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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就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概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他说：“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一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王勃这两句诗，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潜力。”
还有一个佳话，中国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以层子理论得到包括杨、李在内的国际物理学家的赞扬），他是这次物理学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诗词的爱好者。在从化开会期间，他曾写了一首欢迎杨、李二人的诗：
碧带溪流映紫荆，天湖泻瀑注高情。
春风伴有归来燕，不无诗客赋新声。
倘若不用要求“诗人”的尺度来要求他，这首诗也是颇有意思的。
2、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原子弹之父的诗
世人皆知，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投掷在日本的广岛的；但第一次原子爆炸则是在美国的阿拉莫哥多（Alamogordo）。用作试爆的科学名称是“原子装置”，这次试爆成功才产生原子弹。据说当原子装置爆炸时，有一位参加实验的物理学家亲眼看到火球越扩越大，心中突然闪过一阵恐怖的感觉，觉得火球会不断地扩大，以至烧光全世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称号的奥本海默博士，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当场写出了几句诗：
假如一千颗太阳的光焰，
突然都迸射到天空，
那就会像是──
至尊的神的光辉。
不错，原子弹的威力是巨大的，一颗原子弹就足以杀伤数以万计的人；但似乎也没有那位物理学家想象的恐怖。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鸟儿还是在飞，树木还是一样生长，新的城市也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
在人类进化史上，火的发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恐怕不是“原子弹的发现”所能比拟的。古代有拜火教，创于波斯，称为袄教，影响及于世界各地。曾于唐代传入中国（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就是源于袄教的）。那位物理学家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和古代人震惊于火的威力的“心态”看来正是一样。我不是科学家，但我有个设想，现代科学正在加速发展，过了几百年，一种什么新的能源可能代替了原子能，而原子弹也要被人当做“小儿科”吧？
在战争史上，机关枪的发明也曾被人当做“最后的武器”；但到了现在，机关枪却已变成“落后”的武器了。奥本海默博士的预测，谁掌握原子弹，谁就是掌握人类命运的“至尊的神”，这个预测，恐怕也会为后人所笑的。（武侠小说就没有谁仗着一把宝剑可以天下无敌的，一笑）
不过，请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这个说法并非忽视倘若把原子能用于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祸。我和世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一样，是赞成“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原子能只能是作和平用途，这已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了。
魔鬼和神一道大笑
《现代科学谈趣》的作者──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杰仁美·伯恩施坦也曾写过一首小诗，诗道：
大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夜里躲藏，
上帝创造了牛顿就有了光。
但魔鬼和神一道哈哈大笑起来了，
创造了爱因斯坦，此人就恢复了原状。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原子物理学的先导，因此诗人把发掘了自然法则的牛顿定律和导致原子能发现的“相对论”相提并论；同时把这两大科学家放在同等位置──都是上帝的杰作。
原子能可以令人类幸福，也可以令人类毁灭，所以原子能的发现令魔鬼和神都大笑起来了。这几句相当“玄妙”的诗，据说就是暗示创造原子弹之后，人就具有魔鬼和神两种性格（或说“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故此用“恢复”二字）。诗人认为把原子能用来准备战争，就是“魔鬼与神同在”的具体表现。他是反对原子战争的。（诗无达诂，对这首诗当然你也可以作别种不同的解释）
《现代科学谈趣》一书，还提到另外一位原子物理学家──主持芝加哥“阿岗国立实验所”原子科学研究工作的罗伯兹博土所写的一首诗，也很“有趣”。这首诗写于六十年代初期，是有感于当时美国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配合军事需要的。诗道：
在一座古老的陆军基地，
世界上最好的电核器，
一定花费十亿金元，
一定发出百亿伏特，
需要五千学者，花费七年时光，
才使它活下去！
当然这机器不过是一座
更大的机器模型而已。
那就是物理学的未来途径，
我相信你们都会赞成？
……
拿开你的十亿金元，
拿开你那染污了的金子。
……
拿开啊，拿开你那十亿金元，
让我们再次成为物理学家。
科学家不愿意为战争服务的心情，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3、廖风舒的《嬉笑集》
近代以广东话作对联最有名的是何淡如。以广东话入诗，则以廖凤舒最为可观。
个人意见，我以为若论文学价值，廖风舒的广东话诗远在何淡如的广东话对联之上。
不错，何淡如的对联往往有“匪夷所思”之作，令你笑破肚皮。但令你笑破肚皮的只是由于字面的诙谐，联语的本身却大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一联，用三个国名来对一句旧诗，确是匪夷所思，但三个国名串在一起却是没有什么含义的。
廖风舒的广东话诗可就不同了，咏史也好，纪事也好，往往能启人深思。尤其《广州即事》等待，描画旧社会诸般令人可笑而又可恨的事物，更是兼有“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廖风舒原名恩焘，号忏盫，他是革命先烈廖仲恺的哥哥，原籍惠阳，晚年在香港定居，一九五四年四月去世，享寿九十岁。他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对旧社会的丑恶面是看得特别深刻的。
他平生用粤语写的七律很多，经他详加选择，分别集成《汉书人物分咏》《金陵集咏》《史事随笔》及《信口开河录附存》，总名《嬉笑集》，生前曾一再付梓，印成小册分赠亲友，在书店是买不到的，在他死后，一九七〇年，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曾清，对他的诗极为喜爱，曾手录全册，并加以校正。当时似乎是有代售的，但现在也很难找到了。
他的诗大致可分三类，一、咏史，二、咏名胜风景（大都也有史事穿插其中），三、时事讽刺诗。
咏史诗最为脍炙人口，虽未公开出版，但有许多都早已为人传诵（如咏秦始皇、项羽等诗）。人所熟悉的不谈了，在这里只举两首比较少人知道的为例。
一是咏秦二世的，诗云：
够之大瘾火麒麟，呢件龙袍重几新。
未必乖哥唔识鹿，果然太监系剦鹑。
一堂鼻涕真衰仔，二世头衔咁吓人。
点估江山全送晒，亡秦应在亚胡身。
写秦二世之为“败家仔”，刻画传神。“未必乖哥唔识鹿”尤为“警句”，意即秦二世虽为“蠢仔”，亦未致于连马与鹿都分不开，赵高“指鹿为马”之能得逞，那是二世为势所迫，不能不做他的傀儡。败秦江山的责任，赵高大于二世。
一是咏司马相如的，诗云：
十月天时芥菜心，突然挑起为弹琴。
姑爷卖赋钱难捏，小姐当炉酒要斟。
穷到牛头赊裤着，碰唁狮鼻打锣寻。
茂陵重想装埋艇，头白吟成有晒音。
写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隐隐道出此大名士追求寡妇为的是钱；后来司马相如另有新欢，卓文君作《白头吟》冀求夫婿回心转意，史书上据说是有效果的。但诗人一句“头白吟成有晒音”却作了反面的看法。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本是文人雅士艳称的爱情故事，但在诗人笔下，则写出了这段爱情的丑恶面，最后一句讽刺意味尤为深刻。
第二类咏名胜风景，举《金陵杂咏》中《天文台》一首为：
报风报雨报埋烟，日本人称大话团。（自注：日谚谓撒谎为天文台）
寒暑表真多事件，测量器便系神仙。
挡雷机着雷嚟劈，得月楼啱月未圆。
隔海宋皇台咁远，搬嚟呢处想摩天。
写旧日南京天文台之“水皮”，令人发笑。更妙的是突然拉上香港，最后两句竟似乎是新文艺中“时空交错”的技法了。他“诗笔”之“放”，此诗也可见一斑。又，他是日本留学生，故此能够运用日本谚语，恰到好处。
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在广州解放前所写的时事讽刺诗。选录三首，以见一斑：
（一）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当时广州通用港币，称为“咸龙”，做找换生意的十三行钱庄被人称为“剃刀门楣”，盖因其“出又刮，入又刮”也。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最后两句，颇有鲁迅杂文味道。
（二）
广州唔到十三年，今再嚟番见鬼冤。
马路窿多车打滚，鹅潭水浅艇兜圈。
难民纪念堂中住，阔佬迎宾馆里捐。
酒店老车俱乐部，隔房醮打万人缘。
写的是解放前夕，“国府”搬到广州的时事。难民、阔佬一联令人笑中有泪。而“中山纪念堂”作为“难民收容所”讽刺意味也很深刻。
（三）
水灾听话要开捐，预备从中揾个钱。
猫面谁知监伊食，牛皮点肯任人煎。
埋台照例烧轮炮，入格周时叹口烟。
想咪剩番条鼠尾，汽车胎早喊冷完。
写当时的国民党官吏在作鸟兽散之前，还要借水灾来发赈济财。“喊冷”想是香港的广东话“大拍卖”之意。
还有一首《漫兴》也是广州解放前即景，写得也非常好。
全城几十万捞家，唔够官嚟夹子扒。
大碌藕真抬惯色，生虫蔗亦啜埋渣。
甲仍未饱偏轮乙，贼点能知重有爸。
似走马灯温咁转，炮台难怪叫车歪。
此诗直斥当时的官吏是贼阿爸，害处比几十万捞家的总和还大。“生虫蔗亦啜埋渣”写官吏的刮削民脂民膏，与“禾米食完麻雀散”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车歪炮台在穗城城郊，车歪两字，在粤语中有越出常轨、转动反常之义。
4、闲话打油诗
一般人把俚俗的诗称为“打油诗”，何以称为“打油”呢？原来唐朝有个叫张打油，喜欢写浅俗的诗，曾有《咏雪》诗云：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笼统”是当时俗语，状“模糊”之貌。首句写大雪覆盖下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人看雪景，视野模糊，在白茫茫一片中，只见井口开了一个“黑窟窿”。江山极大，井口极小，首行两句，以江山之白对照井口之黑，看似“荒谬”，对照却极为鲜明。三四两句写黄狗与白狗在下雪时候的变化，更是具体生动，别饶“奇趣”。这首诗虽然没有谢家的才子才女（谢朗、谢道蕴）的咏雪名句──“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那么雅丽，却更为凡夫俗子所乐道。这首诗流传下来，打油诗遂因此得名了。
许多人认为“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没有艺术价值。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试以一首人所熟知的打油诗为例，说说它的“艺术价值”。
生平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八长。
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
这首诗是嘲笑那些乱去题壁的狗屁诗人的。第一句闲闲道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已寓有挖苦“诗人”的伏笔。第二句就奇峰突起了，怎的诗人会有“丈八长”呢？令你非追下文不可，三四两句自问自答，层层推进。结句画龙点睛，令人恍然失笑。这首诗层次分明，结构严密，而又深得“文似看山喜不平”之妙，能说它的艺术性不高吗？
又如嘲笑将“枇杷”写错成“琵琶”的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弦管尽开花！”虽然不及前作，也很有趣，结句尤见精警。
古代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喜欢写打油的，如“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些至今尚在流传的通俗的诗句就是唐代诗人罗隐的作品。
宋代有个名叫魏野的文人，和他同时的有个姓张的名妓，貌美而举止生硬，排行第八，人称“生张八”，魏野曾赠她一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生张熟魏”这个俗语由此而来。
不但文人写打油诗，还有个写打油诗的皇帝呢。据说清代乾隆年间，有个翰林，把“翁仲”误写成“仲翁”，乾隆批以诗云：
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窗下少夫功。
如今不许为林翰，罚去江南作判通。
“通判”官名，清代设于各府，辅佐知府处理政事，地位当然不及翰林“清贵”。乾隆故意把“仲翁”“功夫”“翰林”“通判”倒写，嘲那一时笔误的翰林，并革了他的翰林，将他贬作通判。一字之误，损失惨重！乾隆的诗，一般来说，得个“俗”字。但这首诗倒有几分幽默感，不过是否他的所作，那就不可考了。
近代人写打油诗以廖凤舒最为出名，他的打油诗用字非常浅俗，但却极有“深度”，我认为他的打油诗可说得是已经“突破”前人境界的，以他的一首咏广州解放前夕的即景诗为例：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咸龙”是解放前广州人对港纸的俗称，“剃刀门楣”是找换店，“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禾米食完”“留番光塔”两句，可以比美鲁迅的杂文。
去年在上海逝世的《大公报》专栏作者唐大郎也是个写打油诗的能手，他有题为《答友人》的“自白诗”两首，就是说他的打油诗的。诗道：
向于趣味不嫌低，说我风流便滑稽。
不信试看全副骨，红团绿绕更黄迷。
诗如山药开场白，贫嘴终无片语佳。
索笑不成成索骂，怪予从小习优俳。
“山药蛋”是上海旧日一位说鼓书的艺人，他一上场例有一段开场白，俗话俚语，层出不穷，很得观众欢迎，但也有恶之者骂他“恶俗”。唐大郎以自己的打油比拟为山药蛋的开场白，是自嘲亦是自傲也。
最近逝世的本港名作家高雄（写“怪论”的笔名为三苏），很少写诗，但他也曾写过一首颇为脍炙人口的打油诗，是在某次宴会上，“即兴”写给影剧界的知名人士林檎的。林檎是影剧的宣传高手，当时正出任光艺公司的经理。高雄赠他的诗道：
由来古怪与精灵，飞出宣林作老经。
曾襟膊头皆老友，猛吹姑妹变明星。
鹩哥自有飞来蜢，马尾多如搂蜜蝇。
左手算盘右手笔，文章银纸两关情。
林檎不良于行，因此他的老友都曾被他“襟”过膊头。“跛脚鹩哥自有飞来蜢”“乌蝇搂马尾，一拍两散”均是广东俗语。此诗的妙处，就在于以俗语入诗，谑而不虐。结尾两句甚为精警，“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文人岂止一个林檎？
5、黄苗子的打油词
黄苗子既是散文家，也是书法家。“天地”出版的《梁羽生小说系列》，封面题字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在能文、能书之外，更兼能诗、能词，其诗词多是“打油”体，我尤其喜欢他的打油词。这里就先谈谈他的打油词吧。谈词之前，先来一段“闲话”。据程雪野在香港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黄苗子春蚓秋油》中说，黄苗子的客厅有一副主人自书的对联：“春蚓爬成字，秋油打作诗。”其联亦是“打油体”。
抽油·秋油·咸诗
中国本来有句成语，叫做“春蚓秋蛇”，以蚯蚓和蛇的行迹弯曲比喻书法不工。来源出于《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批评另一位著名书法家萧子云：“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黄苗子的“春蚓秋油”可说是从这个成语变化出来，而“自赋新意”的。黄苗子解释，广东人称酱油为“抽油”，那个“抽”字其实原本是作“秋”字。故“秋油”者，即酱油也。以“秋油打作诗”，其咸味之重可知矣。黄苗子喜欢写字，也喜欢作诗。“春蚓爬成字”是自谦字写得不好；“秋油打作诗”则更是“自贬”其诗为“咸诗”了。不过，“咸诗”是广义的，一般而言，凡属其志不在“文以载道”，而只在自娱、娱人的，被正人君子目为“不大正经”的诗，大概都可以称为“咸诗”。黄苗子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春蚓”云云，当然是自谦的了；至于其诗，虽以“秋油”自喻，其实“油腔”有之，“咸味”是不重的。他虽不以“载道”标榜，其实是很有道理的。细加品味，甚至可以品尝出在他的打油诗词中，实有“微言大义”存焉。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黄苗子与黄永玉的“诗画交游”，那是由来已久的了。程雪野的文章有一段说及他们合作的佳话。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一网成擒，其时正是吃蟹季节，北京人闻讯，纷纷跑去街市买蟹，指定要四只，三公一母。黄苗子还以此为题材，题词一首，由黄永玉配画。
郭索江湖四霸天
黄苗子的词调寄《江神子》：
郭索江湖四霸天，爪儿尖，肚儿奸，道是横行曾有十多年。一旦秋风鱼市上，麻袋里，草绳栓。 釜中那及泪阑干，一锅端，仰天翻，乌醋生姜同你去腥羶。胜似春光秋兰茂，浮大白，展欢颜。
按：“郭索”，辞书的解释为躁动貌或多足貌。蟹的性格、样貌正是如此。故文学作品中多用“郭索”一辞来形容蟹爬行，或蟹爬行的声音。“四霸天”意何所指，那是人尽皆知的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在“文革”之前就搞风搞雨；姚文元以评吴晗的《海瑞罢官》起家，揭开“文革”序幕，他本人也成为“文革”期间御用的“金棍子”；王洪文则在“文革”开始后得势，坐直升机直上中央，官至“副主席”。各人情况不同。“道是横行曾有十多年”，道的乃是约数。二黄的诗配画是在“四人帮”一网成擒后的第二天（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就完成了的，真是反应迅速。
黄苗子用以题画的打油词甚多，而且也大都写得十分精采。选录几首，以见一斑。
《玉楼春·题韩羽画关公战秦琼》
你在唐来我在汉，糊里糊涂刀对锏。凭空怎的打一场，都为肚皮挣碗饭。 戏场自古多虚幻，样板而今不样板。当年文苑窃红旗，今日铁窗囚女犯。
宜古宜今 空际转身
“关公战秦琼”是旧日戏班的笑话之一。据说有一乡下土财主做寿，请一戏班来家中演出。班主请寿星公点戏，此一富户目不识丁，但《三国演义》、《说唐》之类通俗小说的故事，他是听人说过的，于是遂点了一出“关公战秦琼”（按：此一“据说”，说法不一。亦有云是真人真事的，那寿星公是民初某一军阀的父亲云云）。关公（关羽）是蜀汉刘备的大将，秦琼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将，根据“演义”的说法，关公用刀，秦琼用锏，故云：“你在唐来我在汉，糊里糊涂刀对锏。”一汉一唐，如何打得起来，但为了挣口饭吃，打不起来也非打不可。此词之妙，不仅在于嘲笑那一场“糊里糊涂刀对锏”，最妙的是，下阕突然笔锋一转，自古及今，和“现代戏”拉上了关系，从笑话关公战秦琼一变而为对江青窃取文苑红旗（江青当年改编样板戏之功，叫人捧她做“文艺旗手”）的嘲讽。这种“空际转身”的技法，要转得“奇”而又自然，是十分难得的。
黄苗子的笔放得很开，似此宜古宜今、空际转身的技法，还可见之他的《菩萨蛮·题韩羽所作白蛇传图》。词云：
