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下投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苦难终告结束，华夏神州举国欢腾。
　

　　梁羽生闻知消息，欢呼雀跃，喜极而泣。
　

　　此时，他在家闲居已近两载。
　

　　抗战胜利，简又文也要返回广州了。“人生自古伤别离”，师生即将分离，梁羽生的依依惜别之情，难以尽述。
　

　　通过一年多的观察和了解，简又文对梁羽生这位学生的学识和人品都非常欣赏。他考虑到国难已过，梁羽生再在乡野耽搁下去，恐怕会被埋没，于是与陈信玉、陈文奇商量，劝他们让梁羽生投考自己的母校──广州岭南大学。
　

　　陈信玉、陈文奇对梁羽生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早就希望梁羽生能考人大学继续深造，进而在外磨练、闯荡一番。只是因为战乱所阻，这一计划耽搁了近两年。
　

　　而今抗战胜利了，梁羽生的就学问题自然摆上了议事日程。他们知道简又文是岭南的校友，又与岭大校长李应林是老友，肯定较熟悉那儿的情况，若梁羽生去岭大投考就学，简又文定能在多方予以照顾。因此，他们也早有让梁羽生投考岭大的想法。
　

　　没想到简又文主动提出了这个建议，陈信玉和陈文奇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梁羽生知道此事后，也甚为兴奋。三年的桂林中学生活，早已使他学会了独立自强。在他心目中，顾恋小家的燕雀最无出息，而志存高远的鸿鹄则是最需仰慕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渴望到更大的天地里去磨练自己，提高自己。
　

　　1945年9月26日，梁羽生随简家同行，顺蒙江下行返粤。临行时，陈信玉、陈文奇率全家男女老幼来江岸送别。
　

　　经过一年多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生活，陈家与简家已结成深厚的友谊。两家恋恋不舍，洒泪而别。
　

　　船拔竿启程了。梁羽生与简家老小站在船尾，挥手与众人道别。
　

　　船离江岸越来越远，梁羽生仍伫立船尾，望着远处渐渐模糊的家人身影。想起家人的千叮咛、万嘱咐，两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悄悄滚落……
　

　　从此，梁羽生离乡求学工作，直到四十二年后的1987年，他才归乡省亲。从二十一岁到六十三岁，这段与家乡的阔别，他当时或许并未预料到。

　　去广州的一路上，简又文夫妇对梁羽生关怀备至，细心照顾，令梁羽生毫无离家的感觉，初时的惆怅一扫而空。
　

　　途中，梁羽生因水土不服，不小心得了急性痢疾。他捱了几日却丝毫不见好转，人却急剧消瘦，眼见得病情加重，人虚脱得厉害。
　

　　见此情景，爱徒心切的简氏夫妇焦急万分。一开始他们尽力照顾梁羽生的起居和饮食，后来估计他患的不是普通痢疾，赶紧取出美国出产的“迈仙”新药，帮梁羽生服下。这种“迈仙”进口药，市面上少见，价格奇贵，是简夫人从香港九龙好不容易买着的。出来逃难后，简夫人视之为“救命仙丹”，如珍宝般藏于裤腰带，以备家人得病时救命急用。当时，简夫人腰间只剩下两粒，他们慷慨取出此药为爱徒治病，是将梁羽生视为己出，看作一家人了。
　

　　所幸，梁羽生福大命大，和着恩师夫妇的爱意服下药后，很快就痊愈了。至此，简氏夫妇才稍感宽心。
　

　　于是，简氏夫妇对梁羽生除了授业之恩外，亦添了一段救命之恩。
　

　　自广西去广东，沿江途经梧州、肇庆，都是些千岩竞秀，风光旖旎的好地方。头一次远行出省的梁羽生，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病愈后，他常常伫立船头，一边遥想未来，一边眺望两岸的秀丽景色。词兴飞扬之际，便忍不住吟诗作词一番。
　

　　船沿西江出珠江口时，他填了一首《木兰花慢》。词云：

　　谢西江万顷，泻珠海，送归船。尽洗涤风沙，冲残尘迹，愁郁都捐。离乱惯闻鼙鼓，听潮声，犹似警频传。八载沧桑历劫，浪花淘尽华年。　　波心月影荡江圆，照彻旧山川。问洪杨故迹，至今遗几，不付秋烟？百年难得逢知己，避荒山，冶学发幽潜。吩咐轻舟且慢，待君遥望金田。

