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美————读刘国重《金庸评传》有感之五

wxzhaofeng

看上去很美

    刘国重的《金庸评传》因为书中大量引用他人文字，加上书后参考文献达到了15页，给人一种“专业”“厚重”的感觉。然而真的如此吗？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笔者搜集了《金庸评传》所列参考文献中的绝大部分，可以来谈谈参考文献和引用材料的问题了。

一

    《金庸评传》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包括图书328种，报刊4种，网络资源1种，共计333种文献资源。笔者查证下来，除了尚未搜集到的20种文献，剩下的313种文献中，错漏有119种，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些错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手打错误

    从错漏情况来看，所有参考文献应该都是手打的，而非通过专业数据网站导出的图书数据。所以手打错误比较明显。

    例如1018页：“彦火（潘耀明）.异乡人的天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把书名打错了，应该是“异乡人的星空”；

    1019页：“温瑞安，等.金庸茶馆》丛书.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不仅书名少了左书名号，书籍也少了[M]标记；

    1020页：“陈祖芬.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书名多打了一个字，应该是“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没有“的”。

    ……

    2、记忆错误

    有些书籍，很可能刘国重在写书时是通过不同途径借阅的。到最后整理参考文献时，因为手上没有实体书，只能凭借记忆“随便”写了。

    例如1018页：“张纪中.行走江湖[M].杭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出版社地址错了，应该是“苏州”；

    1021页：“三毛等.金庸百家谈[M].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出版社地址应该是“沈阳”；

    1025页：“陈凡.一个记者的经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出版社地址和出版社名称都错了，应该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3、故意糊弄

    前两类错误可以算是“无心之失”，而故意糊弄就明显是“刻意为之”了。

    1019页：“沈西城.金庸逸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金庸逸事》是由香港银汇有限公司出版的，第一版是2018年12月，第二版是2019年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的是简体版《金庸往事》。

    笔者又查阅了《金庸评传》正文中的相关引用，引用的是《金庸逸事》而不是《金庸往事》（页码完全不对）。那么这个参考文献就是明显错误了。

    本来这个完全不是问题，既然刘国重手上没有《金庸逸事》，那么参考《金庸往事》把正文引用部份再校对一下，改下页码就完事了。可是他连这点时间都没有，直接简体“套”繁体，是以为没人看过这书么？

    另外，通过查证，笔者还发现，刘国重所列的参考文献中，第1019页的“项庄，温瑞安，等.金庸小说赏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为盗版书。该书是把《武论金庸》（潘国森著）、《金庸小说评弹》（项庄（董千里）著）、《杂论金庸》（潘国森著）合而为一的简体版，其实以上三种书并未在内地出版发行过。不光盗版，而且作者里根本没有温瑞安。温瑞安只是标在封面上“唬人”的。也就是说，哪怕这本书是盗版，刘国重也没有仔细翻阅过。否则，决不会把“温瑞安”标在作者类别里。

    不仅如此，1023页刘国重还列了一本从未在内地出版，其内容和作者可以用“反动”来形容的文献作为参考资料。

    笔者不仅感到疑惑，刘国重到底是不是内地人，是不是真的以为参考文献可以随便糊弄？

二

    参考文献如此不堪，那正文引用又如何呢？

    笔者花了一点时间，对《金庸评传》进行数字化处理后整理了引用内容。由于刘国重引用资料的不规范，笔者也没有时间一一进行核对，所以仅对以下两种类型的文字认定为引用内容：1、用不同字体单独成段的文字；2、双引号标出的文字。对于虽然列出引用来源（包括书名、页码等信息），但没有使用双引号或不同字体标识的文字不予收录。

    这样统计的结果是，除了开头其他人的序以外，《金庸评传》一共引用了3820处，引用字数为299633。如果考虑到前面提到的引用的话，则引用字数至少也在30万以上了。而《金庸评传》数字化后的字数约为70万字（《金庸评传》版权页字数为98.3万）。也就是说，引用字数将近全文的43%。

    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引用89次，字数8548。（刘国重在引用时，有时明确给出来源，有时则用“金庸对池田大作说”之类的说法，笔者在统计时全部算进去了。）

