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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未风百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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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7 1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名:梁穆郎
师父:晦明禅师
师兄:杨云骢、楚昭南
师妹:易兰珠
弟子:周青
徒孙:冯广潮
恋人:刘郁芳
师侄女兼养女:易兰珠
师嫂:纳兰明慧
情敌兼朋友:韩志邦
曾徒孙:冯英奇、唐晓澜、王陵
弟子:周青(记名)
暗器:天山神芒
兵刃:剑





首次出场 ——《七剑下天山》第三回

暗室之中,君臣俩相视而笑。正在此时,忽然窗外也有一声冷笑传了进来,康熙面色大变,阎中天一跃而出,只见瓦背上一条灰色人影,在琉璃瓦上疾掠轻驰,捷如飞鸟。阎中天在大内卫士之中,功夫最好,功力不在楚昭南之下,一掖衣襟,也像燕子掠波一样,掠上琉璃瓦面。那人脚步突然放慢,似有意笑他,阎中天抓臂直上,伸手一抓,势如飞鹰,那人用手搭住便扭,阎中天只觉似给铁钳钳住一样,吃了一惊,自己几十年的鹰爪功夫,竟然施展不得。那人猛然喝道:“阎中天,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还和我打什么?你喝了毒酒了!赶快停手,待我看看,还能不能解救?”阎中天心中一惊,只觉眼前金星乱冒,地转天旋,脚步虚浮,跌倒琉璃瓦面,直滚下去。(灰衣人即凌未风)

  这时易兰珠已上来,往两人中间一站,对傅青主道:“傅伯伯,这位便是天山神芒凌未风!”又向凌未风说道:“这位便是无极派老前辈傅青主。”凌未风“啊呀”一声,说道:“原来是神医傅老先生在此,失敬!失敬!”急忙重新施礼,这回可是真的施礼,没有掌风发出了。



最后出场

  杨云骢的衣冠冢已经建好了,凌未风拜祭过师兄的衣冠冢后,就准备下山了,不过,此际他却并不是和易兰珠话别,而是捧着一封信出神。刘郁芳写给他的那封信是易兰珠刚刚交给他的,他写给刘郁芳那封信当然亦已回到他的手上。

  “凌叔叔,你怎么啦?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发呆,刘大姐的信上究竟说些什么?”

  凌未风道:“她写的和我一样,不过,她说得比我更好。你瞧这几句,虽然是引用《庄子》,却胜于万语千言!”

  易兰珠念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曷若相忘于江湖。这是什么意思?”

  凌未风说道:“这是说我们要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不要像困在涸辙的两条泥鳅一样,只能靠着彼此所吐的口沫滋润。其实这也正如那天你和我说过的那番话的意思一样,有许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做,我们是不能愧对死者的。”

  易兰珠道:“那天我说的话只是想劝你们走出忧伤的深谷,并非——”

  凌未风道:“我知道,但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岂不是更高一筹?”

  易兰珠道:“难道相爱的人不可以同闯江湖吗?”

  凌未风道:“或者将来可以,但不是目前。”易兰珠道:“为什么?”凌未风道:“新裂开的伤口,总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像旧伤口那样复合。各人遭遇不同,心境有别。对我来说,我觉得相忘于江湖的感情更厚更深。”易兰珠道:“这只是目前吧?”凌未风道:“以后的事情又怎能预先知道?”易兰珠懂得他的意思,心里想道:“韩志邦是为他而死,也难怪他有这样的心情。”

