羽”字相同，仅是巧合。
　

　　不知梁羽生为何要矢口否认笔名与白羽的关联。或许，这个日后声震文坛的笔名，真的出自偶然？
　

　　定居港岛后，梁羽生先以“梁慧如”、“冯瑜宁”、“李夫人”等笔名撰写文史随笔和杂谈，其陈文统的真名渐不为人所知；后又以“梁羽生”笔名撰写武侠小说而名声大噪，他的真名就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于是，“梁羽生”仿佛替代了“陈文统”，成为他的真名。日后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说起“梁羽生”，几乎人人皆知，但若提起“陈文统”，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此君是何许人也。
　

　　在真名被笔名所湮没这点上，梁羽生与金庸的遭遇何其相似。

　　梁羽生写《龙虎斗京华》一炮打响，但他心中始终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那段时间，一些欣赏其文史才华的熟人见了他，常用一种颇感可惜的语调对他说：“文统，你，──怎么写起武侠小说来了？……”
　

　　对此，他只能闪烁其词，答非所问。
　

　　有时，收到老同学的来信，他总怕是别人见了他的武侠小说，写信来骂他的。因为他们在大学同学时，都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他唯恐老同学们得知他写起武侠小说这种“低俗之作”，会深感失望。
　

　　梁羽生的这种隐讳，绝对与长期以来正统文学对武侠文学的轻贱有关。尽管他对武侠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但传统的文学观念仍对他有所影响，使其视武侠文学为创作禁区。
　

　　也就是说，他读归读，喜欢归喜欢，不过真要去写武侠小说，还是有所顾虑的。
　

　　这种顾虑．其实在前辈武侠小说作家身上早有表现。
　

　　由于武侠小说历来在正统文学的王国里被视为贱民的等级，毫无地位可言，因此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名家大多耻于谈及自己的成绩。他们几乎都觉得自己是误入歧途，堕入了像娼妓般的卑贱的职业行当。
　

　　比如梁羽生最为倾慕的武侠名家宫白羽，虽创作成绩斐然，却把自己为生计撰写武侠小说当作终身耻辱；还珠楼主也公开检讨自己的“著书只为稻粱谋”；郑证因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居然也称“我写的这个不叫玩艺儿”；王度庐则更认为自己是“难登大雅之堂”……
　

　　这些武侠名家的“自惭形秽”，恰恰反映出中国文化史正统文学歧视非正统文学的可鄙传统。
　

　　梁羽生自然不能免俗。他当时虽反感这种可鄙传统，却无力抗争，且害怕它的延续力量。因此，尽管《龙虎斗京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却从不向别人道及自己就是该部小说的作者。
　

　　有一天，他的朋友，香港著名诗人舒巷城去看他，正碰上他患感冒。便陪他一起到中环的一家医务所去。
　

　　路上闲谈中，舒巷城说起最近引起轰动的那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两人就此扯开了话题。聊着聊着，梁羽生无意中说漏了嘴，舒巷城顿有所悟，急忙问道：“你？可是？……”
　

　　梁羽生回过神来，却只是笑而不答。
　

　　舒巷城是了解梁羽生的。见梁羽生默认了，也就不再追问。
　

　　舒巷城知道，梁羽生这“笑而不答”里，分明有一丝得意，一丝困窘……

　　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中，《龙虎斗京华》只能算是一部急就章、不成熟的作品。但通过该部作品的写作，梁羽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而确立了他今后创作的努力方向。
　

　　写《龙虎斗京华》，他遇上的头一个难题，便是描写武技闹出了“笑语”。
　

　　众所周知，武侠小说虽然应该以“侠”为主，“武”也是不可少的。梁羽生只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对古代兵器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因此对于小说中的武技描写，他实在难以应付。
　

　　《龙虎斗京华》中，有一处地方写到判官笔。判官笔他根本没有见过，怎么写？只好翻出几本旧的武侠小说，参考前辈名家的写法，稍作夸张出之。
　

　　谁知这段内容刊出后，立刻就有武林行家找他发问：“照你这样说的来使判官笔，非但根本刺不着对方的穴道，反而会弄伤自己！”
　

　　碰了这个钉子，他开始涉猎一点有关古代兵器的知识。哪知不涉猎还好，一涉猎，更有难以下笔之感！
　

　　原来，中国古代兵器名目繁多，岂止“十八般武艺”。仅以武侠小说中侠士最常用的剑为例，就有单剑、双剑、长剑、短剑之分，使用方法，因其形式不同而有区别。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铸的剑，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倘若要得到更多一些有关剑的知识，就必须博览历代的“论剑”之书了。
　

