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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岁”从来多短命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做了皇帝想升仙，神仙做不成，就想“万寿无疆”，皇帝喜欢臣下称他为“万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吧。其实用“万岁”来当做皇帝的尊称，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史以来，皇帝总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越是短命。
有人曾经拿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做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时期，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中，已经算是最长命的皇朝了，共五十九年，却换了七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只二十三年就换了五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平均寿命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死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东汉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起来，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但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还不到五十二岁而已。
溥仪死于一九六七年，虚龄六十一岁，不算短命，但也不过比“中寿”稍微好些。不过有一点要知道的是，溥仪是经过“劳动改造”的，特赦之后，有一个时期，还在北京植物园做管理员。如果他是一直处于深宫，纵欲无度，一定活不到这个岁数。据潘际炯写的《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就是在俘虏营中从事体力劳动结合适当的医疗治好的。
2、圣明天子半庸才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帝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曾有人要写“怪人列传”，依我看来，许多皇帝都有“入传”的资格。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溥仪晚年以怕老婆著名。老婆不满意他的原因，除了他性无能外，还嫌他特别笨（见沈醉写的《皇帝特赦以后》）。溥仪是否特别笨，我们不知，但历史上总是“昏君”多，“明君”少，却是事实。有人曾经把皇帝作为一种类型研究，结论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晋惠帝听说百姓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大惑不解，反问左右：“何不食肉糜？”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见蛤蟆叫，又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是出名的顽童，喜欢晚上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齐朝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萧宝卷，最喜欢捉老鼠，常常夜晚捉老鼠捉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明朝也有一个像溥仪那样性无能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为求“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称，如僧继晓，擅“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的宰相万安也精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又有一个以自称善医阳痿而得官的御史，人称“洗鸟御史”（因为他曾自亲煎汤药给宰相薰洗，并因此而获知于皇上）。朱见深又是个瘾君子，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坐朝，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士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就退朝了。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是举不胜举的。因此有人说，在“万岁从来多短命”的下面，还可以加上一句“圣明天子半庸才”。“天子圣明”，这是封建时代的套语，其实和称皇帝为”万岁”一样，都是讽刺。
溥仪能够做植物园的管理员，还能够写自传（虽然经过老舍的润饰），比起历史上那些昏君，他似乎还不能算是特别笨的。
3、末代皇帝的命运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真可说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因为在溥仪之前，中国皇帝从无自传之作；在溥仪之后，中国则不可能再有皇帝出现了。
一九二四年，溥仪十九岁的时候，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来悄悄逃往日本公使馆。当时作为溥仪和日本人的桥梁的，是大汉奸郑孝胥，他在“护送”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途中，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道：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郑孝胥这首诗是“丑表功”，实际上正是他把溥仪送入“虎穴”──逃至日本公使馆之后，终于被人利用，做了伪满的傀儡皇帝。