——《七剑下天山》第三十回


凌未风简介
  凌未风出自于梁羽生著作《七剑下天山》里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文武兼备的真正男儿。   文开篇伊始,作者借杨云骢之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笑江湖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对铜驼苍陌,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招归舟。   明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弃隐中州?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   杨云骢与“铁掌”恶斗,两败俱伤,最后因市过重,英年早逝。这首词实际定下了凌未风物格的基调。   当杨云骢在荒坟后面,用暗器救了一少少女,即后来的凌未风刘郁芳(只是当时未用这两个名字),后杨又将自己的幼女托付给凌未风。从那时起,杨云骢的影子就根植于凌未风心中:同与恋而不见,同是一把宝剑走江湖,同是剑胆琴心。   凌未风出场已经很不一般。这位武功盖世的侠客,出手不是搏杀,而是救。   康熙皇帝见父亲顺治帝在五台山的行踪已泄露,唯恐世责骂自己夺位,遂起杀父之心。他带领侍卫阎中天杀死顺治帝,又以毒酒暗害阎中天。阎中天不知是计,吞下毒酒,危在旦夕。此时,凌未风突然在暗室外一声冷笑,阎中天如剑射出直扑对手。哪知凌未风一出手就搭了阎中天的胳膊,喝道:“阎中天,你死到临还不知道,还和我打什么?你喝了毒酒了,快不行了赶快停手,待我看看,还能够解救。”阎中天脚下一,凌未风探出一支银针,向他背脊天枢一扎,又将三粒解毒塞入他中。   这个节确实显示出了凌未风武功出众,一出手就治住了大内数一数二的高手,更奇的是,他并不因阎中天是敌,就见死不救,而是不惜露自己救出了阎中天,宽大的襟,狭义心肠令折服。以后,他几斗楚昭南,力保李定将军的复资金,探深牢解救出易兰珠,教化辛龙子等等,都是光明坦的侠行义举。   虽然凌未风并没有写什么诗词,但他游走江湖之间,赤心肝胆,真实不渝,与纳兰容若的诗正堪辉映。   有道是到多时转薄。   刘郁芳少年是误解了凌未风,又以为凌未风已死,故十六年后,再见凌未风,竟然认不出来了。尽管凌未风认出了她,也没有急于表白。这也映了凌未风的一种文雅息。到了最后,众英雄归天山,凌未风刘郁芳两才算彼此揭开真面目,但也只是如此简单的一句化:“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曷若相忘于江湖。”意在劝慰对方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不要像固在涸辙中的泥鳅一样,只能依靠彼此所吐出的滋润。   这正如开篇杨云骢对凌未风所说:“你受了委屈(指在儿女私方面),跳一了百了。但你的许多师友,他们为了光复汉族,受了更大的冤屈,或死或伤,你们年轻不管,却为了点点小事,寻生觅死,如何对得住他们?”如此系天下,才真是“转薄”而益重,是“无”之了。   当然,只有“转薄”之,而无至痴至重的恋,那么凌未风这个物就只会徒有空壳。作者正是表现了他的儿女,才鲜明地突出了他的英雄之。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愈是月静风清,醉意抚的时候,凌未风愈是能控制自己;于是在殊死拼杀,陷绝境的时候,他的恋而越能炽地奔突出来。   在慕士塔格山,劲敌楚昭南,齐真君率众多清军围攻刘郁芳,正是万分危机,凌未风立时直扑敌阵,奋不顾,关切之尽认可见。急切之间,凌未风攻不到刘郁芳边,只得大声喊道:“你挡住一阵,我就来了!”真意切尽在不言中。   战中,凌未风以一敌五,全是手的招术,一步一步攻山顶。刘郁芳不敌对手,落下山崖;凌未风恶攻心,连毙七大高手,有险些将楚昭南斩于剑下。此后凌未风陷牢狱,更是无时无刻不念刘郁芳,以至他脱险后,立即就要与刘郁芳共赴天山赏雪,钱塘观......   “已惯江湖作游,且将恩怨说从,如恨总难休。   海云烟望眼,天剑寒秋,蛾眉绝塞有愁。”   侠骨埋瀚海,英雄儿女隐天山,这似乎是故事的结局,又非故事的结局。有道是善恶终有报,但仍有如恨,犹在言外!   如此看来,侠,不是杀手,更不是神怪。凌未风如是,文武兼修,天地真儿![1]


