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xzhaofeng 于 2024-12-15 18:06 编辑
耄耋之言未必可信
作为《金庸评传》的传主，他的话在书中被引用是极其自然的事。可是这些话是否有待商榷，却是个问题。
一
《金庸评传》356页直接引用了这样的话。
金庸在近五十年后，对池田大作回忆说：“我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的志愿……一九五零年，我到北京去，想入外交部工作，是当时外交部顾问梅汝璈先生邀我去的。梅先生是国际法学家，曾任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看到了一些我所发表的国际法论文（其中若干曾译成日文），邀我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94—95页） 金庸还对杨澜说过：“（梅汝璈）看到我写的文章，他觉得中国好像研究国际法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外交部需要这种人，所以他到了外交部的时候，就打了五次电报来要我上去。”（《杨澜访谈录：走近金庸》）
由于这两段引文在一起，所以阅读时直接反应就是好像有问题。梅汝璈电报到底打了几次？（在上段引文中，还有一个小错误，所引文字皆出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第94页，并没有引用95页的内容，页码错了。） 在《金庸评传》361、362页，又是连续引用了两段材料。
那时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周总理的助手，跟我是相当认识的，他们邀请我去的。但是我跟他见了面以后，他就对我讲，他说你的出身不好，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到外交部当外交官，不太有前途的。要我上人民大学，再入党，做了党员，再到外交部做工作比较好。我当时觉得入党了，我想我知道共产党，我想你们规定的纪律，什么规定都很严格，服从纪律，服从党的指挥。我这个人个性格很散漫的，文人的性格，服从纪律不大做得到的，我在大学，被学校开除，好多次就是因为不守纪律，我想被党开除以后，一生没有前途了。我不做了，外交官不做了。（央视《面对面》节目，2004年）
我到了北京之后见到乔冠华——乔冠华我在这（香港）就认识了。他是新华社社长，我在这里《大公报》编辑国际版的。常常见到面的，他跟我私人关系还可以，还不错……他跟我比较关系好的。他就很亲切地讲：你在外交部工作，一定要是共产党员，但现在也不能马上入党的，你现在就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再去经过人民大学一个短期的学习，在中国人大毕业，我再给你介绍入党。（《杨澜访谈录：走近金庸》，2006年的访谈）
读者只要稍微仔细阅读，一眼就能发现两段材料中乔冠华的职务有问题。 笔者查阅了相关乔冠华的传记，乔冠华在建国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长；建国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并曾代理亚洲司司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人民中国》总编辑。（笔者为什么要“啰里啰嗦”地把乔冠华建国后担任的职务罗列一遍，这就牵扯到乔冠华的工作时间问题。试想，一个身兼数职的“大忙人”，有多少时间和一位来自香港的“小记者”会面？） 职务问题虽然是小事，可从中反映出金庸和乔冠华貌似“并不很熟”。 如果只有这两处问题，还可以认为是金庸年纪大了，不小心记错。可是新的资料又出现了。 2024年11月22日曾伯凯（网名牛阿曾，《〈金庸年谱简编〉补正》的作者。该文被列为《金庸评传》主要参考文献“网络资源”中。不过，刘国重把公众号“金庸江湖网”写成了“金庸江湖”。）在微信公众号“金庸江湖网”发布了名为《梅汝璈与金庸的人生抉择》的文章，在文章中引用了金庸在上世纪70年代所写的社评。转录如下：
梅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学家，二次大战后任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曾判决东条等战犯的死刑。一九四九年前后，笔者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国际法的论文，梅先生看到了，蒙他不弃，相约见面，长谈数次。 后来他到北京，任外交部专员，打了几个电报来约笔者去北京，原有邀去做他助手之意。那时他住在北京六国饭店，一个多月中几乎日日见面，也曾共游了不少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此事不果，笔者回到香港，继续新闻工作。这些年来笔者对国际法的研究早就放弃了，一直也没跟他通信，忽然见到他的讣闻，不禁回忆起许多往事来。梅先生是忠厚长者，法学上的见解很是精到，个性则很热情。他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共外交部做事，大概只是提供一些专家意见，以供参考。
把这段材料和前面两段放一起看，事情变得“有趣”了。
二
笔者在读秀上搜索，根据搜索结果大致把梅汝璈1949至1950年的行踪总结如下：
1949年6月中旬，梅汝璈由东京到香港。6月19日，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与乔冠华取得联系后，在香港举行了四次记者招待会。12月1日，乘坐“大中山号”（英籍货轮）离港赴青岛，再由青岛至北京（12月12日），12月15日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常务理事。 1950年任外交部顾问，中国政法学会理事。“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在那儿上班，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点翻译。”（梅小璈.《中国寻路者：访谈录》359页）
