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之中窥“梁氏武侠”之历史 虚构的武侠人物与真实的历史背景交互融合,是金庸、梁羽生武侠作品的共同特色。就历史事实而言,可商榷之处颇多,显然虚构的(如金的乾隆身世、蒙哥之死;梁的康熙弑父、雍正遇刺)不说,其他,如熊廷弼的历史作用、熊廷弼与杨涟的关系等枝节问题也未必如作者所言。不过,在此我想谈的不是虚构的必要性,而是“史”与“侠”、“情”的融合问题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融合得最完美的,莫过于《萍踪侠影录》。元末的群雄逐鹿和明季的“土木堡之变”本来不算是一段适合武侠作品发挥的历史,却在梁老的一枝生花妙笔下成为缔造传奇的沃土。
为什么说它里边的历史用得好呢?倒不是因为“真实”,而是因为历史背景与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联系紧密:由元末群雄逐鹿的历史引出张家与大明的矛盾;又由张家与大明的矛盾引出张云两家的仇恨,从而影响了男女主角的爱情与命运。随着情节的发展,纷纭复杂的国仇家很被张丹枫以其开阔的胸襟、出色的手腕、超群的智慧和不错的运气一一化解。而张也在这一过程中的到提升:先是在云蕾的“教导”下,认识到再掀起逐鹿风潮的罪恶,继而与大明忠臣于谦交好,终于在“土木堡之变”后完成“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义举,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并最终抱得佳人归。 小说的历史背景对故事的发生、发展和高潮均有显而易见的影响,不但衬托出张丹枫几近完美的少侠形象,也见证了张、云一对恋人阻难重重却终于云开日见的美满爱情,所以我觉得,“侠”、“情”、“史”的完美融合使《萍踪》成为最引我“花痴”的梁氏武侠作品。记得有一回,很有气场的班主任讲明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小心提到了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我顿时自毁形象地大发花痴…… 历史成分极大但融合不够完美的,有《白发魔女传》。这部作品虽是我的最爱,却不能说是先生最优秀的作品。 它的历史成分颇有卖点:“明宫三大疑案”占有其二(梃击案和红丸案),参与的历史人物不计其数,并不乏赫赫有名之辈:如李自成、袁崇焕、杨涟、魏忠贤等。然而,第一,历史对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力不够。诚然,呼将帅共饮、存忠良骨血等情节体现了练霓裳光明磊落、心怀侠义、气度过人的一面,但影响其命运的性格特征如叛逆、骄傲、好胜、深情等等,均不是通过“历史”引出或展现的。第二,书中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明确分出哪些是与练有关的、哪些是与卓有关的,但我并没有发现与练卓二人和他们的感情均密切相关的确切历史背景,所谓的“君昏臣谗、流民四起”、“压抑与反抗相互斗争”的大背景又太宽泛了,并不如“土木堡之变”等,能赋予小说矛盾的特殊性(原谅我,用了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名词,就当我“文综”考晕了)。简而言之,在《白发》中历史是历史,爱情是爱情,料是足够的,可惜没有巧妙地拼合起来。《江湖三女侠》中冯琳曾有一个关于选相公的奇思妙想:“假如要我选择一个丈夫,选择谁呢?是年羹尧呢?还是这个有点傻气的李治?唔,最好他们能像泥人一样,可以打碎了和水捏成一个。”武侠作品中的“情”与“史”亦当如此啊! 故而,这部含有梁老笔下最纯净凄美爱情的小说并不是梁老最优秀的作品,它在侠史融合上的缺陷常使冲着练卓之情而来的读者大失所望。碰过钉子之后,我都不敢向朋友推荐此书了。 以翻案为卖点的,是《女帝奇英传》。说实话,这部梁老的得意之作是我至今读来最感到失望的作品! 那种对武则天无以复加、无孔不入的赞美,烙上了太重的时代与立场的印记。 武则天感化政敌的对话,那真叫一个“春风化雨”啊!不能不叫九〇后的我看着起鸡皮疙瘩……我绝非是坚决抵触武则天的那类读者,也从不质疑她代唐为周的合理性,但一个很起码的问题:任何在政坛混得如鱼得水,特别是混到一把手的(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咱管不着)多多少少都得有点心狠手辣。梁老倒是省心,轻轻松松把武则天的那本发家烂帐全归于栽赃或误会,那武则天的纯净程度都堪比天山上的白发魔女了,如何能染指权力斗争并久立于不败之地?! 再说了,几乎所有新武侠作品中的侠客都是站在官府对立面的,有网友总结说“侠士是具有精神洁净感和独立性的特殊人群”。相反,投靠官府的就是“鹰犬”,照这个逻辑来代入的话,上官婉儿和武玄霜要算是一文一武两大“超级鹰犬”了,但梁老显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投靠男皇帝是邪恶、反动的,投靠女皇帝就是明智而正义的呢?梁老的双重标准并不能使我信服。 估计一个比较“正统”的解释是:武则天爱民。这一点,我不否认。凭武则天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那么大的腥风血雨还能维持那么长时间,不爱民是决计办不到的。但问题是,爱民的皇帝多着呢,比如那位不幸在《七剑下天山》中被加上“弑父”之罪的康熙帝,他不爱民吗?我以为,爱民是封建统治者应有的政治素养,做不到该被口诛笔伐,做到了也不必歌功颂德,毕竟,他们自己是得利的。还有,武则天治下人民的“幸福感”肯定是有限的,酷吏政治虽以打击李唐宗室和高门世族为主,但不可避免的会波及无辜百姓。经历过贞观之治的百姓想必不会像书中写得那样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历史题中曾做到过“贞观四年天下判狱死罪二十九人)。 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又开始和史实较真了,惭愧。小说中的历史并不用追求刻板的“真实”,但应该贴近历史本质的真实,它不能违背历史阶段和时代风貌,不能为追求形象的高大而牺牲历史本身的复杂与精彩,我觉得,《女帝》并没有做到。我不讨厌翻案,但我不赞同为翻案而翻案;我不讨厌“艺术加工”,但我不能欣赏把有血有肉抽离成单薄虚假的“艺术加工”。梁老笔下纯洁的、圣明的武则天,让我看不到她追逐权力、一步一叩首的坚忍;看不到她运用权力,只手覆云雨的肆意;看不到她为维护权力,犯下的错误与付出的牺牲,而这些,也是构成“武则天”必要的零件。有人说,《女帝》是梁老的“历史论文”,我以为聚焦于武则天作为女人的包容大度而刻意无视她作为政治家的狠辣与权变,不是写“历史论文”应有的态度。 梁老有明确历史背景的作品数量众多,而我的才学精力均极有限,故只从《萍踪》、《白发》、《女帝》这三部作品入眼,谈谈对梁书中历史的敢想与评论。若有得罪《女帝》迷或张黑(就是不鸟张丹枫的梁迷啦)处,还请担待些个:)如有错误或疏漏,也欢迎指正,别骂我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