　　该词无疑是对一年多乡居生活的总结。词中既有对抗战胜利、苍生得救的欣慰，也有对随名师知己在荒山治学发潜经历的庆幸，通篇洋溢着乐观、豪迈的气概。
　

　　后来，这首词发表在广州的报纸上，成为梁羽生青春岁月的一段自注。

　　一程又一程，梁羽生及简氏全家终于平安抵达广州。
　

　　一到家，简又文便将梁羽生安顿在自己家中，并嘱咐家人小心招待。梁羽生住在简家，倒似住在自己家中，衣食无忧。
　

　　为不辜负简氏夫妇的厚意，梁羽生顾不上去游览广州胜景，就一头扎进书堆，闭门不出，潜心备考。
　

　　考试如期而至。梁羽生满怀信心，踏入岭南大学考场。等到放榜时，梁羽生果然榜上有名，被岭大化学系录取。
　

　　扎实的中学学习储备，加上在家近两年的潜心治学，使得梁羽生的考入岭大，并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他的兴趣向来在文史，投考岭大时，他却选择了化学系，一年后又转学经济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费解。
　

　　或许，是家人长辈的意愿和对将来择业的考虑，以及当时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实业救国”思潮，决定了这位未来小说家踏人大学校门的最初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文坛上的许多知名作家，在正式从文前均有一段并不从文的学习经历。像鲁迅学的是医科，郁达夫学的是经济……梁羽生的人生经历，与他们何其相似！
　

　　也许，这正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学文的未必一定能成为作家，而不学文的未必不能成为作家……
　

　　梁羽生考入岭大后，简又文念及逃难期间陈家对自己全家的无私援助，在多方给予梁羽生帮助。
　

　　简又文的父亲生前曾向岭大捐赠过一幢五层大楼，每年—租金可供十名大学生的学费。岭大规定简又文有权支配其中的五个名额，也就是说简又文每年可任意资助五名岭大学生免费就学。这样，简又文就将该年其中的一个免学费的名额，留给了梁羽生，聊以报答陈家对自己全家的大恩大德。
　

　　另外，简又文还将在蒙山避难期间借用陈家的花费，全部交给梁羽生，作为他大学四年的生活费用。
　

　　在梁羽生的一生中，恩师简又文对他的影响和帮助不可谓不大。正是简又文的资助，使得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里，能够静心读书，专事学问，为将来的编辑和写作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此，梁羽生在岭大开始了四年充实而紧张的大学生活，并与岭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2．岭大求学

　　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文化城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广州是教育革新早，兴办新式学校规模大的主要城市之一。
　

　　坐落在广州南郊康乐园，依傍珠江而建的岭南大学，既是中国近现代久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也是中国创办较早的大学之一。在这里，梁羽生留下了四年青春的足迹。
　

　　岭南大学的前身是广州格致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美国在华牧师香便文（B．C．Henry）和哈巴·安德（A．P．Happer）先后倡议筹办，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开办，哈巴·安德任监督兼管教。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安德回国，停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格致书院纽约董事局派牧师尹士嘉任监督，重新开办格致书院，院址迁四牌楼（今解放中路）福音堂。次年，迁花地萃香园，聘钟荣光为国文总教习并负责教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书院迁往澳门，更名为岭南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堂再由澳门迁回广州康乐园。1912年更名为岭南学校。1914年扩办为岭南文理科大学，这是岭南大学的开始。
　

　　1921年，岭南大学摆脱设在美国纽约的董事局的控制，收回自办，由钟荣光任校董事会主席和首任校长，渐渐发展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抗战期间，岭大由李应林校长主持，先后迁往香港及粤北，使办学始终不曾中断。抗战胜利后，岭大重新迂回广州原址。梁羽生正是此时考入岭大的。
　

　　岭南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几个记录值得一谈。
　

　　首先，她是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高校；其次，她的首任校长钟荣光，是中国教会大学中的第一位华人校长；再者，因钟荣光的努力和奔走，开了中国高校接受华侨资助的先例，由此使该校比其他教会学校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华人色彩。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岭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现实、远离政治的办学倾向。二十世纪发生在广州的诸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岭大均较少参预。不过相对来说，这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从容的学习环境。
　

　　在岭大的四年里，梁羽生是否投身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大游行，或者断炊拍卖、护厂护校等运动，我们不敢臆断，但肯定的一点是，梁羽生在岭大这种相对单纯的治学氛围中，一定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及加强自身修养之上了。
　

　　岭南大学校址在广州康乐园，故素有康乐园之称。如今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址，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校园占地面积近一平方公里，园内绿树成荫，建筑别致，环境幽雅。因校园规划由美国建筑师所出，所以颇有美国大学的某些风格。
　

　　如此宁静，怡人的校园环境，想必梁羽生终生难忘。

　　岭南大学自创办以来，坚持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及学术自由的办学宗旨，几十年间培养出不少人才。举其要者，有政治家陈毅、廖承志、音乐家冼星海，美术家司徒乔等人，他们都曾在岭大或岭大附属中学念过书。
　

