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羽安 于 2024-3-24 19:47 编辑
适逢梁羽生先生百年诞辰，本想写一篇《<广陵剑>书评》作为纪念，但想了一下，或许还是这篇价值更高。 1966年，罗孚办《海光文艺》邀请金庸、梁羽生写评论文章，金庸婉拒（写了篇短文自称讲故事的人），但罗孚对梁羽生有知遇之恩，所以爽快答应，于是以“佟硕之”为名，写下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感谢 @Loquat-Honey 提供的原文完整版（约1.9万字）。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金庸梁羽生合论》都是删节版，大概只剩下1万字左右。 本文网络上的讨论也不算少，譬如提供本文完整版的Loquat-Honey就认为： 里面很多梁羽生陈腐的思想观点，就是这些思想观点拉低了他的小说成就。就是能做到但自己给毁掉的。但是里面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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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非常能锻炼读者鉴别能力。因为里面很坏的观点价值观和不错有价值的成分并存。注意鉴别筛选剔除吸收。 所以，我来完整辨析一些老梁的这篇文章。 本文将会放梁老原文，放一段评一段，引用部分即为原文，非引用部分是我的评述。
正文： 金庸梁羽生合论（1966）
作者：佟硕之（梁羽生）
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而金、梁二人，直到现在为止，盛名未衰，是公众所熟悉、所承认的“新派武侠两大名家”。金庸曾在报纸撰文，认为“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似不愿以“新派作家”自居，这或许是他的自谦，他这论点我也大致同意。论到“艺术水平”，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得过唐人的武侠传奇，甚至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不过他们的小说既然确是有与前人不同的“新”处，而又为公众所接受、所承认，则“新派武侠名家”这顶帽子，也就不是我给他们硬加上去的了。 第一段干货不多，都是客气话，没啥好说。 不过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争议倒确实有的一说。 按我当前的观念来看，尽管自梁羽生起的新派武侠小说相较于民国旧派，有了明显的西化色彩，但其实民国旧派里的王度庐、朱贞木也是有直接或间接的文艺或西化写法的。 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武侠小说新派与旧派在很大程度是为了给1949年前后的武侠小说提供一个区分，本身纠结这个的意义不大，真正的新派祖师应当是古龙。 而探讨古龙新派与古龙之前的旧派武侠小说，就会是一个比本文还复杂的内容了，不再赘述。 “艺术水平”是一回事，能否普遍适合读者又是一回事。不论任何立场的文学评论都有一句常用的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港台等地新派武侠小说之流行，自是与当地社会风气、读者心理（喜欢刺激）、接受水平等等有关，原因复杂，且是题外之话，这里不论。唐宋传奇，今日读者怕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白羽、还珠二三十年前红极一时，但时至今日，对海外读者而言，也未必能与金、梁争胜。据朋友见告，前几年香港某些与大陆有关系的报纸，曾刊载过白羽、还珠的武侠小说，结果大大不如金、梁小说之受欢迎，可为例证。也可见得金、梁的武侠小说，确是“合乎时世”的“新派”小说了。 这段看似还在引入正文，但前几句话价值都不低。 “艺术水平”是一回事，能否普遍适合读者又是一回事。不论任何立场的文学评论都有一句常用的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 小说的艺术水平与是否受读者喜爱，确实是两个概念的维度，很多读者们追捧的小说，其艺术水平未必很高，而很多艺术水平高的小说，是很不受读者们喜欢的。 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通俗文学，相较于民国北派五大家等前辈而论，金庸、梁羽生创作的作品，确实更适合50-70年代的读者。 其次要略为解释一下“排名”问题，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决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
套一句武侠小说的辙儿，“闲话表过，言归正传”。金梁都是各自有其本身风格的作家，不妨逐点论列。
先说他们所接受的影响，他们两人的小说我都全部读过，我有个感觉，也是朋友们所同意的，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虽然二人都是“兼通中外”（当然通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七剑下天山》之模拟《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之作），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等，但大体说来，“洋味”是远远不及金庸之浓的。
