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百年】香港大公報代表、文化副刊部助理主任、編輯謝敏嫻做发言：梁羽生與大公報

小侯同学

大家早上好，我是香港大公報副刊編輯謝敏嫻，很高興出席今天的座談會，也很榮幸有機會在梁羽生先生的故鄉蒙山縣，分享他在大公報工作時的故事。

我雖然沒有與梁羽生先生共事過，但在這次準備發言內容時讀到不少報社前輩撰寫的關於他的文章，接下來選取其中一些跟大家分享。

眾所周知，梁羽生原名陳文統，1924年3月22日生於廣西蒙山一個書香門第，祖籍也是廣西蒙山縣，少年時代在家鄉唸書，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到廣西平樂、桂林念高中。1945年9月，他考入廣州嶺南大學經濟系念國際經濟（兼修中國歷史），1949年7月畢業到香港謀職。經過一番考試，順利進入香港《大公報》任英文翻譯，三個月後任副刊編輯，由此開始在《大公報》長達37年的辦報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梁羽生應聘《大公報》，主考官正是與他同齡的查良鏞（金庸），當時的他是《大公報》國際版的翻譯，比梁羽生早一年從上海調往《大公報》香港館工作。金庸曾回憶說：「當時我覺得文統兄的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師。」

相仿的年齡、相似的愛好，讓查、陳二人很快成為好朋友，業餘時間就會一起下棋。金庸曾回憶當時兩人的交往情形：「這一段時間是我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的時候。我們兩人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那時文統兄每天下午往往去買二両孖蒸、四両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我吃肉，興高采烈。」

梁羽生移居澳洲後，每次回香港，金庸都做東請客，金庸去悉尼，梁羽生也會去看他。兩人每次見面，都會下幾盤棋。梁羽生老家廣西梧州市蒙山縣城的梁羽生公園，匾額也是金庸題的。

說回梁羽生進入《大公報》的初期，因工作、寫作忙得不亦樂乎，無暇顧及其他。當時梁羽生由於是單身，住在報社提供的「集體宿舍」（即贊善里八號四樓）內，一住就是七年。他的婚姻，也是成於《大公報》。

1956年，《大公報》副總編李宗瀛屢次問梁羽生是否有女朋友，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32歲了。李宗瀛覺得梁才華橫溢，為人正直，想把太太的侄女林萃如介紹給他。一天，李宗瀛將梁叫到家裏吃飯，對他說：「我太太的侄女叫林萃如，性格溫和，也很機靈，因經濟原因沒有考大學而提前就了業，現在在香港工商署當職員，我想把她介紹給你。」梁羽生向來尊重李宗瀛，依他的學識與為人，估計這個女孩子是不錯的。經過交往，他們於1957年5月1日結婚，以後彼此相親相愛，從一而終，白頭到老。

《大公報》許多同仁還清楚地記得，1957年5月1日晚，梁羽生和林萃如的婚禮在費彝民社長家的大客廳裏舉行。《大公報》的全體職員、香港新聞界的名流都趕來了，參加婚禮的共有二百多人。梁羽生曾說，《大公報》是我的家。的確，他的立業，他的婚姻，均緣於《大公報》。

《龍虎鬥京華》是梁羽生先生的第一部武俠小說，1954年1月開始在《大公報》的子報《新晚報》上連載。

1954年，香港武術界太極派和白鶴派發生爭執，先是在報紙上互相攻擊，後來相約在澳門新花園擂台比武，以決雌雄。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為了門派的利益，在擂台上拳腳相爭。這場比武經港澳報刊的大肆渲染而轟動香港。《大公報》所屬《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觸動靈機，為了滿足讀者興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報上預告將刊登精彩的武俠小說以饗讀者，於是常常聊武俠的梁羽生救場，梁果真不負羅孚之期望。第三天，《新晚報》就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隨着《龍虎鬥京華》的問世，梁羽生先生初露頭角，轟動文壇的「新派武俠小說」已有雛形。《龍虎鬥京華》被公認為是新武俠小說之始。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香港《大公報》和它所屬的《新晚報》上連載，名聲大震，《大公報》確實成就了梁羽生，同時它的發行量也在節節上升，形成了龐大讀者群。

梁羽生在《大公報》、《新晚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有20多部之眾。據不完全統計，梁羽生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作品約有15部，《七劍下天山》（1956年2月至1957年3月）、《萍蹤俠影錄》（1958年1月至1960年2月）、《大唐遊俠傳》（1963年1月至1964年6月）等等。

