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武”，再谈“侠”。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武功好的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没有武功的寻常人也可以成为“侠”。与金、梁二人某一时期并称“三剑”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傅青主不武而侠》，是谈及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中傅青主这个人物的（梁把傅写成武功极高，但侠气却不显）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于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有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禹《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埸，妖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常卖国的一班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袭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例子。《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比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的刻画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烧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致减弱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 这一整段均不见于目前网络通行版《金梁合论》。 本段梁羽生阐述了他在武侠小说创作的核心思路“侠胜于武”，也叫“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还举出了梁羽生自己笔下《七剑下天山》的傅青主作为典例。 但梁羽生这么说，主要的目的是吐槽金庸。所以接下来，他笔调一转，就拐到了金庸上，说金庸越写到现在，越武多侠少，正在写的《天龙八部》则正邪不分，没有一个人物是令读者钦敬的大侠。 大家先不要着急喷梁羽生，此时是1966年1月，《天龙八部》尚未写完。 梁老首先论及回顾金庸的过往作品，以《书剑恩仇录》的张召重对比陈家洛，《碧血剑》的金蛇郎君对比袁承志，得出了“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的结论。 但《天龙八部》里，坏人应该接一个登场，令人叹为观止，是艺术上的成功，只是，梁羽生认为“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接着，梁羽生举出了金庸之前的正面案例，如苗人凤、胡斐、郭靖、洪七公等正面案例，而反面案例自然就是金庸正在写的乔峰了。 梁老以聚贤庄事件为典型，抨击了金庸着力塑造乔峰，试图表达“宋辽之争是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的行为，他明确的指出，契丹是侵略者，宋国抗击契丹，是抵御外辱，这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是大是大非问题，金庸既然曾经写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此时为何又自己打脸混淆是非呢？ 很大程度上，梁羽生这倒是打了金庸的七寸。 在《天龙八部》连载同期，梁羽生也在创作《狂侠天骄魔女》，此书中的檀羽冲，几乎可以视作对乔峰的完美针对—— 《狂天魔》的背景是南宋对金国，檀羽冲是金国贵族，在金国长大，是金国第一高手，但他反对完颜亮南侵，所以他向南宋的侠士们泄露完颜亮即将南侵的消息，在被南宋的侠士们误会是内奸后，他也努力去证明自己，并最终协助着南宋打赢了采石矶之战，这才促成了南宋和金国的和平。 考虑到本文写作时尚是1966年1月，《天龙八部》还未结尾，梁羽生圈子里曾经有人戏说，是梁老作此文，最终迫使金庸在《天龙八部》结尾写死了乔峰，也算是应对了质疑。 总体上讲，这一段肯定是会有相当争议的内容，金庸的粉丝，尤其是《天龙八部》的粉丝，看到梁羽生这么吐槽，一定会相当不满，但我们总得考虑梁羽生此文的写作时间，那他是质疑其实是有道理的。 说到这，我们就得延伸出去说一个事，很多读者在讨论梁羽生时，都会说“梁羽生这个人笔下的人物，过于正邪分明，导致影响了高度”。 事实上这个观点，是很有问题的，它涉及一个以偏概全的逻辑误区，而且带着很浓的对张丹枫、卓一航的印象流。 梁羽生笔下并不缺如金庸的很多男主那样，亦正亦邪的人物，甚至他最好的男主角，金世遗，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典型。 只不过，梁羽生概念下的正邪分明，其实指的是做人的底线，也就是如何对待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干好事或者干坏事。 