无情无义无肝胆，要他何用将他斩。一做二不休，休教刀下留。 乞怜还乞恕，跟着妖婆去。岂是两情投，无非怕斫头。
按：《白蛇传》中的许仙是跟着“妖僧”去的，此处改为跟着“妖婆”去，当是以江青这一妖婆来比喻法海那一妖僧也。而现代的许仙亦是另有所指的。
如何比得陈阿大
在“那个十年”，有些人跟着“四人帮”走，实是迫于无奈。“岂是两情投，无非怕斫头。”黄苗子之笔是只诛“妖婆”，对那些现代的“乞怜还乞恕，跟着妖婆去”的许仙，却是宽恕的。
不过他也没有放过某一些甘为帮凶的“四人帮’爪牙。这见之于他的《渔家傲·题韩羽作十五贯图》：
意乱心慌吞又吐，遮遮掩掩浑无措。耍尽花招瞒不住。娄阿鼠，如何比得陈阿大？
十五贯钞何足数，抡抄打砸生财路。一日搭帮三代富。差一步，况钟忽尔来光顾。
按：娄阿鼠是昆剧《十五贯》中的小偷，况钟则是剧中一个富于机智的好官，他假扮相士，明查暗访，终将娄阿鼠缉拿归案。至于陈阿大（“大”读“度”），却是现实中的人物了，他是“文革”期间上海的一个造反派领袖，“四人帮”的大爪牙。据说他曾经想当张春桥那个“影子国务院”的副总理。娄阿鼠偷的不过是十五贯（一千铜钱为一贯），陈阿大靠打砸抢生财，有如明火打劫，其劫得的钱财，则不知是几千万个“十五贯”了。故作者曰：“娄阿鼠，如何比得陈阿大？”从娄阿鼠联想到陈阿大，一下子从古代跳到现代，从虚构的戏剧跳到现实的世界，作者想得妙，读者也会因作者奇妙的联想而引起深思。
同样可发人深省的还有《菩萨蛮·题丁聪画不倒翁图》一词。词道：
东西南北团团转，是非黑白何须管。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 小丁一幅画，裱好墙头挂。敢问有心人，宜笑抑宜颦？
红袍护好风
丁聪的《不倒翁图》，画的是个红袍黑帽的官儿。这种“东西南北团团转，是非黑白何须管”的官场不倒翁，固然是“古已有之”，而今呢，即使不能说是“尤烈”，也还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名称换为“干部”罢了。丁聪的画是借古喻今，黄苗子的词则更为之“进一解”。“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此风也，当是小民痛恨的不正之风，然而对那些以权谋私的官儿来说则是“好风”也。“红袍”在古代是加官进爵的标志，在现代则也许还有一种象征意义，即披着“马列外衣”的红袍也。由于有了“红袍”保护“过关”，这才能使不正之风越刮越大。“风好护袍红”，颠倒过来，便成妙句。这种“回文”句子，古人多用之作为文字游戏（当然也有比较好的，例如纳兰容若的“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等等），而黄苗子的“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则不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它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的。
另一首具有深刻意义的词是题郁风、黄胄合作的《雪雀图》的。郁风画雪中寒枝，黄胄画枝上的冻雀。黄苗子的题词（调寄《鹧鸪天》）道：
细细敲窗雪有声，雀儿催暖闹营营。从来变脸唯天易，一霎浓阴一霎晴。 黄狗白，走车停，南人不识指为冰。长宜议论风花月，且莫忧愁雪打灯。
此词作于一九八七年年头，可说是“感时”之作。
（一九九零年三月）
补记：我和苗子先后移家澳洲，他在布里斯班，我在雪梨，虽然很少见面，却常以“传真”联络，或唱和，或论文，亦一乐也。《黄苗子的打油词》一文系我用另外一个笔名在八年前发表的，尚未经他过目。日前整理旧稿，遂急检出，电传请正。他当日即以打油词代信作覆，真捷才也（九八年四月廿七日）。词如下：
鹧鸪天
文统道兄以八年前旧作见示，深感知音勉饰之意，赋此致谢。
轧轧传真降雪梨，沐薰拜诵汗如斯。外孙幼妇①同鞭策，虱脑虮肝②早自卑。 惊宠辱③，背时宜，不妨闲作打油诗。人多地痒④真奇想，悔不回归刮地皮。
自注：
①“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见《世说》“魏武曹娥碑”条。
②“烹虱脑，切虮肝”见宋玉《小言赋》。
③“宠辱若惊”见《老子》。
④“凿山则地痛，人多则地痒”见刘向《别录》。今十二亿以上人口，故地痒可知，刮地皮应为大地止痒耳。一笑。
羽生读后感：
“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意为“绝妙好辞”（拆字会意格。黄绢为色丝，合成“绝”字；幼妇为少女，合成“妙”字；外孙为女之子，合成“好”字；齑是苦莱，臼是春米的器具，置苦菜于臼中，“受辛”之意，合成“辞”字。“辤”是“辞”字的篆书体）。曹娥碑如何我不知，我谓“人多地痒真奇想，悔不回归刮地皮”确系绝妙好辞也！
6、挑曹雪芹的错
晴雯在曹雪芹笔下是个性格倔强，十分可爱的少女。她在大观园中，身份虽然只是个小丫头，却像污泥池中的白莲。《红楼梦》五十二回下半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就是写她的事情。
这件孔雀裘是贾母给宝玉的，名为“雀金裘”，贾母给他时说：“这是哦啰斯国（即俄罗斯）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
曹雪芹以贵公子出身，非但饱读诗书，而且见多识广。《红楼梦》书中涉及的东西，纵然是一件衣服，一件玩物之微，他都说得头头是道，十分在行。不过上面所引述的贾母说的那句话，却是说错了。
挑曹雪芹这个错的就是吴世昌。
吴世昌对“雀金裘”的考证曾经下过艰辛的研究功夫，他说：“我以前曾因《红楼梦》中说到晴雯补雀金裘的故事，留意清初人著作中有关的毛织品的记载，连类及于晋唐和更早的这一类文献、材料。”这还不算，他还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出土文物到实物作为证论根据，为了彻底弄清楚《红楼梦》中所写的一件雀金裘，你想想他费的是多大功夫。他是无愧于“红学专家”这个称号的。
他在《从羽毛贴花绢到雀金裘》一文中，批判了《南齐书》“文惠太子织孔雀毛为裘”的说法，也指出了贾母的错误。
“贾母对于各种丝织品，如‘慧纹’、‘软烟罗’等，确是见过世面的行家。但她说雀金裘是哦啰斯国织的，却是附会之谈。孔雀是热带飞禽，俄国哪里会有？而且俄国的纺织业不发达，锦绣工艺的技术也不高明，即使有孔雀毛这种原料，也织不出‘雀金裘’来的。”
贾母说错，亦即曹雪芹写错了。至于吴世昌所挑的错是否真错，我非红学专家，不敢妄议了。
吴世昌近年为外文出版局审校英译本《红楼梦》第一二卷。他有许多论文被译为英德俄等多种外国文字，和周汝昌一样，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学者。
7、水仙花的故事
影娥池上晓凉多，罗袜生尘水不波。
一夜碧云凝做梦，醒来无奈月明何！
这是元代诗人丁鹤年咏水仙花的名句。水仙花在中国诗人的想象里，常常被比喻为清丽绝俗的仙女，例如清代大诗人龚定庵所写的《水仙花赋》，就是将水仙花当作了“洛神”的化身的。赋中有几句道：“有一仙子兮其居何处？是幻非真兮降于水涯。将黄染额，不事铅华。”读之真如见洛神仙女，在月色朦胧之夜，凌波冉冉而来。这首赋是龚定庵十三岁时候写的，才气真足惊人！
说来倒很有趣，在中国诗词中，水仙花是仙女，但在希腊神话中，水仙花则是一个美男子。英文的Narcissus一字，本来就是希腊古代一个美男子的名字。
据说Narcissus因为生得太美了，常常临流独照，孤影自怜。有一个仙女名叫Eche在林中遇见了他，一见倾心，苦苦追求，Narcissus却不理不睬。Eche本来是一个活泼可爱喜欢谈话的仙女，失恋之后，终日悲郁，远离她的同伴，独自漫游于山林中，她美丽的身体也渐渐因忧愁而消灭，只有余音不灭，散在山岭水涯。她临死前向女神维纳斯祷告，要求惩罚这狠心的少年。
维纳斯就是爱神丘比特的母亲，也是司恋爱、美丽、欢笑与结婚的女神。她一方面恼恨Eche不知自重，有损仙女的尊严，于是罚她的幽灵居于山岩荫僻处，要复述她所听到的最后的声音，以儆戒其他仙女。英文中的“回声”（Echo）一字，就是这样来的。但另一方面她也可怜Eche的遭遇，决定惩罚Narcissus。有一个诗人写道：“奥林匹斯山上的月暗云低，众女神在窃窃陈词，请将怒杯递给那狂妄的孩子，他委实轻视了我们众女的神祇。”描写的就是众女神请求维纳斯惩罚Narcissus时的情景。
有一天，Narcissus又临流自照，他为自己美丽的面孔所迷惑，忽然在他的幻觉中，他自己的影子变成了极美丽的仙女，他开口向她说话，仙女的红唇也微微开阖，但却听不见语声；他伸出两臂，水中也有如雪的双臂向他伸来，他俯腰伸手想抱她，但水面一被触动，仙女迅速消失了。Narcissus因此发痴发狂，日夜守在池边，不饮不食不睡，终至于死，还不知道水中所看见的仙女就是自己的影子。Eche的仇报了，但众神很可怜Narcissus美丽的尸体，于是把他变成了水仙花，就以他的名字作花名。
因为这个神话，所以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水仙花情意综”(Narcissus
Complex)，意思便是“自恋狂”。不过在心理学上有“自恋狂”的男子，却不一定像Narcissus那样漂亮，而只是极端的“自我欣赏”罢了。有自恋狂的男子，多是心理上极端内向，而自尊心和自卑感都很浓厚的人。
西洋诗歌也有不少以水仙花为题材的，最著名的是法国象征派诗人PaulValéry的《水仙辞》，此诗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当时的法国诗坛有人评论道：“有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PaulValéry发表了他的《水仙辞》！”这首长诗写得非常晦涩，据说一百个人看了就有一百种不同解释。对于象征派的诗我不懂欣赏。法国当时的诗坛对Valéry的诗那样推崇也正是代表了一种颓废的倾向哩。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故事太悲哀了，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神话令人心情欢悦。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老妇人名叫姥姥的，寒冬之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丛，又美又香，就吃下去了，醒来生下一女，非常聪明，因名“观星”。“观星”既是“天柱”下的“女史星”，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美丽的少女既是天上的星宿化身，又是清丽绝俗的花魂化身，真会引起诗人无限遐想。
8、日本汉学家的水仙词
中国文人以水仙花作题材的诗词很多，不足为奇；但在日本人中，也有人用中文写的水仙词，而且写得很好，这有点“特别”了吧。这个日本人是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汉学家野村篁园，他写的水仙词调寄《被花恼》，如下：
碧湘波冷洗铅华，谁似绝尘风度？一笑嫣然立瑶圃。铢衣剪雪，银铛缀露，好入黄初赋。梅未折，菊先凋。檀心独向冰心吐。 环珮碎珊珊，暗麝穿帘细如缕。低鬟易乱，弱骨难支，月洁风清处。怕仙魂直趁楚云归，把瓶玉寒泉养妍樗。爱澹影，闲伴芸窗灯半炷。
“黄初赋”即曹植的名篇《洛神赋》（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曹植的《洛神赋》写于黄初年间，而他所恋的“洛神”正是他哥哥曹丕的妻子甄后。本来根据古代的传说，洛神乃是宓牺氏之女宓妃，溺死洛水而成洛神的。但曹植的《洛神赋》则另有所指，是借宓妃的故事来抒发他对意中人甄后的怀念的。这个甄后是当时一个军阀甄逸的女儿，曹操打败甄逸掳了他的女儿回来，不给曹植，却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因此曹植作的这个赋，本名《感甄赋》，后来才被魏明帝（曹丕之子）改为《洛神赋》的。
这个传说不知道真假，但从此之后，诗人就把水仙花当作“洛神”的化身了。例如上一篇说的清代诗人龚定庵所写的《水仙花赋》，就是取材于《洛神赋》的。
9、锦心绣口笔生花──“沟通艺术”的对话
甲：喂，喂！你在读什么书，读得这样入神？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竟然连令郎为我开门的声音都听不见。
乙：对不起，我正在读陈耀南博士的新著《中国人的沟通艺术》。不是你走到眼前，我还不知道你已经进了房门呢！
甲：这本书何以令你如此着迷？
乙：你总应该知道陈耀南是谁吧？
甲：我知道他是“一身而二任焉”，教授兼作家。
乙：不错，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出色表现。他讲文学课程往往中外兼陈、古今并列，擅言辞，多妙喻，听课的学生没有觉得闷的。写文章呢，也是不拘一格，骈、散、诗、词，件件皆能。不过以散文写得最多，尤其擅长于说理的散文。真是为文则显风格于庄谐雅俗之间，授课则见妙趣于缕析条分之际。
甲：好，请言归正传吧。
乙：稍安毋躁。你以为我说的是“闲话”吗？
甲：请别误会。其实是“闲话”也不打紧，在适当的地方插入一些“闲话”正是散文的特点。
乙：可是我刚刚说到陈耀南的散文，这“闲话”就给你打断了。
甲：是我不对，请继续说你这不是闲话的“闲话”。
乙：你说得对，许多堪称绣虎雕龙般的文字或者语言，就是从“貌似寻常”的“闲话”中道出来的。不仅“闲话”，连夸张都是一种艺术呢。你熟读中国文学史，想必知道像《左传》这样优美的文字，得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称赞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的叙事文，都有学者认为其文字失之浮夸，有文胜于质的毛病呢。
甲：所以这就引来了现代文史学家刘大杰的评论，认为“这都是那些死守六经为文章的正统的迷古派的意见”，“他们所说的浮夸与文胜于质，正是中国散文的艺术的进步”（见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刘氏说的不无道理。
乙：可我从陈耀南的文章扯到了《左传》，你不嫌这个圈子兜得太大吗？
甲：我倒觉得你好像已经“入题”了。
乙：你终于看出一点眉目了。陈耀南这本《中国人的沟通艺术》，类别并非创作，而是古文今译，所举的例子，都是从《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等古典名著中挑选出来的。陈耀南得兼“文”、“口”两才之美，自是得力于熟读这些名著之功。其实，甚至不必打开这本书，单单看书名的副题，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甲：是啊，这本书书名副题是“锦心绣口笔生花”，说的当然是和语言文字有关的艺术了。陈耀南在这两方面都出色当行，难怪吸引你了，对吧？
乙：这正是我心中的答案。
甲：但你说的另一句话，却似有点语病。
乙：是哪一句？
甲：你说这本书依类别不能划为创作。其实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或云再创作。翻译也需要心思，甚至有时可能比创作更花心思。没有他的精彩译笔，你自是可以读得懂原文，但许多年轻学子就未必啃得下那些古典名著了。何况，他也并非全部直译，还有意译和改写，还有补充说明，说明其前因后果。这些都是有助于读者了解的。总之，是否创作，不能机械划分，你同不同意？
乙：高见，高见。如此说来，“锦心绣口笔生花”七个字，也可以用来送给陈耀南了。
甲：当然可以。你刚才不是提到有关《左传》的文质之辩么？陈耀南在该书的“导言”部分说到语言艺术时，他提出了十六个字的准则，就比刘大杰说得更加全面。虽然他这十六字，并非专为论证《左传》的语言艺术而设。这十六个字是：“知己知彼，合情合理，有质有文，不亢不卑。”
乙：哦，原来你也看过这本书，看得比我更仔细。该轮到我问你对于这本书的意见了，最好跳出学院派的范围。
甲：好，那就一跳跳到“今天”吧。你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像不像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像《左传》与《战国策》所写的那个战国时代？
乙：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记得好像是在四十年代初，中国内地出版的一本综合性半月刊，名称就叫做《战国策》。
甲：我的问题，不局限于中国，是就整个世界而言。
乙：今日世界像不像战国时代，我说不准。你说呢？
甲：那就再来一个时空跳跃，让孟子先说。春秋、战国在孟子口中，乃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时代。古代的圣王，能让万众归心，靠的不是政治独裁，更非军事镇压，靠的只是道德力量。孟子说的“圣王不作”和庄子说的“圣贤不明”，往往被人相提并论，说的差不多是同样意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偶像和权威都已消失，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了。于是列国纷争，各行其是（失了共主，诸侯放恣）；不是掌权的知识分子，也都各自有各自的主张，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失了共识，处士横议）。这就造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乙：这样说来，倒是有好有歹呢。
甲：春秋战国的时代，就学术思想而言，本来就是个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
乙：就算今日世界和春秋战国时代相似，却又和陈耀南的那本书扯得上什么关系？
甲：那本书说的虽然是语言艺术，但其所举的事例，大部分却是发生于春秋战国这个时期。
乙：那又怎样？
甲：“古为今用”你懂不懂？
乙：哦，你是说陈耀南在借古讽今么？或者这只是你的意思呢。
甲：或者是吧。不过我作此想，亦是有根据的。
乙：什么根据？
甲：你翻开“导言”所举的例子仔细看看，有许多例子，说的不管是国家大事也好，是个人应对也好，你都“似曾相识”，可以用以喻今。
乙：好，我一定再三看看。但不管你猜对猜错，我都佩服你独到之见。
甲：不算独到之见吧，我只是依书直说。你可以多问问几位有学问的朋友，听听他们是否也有同感。
乙：我有一事不明，倒要先问问你。
甲：请说。
乙：你对陈耀南其人其书的了解，好像都比我深，为何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甲：客气，客气。我是想集思广益。
乙：如此郑重其事，真是小题大做。
甲：不是小题大做，是大题小做。
乙：吓，“大题小做”，什么意思？
甲：实不相瞒，陈耀南请我为他的书写一篇序，这可是涉及古代的语言艺术的，题目够大了吧？
乙：啊，他找你写序文，我还以为你们是尚未相识的呢。
甲：世事多变化。前两年他来了悉尼，和我住在同一个区，距离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几乎可以说得是近邻。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之命，岂敢推辞。但他的书是“三有”，而我却是“三无”，无锦心，无绣口，更无生花妙笔，又怎能侈谈什么语言艺术？无已，只好找个有学问的朋友聊聊，说不定可以聊出一点名堂，便可聊以塞责。这就叫做大题小做。
乙：其实你心中想要写什么，那就写什么好了。黄遵宪诗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管他什么“三无”、“三有”。
甲：我心中想写、口中要说的只得一句。
乙：一句话怎可当作“题词”？
甲：勉强也可以凑成一首打油诗，但翻来覆去，其实也只得一句，而且还是借用别人的成句。
乙：这倒是前所未闻的了，姑且说来听听。
甲：请听：
锦心绣口笔生花，妙语奇文两足夸。
读罢只能题一句，锦心绣口笔生花。
乙：原来你借用的成句，就是陈耀南那本书的副题，“起句”是它，“结句”也是它。这是仿苏东坡的题庐山诗体──那首诗也是两用“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一名句。虽然前后两句相同，但各有所指，不能算是重复。不过，寥寥二十八字，而且还是打油诗，分量究嫌不够。
甲：既嫌不够，那就惟有把你我的“对谈”搭上了。
乙：谁叫我们是朋友呢，无可奈何，由得你吧。请请。
甲：多承相助，无以为报。谢谢。
──“对谈”结束。
（一九九六年五月悉尼）
10、看澳洲风流盼大同世界──序张奥列新著《澳洲风流》
我和奥列相识，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前年冬天，悉尼澳洲华文作协选出十名杰出青年作家，奥列名标榜上。我应邀出席颁奖典礼，代表来宾致词，并作为颁奖人之一。但说来惭愧，我可还没有读过奥列的作品。颁奖过后几个月，我才收到他赠送的第一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悉尼写真》。我依稀记得他获得的是文艺理论奖，心里想：“没想到他倒是一位多面手呢。”更没想到的是，一开卷就给他的文笔和题材吸引住了。文笔清新流畅犹其余事，他对悉尼（特别是华人社会）的熟悉才真正令我吃惊。他选择的一些题材，例如悉尼的唐人街、书市、华文报刊，以至文化人的处境等等，于我并不陌生，甚至还有经常接触。但他不是比我知道得更多，就是比我了解得更深更广，因此连我读来也不乏新鲜之感。唐人街和文化界以外的事物，那就更不消说了。我是一九八七年已经在悉尼定居的，而他只不过是才来了两年的新移民。
