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派”（摘自《梁羽生评传》第七回）

江湖三女侠

作者: 觇君侦探 发表时间: 2007/12/17 21:53


　
　　最初连载的《书剑恩仇录》，是以一首辛弃疾的词作为开篇：“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首引词虽在结集成书时删去，但却记录下梁羽生的一个主张：题材不妨新，但形式上一定要有所继承。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在小说开篇时才会引用甚至自填诗词，并且配合以工整对仗的回目，于沿袭晚清民国小说故有模式的同时，兼能有所发展与突破。《书剑恩仇录》主要是讲述一个有关乾隆皇帝的故事，涉及海宁陈家和雍正掉换孩子的传说。海宁是金庸的家乡，他对家乡传说自然耳熟能详，因此《书剑恩仇录》的构思远比《龙虎斗京华》要周详许多，一经刊出，香港的“新派武侠风”愈发强烈，《龙虎斗京华》所遇到的几个现象，如盗版、外埠转载、成为城中话题等，《书剑恩仇录》也同样全部遇到。在金梁二人的带动下，香港涌现出一大批武侠小说家，影响较大者将近十人，包括蹄风、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等等。“新派”影响所及，香港其他的左派报纸也都开始仿效，例如《文汇报》就有陈瘦鸥、吴羊壁二人在副刊“登台比武”。直至一九五九年金庸创办《明报》并连载《神雕侠侣》为止，“新派”武侠小说都是在左派报纸刊登的，故在一九五八年及以前，人们总是说“新派”武侠小说属左派作品。一九五九年是“新派”概念的一个分界线，此后凡是受了金庸影响的武侠小说，不论产地都被划至“新派”名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两岸三地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在提及武侠小说时，都会加上“新派”这个定语。
　　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出“新派”这个概念是几经变革并不断扩大的。并且，正是因为“新派”影响的不断扩大，才使得后来者萌发出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想法。以叶洪生为代表的某些台湾武侠小说研究者，提出“新派”的发源地不在香港而在台湾，实际上亦可归因于此。叶洪生在《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中认为：“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并将与“超技击侠情派”、“奇幻仙侠派”、“鬼派”并列的“新派”理解为：“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这个观点在台湾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无疑也较有代表性。他们以“古龙之前无新派”作为口号，认为古龙之前的作家，即便是梁羽生与金庸二人，严格说来亦不可算进“新派”行列。在此，我们姑且不论梁羽生与金庸是否满足叶洪生所谓“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这一条件；也不论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之后的十年间，他与金庸所著，以《射雕英雄传》、《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雪山飞狐》、《神雕侠侣》、《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而出。只谈一个概念问题：“新派武侠小说”究竟所指为何？
　　梁羽生二零零二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做演讲时，曾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新派’是指当时一般香港人对《新晚报》武侠小说一派的称呼”。所以“新派”之“新”，乃是《新晚报》的简称，而并非“新旧”之新。“新派”武侠小说最初是指《新晚报》上发表的武侠小说，后来涵义逐步扩大，左派报纸的武侠小说都称为“新派”，继而连受金梁影响的台湾作家也都可以称为“新派”。但是，涵盖范围的扩大，并不等于“辞旧迎新”。因为涵盖范围扩大，致使原本属于“新派”的作家反而不能属于“新派”，这是何等荒谬的事情！“新派”得以生发的基础，无疑要在于金梁二人，若没有他们发表在《新晚报》上的小说，也就绝不会有“新派”一词的提出。其余受二人影响者，不管成就怎样辉煌，也始终只是“新派”的分支而已。一众台湾论者口中的“新派”概念，显然是在抹煞了“新派”的固有涵义后，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新概念，并不具备任何“新派”概念的历史基础，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新派”概念的历史真实性了。他们的所谓“新派”，实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新派”概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梁羽生携金庸等人于香江创立“新派武侠小说”的这段历史事实，岂容随意扭曲？
