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菜九先生,某天骄一向敬重,很多文章都曾经拜读,自感受益匪浅.不过前些天偶读先生所作<千古谁识汉贾生>一文,对于其中观点却实在难以苟同,目下考试结束,暂切无事,于是草拟如下这篇驳论,还请菜九先生赐教. 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贾生(贾谊)的生平, 他生于汉高帝七年(前200),洛阳人,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18岁时就以文才知名,后经河南郡守吴公举荐,被文帝召为博士,因其政论切中时弊,所以深得文帝赏识,不久就官至太中大夫。但是在贾谊23岁时,却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博。后被召回长安,又被任为梁怀王太博。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以至忧伤而死时年33岁。
对于贾谊,某天骄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少年奇才,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某天骄是颇为骄狂自负的,可是对于贾谊,某只有一个字---服. 贾谊因何被贬 贾谊的才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才(代表作《吊屈原赋》、《鵩鸟赋》),二是对于国家政治的独到见解(代表作《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对于前面一点,在此某天骄不做过多论述,只来谈谈贾谊的政治才华.贾谊一生有两个重要主张,一是众建封国,以削弱诸侯王.其次是重视农业生产,建议国家在平时多储藏粮食,以应对战争和灾荒.菜九先生认为正是贾谊对于自己主张的反复进言而且主张与西汉国情不符,以至被老臣如绛侯周勃和颍阴侯灌婴视为"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盛",因此才极力反对文帝重用贾谊. 如此看来,这些老臣们真的心忧社稷,为国为民,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关于此事是怎样说的"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注意,这里司马迁用了一个"害"字,而之后却又用了"短"(汉书的说法更直接,用了一个"毁")引出老臣们指责贾谊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指责其实很大程度是危言耸听的诬陷之辞呢?某天骄以为如此理解并无不妥.还有这个“擅权”也是不实之辞,当时贾谊的官职不过是太中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郎中令所属有太中大夫等,秩比千石,掌议论”,也就是说当时贾谊不过是皇帝的身边的高级顾问,掌守卫宫殿门户。既然这不使什么位高权重的职位,又谈什么擅权呢?要说擅权也只有那些老臣才有资格和条件的。那么这些老臣要去嫉恨贾谊呢?这就要从文帝的即位说起了.我们知道在平定吕后之乱中周勃与灌婴都是立有大功的,而且在事后联合迎立了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老臣们拥立代王的时候,某天骄以为他们首先看重的就是代王母亲薄家无权无势,再者拥立并不受宠的刘恒也能令新皇帝感恩戴德,如此一来,就便于功臣集团与宗室集团共同执掌政权(文帝即位后周勃任右丞相灌婴为太尉),.这样一来,他们反对贾谊的目的就很明显了----维护自身权力,他们不愿皇帝身旁多出一个可与自己抗衡的亲信大臣,因此才有了以上的一幕.因为当时文帝即位不久,皇位尚未巩固,于是只有妥协,不得不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博. 也许有朋友会有疑问,说周勃,灌婴他们都是和高帝同升共死的名将,而且在建国后也有大功于国家,难道会卑鄙如此?无可否认,老臣们都是尽忠为国的,但是他们一样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权位.另一件事可以佐证某的观点,在周勃拥立之后,曾有人对他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祸及身矣",当时周勃虽然感到不安而"谢请归相印",但是在陈平去世后"上复以勃为丞相"时他却并没有推辞,可见周勃从心里还是放不下权位的,可是他这样的举动又分明是不识事务,文帝哪里愿意你重回朝廷呢?于是十几个月后,文帝就对周勃说:“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于是"免相就国"。事情并没有完,此后"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这样可以看出周勃与文帝关系的紧张,他这么做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让人抓住把柄,被诬陷造反,关进了大狱.详情就不说了,总之是受尽屈辱,还险些丧命,更讽刺的是,他得以出狱竟还是靠走当初他们轻视的外戚薄家的门路.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文帝与功臣集团的矛盾是相当深的,因此他在重用贾谊时,周勃他们是很可能顾及自身权位而反对贾谊得势,而并非是出于国事的考虑(或者说这是其次的理由).我在给菜九先生的回复曾说过"汉文帝是天下的主宰,臣下进言,都要他去分辨;绛、灌这样的老臣职责就是为大汉保驾护航,不然要他们做什么?贾谊的策略有一些可能不对,因此才需要他们去反对或者否定,贾谊有错,但谁没有过错?"因此贾谊的某些政策纵然有误,可也并没有给西汉王朝带来什么大的祸端,而且他的策略,比如众建封国,文帝后来也的确将其应用于实际,"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菜九先生认为文帝举动与贾谊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看法也不成立,因为这里更看重的其实是一种思想而并非具体的方法,总不能让汉文帝教条的完全照搬到贾谊之策吧?那样文帝又凭什么叫明君呢?武帝时期主父偃的"推恩"主张其实也和贾谊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如此可见贾谊的远见.再说贾谊的一些策略并没有实行,怎么知道不行?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看来那些老臣们的排斥就真的是未免私心过重了. 贾谊是否得志 菜九先生开篇就引用了唐人李商隐用这一首《贾生》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同时说,古文人认定贾谊不遇其实是不恰当的,是一种出于自己本心的主观看法,因此菜九先生支持《汉书·贾谊传》的判断:“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遇与不遇其实不应以官职大小来论,而是以否能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判定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贾谊显然是不得志的.<滕王阁序>里王勃两次提到了贾谊,用意却是相反的.第一次他说的是"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是在羡慕贾谊能得到皇帝单独召见,可是同样的事情在李商隐笔下却变成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悲凉.第二次王勃说的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则是说贾谊被弃置长沙并不是天子的错,同时为贾谊的命运表示同情,也是表达怀才不遇之情,可是在这里王勃却没有丝毫埋怨皇帝,与李商隐大为不同.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对于历史典故其实并无一个固定一致的看法,不过是为自己抒情的需要而各取所需而已. 某天骄在回复菜九先生的文时还说过"他学的是战国时期那些纵横家的思想,讲的是权术,求的是显达,为的是国强,而很少去想什么老百姓,这一些在贾谊来讲都是无意识的(虽然如菜大人说,这有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之嫌),少年人首先想的一定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天骄本人对此是很了解的,20岁的贾谊也不过大我两岁多,算是同龄人",这是从贾谊献策的动机上看,为国是肯定的,为自己的显达其实也是一定的,少年人难免急功好利,可这能算之为错呢?要知道贾谊自比的是屈原,而司马迁也把两人放在了一篇之中,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否定屈原的爱国和不得志,又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同样命运的贾谊戴上"谄媚邀宠"的帽子呢?屈原不也做过三闾大夫,不也一心想着在楚国辅佐君王吗? 菜九先生还说"尽管贾谊的主张未被采纳,但汉文帝并没有亏待他,他个人显然还是进言的受益者,否则他凭什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平头百姓,当到了长沙王太傅。说明汉文帝还是爱惜人才的。但贾谊还很不满足,郁郁而死,这又是何苦来哉,真是天晓得",满足?理想都没有实现又为何要满足?重新召见却是因为问以鬼神之事,贾谊又怎么能没满足?还有贾谊的死怎么成了"郁郁而死"而死?他在长沙数年都过来了(我想他明白,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回来),做了文帝宠爱儿子的老师,还被再次召见(虽然没问政事,但却蕴涵着希望),又怎么还会更加郁郁?他的死,史记说的明白是"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是为自己没有尽到职责而惭愧的缘故才郁郁不安而死的. 显然,我们不应随随便便就给贾谊的千古名声予以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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