其实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关键在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绝对不是过时的老话。我是老来从子的退休移民，来澳之前，有位朋友曾集龚（定庵）诗赠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居悉尼后，我回他说：“悉尼雨量甚少，附近亦无空山，只能海上看云，看云的情调也不输于听雨。人到晚年，例应退休，弃宝剑于尘埃，不得已也，君其谅之。”
奥列不同，他正当盛年，一到悉尼，就投入了新的生活，学英文，找工作，终于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文化岗位。现在他是悉尼自立快报的编辑。除了写新闻报道之外，还写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章。这些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把深深的感触，切身的体验，真实的生活，碾磨成一篇篇东西”。这就难怪他的作品不同凡响了。名作家陈残云说：“《悉尼写真》有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宏观的构架。”可知奥列也是在看云的，他看的不仅是悠然飘过悉尼海港的白云，而是时代的风云。
《澳洲风流》是《悉尼写真》的姐妹篇，内容范围更广，有小说，有散文，有特写，有评论。地域也不只限于澳洲，还有记述作者欧洲之旅的散文一辑。“风流”一词多义，在一般汉语辞典中，最少有八种解释。除了风俗教化、流风遗韵、风度标格、风光荣宠、男女邪行等等不同含义之外，还有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辛弃疾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古义”似乎也还不能尽包。我倒觉得英文中的Romance一字意义较为近似。中文译作“浪漫”是音译。若用作文学的语言（西洋文学有浪漫主义），则似可意译为“多姿多采的人生”。Romance常指所述事件比现实生活更为欢乐、雄壮或刺激的传奇故事。我所写的武侠小说，在西方与之相类的称为“骑士文学”，英文是Romance
Chivalry，都是属于“传奇”一类。奥列写的短篇小说有没有传奇成分，那是另一个问题，《澳洲风流》却确实可以称得是多姿多采的。不过我们还是让奥列自己来阐释更好，他说《澳洲风流》“反映中国人在澳洲的千姿百态，但不仅仅是生存环境的揭示，更是人的生存行为的展现。……从多种角度去透视西方社会的人情世态，南半球袋鼠国的种种风流。既有拈花惹草的风流，也有开创事业的风流，既有受异域风情浸淫的风流，更有显中华文化本色的风流。澳洲移民的万般滋味，万种体验，尽在其中”。
奥列在《后记》中表明，他的着笔点“都是从澳洲华人的独特视角去透视这个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方社会”。“不熟悉”在移民病态中属于症状轻微一类，更严重的是“格格不入”，原因不外乎是由于“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早期的留美学生中流行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上联写化不开的思乡情结，下联的“鬼”不一定就是歧视外人（香港的外国人就常自称鬼佬，表示习惯了这个称呼），但既有“鬼”“我”之分，就当然格格不入了。在《未成年少女》这篇小说中，奥列有很精采的描写：母亲不满意女儿的暴露，不满意女儿要带男友回家，打了她两巴掌，结果女儿把警察叫来了。母亲到学校投诉，校长却说不能管学生的私事。女儿说：“妈这辈人真没法，来澳洲都七八年了，还没融入澳洲，每次开家长会，我真怕她丢人现眼。”这也真是没有办法，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私隐”（Privacy）这个观念。
“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种牢骚，在今日的澳洲中国移民之中也许仍有。然而更为写实的则是一副卡市（卡巴拉玛打Cabramatta）新华埠（越南华人聚居之地）的牌坊联，联曰：“既来之，则安之，最喜地容尊汉腊；为福也，抑祸也，敢忘身是避秦人。”越南来的移民，情况和中国来的移民不同，但彷徨的心情和面对的环境则应是大同小异的。汉腊泛指中国的风俗文化，澳洲的华裔移民，当然最喜欢的是她能尊重中国文化。但初到贵境，前途未卜，也总难免心情彷徨。这也是绝大多数的华人为了生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搏杀”的原因。在小说《不羁的爱丽丝》中，奥列写了一个在赌场任职的少女，她说：“我不明白，中国人比澳洲人还烂赌，富有富赌，穷有穷赌，都赌得那么狠！”奥列对她说：“澳洲人好赌，是因为天性，是消遣中碰碰好彩，这叫做小赌怡情。中国人好赌，是因为命运，是把自己作为赌注，这叫人生拼搏！”这段对话或者可以作为注解吧。
当然还有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另一副华埠对联写的：
四海皆兄弟焉，何须论异族同族
五洲一乾坤耳，底事分他乡故乡
这就不仅仅是澳洲的风流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于悉尼）
11、雪泥鸿爪 旧地深情──《美游心影》代序
文湘兄是我的老朋友，读了他的《美游心影》，不觉想起了苏东坡的名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去年三月，文湘兄嫂在阔别美国三十六年之后，旧地重游，历时两月，回港后写了三十五篇游记，结集成书，就是这本《美游心影》。
文湘兄有他特殊的人生际遇，他原本是美籍华人，一九三九年从香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以移民身分来到美国。在美国成家立室，也在美国干了一番事业。一九四八年和妻子甄清珠一同离开美国。“三十六年归故里，重寻旧梦不胜情。”想文湘兄也当和苏东坡那样，有“人生无定”之感吧？
但这首小诗，也只能说出文湘兄《美游心影》的一面，他的情怀和苏东坡还是不尽相同的。
对一般人而言，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两月之游，自是只能比喻为“鸿飞留痕”；但对文湘兄而言，这两月之游，却绝非浮光掠影！
这不但因为他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曾度过十年不平凡的岁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服兵役，在欧洲战场的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当反坦克炮兵，而且他的“根”就在美国！他的“老家”在洛杉矶，他的父亲在那里度过一生，他妻子的老家在圣塔芭芭拉，他的儿女在凤凰城，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在美国。他在美国十年，回港之后在《大公报》当了三十多年经济记者，对“西方世界”并不隔膜。
正由于他这些特殊“背景”，他就比一般游客看得更加深入，而他的游记也是对中美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下面我将就管见所及，说说他这部游记的几个特色。
特色之一，因他是旧地重游，就能对一个地方的景物进行新旧的比较。例如他在洛杉矶住过七年，因此他就能描绘出洛杉矶新旧不同的面貌，指出今天的洛杉矶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暴发户”了，但仍是美国石油工业、飞机工业、宇航工业、电子工业及银行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中心，也能够为读者展示洛杉矶美丽的一面和丑陋的一面。
第二个更大的特色，是他能够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华人社会。他让我们了解到，新一代的美国华人，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各个方面，和旧一代的华人有了多大的分别。不仅止于叙述，还有他自己的见解。例如“根”的问题，他说：“人在世界上，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温饱，第三要发展，这是正当的权利和幸福。一我这一次在凤凰城居住了一个多月，深刻的感受到，我的亲属的儿女，以及我自己的儿女，都是扎根在二亿三千六百万美国人民中间。我同时体会到，他们唯有这样，而不是把自己置于‘局外人’、‘边缘人’的境界，他们才有可能解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问题。我亲眼看到，这年青一代美国华人的职业，和他们父母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几乎完全不同。”（见《叶落归根与落地生根》一篇）又如“竹升”的问题，他在叙述了美国年青一代的华人，在社会上取得卓越成就之后说：“把今天年青一代的华人称为竹升，比几十年前错误得更加厉害。”他们可能不通中国文化，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不通美国文化。怎么可以把他们称为“两端都不通”，“既不通中国文化，也未通美国文化”的“竹升”呢？如果说，这些年青一代的，出生于美国，长大于美国，受高深教育于美国，具有真才实学，专业技能，甚至本身是科学家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不通美国文化，那么我要问一句：“什么样的人才通美国文化呢？”因此他认为不应再把“竹升”这个“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加在美国年青一代华人的头上了”（见《“偷渡的苦工”与“竹升”》一篇）。
第三个特色，是他对美国的科技文明应用到各个方面，有甚为深入的观察和剖析。例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舞艺表演，“几乎无一不带色情”，但“这些节目的表演，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才能相配合是办不到的”。他详细描写了那“一场接一场，连半分钟的冷场都没有”的“接近两小时的表演”，“导演的调度有节，后台的密切合作，毫厘分秒不差”。那是一段非常出色的文字，希望读者不要错过。
除了上述的三个特色，它对名胜风景的描写也是大有可观，可以媲美一流游记的。举一段他描写大峡谷的风景为例：
我自己观看大峡谷的景物时，不论站在边缘上凭栏远眺，或是站在伸出峡谷上空的大岩石上环观四周与向谷底俯视，都恍如置身幻境。当远眺大峡谷的水平地层的轮廓时，它就像成万卷书构成的层层叠叠密集的曲线图案，随着大峡谷的曲回，酷似一条绸带，在大地上随风飞舞。这种自然景象，使我感到大自然的无限美妙。
由于《美游心影》具有这许多特色，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这部游记。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香港）
12、柳北岸的旅游诗
柳北岸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原名蔡文玄，原籍广东潮安，一九零三年出生，今年（一九八八）已经八十五岁了。但他得天独厚，望之仍似不过六旬。他平生最喜旅游，足迹遍五大洲，因之作品也以纪游的诗最多。结集出版的有《十二城之旅》《雪泥》等等。他的旅游诗很有特色，讲究格律音节，注重修辞炼句；而且由于他对历史的熟悉，对各大名城的描写也就更富“内涵”，而感怀亦常寓哲理。新加坡作家赵戎这样评论他的《十二城之旅》：“读了它胜读十二本游记，与其读那些矫揉做作的散文游记，不如读柳氏那简洁明快扣人心弦的诗篇更为深刻与难忘。柳氏通过这七十多首诗，表现其艺术风格的老练与感怀底适当，非时下一般诗人可比。”已故名作家徐訏为《十二城之旅》所写的“序诗”则这样称赞他道：
如今我又读到你纪游的新诗，
对各地的风光与景色发问，
我看你在十字街头静观，
在象牙之塔前闲等，
是一个灼热的灵魂，
披着无情的外衣，
细数古今东西的名城，
向人低诉你对灿烂世界的幽思。
……
“一个灼热的灵魂，披着无情的外衣”，说的也是他的艺术风格。诗人的内心充满着激情，表现的形式则如冷静睿智的大夫，在透视和解剖各大名城。
凡尔赛归途
世界各大名城，自然是少不了有许多名胜古迹，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因而对这些名胜古迹，也就能勾划出它的特征，剖析它的内涵，以及抒发与历史相结合的感慨，写景、抒情、哲理往往合成一体。这是柳北岸旅游诗的一大特色。下面是一些例子。
凡尔赛归途（摘录）
山容水意穿入了车窗，
接来了一片初黄的丛林。
三百年前皇帝在这儿行猎，
妃嫔们在绿茵之上昼寝。
豪华的宫庭终于建立起来，
但亦有许多贵人经过这条大道出殡。
同车的女人们对镜楼恋恋不舍，
巴不得长坐那儿弹着竖琴。
周遭全是拉丁人的声音，
说来说去不外是爱情和黄金。
女人们认为玛丽鲁意丝的睡床最柔软，
望见男人便拨着云鬓。
亦有人说拿翁只存一副白骨，
休说能够听听约瑟芬的哀吟。
初黄的林木连续从窗口飞过，
习习的风儿吹着女人们的香襟。
按：凡尔赛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城，始建于十七世纪，后来成为法国帝王的行宫。一八零四年拿破仑称帝，和他的皇后约瑟芬曾住在此宫。镜楼是宫中一个著名建筑。凡尔赛宫一面是大花园，另一面有放射形驰道通向市区。这首诗将眼前的景物与古代的历史结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形式上隔行押韵，颇具音律之美。
二条城
同样的历史感慨，见之于作者在旅游时所写的《二条城》。城是德川家康（一五四二至一六一六）所建，虽然没有凡尔赛宫那样宏伟壮观，但德川家康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却是非常重要，可以和拿破仑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相比。
二之丸御殿有画栋雕梁，
千匹骏马在屏风里驰骋，
料不到德川亦有恐怖病，
地板踏出了夜莺之声。
妃嫔们小心进酒，
家臣们跪出忠贞，
佩剑的武士到哪儿去了，
只留下小池的水澄澄。
按：诗中的“德川”即德川家康。京都本是日本的古都，一六零零年，德川家康击败丰臣秀赖后，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封建政权，对内抑削藩侯，大权集于幕府。史称他为“江户幕府的创建者”。江户幕府维持了将近三个世纪（一六零三年至一八六七年）才“还政天皇”。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改称东京，幕府制度方告终结。相传德川家康疑心甚重，居处地板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一踏上就会发声，防刺客也。
神州异域 时空交错
柳北岸的旅游诗还有个特色，就是在异国的胜地联想起中国的山川，抒发游子的心情，作出时空交错的比较。我想，这也说得是作者的“中国心”的一种表现吧。下面就是两个例子。
看过了三万六千顷的太湖，
登上了三万九千级的黄山，
人比蚁还微还小，
大地是绿绿斑斑。
目前的山庄是用手所砌，
妙处是蠕动的女女男男，
在穴里饱赏小涧枫林，
领略了幽芳与清山风。
──摘录自《椿山庄》
按：这是作者在日本游览了“椿山庄”的联想。椿山庄是东京名胜之一，日本高僧一休和尚开山堂的地方，作者登椿山庄而联想到中国的太湖与黄山。前者是人工所砌，后者则是大自然风景。但作者并非抑此扬彼，而是认为各有妙处，这也显示出作者在美学上“兼收并蓄”的观点。
弯弯曲曲小道，
处处流泉潺潺，
白鹭笑指赤脚的人赶路，
仿佛是杏花春雨江南。
──摘录自《伊豆道上》
按：伊豆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颇有中国的江南风光。“白鹭笑指赤脚的人赶路”，构想新鲜，喻象生动。
花与树
托物起兴，是中国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如李商隐之咏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苏东坡之咏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似，无情有思。”诗的形式容有新旧之分，但这种抒情手法却是一脉相承的。在柳北岸的旅游诗中也有许多“咏物”的诗篇，是借所咏之物抒情，且含人生哲理的。例如《花与树》：
谁说四季有不谢的花，
谁说万年有常青的树，
过往的皇帝希望岁月长春，
但终于不能永听晨钟暮鼓。
庶士看见花树似薄还浓，
希望减轻的是大寒大暑。
其实何须为花树生了幽忧，
乱世的人有的是长叉利斧，
且看荒烟乱草的前身，
当年住的还不是高僧贵妇。
能站一站就算是人生，
应为落日和花树相映而欢呼。
攻城穷凶杀人盈野，
能站一站已不算辜负，
休怨轻浅飘忽的时光，
秋虫之鸣，正是花树灿烂的脚步。
肚皮里纵有希望的灰尘，
可把灰尘看成花树的香馥。
诗人因花与树而引起的感慨是深沉的，结句“可把灰尘看成花树的香馥”所含的哲理尤其值得咀嚼。
游子自比蜗牛
又如《蜗牛》：
廊下有不少欢颜，
一只蜗牛却在石缝中受苦，
它背上一个壳儿，
慢吞吞地找寻归途，
因为冬天即将到来，
该爬回故居忍受孤独。
……
故居有绮梦系心，
待春天到来再爬向山麓，
探问那坚深弥久的爱情，
看看旧侣是否蓄上了黄胡，
万一看到的只剩一个壳儿，
它亦可自由爬到了他处。
剩下的自由可以凝神细思，
或再找个隙儿来一回踏步，
在丁香花旁嗅嗅香味，
在木槿叶上啜啜清露，
宇宙既是上帝所营，
除了羽化谁说是无权安住？
蜗牛而有绮梦系心，把“蜗牛”和“绮梦”相连，真是妙句，充分显露出诗人的浮想连翩，构思独特。但读者也不难理解，因为蜗牛的绮梦是因怀念故居而引起的。作者把蜗牛拟人化，看来是把蜗牛比作异乡的游子的。
这个“蜗牛”是“背上一个壳儿，慢吞吞地找寻归途”的，这象征了游子思归的心情；而蜗牛的“自叹”自己的壳儿重得可怜”，这个壳儿当然亦有双关意义，可以理解为令游子滞留异乡的包袱。看来，作者也是以“蜗牛”自况吧。
步儿踏碎旅人迷惘
柳北岸的旅游诗不但擅于描写各个不同地方的特殊景物，也擅于描写“特殊人物”。例如他写日本的艺伎：
肩儿披上了云和雾，
脸儿贴上了花黄，
香味从袖子里喷出来，
琴声透过了纸窗。
镜里有隙影风光常临，
亦有春浓秋洁来往，
多彩雨虹任扇儿轻摇，
步儿踏碎旅人迷惘。
红灯转移盈盈倩影，
酒瓶儿在柔荑的手中发狂，
说是蕴蓄无限情意，
给旅人献上了珍珠时光。
鸭川的水不舍昼夜，
旅人从笑声中相忘，
京舞文乐温存片刻，
休管那西厢月色如霜。
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很新颖，“写实”和“象征”并用。第一节是艺伎出场的画相，“肩儿披上了云和雾”，云和雾象征所披的轻纱；“脸儿贴上了花黄”的“花黄’则是实物（古代女子的面饰。《木兰辞》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句）。第二节写艺伎之艺，“多彩雨虹”象征彩色扇子摇动时给人的感觉。三四两节写旅人的感受（包括作者自己）。“从笑声中相忘”意境超脱，“休管那西厢月色如霜”更留下不尽的韵味。
从形式上说，这是一首典型的格律诗，句法齐整，通篇押韵，可见作者修辞的功力。
江湖载酒 避世佯狂
柳北岸的诗，在表现形式上属于格律派，“使人有整齐、端正、稳健之感”（赵戎的评语），但其内蕴的“诗情”却是“浪漫”的，我很喜欢他的一首题为《牵惹》的小诗，就以这首诗为例吧：
望望山山水水，
给心灵讨了一个喜欢，
而今又从九州飞过，
送行的云团千万。
碧浪朱栏系心，
风吹落花纷乱，
真是梦中寻梦，
只惹得一片悲酸。
昨日看过纱灯闪闪，
坐过了笙弦交织的床，
目前剩下千丝别绪，
付与竹影纸窗。
天边的落霞岂有今古，
江湖载酒才是避世佯狂，
浅颦深笑都已消失，
谁想春红秋白，月黑山黄？
这是收辑在作者的日本纪游诗集《旅心》中的一首小诗，戏剧有“主题曲”，这首诗或者也可说得是《旅心》的主题诗吧，因为它表达的就正是作者的“旅心”。“落魄江湖载酒行”，柳北岸用上杜牧的诗句，柳北岸并不“落魄”，但诗情（或说旅心）却是相通。从其诗而想其人，我想柳北岸也是有其“避世佯狂”的一面吧。牵惹诗人旅心的是难以名说的惆怅，用诗人的话来说，就“真是梦中寻梦，只惹得一片悲酸”。
苦瓜藤上开的淡淡小花