　　抗战胜利后，岭南大学已拥有陈寅恪、王力、陈序经及姜立夫等名教授，师资力量雄厚。梁羽生能考入此等名校就学，冀可谓三生有幸。
　

　　岭南大学的校风极为开明，学生在思想、言论、信仰、出版及团体活动等等方面，学校均给予自由发展。尤其是在学术问题上，在岭大，似无师生、长幼之分，谈学术，往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有一次，岭大举办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教务长兼历史系主任黄延毓作了报告。会后，年轻的历史系讲师金应熙有不同意见，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公告牌上。学生们见二人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干脆邀请他们在大学饭堂里开个辩论会。黄、金二人倒也并不推辞，欣然赴会。
　

　　辩论中，小讲师金应熙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有理有据，结果大获全胜，赢了他的顶头上司。
　

　　事后，作为长辈的黄延毓毫不恼怒，反而承认自己老了，口舌笨拙，且看书少，拿不出什么新东西。对金应熙，他十分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读书多，见解新，真是后生可畏。
　

　　──如此开明的校风，恐怕只有在岭大才能见到。
　

　　在岭大，梁羽生呼吸到鲜活的学术空气，爱好与个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梁羽生在岭大转学的专业是世界经济，但爱好和兴趣仍在文艺上。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文艺著作上。
　

　　其中，现代小说之类的新文艺作品，他读得最多。日后他之所以能在武侠小说之外，写出一连串与新文艺有关的随笔和评论，恐怕与他这时扎实的阅读根基有关。岭南大学优越的借阅及读书环境，也为梁羽生提供了这种条件和可能。
　

　　也许是为补偿儿时看武侠小说太少的缘故，大学期间，梁羽生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尤其是近代武侠小说作品。这中间，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白羽和还珠楼主的作品，他是必读，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选读了。
　

　　白羽本名宫竹心，河北人，青年时期穷困潦倒，谋过各种生计，为生活所迫，才改写武侠小说赚取稿费。共有小说二十四部。1937年由天津《庸报》连载的小说《十二金钱镖》，是其代表作。
　

　　梁羽生爱读白羽的作品，一是因为白羽善用写实手法来摹写人情世态，尤其人物的塑造，曲尽细微，栩栩如生；二是白羽笔下的格斗场面简练利落，常以成语典故为武功命名，并精心设计，着力描摹每一个武打场面和练功法门，使得武技描写有虚有实，意味大增；三是白羽将旧武侠小说与外国小说的手法相结合，使武侠小说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创新意。
　

　　白羽作品中篇幅最短的那篇《偷拳》，梁羽生特别喜爱，玩味再三，对该篇作品文笔的精妙，写景的婉约以及侠客形象的生动，常常是击节称叹。
　

　　还珠楼主则是奇幻仙侠派的代表作家。他本名李寿民（1902～1961），四川长寿县人，青年时期曾任职天津《大公报》。1932年为天津《天风报》撰写《蜀山剑侠传》，一举成名。此后因生活常入不敷出，他勤奋写作，最多时同时为八家报刊撰稿。一生写有三十七部作品。
　

　　他的作品，文笔纵横恣肆，华艳富丽，既有妖魔鬼怪、仙境仙术和神术法宝的描写，又有儒、道、释思想的阐发，包容万象，仪态万千。梁羽生读他的作品，最为钦佩的，便是他那瑰丽、雄阔的想像。
　

　　上述两位流行作家的作品，梁羽生都十分喜爱。尽管两人都是高产作家，光还珠楼主尚未写完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五集、三百五十万字之多，但对他们的作品，梁羽生是逢书必读。
　

　　相比之下，正统、稳健的梁羽生，对以写实见长，属于超技击派的白羽，还是有些偏爱。这从他日后武侠小说创作中所受的白羽的影响，便可得到佐证。
　

　　至于欧洲中世纪也曾流行过的武侠小说骑士小说，梁羽生大学期间也曾读过一些。他对《撒克逊劫后英雄传》一书，很有些好感。
　

　　不过相对来说，他对西方的骑士文学，有些不以为然。原因在于西方小说中的“骑士”称号既来自王公贵族，也必定认定一个主人，并效忠国王，为基督教“圣战”而战。比较一下中国传统小说中那些来自民间，独来独往，笑傲公卿的“侠客”，这些“骑士”在梁羽生的心目中，显然并不可爱。
　

　　俗话说：“读十篇不如做一篇”，梁羽生深谙此理。
　

　　岭大期间，他不是那种“只知吃桑叶，不会吐蚕丝”式的学生，而是利用课余时间，勤学多练，踊跃投稿。
　

　　他写的一些有关新文艺的随笔和评论，大多发表在广州的报刊上。这些文章，构思精巧，篇篇有何其芳式的华丽辞藻，钱钟书式的如珠妙语，显示出梁羽生深厚的文学创作潜力。
　

　　此外，他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毕业前，他在金应熙的指导下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经济的论文，刊载在经济系的学报《南大经济》（岭南大学对外一般简称“岭大”，对内则称“南大”）上。
　

