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重读梁羽生》（《武侠小说》２００６．１）

江湖三女侠

作者: 觇君侦探 发表时间: 2005/12/24 21:55

梁羽生先生离开家乡前往广州求学，到２００５年恰好整整６０年了。上一次回乡，到２００５年也已经有１８年之久。这一次邀请梁先生回广西与自己的乡亲（拦截）共度中秋佳节，是广西电视台的盛情之举。我有幸应邀作为对话嘉宾，与梁先生同行。 　　如此，我从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４日到９月１８日，陪伴梁先生夫妇从桂林到南宁，拜谒一代宗师，且有过几天极其愉快的“阅读时光”。 　　《武侠小说》的主编约我撰写一篇“与梁大侠对话”，本来并非难事，但我现在却要改变主意，觉得还是以“阅读梁羽生”为题更加合适。理由是，一，我与梁先生的公开对话已经在电视台播放，重复就没有意思了；二，与他的私下对话，未经梁先生同意，当然不便发表；三，我与梁先生虽然同行数日，也有过多次谈话，但我想向梁先生求教的问题太多，谈话的时间总是不够。 　　梁先生虽然红光满面，依旧声若洪钟，毕竟年高体弱，所以从梁先生到达桂林机场开始，有关方面就对他老人家实施了重点保护，要想单独向梁先生请教，殊非易事。简单计算一下，要获得单独与梁先生谈话的机会，竟要经过梁先生本人、香港邀请人孙立川博士、广西电视台派出的保护人、梁先生的助手、医生、护土、梁太太这七关——比关羽当年追刘备还要多过两关——有一天晚饭后梁先生主动要和我单独谈话，谈多少时间，他老人家自己也要去与梁太太讨价还价，申请是到凌晨一点结束，结果到晚上十点半就不得不奉命结束。 　　好在，从接到邀请开始，我做了一些功课，重读了许多梁先生的小说，也考虑过一些关于梁先生和他的小说的问题，准备向先生求教。而梁先生宽厚随和，极其平易近人，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你可以随时“阅读”。 　　而我的阅读，作为我的所见所思，完全可以文责自负。 　　以前我曾经阅读过梁先生的全部小说，并且也写过有关梁先生小说的文章。这一次不仅面对文本，而且面对真人，在我，是一次真正的“重读”。所以本文的题目就叫作“重读梁羽生”。以下就是。 　　新古典主义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从《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开始，尤其是从《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小说开始，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的风貌和新的气象，开创了武侠小说写作的一种新的潮流，武侠小说历史开始了梁羽生、金庸时代。 　　不过，现在看来，称梁羽生先生为新派鼻祖，还是稍稍粗放了一点，众口一词，人云亦云，久而久之便不免有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至少，这样的说法只是说出了“其一”，而没有说出“其二”来。 　　早在１９６２年，台湾真善美出版社社长宋今人先生就曾说司马翎对新派武侠小说有“首创之功”，是当之无愧的“新派领袖”（见《八表雄风》第２５集附录“出版者的话”，台北，真善美出版社，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司马翎的创作晚于梁羽生，这个“新派领袖”的头衔并不能撼动梁羽生“新派鼻祖”的地位。但毕竟，司马翎也是新派，古龙更是新派，温瑞安甚至不得不以“新新派”或“超新派”自名，而这些人的小说看上去可并不是一“派”。 　　我想，称梁先生的创作风格为“新古典主义”比较合适。 　　梁先生小说的“新”，已经不必多说，思想观念、创作技巧、叙事语言，都有崭新的风貌，与以前的武侠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才被称为新派。 　　但梁先生小说的“古典主义”风范，却较少被人论及。 　　我称梁先生的小说为新古典主义，首先是因为它的古典背景，即梁先生所有的小说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唐朝４部，宋朝６部，明朝８部，清朝１７部。 　　其次是因为它的古典价值框架，梁先生小说堪称侠义正宗，坚持“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创作立场，正邪清楚，善恶易辨，爱憎分明。 　　