　　除了作品发表于《新晚报》之外，“新派”这个称谓之所以能够出现，或许还与香港本土一度流行过的“广派”（粤派）武侠小说有关。所谓“广派”武侠小说，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多以广东人为主，或与广东人有所关联；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以广东为主；击技描写的真实性较强，并且以南方的武术流派为主；时常夹杂广东方言。“广派”武侠小说的历史，以叶洪生考证最详，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一年邓羽公的《至善三游南越记》，不过行文中还并未夹杂粤语方言。真正首次于武侠小说中大量应用粤语方言者，乃是高小峰，一九三八年他以《黄飞鸿》作为尝试，反响甚好。在高小峰影响之下，翠文楼主、我是山人等相继出现，形成“广派”风格。“广派”武侠小说，在打斗时不像北方武侠小说那么花巧，北方讲究十八般武艺，人物所用兵刃也以刀剑居多；“广派”除了拳脚棍棒之外，武器都是耕田种地的锄头铁钯之类，因为南方武师曾特地为这些农具创造了一些招式，使出身农家的徒弟可以就地取材来护身抗敌。还有一种武器也是南方人所独有的，叫做“桥凳”，这是广东农村里常见的物事，在一条长板下面钉上四只木脚，可以坐着围台吃饭，也可以搬到门前躺着纳凉，如果有敌人蓦然来袭，桥凳还可以当作御敌武器。因此乡间武师都会在这张桥凳上痛下工夫，创造一些自保和制敌的招式去教授徒弟。“广派”小说中，使用的就是这些草根阶层所熟悉的农具，在对话上也是粗枝大叶，很少“琢磨”，没有什么玩味的余地。至于“广派”的故事取材，则多数都源自邓羽公建立的“南少林”（福建莆田少林寺）体系，反复渲染民间传说中方世玉、黄飞鸿、洪熙官、三德和尚等人的事迹，始终没有大的突破，看多了难免会令人生厌。因此当梁羽生和金庸以《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书剑恩仇录》等作突破“广派”桎梏后，时人遂以“新派”名之。
　　梁羽生与金庸二人，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代作家，在他们的努力下，武侠小说瞬即在海外华人世界流行开来，不但吸引了香港本土的读者，也很快吸引住台湾读者，还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内地改革开放后，港台武侠小说大批涌入，更是掀起新一轮的阅读狂潮，甚而发展成一个文学现象。并且，经过几代作家的笔耕，武侠小说愈发受到世人关注，不仅地位不断上升，有关著述也是层出不穷。推本逐源，当今的诸般“盛况”，莫不是由“新派”引发。然则武侠小说为何能在香港兴起、繁荣？
　　台湾学者因为太过重视本土作品，认为“新派”并非源自香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采取视而不见、避而不答的消极态度；内地的有关论述则相对很多，如王海林先生《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罗立群先生《中国武侠小说史》、陈墨先生《海外新武侠小说论》，以及几种关于武侠小说的“辞典”，都给出了各自的解说。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体本身的发展与嬗变；第二、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种，香港文学界较为关注通俗文学；第三、武侠小说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的需要；第四、作者和读者强烈眷恋故土的情怀。

　　其中除第一点外，另三点或都有商榷余地。首先，关于“香港文学界较为注重通俗文学”的说法，多少带有“想当然耳”的意味，至少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资料或事实佐证；另外香港文学界也并不像内地这般，反复强调文学要走通俗路线。其次，金庸的封笔作《鹿鼎记》完成于一九七二年，梁羽生虽然封笔很晚，但他的名篇基本都集中于创作的前十年间，中后期虽然也有《游剑江湖》、《广陵剑》等几部佳作，在读者中的影响却逊色早期作品远甚。所以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其实是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为最鼎盛期，此后古龙崛起台湾，影响力逐渐盖过其余作家，“新派”的主要阵地遂开始发生转移。然而，无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香港，经济发展都不算蓬勃，商业竞争也远远不及日后激烈，武侠小说能在前期兴起繁荣，在七十年代至黄易出现前的这段时间内一度遭世人“遗忘”，恐怕也未必和商业市场有关，最起码其适应的竞争不是激烈竞争。再次，港英政府虽与内地“互不干涉”，但香港毕竟跟内地相连，接触“故土”文化的途径很多，并不见得有何困难，更不至于要通过武侠小说来满足眷恋情怀。事实上也没有哪位武侠小说的作者或读者，自认是为了这样的情怀而写作阅读的。
　　“新派”武侠小说能够首先在香港兴起并繁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应归结至政治因素。武侠小说源远流长，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从唐代开始，以杜光庭《虬髯客传》最具代表性。这类作品在宋朝时，被《太平广记》归入“豪侠类”。至明代，有《剑侠传》出现，撰者托名段成式。清光绪初年，《三侠五义》刊行后，因别名“忠烈侠义传”，所以人们便称同类作品为“侠义小说”。此后又有“侠情小说”、“奇侠小说”、“侠勇小说”、“义侠小说”、“任侠小说”等诸般叫法，但“武侠”二字则直到一九零四年才告出现。一九零三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并开辟了一个名为“小说丛话”的专栏，次年该专栏即刊载了署名“定一”的作者论《水浒传》的文中，内云：“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而“武侠小说”的称谓，则是在一九一五年，上海《小说大观》第三集上刊出林纾《傅眉史》，方明确标为“武侠小说”。民国年间，武侠小说界可谓人才辈出，先有“南向北赵”（向恺然、赵焕亭）并列于前，更有“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崛起于后，其余名家还有文公直、顾明道、朱贞木、徐春羽，亦为一时之选。他们共同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历史高峰。孰料一九四九年内地解放以后，海峡两岸出于不同目的，却都开始禁绝武侠小说的出版与流传。这条长河突然被堵住了。