　　岭大四年，梁羽生风头甚健，成为岭大小有名气的校园作家。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内通货膨胀加剧。教职员工的工薪虽逐月加成，而物价则逐日倍升，他们的生活，处于极度艰难状态。有的学校师生，被迫在街头拍卖衣物，大学教授摆摊出卖衣物的惨状，也有出现。于是，广州“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可以容得下一张书桌的地方。一向埋首文案，不问政治，不管俗事的梁羽生，终于也坐不住了。
　

　　梁羽生在中学阶段，思想上已同情和倾向左派。到岭大后，1946年春又加入一个由进步同学组成的“艺文社”。他和“艺文社”的成员偷偷传阅毛泽东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跑去向熟悉共产党理论的金应熙请教。
　

　　不过他之所以这样做，恐怕大半是缘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以及对共产党的同情和好奇心。若说是为了信仰，似乎就言过了。
　

　　1948年，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其后，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边，陈（毅）粟（裕）野战军攻人豫皖苏。三路大军，相互配合，驰骋于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水之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
　

　　时局的变化，开始引起梁羽生对时事的兴趣。
　

　　正好，当时在岭大以“左倾”著名的金应熙，应学生的强烈要求，举办了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他的报告，综合了外国通讯社和共产党新华社所发的英文稿消息，因资料翔实，分析全面，所以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梁羽生也是每场必听，很受启发。
　

　　1948年，梁羽生因诗文出色，担任了岭南总会（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会）的会刊《岭南周报》的总编辑。
　

　　甫一“上任”，他就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的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颂》的新诗。其中的一段是：

　　不待蒸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
　　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息，
　　从千万人的面上，
　　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
　　刻画着春天的脚步。

　　这首洋溢着乐观、浪漫气息的诗作，流露出梁羽生对光明、幸福生活即将降临的憧憬和期待。无论该诗的灵感，是否来源于当时进步青年普遍传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至少作为一个爱国者，梁羽生盼望社会安定，苍生得救的心情，是真诚而迫切的。
　

　　接手《岭南周报》总编任务后，梁羽生与编辑同学共同商定了该刊的编辑方针：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他约请金应熙写社评，写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文章，使《岭南周报》面貌一新。
　

　　但《岭南周报》的“左转”，也遭致了政治上的压力。这使得向来最不懂得应付政治，对政治斗争最感头疼的梁羽生，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就是梁羽生，一个爱国爱民，却缺乏政治热情和政治经验的年轻人。
　

　　3．莫逆之交

　　青年时期的梁羽生，曾经遇见过不少名师。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位就是前文多次提及，当时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金应熙。
　

　　金应熙，1919年生，十五岁就读属于香港名牌学校的“英皇书院”。高中毕业会考中，名列全港考生榜首。1937年进入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就读文史学系。
　

　　大学四年里，金应熙年年考第一，获奖学金。他曾得到旅港学者、著名作家许地山的教诲。1940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应许地山之邀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客座教授，金应熙得以拜识陈寅恪，并得到陈的悉心指点。
　

　　1941年金应熙大学毕业，适值香港沦陷，于澳门等地度过几年撰文投稿生涯。1945年赴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和岭大历史政治学系任教。1946年任历史政治学系讲师。陈寅恪来岭大后，金应熙追随从师，成为陈晚年的得意高足和关门弟子。
　

　　金应熙自小聪慧，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岭大时，因沉迷书海，不修边幅，加之身上颇有书生迂腐气，故有“金夫子”之称。
　

　　但熟悉金应熙的人都知道，金应熙其实心地善良，为人随和，毫无架子，是个十足的“大好人”。多年以后，梁羽生提起金应熙，开口闭口总称“金师”，足见当年岭大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
　

　　金应熙是个“怪人”，有关他的趣事轶闻很多。
　

　　据说他在港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棋迷，常常跑到校外，与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对弈。
　

　　有一次，他下着下着，竟忘了回校的时间。等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早已关门，他只得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和衣躺下──没想到，那正是一位洋教授的寓所门前。结果第二日一早，洋教授出门，险些踢着了席地而卧、正呼呼大睡的金应熙！
　

　　从此，这位颇重“绅士风度”的洋教授，对金应熙的印象很不好。本来金应熙在港大年年考第一，按规定应有被学校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但后来因这个洋教授的反对，金应熙竟失去了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
　