譬如亦正亦邪的金世遗，在面对外族入侵抑或是邪派搞事时，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阻止，是以《云海玉弓缘》里他和厉胜男分手的契机，就是厉胜男随意的杀了人。 因而，同样是被人误会，金庸笔下的乔峰会选择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而梁羽生笔下的金世遗、檀羽冲们，就只会悄然离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慨怀。 而这，是很多梁羽生的论者们都没有注意到的点，梁羽生笔下的正派角色们，或许是新派武侠里道德素质最高的一批了，哪怕是亦正亦邪的，他们的底线也是很明确的。 那么，如果我们再在这里去回看高唱“侠之大者”的金庸，以及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些人物，是否是沾了些底线灵活呢？ 说到底啊，咱不能又当又立嘛，包括近些年，网络上对于郭靖的质疑，其实也就是这回事了。 当然，金庸最终在《天龙八部》的结尾选择了写死乔峰，也算是应了梁羽生说的“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倘若你觉得梁羽生说的没道理，那恐怕得从真听建议的金庸开始喷了，要么，咱接着甩锅倪匡？ 在人物的描写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长。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土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在梁羽生的十几部小说中，性格写得最凸出，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几个人物，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狂侠·天骄·魔女》中的“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都是这一类型的人物。玉罗刹与金世遗虽然读书无多，不会“出口吟诗”，但就其气质来说，也还是名士型的。
梁羽生书中出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往往不是才子，便是名士，如《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容若，《大唐游侠传》中诗仙李白等等，也大都写得神采飞扬，十分生动。不过，这一类型人物，他也不是每一个都写得很成功，例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把一代高士，也写成了江湖人物，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这一部分的前两段在通行版也没有。 这部分梁老开始说自己创作的人物，他说自己写的最好的是名士或者才子型的人物。 其实这个分类不够明确，其实应该是划分为名士型、狂侠型以及才子型。 名士型顾名思义，魏晋名士风流，侧重点在于“士”的一面，如张丹枫、檀羽冲、华谷涵、缪长风、卓一航等均为此类； 狂侠型则重点在狂，以金世遗、齐勒铭等为典型代表，他们或许读书无多，但为人狂放，又有侠骨，在根源上和名士型角色有共通之处； 才子型就如他自己所说，纳兰性德这种类型的。 但梁羽生显然在这里过于自谦了，他擅长的正派形象还有大侠类，以《大唐游侠传》的南霁云与段珪璋为典范。 而至于开头所谓的金庸长于写反派，我们下段再说。 在反派人物的描写上，金庸的长处恰恰是梁羽生的短处，梁羽生无论怎样著意刻画，他笔下的反派人物，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不过尔尔，并不感觉得怎么邪恶。《云海玉弓缘》中的孟神通，《还剑奇情录》中的云舞阳，写得较有深度，但若比之金庸《书剑》中的张召重，《射雕》中的东邪、西毒，则还是有所不如。不过，金庸笔下的邪派，往往邪得太过不近人情，如《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吸婴儿血液，南海鳄神要生食人心等等，这种类似西片吸血僵尸的镜头，只是着意制造恐怖而已，用来表现邪恶，究嫌肤浅。大体来说，梁羽生写反派人物，不及金庸，但这种邪得不近人情的毛病，倒是梁羽生所没有的。
梁羽生喜欢写知识分子，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他所塑造的某些反派身上，如《散花女侠》中的铁镜心，从一个文武双全的侠士，而渐渐变成豪情消减之人，以至为女侠于承珠所唾弃，写得颇有深度，在武侠小说中也是别开生面之作。
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变成他的缺点，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人物也带上知识分子的毛病。如《散花》中的毕擎天，是丐帮帮主，但猜疑忌刻，工于心计，却似曹操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奸雄典型，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了。 顺着上文说，这部分梁老说金庸擅长反派，但梁羽生不擅长反派，体现是梁羽生的反派不够邪恶。 事实上，这可能是梁羽生的自谦，当然，也可能不是自谦。 因为梁羽生笔下最好的反派，以《云海玉弓缘》孟神通、《还剑奇情录》云舞阳、《狂侠天骄魔女》公孙奇为典范，他们的塑造水准，实际是要胜过金庸所有的反派的。 当然，客观上，他们也确实存在干的坏事不够邪恶这个问题。 只是，在评判一个角色的好坏时，更关键的应当是写人，写有血有肉的人，写人性的挣扎，写人性的冲突。 所以情节的诡奇变化，已不能再算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吸引力。
