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也有挽李鸿章联云：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何如？

　　若说梁联对李寄以同情，严复此联则是为李鸿章辩解了。李鸿章“当时”之“谋”为何？这里作个简述。在甲午中日之战中，他是主和派；在“庚子拳祸”时，他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搞所谓“东南互保”（等于变相的“独立”，即东南各省“不介入”战争，迳与各国领事订立互保条约、不奉北京宣战之诏），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而更根本之“谋”则是他那套“办洋务”的主张，主张引进西方科技来办实业。洋务派的口号是“效法列强，振兴中国”。且莫说这只是不触及政治的“表面改革”，即以其“成效”而论，由于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是完全在官僚买办的控制下，结果李鸿章办了二十多年的洋务，中国却是越来越弱。“使当时尽用其谋”，恐怕也只能培养出更多的买办阶级而已。严复是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者、翻译家，在引进西方科技文明这点，他是和当时的洋务派主张相同的，他的见识可能比李鸿章高明些，但也还未曾去深究中国积弱之根本原因。

　　严复没有说明李鸿章的“晚节”为何，但我们仍可从李鸿章最后一次所担当的历史角色作一分析。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避难西安，政治中枢可说是等于解体，在这种国将不国的情况下，李鸿章愿奉召入京主持和议，在维持清政权这方面，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语云“板荡识忠臣”，政局混乱曰“板荡”。严复所肯定的李鸿章的“晚节”，恐怕就是指他这“一片孤忠”之节。至于《辛丑和约》所付的代价是否太大，那又另当别论了。依当时情况来说，这个“烂摊子”也只有李鸿章才能收拾，故严复在下比提出反问，设使当时李鸿章不这么做，结果又将如何？“士论又当如何”（隐含士论恐怕也会责他为保名而误国）？

　　上面这个分析，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范当世的挽李鸿章联，亦是强调李鸿章的大节乃是对于清室之忠的。不过在“忠”的评价方面，我和他不同而已。范联云：

　　贱子于人间得失，渺不关怀，独与公亲炙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
　　国史对大臣功罪，向无论断，得吾皇褒忠一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

　　范当世，清末诗人，曾馆于李家，上联是说他眼中所见的李鸿章，纯从道义之交这点着笔，无视李的富贵；下联的“褒忠”云云，则因清廷给李鸿章之“谥”乃是“文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