《雪泥》是《梦土》与《旅心》的合集，作者为《旅心》写了一首“序曲”，题名“静思”。这是作者心灵的独白，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写下了这许多纪游诗。就让我们看看他所思的是什么吧。
我们似一条藤上的苦瓜，
默默地开过了淡淡小花，
看骄阳摆着好大架子，
亦让轻佻的风姨乱刮。
因为要在这片土地生长，
便不能说为寂寞所啮痛，
我们还得到一份矜持和沉静，
最少亦可望见朗月朦胧。
上帝指定我们制造苦味，
但我们自生了智慧和孤高，
心上亦敲着相同的音节，
配合了翡翠一般的美貌。
至上的恋情常常霉锈，
大地那无衰老的一天，
你还在怨艾着什么呢？
难道想到那青幽幽的烟。
赵戎的评论说得好：“诗人以苦瓜自比，多么谦逊与虚让，这和晋陶渊明以傲霜的秋菊自比，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因为同样地有着‘一份矜持和沉静’，‘智慧和孤高’。……这素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为高人雅士所轻视的植物，正显出其质朴无华的高洁，比起春兰秋菊之类，更大众化更有意义得多了。‘因为要在这片土地生长，便不能说为寂寞所啮痛！’这些话不但代表诗坛，也是代表整个文坛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写于悉尼）
13、尤今就是尤今
在新加坡年轻一辈的作家中，尤今是很受人注目的一位。她可以说是新加坡文坛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光彩夺目。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有作品发表，其中一篇小说《飘》，曾获得新加坡“全国五大专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奖。新加坡作家谢克给她的评语是：“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柢，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很有深度。”
谢克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七六年《新加坡文艺·创刊号》，题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距今已有十二年了。十二年前的“当时”，尤今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女，大学毕业才三年，刚刚转入《南洋商报》工作（在此之前，她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她的“作品不多”，而现在则是“很多”了。
从一九七八年，她的第一部作品《社会鳞爪》（这是她在《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期间所写的新闻特写结集）开始出版算起，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出版的著作（未结集的不算）就有：新闻特写集《社会鳞爪》；短篇小说集《模》、《面团与石头》、《沙漠的噩梦》；游记《沙漠里的小白屋》、《南美洲之旅》、《奇异的经验》；游记散文集《缘》；小品文集《玲珑人生》九部之多。在上列简表中可以看出，在她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异国风光”作题材的，她和新加坡的老作家柳北岸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多年，但却都是同样酷爱旅行。
尤今的著作，主要可分两类：游记和小说。作品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却有个共通点，善于通过人物（在小说中是虚构的，但却是有典型性的人物；在游记中是作者所接触的真实人物）来探索社会的问题和反映多样化的社会面貌。如游记散文集《缘》共收十九篇作品，作品的背景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印度、印尼、澳洲、菲律宾等地；人物包括来自各种不同阶层的警官、店东、侍役、马车佚、船主、农场主人、海外华侨等等，通过他们，当地的社会面貌也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小说集《模》写来自不同层面的五个女性；小说《面团与石头》则对爱情与婚姻、老人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敏锐的探索。
短篇小说集《沙漠的噩梦》则是比较特别的，它共收录了九篇以沙地阿拉伯为背景的小说，“本质”当然是“小说的”，但也有“游记的”异国风情。古人说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尤今的小说是“小说中有游记的”。九篇小说都是尤今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成，每一篇都包含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沙漠的噩梦》是去年出版的，是尤今最新的小说集；她的第一部游记《沙漠里的小白屋》也是以沙地阿拉伯为背景的，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一月，曾获新加坡的“华文最优秀作品奖”。她之所以常用沙地阿拉伯作背景，那是因为她的丈夫曾在沙地阿拉伯工作之故。一九七九年她跟随丈夫在红海之滨的吉达市住了一年多。
我很欣赏尤今的小说，也欣赏她的游记。就个人的爱好而言，也许喜欢她的游记更多一些。新加坡和台湾两地的文评家，对她的游记都给以很高的评价，综合来说，文评家指出的她的游记有两个特色：一、善于通过敏锐的观察力，清新细腻的文笔，写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二、理性的剖析和感性的描绘兼而有之。其实，这两个特色，在她的小说中也是具备的。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则用“文艺的语言”写下她对尤今作品的读后感：“幽默处令人莞尔，沉重处令人叹息。”我亦有同感。
一九七九年，尤今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模》时，写了一篇自序，从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女作家是怎样成长的。
一九七三年她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序文说：“我跃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书海，在那儿浸了整整三年……书本为我的精神世界开拓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境界。”其后，“进入南洋商报，是梦的实现。这个梦，不是苍白无光的，而是绚烂多彩的。从广阔的接触面里，我吸收了许许多多书本所无法给予我的知识，这些活的知识，不但充实了我，启发了我，有好些还给我利用作为小说的题材。《暮》这篇小说，就是我多次到老人院采访新闻，逐渐搜集材料而写的。”图书馆的工作和记者的职业给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前者充实了她的书本知识，后者扩大了她的生活面。八十年代初，她离开报馆，从事教育工作，现在执教于新加坡的华义中学。
尤今是在一九七九年七月随丈夫前往沙地阿拉伯的，当她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报馆的同事给她饯行，席间就有人“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回去沙漠居住，不是可以变成新加坡的三毛吗？”
三毛是台湾的女作家，成名较早，七十年代中期，她以撒哈拉大沙漠为题材的一系列游记已经出版。除了同事将她们相提并论之外，新加坡的“三毛迷”（同时也是尤今的读者）也曾“拜托”她去探望三毛。
尤今说：“说这些话的朋友，不知道我和她所去的地方虽然同属沙漠地带，但地理位置却相差很远！她去的是北非，我的目的地是沙地阿拉伯，中间隔了一道红海，两地不论在政治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语言宗教上都迥然不同……”（《我到沙地阿拉伯去──写在出国之前》）两人所去的地方不同，所写的游记题材也是不同的。
这段话是尤今九年前说的，如今她不但去了沙地阿拉伯，也去了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所写的游记，论质论量，比起三毛，都是不遑多让了。或许因此，文艺界的朋友还是往往喜欢把她们相提并论。但尤今却是不喜欢这样相比的，她常说“三毛是三毛，尤今是尤今”。不错，她们都是各有自己风格的作家；而且尤今除了写游记，还兼写小说。我们不能说“尤今是新加坡的三毛”，也不能说“三毛是台湾的尤今”。不过，有一点相同的是，她们都是同样具有爱心，爱家人，爱朋友，爱她们笔下那些质朴善良的土人。
（一九八八年九月悉尼）
14、音符碎在地上
我喜欢读尤今的游记，尤今每有新书出版，也必定寄一本给我。不过，我最近才有机会拜读的一篇新作，却不是她寄给我的，而是我自己“发现”的，因为还没有结集出版之故。她今年暑假有东欧之行，这一篇“近作”是南斯拉夫的游记，发表于今年（一九八八）八月十七日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上，题名《音符碎在地上》。我发现她的游记是写得越来越好了。
“音符碎在地上”，多有诗意的篇名，是不是？不错，尤今游记的特色，就是“理性的剖析和感性的描绘兼而有之”的，这一篇也正可以作为典型的代表。我就比较“完整”地介绍它吧。
“那条石板路，不算长，不算阔，但是笔直而美丽。路的两旁，树影婆娑。树下，一间连一间的，是餐馆，是手工艺品店。
“白天，这条被称为‘士卡达丽亚’（KADARLIJA）的街巷，像个睡公主，沉沉静眠。傍晚七点过后，夕阳去，夜色来，‘睡公主’便在杂沓的脚步声，喧哗的谈笑声，还有悠扬的音乐声中，霍然醒过来。
“说来好笑，我在南斯拉夫的首都伯尔格德（Belgarde）待了四天，每天晚上，都是在这儿消磨的。
“伯尔格德是个沉静的大都城，问当地人晚上有什么好去处，就算你问一百个人，你依然只能得到一个答案：‘士卡达丽亚街。’”
写游记必须抓住最有特色的地方，尤今的手法也正是这样。
罕见的浮雕
地方有特色，这个地方的人和物也有特色，尤今就是抓着这些特色，来观察南斯拉夫的现状，甚至深入它的社会本质的。
“第一次去，好奇；第二次去，喜欢；第三和第四次再去，却是为了我刚结识的南斯拉夫朋友高丹娜──我去找她谈天。
“高丹娜在士卡达丽亚街租了一个小摊位，卖手工艺品。不是大批生产、粗制滥造的那一类。摊上的每一件成品，都好像是有个性似的，它们各各通过不同的原料、不同的形态，努力向你表达它内蕴的思想。”
从好奇到喜欢，到为了新相识的朋友而去，“层次”是逐渐提高的，这亦说明了作者的观察已是突破了旅客的“猎奇”。作者那新相识的朋友就是个有特色的人物，但作者却故意留待后面才说，先说“物”（新朋友摊位上摆卖的工艺品）的特色。
“我一件一件细细的、慢慢的看。爱不释手的，是一件罕见的浮雕，雕的是一条牛，身上怪异地长了一双翅膀。叫人难忘的，是这只牛脸上的表情。它嘴巴略张，仰头看天，圆睁的眸子，不可思议地流出一种极端无奈的悲哀。据我猜想，这头牛大约是被生活沉重的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它很想飞。然而它生活在一个‘即使有翅膀也飞不掉’的环境里，所以，脸上便不由自主地留下了被痛苦地煎熬的痕迹。”
这里，作者用浪漫的笔触来写这罕见的浮雕，警句不少，在给人以美感之外，也令人沉思。
表达它内蕴的思想
这件牛的浮雕不但“好像是有个性似的”，它还“努力向你表达它内蕴的思想”。作者是从自己的猜想转移到老牛身上：
“它使我想起了臧克家的老马，然而，它的痛苦比老马来得更深沉。老马在‘抬起头来望望前面’的时候，心中还存着一丝‘挣脱命运残酷摆弄’的希望；但是，浮雕上的这只老牛，却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插翼难飞’的。”
按：臧克家是中国著名诗人，他写过一首题为《老马》的诗，那头老马，在受鞭打的时候，常“抬起头来望望前面”。作者从浮雕的“老牛”，联想到臧克家诗中的“老马”，而又从她所领会的“老牛”努力向她表达的“内蕴的思想”，感到“老牛”比“老马”更为可哀。这一段有关浮雕的描写（包括上篇的引文），可说是典型尤今式的“感性的描绘”。
尤今描写了这件“物的特色”之后，然后才回转到“人的特色”。这个女摊主和制作这浮雕的人，原来都是“颇不寻常”的。
“当我捧着这件浮雕痴痴地看着时，一直站在我身畔的女摊主，突然开口说话了：‘制作这个的，是大学一名文学系的学生。我觉得它是我整个摊子里最好的一件东西。’
“她说的，是流利的英语，真叫我喜出望外。‘实在做得很出色。’我点头赞同，指了指摊上其他的东西，我又说道：‘平心而论，你这儿卖的，每样都很有特色。’”
大学生成个体户
下面就是从对话中揭露出来的社会现象了：
“她很高兴，毫不吝惜地把她整排刷得雪白的牙齿暴露给我看，笑意甚至飞溅到她的声音里：
“‘这全都是大学里的学生做的。她们做好了，便拿来这儿，托我卖，赚点额外的零用钱。’
“‘这么说来，你所经营的，算是自由买卖哕？’（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个体户”）
“‘是的。’她坦然承认：‘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副业而已。’
“‘那你的正业是……’
“‘我是大学商科毕业的，白天，我在一家银行工作。’
“‘在南斯拉夫，兼职的现象是不是很普遍的呢？’
“‘只要有办法，人人都兼职。’她坦白地说：‘我们收入低，偏偏物价一天天上涨，更要命的是货币时常贬值，生活的压力，令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的‘家庭副业’非常盛行，许多人都利用工余之暇，学习手工艺品的制作，然后，把成品拿到商店或货摊寄售。也有一些人，白天当文员，晚上呢，当店员或侍役。
“‘最糟的是，有些人以非法的手段来赚取外快。’她悻悻然地说：‘他们以观光客的身份到西欧各国旅行，大量地购买各种消费品，好像手表啦、电器啦、衣服啦，回国以后，再以高价转售出去！’”
大吃大喝的少年
尤今说：“这一番话终于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疑团。”她的这个疑团是由于数日前，在一个小城餐馆所见的现象而产生的。虽是小城餐馆，装璜却很华丽，吃的也是名贵海鲜。因为那个小城是在南斯拉夫著名风景区，傍着蓝色多瑙河而建的诺维萨（Novisad）。在那个餐馆里，她看到四个衣着异常时髦的少年，她说：
“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们异常时髦的衣着，而是他们桌上的食物。才四个人，但是，居然叫了足够八个人吃的东西；还有葡萄酒，大瓶的，红的白的，都有。算了算，六瓶，足足六瓶哪！……当他们结账时，我特别加以留意，他们总共付出了十一万丁那（合共美金五十五元）。”
初时尤今以为他们是外国游客，后来和他们交谈，才知道“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南斯拉夫人，由首都伯尔格德来这儿度假”的。引起尤今疑问的是：“在一个大学教授月薪只有五十万丁那的国度里，这四个青年，居然一餐便花去这么一大笔钱，而且更叫我吃惊的是，他们走后，桌上的盘子里，还‘豪气’地留下许多吃不完的鱼和虾。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挥霍金钱，浪费食物？”现在她懂了，在南斯拉夫，是可以通过“捷径”赚钱的。除了“捷径”，还有“正途”，那就是“做生意”。女摊主告诉尤今：“最近十年来，政府鼓励人民经营私人企业，所以，国内好些人因经商而致富。”
乐声的呼应
高丹娜说：“在伯尔格德，有好几家著名的大餐馆，都是私人经营的。他们有机会赚取美金和德国马克等外汇，生活过得非常的舒适。”
这是南斯拉夫社会的一面，那另一面又是如何呢？“忧愁与饥饿”是否存在大多数人之中？对此，尤今不能无所怀疑。在她离开那小摊子的时候就怀疑了。她写道：
“我不想妨碍高丹娜做生意，所以，买下了那件令我爱不释手的浮雕以后，便向她告辞了。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可是，士卡达丽亚街的人潮依然川流不息，乐声也依然飘扬不绝。芬芳的酒味与烤肉的香味，强烈地散在墨黑的夜空里。
“啊，南斯拉夫的这条‘不夜街’，忧愁与饥饿，是不存在的。但是其他的地方呢？”
她来的时候，是“傍晚七点过后”，士卡达丽亚街是在晚上才热闹的，所以她把士卡达丽亚街形容为“睡公主”，这个睡公主是在傍晚时分，方始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霍然醒过来”的；去时是深夜十一点，“乐声也飘扬不绝”，前后呼应得好。由于她心有所疑，于是第二天晚上，再到那条不夜街找高丹娜聊天。这次，仍以“乐声”开头：
“刚下过雨，石板路上湿漉漉、滑溜溜的。时间还很早，游人不多，站在街首第一间餐馆前的一名乐师毫不起劲地拉着他的手风琴，音符跌跌撞撞地从手风琴里掉落出来，碎在地上。”
爱好音乐的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爱好音乐，“乐声飘扬不绝”象征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面，那么，“音符碎在地上”是不是象征希望幻灭了呢？耐心读下去吧，会有答案的。
高丹娜问起她的游踪，她告诉高丹娜：“早上，去看卡列梅格丹古堡，那气势，啧！雄伟！”尤今朝她翘起拇指，“下午嘛，到多瑙河畔坐了一阵子，又到市中心去逛。你猜，我见到了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别人称赞自己的国家的，尤今写道：
“她耸耸肩，双眼发亮地等我继续叙述。
“‘市中心的广场，穿着传统服装的男女老幼，载歌载舞，一群又一群，看得我眼花缭乱。’
“哦！她轻快地笑了起来：‘这是我们夏天传统的消遣。由五月到八月的这四个月份里，每逢周六，大街小巷里，总是有歌也有舞。奏乐跳舞的那群人，既娱人，也自娱。’
“此刻，整条士卡达丽亚街都浸在美丽的乐声里。每一间餐馆都有乐师或乐队奏乐以助兴。由不同餐馆、不同乐器里奏出来的乐声，在空气里活泼地撞来撞去，形成了一种凌乱的和谐。
“‘在南斯拉夫，我们有着很丰富的精神生活。音乐节、舞蹈节、电影节、戏剧节，全年不辍。歌与舞，都变成了我们工余之暇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把南斯拉夫人的爱好音乐描写得淋漓尽致，这就更加能够突出后文描写的“音符碎落”的悲哀意义。这是文学上的欲抑先扬手法。
通过文艺反映现实
接下去尤今写道：
“我听说许多南斯拉夫人都利用年假外出旅行，问高丹娜这到底是事实还是传闻。不知怎的，她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黯淡。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过去，社会的经济状况比较稳定时，人民的确是常常出国旅行的。我自己也曾到过美国和西欧的好些国家去观光。可是最近这几年，百物飞涨，许多人都必须束紧腰带来过日子，出国旅行，已成奢望。’
“她并没有言过其实。
“记得有一天，我去参观旧宫殿，有一名文质彬彬的青年主动找我攀谈。他肄业于医学院，很为毕业后的前途担心。他说：‘目前，南斯拉夫失业的浪潮汹涌澎湃，我很想到国外去找工作。’
“优秀的医科学生，尚且担心工作无着，其他没有专业资格的更不必说了。”
尤今是今年夏天，到南斯拉夫作暑假旅行的（文章见报的日期是八月十七日），才不过几个月光景，十月十七日，南共中央召开一个要求“从基本上更新社会主义”的会议，承认南斯拉夫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通货膨胀率高达二百一十七，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外债也高达二百一十亿美元。官方的报告是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尤今的文章，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例（她在南斯拉夫的所见所闻，包括高丹娜所说的情况），来反映南斯拉夫的现实。文学所反映的现实往往比数字所反映的现实，令得读者的印象更深刻。《音符碎在地上》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子。
音符碎在地上
《音符碎在地上》的象征意义十分深刻，它是“文学的语言”，是“感性的描绘”，虽然缺乏“官方数字”，但“理性的分析”已寓于“感情的描绘”之中。
高丹娜和尤今的谈话中还提到了农村人口大量涌到都市来，造成的“许多令人头痛的问题”、青年人道德败坏的问题等等。