但人性中的冲突却是永远有吸引力的。
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惑情。
写《包法利夫人》的大文豪福楼拜尔曾经夸下句海口，他说：“十九世纪后将再无小说。”
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故事情节，所有的情感变化，都已被十九世纪的那些伟大的作家写尽了。
可是他错了。
他忽略了一点！
纵然是同样的故事情节，你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写出来的小说就是完全不同的。
人类的观念和看法，本就在永不停地改变！随着时代改变！
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新的观念。
因为小说本就是虚构的！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传记。写小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读者，感动读者。
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
《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古龙 1974 是以孟神通、云舞阳、公孙奇，虽然在作恶层面或许不及张召重、欧阳锋等，但他们在人物塑造的丰满上，是反而要胜过的。 《云海玉弓缘》里孟神通陷于人性的挣扎，一面是女儿谷之华劝他向善，一面是彻底走向邪派，但全家被灭门的经历最终让他逻辑自洽——只要他强到天下第一，那么就能保护女儿了，所以无论使用任何手段也要变得更强； 《还剑奇情录》脱胎于《雷雨》，云舞阳本该对位周朴园，是全书抨击的对象，但梁老最终写出了近乎于全员恶人的效果，云舞阳在类人群星里，反倒显得像个末路枭雄般无奈，最后更是因为获悉了陈玄机身世真相而彻底崩溃。 金庸笔下有哪个反派，能够不被剧情需要所左右，拥有如此丰满的心路历程？ 我这还没有提梁羽生笔下艺术水准更高的反派主角们，如厉胜男、史朝英。 因此结合下文梁羽生竟将《散花女侠》的男主铁镜心，以及《射雕英雄传》黄药师都视作反派，我有理由推测，梁羽生对反派的概念认知是有问题的。 这种认知偏差，使得他反而认为张召重、欧阳锋甚至叶二娘、南海鳄神这种选手写的要比他自己的孟神通、云舞阳、公孙奇好。 因而，从《狂天魔》以后，梁羽生笔下的反派除了完颜长之（《飞凤潜龙》）和宇文博（《绝塞传烽录》）算半个成功，其余的反派再无可称道之处，只能算金庸常见反派类型的低配版本。 真是理解错了，做的越多越错啊。 梁羽生的小说没有出现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问题，这是在于，他只擅长于写名士型的侠客，写到其他类型的侠客，虽也不无可取之处，但笔力究嫌弱了。
倒是梁羽生的前期小说，技巧虽然不很成熟，粗扩的气息却比后期浓郁。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塞外奇侠传》中的杨云骢，就不是名士型的侠客而写得较为成功的。
后期的小说，写其他类型的侠客比较成功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云海玉弓缘》中的江南，一个是《大唐游侠传》中的史逸如。前者是书憧出身的小人物，后者是饶有侠气但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武侠小说中都算是别开生面之作。尤其是江南这个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突出，在《冰川天女传》中给读者的印象，比主角唐经天还深刻。
梁羽生擅长写名士型的侠客，这是他的特长，可以保持，但若能多用心思，多创造一些其他类型的侠客，即使不那么成功，也可以令读者有清新之感（江南就是个好例子）。这是我对梁羽生的一点意见。
梁羽生笔下之侠，书卷气多而粗犷的气息少；名士才子多，而椎埋屠狗之辈少。《天山派》是他武侠小说的主流，侠士的活动范围也多在北方，“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说句笑话，梁羽生笔下的北国健儿，却大多了江南才子的风华。用百剑堂主的一句话来说，“悲慷气酷近燕幽”（《风虎云龙传》题词），梁羽生创造的侠士，也正是稍欠这一点“燕幽之气”。
