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萍踪侠影录》之土木堡之变

情定昆吾

对于整个明朝的历史，我几乎是空白的，因为我不喜欢开国皇帝朱元璋。看过有关明朝的书好象就只有《英烈传》，但这是野史，又与文章搭不上勾，写起来确实困难了些。

土木堡之变的情况，好象明朝以前的战役的翻版，有很多相对之地方，新鲜之处是太监当权，全面指挥战争。这又为怎样打败战加入了一股新的元素。下面是我个人做的一些比较，不当之处，多多指教。

土木堡之变与彭城之战

楚汉争霸，项羽以三万将士大败汉军近六十万，实力悬殊，无疑开创历史记录。此战，刘邦是主动的，项羽是被动的；刘邦是客场作战，彭城是项羽的都城嘛！而土木堡之变则完全相反，英宗五十万众却输于瓦剌三、五万士兵，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瓦剌打的是侵略战，朝廷却连防卫的反击战都输的一塌糊涂，输的彻底。

土木堡之变与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分水岭，使唐朝由盛转衰，而土木堡之变也同样使明朝散发死气。安禄山是胡人，而瓦剌是外虏；安史之乱的爆发，李隆基外逃，太子李亨即位，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景帝称王，都同样的创造了一位太上皇。唐朝有郭子仪力挽狂澜，明朝有于谦坐镇山河，终使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代价是惨痛的。

土木堡之变与马谡失街亭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狼山西麓，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山耸立，地势很高。这与街亭的军事地理位置是完全一样的。马谡被困山上，断绝水源，终失街亭，被司马懿瓦解。而土木堡之变的水源为瓦剌控军队控制，所以明朝军队被瓦剌左冲右突，大肆砍杀，终使明英宗被俘，再续“靖康之耻”。

于谦与岳飞

在《萍踪侠影录》中王振被喻为秦某人，而于谦则为岳飞。这确实也相似。论他们各自的结果，都没有好下场。岳飞风波亭遗恨，于谦成为明朝一大冤案。可岳飞有牛头山救驾之功，于谦却只能另择主子，打胜北京保卫战，对土木堡之变无力回天。

这场战争失败，原因众多。后勤的无力是最大的因素。当初明成祖亲征，每次的准备工作差不多是一年，而明英宗仅仅用了四天。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场战争，好象没有一点粮草的痕迹。《萍踪侠影录》有一点描写：在大同城冻死几万人，未见敌人，军容已动。这足以说明问题，临时匆忙地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可还没到战场，五十万大军已经断了粮草了，还如何打战？

土木堡之变，观看起来不似战争，而是皇帝的游戏，有幽王烽火戏诸侯之感觉。王振为炫耀其威势，怂恿英宗皇帝亲征，企图以此吓退瓦剌，把御驾亲征当如儿戏，而整场战争由一无是处的皇帝和一无是处的太监总管，可悲！御驾亲征大体有三种情况：一，大乱争天下之时，比如，开国皇帝一般都是马上打下江山的；二，有一种破釜沉舟之意在内。形势完全敌强我弱，皇帝是为了鼓舞士气，希望绝地逢生。作战士气很重要，皇帝的出现是莫大的力量，打的是心理战；三，就是御驾亲征要有压倒性的优势，皇帝的人生安全基本上没有危险，可以是秒杀敌人的。这场战争，明朝集团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确实有第三种情况的意思，可皇帝与太监却合演了土木堡之变这样一场闹剧！

［此帖子已被 獨孤情 在 2007-9-9 9:16:00 编辑过］

lxc1988

嗯,因了萍踪,所以对这段历史颇感兴趣,谢谢昆吾的好文章!

祖武符

关于明的几本书

英烈传 还剑 还剑前传（私家作） 萍踪 明朝那些事儿

书籍带给我们的历史~~

练霓裳

我对明朝的这些皇帝，自朱元璋、朱棣开始便全无好感，更不用说这位昏庸无能又心胸狭隘的朱祁镇了。这等皇帝，这等政权，该灭。

江山

补充一点资料[转]

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事件。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 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明朝土木堡之变 zhuan

　　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这一事变的前因后果几乎都与后勤有关。

　　自从公元1387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将元朝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以后，为解决军粮补给问题，在全国实行了且战且耕的军屯制，使军队成为担负作战、生产两大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为控制军队，又实行太监监军制，赋予太监与各级将帅同等的权力，从而形成将不如兵，兵不习战的状况，军队作战能力日趋低下。而与此同时，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却在塞北高原乘机崛起。1439年，作为部落首领之一的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并使其领地迅速扩展到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风，能征惯战的强大骑兵队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认为攻明时机已经成熟，便以明廷刁难其贡使和毁其婚约为理由，发兵分4路攻明。自领一路约三、五万人直取大同。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久不习战，漫无纪律，又处于不知兵的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7月11日，右参将吴浩兵败被杀；7月15日，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迅传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乱。本来，也先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明廷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振为炫耀其威势，竭力怂恿9岁即位，是年仅23岁的英宗皇帝亲征，企图以此吓退瓦剌。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廉极力劝阻，吏部尚书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谏阻。但王振不听。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和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大批文武官员，以及号称50万的唯一战略机动部队——京军亲征，并且不要准备，于即日出发。