尤今说：“我似乎听到了高丹娜心坎深处叹息的声音。”她这篇文章，最后也是以“文学的感叹”来结束的。她写道：
“唉，唉，唉。
“这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沉重的心情下结束的。
“沿着士卡达丽亚街走向大路，经过街首的餐馆，那位乐师还在奏乐，只是神情比刚才更慵懒，意态也更阑珊。一个个的音符，继续不断地从他的手风琴里掉出来。我朝下一看，满地都是音符碎片。
“人，无数无数的人，若无其事地坐在音符的碎片上，喝大杯的酒、吃大块的肉。
“今朝有酒今朝醉哪！
“走出土卡达丽亚街，回首望望，裂满一地的音符碎片，在月色的映照下，冷冷地闪着寂寞的微光……”
文章起尾，深具一咏三叹的韵味。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15、杜运燮和他的诗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我也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许多久已断了音讯的朋友，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又“冒”了出来，和我也重新恢复了联系。杜运燮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新晚报》创刊那年（一九五零年），他是翻译兼编副刊，和我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后来他走了，他编的那个副刊《天方夜谭》就是由我接手的。
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
我是先识其人，然后才识其诗的。他写过一首小诗《闪电》，开头两节是：
有乌云蔽天，你就出来发言；
有暴风雨将来临，你先知道；
有海燕飞翔，你指点怒潮狂飙。
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
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
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
这首诗是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四十年代后期，他曾在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及华侨中学教书。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正是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大概他是因为看到当时的那个正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中国有感而发吧？但这几句诗写的，不也正是有点像他自己吗？
公路满载激情
他最出名的一首诗《滇缅公路》，写于战时，也是充满激情的：
路，永远兴奋，都来歌唱啊！
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的坐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样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在朦胧中，
溢着亲密的呼唤、人性的温暖，
于是更懒散，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而，就在这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担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车的黄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足而微笑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华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袁可嘉评论这首诗的特点是把“静止的公路作为动物来写，使它进入充分的动态”。诗人是以跳跃的想象，歌颂这条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公路。
冷静的智者
但杜运燮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诗像冷静的智者一样，观察万物，用隽永的语言，用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写。举他两首分别写于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小诗为例：
异邦的旅客像枯叶一般，
被桥拦挡在桥的一边，
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
“低头思故乡”“思故乡”……
仿佛故乡是一颗橡皮糖。
（节录自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月》）
一年年地落，落，毫不可惜地扔到各个角落，
又一年年地绿，绿，挂上枝头，暖心窝。
无论多少人在春天赞许，为新生的嫩绿而惊喜，
到秋天还是同样，一团又一团地被丢进沟壑。
好像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总是勤劳地，耐性地，
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
写了又撕掉丢掉，撕掉丢掉了又写，又写，
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
（《落叶》，一九六二年写于北京）
新奇的比喻，机智活泼的想象，在这两首小诗中可见一斑。
九叶诗人
三十年前，有九个年轻诗人出了一本他们在四十年代所写的作品选集，名《九叶集》，杜运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王辛笛、杭约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称为“九叶诗人”。艾青在近作《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这样评论他们：“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卡笛、穆旦、杜运燮……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尚未为外界知道的“佳话”是，艾青这篇文章原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在这段评论“九叶诗人”的文字中本来还有一句“这是属于四十年代后期的像盆景似的园艺”的，后来有人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艾青重读《九叶集》也发觉这句评论是不大符合事实，因而当他把此文交给北京的《文艺研究》刊出时，就把这句话删了。
杜运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马来西亚吡叻州出生的华侨作家，在当地读完初中回国就学，毕业于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革”期间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则是被打入“牛棚”。有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件在当时被目为“大胆之作”的事，他在受批斗之余，闷极无聊，居然敢写信去给当时也被打入“牛棚”的巴金，问巴金借一部《陆游诗集》。陆游虽然是宋代爱国诗人，但在“文革”期间，陆游也是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此事甚趣，原来因为陆游写的一首《钗头凤》词中有句云：“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因“东风恶”犯了大忌，故而古代诗人亦不免获罪矣）。巴金也居然寄了给他。
令人气闷的朦胧
欧美现代派的技巧之一是诉之于直接的感觉，要求意象更加鲜活，想象更加瑰奇。因而读者的联想如跟不上作者，就往往觉得不可解。杜运燮去年写的一首诗《秋》被人“批”为“令人气闷的朦胧”，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现录此诗第一节作为例子：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评者认为第一句就莫名其妙，鸽哨的声调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呢？而第二句据评者说，他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明白“那阵雨喧闹的夏季”是暗喻“十年‘文革’的骚乱”。因此认为其立意虽好，表现手法则未免写得过于深奥难懂，因而是“令人气闷的朦胧”了。
批评的文章出来之后，杜运燮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替自己辩护：“诗歌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一样，也容许读者（观众）在欣赏时进行再创造，可以有和作者不同的联想、想象和体会。”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替杜运燮辩护不仅只他自己，名诗人卞之琳也是替他辩护的。上月卞之琳来香港讲学，在某次一个关于中国新诗的演讲，就提出杜运燮这首《秋》作例子，也评论了对它的评论。卞是肯定此诗的艺术价值的，限于篇幅，他的论点我就不想详加引述了。
香港报刊也有为此诗辩护的，引其中一个意见为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秋季里，诗人来到田野上，被周围成熟的自然景物所迷醉，天上传来鸽哨，这声音也包围在成熟的气氛中，当时他自然会感觉到那声音也是成熟的，而不能去分析这声音是嗓子发出的，抑或是从发声器中发出。这是鉴赏者起码应该有的认识吧？”（作者怀冰）
诗的好坏，见仁见智，各人的鉴赏能力也各有不同。杜运燮那首诗是否“令人气闷的朦胧”，还是让读者自行判断吧。
（一九八三年一月）
注：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笔·剑·书》中的同名文章里，最后一部分“令人气闷的朦胧”以及本文的写作日期均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段话：
最后要说一说杜运燮的“近况”，他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以介绍国外知识为主的杂志《环球》担任编辑工作。上月（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三日，他接受西德有关方面邀请，赴西德访问。定期半月，这两天大概正在回国途中。
16、舒巷城的文字
舒巷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熟悉香港的小市民生活，他的作品可说是最有香港的“乡土”特色。但在这里，我只想谈他的文字的特色（“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全面评论我是不够格的，留待文艺批评家去发挥高见吧）。
我认为他的文字最少有三个特色：一、不事堆砌，朴实自然。他和徐迟的喜欢用夸张的描写不同，和何其芳（少年时代）的“唯美是尚”也不同，但却正如一个无须藉助脂粉的美人，自然而然地显露了他的文字简炼和优美。二、他善于观察事物，因此不论是写人物的内心或周围的风景，笔触都很细致，而人物的内心和周围的风景也是作有机的配合的。三、他对新旧文学都有相当造诣，这就是说他的“基本功”打得很好，因此在文字技巧的运用可说已是可以挥洒自如，你很难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一粒“沙石”。
还是举一些实例吧。他有一篇题为《鲤鱼门的雾》的短篇小说，写一个在筲箕湾（面对鲤鱼门）长大的水上人，父亲某次出海捕鱼，消失在鲤鱼门的大雾中，他在父母双亡之后，出外飘泊了十五年，又回到了故里。回来那天，恰好又碰上大雾。
《鲤鱼门的雾》
请看舒巷城是怎样写《鲤鱼门的雾》：
雾喘着气，愤懑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围着。……那包围的网像有目的地又像漫无目的地循着一个大的浑圆体抛开去，扩展着，缠结着，或者来来去去地在低沉的灰色的天空下打滚，一秒一秒地把自身编成一个更大更密的网。偶尔碰上了大浪湾外向上喷射的浪花时，它，雾的网，便会无可奈何似的，稍一回避，似乎让开一条路来了；但很快地，等那兀突而来毅然而退的浪花由白色的饱和点──那颗颗向上溅起的水点──随着一阵哗啦的哀鸣而败退下来还原成海的一部分──蓝──的时候，雾，喘着一口口气的雾，又慢慢地向海的平面处降落，伸出，开展……
从四面八方，雾是重重叠叠地滚来的呀──
从清水湾，从将军澳，从大浪湾，从柴湾，从九龙的山的那一边，雾来了；雾集中在鲤鱼门的海峡上，然后向筲箕湾的海面抛放出它的密密的网──它包围着每一只古老的木船，每一只身经百战满身创痕的捕鱼船……它包围着每一只上了年纪而瘫痪在水浅的地方的可怜的小艇，连同那原不属于筲箕湾海面的仅有的几只外来的舢舨……
如在雾中的迷失感
这段文字，是我所曾读过的写雾写得最细致的文字，而且他不是泛写一般的雾景，而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鲤鱼门的雾景。被雾包围的古老的木船，瘫痪的小艇，满身创痕的捕鱼船，不属于筲箕湾海面的几只外来的舢舨……既是鲤鱼门特有的景物，也象征了主角梁大贵飘泊了半生的坎坷命运。
“雾喘着气，愤懑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围着。”一开头就是把雾“人格化”了的，这个“雾’不也可以理解为主角的化身么？和生活搏斗得遍体鳞伤的主角，仍然好似被浓雾包围那样找不到出路，不也会感到无可奈何的“愤懑”么？
在读了全篇小说之后，我们还可以理解得到主角那种“如在雾中”的迷失之感。他飘泊了十五年，回到故地，是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的。因此有一个老妇人向他问路，他只能回说：“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刚来的……”小说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他把头抬得高高，他做梦似的望着鲤鱼门海峡上那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雾。
……啊，雾，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唔，十五年啦。
“嗯，我是刚来的……”他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说。他的嘴唇在微微地颤抖着。
唱歌人仔几时还
雾，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人，也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梁大贵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旧地，最能够唤起他的回忆的是埗头小艇一个姑娘唱的“咸水歌”：
日出东山──啊
云开雾又散
但你唱歌人仔
几时还呢？……
这首咸水歌，他的母亲唱过，他儿时的女友唱过，而现在他也是唱着这首咸水歌又再离开鲤鱼门的。依稀景物似当年，只不过并没有如歌辞所说“云开雾又散”，而是令得他在离开的时候，还要“做梦似的望着远处鲤鱼门海峡上那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雾”。
《唐诗三百首》中有一首贺知章写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白描手法，表达了游子回乡的怅惘心情，成为传诵千古的名诗。但若论起感情的“层次”，它还是比较“浮面”的。《鲤》文的层次则似乎更深。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认为《鲤》文的艺术性比这首诗更高，《鲤》文是写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的表现，这首诗则是写“一般”的游子，它的感情是更有“代表性”的。
人景时空交叠融化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舒巷城选集》，编者在《前言》中也曾特别谈及这篇《鲤鱼门的雾》，评曰：“作者通过自出机杼的艺术处理，将人、景、时、空，现场与回忆，环境与心境，交叠、融化，前后呼应，成为一篇感人的出色作品。”这评语我认为是很恰当的。
这篇短篇小说是舒巷城在一九五零年用另一笔名写的，当时他大概只有二十多岁吧，文字的功力已是颇见不凡了。如果要勉强挑剔的话，有些句子似乎稍嫌长了一些（我个人是把三十个字以上的句子就当作是长句的），但舒巷城的“长句”也是写得流畅自然，不能说是“含有沙石”的。
二十四年之后（一九七四），舒巷城写了另一个短篇小说《雪》，写一个香港的“新界少年”（新界是香港的郊区）到英国谋生，也是用细腻的笔触，写出离乡别井的感情。文字则是比《鲤鱼门的雾》更加简炼和优美了。
下面是摘录自《雪》中的一两段写景的文字，是写那个新界少年在航机中作鸟瞰所见的景色。和《鲤鱼门的雾》一样，这里的写景也是和人物的身分以及心境配合的。
云点云块 豆芽白菜
转眼间，窗外的下面是沉睡的海，山，远方有淡淡的云，明灭不定的星星，跟着，云过后，亮着一颗特大而孤单的星子。童年时在新界的乡下，他白天看过离群独飞的鸟儿，夜晚呢常常看过这一颗离群的星子──它像一盏盏低挂的火油灯，亮在门外，榕树前。现在它却在窗外伴着他，很久很久都没有失落。
……
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睛拉开窗帘看时，天已渐亮了。云点云块像鱼鳞像豆芽像白菜似的铺在铅灰色的天角那边。他能望到的机翼下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隐去了。放眼望去，前面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山峰从茫茫的云海里钻出来。霞光开始在青褐色的起伏的山峦间镀上一层黄金。然后他看见云海上映射着一阵眩目的光辉。接着，是满窗的红霞。他身旁的旅伴也醒过来了。余华道过早安之后，怔了一下，只见对方的脸颊一下已一片墨黑，那些密密麻麻的胡子几乎像新界乡下的野草一般粗，仿佛突然在他的睡梦中长起来似的……
切合身分的形容词
这两段文字，好像画家的速写，勾画下航机所见的景物。但并不是一般的“所见”，而是一个特定人物──“新界少年”余华的所见，文中一些“特别’的形容辞，如把一颗离群的星子形容为“一盏低挂的火油灯”，把云点云块，形容为“像豆芽，像白菜”；把旅伴一夜间就长得密密麻麻的胡子形容为“像新界乡下的野草一般粗”等等，都是切合这个特定的人物的。
舒巷城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我在上面摘录的只是他小说中的文字，现在，再介绍他散文中的一些佳句。他有两篇题为《小流集》和《浪花集》的散文，形式比较特别，是用三言两语，来表达一种“意念”，来说明一个“人生哲理”，或只是像摄影机一样“捕捉”下一个有美感的镜头，既是散文，而又具有诗的韵味，我很欣赏这两组散文诗，就在其中摘录一些片段吧。
隽永的文字
一
如果生命停留不进，连美丽的清溪也将是一堆发臭的烂泥。这世界将会满身肮脏。
流吧，小河。
二
自高自大的人来自盲人国。
他把别人想象得比他矮许多小许多。
三
我站在窗里，你站在窗外。
一片薄薄的玻璃把我们隔开。你向我招呼着，微笑着走了。
我打开了窗。
然后把你的微笑关在窗里。
四
深沉的夜。
沉睡在群山。沉睡的树林。静。
我们听夜潮拍岸。
寂寞间，有月亮升起。
这些片段，是摘录自舒巷城的《小流集》的。从这些片段，你可以品味到舒巷城文字的隽永。
智慧的火花
《浪花集》和《小流集》一样，都可以当作一组散文诗来读。不同的是，《小流集》是“无题”的散文诗，《浪花集》则是在每个片段之前，都加上题目的。这里摘录三段，以见其风格。
山泉
山泉的路是曲折的，它要越过许多障碍才能走到山下去。
穿过草丛，绕过山石，山泉缓缓地走着曲折的路。
暴风雨后，山泉很快地越过障碍，向山下奔去，向大海奔去。
瀑布
谁说对自己热爱的工作全力以赴会有一天形枯力竭呢？
我想起了瀑布……
谁说对人倾心而谈会有一天把所有的倾尽呢？