太史公笔下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荆轲的视死如归的豪侠形象依然如在眼前。杜光庭笔下的虬髯客，见李世民而推枰敛手，远走扶馀；遇李靖红拂气味相同，则毁家助友。着墨无多，而豪迈之气已跃然纸上。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李逵的大战“浪里白条”，这两个人物的憨直、粗豪、质朴的形象，千载之下，展书一读，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荆轲、虬髯客、鲁智深、李逵这些人物，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找不到，在其他人的武侠小说中也找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水平，依我看来，还是远远未能达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名著的境界，要胜过古人，恐怕还得多多努力。 这一段仍然是自谦。 我先给梁羽生挑些刺，《七剑下天山》凌未风并不能说有多么成功，就是普普通通及格线上稍好水平，横向类比大概和金庸的郭靖基本一档，梁老上文吐槽过的《冰河洗剑录》江海天，塑造水平其实也和凌未风差不多。 其次，江南确实是梁羽生笔下较为成功的男配（可能是最好的男配之一），但他在《冰川天女传》里并没有那么出色，比男主唐经天并无很大优势，他是在《云海玉弓缘》里形象进一步增强，这才在塑造水准上彻底压过唐经天。 至于后文他吐槽自己不擅长些粗犷的椎埋屠狗之辈，笔下的“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不够多，欠缺了“燕幽之气”，我认为这个话虽然自谦，但也说得上是对也不对。 不对的点在于，其实梁羽生写燕幽正派侠士水准丝毫不低，如《大唐游侠传》的南霁云与段珪璋，“敢笑荆轲非好汉，好呼南八是男儿”，其慷慨悲歌之形象犹胜金庸笔下的乔峰、郭靖； 但对的点是，梁老笔下此类人物，确实不多，大唐三部曲里他作为侧重的铁摩勒，则完全没有收获到理想的效果，落实在人物塑造上也不甚突出。 因此，梁羽生认为这类人物“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找不到，在其他人的武侠小说中也找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水平，依我看来，还是远远未能达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名著的境界，要胜过古人，恐怕还得多多努力。” 当然，还是怪这篇文章写早了，七八年后的古龙，十多年后的温瑞安，就圆了梁老想找到这类人物的理想。 到这里，梁羽生论侠的部分就结束了，《合论》的大体框架，就是依次讲了武、侠、情和思想，后续的部分就是情了。 客观来说，梁羽生对侠的理解还是有其特色的，他认可的侠其实很好概括，就是“侠之大者”，但他对侠之大者的认知，要比金庸更为纯粹，更为到位，简单点说，他认为“侠之大者”就是圣人，所以圣人不能底线灵活，不能是非不分。 只不过比较可惜，梁羽生始终都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比较好的阐释他心目中的侠之大者，《萍踪侠影录》和《大唐游侠传》算是比较接近，但却又各自在阐释上，都差了一些。 如果梁老能把自己对侠之大者的看法，融会贯通出一本中篇或者中长篇，就像温瑞安的《刀丛里的诗》那样，这也就好说了。 现在要换谈一个新的题目。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因此在谈了“武”与“侠”之外，还需谈一谈“情”。
爱情的描写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大特色，依我看来，在这方面的成就，他倒是超过了前人的。
也许是因为梁羽生早年曾主持过报纸信箱的缘故，信箱中的函件十之八九是请教恋爱问题的。他收集的素材既多，在爱情的描写上便能运用自如，尤其对少男少女的恋爱心理刻画的十分细致。
我最欣赏他的悲剧性结局的爱情描写，尤其是《白发魔女传》与《云海玉弓缘》这两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与卓一航，一个刚强，一个柔懦，两人都是专心一意的恋慕对方，但是在经过许多磨难之后，终于还是不能不悄然分手。虽然也还有刻骨铭心的相思，而这悲剧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了。
一般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或是由于意外的事变（如一方死亡），或是由于第三者的插入（如给有财有势者抢去爱人），而卓、玉的分手，却是由于性格所导致的悲剧，这就不落俗套而更有深度了。已故老词人刘伯端读他这部小说之后，曾写一首《踏沙行》词赠他，词道：“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这“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三句，就概括的点出了悲剧的症结。
《云海玉弓缘》中写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子——谷之华与厉胜男，都爱上了主角金世遗。谷之华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厉胜男则与金世遗一样，都是邪派出身。在写到最后一回之前，读者们都以为金世遗爱的是谷之华，甚至连金世遗本人也是这样以为的。直到了“洞房诀别”的一幕，金世遗才蓦然发觉，他只是在“理智”上希望与谷结合，而在感情上则真正是爱厉的。这么奇峰突起的结局，虽在人意想之外，却又在人情理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许多小地方，梁羽生是早已有了伏笔，刻画了金世遗与厉胜男的气味相投。