    引用字数最多的是《谈〈彷徨与抉择〉》，引用53次，字数10463。

    单次引用字数最多的是《如花年华》，字数2071。

    作为评传，通过引用相关资料来佐证作者观点是非常正常的，然而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引用吗？难道刘国重作为作者，就不具备整理资料的能力了吗？事实是，因为引用太多，太“滥”，作者在不经意间“推导”出了很多“奇葩言论”。

        金庸深切感受到，世间的“不平事”，太多了。“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的事，太多了。

        所以，他写武侠小说。（第58页）

    金庸自己这么说，还可以理解为“自吹自擂”。可是刘国重居然也这么认为，就显得很不“专业”了。如果金庸真的是因为看到不平了要写武侠小说，那他为什么40年代不写，到了香港也不写，非要等到1955年梁羽生来不及写了，罗孚来找他帮忙，才欣然提笔呢？总不能说，在他写武侠小说之前的那些年月，他根本没看到“不平事”，或者看过即忘吧？

        孙先生是金庸读联合中学时的图画老师。金庸被学校开除后，转学衢州中学。衢中同学程正迦记得当时的金庸“个子不高”，另一位衢中同学叶珉更记得金庸“当时总是坐在教室的前排”。金庸在联合中学，不太可能“坐在后排”，如是，也可能“找个什么借口走到前排去，好仔细的多瞧她几眼”。（第286页）

    既然已经用材料证明了金庸坐在前排，何必非要来个“可能”呢？这种推测毫无意义，除了说明刘国重心思太“重”，什么也证明不了。

    像这样的“乐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引用资料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不规范。这种不规范在引用文献的标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在《金庸评传》第85页、第826页、第1011页，刘国重三次引用了署名“杜南发”的文章。然而有趣的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先是《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然后是《长风万里撼江湖》；最后又回到《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笔者没时间一一校对，相信这应该是同一篇文章。但是同一篇文章何以会有不同的标题？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国重是在不同的时间写作的，他并没有在最后成书时进行统一处理。

    若果然如此，则刘国重的写作态度恐怕很成问题，就这么“迫不及待”急着出版吗？

三

    对于其他人的资料，刘国重处理得不恰当，那对于传主金庸的作品资料又处理得如何呢？

        1956年，金庸在《新晚报》发表过一篇《〈无比敌〉有什么好处？》，谈起《无比敌》（《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一生很是不幸……他的大儿子在十八岁那年用手枪自杀”。世事无常，人间多故。此文发表之后二十年，金庸十九岁的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是老先生一生中绝大的痛心事。“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老先生于此，当有更深的体会。（第525页）

    笔者第一时间就感觉不对劲，查阅了相关资料，果然，刘国重这里犯错了。《〈无比敌〉有什么好处？》并不是发表在《新晚报》上的，而是大公报《三剑楼随笔》专栏中的一篇，发表时间为1956年12月5日。

    刘国重为什么会犯错呢？一则他没有去翻阅香港《大公报》（其实现在香港《大公报》的电子版已经可以随便在网上翻阅了）；二来他没有看列为参考文献的《三剑楼随笔》（104页）。他的引用来源大概率是《金庸散文集》（168页），由于该书并没有给出文章来源，所以刘国重就“想当然”了。

    这么看来，刘国重的“含金量”似乎有点不足。不过，下面这个错误犯得“错”更大。

        余鱼同……把第三卷打开，吃了一惊……画的是八位得道高僧出家的经过，题词中说，有一位高僧是因在酒楼上听到一句曲词而大彻大悟的。余鱼同不即看下去，掩卷一想，那是一句什么曲词，能有这样大的力量，他再展卷一看，只见题词中写着七个字：“你既无心我便休”，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耳中嗡嗡作响，不觉登时呆住了。

