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xzhaofeng 于 2025-2-15 10:59 编辑
痴人说“梦”
《金庸评传》从417页至429页，用12页篇幅8000多字来记述金庸和夏梦之间的关系。刘国重言之凿凿“根据其他一些比较可靠的资料，做出某些推测”（《金庸评传》421页）。那么，这些所谓“证据”，这些所谓“推测”，是否可靠可信？
一 《金庸评传》417至418页引用了《金庸与倪匡》的文字，由于原文较长，这里不再引用。简言之，在这段文字中，沈西城（《金庸与倪匡》作者）通过和李翰祥（导演）、许国（专栏作者，笔名“哈公”）、倪匡三人的交谈，认为“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金庸并没有失败。”（《金庸评传》418页） 要证明这段话是否真实可靠，只要查证上述几人和金庸的关系即可。 先看沈西城。沈西城是1975年“生平第一次见到金庸”（《金庸评传》431页），所以沈西城是不可能知道金庸“追梦”的真实情况的。 再看倪匡。倪匡和金庸相识，“有时说是1960年，有时说是1961年”（《金庸评传》722页）。金庸和夏梦的“纠葛”（如果有的话）主要发生在50年代，所以倪匡也是不可能亲历亲闻。 至于李翰祥，沈西城说“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同事”（《金庸评传》417页），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李翰祥的《三十年细说从头》311页，“早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我经尔光的介绍，和姜南、刘恩甲、陈又新、红薇、高宝树一齐进入永华，签了为期两年的基本演员合约”来看，金庸和李翰祥并未共事过。当时“长城”和“永华”也并非同一个阵营。《三十年细说从头》中提到金庸是在599页，1963年“由于拍戏的关系，林翠和秦剑经常到我家打打小沙蟹，同台的还有金庸夫妇”。 李翰祥在《三十年细说从头》中文笔犀利，他写明星在片场“轿震”；写自己结婚婚宴未结束，就拉新娘偷偷“洞房”。如果他真知道金庸和夏梦的“事”，作为影坛“逸闻”是不会不写的。所以李翰祥所说恐怕更可能是酒后戏言。 最后说说许国。“文中提到的许国，于1985年撰文，说他与金庸‘相识三十几年’。1951到1953年，金庸还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就常给《新晚报》写稿，二人结识，应在此时。后来许先生又是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的同事，再后来他又到金庸创办的《明报》工作二三十年。”（《金庸评传》418页）许国和金庸的关系笔者没有找到资料考证，不过笔者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证伪的“旁证”。
金庸单恋夏梦一事，1980年代在香港坊间已有流传。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研究金庸作品和人生的深入，似乎这早已是金庸“公开的秘密”。其中，香港专栏作家哈公和台湾作家三毛的说法最常被引用。 （略） 2014年4月18日，在夏梦从影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有记者问到关于“金庸和夏梦喝咖啡诉衷情”的传言。夏梦助理刘韧表示，他曾问过夏梦，夏梦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他也亲口问过金庸，金庸也说没有这回事。（《梦回仲夏：夏梦的电影和人生》第18页）
也就是说，在金庸和夏梦的“问题”上，许国说了谎。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许国和金庸是“长城电影公司的同事”且“相识三十几年”，如果他真知道金庸“追梦”，何必说谎呢？
二 《金庸评传》419页又提到了两个所谓“证据”。 其一，“约2006年，有记者问罗孚，金庸暗恋夏梦是否真的？罗孚确定地回答：‘是真的。’也有问过金庸有没有追过夏梦的问题，罗孚回答‘说是追过夏梦’。” 罗孚虽然是金庸的领导，但是请注意，彼时的香港并非内地，谈恋爱、结婚用不着打报告写申请。金庸可能会对罗孚说赞美夏梦的话，但是否会直言“我要追她”以及向罗孚请教“如何追”，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罗孚是报社的人，对金庸在“长城”的所作所为真的了如指掌？这是要打问号的。 其二，关朝翔说帮金庸追夏梦。 关于这点，见《大师金庸纪念专集》第161页。特摘录如下：
有一天，我们正在KCC（九龙木球会，在尖沙咀觉士道）吃饭时，金庸忽然对我说，他想到夏梦家去探望夏梦，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我当然说好了，有机会去亲眼见到大明星嘛！夏梦当时已经是红透半边天的大明星了，可查良镛还未成为金庸，只是电影公司的编剧（那时他离开《大公报》了），我觉得他真有勇气！我记得当时夏梦的家在九龙塘的一座洋房，不过我们是不速之客，没有预约便贸然造访，结果去到时她不在家，两人扑了个空。
有没有发现这段文字中的问题？金庸离开《大公报》是1958年（《金庸年谱简编》177页），此时金庸的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已经连载近半，不能说金庸没名气。 而且，如果金庸真是出于“追梦”的目的，也许会带朋友当“挡箭牌”，但肯定不会做“不速之客”。连夏梦在不在家都没搞清，这个“追”也就太搞笑了。毕竟金庸当时已过而立之年，并非毛头小伙子了，这点“人情世故”不可能不懂。 《金庸评传》本页还提到了亦舒。不过查亦舒资料，46年生，63年加入《明报》。她更不可能清楚金夏之事了。