从上述记述可以看出，金庸70年代的社评对梅汝璈的职务写错。而在笔者所搜的资料中，凡有梅汝璈处，皆无金庸（或查良镛）的名字，反而是乔冠华作为我方代表，屡屡在资料中出现。 金庸在香港是否和梅汝璈“相约见面，长谈数次”；梅汝璈是否“打了几个电报来约笔者”；到京后是否“一个多月中几乎日日见面，也曾共游”，都存疑问。 香港会面因为当事人先后去世，恐无法证明。梅汝璈作为外交顾问，“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点翻译”，当时国内外也没有出现重大事件，则梅汝璈“打了几个电报”邀请金庸到京，是否有此必要？ 梅汝璈在外交部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毕竟要上班，并非天天赋闲在家。金庸作为一个香港记者能否天天进入外交部，是要打问号的。 如果金庸所说为真，那么想“日日见面”，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金庸天天去北京六国饭店候着梅汝璈了。可若真是这样，联系前者在港“长谈数次”，则梅汝璈对后人没留下关于金庸的只言片字，金庸对梅汝璈当年的言行不置一词，这似乎更说不过去。
三
至于乔冠华和金庸的关系，《金庸评传》358页这样记述：
金庸很早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冠华的国际评论，极为欣赏。1946年至1949年，乔冠华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笔名乔木在《华商报》谈说国际局势。《大公报》“左转”之后，乔冠华经常到《大公报》参与座谈，与金庸比较熟悉。 1949年，金庸在座谈会上询问：“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冠华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姜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这段话，对金庸了解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是有一点影响的。1967年，香港发生反对港英当局的群众运动，当时有人移民出去，金庸却逆向操作，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下渣甸山一座别墅。
生动活泼，恍如亲眼所见。然而笔者经过查找发现，这两段文字绝大部分内容出自傅国涌的《金庸传修订版》第80页。刘国重只是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为作比较，将傅国涌的原文也摘录下来。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脚下，抱着满心的期待。
本段文字还有注解，表明原始出处是金庸在《明报》1963年4月26日发表的《谈〈彷徨与抉择〉》。刘国重在引用时，未加说明。从本段内容的引用看，刘国重恐怕也并没有看过《谈〈彷徨与抉择〉》的原文。 当然，这段文字中关于乔冠华的职务也是不确切的。而且从记述看，傅国涌可能也是直接从金庸的《谈〈彷徨与抉择〉》中化用的。 笔者对上述乔冠华的话进行了查找，读秀显示记录只有一条，就是傅国涌的《金庸传修订版》。这就很成问题了，如果乔冠华真说过这样的话，不可能只有金庸一个人记忆犹新，在场的其他人难道都不记得，都不引用么？ 笔者不信邪，又翻阅了相关乔冠华的传记。很遗憾，既没找到乔冠华这段话的出处，也没有乔冠华和《大公报》相关的记载，更准确地说，在乔冠华相关传记（《那随风飘去的岁月》《我与乔冠华》两书均附有乔冠华晚年的口述自传）上，1948至1949年没有一个字提到《大公报》，提到金庸（或查良镛）。 那么，乔冠华1948至1949年在香港到底做了些什么？ 据记载，1948年4月30日，我方发布了“五一号召”，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以及进步人士约三四百人响应号召，准备从香港到解放区。乔冠华参加了相关工作，和夏衍一起分管联络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这也正是为何在梅汝璈的记述中会出现乔冠华身影的原因。 当时正值“方生未死”之时，香港形势严峻，乔冠华统战工作异常繁重，不仅接待护送了李济深等著名民主人士，还曾夜访杜月笙这样的黑道人物。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乔冠华想来应该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 至于所谓的“乔冠华经常到《大公报》参与座谈”，据笔者查阅，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第41页相关记述。（这段叙述错误之处较多，这里不赘述了。） 另外，在查阅资料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有趣”的记载。据严晓星的《金庸年谱简编》70页记载：“（一九四九年）九月，接替谭文瑞主编国际版的职务。”而乔冠华是在1949年8月和章士钊等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船只赴京的。 金庸说“他是新华社社长，我在这里《大公报》编辑国际版的。常常见到面的”，难道他是在梦里吗？
四
