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xzhaofeng 于 2025-2-23 09:57 编辑
绯闻还是谣言？
刘国重在《金庸评传》中不但“畅想”金庸和夏梦的关系，而且对金庸和第三任太太林乐怡之间的关系也很感“兴趣”，借一些所谓资料大放厥词。
一 《金庸评传》438、439页引用沈西城《金庸逸事》文字（林乐怡女士自述），说明金林初次相遇，林年仅16岁。 《金庸评传》440页，刘国重说“金庸与林乐怡相遇，在1966年。”【注1】 1967年金庸住所收到邮包炸弹，刘国重“我怀疑，炸弹是寄到金庸与林乐怡的居所，当时二人属婚外同居，说来多有顾碍，金庸一时难以出口，才对杨澜谎称寄到报馆。”（《金庸评传》441页） 同页，刘国重引用网上资料广州日报大洋网的《数风流才子还看香江——历数倪匡金庸黄霑蔡澜情史》“金庸与林乐怡‘共筑爱巢’，在跑马地。” 《金庸评传》442页：
第二次，与朱玫离婚，是金庸做了有明显过错的事，就是外遇，导致二人仳离。不过，他与林乐怡在一起十年之久，从来没跟朱玫提出离婚，也没有证据表明林乐怡要求金庸离婚，另娶自己。 金庸与林乐怡婚外同居十年，终于被朱玫发现了。 王世瑜回忆：“有一晚查先生跟我夹口供说跟我开会，其实是在去了现任查太位于天后的家里写稿，完稿后他叫一个‘后生’（即见习生）到上址取稿，谁知‘后生’经查太一问就穿了煲……” 事情既已泄露，金庸与朱玫，终于闹到离婚。 昔年金庸与林乐怡同居之所，王世瑜不会记错。他说“位于天后”，应是天后庙一带。现在的香港公交，从天后站到跑马地马场，距离仅一公里多。我猜，他们的居所可以说“位于天后”，也可以说在跑马地地界。 1967年，那颗炸弹极有可能寄到了金庸与林乐怡同居之处。 …… 我更认为，林乐怡一反以往的低调作风，肯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自己与金庸的恋情起始，正因为2016年是二人相遇整整五十年后，是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金庸评传》445页：
金庸对林乐怡，不是“玩弄的态度”，若是，已经玩了近十年了，正好借机踹了，蛰伏几个月，另寻新欢。
以上引用文字尽管刘国重写得颠三倒四，但意思还是很明白的，即刘国重认为：金林自1966年认识后即同居，时间长达十年（据《金庸年谱简编》292页，金庸是1976年“与朱玫离婚，与林乐怡结婚”的）。 刘国重可能是写得太“嗨”了，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结论对金庸的“杀伤力”。 既然金林二人初识时，林乐怡年仅16岁，那还是属于未成年阶段。如果二人此时间段（即便是邮寄炸弹的1967年开始同居，所谓“十年”仅是“虚指”，林也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就同居，那是不可想象的——金庸和未成年少女同居，且同居十年！ 这很难让人（至少是笔者）接受。（“出轨”已经是不道德的事情了，还是和未成年人“出轨”，则这种行为不仅违反道德，更是违反法律的行为。笔者不认为金庸会如此不智。）
二 金林初识之事出于沈西城《金庸逸事》中林乐怡女士的自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沈西城在该书中的其他相关记述（为了便于他人求证，以下引用文字笔者采用内地版本《金庸往事》，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繁体书的）。 《金庸往事》35页：
一俟业务上轨道，朱玫便专注家务，不大到报馆，可有时也会因牵念，挂电话到报馆找金庸，却是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人，问职员，才知道近日司机每天会到某处取稿。机灵慧黠的朱玫疑心顿起，暗感不妙，她非“嘈日棚”（吵架精），心思一计，某日黄昏，就驾车跟踪司机到北角一幢大厦（应是新都城大厦），眼见司机上楼取稿下来，迎面拦住。
这是金庸第二任太太朱玫撞破金林关系时的描述。据此可知，当时金林住所是香港新都城大厦。查网上资料，“新都城大厦建成于1972年10月”。则所谓的“同居”不可能早于1972年10月，此时的林乐怡女士至少22岁，成年了。 《金庸往事》45页也间接证实了笔者的看法。
回说金庸认识阿May后，在百忙的工作中，总会匀出余暇与伊见面，互诉心事，减轻工作压力。阿May好学，金庸资助她到澳洲念书，大学毕业，阿May写信问金庸茫茫前途如何安排。金庸写信让她回来，这就有了日后朱玫上门大吵事件。
也就是说，即使“同居”，至少也是在大学毕业回港以后的事了【注2】，林女士无论如何算也是成年人了。 简言之，根据沈西城所述，金林同居没有“十年”，更不是在1966或1967年林乐怡未成年的时候！
三 笔者查阅了除《金庸传说》、《我的老板金庸》以外的市面上所能找到的所有金庸传记，对金林关系大多是一笔带过，甚至完全不写（有的更是错漏百出，认为金林初会是在1976年）。没有一本书是像刘国重这样“畅想”金林二人何时同居的。 既然没有实证，则刘国重为什么会认为“金庸与林乐怡婚外同居十年”呢？ 他的依据是金庸晚年两次回忆时出现偏差，1967年邮包炸弹邮寄地址不同（见《金庸评传》440至441页）。他的推理大致是：既然金庸记错地址，明显地址有问题，又根据王世瑜的回忆，认定邮包炸弹是寄到了金林的住所。既然1967年金林两人已经同居，那么无论怎么算，都可以说是“婚外同居十年”了。 然而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刘国重没有考虑到。 一是老年人记忆不准确的问题。 年纪大的人记性不好，在面对面的即时访谈中记不清往事，说错或说漏是很正常的事。笔者在拙文《耄耋之言未必可信——读刘国重〈金庸评传〉有感之三》中已经指出了金庸曾经说错过，而且不止金庸，黄永玉也曾经说错过。 根据老年人晚年的不同回忆来进行所谓推断，得出的结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第二，则是回忆此段情节的王世瑜本人的“问题”。 按照前引《金庸评传》原文，刘国重的判断是“金庸与林乐怡婚外同居十年，终于被朱玫发现了。”则金林暴露的时间为1976年。既然王世瑜要和金庸“夹口供”，则1976年王世瑜应该还在《明报》工作。 笔者对王世瑜不了解，不过沈西城在《金庸往事》中涉及较多，按照文中事件叙述的时间顺序摘录如下：