我想起了瀑布……
青春
青春向每一个人告别。
但青春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说：“我一定会回来！”
每个片段，都含有一点“哲理”。篇名《浪花》，它的文字则是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的。
（刊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17、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
连日滂沱大雨，想起舒巷城的一首小诗《雨伞》：
（一）
有人雨阻归程
在渐沥声中羡慕
一个手中有你的行人
啊，你撑起满天银雨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前。
（二）
在谁家沉睡的门外
雨伞，你在雨夜中绽开
如一朵水中的睡莲
哦，你穿过灯下的迷濛
去时，越过路上的泥泞
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
这首诗的“意象”很美，如“撑起满天银雨”，“如一朵水中的睡莲”，“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等等，都是很新鲜，很有“诗境”的构思。他并不刻意押韵，但在音韵上也予人以一种和谐的美感，是一首经得起咀嚼的好诗。
舒巷城的好诗常有“神来之笔”，再举他的一首《邮简上的诗》为例：
（一）
远航的窗外，云在天涯
踏千层白浪而来
人向东行，又是向西飞去
而西飞却是向东行
谁知道我耳畔的机声
响过了多少
鲤鱼门海峡的潮音
（二）
此时在遥远的东边
正是万家灯火
这里，客中的时间
已渡过了昨夜的银河
但你可曾想到，我的思念
竟象星光一样飞奔
向着前一夜陆地上
抬头与我共看星星的人从“耳畔的机声”，突然联想到了“鲤鱼门海峡的潮音”，堪称“飞跃的联想”。从这首诗可以领悟到“时空交错”的写法。
舒巷城能写新诗，也能写旧体诗，选录他的三首七绝如下：
看羽毛球比赛（两首）
铿然一瓣莲花去，如雪飘飘眼底明。
白羽翻飞千变化，横空急鸟挟风声。
峰回路转轻盈过，看似闲云却不停。
各挽天河分界上，龙腾鱼跃扑流星。
乒球曲
横空跃马银球转，去也蹁跹急前催，
直到旋光奔似电，四方霹雳爆春雷。
写球类比赛，一要写出该种球类的特点，否则若是只用泛泛的形容词，就可能弄到羽毛球和乒乓球不分了。二要写出“动态”之美，一般而言，“动态”是比“静态”为难写的。作者在这里用上新奇的比喻，比喻又十分贴切，这就能够具体生动的写出了。例如羽毛球之如“铿然一瓣莲花去”，之如“横空急鸟挟风声”，都是设想奇特的比喻，尤其在“一瓣莲花”上用上“铿然”二字，本来是静态的莲花，也就显出“动态”了。这也可称为飞跃的联想吧。他的旧体诗和他的新诗一样，都是风格清新，时有神来之笔的。
18、罗孚给徐铸成的祝寿诗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界和《文汇报》为名报人徐铸成的八十大寿举行庆祝活动；徐铸成是上海《文汇报》的创办人，和上海新闻界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官式”的庆祝活动在上海举行。北京方面，徐氏一些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则因未能来沪参加庆祝，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月，趁他还在北京的时候，联合欢宴他。香港《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也是参加欢宴者之一，并即席赋诗二律，为徐氏祝寿。
罗孚的这两首诗从北京传到了香港，香港报纸的专栏作者亦有几位谈过。不过由于传抄之误，报上刊出的诗有一两个错字；同时由于诗中涉及一些《大公报》的故实，外人不易明了，解释亦难详尽。最近有友人从北京来，他在北京时曾与罗孚晤谈，罗孚为他解释诗意，并录原作给他。因此，特为转述。
先说第一首，诗云：
金戈报海气纵横，六十年来一老兵。
早接瓣香张季子，晚传词赋庾兰戍。
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
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
今年既是徐铸成的八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周年。故罗孚以“六十年来一老兵”誉他，至于“金戈”二字，除了是作为“报海气纵横”的形象化形容词之外，还有切合徐铸成身分之处，“金戈”是徐氏在香港某报写的文章的笔名。
在“六十年来一老兵”之下，有罗孚自注云：“张季鸾先生晚年作文，署名老兵。”这个注解是和第三句“早接瓣香张季子”有连带关系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意义。
张季子即张季鸾，曾长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三十年代入《大公报》受张季鸾赏识。“早接瓣香张季子”云云，意即谓徐铸成得传张季鸾的心法也。有人以为这一句是罗孚自咏，认为辈份不对。其实不是。这首诗前面六句都是说徐铸成的。只有最后两句是罗孚说他自己。
罗孚在给徐铸成的祝寿诗中插入“张季鸾晚年作文，署名老兵”一事，除了是含有以徐铸成可与张季鸾比拟的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掌故”。
一九三五年，张季鸾五十岁，于右任写了一首《寿张季鸾》诗。诗云：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叭。
君莫谈民主，同人尽白头。
（注：季鸾为《民立报》旧同事。）
“张季子”之称，就是首见于于右任此诗的。张季鸾虽然署名“老兵”，其实年纪并不很老，他卒于一九四一年，享年不过五十六岁。当然，论起张季鸾在报界的资历和贡献，足可称为老兵；但若论年纪，则徐铸成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年，是“实指”的。于右任给张季鸾写祝寿诗，罗孚给徐铸成写祝寿诗，两事相类。
“晚传词赋庾兰成”，庾兰成即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文学家庾信。杜甫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一句是把徐铸成比作了庾信。不过我以为这个比拟略为牵强。
不错，徐铸成的平生，固然也可用上“萧索”二字；但他晚年的作品，却不是以“词赋动江关”，而是以他愈老愈辣的文章名闻中外的。
“大文有力推时代”也有双关意义，“大文”二字，固可解释为徐铸成的“大文”；但也可以作为《大公报》和《文汇报》的缩写，徐铸成在抗战胜利后离开《大公报》，在上海创立《文汇报》，其后又在一九四八年来香港办港版《文汇报》，任总编辑。“大、文”二报推动时代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另册无端记姓名”，说徐铸成在“反右”及文革的遭遇，人所共知，不细述了。第七句“我幸及门惭堕马”，才是罗孚自述。“堕马”二字，用得很妙。
再谈第二首。
桂岭何曾鬓有丝，巴山长夜史如诗。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
报上刊出的这两首错了两个字，一是“鬓”字作“髯”，一是“如”字作“为”字。
先说“本事”，四十年代初，徐铸成任《大公报》桂林馆总编辑，其时罗孚刚入《大公报》不久，他们就是在桂林相识的。但徐铸成当时不过三十五六岁，怎能“鬓有丝”呢？原来这个“丝”字不是指白头发，而是徐铸成有个笔名叫做“银丝”。他曾用这个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徐铸成用“虬髯客”，错作“髯”字更不可解了）
桂林沦陷后，罗孚、徐铸成先后到重庆，又同事于《大公报》重庆馆，“巴山长夜史如诗”说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其时是抗战的最后阶段，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但也是长期抗战的壮丽诗篇。罗孚与徐铸成巴山夜话，都感到这个长期抗战有如壮丽史诗。若把“如”字改作“为”字，虽亦可通，但徐铸成和罗孚都没有把抗战史写为诗篇之事，就无实事可指了。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说的是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两年，他们在香港的事。一九四八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罗孚任副刊编辑：同年，徐铸成来香港办《文汇报》，任总编辑。其时是大陆解放战争的后期，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的“淮海战役”共产党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渡江，徐、罗写的文章都曾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这就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的事了。“四人帮”垮台之后，徐铸成获得“平反”。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算起，约数是二十年。二十年恶梦虽成过去，惨痛的教训，还是值得三思的。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徐铸成近年已七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奋笔”为文，言人之所不敢言，故罗孚以“依旧冰河铁马姿”赞他。“冰河铁马”云云，说的既是品格，亦是文格。罗孚此诗亦堪称“善颂善祷”了。
罗孚原本是擅长写杂文、散文的，写旧体诗似乎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就我曾见过的而论，以这两首诗写得最好。
19、从两首诗看徐訏
《鬼恋》的序诗
名作家徐訏于本月五日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他写的小说很多，其中如《风萧萧》《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等等都是流行一时的小说。他的处女作则是《鬼恋》，处女作亦成名作，《鬼恋》的“知名度”是不在上述三部小说之下的。《鬼恋》最初在林语堂编的杂志《宇宙风》（一九三七年元月及二月号）发表，出单行本时，徐訏在卷首写了一首诗：
春天我葬落花，
秋天里我再葬枯叶。
我不留一字的墓碑，
只留一声叹息。
于是我悄悄的走开，
听凭日落月坠，
千万的星星陨灭。
若还有知音人走过，
骤感到我过去的喟叹，
即是墓前的碑碣；
那他会对自己的灵魂诉说：
“那红花绿叶虽早化作了泥尘，
但坟墓里终长留着青春的痕迹，
它会在黄土里放射生的消息。”
徐訏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此诗颇有“哲理”味道。
章士钊赠徐訏诗
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中有赠徐訏的五古一首。诗云：
茀氏创心解，本隐以之显。
孤光洞万源，无幽不开阐。
徐生精是术，照澈穷与变。
料量儿女事，不审自成谳。
发意写说部，四角流英眄。
万点酸辛泪，流向无言辩。
早岁读君书，晚年识君面。
得心真应手，圜视一轮扁。
而翁苦用心，阴何自流衍。
稍忆徐卿雏，孔释并善遣。
“茀”是指开创近代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茀”“佛”译音不同而已（若用“佛氏”可能引起误解为“佛教”之佛）。“弗氏”心理学的精义在阐发“潜意识”的重要。此说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飘浮在大海上的冰山，冰山有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藏在水底的那十分之九即是潜意识。徐訏的爱情小说擅长心理描写，故章赞他“徐生精是术”。徐訏的父亲是章的故友（此诗原有注云：尊君曼略为吾畏友）。“阴何”指南北朝时代南梁的诗人阴铿与何逊，他们的风格是擅于炼句修辞，杜甫诗有“颇学阴何苦用心”句。
（一九八零年十月十九日）
20、梦谶的解释
研究梦的书，有一章专讲“梦的分类”，其中最怪的是“预告的梦”，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梦谶”。即所梦的事，带有一种“预兆”性质。据说有人做梦搭飞机，机场人员一个个叫唤旅客名字，叫到他时恰好是第十三个。他正想上机，忽然见着十几具烧焦的尸体被抬出来，心中一惊就醒了。他本来第二天要搭飞机到某地的，因为有此怪梦，临时改期。结果这一班飞机当真失事，死了十二个人。但即使真的有人做过这个梦，也不含有神怪成分。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常会梦到他所关心的事，会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可能有偶然的巧合。他自己相信这是一种“预兆”，别的人也相信了。但须知人的心理都是好传播奇怪的事的，其实更多的梦和以后发生的事并不相符，不过没人“津津乐道”罢了。
我们也常常会听人说起这类的梦，儿女在异乡接到家书，知道父母生病，于是做了“怪梦”，梦见父母死去。结果他的父母真的在他做此怪梦的那晚或第二天死去。因此怀疑至亲至爱的人，大约心灵上有冥冥的联系。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巧合。儿女关心父母是极自然的事，得知他们的病后，在所做的“好梦”和“恶梦”中，又必然是“恶梦”占大多数，这就有可能真应了“梦谶”了。
梦和人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等也有关系。心理学家吉敏斯（Kimmins）曾详细研究了好几千个梦，发现许多梦都随着年龄而变换其内容。例如做神仙的梦最多是在儿童时代；爱情的梦是在青春期。贫苦孤儿常常在梦中见着他的父母和得到玩具；老人的梦常常是往事的重现。“不同的人，不同的梦。”这两句话倒是真的。朋友，你昨晚做了什么样的梦？
21、梦境是一片胡言？
流行时代曲有句歌词：“梦境是一片胡言”。其实关于梦的研究，有不少心理学者写过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据他的理论，每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潜意识”存在。所谓“潜意识”，简单的解释就是不敢表现出来，埋藏在心底的一种意识。例如性的欲望，想偷东西的欲望，憎恨父亲的思想──诸如此类不容于道德习俗的东西。这些欲念由于受到压抑，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弗氏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漂流在海中的冰山，冰山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那藏在水底的十分之九，就是潜意识了。
被压抑的欲望虽然不敢在意识中表现出来，但却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是由于道德习俗所加于精神的“制裁作用”，即使在梦中，这些欲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按照本来面目出现。弗氏把这种压制精神活动的道德观念比喻为“心灵的看门人”，梦也要经过看门人的检查，没有问题才能通过。因此表现潜意识的梦，都要经过“化装”，要通过“检查”。这就是梦的现象，常常稀奇古怪，难以解释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据说在梦中和猛兽搏斗，常常就是表示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代表一种令人害怕的威严；梦中上青天去摘月亮，则据说是一种性的欲念。
有一种梦叫“前征的梦”，梦中的内容常常和以后的事相符。有人梦见他患了盲肠炎而被开刀，割口在腹上，很痛。过后不久，他果然真的患起盲肠炎了。原来人在睡眠中神经最易知觉，炎症发生的最早期常在睡眠中出现，因此刺激而成梦。“前征的梦”意思就是代表一种将要到来的“征象”。这种梦境，更不是“胡言”了。
22、从《雷雨》到《阿当》
少年时候，我曾是话剧的爱好者，没想到来到雪梨，也能够看到华人演出的话剧。雪梨话剧社是澳洲首个华人话剧团体，演员大都来自香港，对我来说，尤其感到亲切。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从民初春柳社演出的《茶花女》算起，到抗战时期演出的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到大陆近年演出的《潘金莲》和《过客》，前者运用时空交错的表演手法，把古今人物置于同一舞台，后者类似西方的“荒谬剧”，题材可说是多姿多采，和西方话剧发展的潮流也是配合的。
中国大陆如此，香港亦然，香港各个话剧团体曾经上演过表现社会现实的《三十六家房客》、移植自《北京人艺》表现“历史的荒谬”的《小井胡同》，甚至还有取材于武侠小说的改编自金庸作品的《乔峰》和改编自我的《还剑奇情录》的同名话剧──角色是中国古代的人物，但却运用了西方剧坛的表演手法。
我之所以要简单提一提大陆和香港的话剧发展史，只是想说明两点：一、中国近代的话剧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在各个不同地方演出的又有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它的题材是日益趋向于“多样化”的。从《雷雨》到《阿当》，看来也正是表现了这两点。
《雷雨》，人所共知，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剧作，它明显受了希腊悲剧的影响，而且谨守着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有人说中国的话剧是陶瓷瓶子装上威士忌或白兰地，但尽管如此，这威士忌和白兰地也是“中国的”了。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澳洲，陶瓷瓶子装上白兰地，也是合乎观众口味的。
《雷雨》是表现旧中国的家庭、社会悲剧，看后令人心情沉重；《阿当的故事》则是城市轻松喜剧，可以令人捧腹大笑。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却都有其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了雪梨话剧社是可以“不拘一格取题材”的。城市喜剧目前在西方剧坛相当流行，如在伦敦演出的《Women
Law》，以半抽象的景物演出三个女娃的故事，剧评家就认为“它能带出问题而不说教，使种种妇女的忧郁在轻松的感觉中表现出来”。相信《阿当的故事》也是能令观众在大笑之余引起思考的。
喜剧免不了“艺术的夸张”，但却是“更高的真实”（higher
reality）。它的题材来源自“生活的现实”，但经过提炼、集中，却往往更具“典型化”，这就是“更高的真实”了（其实不仅喜剧如此，其他文艺作品亦然）。这不仅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对于戏剧的看法也有这样观点的。例如下面这副“戏台联”：
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若此
看今日这般光景，或者有之
上下联自问自答，用观众的口气说出来，即戏中的“事”虽未必符合史实，但比对今日“这般光景（现实情况）”，却令观众感到是会有的了。此联虽然是针对“历史剧”的，但也未尝不可用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
从《雷雨》到《阿当》，我作为观众的一份子，谨祝雪梨话剧从各个不同方面的题材，取得一个连接一个的成功！
（一九九二年十月）
23、《啼笑姻缘》题诗
张恨水是近代写通俗小说的一大名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很流行，尤以《啼笑姻缘》为最。只以香港一地而论，就曾经三次改编成电影（张瑛、梅绮主演的同名粤语片，葛兰、赵雷主演，电懋改编的《京华烟云》，和李丽华、关山主演，邵氏改编的《故都春梦》），并且改编成电视片集（陈振华、李司棋主演）。
这部小说，在结尾处有张恨水自己写的一首诗：
毕竟人间色相空，伯劳燕子各西东。
可怜无限难言隐，只在拈花一笑中。