凌未风是中国的牛虻
《牛虻》
  当代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牛虻是谁。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偶像。   如同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曾为勃朗宁夫人的爱情故事和她的《十四行诗集》神魂颠倒一样;我们的哥哥姐姐甚至是上一辈人,谁不知道牛虻呢?   那时候,牛虻和保尔·柯察金一样,是所有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   那时还不兴叫偶像,但他们比今天的偶像更让人崇拜。   他们是一股动力,是一份激情,是朝圣者的灵魂。   据说,在北大荒的干打垒里,一群垦荒者围坐在油灯旁,在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其中的一位同伴朗读《牛虻》,浑然不觉屋外北风呼啸。   据说,在一个知青部落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轮流着再看他们带到乡村去的惟一一部《牛虻》。他们重温着,感念着,憧憬着。   因为牛虻说过:“爆发的时机一到,我们就会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可是我们必须忍耐,这些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   这种信念成了那一代人阴影中的阳光,荒漠中的清泉。   我们想不到的是,梁羽生竟然也如此的迷牛虻,以至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牛虻。   说起来,《牛虻》是英国女作家艾·丽·伏尼契在189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到今天,几乎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上一个世纪意大利人民处于苦难深重的时期。在奥地利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意大利被分割成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独立,风起云涌地起来斗争,革命风暴席卷亚得里亚海上的半岛之国。   牛虻就是这场斗争中涌现的一个英雄人物。   作品通过牛虻一生的身世和遭遇,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黑暗、污浊、欺骗、虚伪的现实教训下,背叛了他所笃信的上帝和阶级,投向了革命,卷入了火热的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战斗的革命者。   也许是牛虻的刚强和无畏,他那钢铁般的坚忍力量,他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他那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坚贞品质,尤其是他的爱国精神和为祖国的统一甘愿牺牲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了梁羽生,以至他连《牛虻》中的基本情节都拿来套到了《七剑下天山》里面。   凡是读过《牛虻》的人,一拿起《七剑下天山》,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比较是有益的。   在充分注意到两部小说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必然产生的巨大差异的前提下,以对一部作品的理解来深化对另一部作品的理解,以期在另一部作品的参照下,使作品的某些潜在方面得到呈现。   牛虻刚刚革命的时候,是幼稚的,天真的。他对意大利的教会组织认识不清,甚至盼望他的神父会起来率领革命党人,为统一意大利而战。但他的神父却是一个间谍。   有一天,他又去向神父忏悔,把他的苦恼——他的妒忌,他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   然后,他被出卖,连同其他同志,一起被投进了监狱。   临出狱前,他知道了真相。步出了狱门,他向女朋友琼玛承认了是他的错。   琼玛觉得不可置信。等她明白过来时,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这一个耳光,把他从亚瑟打成了牛虻。   十三年之后,他再度出现在她面前,带着脸上弯曲可怕的刀疤,一条瘸了的腿,口吃的习惯以及一脸刚毅倔强的神气。   他没有当面宽恕琼玛的那记耳光,让痛苦始终煎熬着琼玛,使她不能摆脱一生的不幸和心灵的创伤。   他不愿让他心爱的人受到他的牵连,从而置身于险境。这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他再次被捕,并被处于极刑。一个礼拜后,琼玛收到他的绝笔。   他在信中剖白了一切,包括对她的爱和对革命的信心。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   不论我活着,   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牛虻!