不过，“青史茫茫无此奇”这一句话，对于溥仪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适合。
现在就让我们翻翻历史，看看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的命运。
概括来说，末代皇帝的命运，大致离不开后面所列的三种下场。
第一种，被权臣或悍将所篡位，成了“废帝”之后，绝大多数被杀掉。例如汉献帝刘协被曹丕所篡，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所篡，南朝的宋顺帝刘凖被萧道成所篡，齐和帝萧玉融被萧衍所篡，梁敬帝萧万智被陈霸先所篡，唐哀帝李柷被朱温所篡等等都是。上述诸例，除了汉献帝得“寿终正寝”之外，其他都被新皇帝杀死。
第二种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杀或被杀的。前者如明代的崇祯皇帝，后者如隋代的隋炀帝。
明崇祯帝朱由检在外敌压境之际，采取了消极抗敌甚至妥协求和的政策，但对内却毫不放松，当时全国闹大饥荒，激成民变，他积聚了大批库存（《明季北略》载李自成入京后，发现他“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却丝毫不肯拿出来救灾，反而用了全力去镇压那些“逼上梁山”的农民军。终于在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时候，逼得在景山上吊，上吊之前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斩断了一条手臂。
隋炀帝则是因奢侈荒淫，而又穷兵黩武，造成全国大混乱的局面，引起“十八路烽烟”（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起义军，如瓦岗寨、高鸡泊），终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杀的。这位末代皇帝在全国大混乱中还纵情淫乐，常常对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又常取镜照面，对皇后说：“大好头颅，不知该谁砍之？”结果十八路烽烟未烧至江都（今扬州，隋炀帝其时已离开京城，躲在江都享乐），他最亲信的卫士已在宇文化及率领下叛乱起来，他怕捱一刀之苦，自己解下巾带给叛军绞死。
第三种是在国亡家破之后，做了敌人的俘虏的。如南唐的宋代皇帝，著名的词人李后主与北宋的徽钦二帝。
李后主被宋太祖俘去后，封为“违命侯”，据说因他填了一首《虞美人》词，里面有两句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其时宋太祖已死，由弟接位）说他有“故国之思”，就赐他吃“牵机药”，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服下之后，“柔肠寸断”而亡！
北宋徽钦二帝的遭遇更惨，他们被金人掳去，北解燕京（今北京），途中受尽折磨。据宋人平话《徽钦北狩》所说，他们吃的是粗粝，想求一碗汤饮都不可得，离开自己的皇宫之后，两人未洗过面，押解他们的金朝小官，拿余酒残食给他们，还揶揄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吃，将来更没有吃的了。又调戏钦宗的皇后，叫她在筵前陪酒唱歌，徽钦二帝也被迫以青衣侍酒。父亲徽宗赵佶，未到燕京，便病死在均州。儿子钦宗赵桓到了燕京之后，被金主囚在一个和尚庙里。有一个胡娣，料理他的饮食，两个人吃饭，每月只发五斗米，一捆柴。如此折磨，还嫌不够，到了他六十三岁的晚年，金主亮还要他和另一个也是当了金人俘虏的辽国皇帝耶律禧赛马。就在他们赛马的时候，下令叫骑兵用箭从他们的后心射入，前心射出，钦宗坠马而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
与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相比，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
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可以说他都遭遇过。他是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他又是被袁世凯用权术迫他“退位”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从溥仪这方面讲，也可说是被袁世凯篡位的；他曾做了苏军的俘虏，一九五零年八月，苏联政府把他交还中国，他的“身分”是战犯，被安置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兼有三种遭遇，但结局却大大不同。他曾任政协委员。在“文革”中他也比许多人“幸运”，虽曾受“批”，却是寿终正寝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被释放后是第四次做“皇帝”，是中国的一个公民，真真正正做了国家的主人。而在以前，他三度为“皇”，却都是傀儡皇帝。
以前他的“忠臣”之一的陈曾寿，曾因他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日人挟制而感到悲痛，在丁巳复辟二十周年（一九三七年）的时候，赋有诗道：
旧恨惊心耿不眠，沉沉影事渺如烟。
羊求歧路途何向，葛采旄丘岁几迁？
同梦未甘成己背，销魂难再是丁年。
分明后剧非前剧，苦语何由诉九泉。
诗中颇有慨叹他误入歧途之意。但要是陈曾寿未死的话，他的这种慨叹是可以烟消云散了，因为溥仪毕竟是从歧路上回过头来，他是以中国一个公民的身分度过他的后半生的。
4、霸王难免别虞姬
历史上“英雄的悲剧”很多，“英雄的悲剧”各各不同，但最具典型意义而又最被人所熟知的一个恐怕是应数“霸王别姬”了。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广东话诗就是咏他的。诗道：
又高又大又峨嵯，临死唔知重唱歌。
三尺多长犀利剑，八千靓溜后生哥。
既然凛泵争皇帝，何必濒沦杀老婆。
若果乌江唔锯颈，汉兵追到屎难屙。
（按：“峨嵯”是广东话的“高大衰”之意。“凛泵”在广东话中是“纷纷”貌，“濒沦”是“匆忙”貌。这两个辞语在字典中是没有的，只能用同义字替代。）