对照来看，梁羽生以大团圆作结局的小说，就比较平凡，不那么动人了。我尤其要为他惋惜的是，在《云海》的续集《冰河洗剑录》中，金世遗、谷之华终于又是以喜剧收惕，结为夫妇，实在破坏了《云海》的悲剧之“美”，虽说有许多读者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但毕竟难辞媚俗之诮。
梁羽生的爱情描写，还有一点毛病是，在对话中有时会夹有现代的语汇，弄得变成不伦不类的“新文艺腔”，也就破坏了应该统一的文字风格了。这毛病在初期的作品中尤其显著，后期则是大大减少，但也还未完全绝迹。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写古代男女的恋爱，在心理描写上可用现代语汇，在对话上则以尽量避免为佳。 这一长段是梁老王婆卖瓜，大体上没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好几个小问题的。 首先，梁羽生最好的悲剧爱情是《云海玉弓缘》和《女帝奇英传》，《白发魔女传》属于底子不错，爱情也不错，但整本书写的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总体只能算梁羽生的中游作品。 不过，《女帝奇英传》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白发魔女传》的大纲优化版本，其大结局的回目“经霜方显傲寒心”就来自《白发魔女传》结尾词“历劫了无生死念，经霜方显傲寒心”，或许这两个故事，在梁老心里，本来就是差不多的吧。 后续的问题则是他说《冰河洗剑录》算对《云海玉弓缘》的狗尾续貂，这一段对也不对。 《冰河》确实是对《云海》的狗尾续貂，但正如我此前在《冰河洗剑录》分析里说过的那样，金世遗最终娶了谷之华，符合金世遗这一人物的人物弧光，《冰河》的问题是没有写好这一过程，转而去写了江海天。 当然，还有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冰河》里金世遗的部分删一删，保留他打那几个boss的戏份就行了，和谷之华结婚的部分直接移除，后续的金逐流改成养子也就不差事了。 但梁老他不改啊。 最后还有个梁羽生自己认为他描写爱情超过了前人，这个我的看法是，前辈武侠名家里，写爱情方面，仅有王度庐可以和梁羽生争短长，余下所有人均不如他。 后辈里，哪怕是古龙、温瑞安，写爱情都要逊梁羽生半筹（古龙是因为爱情悲剧写得少，影响了高度），萧逸则逊一筹，至于金庸，他不配上桌和梁羽生比写爱情。 金庸的爱情描写也有精彩之处，但比较起来，则似乎稍逊色了。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这方面艺术的成就，似乎他也未达到梁的高度。
金庸的小说多是以团圆结局，只有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是悲剧收惕的，但也只能算是半个悲剧。香香公主死后，陈家洛与霍青桐祭墓立碑之后，“连骑西去”，给读者的暗示是他们最后“终在一起”（不论是否成婚）。则作者写香香公主之死，就只是解决他们三角恋爱的一种手段了。另外一个较为特别的结局是《雪山飞狐》中的胡斐与苗若兰，作者用悬疑手法让读者自己去安排结局。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悲剧的艺术性就一定比喜剧高，这还要看具体的内容。
金庸在爱情故事上惯用的题材是一男多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除了小龙女之外，还有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等人爱他，甚至斫断了他一臂的郭芙，对他也是暗存爱意的。《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也是一男四女，周芷若、蛛儿、赵敏、小昭等人都爱上了他。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女子出身不同，性情不同，何以都会爱上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往往给他写成见一个爱一个的儇薄少年，尤其《神雕》中的杨过更是令人有此感觉。梁羽生小说也有三角恋爱，但却比较有合理的解释。金庸的多角恋爱则令人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看来恐怕也只能解释为金庸受了好来坞电影的影响了。梁羽生的小说，除了三角恋爱之外，还有夫妇二人，自始至终没有第三者插入，只因思想不同而终告仳离的（《联剑风云录》中的霍天都与凌云凤），也有全无三角关系的恋人因性格不同而导致的悲剧。就题材的多方面来说，金庸也似显得较窄。 这段是梁羽生吐槽金庸的爱情戏水准，比较核心的几个论点是： 1.金庸的小说多是大团圆结局，艺术性不如悲剧； 2.金庸在写爱情时喜欢一男多女，女角色们喜欢男主的原因不够有说服力，男主角也多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儇薄少年”。 梁羽生认为这是金庸受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也算原因之一。 