最后是因为它的古典风韵，梁先生小说如同一座古典诗词的碑园，联语回目，开篇词章，终场诗赋，中间还有主人公大量的吟诗酬唱。如此辞章之美，如同古典建筑的雕梁画栋，诗魄画魂，古典美学精神洋溢。 　　顺便说一句，金庸先生开始也是新古典，但联语回目和诗词歌赋“玩”得十分辛苦，不若梁先生举重若轻，只好很快就另辟蹊径，并且翻转乾坤。 　　而古龙则干脆绕道而行，以“新浪漫主义”自成一家。 　　只有梁羽生先生，真正将其新古典主义风格进行到底。 　　文人和文人小说 　　梁先生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且还是一个带有明显古典气质的中国文人。 　　虽然他入岭南大学之初学的是化学，最后拿到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学位，而且至今仍然有一手两秒钟内说出６位数（之内）的立方根的绝活，但他仍然是一个标准化的中国文人——从小到老，从头到脚，彻里彻外；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 　　这种文人气质，当与他的老师简又文、饶宗颐、金应熙、冼玉清的教导熏陶有关，与他的家教及故乡广西蒙山县的山水有关。 　　概括梁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名土风流，是书生意气，是天真质朴，是童心未泯，说到底，还是文人和文人气。 　　这一次梁先生回乡接受记者采访，引起最多注意和谈论的，是关于“国士”和“隐士”的说法。即认为金庸先生是国士，而他自己则是隐士。 　　可是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梁先生的小说中，绝大部分的主人公却都是行侠仗义、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国土；而金庸先生笔下的主人公虽都曾在江山与江湖之间搅得风生水起，但绝大部分都最终归隐，成了隐士。 　　看起来，是隐士喜写国士，国士却喜写隐士。 　　实际上，这有点像佛家所云，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梁羽生笔下的国士，说到底还是文人心中的国士；而金庸笔下的隐士，说到底还是国士笔下的隐士。 　　梁羽生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灵气逼人，才华横溢，学养丰厚，率性天真。但也有古来文人的弱点，那就是情感脆弱，生性散漫，不善经营。 　　所有这些性格特点，在梁先生的小说创作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我们不妨将梁先生的武侠小说看成是一种文人小说。 　　文人小说本身，也是一种古典的形式。更何况，梁先生本人的古典气质如此浓郁，这当然也是上面的“新古典主义”之说的一种证明。 　　文人小说的特点，有如文人画，是追求诗情画意，步步皆景，点点是情，重点其实不在“小说”，即不在故事，也不在技法，而在于情趣，在于“文人气”的抒发。从本质上说，是要率性而为，文章注我，言志缘情。 　　若要挑剔梁先生的小说，不妨从文人小说方面去挑剔，例如说他“不善经营”：首先是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上不善经营，例如《七剑下天山》究竟谁是主人公你都说不清楚；其次是在整体创作上不善经营，也就是说变化不多，开头不久就达到高峰，很快就出现高原现象；最后是创作之后的不善经营，梁先生几乎从未为自己的作品营销做过任何工作，更不必说广告经营。 　　当然也可以为之辩护，那就是，所有这些，大部分恐怕都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并非梁先生没有小说经营的才能，并非不善技法，只是不重视而已。只要看看他的诗词和联语，看看他如何字字珠玑的选择和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更好的解释也许是，这一切都出自他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散漫，或者干脆说是懒散，如他的自题诗句：“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也许下面自题联语更好： 　　　　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 　　　　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最后是“羽生”，开头却是“散人” 　　对于仅仅喜欢故事的读者，文人小说当然不如小说家的小说那样“好看”，因为不善经营，但对于喜欢品味文人意趣及其情感心声的读者，梁羽生的新古典主义文人小说却有着不可取代的欣赏价值。 　　