此诗夹叙夹议，用诙谐的口吻评论历史人物，堪称通俗文学的上乘之作。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项羽有过失也有功劳。在推翻秦的统治上，他作了很大的贡献。秦以暴政而失人心，他敢想（彼可取而代之）、敢干（不畏强秦，以少胜多），历史功绩，不容抹煞。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写到巨鹿之战，就大赞项羽是大英雄。不过，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那就是违反历史潮流了。
在推翻秦的统治上，项羽的赫赫战功，那是比刘邦大得多的。可是项羽在大战章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却让刘邦先入了关。刘邦一入关，首先就笼络地主阶级，收买人心，宣布废除秦的严刑酷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与盗抵罪，其他秦朝刑法通通废掉）。这样他的政权就得到地主阶级的积极支持了。
项羽当然不甘刘邦为王的，他挟着优势兵力，跟着也进了关，自立为西楚霸王，更违约立刘邦为汉王，另外还把许多六国遗臣都封了王。他入关后的措施与刘邦截然两样，他一把火将秦的宫殿烧个干净，据说烧了三个月才熄，还纵兵劫掠妇女珠宝。如此措施，当然不能收拾残局，也大失人心了。
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但刘邦终于能够打败项羽。刘胜项败，原因虽然很多（主要原因是刘邦得到新兴地主阶级支持，而关中是富庶之区，经过刘邦的经营，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也要比项羽的强），但项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史公评项羽，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评有对有不对，施政要合乎历史潮流，原不必“师古”，而且项羽在政治上的措施，小处不谈，从大处说，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就恰好是“师古”的（效法古代的封建割据制度）。不过太史公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则是说对的。项羽把灭秦的功劳都归于自己，样样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忽略了帐下英雄”（清代嵇永仁在剧作中借剧中人物社默间接批评项羽的话）。他常常自以为是，不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刘邦能用张良、韩信、萧何三杰，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劝他在鸿门宴杀刘邦，他不听。后来反而信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对他不忠，气得范增出走，至彭城，疽发背死）。不善于采纳众议，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如楚霸王那样被迫“别姬”的。
项羽败亡时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据《史记》描写，他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山下）被包围时，汉的谋臣张良教汉兵四面唱起楚歌，叫项羽部下出征的农民想起了故乡，都不愿拼死，纷纷逃散。项羽这时知大势已去，唯有向他宠爱的虞姬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了。到逃亡至乌江时，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这位力能拔山举鼎的“大英雄”，终于只有以“乌江自刎”而告终了。
5、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过去粤剧的演出惯例，第一晚的开台戏，必定是上演《六国大封相》。全班老倌出齐，仪式隆重，热闹非凡。
《六国大封相》讲的是战国时代苏秦的故事，他一身而配六国相印，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确好像是在戏台演出那样，威风之极的。
他何以会有这样“非凡”的际遇呢？这就要谈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谈起《六国大封相》，先要说一说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
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是一个金字塔形，王、诸侯、大夫，以下的这一阶层就是“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下去就是庶民和奴隶了。因此它是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学上层贵族的文化，一方面他们又比上层贵族多接触平民，也多懂一些实际生活的知识。到各级贵族逐渐为奢侈的生活腐化时，他们把土地紧握在手里，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地主阶级。
到了战国时代，他们成为了社会上的中坚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也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他自身的利益活动起来了。
当时“战国七雄”，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秦，一边是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六国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贾谊《过秦论》）秦也极力招致其他各国的士以为己用。于是“士”在政治上便大大活跃起来。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极盛，当时有出名的“四公子”──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各养士数千人，俨然好象后世的政党领袖，拿着数千之“士”，作为自己的基本群众，也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例如孟尝君，他的名望就比齐王还大，齐王想把他废掉不用，也不能够。