　　金应熙是个“书痴”，治学态度认真而严谨。
　

　　有一回他在岭大图书馆资料室查资料，如痴如醉间，忘了下班时间，结果被反锁在里头，饱受饥寒之苦。
　

　　前文述及的他与顶头上司辩论之事，也充分显示出他为人迂腐和较真的一面。幸好此事是发生在校风开明的岭大，幸好当事人是胸襟开阔、爱才求实的黄延毓，否则，他的举动，便显得有些不合适了。
　

　　不过，他这种对学问不对人，敢于向权威挑战的治学态度，当时深为梁羽生等岭大学子所敬佩。梁羽生创作和治学上的严谨、认真，肯定受到过金应熙的影响。
　

　　另有一次，金应熙追求岭大一位姓盘的女生，却因该女生早已“名花有主”，以失败告终。有一年暑假，该女生在外省大学读书的男友前来探望，金应熙主动前去给“情敌”安排住处，且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事后，知道“金师情事”的学生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诗人气质”，有的说这是“马列主义者的风格”，有的说他“憨得可爱”。而金应熙对此，则自称是因为对盘同学的感情早已“升华”──他坦荡、真诚的为人，由此略见一斑。
　

　　多年后，梁羽生以金应熙为原型，在武侠小说中写下相似的一段恋爱故事，结果遭到评论家“拔高人物、不真实”的指责。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梁羽生笔下恋爱故事中的主人公，确有金应熙身上的一些影子。
　

　　金应熙在岭大知名度甚高。一者是因为他是岭大最年轻、最具才华的讲师，二者是因为他思想较进步，对青年学生极具吸引力。
　

　　据梁羽生回忆，1949年1月，在岭南大学艺文社主办的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不知怎的，临时又加唱了一个《我们要渡过长江》。领唱的就是金应熙。当时正值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之际，在广州唱这首歌，敏感性可想而知。
　

　　梁羽生常说，“金师”的胆量和激情，着实令人钦佩。
　

　　正因为金应熙在岭大的号召力极强，所以选修他的课的学生很多，教室里常常人满为患，时有“爆棚”之势。
　

　　而梁羽生与金应熙的相识，以至成为莫逆之交，也是缘于这番机缘巧合。
　

　　梁羽生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但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所以梁羽生一半是因为兴趣，一半是因为对金应熙的崇拜心理，于1946年春选了他主讲的《中国通史》课。对象棋、武侠小说和诗词的共同爱好，使这对师生很快走到一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梁羽生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说来还有一段故事。
　

　　1947年，梁羽生在岭大象棋比赛中，力挫群雄，获得冠军。其中的一盘关键棋，他是用从未用过的“后手屏风马”（象棋的一种开局着法）打败劲敌的，赛后，他填了一首咏“屏风马”，调寄《鹧鸪天》的词：
　

　　天马行空俗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这首词的起句与结句都与象棋中马的运用有关，“天马行空”是局法名称，“双马饮泉”是象棋的基本杀法之一。而“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两句，则是描写“河头马”和“连环马”。
　

　　词写成后，梁羽生考虑到历来有关象棋的咏诗，都是偏重当头炮，很少有专题屏风马的，于是把此词投到校刊发表。
　

　　没想到金应熙很快就注意到了这首词。一日，二人在路上相遇，金应熙忙问：“原来你也欣赏屏风马。看过李庆全的对局没有？他虽然位居华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风马用得极好，值得研究。”
　

　　梁羽生久闻金应熙棋艺不凡，见他既已如此发话，干脆邀他下棋。金应熙那天恰好有空，也就答应了梁羽生“请教”的要求，与梁羽生下了两盘棋。
　

　　头一盘，梁羽生先行，以当头炮猛攻金应熙的屏风马。金应熙果然名不虚传，防守严密，着法谨慎，绵里藏针。梁羽生眼看形势对己不利，只得早早求和。
　

　　第二盘金应熙先行，以当头炮还以颜色。谁知梁羽生不亡马而用顺手炮应战，金应熙顿感诧异，抬头看看梁羽生。
　

　　梁羽生当然知道他想问什么，只是不说话，继续下棋。虽然这盘棋两人还是和棋，但梁羽生看得出，自己的着法，似乎很有点出乎金应熙的意料之外。
　

　　果然，对局结束后，金应熙忙不迭地发问：“为何你不用屏风马？你那首词──”
　

　　梁羽生早已明白金应熙是误会了，遂解释道：“金师，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环正是屏风马。我喜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所以无论先行、后走，都要动顺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赛的同学实在是个劲敌，他熟悉我的顺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从未用过的屏风马。胜了他，我都觉得侥幸呢。怎敢用来对你这位屏风马的大行家！”
　

　　金应熙听后，恍然大悟，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当了。我原来准备和你斗屏风马的，结果准备好了的那套，全是白费功夫。”
　

