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运动——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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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运动

（一）

    像一道闪电划分了整个天空，五四运动，使中国近百年来的民主革命转换了新的方向。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在历史的过程中，起了若干进步的作用，但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已证明了此路不通，于是，以五四运动作为起点，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一日千里，波澜壮阔的姿态，淹没了“古老的中国”，震惊了“落后的亚洲”。
    必须先批评两个错误的观点，对五四的认识才不致模糊，一种是眩晕于西洋文化的大量输入，而以为五四运动只是“外铄”的结果；一种是看到中国广大人民的自觉，而以为五四运动只是国内特殊历史条件所造就，与世界的革命运动无关。
    远在一九一三年（五四运动前六年），“革命的山鹰”列宁就指出了一个“含有苦味的真理”——
    “落后的欧洲，前进的亚洲！”
    为什么呢？因为——
    “亚洲各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增长，扩大，巩固起来。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块反对反动势力。数万万人觉醒起来，趋向于光明和自由。这个世界运动该使所有一切知道民主制度是达到集体制度所必经之路的觉悟工人多么欢喜呵。一切忠诚的民主主义者是对年轻的亚洲多么表示同情呵！”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
    这一个“含有苦味的真理”，到五四运动的前夕，是更显而易见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厮杀的时候，“中国国民经济呈现了一时的昭苏”（平心语）,自由资产阶级是比较壮大起来，更图打破生产关系的桎梏，与封建残余冲突，与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抗争。（但基本上是动摇妥协，希望革命是照“自己的意愿”而行进的）；小资产阶级憧憬于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要求“独立发展”“个性解放”，追求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以爱国运动的形式表现）的实现，以热情急进的姿态作为五四运动的一支主力军。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是开始茁壮起来，显示了日益上升的气概，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主动的参加到革命的阵营，如当时上海工人和沪宁铁路工人的大罢工，都说明了无产阶级的直接投入战斗，这股力量，在初时或不免微薄，而却逐渐的成为革命的领导成份了。
    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茁壮，造成了五四运动的物质基础，说明了五四运动并不只是由于“外铄”所产生。
    而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的浪涛正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旧俄罗斯的沙皇帝国崩溃了,站起来的是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给帝国主义国家带来了无边的震抖，接着是德国革命、奥地利革命、芬兰劳工革命，匈牙利苏维埃革命，以及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等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与民族运动，这些虽然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但已像飓风在摇动旧世界的根基，“这种空前伟大的历史蜕变，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为帝国主义争夺最烈的中国，使中国在新的历史规模上和新的历史关系中成长其自觉运动与革命斗争”。（平心语）尤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自动的取消了以前沙皇时代和中国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援助中国民族自主运动，更给予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主席的正确结论指出了五四运动与当时世界新人群的革命是不可分离，一脉相通的。

（二）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五四运动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正如茅盾所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运动，也是群众运动，当然又是政治运动。”这些综合成为崭新的民族自觉运动，在各方面向着旧社会的堡垒进军！
    五四运动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在本质上就有了截然的不同。
    “在五四以前，尽管每一次的群众革命都是在客观上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意义，那是因为群众在实际上感受到这两方面的压迫，因而从不同的角度发动了斗争；但是明确地、全面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是在‘五四’群众运动中，并由中国共产党给以系统的说明，于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由此才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蒲勒:“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以思想革命为其主要内容，自下而上的展开了新民主的启蒙运动，“在思想上与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
    五四的启蒙运动在思想领域上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新民主主义论）而在社会科学方面，由于马列主义的输入，这种新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历史观便逐渐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理论。
    当然，马列主义在思想领域的胜利，是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的，由于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有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队伍，因而在新文化思想上也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内容，“除马列主义外，在当时输入的西欧新文化思潮中，还有如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和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沈志远：五四与马列主义的胜利）总结来说，一方面是马列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革命理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所谓“物质科学与自由思想”（发展下去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三）