历史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是和这“四公子”对“士”的尊重有关，随便举几个谈谈。
平原君有一个很宠爱的美人，有一天在楼上看见一个跛子走过，大笑起来，第二天那个跛子跑来对平原君说：“听说你很尊重贤士，所以许多士都不远千里而来，现在你的美人笑我残废，我希望能得到那个美人的头。”平原君以为他是说笑话，也笑着答应他，却不放在心上，美人始终没有杀，不料后来他门下的士，一个个走掉。一年多就走掉一半，说他“爱美色而贱士人”，不愿为他所用了。逼得平原君最后还是不能不杀掉他所宠爱的美人，向那跛子道歉。
又如春申君，门下三千食客，都穿着珍珠镶嵌的鞋子，“珠履三千”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又如孟尝君门下有一个老头冯驩，发了好几次牢骚，要求食饭有鱼吃，出门有车坐，还要孟尝君给他养家，孟尝君都答应了。
战国时代，“士”的政治活动，规模最宏大的要算苏秦的“合纵运动”和张仪的“连横运动”。在这两个运动里，苏秦、张仪的身份已经成为了一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远非“门客”可比了。尤以苏秦的“合纵运动”最为成功。
苏秦的“合纵”，是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他游说燕、赵、韩、魏、齐、楚，获得成功。六国都赞成他的主张，推他为“纵约长”，并为六国共同的宰相。
据《史记·苏秦传》记载，在“六国大封相”后，苏秦回家时，诸侯都派使臣送他，人数车辆很多，隆重极了，就像王者出巡一样。连周天子也要派人给他“开道”，远远去迎接他。苏秦的兄弟和嫂嫂，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苏秦的嫂嫂以前是很轻视他的，至此苏秦得意极了，对他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嫂顿首道：“以季子（苏秦字）位高而多金也！”从《史记》这一段记载，可以想见苏秦当时的“威风”。“位高而多金”，这也正说明了“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要向上爬了。
香港俚语，把“六国大封相”引伸为用残酷手段做出的大案件，例如杀掉别人全家，也可称为“六国大封相”。于“史”虽然“无据”，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六国大封相”的“威风煞气”。可算是“天才创造”。一笑。
和苏秦“合纵运动”相对的是张仪的“连横运动”，“连横”即要使六国诸侯联合和秦交好，拆“合纵”的台。但“连横”比不上“合纵”的成功，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张仪在秦的地位，也曾佩相印，显赫一时。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士”的活动已消失了“浑水摸鱼”的有利条件，以后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支柱”地主阶级，虽然仍是实际政权的掌握者，但已经与战国时有所不同，他们是在皇帝之下“效忠”，要依据着一定的官僚制度去做官，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自己兴风作浪，俨然和“国君”们“分庭抗礼”的大搞政治活动了。
6、汉代女尸背后的王侯
从长沙墓的发现反映了两个历史事实，一是令人惊异的古代文明，两千多年前的女尸体居然还是栩栩如生！二是封建贵族剥削的残酷，一个小小的诸侯（只有封地七百户），妻子的墓葬，竟是如此穷奢极侈！
汉代王侯的荒淫残暴，只是根据“正史”的记载，就已经举不胜举。以上谈过的中山靖王刘胜是一个，“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是一个。萧何是刘邦的宰相，封地八千户，不算少了。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他也曾强买了平民的田宅数千万亩。“贤臣”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刘胜的妻子窦绾（满城汉墓的女主人）是当时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刘胜的祖母）的侄孙女，窦家就是有汉一代的赫赫世家，出过几个皇后，子孙封侯的更是不计其数。西汉的那个窦太后权势已经很大了，（所以窦绾的坟墓比丈夫宏大，陪葬的器物中并有太后宫中才能有的长信宫灯。）但东汉那个窦太后还更厉害得多。
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一门四侯，父子兄弟，并列高位，充满朝廷，刺史（州刺史）、守（郡守）、令（县令），多出其门……收容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强夺财赀，篡夺罪人妻。商贾闭塞，如避寇仇。”照这段“官修”的史书看来，窦宪竟然派许多州、郡、县官来帮他搜刮；养了许多打手，来抢夺平民财物；还霸占囚犯的妻子。（所谓“罪人”，焉知不是给他陷害的良民？）你看这岂不成了强盗头子吗？窦宪是什么人呢，就是汉和帝窦太后的哥哥。
另一个外戚，也是诸侯身份的汉顺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他的胡作非为，亦是不在窦宪之下。他经常随便找一些借口，就把别人关起来，非敲诈到一大笔钱不放。一面又出卖官爵，以致“买官”的，“请罪”（要求免罪）的，挤满了向梁家去的道路。最骇人的是，他还把洛阳京城周围千里之内的民田，一齐圈为己有。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在封建时代也是很少见的。