三 《金庸评传》420页，刘国重提到“1962年秋，夏梦为金庸的《明报》写专栏。1978年，夏梦回港，组建青鸟电影公司，投拍第一部电影，由许鞍华执导，请金庸修改片名。二人的情分似乎并不浅。”这能否作为金庸“追梦”的“证据”呢？ 先说写专栏。事实上，当时的报纸为了销量，请电影明星写专栏是很平常的事。夏梦就曾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笔者统计如下：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去年在天安门前——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联想 | | |
香港《大公报》除了刊登夏梦的文章，还有其他明星的专栏：王丹凤（1954）、孙景路（1954）、陈复生（1982）……。以上都是女明星，如果算上男明星就更多了（连谢贤都曾经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过）。总不能说香港《大公报》的负责人对这些明星都“动过心”吧？ 至于改片名，那不过是举手之劳。事实上，金庸还曾经给其他女明星题词呢。微信公众号《金庸江湖网》2024年11月26日发布文章《夏梦的伯乐，周绮的原型——金庸学舞追毛妹？》中提到，金庸“2004年，毛妹芭蕾舞学校四十周年庆，金庸在题词中自称‘大师兄’，称毛妹为‘小师妹’，有‘记得当时年纪小，同窗共校学舞蹈’之语。”这关系可要比和夏梦“亲近”多了。
四 《金庸评传》422页引用沈西城的话“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并认为“应该并不是全无根据的”。 可惜，刘国重此处没有仔细看，注意，夏梦是1954年9月结婚的，而金庸是1958年“转入长城电影公司任专职编导”（《金庸年谱简编》177页），1959年创办《明报》。如果他真是因为夏梦离开“长城”，则时间就应该是1954年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金庸评传》428页，刘国重自己也说“金庸1959年毅然离开长城”，这真是“自打耳光”了。 由于刘国重找不到真实可靠的“证据”，于是只能从金庸的小说中去寻找了。《金庸评传》426页他引用了三育版《书剑恩仇录》的内容（此段文字，见拙文《看上去很美——读刘国重《金庸评传》有感之五》），然后开始联想，最终在427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骆冰昏迷之时，余鱼同抱她吻她，这种事金庸未必对夏梦做过，这样的“春梦”金庸未必没做过。
传记写作，由于资料不足，可能需要作者根据传主的已有事迹或言论、文字进行推导，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像刘国重这样的“推导”，则未免有点匪夷所思了。 第一，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不能用小说情节来“硬套”。如果说金庸写了余鱼同暗恋嫂子就能联想到“春梦”，那金庸写《神雕侠侣》、《天龙八部》、《鹿鼎记》又该怎么说？这完全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自由心证”的做法，俨然是“文字狱”的那套东西。推而广之，则恐怕是人人自危了。 第二，刘国重“恶毒”的地方还在于用了“未必没”以及“梦”这两个词。所谓“未必没”就是“不一定没有”，这是很难证明的。至于“梦”，以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做不到捕捉人做过的“梦”。这就更是无法证明的事了。所以哪怕是金庸复生，他也没办法自证自己没做过“梦”。这可真是“黄泥巴掉裤兜里”，说也说不清了。 刘国重的“胡言乱语”还不仅此，在没有任何证据（甚至连小说都不能给他提供证明）的情况下，在《金庸评传》428页这样描述金庸：
此时，夏梦已是婚后第五年，金庸则正在婚后“三年之痒”阶段，要说此时的金庸，贼心不死，故态复萌，又对夏梦发起追求，倒是很有可能。
好家伙，在刘国重眼中，金庸是个什么形象——“贼心不死，故态复萌”。如果有证据，哪怕是只言片字也就算了，问题在于刘国重没有任何证据！！！ 一个“做春梦”，一个“贼心不死，故态复萌”，对金庸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夏梦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这样的写法，真的合适么？
五 金庸和夏梦，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他们生前，并没有详细自述。《金庸评传》420页引用韩咏梅的文章，金庸说是“很好的普通朋友”。这就够了。 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多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例如金夏二人单独约会或有书信往来），完全没有必要在一本传记中去大谈特谈，这既无趣也无意义。 除了证明刘国重的“八卦”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如果刘国重就此搁笔，那虽然金庸名声受到影响，但还可以算是“绯闻”之类。然而刘国重心思太“重”了，在随后又“创造”了一个金庸的惊天“大瓜”。 下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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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5-2-15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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