实际上这也不只是金庸的问题，像是卧龙生、陈青云等，好写这种一男主但多个女主/女配的，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这是市场化的选择，从武侠小说的普遍读者来说，他们好这口，所以就得这么写了。 其余，梁老说的基本到位，我就不再赘述了。 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多是与“侠”与“情”联结起来来写的，金庸的后期小说则往往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将军，正是义军的死对头。赵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这边，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汉族英雄作对的，她还亲自出谋策划，捉拿过大批反元豪杰。但作为明教教主反元领袖的张无忌却爱上了她，这就不能不慨叹张无忌的只顾爱情敌我不分了。
梁羽生在《狂侠·天骄·魔女》中，有一个爱情故事可以作为对比。梁羽生笔下的武林天骄是金国贵族，但却是反对金主完颜亮暴政，反对本国侵略战争的一个贵族子弟。他爱上了汉族的女侠蓬莱魔女，而蓬来魔女也由于与他性情相投而感到难以抉择，“侠”与“情”的联结就合理得多，正常得多。
在爱情的描写上，我也还是比较推许金庸的前期小说，《书剑》中的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三角纠纷，金庸虽是使用了爱情悲剧的惯常手法——以香香公主意外死亡而告解决，似嫌稍落俗套，但就“侠”与“情”的结合来说，却很有深度。而写香香公主的天真无邪，也写得很精彩。
《雪山飞狐》中的爱情描写不落俗套，值得一赞。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特别，写到最后一段，胡斐可以一刀劈死爱人的父亲，亦即是他的仇人。“这一刀劈下去还是不劈”？作者就让读者自己去安排了。这是脱胎于西方“宫女与狮子”的故事。但尽管金庸的故事是有“蓝本”的，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却还没有人用过这种手法。而且在这部小说中，他对于人性的刻画，感情的描写也比原来的故事复杂得多。因此，我也还认为这是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他自己创作的“东方式”的感情刻画，有一段我也认为是比较出色的，那是《神雕侠侣》中杨过与郭襄的感情。郭襄对杨过之爱似有如无，似兄妹之情又似忘年知己。这段故事与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所刻画的冒浣莲与纳兰容若的感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冒、纳二人彼比怜才，品茗夜话，感情写得非常含蓄，意境也很超脱。 本段不见于通行版。 这段接着刚才吐槽金庸的写爱情，指出了金庸的女主容易在陷入爱情后就变成恋爱脑，赵敏是典型案例，不过在吐槽的同时，梁羽生又举出了金庸前期的《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认为这几部书的爱情描写很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神雕侠侣》里梁羽生更喜欢杨过和郭襄的爱情。 其余值得说的不多，梁老确实是写爱情戏的大才子，他帮我把话说完了，我还能说啥？ 最后一个题目想谈金梁小说中所蕴藏中的思想。本来思想与内容结合，前面我谈及他们小说中“武”。“侠”、“情”各方面内容，已经大致可以看出他们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但也还可以补充一些。
把梁羽生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的。但若拆开来看，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还是受了西方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那是以要求个性自由、反抗社会不合理的束缚为基础的。
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厉胜男的身上有卡门的影子（《卡门》这部小说曾改编电影在香港上演，港译似是《胭脂虎》）。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爱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遗在未受谷之华的影响转变之前，那种愤世嫉俗、任性纵情的表现，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辙？玉罗刹的大闹武当山，敢与武当山五老冲突，这与托尔斯泰所创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两者在精神上也接近的很。因此依我看来，梁羽生笔下的某些人物，若作深一层的分析，实在是中国名士气与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结合。
欧洲十九世纪的文艺思潮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它是封建社会的叛逆，有其进步性，但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那就是坏的一面了。