　　……
　

　　因为这两盘棋，梁羽生和金应熙惺惺相惜，结为棋友。
　

　　金应熙喜欢搜集古今棋谱，且手上往往有现场抄录的名局的最新资料，因此称得上是“熟读兵书”。不管是广州名棋手周德裕的开局法，还是“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而梁羽生从前读棋谱甚少，他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大多得益于金应熙的指教。

　　梁羽生和金应熙的兴趣相投，还在于他们都有阅读武侠小说和欣赏诗词的爱好。
　

　　金应熙虽为大学讲师，却从不鄙薄属于俗文学范畴的武侠小说。这一点，与他的业师陈寅恪十分相似。陈寅恪曾写过《论<再生缘>》一书，将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属于俗文学的弹词小说，拿来和希腊、印度的史诗相比较，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倍加推崇。金应熙尽管没有写过有关俗文学的论著，但他从不以读武侠小说为耻。还珠楼主、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梁羽生大学期间读的武侠小说，大多是向他借的。
　

　　梁羽生经常和金应熙在一起谈论武侠小说，有时甚至谈得废寝忘食。
　

　　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还珠楼主和白羽的作品。不仅谈小说本身的特点和技法，也兼及小说的文学性。比如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回目，他们谈论较多，一致认为这些回目，本身就是一些非常精彩的对联。
　

　　此外，他们还谈禅说偈、畅所欲言。梁羽生少年时代对佛学只是略有涉猎，如今遇见一个通梵文、精佛音的高人，当然是勤于求教了。
　

　　武侠小说的涉及面很广。梁羽生在与金应熙谈天说地、研文论史的过程中，获益颇多。可以说，梁羽生正是在金应熙的影响下，才很快成为一个高品位的武侠小说迷的。
　

　　至于诗词，金应熙更是行家。他在岭大以博闻强记著称，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鲁迅和郁达夫的诗，他都能流利地背诵出许多。像《全唐诗》有四万多首，他自称懂得的，就有两万多首。
　

　　梁羽生自小喜爱古代诗词，每见有佳句不知出处的，总跑去请教金应熙。而金应熙也不让梁羽生失望，每次都可以把佳句所在的整首诗词念出来，并解释其中的某些僻典。
　

　　对金应熙的渊博知识和准确记忆，梁羽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更重要的是，梁羽生还从金应熙那里，学到了理解古诗词的方法，进而提高了自己的诗词造诣。
　

　　在唐诗中，金应熙特别喜欢以难懂著称的李商隐的诗。梁羽生曾经拿着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向金应熙请教如何理解。金应熙则只向他介绍些李商隐其人其诗的历史背景，并告诉他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李诗。这就使梁羽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诗词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

　　在岭大，梁羽生和金应熙还曾互为“同学”。
　

　　金应熙兴趣广泛，于文史之外，还对经济学有兴趣。他不但自修，还去旁听经济系一位刘先生开讲的“西方经济史”课程。
　

　　那位讲课的刘先生也是个讲师，年龄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梁羽生曾问金应熙来听课的原因，金应熙回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梁羽生不能不佩服“金师”好学不倦的精神。
　

　　这样，梁羽生一下由金应熙的学生，“升格”为他的同学，二人一起听课，相互讨论。由于梁羽生的英文底子不是很好，对那位刘先生用英语讲的课听不太懂，因此他这个经济系的本科生，只得常常向金应熙这个“旁听生”请教了。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梁羽生敬佩。梁羽生曾说，等自己岭大毕业之时，他发现作为“旁听生”的金应熙，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已足以作他这个商学士的老师了。
　

　　“金师”对自己学业上的帮助，梁羽生没齿不忘。
　

　　岭大期间，梁羽生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金应熙的单身宿舍里。他们或是切磋棋艺，或是研讨诗词学问，寒来暑往，交情日深。
　

　　梁羽生比金应熙小不了几岁，他们课堂上是师生，私底下却仿佛平辈，彼此无话不谈。那时他们正值青春盛日，心湖里难免时常泛起爱的涟漪。于是交谈之中，就连谈恋爱、追女孩之类的事，也共同研究，互为参谋……
　

　　如今，年逾古稀的梁羽生，每每忆及此事，总也忍不住开怀大笑一番。
　

　　4．名师高人

　　岭大四载，梁羽生最感难忘的，是那些在学识、人格品质上对自己有过莫大影响的良师益友。
　

　　冼玉清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

　　冼玉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博物馆学家，岭南女词人。她是广东南海人，生于1895年，笔名琅歼馆主、西樵山人。幼习书画，十三岁人私塾，授业老师是曾参加过“公车上书”、在省港澳一带享有声誉的举人陈荣衮。1924年岭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冼玉清堪称一代奇女子。她慧而勤学，治史精湛，致力于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和整理，素有“不栉进士”、“广东才女”之誉。一生著述甚丰，有《广东印谱考》、《广东女子艺术考》、《广东文献丛谈》等著作。
　