汉初封侯之滥，历史上亦是罕见。汉初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后汉武帝大削诸侯，到太初年间（公元前一零四年至前一零一年）最少的时候，曾经只剩下五个。但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从王莽手中夺回帝位之后，封侯又更多了。据统计，功臣"食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幸”者四十五人，刘姓贵族一百三十七人，一共是五百四十七个列侯，最小一列侯，也有食邑五百户。（即可收五百家农民的租税），但他们尚不满足，还要利用特权强占土地。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曾强夺农田八百顷，马一千二百匹，奴婢一千四百人。刘秀的妹夫樊弘占田三百余顷，姐夫邓晨占田四百余顷。这些都是见于“官修”的史书的。
汉代女尸得以保存完整，我想或许是和当时贵族的迷信风气有关。有钱有势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就想长生不老，秦始皇曾派人去求“不死药”，汉武帝也信神仙，希望长生不老，他修筑了一个“集贤台”，造了一个金人，捧着露盘，希望得到延年益寿的“仙露”。有两句唐诗“侍臣素有相如渴，不赐金擎露一杯。”就是嘲笑他的。司马相如是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汉武帝的“仙露”，却不能给他治病，还说什么长生？
次一级的王侯贵族没能力也不敢像皇帝那样去求不死药或建高台造金人，于是就竞倡厚葬，设法保全尸体，希望灵魂将会回来得以复活。这种汉代迷信风气，从两座汉墓的发现，可以得到实物的证明。
7、武则天是否淫妇
武则天被攻击得最多的一条罪是“荒淫”。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开头就这么说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待，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晕翟，陷吾君于聚麀。”
列举出武氏的淫行有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麀”。“晚节”，此处是指晚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是指责她在做了皇帝之后，秽乱宫廷的罪行；“陷吾君子聚扈”，则是在指责她在未做皇帝前，“狐媚偏能惑主”，颠倒伦常的“淫罪”。
依时间先后为序，我们先谈她的“陷吾君于聚麀”。
“麀”是母鹿，宋晶如注释“聚麀”云：“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伦，故有父子共一牝之事也。”武则天入宫之初是做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地位不高的妃妾），后来又做了李世民儿子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陷吾君于聚麀”说的就是这件史实。
李治娶了父亲的小老婆，责任本来不该由武则天负，但身为李唐臣子的骆宾王，当然是不便指责皇帝如同禽兽的，只好归咎于他是受了武则天的“陷害”了。
先后嫁给父子二人，是否“禽兽之行”，这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观念。本文不想讨论。
但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却不是偶然的事，有其种族及文化的因素。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室既然是杂有胡族血胤，则它受胡族的风俗文化影响，那就不足为怪了。
“胡俗”是怎样的呢，以大家都知道的王昭君为例。王昭君在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以入宫数载，不得见帝，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前妻阏氏子立，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复为后单子的“阏氏”。
同样是嫁给父子两代，而且王昭君还以呼韩邪正室（阏氏）的地位，又嫁给他的儿子做正室的。
“胡俗”如此，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武则天“陷吾君故聚麀”这样的事，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在汉族的士大夫看来，还是被人认为不知羞耻，不可饶恕的“淫行”，但这只是风俗不同，观念不同的缘故。
再谈到她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她晚年的“淫行”，是比“陷吾君于聚麀”受到更多非议的。
“秽乱春宫”，看来也似乎是“事实”。骆宾王的檄文是那么说，许多文家也那么写。在稗官野史中，更有难以胜数的、离奇怪诞的关于她荒淫的“绘影绘声”的传说。
稗官野史的传说不必管它了，现在我只选出两件见於正史的记载来说。
一件是说她宠爱一名叫薛怀义的和尚。薛原名冯小宝，是个市并无赖，武则天喜欢他，要她的女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认他做季父，改姓名为怀义，时常召他入宫行乐，后来封他为白马寺主，大建佛寺，大塑佛像，登时使这个市井无赖成为显赫一时的僧侣大地主。
另一件是说他宠爱一对同胞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这两兄弟相貌很漂亮，又懂音乐，武则天要他们进宫“侍奉”，各自封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事实上只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由于二张的得宠，许多美男子都想自荐入宫。因此引起了一个大臣朱敬则的劝谏。
朱敬则的谏疏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尚舍奉御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巨愚职在谏净，不敢不奏！”
这样亵读的奏表，见于史册，也是从所未有的。据说武则天读了这个奏疏，说道：“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不但不责怪这个渎犯她的臣子，反而赐彩百段。