王世瑜（阿乐）是金庸最喜欢的人，六十年代王世瑜已在《明报》工作。（《金庸往事》84页）
查太太朱玫看不惯《华人夜报》的内容，认为太低级趣味，有损《明报》声誉，先是要求改革不果，最后勒令金庸辞退阿乐。金庸起初不依，极力维护，查太掣出“哀的美敦书”——他不走我走。夫妻情义重，挥泪斩阿乐。阿乐带着一肚子气，蝉曳残声到罗斌《新报》，创办《新夜报》，……。（《金庸往事》42页）
1967年，香港发生一起动乱，港英政府跟左派爱国人士相互对峙，……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指沈西城）为着赚外快，……到老远的西营盘《新报》去当临时校对。（《金庸往事》123页）
才上了两天班，老总罗斌着我提早在五点上班，记者不足，要我代接“报料”电话，扛住编采部。……看到有一个男人正伏案工作，韶秀温文，略带英气。（《金庸往事》124页）
后来问同事，方知那男人姓王名世瑜，是《新夜报》的总编辑。（《金庸往事》126页）
1975年，我为《新报》写稿，王世瑜亦自加国鸟倦知还，重回《明报》工作。《明报月刊》编辑黄俊东兄对我说：“查先生跟查太（朱玫）一离了婚，阿乐立即回巣，查先生舍不得他！”（《金庸往事》127页）
根据上述材料，王世瑜的工作经历还是比较明显的：六十年代在《明报》工作，（最迟）1967年离开《明报》，1975年（金庸和朱玫已离婚）回《明报》。 如果沈西城的记述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联系刘国重引用王世瑜的回忆则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王世瑜和金庸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上“夹口供”的？ 如果是1967年前，虽然王世瑜在《明报》，但此时金庸和林乐怡之间“同居”绝对不满一年（甚至可能还没有“同居”），若就此被朱玫发现，则金林绝对不可能继续“同居”下去。三者之间的婚姻关系不会到所谓的1976年才厘清。 如果是1975年王世瑜回《明报》以后，注意：据沈西城记述金庸已经和朱玫离婚了，根本不需要“夹口供”。如果说是沈西城记述有误，其时金庸和朱玫尚未离婚，则一来沈西城记述的是《明报》工作人员的话，这个记错的可能性不大；二来王世瑜是被朱玫“赶走”的，王世瑜重回《明报》，朱玫该如何应对又是个问题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在1967至197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呢？这应该不成立。彼时王世瑜并非《明报》员工，金庸可能会和他会面或聚餐，但绝不可能也没必要和他“夹口供”“开会”。 因此根据以上材料和分析，笔者认为王世瑜的回忆恐怕不靠谱【注3】，大概率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而是听别人说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王世瑜说是“‘后生’（即见习生）到上址取稿”，而沈西城记述引用的是“司机”。司机是见习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毕竟安全第一。而且见习生不是正式员工，让这样的人去上门取稿恐怕也是不大妥当的。 既然王世瑜的回忆不靠谱，则根据他的回忆所论证的“炸弹是寄到金庸与林乐怡的居所”就不能成立了，进而刘国重所谓的“金庸与林乐怡婚外同居十年”恐怕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国重在金林关系的表述上可能存在重大问题： “金庸与林乐怡婚外同居十年”（金庸和未成年少女同居十年），如果为真，则金庸恐怕涉嫌违法（由此带来的后果恐怕很严重）； 如果为假，则这是明显的谣言，对金庸的声誉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注4】。 由于《金庸评传》是正式出版物，已经被读秀等多家权威机构所收录，造成的影响也绝非一般网上帖子可比。《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刘国重，恐怕有难了。
四 《金庸评传》436页。
写作传记性质的文字，下笔务须十二分的矜慎。真假难辨，而关涉传主人格的事，最好不写，实在要写，笔下也务须多留余地，将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不要渲染，更不要轻易做道德评判。——除非传主真是大奸巨恶之人。
这是刘国重的原话。显然，他自己并没有做到。 关于刘国重《金庸评传》的评论，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这不是说除了笔者指出的这些问题之外，该书就没有问题了。而是笔者并非职业编辑，或研究金庸及其小说的专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一一核对。就笔者七篇文章所指出的问题，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说明了刘国重及其《金庸评传》的“成色”了。 就此搁笔。