　　如此浩瀚的兵器知识海洋，的确令梁羽生望而却步。
　

　　他转念一想：如果要按照各种古代兵器的不同特点如实描写，一招一式都有根有据的话，会得到什么效果？只怕未得专家的称赞，就先让读者讨厌了。因为小说的创作和学术著作毕竟有所不同，毋须那么言之有据的。
　

　　既然小说中对武技的完全写实既不可能，又会“吃力不讨好”，梁羽生只好由“写实”改为“写意”，开始“自创新招”了。
　

　　由于完全不懂技击，他着重写意的“自创新招”，只能是从古人的诗词中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他就把它当作“剑法”中的招数，前一句形容单手剑向亡方直刺的剑势，后一句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
　

　　此种写意的“自创新招”，既富有创造性、形象性和美感性，又不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可谓武技描写的两全齐美之策。它日后成为梁羽生武技描写的特色之一。
　

　　梁羽生写《龙虎斗京华》的第二个心得，就是发现自己适宜走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他写《龙虎斗京华》的时候，正是“写实主义”一统大陆文艺江山的五十年代。他在“左派”报纸工作，难免不受影响，于是写起武侠小说来，自然决定走白羽“写实”的路子。
　

　　但写完该小说后，他终于明白“写实”的路子并不适合他。因为采取“写实”手法，必定要有生活的体验。像白羽，做过苦力、小贩、校对、编辑，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故而写世态人情得心应手。比较之下，自己出身于富户读书人家，一出校门，就入报馆，如此平淡经历，写一两部武侠小说或许还勉强可以“藏拙”，若再写下去，恐怕就难以为继了。
　

　　考虑至此，他觉得既然报馆非要他写下去不可，就只有改弦易辙，由“写实”而转为“浪漫”了。
　

　　人贵有自知自明。梁羽生此举，无疑是为自己“号”准了脉，选择了一条适合自身条件的创作路子。
　

　　他写作《龙虎斗京华》的第三个发现，便是肯定了自己在历史和诗词方面的“偏嗜”。
　

　　《龙虎斗京华》问世后，读者对其浓郁真实的历史氛围描写评价甚高。这里，作者扎实的历史学底子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在写作中试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从而赋予武侠小说鲜明的历史性。
　

　　这一迥异于旧武侠小说的创作特色，因为得到广大读者和行家的肯定和称赞，梁羽生从此将之保留下来，成为其创作上的一大法宝。
　

　　而诗词的成功运用，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它使武侠小说在“武”与“侠”描写之外，增强了文学欣赏性，从而渐趋典雅。
　

　　我们不妨说，《龙虎斗京华》中确立的诗词特色，以后简直成为鉴别梁氏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
　

　　如此看来，《龙虎斗京华》虽算不上是成熟之作，甚至作者也称对其“不满意”，但客观地说，它已经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创作道路，确立了一个不低的起点。
　

　　3．奠定新派

　　读过《龙虎斗京华》后，许多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有种同感。那就是这篇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呈现出一番新的气息和风貌。
　

　　熟悉现代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作为通俗文学主力军的武侠小说，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兴盛期，成为当时民间最有势力与魅力的大众读物。
　

　　例如三十年代，北方文坛就崛起了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影响颇大的“北派五大家”。其中，以还珠楼主为代表的“奇幻仙侠派”，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为一炉，奇思妙想，包罗万象；以白羽为代表的“社会写实派”，则写尽人情冷暖，反讽社会现实；另有郑证因的“帮会技击派”，王度庐的“悲剧侠情派”，朱贞木的“奇情推理派”，都各有特色，妙笔纷披。
　

　　不过就总体而言，本世纪初这些随白话文学而流行于中国大陆的武侠小说，只能算是传统侠义小说的延续和深化，不仅观念滞后，语言陈腐，而且单纯重视情节叙述，显得情节散漫，题材芜冗。
　

　　就此而言，《龙虎斗京华》之“新”，首先表现在梁羽生采用了新文艺的观念和方法，注重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是“说故事”而已。
　

　　譬如这部小说一开始便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它的艺术追求。对小说的主人公丁剑鸣的形象描写，运用了肖像描写、对话描写、心理描写等诸多手法。可见，作者在这里，已经克服了“旧”武侠小说将故事情节视为核心因素甚至唯一因素的弊病。
　