武侠小说为了要突出具有“超人力量”的英雄，很难避免不强调个人。所以我一贯认为，由于武侠小说的形式束缚了它本身的发展，因而自有武侠小说以来，直到今天，它还是不能达到别的文艺作品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梁羽生是比较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的，因此我对他的要求也就不妨严格一些。我的意见很简单，他是已经树立了自己风格的，今后应该更坚持走民族形式的道路。他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较深，那就尽量发展自己的长处吧，西方的影响，抛掉也不足惜！ 这是如今网络流传的删减版《金梁合论》里缺失的最后一段。 梁羽生在本段讲的重点是武侠小说蕴含的思想。 他重点指出了自己的武侠小说虽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但受19世纪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也很深，所以他笔下的角色往往“以要求个性自由、反抗社会不合理的束缚为基础”，这也确乎是梁羽生小说比起金庸以及其他前辈和同代武侠名家很大的一个进步点（尤其是女性角色），下一位再有如此底色的武侠名家，就是古龙了。 我建议黑梁羽生只受传统影响的朋友们好好看看这一段，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我的文章里说过，梁羽生笔下深层次的某些东西，和古龙是共通的。 这个说法当时还被很多朋友怀疑了，梁羽生这么传统守旧的人，怎么可能和古龙那么超新派的人互通呢？ 如今结合《金梁合论》的这部分，明白了吧？ 最后一段，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被形式束缚了发展，这个话是没毛病的。 但他接下来认为，武侠小说应该走民族形式的套路，发挥长处，抛掉西方的影响，这显然就是谬之千里。 武侠小说的本质是小说，小说就该向更先进的地方学习，学习西方不是西化，而是现代化。梁羽生在这里提出了这种观点，似也可以解决他为何晚期始终没能在成就上更进一步—— 路线错了呗。 看看人家受欧美影响大的古龙是怎么想的： 有很多人都认为当今小说最蓬勃兴旺的地方，不在欧美，而在日本。
因为日本小说不但能保持它自己的悠久传统和独有趣味，还能吸收。
它吸收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吸引了很多种西方思想。
日本作者能将外来文学作品的精华融化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风格的文学。
武侠小说的作者为什么不能？
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现在我们的力量也许还不够，但我们至少应该向这条路上走去，摆脱一切束缚往这条路上走去。
现在我们才起步虽已迟了些，却还是不太迟！
《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 古龙 1968 而且，古龙写出这个观点，只比梁羽生晚两年多。 梁羽生就是舍不得扔下旧文学那套瞎开支线灌水，还有一个又长又老的引子啥的传统糟粕，结果反被束缚了，影响了创作方面的进步，没办法啊。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来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来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今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嵋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至。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
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龙八部》，则根本就难说得出谁正谁邪，看来人人都似乎是为了自己打算。慕容博为了要复兴“大燕”，便造谣言来挑拨大宋英雄去杀契丹的武士；他儿子慕容复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要去娶大夏的公主而抛弃表妹的深情；游坦之为了要得到阿紫，不惜向敌人磕头求饶，可以做出种种不顾人的尊严的卑劣之事；丐帮副帮主的妻子为了正帮主不欣赏她的美貌，未曾偷偷看她，未曾向她笑了一笑，而就千方百计的要陷害正帮主；甚至少林寺方丈也曾与“天下第二恶人”叶二娘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而意图包庇她……试看这种种刻画，是不是都贯串着一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线索？
好来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前不久演过的《江湖豪客》就是一个例子。演手段毒辣的大资本家的佐治·毕柏，原来是因为儿时他哥哥因精神病死了，他自己受了刺激，长大之后，就不由自己的做出了种种坏事。