当代词人刘伯端先生的这首《踏莎行》道出了其中三昧：“家国飘零，关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在知音词人的心中，梁羽生的小说那就是《高山流水》、《阳关三叠》，如桑梓炊烟、家国红楼，是处有可以安顿情感心灵的精神家园。 　　当然，看文人小说，需要一定的文史学养和诗词品位，更需一种文化情怀。 　　“佟硕之”左右为难 　　梁先生也有不开心的时刻，那就是“佟硕之事件”前前后后的奇怪波澜。 　　佟硕之即“同说之”也，这是梁羽生先生曾经使用过的笔名，只使用过一次，那就是奉《新晚报》负责人罗孚先生之命，撰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在１９６６年的《海光文艺》杂志上。 　　对于武侠小说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也十分难得的文献资料，因为这是一篇真正内行人的评论分析文章。文章对金庸、梁羽生小说作了中肯真诚的批评研究，值得十分重视且十分珍惜。 　　在罗孚先生《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在大陆１９８７年《读书》杂志发表之前，２０年间，谁也不知道这个佟硕之是谁，大部分人都以为那是罗孚本人的文章。 　　很少有人知道，梁羽生先生撰写这篇文章，当年就曾受到严厉的批评，那是来自《大公报》内部的批评，觉得梁羽生对金庸太“客气”，太不讲立场，把金庸抬得太高。 　　没想到２０多年后，当罗孚先生揭开佟硕之就是梁羽生这个秘密，却引起了一阵奇怪的波澜：居然有人发表截然相反的言论，说梁羽生先生对金庸太“不客气”了。以倪匡先生为代表的一些“铁杆金庸迷”发表文章，甚至说当年的那篇文章，是梁羽生故意贬低金庸，甚而是借金庸抬高自己！ 　　尽管罗孚先生早已强调，这篇文章是他让梁羽生写的，是梁羽生奉命之作，却还是有人指责梁羽生“蓄意而为”。 　　“佟硕之”奉命“同说”，却受到如此左右夹攻，心中隐痛，可想而知。 　　每逢记者问梁先生有关金梁关系和比较，梁先生都会回答说：１、他们俩是好朋友；２、他是先行者，而金庸有更高的成就；３、金庸是国士，而他则是隐士。 　　但我明显感到，梁先生的每次回答，都小心翼翼，甚至有些紧张戒备，与其平常说话的挥洒风度颇不相同。我猜想，这很可能是“佟硕之事件后遗症”。 　　佟硕之的文章，明明充满善意、真诚和公正，可以讨论只是新古典主义的侠义标准是否完全适合金庸的小说观念而已。 　　从左从右的恶意误读，对梁先生肯定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梁先生的下列说法应该更加无懈可击：１、艺术上从来都存在并且需要多元化，对不同的作家作品，不能一概而论；２、时间是考验艺术价值的最好标尺。 　　所以，谈论金庸梁羽生的创作成就，固然可以说高说低，但不能忽略风格气质的明显差异：例如，梁先生的小说是文人小说，而金庸的小说则更多的是小说家的小说；梁先生是新古典主义，而古龙则是新浪漫主义，岂可一概而论？ 　　容易读与不全懂 　　重读梁羽生，我的最大感受是，先生的为人和小说，既有容易读的一面，更有“读不懂”的一层，我不知道，谁敢说对梁羽生其人其文全都读懂了。 　　梁先生的小说主题明确，正邪分明，看起来很容易读。但其中词林画景，亭台雕塑，诗意文心，至少我是没有把握说真的全都读懂了。仅就情节和主题谈论小说，至少对梁先生的小说而言，实在不易说得公正和明白。 　　梁先生平易近人、襟怀坦白、胸无城府、童心未泯、口无遮拦，如溪流清澈，看起来也是“容易读”；但他老人家学养渊深、才气卓越、灵性超群、英华内敛，情思如天空海阔，谁有把握说能够全都读懂？ 　　我甚至想，梁先生或许是一个十分内向之人，心灵世界其实别有洞天，只不过至今仍无人获得其中的确切消息。每一次发现梁先生眼中不经意流露出一抹哀伤神色，我都暗自心悸，却无能找到心扉的钥匙或密码。 　　------------- 　　私家侦探　扫校 　　转载请保留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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