　　台湾方面，先是当局以《戒严法》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黄黑涉匪书籍统统查禁；后又于一九五九年底掀起“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各种武侠小说。这可能是由于“左派”催生了“新派”的缘故，当局为防止“新派”中的“左派”成份影响公民，但其势又不能明言，遂将所有武侠小说放在一起处理。至于内地方面，则是给这些小说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便处理。在建国不久的《北京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第一批书目（草案）》“甲、文字图书”中，将需要处理的图书分“没收部分”与“收换部分”两类，其中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希特勒《我之奋斗》等四十二种“文化部典型处理书目”外，便以武侠小说居多，约占半数，具体理由则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援引数例为证：还珠楼主《黑森林》“渲染汉苗打杀，荒诞，诬蔑苗族”；朱贞木《龙岗豹隐记》“宣传民族仇杀及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且神怪荒诞”；朱贞木《七杀碑》“大打大杀，反动荒诞，并诬蔑农民革命”；白羽《十二金钱镖》“渲染乱打乱杀，并有一些色情描写”；还珠楼主《力》“荒诞、打杀、神怪，毒素较多”；郑证因《女侠燕凌云》“侠女报父仇，飞檐走壁，乱打乱杀”；还珠楼主《北海屠龙记》“宗派仇杀，飞剑吐气，人兽相交”；郑证因《尼山劫》“大写尼姑用各种武术妖法惑众，荒诞并有神怪描写”；徐春羽《英雄台》“私隙胡杀乱打，比宝斗法，荒诞”；王度庐《风雨双龙剑》“乱打乱杀，渲染色情”；郑证因《苗山血泪》“宣扬民族仇杀，诬蔑苗族，颂扬满清反动统治”；白羽《秘谷侠隐》“写乱打乱杀并有一男与三女结婚”；王度庐《紫电青霜》“私隙仇杀，并有歌颂年羹尧处”。当年被禁绝的武侠小说琳琅满目，各人代表作自更无幸免之理，这里所举不过沧海一粟。甚至就连这些作家其他形式的小说，也受牵连：朱贞木《红与黑》“宣扬‘抗日’地下工作，但从书中看不出其身份。如指国民党，则本书宣扬了国民党；如指我们则本书歪曲、诬蔑了我们人的形象”；郑证因《烽火忠魂》“把朝鲜游击队写成侠盗人物，把其抗日写成报私仇，歪曲了朝鲜人民的形象”；白羽《话柄》“黄色小说作者的自传，自吹自擂”；王度庐《落絮飘香》“渲染色情，渲染腐化堕落生活”。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当“革命”的新思想覆盖文坛之后，武侠小说就理所当然要被列入封建落后的文学范畴，从出版界销声匿迹。几位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等）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犹恐不及，哪里还有胆量再写小说，只偶尔为“政治任务”而写点应景作品而已。处于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当然无法在内地生存，然而这种文类的隐没既然不是由于自身生命力的枯竭，那就必然会在恰当的时机择地重生。台湾方面在“暴雨专案”前，禁绝得虽不彻底，但文化界人士另有专注，全副心神都致力于自强救亡，很难顾到武侠小说。于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就成为了最适合武侠小说重新出现的所在。因为香港当年虽属英治，但其社会观念、社会气氛和社会生活方式都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内地接近。另外，香港与内地相接，原来的武侠小说风气只要稍作移动，就能在香港生根发芽。当然，仅具备“天时”“地利”是远远不够的，但香港恰恰也具有“人和”——既因为“广派”的存在而具备一定的武侠小说读者群，也拥有几位颇具才华的作者——正是由于这几位作者的乘时顺势，才使香港继承了被内地斩断的武侠小说余波；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创作，才令武侠小说再度名播四海。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武侠小说在本质上可以超越政治。虽然“新派”创立初期只在左派报纸上发表作品，但其读者却并非尽属左派。追读“新派”的小说迷，在立场上或者是“左”的，或者是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但也可能是“右”的，只因为对小说着迷，才去买左派报纸《新晚报》。无可讳言，香港当年的社会“主流”乃是反（拦截）共，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从内地逃亡至此的“新移民”。本地居民则一般对政治兴趣不高，所谓“中间大，两头小”，多数人只是恐（拦截）共畏共而已，反（拦截）共与拥共的人数相差并不悬殊。然而一九四九年后，“新移民”的数量开始骤增，很快就从人数上超过“原居民”了，一跃而成为香港武侠小说的主要读者群。香港本地的“广派”武侠小说，由于质量不高，又缺乏源头活水，写来写去很容易成为老生常谈，这些“新移民”在内地看惯了还珠楼主、白羽等人的作品，对“广派”自是很难欣赏，何况他们还未必能懂粤语方言。甚至就连白羽的新作，也同样令人不忍卒读，因为非复旧观。