　　由于抱有一厢情愿地“吓退瓦剌”的初衷，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1两白银及衣物、炒麦等物资。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临时从武库中拿出80万件兵器分发部队。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给部队使用的先进火器也匆忙拿出来配给部队。为了携运物资，给每3个人配备了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7月16日，在兵将不相习，士兵不能熟练使用新配发兵器，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50万明军被一个“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皇帝和一个专横跋扈、一无所长的宦官指挥着，如用儿戏一般，北出居庸关，向大同前进。一路行阵如蚁，首尾难顾。出发前，明知此战必败的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但群臣惧怕王振，其谋难以实行。随行群臣中，英国公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兵部尚书邝野也很有才干，但英宗不许他们参于军政，一切听由王振指挥。

　　军队出发之日即风雨交加。由于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不到十日，军中已绝粮”。为此，兵部尚书邝野等力劝回军，被王振“罚跪草中至天黑”。行动中，王振专横跋扈、作威作福，成国公朱勇等陈述事情，都需要“膝行听命”，众百官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24日，也先侦察得知明军主力出征的情形，佯装畏惧，主动北撤，隐蔽埋伏在塞外，纵明军骄兵，以寻找最佳作战时机。而此时，已到达战区的明军目睹尸横遍野，人人恐惧，皆无战意。8月1日，经风沐雨、饥饿疲惫的明军到达大同，但不见瓦剌军踪影。这时，王振仍要继续向北进军，以炫耀兵威。后来，镇守大同的亲信太监郭敬向王振密报了与瓦剌军交锋时惨败的情景，加之出征以来风雨一直未停，刚到大同又突降暴雨，人人惊异，王振这才决定撤军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经今河北易县西紫荆岭上的紫荆关返回；一条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开始王振决定走紫荆关，并打算让英宗到其家乡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炫耀。当大军已经行进了40里时，王振猛然想想，军队路过时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便下令全军折返北上，改由宣府回京。这样，就使部队拐了一个弯，正好把明军的侧背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并因道路崎岖，使随行的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走宣府。

　　也先从侦查中得知明军状况，立即率军突入，跟踪追击，势如疾风。8月13日，已袭击长途辗转、饥渴疲惫的明军后卫吴克忠部，吴部匆忙交战，但不久即全军覆没。英宗得悉，急派成国公朱勇等率兵4万迎敌。朱勇有勇无谋，行至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里的鹞儿岭时，遭到瓦剌军的埋伏，又是全军覆没。

　　8月14日，惊恐万状、又饥又渴的明军退至今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距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没有进入怀来城。兵部尚书邝野急忙上疏，请英宗速入居庸关，并派精兵断后，但王振不报告英宗。邝野要直接求见，遭王振斥责。邝力辨，王振命人将他拽出。就这样，英宗只好同几十万大军在旷野就地露营。当夜，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而来，将土木堡围住。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狼山西麓，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势很高。明军掘地2丈无水，堡南15里的一条河是唯一的水源，然而已被瓦剌军所控制。数十万明军断水，军心大乱。

　　8月15日，也先屡胜不骄，慎重决策，遂遣使前往明营讲和，并使军队后撤，行佯退之计，以麻痹明军。这时，明军已断水2天，兵马饥渴难熬。英宗见瓦剌军已退，又见使者前来，便让内阁大学士曹鼐拟制了同意讲和的诏书，派人与瓦剌使者一同前往瓦剌军营。这时，王振以为议和将成，便匆忙下令拔营，前往堡南的河里取水。一时间，明军人人争先恐后，阵势大乱。队伍南移不到三四里，瓦剌的骑兵就从四面围攻而来。明军惊恐，人人争先逃命，使指挥失灵。加之官兵不熟悉战前新配发的火器性能，无法使用，未经激战，即全军大溃。瓦剌铁骑左冲右突，大肆砍杀，明军死伤达数十万人。英国公张辅等50多名随从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浮。英宗被俘前，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愤而击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此战，明军以50万对付瓦剌军的三、五万人，竟以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其原因，首先是最高层腐败无能。像战争这样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听任一个宦官摆布，如同儿戏，最后丧师辱国，连皇帝也成了敌人的俘虏。其次是战略指导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进军中采取冒险主义，回师时采取逃跑主义。在后勤上，平时不进行战争准备，军队去搞生产，导致兵不习战，军队战斗力低下；战前没有后勤准备时间，临时匆忙地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在士兵不熟悉武器装备的性能，缺乏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即匆忙出发；行程中后勤保障不力，还没到战场，50万大军就已经断了粮。一路上不仅自然界风雨交加，领导层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致使军心动摇；回军时，数十万大军扎营于没有水源的绝地，对远处唯一的水源又不加控制，使军队处于饥渴之中；轻信瓦剌和谈之言，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即匆忙移营就水，致使营中大乱，最后全军陷于覆灭境地，教训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