        他反来覆去的念着“你既无心我便休”这七个字，一时忽然悟了，一时又神智迷糊起来。当日不饮不食，如癫如狂……二十三年来往事，一幕一幕的涌上心头……那知在太湖总舵中有一日斗然遇见了这个前生冤孽，从此丢不开，放不下，苦恼万分。自己一生愁苦，几时有过一刻欢愉，回想骆冰对待自己，又何曾有过一丝一毫情意？你既无心，我应便休，然而真能“便休”，真能如此割舍，那已是有无上智慧定力之人了。他心绪烦躁，坐起来点亮了灯，忽见桌上有一部经书……他随手一翻，翻到了经中“树下一宿”的故事，天神献了一个美丽异常的玉女给佛，佛说：“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余鱼同看到这里，耳中只觉“嗡”的一声，一时神智不觉，过了良久，才醒了过来，心想：“佛见玉女，说那不过是一个皮囊中包了一堆污血污骨，我何以又如此沉迷执着。”（1955年至1956年《新晚报》连载版）（第426页）

    笔者同样是第一时间就觉得引用文字最后的来源有点“碍眼”，因为连载是每天一期，除非凑巧正好是岁末年初，否则不可能是“1955年至1956年”的。

    笔者查了下，果然，刘国重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原始文字是香港《新晚报》1956年1月17、18日的内容。

    刘国重的引文不是连载版，那出处又是哪里呢？为此，笔者特意向对金庸连载版很有研究，并曾经到香港图书馆整理资料的浙江张九平（网名心海泛舟/清风阁主）请教。据他考证，引文来源是三育版，并非连载版。笔者又问，刘国重是否曾向他购买过相关的自制资料。回答是没有。

    这就很“搞笑”了。合着刘国重手头根本没有连载版资源，拿着三育版的文本来糊弄读者。这真是“错把冯京当马凉”了。按说，金庸连载版的电子资源不难搞到，连笔者这样对金庸研究“一无所知”的“门外汉”都能轻松搞到，何以刘国重这样的专门研究的“专家”却没有呢？这些年，这位“专家”到底研究了些啥？

四

    没有金庸作品的第一手资料也就算了，在《金庸评传》中，笔者还看到了另外一段很“搞笑”的言论：

        《书剑恩仇录》与《雪山飞狐》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同一个时代，但金庸写《雪山飞狐》，心中应无《书剑恩仇录》人物存在。《雪山飞狐》写出的，是与《书剑恩仇录》完全不搭界的另一个“独立”的江湖世界。《飞狐外传》将两部小说的人物“捏合”到一起，也不是不可以，只可惜，苗人凤在《雪山飞狐》中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名号就尴尬了。

        苗人凤武功与胡斐差不多，胡斐武功与无尘道长差不多，但在《书剑恩仇录》中有不止一人武功高于无尘，也就高于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人凤。

        袁士霄、阿凡提的武功一直都高于无尘，陈家洛学会了“庖丁解牛”之后武功也比无尘要高，这位陈总舵主进了莆田少林寺，面对少林众高僧，武功就显得太低微了。

        《书剑恩仇录》人物，武功高于苗人凤的，十几位总有了。如将《书剑恩仇录》与《雪山飞狐》两部小说放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下，苗人凤“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自诩，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第485页）

    真的是苗人凤“不知天高地厚”吗？其实原作中说得很清楚，苗人凤是刻意为之的。

        “金面佛道：‘岂敢，有一事须得跟你明言。’胡一刀道：‘说吧。’金面佛道：‘我早知你武功卓绝，苗人风未必是你对手。可是我在江湖上到处宣扬“打遍天下无敌手”七字，非是苗人风不知天高地厚，狂妄无耻……’胡一刀左手一摆，拦住了他的话头，说道：‘我早知你的真意。你想找我动手，可是无法找到，于是宣扬这七字外号，好激我进关。’他苦笑了一下，道：‘现在我进关了。你若是打败了我，这七字外号名副其实，尽可用得。进招吧!’”

        众人听到这里，才知苗人凤这七字外号的真意。（三联版《雪山飞狐》第89页）

    也就是说，刘国重并没有真正读懂读通原文。

    这就不好评价了。一位研究金庸的“专家”，手上没有“过硬”的资料，对金庸作品的理解也不“到位”，居然还洋洋洒洒写几十万字，这真是够“荒唐”的。

    不过，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刘国重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还在关于传主金庸的有关记述上。这个问题，笔者下篇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