然则武则天晚年的“秽乱春宫”是事实了？
我们对此颇有怀疑，怀疑史书过甚其辞。因为高宗死时她六十一岁，史书记载薛怀义受宠时她六十九岁，朱敬则谏美少年入宫时她已经是七十八岁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能否作出“淫秽”之事，似乎应属生理学范围。通常来说，可能性不大的。
然则那个谏疏为什么公然奏上，毫无隐讳，且见于史册？陈寅恪解释说，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做皇帝就得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千宫女，她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在武则天的立场来说，也许她正是要男人进宫侍奉，来表现她做女主的威严呢。
据正史记载，有个故事。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二张，武则天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从这件事情看来，她对待“男宠”还是“有分寸”的，不许他们仗势弄权乱朝纲。看来也只是把男宠当作“倡优之畜”罢了。
8、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有人在报上谈起马君武先生的诗，其中有一首《三卅纪事》诗，是讽刺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组织的（按：其时是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故题曰《三卅纪事》），很有意思。诗云：
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
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
赏钱妃子笑，赐浴侍儿扶。
齐楚承恩泽，今人总不如。
这首诗不带一个骂人字眼，而把叛国臣妾的丑态刻划得淋漓尽致，确是一首上乘之作。
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广大人民总是不甘屈服、要反抗敌人的。但统治阶级却有一些媚敌求荣、丑诋祖国的人，“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正是此辈的写照。
历史上也的确曾出现过一个“申申詈故夫”的具体人物，这个女人是晋惠帝的后妻羊皇后。晋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蠢材皇帝”，叫穷人“何不食肉糜”，就是他的杰作。这个蠢材皇帝的第一个“正宫”贾后，却是个非常厉害的悍妇，后来引起“八王之乱”，被赵王伦矫旨赐死。羊皇后没贾皇后那么凶，也不似她那么弄权，但是个丝毫没有骨气的女人。（前后两妻，一悍一贱，这个蠢材皇帝，亦可谓倒霉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申申詈故夫”的女人谈起。
公元三一一年，匈奴族的“汉王”刘渊，派遣他的侄儿刘曜、大将石勒，率兵入侵，攻入洛阳，晋怀帝被掳，晋惠帝的未亡人羊皇后也就成了刘曜的战利品。
羊皇后被掳后，刘曜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又纳她为皇后，并问她道：“我何如司马家儿？”她竟无耻地答道：“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有丈夫。”不但“申申詈故夫”，还向“新夫”大灌“迷汤”！
但若依中国传统的“君子责人从宽”的古训，羊皇后毕竟还只是一个女人，虽为皇后，并未当权。另外有一些乘国当权，且又自夸是饱读诗书的“名士”，也向敌人摇尾乞怜，那就更加可耻了。这类人的代表，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与羊皇后同时的西晋大臣王衍。
王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豪门，《晋书》称他“既有异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当时士风尚清谈，他做了大臣，仍以“名士”自居，有客来访，唯谈老庄。洛阳城破，他被石勒所俘虏，怕石勒怪他，自己说我一向不问政治，并且再三劝石勒“称尊号”，做皇帝。石勒很鄙视他，骂他“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预事？”就把他杀了。又有另一个豪门王浚，平时门第观念极深，但到了“胡乱”来时，就把女儿献给鲜卑的一个小官，并帮助敌人转过来侵略自己的国家，其后也被石勒处死。
可见媚敌求荣，不一定就能够从心所欲，而且更多的是“求荣反辱”。
我们再以马君武诗中的“齐楚承恩泽”的伪齐皇帝刘豫来作例子。
刘豫的“大齐”是南宋时代金人在中原地区树立的傀儡政权。本来金人在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之后，最初立的儿皇帝是张邦昌，僭号“大楚”。金军去后，他自己没有军队，害怕民众起来杀他，便听部下吕好问之劝，将“帝号”取消，迎奉当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回京，仍立赵氏为主，算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人。刘豫就不同了，他本身是宋的高级将领，降金之后，掌握有一部分伪军，可作为政治资本，因此当他听得金主要选择一个傀儡继张邦昌之后做儿皇帝时，他就多方运动，三一年，金主正式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册文写明要他“世修子礼，永贡虔诚”。刘豫也欣然受命。
刘豫做了儿皇帝，十分卖力，不断南侵，作为金侵略者的前驱。初时金主也曾夸奖他，可是他也没得意几年，到了一一三七年，他派遣地的两个儿子刘麟、刘猊与孔彦舟三路进兵淮南，被韩世忠、杨沂打得大败，他的伪军残部的战斗力便不大了。
恰值其时金兵也因在屡败之后，想与南宋划河为界，成立“南北朝”的局面。金的大将挞懒建议废弃刘豫的伪组织，与宋谋和。初时粘罕不同意，后来见刘豫的力量已残存无几，失了利用的价值，也就只好同意了挞懒的主张。