　　冼玉清二十年代已有诗名，诗集《碧浪轩诗稿》，深得著名诗人黄晦闻、柳亚子等的赞赏。
　

　　二十年代末游历北平的时候，她结识当年京华学界的名士陈垣、马衡等人。马衡深爱其才，力邀她留在北平讲学，终因冼立志服务桑梓而作罢。
　

　　史学大师陈寅恪的父亲，号称晚清“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散原），对冼诗的评价是“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并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题写一匾。陈寅恪本人南下岭南任教后，对冼玉清也是十分赏识，视为知音，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位品性高洁，才思敏捷的女学者，先后在岭南大学读书、任教共三十四年。1924年从岭大中文系毕业后，她便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此后，她终身从事教育，一直不曾婚嫁。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冼玉清曾一度随岭大南迁香港，并有隐居香港的打算。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屡次请冼玉清出山，主持恢复香港的文化事业。冼玉清早已看穿日人企图利用中国文化人欺骗民众、愚弄国人的险恶用心，坚拒不从。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纠缠，她毅然随岭大迁回粤北，继续教书育人。
　

　　1945年梁羽生考入岭大时，冼玉清已是中文系教授，兼文物馆馆长。梁羽生对冼玉清的爱国气节和高尚情操早有耳闻，内心钦佩不已。
　

　　冼玉清在文史方面的突出造诣，也使梁羽生非常仰慕。入学不久，他通过简又文的介绍，带着自己的诗词作品，惴惴然登门求教。而冼玉清是那种“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家，见梁羽生文史功底扎实，潜质丰厚，心中十分欢喜，自然倾情相授，热情指点。
　

　　梁羽生见冼玉清这位前辈毫无名教授的架子，对自己这个外系的学生如此热心，不由心生感激。此后，他在文史学问上有疑难问题，总跑去请教冼玉清，两人交往渐密。冼玉清在文史研究上的心得和见解，对梁羽生启发很大。
　

　　梁羽生与冼玉清的年龄差距虽大，亦有师生的名分，但因冼的随和和不计，故多以“老友”相称。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冼玉清逝世。
　

　　事实上，冼玉清的人格品质，道德修养，对青年梁羽生的影响甚大。她的爱国情操和谨严学风，对青年梁羽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日后，梁羽生把对这位“老友”的尊敬之情，仰慕之心，全部融人其笔下那些坚贞不屈、品质高洁、爱国爱民的侠女形象之中。

　　岭大四年，梁羽生于钻研文史上用力甚勤，费时最多。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史修养和诗词造诣，他就像儿时为觅知音尽择长者而交那样，几乎遍访岭大文史研究方面的名师和高手，受益颇多。
　

　　其中，拜谒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一段经历，给梁羽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5月17日生于清朝名宦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湘军曾国藩的幕僚，1895年就任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父亲陈三立（散原），光绪年间进士，后为吏部主事，与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友善。“百日维新”后被革职，从此隐居不涉世务，致力于诗文创作。日军攻陷北平后，陈三立悲愤绝食而死。
　

　　生长在这样的爱国官僚家庭，陈寅恪自小便颇具民族气节。
　

　　1942年底香港沦陷，原拟坐船赴英伦大学就任教职的陈寅恪，不幸因去欧洲的航线中断而羁留当地，只得接任故友许地山的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之职。
　

　　日军探知他是个知名学者，又懂日语，便在他家的门上作了记号，严禁日军擅入。战时香港的粮食奇缺，陈寅恪全家的生活颇为困难。但面对日军派人送上的米粮，他早已看出敌人的居心，坚拒不受。后来他终于化装成一个教书匠，携全家逃出香港。此事在教育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1910年后曾两度赴欧洲留学，在那里打下了深厚的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二十年代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处教学，开始注意以诗文证史，开一史学研究新派。
　

　　大陆解放前夕，他赴广州岭南大学，为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和唐代乐府三门课程。尽管岭大的学生本就不多，读历史的更少，但陈寅恪仍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上好每一堂课。他的渊博知识和高尚品德，受到师生们的交口称赞。
　

　　陈寅恪到岭大时，已是位德高望重的名教授，而梁羽生则是一个尚未毕业的他系本科学生。不过，梁羽生曾读过一门历史系课程《中国通史》，但若论起辈分来，因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曾教过梁羽生，所以梁羽生应属陈寅恪的徒孙辈。
　