《金庸评传》359页在引用金庸《谈〈彷徨与抉择〉》时加了个按语：“重按：这两位都是金庸在《大公报》的老领导，谭文瑞后来回忆，金庸在京主要是通过杨刚联系外交部的，而不是乔冠华”。这个按语的出处据笔者看来，应该是傅国涌的《金庸传修订版》81页的注解：“《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池北偶）给严晓星的信，见严晓星《〈文坛侠圣：金庸传〉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144页。” 这样，事情变得愈发“好玩”了。在金庸北上求职过程中，又出现了“新人”杨刚。关于杨刚，笔者在这里不准备多谈了。只是由此产生一个新问题：何以金庸在回忆往事时只谈及梅汝璈、乔冠华，而不谈杨刚呢？这总不能说是金庸记忆出现问题了吧。 又，金庸说“我不做了，外交官不做了”，似乎是他经过考虑后主动放弃的。 据《中国！中国！共和国外交风云录》第4、5页记载，当时外交部的组成人员主要分为： 1、建国前即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 2、各大军区、行政区的领导骨干及全军抽掉的部份师团级干部； 3、文科大学经过严格政审的懂外语、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毕业生； 4、起义的前外交人员。 金庸完全不符合外交部的任职条件，无论金庸是否考虑，是否主动，其实，外交部的大门从未向他敞开过。 也许正是因为以上种种，使得刘国重也大挠其头。一方面，刘国重在《金庸评传》中希望塑造一个“志在从政”的“光辉灿烂”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相关当事人的材料又完全和传主的记忆不符。于是刘国重只能先大抄特抄（哪怕是他在《金庸评传》中吐槽过的傅国涌版的《金庸传》），另一方面则遮遮掩掩地用个“重按”表示自己并非心中完全无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所有相关当事人的书籍资料都不放，刻意放一本《乔冠华国际述评集》来证明自己。 可惜这本书是乔冠华在1943至1946年写的国际评论，在参考文献中放入它既不能证明金庸是否读过或受其影响，也不能证明金庸和乔冠华的关系，反倒漏了刘国重自己的“怯”。真可谓是Triple Kill。一笑。
五
在《金庸评传》中，因为年龄大，记不清或说“错”话的并不是只有金庸，还有一位黄永玉。 不过鉴于本文已经很长了，笔者想下篇再谈。因为黄永玉那段材料，还有一个“笑话”。
附：参考文献
（一）金庸相关资料 [1]冷夏著.文坛侠圣——金庸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1. [2]金庸，（日）池田大作著.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3]傅国涌著. 金庸传 修订版[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6. [4]严晓星著. 金庸年谱简编[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09.
（二）梅汝璈相关资料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南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昌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南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04 [2]郝铁川著. 中国历代著名法官评传[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03. [3]梅小璈，范忠信选编. 梅汝璈法学文集[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07. [4]高渊著. 中国寻路者:访谈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03. [5]孙笑侠著. 法科知识人 现代中国早期60位典型人物重述[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11.
（三）乔冠华相关传记 [1]章含之等著. 我与乔冠华[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03. [2]曹俊杰编著. 中国二乔 胡乔木·乔冠华传略[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01. [3]乔冠华，章含之.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7.12. [4]吴妙发著. 外交才子乔冠华[M]. 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8.01. [5]李连庆著. 外交英才乔冠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06. [6]罗银胜著. 才情人生 乔冠华[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4.01. [7]罗银胜著. 乔冠华全传 红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6.01. [8]茆贵鸣著. 乔冠华传 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01. [9]吴妙发著. 乔冠华的才情世界[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11. [10]乔松都著. 乔冠华与龚澎 我的父亲母亲 修订版[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12.
（四）其它资料 [1]乔冠华著. 国际述评集[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3.12. [2]杨刚著.杨刚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07. [3]陶跃庆等著. 中国，中国！ 共和国外交风云录[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12. [4]高增德，丁东编. 世纪学人自述 第6卷[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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