一一三八年，金国四太子兀术，轻骑突入汴京，擒了刘豫，次日兀术召集伪朝文武，宣读了废弃刘豫的诏书。诏书之中有十六个大字：“建尔一邦，逮兹八载，尚动兵戎，安用国为！”伪齐就这样被消灭了。
刘豫解出汴京，尚图倖免，哀求挞懒、兀术开恩。挞懒说道：“你自己瞧吧：当年赵桓（钦宗）出京的时候，老百姓还头上顶着香，哭泣号陶，替他求恕。今天你解出汴京，老百姓没一个可怜你，你自己怎不惭愧？”
可见被老百姓唾弃的媚敌求荣者，连敌人也是看轻他的。
9、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最近翻阅宋史，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主张“两个中国”者不自今日始，而是古已有之了的。倡此论者，即“鼎鼎大名”的汉奸秦桧是也。
秦桧在未做宰相以前，曾扬言道：“我有两条妙策，可安天下。”当时相位出缺已久，有人问他：“你既有妙策，何以不言？”秦桧道：“朝廷没有宰相，说出来也没人执行。”意思即是：“等我做了宰相再说吧”。
后来秦桧果然做了宰相，而这两条“妙策”也真的向皇帝（高宗赵构）提出来了，是什么呢？八个大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原来当时金人入侵，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被金国占领，金人还在中原建立了伪齐国，以刘豫作傀儡皇帝。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杭州）为首都，只是一个小朝廷的局面。这几个字的内容，包括了承认金人吞并的中国领土为金国的合法土地，承认刘豫的伪齐国；宋国放弃了两河、中原、江淮之地，不许再谈“反攻复国”；从北方逃难来的老百姓，一律送回他们的原籍，使他们成为金国人或伪齐国人；凡非江南人而为金国掳去的臣民，一律不须送还，任由他们为金人或伪齐人均无不可。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秦桧的理由是：反正北方已非我有，这是已成的事实，何不承认事实来换取和平呢？
赵构本来是害怕敌人，准备和敌人妥协求和的，可是听了秦桧这个主张，也不禁迟疑起来。他考虑了许久，与其他的大臣说道：“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为了他自己是“北人”，不可能赞同奏桧的计划，这计划才搁浅下来。
秦桧卖国求荣，提起他来谁都要骂他一声汉奸，直到现在，民间还把炸油条叫做“油炸桧”，表示了人民对秦桧的憎恨（广东人读如“油炸鬼”，只是一音之转，同时也是表示秦桧其人，不过是“鬼东西”而已）。不过，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秦桧最初却并不以汉奸的面目出现，相反，是以“爱国忠臣”的面目出现的。
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辈，大都有些“才能”，此所谓“无才不足以济奸”也，而且还装出“爱国”的样子：宋代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都是典型。汪精卫从做“革命党”到做汉奸的事情人所熟知，不必赘述。秦桧最初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以“忠臣”姿态出现，则或许还有人不知，不妨谈谈。
秦桧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考取了头名状元，写得一手的好文章，“词学兼茂，才华卓绝”（详见《宋史·秦桧传》）。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围攻汴京，要求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人一致认为可以割让。秦桧却上疏反对割三镇，并提出兵机四事。第二年，徽钦二帝被俘，金人主张邦昌为伪楚帝，秦桧又申状到金营反对立张邦昌，要求仍旧在姓赵的当中选一人为帝。申状一开头就侃侃言道：“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他在说明了赵氏不可废的理由后，申状最后道：“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当时大臣差不多都被金国的军威吓得发抖，没人敢道个“不”字，秦桧这张申状当真是“一士谔谔”，朝野上下，人人都赞他是个“忠臣”。金兵的统帅粘罕阅状大怒，把秦桧抓到了金营，一同掳往燕京。
可是这个“忠臣”一到了金营，稍受折磨，就变了节。他到了燕京，买通粘罕左右，替他说好话，粘罕奏明金主吴乞买，将秦桧夫妇赐给另一位掌握军权的左元帅挞懒，供军前使用。
秦桧聪慧过人，学会金国语言文字，熟悉了风土人情，成了标准的“金国通”。秦桧的老婆王氏生得伶俐俊俏，挞懒对他特别垂青。秦桧处处在挞懒面前表示他忠于大金帝国，连老婆也在所不惜，挞懒渐渐便日益倚重他，后来挞懒攻楚州，金军诱使楚州举城投降的那篇檄文，就出于秦桧的手笔。
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零年），挞懒把秦桧放回来，要他在南宋政府中设法取得权柄，作为内应。当时秦桧假称是杀了金人的监使逃回来的，杭州全城轰动。虽然也有些人不信，但到底为他过去的“声名”所迷惑，大多数人仍然把他当作“忠臣”。
秦桧察觉宋高宗的意图，知道他只是想苟安于小朝廷的局面，便约略地把他和金人相得的情形，透露一点给高宗。高宗正需要这样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臣僚，且又在金人面前说得上话的，因此很快就把他的职位提升到宰相。高宗曾对人说：他和秦桧见面，听到秦桧的一番高论之后，喜欢得几夜睡不着觉，失眠了。
狐狸的尾巴不久就露出来，自从他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一提出来，朝野反对之声四起，到了后来，甚至杭州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秦相公是奸细”的标语。
可是宋高宗虽不赞同他这个主张，但仍然是想求和的，只希望敌人的条件较宽，能够接受。绍兴八年（公元一一三八年），高宗决定向金国臣服，派王伦到金国去商谈议和条件，表面的理由是想接回被金人所俘的他的妈妈韦妃（其实他还不知生身之母，早已改嫁金国的盖天大王了）。