　　白羽本名宫竹心，祖籍山东，生在天津。他从小喜欢文学，十五岁起就在报刊发表文章，中学毕业因家贫辍学，开始投身于翻译、创作，其后心迫于生计，只得放弃了一直追求的新文学创作的理想，改写武侠小说。虽然“白羽”二字因武侠小说而响遍大江南北，但他本人对这些作品则是另有看法的。他在自传体散文《话柄》的“自序”中写道：“一个人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的文字。”这里所谓“无聊的文字”，指的就是武侠小说。解放后，白羽“金盆洗手”，原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创作武侠小说，没想到香港《大公报》却通过中国新闻社找到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文化局，向他约稿。在上级的动员下，虽然心中万分不愿，白羽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开始创作《绿林豪杰传》，并定期将稿件邮寄至《大公报》，而当时《大公报》方面的责任编辑，就正是梁羽生。可这部既描写农民起义又夹杂技击武打的小说，因为当时政治气氛所囿，通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实在既不像武侠小说，也不像历史小说。据当年常与白羽接触的冯育楠说，白羽曾自认这部“新作”是他写得最辛苦的武侠小说。当时白羽苦笑着讲：“写武侠小说，还要有进步意义，有阶级斗争，这样的书太难写了。我这一辈子，写了几十部书，水平怎样，我不敢说，但皆是我随心所欲之作；只有这一部，却是在教师的指挥下写的，于是变成了非驴非马的一头四不像！”连作者自己都下了这样的评价，这部《绿林豪杰传》的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白羽在阅读了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后，也自认力不从心，从此不复创作武侠小说。

　　与白羽情况相似的还有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改名为李寿民，解放后又改名李红。还珠楼主生在四川，自幼便随父亲外出云游，曾多次到过峨眉山与青城山。他的武侠小说以幻相瑰丽著称，把名山大川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善写剑仙斩妖锄魔之事。代表作《蜀山剑侠传》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在天津《天风报》连载之后，旋由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按集出版单行本，后改由上海正气书局继续出版，前后总共五十集，字数在四百万以上。又有《蜀山剑侠后传》，二十余万字，一九四九年三月由上海正气书局出版第五集，之后即告中断。还珠楼主也许是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者，书中始终保持着儒、道、佛相互混杂的特色，并且辅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兼及医术巫蛊，可谓才华横溢。内地解放后，还珠楼主出版了几部武侠小说，不过反响平平。一九五六年时，他在报上发表关于神怪荒诞小说的公开检讨，彻底否定自己当年的作品，心境可想而知。然而纵使在这样的心态下，一九五八年他还是写了《游侠郭解》，在广州《羊城晚报》连载，后有香港《大公报》转载。一九六零年时，他曾口述八十万言的《杜甫》，由秘书侯增女士记录，书成月余即与世长辞，此书亦未能付梓。还珠楼主解放之后出版的武侠小说，另有《黑蚂蚁》、《酒侠神医》、《黑森林》、《铁笛子》、《翼人影无双》、《拳王》、《白骷髅》等将近十种，在同时代作家中已经算是待遇很好的了。只是这些作品，无论水平与知名度，都无法与他昔日的旧作相提并论。
　　总之，写作的背景环境变了，作品的味道当然也会跟着改变，变得不再合乎读者的口味了。当为数众多的“新移民”对“广派”厌烦之际，“新派”恰好能将这个传统续上，并且能够在民国武侠的原有基础上，作出重大突破，他们自免不了要热烈追捧。此外，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娱乐消遣的文化艺术是比较匮乏的，除了无线广播人皆可听之外，看粤剧、看电影和跳舞都是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武侠小说以章回形式在报纸上刊登，出其不意、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自然就很容易吸引读者。“新派”问世之后，迅即占领了“广派”的原有市场。就在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挑战“广派”的一年后，又有金庸《书剑恩仇录》、蹄风《游侠英雄传》相继登场，次年还有张梦还《沉剑飞龙记》、牟松庭《洪门豪侠传》跟风而上，行文中都尽量避开粤语，“广派”遂告没落。此后“新派”大放异彩，“广派”后继无人，终在六十年代间烟消云散，“新派”得以独霸侠坛。如是又过数年，香港“新派”的中流砥柱，或如金庸宣布封笔，或如梁羽生步进僵局，一时陷入困境；适逢台湾方面古龙崛起，在“新派”基础上另辟蹊径，改革文体，世人关注“新派”者遂聚焦台湾，而“新派”的主要创作阵地亦逐渐挪至台湾。七十年代中期，梁羽生独撑香港大局，虽犹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做出调整，然而双拳难敌四手，古龙一脉人数众多，又兼有香艳刺激的优势，梁羽生终究回天无术，晚期作品甚少被研究者关注。这是后话，按下慢表。

齐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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