牛虻与凌未风
  牛虻和琼玛的故事完了,凌未风和刘郁芳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从情节的架构上说,梁羽生的凌未风简直就有“抄袭”牛虻之嫌。   也是被青梅竹马的刘郁芳打了一个耳光,因为他轻信了狱中的一个奸细,误以为他也是抗清义士,将自己人的地址透露给他,以致差点被清兵一网打尽。   也是十年后他们才再度相见,那时,凌未风也是脸上有疤,身上有伤,神情异常。   也是一直不肯坦诚相见,让悔恨、思念之情一直折磨着刘郁芳。   也是凌未风再次被抓,营救不成功,估计没什么希望了,他才也给刘郁芳写了一封信。   更明显的是,刘郁芳的小名也叫“琼”。   正如常言道的,第一个以花形容女人的人,是聪慧的人,第二个以花形容女人的人,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以如此相近的方式去写凌未风,不乏说头,却没有什么意思了。   好像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精确数字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肯定感到索然无味。   又好像一个下棋的人,如果已知道他会稳赢或稳输,他立即会推抨而起,放弃这一局了事。   看小说同样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觉得书中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似曾相识,这部书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阅读小说,读者兴趣最大的,便是在追求一些多变的甚至不可测度的心灵,它们会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指引着你步步探险,直到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然后才乐而忘返,意犹未尽。   显然,凌未风的性格与行事却难以满足我们这种愿望。   他跟牛虻一样,在对待他们所献身的事业上,是那样的舍身取义,那样的刚强无畏,那样的令人钦佩;但他们对待爱情,在道义上在处理方法上都是有所欠缺的。   爱与善并非双胞兄弟、连体姐妹。   牛虻和凌未风对待爱人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在儿时就树立起来的爱情信念几乎崩溃。   即使是英雄人物,一样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们的襟怀,在某种时刻,也会变得针尖那么细。   仅仅是因为一个耳光,他们便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所爱也爱他们的女人的一生。   牛虻对待琼玛的态度,我们已很不以为然,但这还算是隐蔽的折磨,对待吉普赛女郎绮达·莱尼,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玩弄和虐待了。莱尼真心的爱着他,他却把她作为满足一时情欲的玩物,还制造出一套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某类人性人格方面有缺陷,甚或是有些变态的人才有的行为。   即使成了革命者,牛虻身上也还带着某些常人所具有的缺陷,如对待感情问题的偏执,而并非十全十美的完人。也许是作者有意识地展示人性的不同侧面吧,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身的阴影的。这种“人味”令伏尼契笔下的牛虻更为真实而可信。   凌未风毕竟是中国的侠士。中国的传统意识向来是由天及人,从“道”的层面把人规定为社会性、道德性的存在,要求人与大地参,致力于完成一种理想人格。但梁羽生完全有可能受到另外一种从自然的角度,用“气”解释人生的思想的影响,诸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等等,以此来区别是否仁人君子或者是大凶大恶之徒。   凌未风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依然会以大侠的形象取胜。   但是,刘郁芳的痛苦如何去计算,韩志邦的牺牲是否值得?以我们日益增长的理性知识和不断积累的生活经验来看,凌未风是付不出这么高昂的“利息”的,就仅仅是为了一口气,他可以说是让两颗心灵受尽煎熬,生不如死。   所以,韩志邦宁愿舍生取义,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侠道中人,抗击强权是分内之事;另一方面,我们岂能排除他不想继续“玩”这个三角恋爱游戏的决断?   看到这里,我们都提着一颗心,牛虻毕竟死去了,但凌未风却有韩志邦代死;要是凌未风和刘郁芳真能复合,那情何以堪?   好在——上帝保佑,梁羽生没有跟着伏尼契一条道上走到黑。他用“道是无情却有情”,“情到浓时情转薄”去分离凌未风和刘郁芳,让凌未风的道德缺口没有扩张得更大。   这让我们还有一点回味。   不过,梁羽生最终是为了美化他的“侠道人物”——凌未风一定而且必须是他这部作品中的大侠。   所以,刘郁芳还会在钱塘江边,听着那拍岸的涛声在想:“我是愿似潮而有信,只可惜钱塘潮水,也冲不淡韩大哥所流的鲜血。”   凌未风就只会像前辈教导后辈那样对易兰珠解释:“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曷若相忘于江湖。”这是说我们要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不要像困在干塘中的两条泥鳅一样,只能靠着彼此所吐的口沫去互相滋润。   今天,年轻人最喜欢的流行歌曲中,就有一首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说明时代真是不断往前走了。他们对凌未风、刘郁芳、韩志邦之间的爱情纠葛,也许会感到很不以为然。   他们的遭遇兆示了爱情的一个方面:只有当爱情更深入地摒弃了诸如善良正义之类的正面素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情感关系时,爱情本身的独特和巨大力度才充分显示出来,爱就是爱,而非其他。   杨云骢、纳兰明慧、多铎之间的爱情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爱情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表现,即使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也仅是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   安娜·卡列尼娜就说过:“世上如果有一千个人,我想,就会有一千种爱情。”   梁羽生那么强化中国的牛虻的爱情方式,不免有点过分。幸好,他同时也作了补救,虽然还远远不够。


凌未风·易兰珠·牛虻
  梁羽生谈<<七剑下天山>>的创作和<<牛虻>>   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着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好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   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欢喜《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上一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划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像。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著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e Mr.Chips》(也是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像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的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迦茵·奥斯登的“傲慢与偏见”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   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的“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之故。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se)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著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末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凸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特别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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