    在五四运动中，包含着两条阵线的战斗。参加五四运动的各阶级，都有他们的代言人，从五四运动的两个基本口号——科学与民主两派不同的观念中，可以显示出斗争的激烈。
    从科学思想上说，是辩证法唯物论对各式唯心论的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曾经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末流的哲学流派，和胡适搬运帝国资产阶级御用哲学的所谓‘实验主义’，以及张君励或其他人们所介绍的所谓‘柏格森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马赫主义’等等。这些反动的神秘主义的唯心论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曾经利用中国的文化落后，胡混过一些日子，以对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陈伯达：五四运动 与知识份子的道路）
    从张（君励）丁（文江）对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辩中，可以看出这班唯心论学者的反动脸谱。
    张君励之流挥着柏格森等的西洋玄学作宝贝，又留恋着宋明理学的骸骨,竟主张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而丁文江等虽打着科学的旗帜，但对玄学不彻底排除，仍为存疑论所惑（以为有些现象科学不能解释，只好存疑）。而胡适后来评论这场论争时，竟拿出了“秃头的历史观”，把经济、政治、思想、道德……等都等量齐观，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其后更妄谈什么中国之所以衰弱，是由于贫穷、疾病、愚昧等五鬼作怪，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等却不在内，把这两者都不算作革命对象，胡适于是彻底变成反革命的辩护人。
    与各式唯心论相对抗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新青年杂志和其他报刊如晨报、新中国杂志等，都曾刊登过介绍和宣扬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论文。而李大钊先生所写的《青春》和《今》两篇文章，更成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纪念碑。《青春》一文指出了宇宙是无始无终，在最复杂的矛盾变化中发展；《今》一文则指出了历史是互相递禅，由昨日到今日，又由今日到明日，而现在则是我们的出发点。“今”对于“昨”和“明”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发展的观点来歌颂中国新生，写下了战斗的人生观和革命的哲学。
    从民主思想上说：是资产阶级英美式的“民治主义”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范畴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
    陈独秀在当时以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姿态出现，首先喊出了“拥护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的口号，要求英美式的代议制度与民主宪政（见《独秀文存》卷一，三七五——六页），鄙薄“工会”与“全国工人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无怪其后叛变了革命，对资产阶级投降。
    胡适则是当时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而反对一切“笼统的改革”（见胡适文存《新思潮的意义》。）提出“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在政治上则提倡“好人政府”，公然拥护当时的“联省自治”，希望用各省会议来代替大革命，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很快的就转变为反革命者，终于变成了“过河卒子”，为蒋匪效忠。
    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代表——李大钊等则高举着马列主义的大纛,发出了《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胜利》（两文均刊于当时新青年杂志）的呼声，抨击着胡适的贤人政治（见新青年第四卷《新的旧的》一文），早在那时，李大钊就指出了工人阶级和马列主义的必然胜利。而另一位“文化新军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毛主席语）鲁迅先生也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以匕首式的杂文，向“封建堡垒掷出了投枪”，号召“世界上如果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应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咒诅的地方击退这可咒诅的时代。”（见《华盖集》）
    两条阵线的斗争是艰苦的，三十年来，这条道路是迂回曲折，然而却是步步向前，今天科学方面的马列主义思想，民主方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

（四）

    今天，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卅一个周年,在这卅一年中，从新文化运动后，经历了欧洲近代文化发展史的五百年道路，从思想上说,对民主认识愈加清楚，从而引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急剧展开，终于在今天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
    五四运动当时虽有工人阶级的参加，但还没有起主要的领导作用；而五四运动更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农民。但自二七运动起，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作用日益显著，今天已成为新中国四个阶级中的第一颗星，而农民大众也广泛的参加了革命的行列。土改也将逐渐完成了。
    今天，已经比五四时代大大的跨进一步。
    然而这还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需要的是更大的努力，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国家。
    五四时代的两个基本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在今天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科学和民主是互相依赖的，科学的目标在寻求真理，民主的真义在服务人民。唯有热烈怀着追求真理的心，才能够真正为争取民主而努力，也唯有坚决地站在民主运动当中，才能够明白科学研究的意义，使科学配合时代，真正的服务人民。
    在纪念五四运动卅一周年的当中，面对着新中国的成立，面对着人民的胜利，我们应毫不犹疑的跟随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创造更美丽的明天。

——五四前夕于香港

大公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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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50年5月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梁羽生关于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章。
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说法可能已经“过时”，但青年的壮志豪情，仍然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