解放后，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啼笑姻缘》，由编者加上内容提要：“《啼笑姻缘》是张恨水先生的旧作。这本书写三十年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杭州的青年樊家树到北京上学，与天桥一个唱大鼓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故事……今天来看这部小说，对于描写旧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暴露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腐朽，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但上述那首诗则已删去。我觉得此诗不过是表达作者对他所写的“爱情悲剧”的感慨而已，给新一代的读者看也并无“害处”，其实是不须删去的。
24、章士钊的南游诗
一九五六年章士钊南来香港，五六、五七年间写了古近体诗一百多首（包括在广州所作的在内），分为《广州集》、《香港集》和《怀人集》三部分，总名为《南游吟草》，由刘伯端辑印，并为之作序。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香港出版。刘伯端字景唐，广东番禺人，晚年定居香港。他是和章士钊平辈论交的老词人（已故），著有《沧海楼词钞》。现在中文大学当研究教授的刘殿爵就是他的公子。
这本诗集是非卖品，但由于章先生交游广阔，分赠朋友的为数不少，经朋友复印送给朋友的朋友的那就更多了。我得刘伯端分赠一本，应朋友之情，曾复印了几十本之多。所以，这本诗集虽然不是公开出售，但流传之广，恐怕还是在许多正式出版的诗集之上。
《南游吟草》以赠友人诗最多，章士钊交游遍天下，得他赠诗的友人包括了许多当时还健存的台湾军政要员在内。也许这就是这本诗集只能作为“非卖品”的原因之一。
港澳知名人士得他赠诗的也不少，如最近在报纸上有人提及的他赠何贤的诗就是其中之一。诗云：“区区赌国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记年。隐隐扶余记人物，张坚怎抵一何贤。”张坚即唐人传奇中杜光庭所写的虬髯客。
另外，当时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如左舜生、熊式一、费彝民、陈君葆、雷啸吟、黄雨亭、徐訏、等人，他也都有诗相赠。不过最出名的是他写给萧芳芳的三首诗。“莺鸳好好到当当，一例双文壮盛唐。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婷婷嫋嫋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一星曙后吐孤光，金相飞扬色相庄。一段登场儿戏事，慎将书札问萧娘。”萧芳芳曾得过亚洲影展童星奖。章死于香港，出殡时，她曾以义女身份往吊。
刘伯端曾在序文中写道：“先生以其高怀硕抱发为声诗，笔落韵随，无特点定，自臻神妙。友好等爱以所得先生古近体诗共一百余首亟付剞劂，颜曰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属序于余，余愧未学诗，无以窥其堂奥，然千虑一得，私谓先生古体有韩之豪，近体又得苏之趣，散原海藏而后，海内诗人，谁与争先，吟咏乃先生余事，一字一句，已足令读者低徊于无穷也。”把章士钊先生拿来与近代两位大诗人陈三立（散原）、郑孝胥（海藏）相提并论，亦可云推崇备至矣。章士钊对他的词也是极为欣赏，《南游吟草》中有他给刘伯端的《沧海楼词钞》的题诗三首：
不出里门黎简民，百年同调二刘亲。【注一】
仲容更擅青云器，海内词坛后劲人。
【注一】二刘者，刘伯端与乃叔子平。
温情细楷浣溪纱，珠泪抛残对月华。
自录陈词自欣赏，再看微有梦魂加。
先后三家壮五羊，百年词客共飞扬。
海绡玉蕊虽飘散，沧海楼高日月长。【注二】
【注二】陈述叔《海绡词》，黎季悲《玉蕊词》并伯端《沧海词》为后三家。
刘伯端乃报以《踏莎行》一词答谢：
镜里花枝，梦中蝴蝶，唾壶敲碎清歌歇。高楼日日倚斜阳，等闲过尽芳菲节。 吏部文章，翰林风月。云烟落纸成三绝。摩娑老眼看题词，只君知我肠千结。
章士钊在北洋政府时曾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故刘称之为“吏部文章，翰林风月”。
25、两偈·顿渐·陈寅恪
达摩是禅宗初祖，五传而至弘忍，是为五祖。弘忍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可有点特别，他要弟子作一佛偈，看谁的偈语最合禅的精义，就把衣钵传给谁。他的大弟子神秀作的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成，同门同声赞美，但有个舂米的僧人慧能却说：“这偈语少了一点东西。”他亦作一偈，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的偈说得更好，就把衣钵传了给他，是为六祖。
这是禅宗著名的两偈，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神秀的偈语重在按部就班，尘埃是扫不完的，所以必须不断去扫，才能保持清净。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为“渐悟”。渐悟的观点是把烦恼和领悟对立起来，再慢慢地把迷惑拂拭，以求达到原来所望的领悟。慧能却不作这种假设，“本来无一物”，把一切拘束完全祛除，和“佛”直接沟通，重在一个“悟”字。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顿悟”。他的偈语可说是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诠释。
对六祖的偈语从来都是只有赞美，没有批评。直到四十年代，才有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直率地指出六祖偈语有两个毛病，一曰譬喻不适当，一曰意义未完备。何谓譬喻不适当？因印度禅学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而菩提树则为永久坚牢之宝树，不能用来比作变灭无常之肉身。何谓意义未完备？偈文是将身心对举的，心的方面偈语是将它的本体作用（明镜台的光明普照）说了，身的方面，则仅言及譬喻，故可谓只得文意一半（详见陈氏所作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陈寅恪精通梵文，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我是外行，不敢置一辞。但对陈氏的敢于提出创见，则是衷心佩服。
26、敦煌学是伤心史
敦煌宝藏的发现，说来甚为有趣。敦煌县东南有座鸣沙山，山麓有三个界寺，寺旁有石室千余，旧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以四壁皆佛像也。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有个姓王的道士扫除积沙，于复壁破处见一室，内藏书甚丰，都是唐及五代人手写本，珍贵无比（当然这个王道士是不知道的）。其后，陆续有所发现，至今的莫高窟，已发现有四百九十六个石窟，保存着二千四百多个彩塑佛像和无数五光十色的壁画。敦煌也早已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艺术宝库了。
发现，说来有趣；发现之后，却就不怎么有趣了。王道士不知是宝，叹为废物，随便送人。清政府知道此事，也不加重视，不派专人保管。识宝的反而是外国人，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等等，先后跑到敦煌，大批大批的捆藏而去。敦煌文物，流落在外国的恐怕比保存在中国的更多。
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当首推陈垣，第一个创立这个名辞的则是陈寅恪。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于一九三〇年，陈寅恪替他写序，他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曰：“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广！”
敦煌学涉及范围甚广，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民族关系等等，都可以从敦煌文物文献中吸取资料。敦煌学亦已成为国标性学科了。尤以日、法、英，美等国研究成就显著。但中国则至今尚未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说来也是大堪慨叹的事。或许有鉴于此吧，北京目前正在推行连串活动，准备在今年内召开敦煌学座谈会，成立敦煌文物文献委员会，展览从未公布过的敦煌文献文物，并举办国际敦煌学会议等等，力争要“夺回敦煌学中心”！但愿能够实现。
27、饶宗颐与敦煌学
一九八二年三月，饶宗颐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颁发学位典礼中，校方所作的介绍是：“饶教授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所出版的权威著作极丰，尤其在甲骨及楚辞方面的研究。港大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予饶教授，用以表扬他显赫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出色研究。”
这个介绍虽然表扬了饶氏显赫的学术成就，但却漏了最重要的一项，饶氏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饶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甲骨、楚辞、敦煌学。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敦煌学最为重视，他获得法国的汉学奖，主要就是由于他一部敦煌学的著作。饶氏本人的意见也认为他在上述这三方面研究中，是以敦煌学为第一的。港大对他的介绍，只是指甲骨和楚辞，未免有点“疏失”了。
饶氏获得法国汉学奖的那部著作是《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想尔注》是道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尤其在唐代，几乎是道教徒必读的经典（道教讲“冥想”，这个“想”就是冥想，“尔”是语助辞），但说也奇怪，这部在唐代流传甚广的道教经典，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久已失传了。饶氏摄英国所藏敦煌卷子残本，加以考证、注释，确定为张道陵一家之学。饶氏的《校笺》是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现在，早已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组定为必读的教材。饶氏即因此书和他在甲骨的研究（如同年发表的《巴黎所见甲骨录》），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给的“儒莲汉学奖”。并于一九六四年受聘至巴黎研究敦煌卷子。饶氏对敦煌经卷的研究还有两大贡献，一是《敦煌曲》，一是《敦煌白画》。前者可补王重民、任二北的缺漏，后者利用唐五代画迹对于前代画稿作深入研究，更是为画史开一新页。这两部书都是在法国出版的，《敦煌白画》有中法文本。
28、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饶宗颐和钱钟书都是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一在香港，一在大陆。有人曾把钱氏的《管锥篇》与饶氏的《选堂集林》相提并论，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但这两位大师级的学人，虽然彼此闻名已久，却是直到去年八月，方始得到见面的机会。
一九八一年八月，饶宗颐应邀前往北京作学术交流，在京期间，他曾特地去拜访了钱钟书。据饶宗颐说，钱钟书非常健谈，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谈论当代治文史各家的得失。月旦同行，本是一种禁忌，对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如此。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他是不讲这套“世故”的。从这方面可以见到钱氏的学者本色，也可见到他和饶氏是如何的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了。
饶钱二氏有相同之处，也有不相同处。钱氏兼搞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他的小说《围城》享誉中外，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评价极高。学术研究方面，钱氏的特长是在中西文学和哲学的比较，饶氏的特长则在中国古文史的研究，方面甚广，尤以甲骨学，敦煌学和“楚文学及楚辞”之研究贡献最大。我觉得若就治学的范围和性质来说，将他和陈寅恪相比，似乎更为适当。但饶氏则谦虚地说：“这怎么敢当，陈老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饶氏获得的学术荣衔甚多，重要的有一九六二年的法国汉学奖，一九八〇年又获推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这是学术界一项极大殊荣，因为海外的华人学者入选该会会员的只他一人。今年三月港大颁给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另外他还受聘为北京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是直属国务院的，组长是李一氓，组员有五十三人，香港的学者，担任组员的除了饶氏之外，还有中大退休教授牟润孙和郑德坤。大陆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周一良也是组员。
29、无拘界处觅诗魂
一
在我的朋友中，舒巷城是文学领域的多面手，能诗能文能写小说，样样出色当行。我和他认识接近半个世纪，大家都已过了古稀之年了。
人到暮年，害怕的往往不是自身的死亡，而是朋友的“大去”。走一个，少一个，眼看着老朋友好像秋天的树叶，一片片随风而逝，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朋友已经要讲缘分，何况不是普通朋友，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字知交”。龚定庵诗：“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说的就是这种缘分。巷城如今先我而去，忝属文字知交，虽然我的诗才远不及他，这篇文章也是不能不写的了。
舒巷城原名王深泉，王深泉有许多笔名，如秦西宁、邱江海、舒文朗、方维等等，但都不及舒巷城的“名头”响亮。我和王深泉开始认识的时候（一九五二），王深泉用的笔名是秦西宁，舒巷城则未“出世”。我和秦西宁也是好朋友，但不及“后来者”舒巷城的交情之深。
二
五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新晚报》编副刊，秦西宁是在副刊上写短篇小说的作者。副刊名叫《天方夜谈》，短篇小说统称《都市场景》。顾名思义，可知他写的是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生活，是属于香港这一片“乡土”的。
秦西宁的小说看似朴实无华，但却正如一个无须借助脂粉的美人，荆钗布裙，已是令人惊艳。也看得出他对新旧文学都有相当造诣，否则不可能写得那样简练和优美，在文字技巧上已经可以说得是挥洒自如。不过我虽然欣赏他的小说，但对香港这片“乡土”，我的所知和他的级数相差太远，要谈，只有他说我听的份儿。因此在我们之间能够作为“双向交流”的话题，就只能是彼此都有兴趣的诗词了。但也还要等到舒巷城“出现”之后，我才知道，他对诗词不仅“懂得”，且是“会家”。而我和王深泉的友谊也才突破“彼此欣赏”的层次，达到更进一层的“知心”。
舒巷城是以新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英合璧的抒情诗，成为香港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不过我们的“诗词论交”，却是从他送给我的一首旧体诗开始的。那是他为《萍踪侠影录》作的“题赠”：
裂笛穿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裂笛穿云”句出我少年时代写的一首词。《萍踪侠影录》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也曾给我带来一些虚誉，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梁羽生大概可算是已经“成名”的。“风霜未改”“犹是书生”云云，则是舒巷城眼中的梁羽生。好一句“犹是书生此羽生”，令我不禁大呼：“知我者，巷城也！”同时也令我明白，我和巷城，不只是诗词的同好，还有一样我们都有的“书生”本色。也正是这个“书生本色”，维持了我们五十年不变的友谊。
三
“诗人舒巷城”，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诗人只是属于新诗的，少数读者才知道他也擅长写旧体诗。原因除了数量的多寡不能相比之外，作者本人的“低调”也影响了他的诗名。舒巷城似乎从来没有在传媒上谈过自己的旧体诗，即使是用其他笔名，也只是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个专栏谈过一些。
专栏名“无拘界”，笔名尤加多，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商报》副刊《谈风》这版“开档”，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四日结束（结束前专栏名称似曾改变，但性质不变）。
专栏很特别，内容也很有特色。每篇不到五百字，但在这个小框框内，题材却是非常广泛。新诗旧诗、话剧打戏、西乐中乐、打波唱曲、红楼水浒、李白杜甫、莎氏乐府，进而至耳闻的巷议街谈，目睹的社会怪状……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谈自己也谈别人，破了舒巷城的禁忌。龚定庵诗：“不拘一格降人才”，“无拘界”则是“不拘一格降题材”。能够不拘一格就好。
“无拘”还有一重意思，那就是“无拘束”。晏几道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小晏是名相之子，恐怕也只有到了梦中，才能享受到无须自律（拘束、检点）的乐趣。我和巷城都很喜欢这两句词，至于巷城是否也有小晏那种“自我解放”的欲求，是不能起巷城于地下而问之了。
舒巷城很少写政治诗，但“很少”不等于没有。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见报的“无拘界”就有讽骂“四人帮”的旧体诗，骂姚文元那首，铸词炼句，对仗工稳，功力俱见：
一自此猪成怪后，妖风阵阵压人来。
教条乱贴唯心动，帽子纷飞任意裁。
艺苑横刀强夺理，文坛舞剑快成灾。
屠猪可有英雄在，那日春归百世开？
骂江青那首也甚精彩：
毒蛇吐雾上仙山，欲采灵芝带药还。
揭破画皮爬不得，嗟嗟寒月一江残。
他还写过风格完全两样的打油词，与“家国”无关，纯属“私人”事体。例如下面两首“戏赠老友”的打油词，调寄《西江月》：
惜墨如金才子，抛开妙笔行街。
灵思神剑暂时埋，张张原稿变坏！
不是从前风月，电炉何用烧柴？
闲愁“懒化”可安排，碎了诗情万块！
又：
近来脑中多事，常忘着袜穿鞋。
如何抽步上天街？应放腰围皮带。
岁月如风飘过，何妨享受抒怀。
红尘远胜食长斋，莫笑斯人姓赖！
（见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的“无拘界”，题目就叫《懒化》）
这两首词读来令人发噱，但亦可见作者性情。
当然也还有功力深厚，气韵生动的“雅词”。例如下面这首《读辛弃疾词》，调寄《如梦令》：
一夜花开枝灿，雪柳莺声如幻。
众里去寻他，百转壶光耀眼。
无限，无限，何似稼轩绚烂？
（选自三联书店出版的《舒巷城卷》旧体诗词部分·三·二页）
辛弃疾有咏元夕的《青玉案》词，脍炙人口。舒巷城取其词意，作读后感，别开生面。是可谓善读辛词者矣。
四