　　陈寅恪来岭南执教后，梁羽生虽对这位师祖仰慕已久，却一直无缘相见。
　

　　直到1949年8月，梁羽生毕业赴港返穗探望冼玉清时，才特意恳请冼玉清教授引见，登门拜谒了陈寅恪先生。而他想去请教的问题之一，便是陈寅恪也颇为喜爱的对联艺术。
　

　　陈寅恪于做学问之余，很喜欢写些对联自娱或赠人。他有一副赠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嵌名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是用对联来幽了罗家伦一默。抗战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常要跑警报，躲空袭，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很有机趣。他写给亡友王国维的一副挽联，也被广泛传诵。
　

　　不过，陈寅恪最有名的一副对子，还是当年他在试卷中出的一副“怪对”。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当时的国文系主任朱自清正休假出国，由刘叔雅代理系主任。刘请陈寅恪代出试题。陈寅恪出的试题中，有一题是考对句，对头是“孙行者”，让考生填对子。结果，这题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
　

　　当时，白话文运动已是一统江山，陈寅恪此举，似有“逆潮流而动”的嫌疑，于是批评声不绝于耳。
　

　　陈寅恪则不以为然。他指出对句寥寥数字，便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因而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他的解释发表后，这场对句风波也就渐渐平息了。
　

　　陈寅恪出的题虽较难，但当时的考生中，倒有几个对得很好。其中作得最好的一副对子，是拿提倡白话文运动的“闯将”胡适之来作对，成为日后联史中的名对。
　

　　“孙行者，胡适之”这个对子之所以脍炙人口，一是由于胡适之是个名人，二是因为对子中本身含有幽默、调侃之意。胡适是有功于新文学运动的大人物，但也以“善变”著称。据说，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他曾应末代皇帝溥仪之召“入宫”，并称“皇上”，深为时人所讥。对子以“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讥讽胡适的“善变”，犹如孙行者之“七十二变”。
　

　　其实，陈寅恪出这个题目，也就是想和胡适博士（胡为留洋博士）开开玩笑，调侃调侃。
　

　　梁羽生自小便对对联艺术兴趣很浓，研究较多。他认为对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就是要讲究对仗。不仅在音韵方面要平仄相对，就是在词性上也要用同一类词才能相对。合符标准，就是“工”，不合标准，就是欠工。
　

　　据此，他对“孙行者，胡适之”这句名对做过研究后，认为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不算工整的。因为“行”对“适”，“者”对“之”尚可以，但以“孙”这个名词对“胡”这个副词就欠工了。他以为对“孙行者”，最好是用“祖冲之”和“王引之”（均为古代人物）。
　

　　梁羽生之所以有如此见解，完全是根据他对对联艺术的“正格”和“变格”的固有理解。他一直认为，俗称“怪联”的“变格”，虽新颖别致，但作对子、评联还是应以”正格为主”。正因为如此，他对陈寅恪出的这副“怪对”，一直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等到拜见陈寅恪的时候，梁羽生与先生攀谈了一会，见“寅老”为人风趣、随和，全无大史学家的架子，便将自己有关“胡、孙”一联的意见，和盘托出。
　

　　陈寅恪听后，微笑着说：“你肯读书，也有见解。论字面是‘祖冲之’较工稳，我取此联，是和胡适之开开玩笑。”
　

　　……
　

　　得到前辈高人的肯定和鼓励，梁羽生初时的拘束感顿消。他本来还有不少自己平日思索的文史问题打算向陈寅恪讨教，但考虑到陈寅恪时间宝贵，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必须定时休息；况且拜访前，冼玉清叮嘱粱羽生访谈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于是，在冼玉清示意下，梁羽生不得不打住话头，告辞陈寅恪。
　

　　这一次，梁羽生和冼玉清在陈家一直谈到掌灯时分，方才告辞出门。
　

　　归途中，冼玉清见梁羽生兴高采烈的样子，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文统，寅老夸奖了你，你别得意。他言下之意，好像你欠缺幽默呢。”
　

　　冼玉清是最了解陈寅恪的，她与梁羽生也是无话不说。听罢冼玉清的话，梁羽生这才意识到，刚才与寅老讨论“胡、孙”一联时，这位师祖已用婉转的口气，指出他幽默感的不足。
　

　　梁羽生明白，陈寅恪的“言下之意”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是简又文的学生，而简又文除了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外，还以“大华烈士”的笔名，发表过许多幽默、辛辣的杂文和散文。相比之下，自己的确没有继承多少简师身上的幽默感。这一点，在对“胡、孙”一联的理解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难怪陈寅恪要有“言下之意”了。
　

　　如今看来，陈寅恪的确是个高人。他在与梁羽生的头一次交谈中，便发现了这个年轻人欠缺幽默感的特点。而梁羽生今后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表现，也验证了陈寅恪当初的判断：他的小说严谨、正统、严肃有余，但灵性、变化、激情不足。这显然与梁羽生的沉稳个性，以及对创作上的“正格”和“变格”的理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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