当时宋大将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情况与徽钦被掳之时不同，朝臣大都反对和议。这位以前反对屈辱求和而现在则主张求和的秦桧说道：“陛下不惮屈已议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情，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真是“聪明绝顶”，善于说辞，既捧了皇帝，又安抚了那班朝臣（当然也有不受他安抚的，例如枢密院编修胡铨就上疏请杀秦桧）。
后来金国派张通古做“江南诏谕使”，要宋高宗赵构跪接大金国“诏书”，摆出的“格局”根本不是“讲和”，而是“受降”。
赵构愿意投降，但却不好意思下跪，双方商议之后，金人同意以秦桧作为宋帝的代表跪接诏书。秦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率领百官，大张盛典，在张通古面前叩首、叩首、三叩首，双手举过头顶，把诏书接了下来。
老百姓都是痛恨卖国奸贼的，无怪后代的人们，都只知道秦桧是个“汉奸”，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才高学广”的状元，而且还曾经扮演过“忠臣”的角色了。
10、元宵杂谈
中国的情人节
农历新年过后，接着来的就是“元宵”佳节了。元宵在古代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尤其在宋代最为盛行，甚至比新年还要热闹），到了近代，则渐渐冷淡了。可见风俗也是随着时代变的。但因元宵既是中国一个传统节日，故此有不少“佳话”或者并非佳话的故事流传，不妨拉杂谈谈。
由近及远，先从“洪宪皇帝”的一则笑话谈起。
元宵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的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做了一首儿歌讽刺他道：“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袁世凯所铸的银币有他的肖像，一般人都叫做“袁大头”。
封建统治者诸多忌讳，又最害怕百姓的讽刺，古今一例。明代就曾发生过一宗“元宵惨案”，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干的好事。
元宵习俗是喜欢打灯谜的，那一年元宵，朱元璋“微服出游”，在南京城里某家人家看见许多人围着打灯谜，他也挤进去看。这灯谜是一幅“谜画”，画的是个大脚妇人抱着个西瓜。朱元璋猜不着，回去和他的马皇后谈起，马皇后大怒道：“这刁民在讽刺我，那谜底不就是‘淮（怀）西妇人好大脚’吗？”原来这位马皇后是临淮县人，属于淮西，她又恰恰是一双大脚。在那个时代，富贵人家的妇女以缠足为美，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女子就可以夸耀邻里。马皇后认为这是讽刺她出身贫贱，故此就勃然大怒了。
朱元璋为了替他的皇后出气，竟下令将那家人家所在的水西门一带的百姓斩尽杀绝，从水西门杀到升新桥，杀了数百家人家，只漏网七家。据说南京现在还存在的“七家湾”这个地方，就是因此得名的。
元宵节是古代百姓喜爱的节日，尤其最受妇女的欢迎。因为在古代的所谓“闺秀”，平日是不许踏出闺门的（宋代礼教严，尤其如此）。只有到了元宵这晚，可以不分男女一同玩乐，大家赏灯。到了近代，男女之防，日渐“开禁”，这也许就是元宵在近代受到冷淡的原因了。
由于在古代的元宵佳节，可以男女无拘，同游共乐，好像西方的情人节一般，有许多关于爱情的佳话流传。《今古奇观》里便有若干这类故事。
这些爱情故事有美满的也有凄凉的。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故事就是令人为之感伤的。朱淑真遇人不淑，嫁了一个庸俗的市侩。在元宵节曾有怀念她旧日情侣的一首词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此词或有云是欧阳修作的。我想这可能是古代文人囿于礼法的观念，想为朱淑真洗脱“不贞”的嫌疑，故而把这首《生查子》词说成是欧阳修所作，亦未可知。
有关元宵的诗词很多，我最欣赏的是辛弃疾的《青玉案》。词云：“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三句，是历代词家赞赏的名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这三句词可以代表人生三个境界中最后的一个境界──毕生执着以求的事情（为学或者追求某一理想），在不知不觉之间，得到了最后成功的境界。
灯会·灯谜
元宵何处去？最好宋城游。不是替宋城做广告，盖因今岁元宵，宋城将有“西湖灯会”之举也。元宵在古代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尤其在宋代，甚至比新年还更热闹。元宵又称为“灯节”，元宵观灯乃是传统习俗。这个灯会，由宋城举办，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个习俗据说始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汉明帝下了一道圣谕，不论平民贵族，元宵都要张灯结彩，表示对佛的尊敬。而这个习俗在宋代最为流行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宋代提倡“理学”，礼教最严。宋代的“闺秀”平日不许踏出闺门，只有元宵节前后三天，才可不分男女，一同玩乐，称为“元宵驰禁”。上篇提到的朱淑真那首著名的《生查子》一词，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把谜语写在花灯上，称为“灯迷”，这也是传统的元宵玩艺。不过到了近代，由于花灯的制作费时费力，谜语多是写在悬挂的纸条上，而这个玩艺也不限定是在元宵才能举行了。
猜灯谜是颇费心思，也是颇多趣话的。据说大陆解放初期，有一灯谜，谜面是“日本投降”，猜古代名人一。谜底是“苏武”，许多人却猜作“屈原”。“原”者，原子弹也。也有人用脱帽格猜作“李世民”，意思是日本投降，乃世界人民的力量。这是“老笑话”。另一个“新笑话”是，“文革”期间有一灯谜，谜面是“闻足下要取西川，亮窃以为不可”，用《三国演义》诸葛亮劝阻周瑜取西川的故事打毛泽东诗词一句，标明“折腰格”。谜底是“问讯吴刚何所有”，折腰格要去当中一字，去了“刚”到成为“问讯吴何所有”，意即问吴国有何力量去取西川。这灯谜本来做得很好，但当时却犯了“大不敬”罪而受批斗，理由是毛主席怎能“折腰”？令人啼笑皆非。
（一九八二年二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