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xzhaofeng 于 2024-12-22 08:47 编辑
精挑细选的“笑话”
在上一篇,笔者讨论了有关金庸北上求职的话题,可以看出,刘国重在写《金庸评传》时是颇费思量的。可是有时候,精心选择的材料也未必是对的,甚至越是“精挑细选”,“笑话”就越大。
一 《金庸评传》453页,引用了黄永玉的话。
黄永玉八十岁时对记者说,金庸写武侠小说是浪费才华,又说:“梁羽生更不能写小说了,他是吹弹得破,又瘦又小,深度近视的一个人。那时《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他就到街上买一些小说看,准备写武侠小说,还没写人家就开始笑他了。”(《黄永玉八十》第179页)
查《黄永玉年谱》,黄永玉是1951年“经严庆树、罗承勋先生介绍,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黄永玉年谱》49页),1953年“2月,回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同前,51页)。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是1954年1月20日刊登在《新晚报》的。同年黄永玉并没有回香港,只是“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身份,赴大兴安岭林区、内蒙古牧区写生、采风,所撰相关报道发表于《人民日报》”(同前,57页)。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远离香港,并非《新晚报》正式职员的人,是怎么知道“那时《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且梁羽生“到街上买一些小说看,准备写武侠小说,还没写人家就开始笑他了”?总不能说黄永玉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神通或者在《新晚报》有“线人”联系吧?显然,这只不过是黄永玉的道听途说。 实际上,即使不查《黄永玉年谱》,随便在网上一搜,也能找到黄永玉的生平介绍,知道他1953年回北京了。甚至不上网搜,单纯看这段文字,也是有明显的问题的。 问题在于:写作和身材并无直接关系。无论身材高矮胖瘦,都不能代表他的写作能力以及所写的小说是否畅销。不能说,“吹弹得破”“又瘦又小”“深度近视”就不能写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更不能说,写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的都是“五大三粗”“又肥又大”“视力绝佳”。金庸自己就完全对不上号。 另外,梁羽生并不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就即便《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和梁羽生有什么关系?他需要为此负责吗?《新晚报》的销量并不是梁羽生写武侠小说的前提条件。 关于新派武侠小说的缘起,刘国重不可能不知道;对于上述文字的问题,对于动辄引用他人文字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刘国重同样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知道有问题,却偏偏还要选择这段文字,岂不是个“笑话”? “笑话”之处还不仅仅在此,《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是被列为《金庸评传》的“主要参考文献”的(《金庸评传》1018页)。在此书的118页,顶头就明晃晃地写着“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 所以,所谓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刘国重根本没看,列出来显摆的吗?又或者,刘国重虽然看到了,但是硬是视而不见,非要执意选择错误的文字。难道,梁羽生和刘国重“有仇”? 如果是前者,还只是“笑话”;如果是后者,呵呵,笔者只能说“今天天气不错”了。 也许有人以为“笑话”就到这,不,这个“笑话”还没结束,还有一个“漂亮”的“后续”。 这本《黄永玉八十》同样被列为《金庸评传》的“主要参考文献”。然而笔者查阅发现,在“主要参考文献”(《金庸评传》1018页)中,是这样记述的:“黄永玉.黄永玉八十[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笑点在哪?《黄永玉八十》并不是黄永玉自己写的,是别人编的。贴一下这书的版权页吧: 所以,刘国重到底有没有真的看过这书?还是说,《金庸评传》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临时工”代为输入的? 故意选择错误的文字已经够可以的,结果还有这么一个“尾巴”,这“笑话”确实够“笑一年的”了。
二 《金庸评传》的“笑话”不止这一个,还有一个堪称“精挑细选”甚至是“七拼八凑”的“笑话”。 《金庸评传》910页,引易中天的文字。
金庸小说中唯一有点意思的是《鹿鼎记》。但意思也有限,丑陋却昭然。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阿Q,甚至说他是“中国人的镜子”,意思说《鹿鼎记》和《阿Q正传》一样或差不多深刻,一样或差不多有文学价值,可惜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差不多,而是差得远。阿Q最后是被杀了头的,韦小宝呢?享尽了荣华富贵……这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金庸在骨子里是不会有什么现代意识的。(易中天《你好,伟哥——当代社会生活与当代中国文学》)
上述文字是刘国重精心“挑选”的结果。 下面贴对应原文(原书256页)。为便于比较,在《金庸评传》中写错的文字用红色标出,删减的文字用蓝色标出。
“好玩”吧,“好笑”吧。刘国重为什么要删减文字呢,无非是易中天这段话中认为古龙比金庸“高明”,他不乐意;批评金庸,他又反驳不了。只好刻意做“技术处理”。 既然对易中天的文字这么不满意,何必非要选择呢?说实话,如果不是看了《金庸评传》,笔者是真不知道易中天早年还写过这样一本书。光是“精挑细选”也就算了,最“好玩”的是连这本书的书名也搞错了,易中天这本书并没有“当代社会生活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副标题,甚至这本书也不在《金庸评传》的“主要参考文献”中。 笔者特意查了《金庸评传》的“主要参考文献”,其中不乏有专门评论甚至批评金庸小说的,比如《文坛三户》《金庸评说五十年》《金庸小说论争集》等。如果刘国重需要评论或反驳那些不看好金庸小说的观点,大可以直接找这些,何必非要留下这么大的“笑话”?真是得不偿失。
三 由上述两个“笑话”,还引起了笔者新的疑问:为什么同时被正文选用的书籍,一本是“主要参考文献”,一本又不是。刘国重将材料列入“主要参考文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关于这,笔者准备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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