　　《龙虎斗京华》之“新”，还表现在全“新”的历史观上。尽管它叙述的是古代的故事，叙事语言也较为古朴，但从中流露的，却是一种新的意识，新的价值观念与新的追求。
　

　　大家知道，武侠小说借历史写武侠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以往武侠小说描写历史背景之中的侠客的活动，都以官府为正义的一方，或描写侠客们扶持清官剿匪办案，或劝诫世人分清善恶、精忠报国。
　

　　《龙虎斗京华》则不然。作者直斥官府的腐败、朝廷的昏庸，却将肯定和同情赋予反官府、反洋人的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一种新的进步的历史思维。这一进步的历史观，后来被新派武侠小说家普遍接受和运用。
　

　　可见，《龙虎斗京华》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古色古香的民族传统，但在内容上又加入了活灵活现的现代精神观念与技法。它说的是古代的故事，所表达的却是现代人的审美精神。它运用的是古老的文类，却又以新文艺的方法原则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现代文艺的时代特征。
　

　　因此，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产生的一个标志，《龙虎斗京华》的审美追求和特性，无疑为新派武侠小说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新派武侠小说也就无从谈起了。

　　《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后，轰动一时，人人争读，致使《新晚报》销路大增。
　

　　《大公报》等报见了，也开始催梁羽生写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的同时，也成了各报的“抢手货”。
　

　　不久，由于梁羽生实在“分身乏术”，不能满足更多报社的需求，有人便想出推出新人，既满足读者需要，又让“武林”更热闹的一招。
　

　　他们首先想到的人选，便是与梁羽生同为武侠迷的金庸。
　

　　金庸本来就是位能文之士，见平日与自己闲侃武侠的“梁兄”，如今写武侠小说大获成功，不由心痒难忍，跃跃欲试。正巧有人找上门来，他自然乐得一试身手。
　

　　于是在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梁、金的武侠小说一纸风行后，港、澳、台及海外各大报刊纷纷效仿《新晚报》的作法，竞相刊载武侠小说。此风很快对小说创作界产业了影响。改弦更张、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者日益增多，进而在港、澳、台及海外形成一个人数可观的武侠小说创作群──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形成了气候。
　

　　如此看来，梁羽生对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实有开创之功。

　　由梁羽生开宗立派的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非常重视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表达方式，而不再将其视为不人流的游戏之作。
　

　　新派武侠小说之“新”，新在结构严谨、节奏明快；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新在文字清新活泼，善于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及情节。
　

　　旧武侠小说的最大弊病是语言陈腐，形式单调。虽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朱贞木等武侠名家活跃一时，风靡大陆，但到了四十年代，由于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整个武侠小说界便显出停滞消沉之态，甚至到了不屑被一些自命为大报的报纸刊登的地步。
　

　　而梁羽生无心插柳之下创立的新派武侠小说，彻底扭转了武侠小说逐渐式微的命运，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新境界。
　

　　更为重要的是，新派武侠小说所呈现的新气象，使之变得雅俗共赏，由此掀起了后来涌动港台新马文坛的武侠热潮。
　

　　必须指出，新派武侠之所以在香港得以产生和发展，除了写作环境自由、新闻出版业发达等特定的文化背景外，还有诸多社会因素。
　

　　其中之一，便是都市生活的节奏紧张，引发了人们对武侠小说所描述情境的向往。比如五十年代初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人们的工作强度很大，每日过着早九点上班，晚五点下班的刻板生活，心情极易郁闷。而且周围的建筑都是些高楼大厦，密密匝匝的，好像大森林般，压得人们心胸里似乎透不过气来，因此，生活在都市里的香港人，极为向往那辽阔、清爽的肥美大地，向往那险峻、浩荡的名山大川。可是在他们现实生活的圈子里，这些却是压根儿也找不到的。而新派武侠小说海阔天空，不受时空限制，一下子把读者带到南中国海的一个怪岛上去历险，一会儿又把读者送到天山之巅去采摘雪莲。这样，过腻了“朝九晚五”的香港都市人，仿佛从新派武侠小说的世界中，发现了一块奇异的新天地。
　

　　另外，新派武侠小说所着重描写的友情与爱情，也对都市读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在喧嚣都市中，如真诚、挚爱的友谊，如纯洁、持久的爱情，这些都已是难以寻觅了。所以，都市人对这种人间真情满怀憧憬之情。一旦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寻见了，他们对新派武侠小说的钟爱与欣赏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此看来，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除了罗孚的催生，梁羽生的披挂上阵外，还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为基础。否则，梁羽生纵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无力把新派武侠小说推上时代文学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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