注释： 【注1】《金庸往事》37页“时间是2016年的一个夏天，地点在中环国金中心西餐馆，人物有查太阿May（林乐怡）……”，《金庸往事》48页林乐怡说“跟他相处了五十年，我有时候仍然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据此推断，则金林初会时间为1966年。 【注2】关于林乐怡澳洲留学，蒋连根在《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258页有不同说法：“1977年5月19日，金庸和林乐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金庸给娇妻取了个洋名叫阿May，是玫瑰的意思。金庸依依不舍地把她送到澳洲留学。”由于此书在叙述金林初会时说是在“1969年12月”，与林乐怡在《金庸逸事》所说不符，故不予采纳。 【注3】《金庸往事》135、136页“1967年香港动乱，……金庸命途堪忧，只好避往新加坡，阿乐留守报馆。……阿乐忆其事云：‘我带头跟几个身形魁梧的同事用身体挡在门口，不让他们冲进来。你推我顶的，形势凶险万分。’”从时间看，此段与沈西城所记1967年初见王世瑜不符。王既然是《新夜报》总编，怎么可能为《明报》看守门户？查《金庸与〈明报〉》113页“金庸为了避免极左派的暗杀，去新加坡暂避。报社业务，交由股东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负责。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负责。”并无王世瑜在内。可知其人好为“大言”，不可信了。 【注4】金林同居时，若真如刘国重所言是1966年，则林作为未成年人，恐怕要告诉其家人同居事宜才行。金林同居十年，那么又该如何评价林及其家人？显然，名誉受损害的不仅仅是金庸一人。
参考文献： 一、金庸传记 [1]桂冠工作室主创. 侠之大者 金庸评传[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10. [2]费勇，钟晓毅编著. 金庸传奇[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01. [3]冷夏著.文坛侠圣——金庸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04. [4]陈墨著. 武林文宗 金庸[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10. [5]孙宜学著. 千古文坛侠圣梦 金庸传[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1.01. [6]彭华，赵敬立著. 挥戈鲁阳 金庸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03. [7]艾涛著. 金庸新传[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01. [8]费勇编著. 金庸全传[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08. [9]孔庆东著. 金庸评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11. [10]杜雅萍著. 金庸传：书写侠义 笔战江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09. [11]傅国涌著. 金庸传 修订版[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6. [12]端木先生著. 江湖岁月飞，不胜一场醉 金庸传[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6. [13]何南著. 金庸传[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5.01. [14]席圣文著. 金庸全传 一代武侠宗师的传奇人生[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7.03. [15]上官圣泓著. 金庸传[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8.03. [16]张建智著. 儒侠金庸传[M].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9.01. [17]严晓星著. 金庸年谱简编[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09.
二、金庸相关 [1]窦应泰著. 侠圣奇情 金庸的婚史与情恋[M].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5.01. [2]张圭阳著. 金庸与《明报》[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09. [3]蒋连根著. 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和他的家人们[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01. [4]沈西城著. 金庸逸事（第二版）[M]. 香港：银汇有限公司, 2019.02. [5]沈西城著. 金庸往事[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04.
三、其他资料 [1]司马安编著. 名人与他们生命中的女人[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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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5-2-23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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