舒巷城的新诗评论者甚多，无须我再饶舌。我只想补充一点，在他的“新诗”之中，往往也能咀嚼出“旧诗”的味道。如《雨伞》中：“啊，你撑起满天银雨，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前。”“在谁家沉睡的门外，雨伞，你在雨夜中绽开，如一朵水中的睡莲。”意象之美，令你一下子就会明白什么是“诗境”。就以诗中的莲花为例，我们再看舒巷城写的两句旧体诗，那是咏羽毛球比赛的：“铿然一瓣莲花去，如雪飘飘眼底明。”“新诗”中那朵睡莲是雨伞，“旧诗”中这瓣莲花是羽毛球。前者是从动态中显出静态（撑起满天银雨是动态，水中睡莲是静态）；后者是由静态突变成动态（本是静态的莲花，加上“铿然”二字，立即就变成“运动中”的羽毛球了）。同样奇特的比喻，加上同中有异的构思，同样能将读者领入诗境。可知重要的不在于形式的新旧，而在于“诗心”的有无。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于悉尼
30、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文学
澳大利亚（Australia）居民来自世界各国的一百四十多个民族，历史很短，不过二百一十年。澳大利亚文学太年轻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不同，它并无多少本土的文学遗产可以继承。澳大利亚的土著（Aborigine）虽然也有他们的文学艺术，但对之有研究的，恐怕只是少数的民俗学家。谈不到什么影响。澳大利亚文学“基本上”也可说是“移民文学”（最大的影响来自英国，但越到近代其多元化的现象就越显著）。移民文学一方面和母国的纽带相连，一方面受到所在国的文化浸润，故本文虽然侧重于谈“中国的”，但对“澳大利亚的”也不能偏废，而且得先从主流的移民文学谈起。
著名民歌的移民精神
澳大利亚最出名的一首民歌叫Waltzing
Matilda，用节拍极快的舞曲唱出一个浪人的故事。妙的是，不但这首歌的诞生地说法不一（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都争着“认头”），其来源更加引起国际争夺。英国人说歌曲是来自英国的一首民谣，苏格兰人说是来自苏格兰土风舞调子改编的进行曲，还有法国、德国和美国也都有人说是来自他们的本国民谣。从歌曲的名字推断，似乎以来自德国的较为可靠。浪人在旷野里独自抱着行李卷跳舞叫做Waltzing
Matilda。行李卷，英国俗语叫Swag（旧日的澳大利亚内陆浪人多是头戴毡帽，背负行李卷，故“澳大利亚英语”称之为Swagman），澳大利亚浪人把它女性化昵称作matilda，则是当时（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移民所引起的。曲词较快，结局却是悲剧，那个“快乐的浪人”最后是因偷羊拘捕而投湖死的。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经过“浪漫化”的改编。一个德国移民在昆士兰牧场剪羊毛，由于抗议不合理待遇，带头把工棚烧掉，结果被警察枪杀在一颗大树下。作者把故事的主角改成偷羊的浪人，浪漫的气氛加浓，悲剧的色彩淡化。不过他描写的那个独往独来，追求自由，不肯屈服于权势的“乐天浪人”却是栩栩如生。
这种“移民精神”，其来有自。原来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移民，就是英国来的囚犯。十八世纪，英国习惯将囚犯放逐海外，初时的目的地是北美洲，至一七七六年美国宣告独立，英国必须另找放逐囚犯的地方，结果选中了澳大利亚。一七七一年，英国的曲克舰长（Captain
Cook）发现澳大利亚东海岸，登陆在今天悉尼的“植物湾”（Botany
Bay）。之后英国决定以澳大利亚为囚犯充军的地方，由费力舰长（Captain
Fleet）带领军队押解第一批囚犯来到澳大利亚。登陆于悉尼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那天是一七八八年正月二十六。自此那一天就被定为“澳洲日”（Australia
Day），亦即澳大利亚的国庆日。那些囚犯，其中不少人是政治犯，极具知识和专业水平，包括有医生、律师、建筑师，等等。因此，要求“自我解放”就是原始的移民精神，至于放荡不羁，则其“余予”也。创造财富，开辟新天，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为何那样沉重
今日的华人移民和当年的囚犯移民，当然绝不相同，和其后从各地来的浪人移民亦有很大分别，但其移民精神则可说是一脉相承。
有相同也有相异，相异之处也许更加突出。例如像Waltzing
Matilda那样轻快的调子，在华人的移民文学就似乎比较少见。悉尼有份中文杂志曾经出题请作者讨论“中国人怎样才能活得像澳洲人那样潇洒自在”，何以华人的移民文学显得比较沉重？我想恐怕是因为他们所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比较沉重之故。
近百年来的中国正是处于历史剧变的时代，风云动荡，有大喜亦有大悲。从中国来的移民，尤其是经过“文革”的中年这辈，恐怕很少是身上没有“历史的伤痕”的。香港来的陈耀南教授赋诗道：“丹枫皓雪景常新，袋鼠荒原亦可亲。传语仲宣休揾泪，他生谁选作华人。”结语云云，当然是书生的愤慨语，并非作者真的不想作华人。但孰令置之，恐怕要那“史无前例”的十年负责了。
从北京来的老作家黄苗子说的更加全面，国内作家李辉为苗子、郁风夫妇写了一本传记，书名《人在漩涡》，苗子因而填了一首《客中自嘲》的词，调寄《金缕曲》。
好个书呆子，笑平声摸爬滚打，在漩涡里。八十五年真白活，剩下几碓破纸。也不怪张三李四，不怪天官悭赐福，更不该错怪先皇帝。怪只怪，耽文艺。蝴蝶梦中家万里，总不甘考拉（koala，树熊的英语读音）袋鼠，陪他一世。乌鹊南飞曹孟德，咱俩共尝滋味。曾几见豪门别墅，问舍求田心力歇。叹长安居也真不易，缺则缺，人民币！
尽管“平生摸爬滚打”，身上满是历史伤痕，但一旦移居海外，总不免有去国怀乡之思，“蝴蝶梦中家万里，总不甘考拉袋鼠，陪他一世。”可说是道出了澳大利亚移民的心境。
文化冲击
“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是移民文学的热门题材，在澳大利亚的华文作家，如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张奥列的《悉尼写真》与《澳洲风流》都曾在许多方面，描绘出在文化冲击下的新鲜感受。例如在《未成年少女》这篇小说中，奥列就有很精彩的描写。母亲不满意女儿的暴露，不满意女儿要带男友回家，打了她两巴掌，结果女儿把警察叫来了。母亲向校长投诉，校长说不能管学生的私事。尊重“隐私”，这是西方文化；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还是没有“隐私”（Privacy）这个观念的。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表现，冲突往往是由于不能接受对方的生活方式所致。香港来的女作家梁绮云的《澳洲风情画》一书，对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风土、人情、生活、心态，等等，有相当全面的描绘。
华人的奋斗史
移民文学的另一个热门题材是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奋斗史，那可真是在生活中的拼搏了。这类作品可以李承基的《第二故乡》与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作为代表。李承基是老一辈作家，今年已八十多。《第二故乡》写其父李运周在澳大利亚创业、在上海经商的故事，极富传奇性。李父本是一个农村的失学少年，在澳大利亚奋斗的结果，学问事业两皆有成，能说牛津口音的英语，且成为旧上海四大公司之一新新公司的创办人。刘观德则是从大陆来的新进作家，《我的财富在澳洲》，写的却是“打工仔”（新移民身份）的故事。两本书的主角际遇不同、背景有异，但都有其时代意义。
要说明的是，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文学丰富多彩，我的所知有限，挂一漏万，定所不免。这里所谈的也只限于已经出版的文集，没提及的也不表示它不够精彩。
一九九九年六月
31、走近黄惟群──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与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推介文字。那时（一九九五年）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字，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
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的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他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妞，也有韩珍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作品自选集》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点“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就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是“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滩大亨，他曾经帮助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父亲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大亨。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个烛台，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烛台，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管锥编》第一册，一七一页，中华书局出版）。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从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中，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文学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段往事、一个记忆中的人和一条梦里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自选集，除了小说、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警，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俱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二〇〇四年五月
32、《雷雨》·《阿当》·《耍花枪》
悉尼话剧社的雷雨上演时，我初到贵境，躬逢其盛，转眼已是十年有多。十年间我在悉尼看过的话剧，除了《雷雨》和《阿当的故事》之外，还有《俏红娘》、《移民一族》、《双宿双栖》，等等。这几个话剧都是该社制作的。从剧目也可以看得出来，题材是多样化的。有古典，有现代，有创作（移民一族），也有改编。我爱看话剧，在香港的时候，心杂事忙，往往只能“目送芳尘”，待到移居悉尼，方始可以“旧欢重拾”──碰上华人演出的话剧，我都不会放过。上周末，我就看了一个由“现代经典话剧团”演出的《我爱耍花枪》。
“现代经典话剧团”是悉尼最年轻的的话剧团，成立至今，未满周岁，第一部制作就是《我爱耍花枪》。和《阿当的故事》一样，都是现代城市喜剧，令人捧腹大笑。舞台上同时有三个家庭的布景，说的却是四对夫妻的故事。何以少了一个家庭布景？因为其中最“搞笑”的一对是欢喜冤家，耍花枪老是要耍到别人的家里去。其他三对夫妻，也是各自各精彩。总之“花枪”随处可耍，不论“自家”“他家”。灯光亮到哪儿就在哪儿做戏。演员十九都是来自香港，有曾在“无线”的《欢乐今宵》做过主持的廖安丽；有被誉为“香港最后一位幽默大师”的霍达昭；还有一位名气或者稍逊，但演出却是“最放”的陈丽文，也有曾在香港有过电台工作的经验。这些演员对香港移民来说，是倍感亲切的。
城市喜剧“往往能令种种现代人的焦虑和忧郁在笑声中发泄出来，笑声带出问题而不说教”，这是一位剧评家对流星喜剧Women
in Law的评语，这个评语亦可移用于《我爱耍花枪》。
从《雷雨》、《阿当的故事》到《我爱耍花枪》，悉尼的华人话剧，其发展的轨迹，亦可说是和中国的轨迹大同小异。同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只是加上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地方特色。
二零零一年八月
33、展艺华堂信有缘──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
一
去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悉尼中华文化中心成立，我送了一副对联：“中土传薪，文辉德溥；华堂展艺，化俗扬光。”表达我的祝愿。“传薪”是需要时日的，短短一年，成果言之尚早，“展艺”则是有目共睹的。我想，最少也可说得是“颇有可观”的了。即以这次为了配合周年纪念而举办的“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来说，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甚至在具有“特色”之外，还很“特别”。道理何在，后面再说。
听雨楼是赵大钝先生的书斋名，“拜嘉”是“拜领”、“嘉惠”的简缩。钝翁把师友写给他的诗、札（信）、书（字）、画当做嘉惠于他的厚礼来拜领与珍藏。钝翁今年高龄八十，师友中名家不少。相识已是有缘，从言谈投契（相识），到书信往还（相知），这缘分就更厚了。而我们这些观众，能够在华堂看到名家的作品，也可说得是有缘吧。
二
旧日文人所写的信，不但富有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其特别之处在此。
作为文学而言，它的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李白《与韩荆州书》，等等，都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好文章。除了散文之外，“诗词代信”亦是常见。例如苏蕙（前秦苻坚将领窦滔之妻）写给丈夫的信是回文诗，世称《璇玑图》。清初词人顾贞观为了救好友吴汉槎，写了两首《金缕曲》寄给纳兰容若（当时宰相纳兰明珠之子），人称“赎命词”。用书信体裁写的文学作品，在近代作家中也有，例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文人书信，可以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是一种雅致的综合艺术。书法是最突出的一面，好的书法，赏心悦目，未读内文，已是一种享受。而且朋友的书法，篆、隶、真、草、行、楷，各个不同。其笔致或则恣肆流动，或则沉稳凝重；其体势或则磊落波磔，或则剑拔弩张，字体不同，各如其面。看到朋友的笔迹倍增亲切之感，这更是非“手写”的信所能给予的。
更进一步讲究的话，专用的印章、信笺、笔（不同的字体用不同的笔）、墨（色泽与香味），等等，都是雅致的艺术，可供鉴赏。听雨楼藏品，“写札（信）写诗写联语，更多名辈写丹青”（楼主诗柬句），异彩纷呈，都各自有其艺术特点。
三
古人非常重视“翰墨因缘”，龚自珍《己亥杂诗》（别王秋畹大令继兰）：“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将文字因缘与骨肉之情相比。清代袁子才在随园设一诗廊，把朋友送给他的诗，张满廊壁，但随园是他的私人产业，未算“公开展览”。近代已故掌故名家郑逸梅，出版了一本《近代名人手札百通》，附有作者简介，甚受欢迎，但印刷不佳，与听雨楼的真迹相比，相去远矣。不过从古人重视翰墨因缘这点，也提醒了我们，在欣赏之余，最好也能感受他们“论心”的情谊。
钝翁屡经离乱，饱阅沧桑，知己们给他的诗，自然不免有感旧怆怀之情，亦有前瞻期许之意。试读以下的佳句：“诗人总有宗邦恋，叔世休令国故沦。”“絮絮刀圭今扁鹊，披披须发老相如。”（潘小磐）“当日种花忧地老，几朝遗史愿人忘！”“云短路长书雁到，蒹葭斜照水茫茫。”（张纫诗）“文章已不关轻重，尺寸何须论短长。”（吴梦庵）“湖山一支笔，风雨卅年灯。菜付英雄种，花蒙隐逸称。”（傅静庵）“肯笑惊弦余悸在，但伤分雁老怀酸。辛勤岭雅苗方绿，可有人来继抱残？”（梁耀明）“夷居岂便忘吾道，輶采无妨度彼阡！渺渺神州愁北顾，王孙归计定何年？”（吴天任）想当不难领略。
四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表现，生活方式有变化，与之相应的文化也就有变化，“书信文化”即一显例。
古人因为交通阻塞，音信难传，所以对书信非常重视。杜甫的“家书抵万金”、李商隐的“双鲤迢迢一纸书”，分别说明了对亲友来函的珍视。虽然情绪上有喜悦与盼望的不同，到了韦庄的“碧天无路信难通”，那就更是难以说明的惆怅了。
时至今日，不但有了电话、电传，还有电子邮件，不论海角天涯，都可传音传信。科技的发展，难免在某些方面影响了雅致的艺术，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原可以并行不悖。工作之余，放下计算机，听听音乐，那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希望你也来看这个画展，因为这些装裱精美的诗、札、书画，不仅展出了传统文人笔下的风采，且还展出了这个世纪末华丽的沧桑。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
34、不拘规格的名联
《中国对联大辞典》（一九九一年出版）中收有孙中山写的一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周策纵教授说：“过去党人成千上万的文献，恐怕没有一件拥有这副对联那么多的读者和观众。”孙中山逝世后，全国所有机关、学校逢星期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在总理遗像两旁，悬挂的就是这副对联。有人以为这是《总理遗嘱》中的句子，其实只说对一半。《遗嘱》中有一句“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但并无“同志仍须努力”。吴稚晖把此联改成“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须努力。”周策纵评为“大幽默家的杰作”。
此联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对联的上联一般以仄声字结尾，下联一般以平声字结尾，此联则反是。可说是打破了陈规。
由于“约定俗成”，有些学联的人以为只有“仄起平收”一种格式，甚至认为根本就未曾有过以仄声字结尾的对联。其实例子虽然非常少，但还是有的。且再举两个堪称名联的例子来看看吧。
第一个是杭州西湖仙乐酒店联：
翘首仰仙踪，白也仙，林也仙，苏也仙，我今买醉湖山里，非仙亦仙；
及时行乐地，春亦乐，夏亦乐，秋亦乐，冬天寻诗风雪中，不乐亦乐。
“白”指白居易，“林”指林和靖，“苏”指苏东坡，都是和西湖有关系的名人。“白”、“林”、“苏”、“我”并列，作者、读者都飘飘欲仙了。六嵌“仙”、“乐”二字，具见才情。
江苏泰州光孝寺联：
三世诸佛，无非戒生定，定生慧，磨炼到皓月场中，直入下如来宝藏；
六道众生，皆因贪生嗔，嗔生痴，漂流于黑风队里，何时见妙明真性？
“戒定慧”是修习禅定的法门，“贪嗔痴”是“无明”的造因，以“诸佛”与“众生”的业报作对比，是阐释佛理的名联。
说到不拘规格，在诗联中，甚至有连平仄都不对的呢。崔颢《黄鹤楼》诗的“颔联”（律诗中第三四两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颔联是必须用对仗的，“黄鹤”对“白云”可以，“一去”和“千载”只能说是“半对”，“不复返”和“空悠悠”就全不对了。但崔颢此诗，却能令青莲（李白）搁笔呢！有谁敢否定它是诗中极品？
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也有好些地方并非严守格律，因有阮元擅改孙联，点金成铁的故事，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论诗，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见第四十八回“香菱学做律诗，向黛玉求教事”）。律诗是对联的一个源头，曹雪芹此论，亦可用于对联。不过当然要有一定根底，这才可以无招胜有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