在香港《新晚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作品約有11部，《龍虎鬥京華》（1954年1月至1954年1月）、《草莽龍蛇傳》（1954年8月至1955年2月）、《白髮魔女傳》（1957年8月至1958年9月）、《雲海玉弓緣》（1961年10月至1963年8月）、《俠骨丹心》（1967年10月至1969年6月）等等。  

除此之外，梁羽生還有一位「頂頭上司」——《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兩人也是亦師亦友。梁羽生、陳凡（筆名百劍堂主）、金庸曾以「三劍樓隨筆」的筆名，開設武俠小說欄目。專欄自一九五六年十月開始，只三個月光景就結束了。但三人一共也寫了近百個題目，約15萬字。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梁羽生和金庸扛起 「新派武俠小說」大旗，可以說「有華人的地方，便有金梁小說」。「金庸」、「梁羽生」這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第一次橫空出世，都是在《大公報》的子報《新晚報》上。可以說，這裏既是金庸、梁羽生兩位先生相識相知的地方，更是引領他們從一介書生走向「武俠小說宗師」、並由此孕育出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一大「福地」。　

Loquat-Honey

李靖岩讲述金庸和梁羽生在香港：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4261377/answer/3274947234

　　1948年，浙江青年金庸应聘来到香港《大公报》。他离开大陆之时，内战正处在最激烈的关头，龙虎相争，谁胜谁负，至少在当时还不大看得出来。金庸出身世家，此前二十多年，尽管有抗战之劫，他始终生活在比较安定单纯的区域中。对共产党，他最多有一点间接的认识和接触。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信仰的主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经历若干艰难困苦后矢志不渝，前赴后继，这些事当时的金庸未必明白。但只有一点是明显的，内战已经打了两年，这个无数次被国府骂成”匪“、“泥腿子”、”流氓无产者“，扬言“三个月彻底解决问题”的共产党，不但仍然存在，而且还在打，而且似乎看起来越打越强了。

　　香港距离江浙几千里，而且作为英国殖民地，长期与大陆的叙事隔绝，俨然化外之地。但金庸不知道的是，他即将就职的香港《大公报》，实际是港岛最红色的单位，没有之一。

　　因为那时的《大公报》，是我党在香港实际掌握的唯一一份报纸，甚至是唯一一个实业。它的背后是当时尚处于地下状态的香港工委和新华社香港分社。1948年，这一块的负责人叫做乔冠华。

　　金庸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乔冠华的关系处得相当好。一直到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北上。金庸也曾北上外交部就职，到了北京，被乔冠华劝了回来。这段故事，对金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乔冠华北上之后，替代他主持香港工作的人叫黄作梅。香港本地人，参加过东江纵队。1955年，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总理千钧一发躲过危机，黄作梅则正在飞机上，被炸死了。

　　当时黄作梅派去《大公报》替组织主持工作的，是他一员爱将，叫做罗孚。

　　罗孚到了大公报之后，正赶上著名的擂台太极对白鹤，掀起武侠小说的一个浪潮。罗孚动员了两个大公报内部年轻人也来写。这俩人的笔名，一个叫梁羽生，一个叫金庸。

　　所以罗孚动员金庸写《书剑》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但罗孚以及《大公报》的真正身份和背景，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多。总之，金庸从家乡跑了几千里地到香港，其实却是不小心一头撞进了组织的窝子。他接触到的这帮人级别之高，资历之深，一般人削尖脑袋都够不到。当时的金庸不可能不受这些人影响。加之他本身从事报业，也不可能不对大陆的政治生态做一些研究。加之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覆盖之盛，已经到达一个巅峰。可以说当时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点近乎皈依者的狂热。所以在金庸和梁羽生的早期著作中，其实有非常明显的红色意识影响的痕迹。

　　比如《书剑》里的光芒四射的回部和颟顸无能的乾隆。

　　比如《碧血》里伟光正的闯王义军和腐朽不堪的明王朝。

　　隔壁梁羽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而且更坚定。金庸后来的倾向，其实是有所变化的。而梁羽生坚持不变：凡是起义，都是好的。凡是皇帝，都是坏的。凡是义军首领，必英明神武。同样是五台山，金庸后来能写出抱着顺治大哭的康熙，而梁羽生的康熙，只会亲手把顺治活活掐死。

　　所以又过若干年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点名批评金庸的武侠过于媚俗，实际上背后就是罗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看出金庸的意识和史观，早已与前迥异。明批武侠写法，内里批的是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