金庸的《倚天》之中，谢逊到处乱杀人，是因为受了师父杀父奸妻的刺激；他师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兄抢了他的情人。《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吮吸婴儿鲜血，是因为她与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由于方丈的尊严身份，而不能由她抚养，于是受到了“刺激”，就要残害别人的孩子来泄愤。谢逊、叶二娘在作者的笔下，最后也是得到了同情，得到了宽恕的。
好来坞电影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是不对？由于这篇东西不是哲学论文，我不拟在此深论，请读者自己判断。 这是《金梁合论》正文的最后一部分。 梁羽生在这一部分提到，金庸明显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尤其是好莱坞文化的影响。 他接着提出了对好莱坞文化的反思与思考。 这部分内容见仁见智，我对他的观点大体赞同，我们确实应该对舶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譬如几年后的那位古龙，受西方文化影响明显比金庸还多，但他却引领着武侠小说到了更高的高峰，但论及古龙的贡献，肯定是一个更复杂的内容了，我们这里就先不绕开了。 本段所提及的《江湖豪客》，应该指的是1964年乔治·佩帕德主演的电影《江湖男女》。 正文到此是可告结束了，但还有一些“后话”。
这篇文章的上、中篇刊出后，有些朋友与读者问我何以要写这篇文章？问我对武侠小说究竟抱什么态度？
我不反对武侠小说，我也不特别提倡武侠小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
“我为什么要写篇文章？”我要坦白说说，除了金、梁的小说是对社会公众影响的原因之外，还有私人的原因。
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至少曾经是我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没有打算写武侠小说的，后来之所以作此尝试，至少部分出于我的怂恿。
我的文章中有几处提起“三剑楼随笔”，有位读者问起它的“来历”。这是金、梁二剑与另一剑百剑堂主1956年在一张报纸上合写的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至今已是整整十年了。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这是百剑堂主在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题词，如今看来，竟是似成“词谶”——“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各有各的人生际遇，他们已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名家，我与他们也不是经常见面了。
他们的小说写得成功，对社会公众有了影响，他们从前也都曾经请我提过意见，由于现在见面的机会不多，彼此事忙，见了面也未必能畅所欲谈，既是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那就不如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吧。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多闻”我是远远不及金、梁两位的了。“谅”这个字，要看什么事情，我自问未必能够件件做到。然则为友之道，必也，直乎？他们这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武侠小说，而这上面既然也有着我的怂恿，于公于私，我自问有责任向他们贡献我的意见，这些意见或者对他们有益，或者对他们丝毫没用，但我总算是尽了为友之道了。
（写于1966年1月） 《合论》的最后一部分，没什么好说的了。 首次做评点，限于篇幅和阅读体验，有很多内容我没有细致展开来讲（主要是我认为梁老说的没问题的部分），但该说的应该是都说到了。 总体说来，细读本文之后，还是大有裨益。 《金庸梁羽生合论》虽然在水准上不如古龙写的那一系列论武侠创作的文章，但毕竟时间更早，水平也算相当不错了，阅读价值我认为可以排进梁羽生作品前十。 最后，我就引梁羽生的一首词作为本文结尾吧：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十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蓬山有路疑无路。狂歌一阕酒醒时，龙争虎斗京华暮。
——踏莎行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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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4-3-22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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