梁羽生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处处都可以看出他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如用字句对仗的回目，每部小说开头例有题诗题词，内容大都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历史背景亦甚为重视等等。写作手法也比较平淡朴实，大体上是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写法，一个故事告一个段落再接另一故事，虽有伏笔，论到变化的曲折离奇，则是显然较弱了。因此梁羽生的创新，是在“旧传统”上的创新，不脱其“泥土气息”。这种写法，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一般读者，若是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读金庸的小说，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
因此同属“新派作家”，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举一些例子来说，《雪山飞狐》的手法显然是受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罗生门》里，一个大盗杀死一个女子的丈夫，大盗、女子、丈夫的鬼魂，三个人的说法各各不同。《雪山飞狐》里苗人凤和胡斐的父亲，以及与此案有关诸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同说法，迷雾重重，引人入胜。又如《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现的镜头（交战双方兵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慑，几乎连要打仗也忘记了），也使人联想起荷马史诗中艳后海伦在城头出现的镜头。 这一部分的头两段意义不大，之后则重点在讲中西之别。 金庸和梁羽生都学通中西，但比起接受了完整旧学的梁羽生来说，金庸显然在旧学方面是差了很多的。 本文写于1966年，彼时梁羽生正在写《狂侠天骄魔女》，金庸则在写《天龙八部》，按金庸《书剑恩仇录》三联版后续，他是在70年代才用王力的书学习了平仄，这之前的旧学水平应该是真不怎么样的。 除了小学时写过描红格子之外，我从来没练过字，封面上所写的书名和签名，不值书法家一哂。对诗词也是一窍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拟乾隆的诗也就罢了，拟陈家洛与余鱼同的诗就幼稚得很。
《书剑恩仇录》三联版后续 金庸（1975年5月） 金庸与梁羽生都是1924年生人，而且出身也都不算差，他们正常来说都应该是接受新学教育的，梁羽生能够接受完整旧学教育，是因为抗战时，简又文、饶宗颐等数名旧学大师避难广西蒙山，梁羽生因而拜他们为师，金庸则无此奇遇了。 而西学方面，梁羽生的数部小说也都有很浓厚的西方文学影响，此外《还剑奇情录》学习《雷雨》，中国现代文学也算受西方或日本现代文学影响，故而《还剑》也可算西方文学间接影响。 但相比较之下，肯定还是金庸的作品里西学影响更浓，尤其是大仲马对其创作的影响，可谓一举奠定了金庸在通俗文学领域的地位。 这也导致了梁羽生的小说如他自己所言，“写作手法也比较平淡朴实，大体上是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写法”。 所以“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一般读者，若是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读金庸的小说，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 换言之，梁羽生认为，金庸的小说更能讨得大众读者喜爱，而梁羽生的小说格调更高，艺术水平更高。 考虑到本文诞生时，金庸还未写出《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天龙八部》也未写完，所以截止到1966年，我认为梁羽生的这个判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里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如《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要扼杀郭靖之时，笔锋一转，而写梅超风对桃花岛旧事的回忆，但却并非平铺直叙，而是运用电影倒叙手法，复现当年的特写镜头，然后再接入现场之景；《碧血剑》中从袁承志之斗温家五老，重现他们当年暗算金蛇郎君的镜头，也是同样手法，近乎银幕上“谈人”、“淡出”的运用。在小说上运用电影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
金庸的另一个特点为他人不及的，是他的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妙。例如在《倚天屠龙记》中，最初几集，读者们一直以为张翠山、殷素素是男女主角的，到武当山之会（各派群豪给张三丰祝寿），突然这两人都先后自杀，然后引出张翠山的儿子张无忌来，这才是书中的主角。又如《神雕侠侣》中郭芙把主角杨过斩断一臂等等，这些奇峰突起的情节，读者们事先恐怕都是料想不到的。
不过金庸这个优点有时也成为他的缺点，为了刻意求其离奇，往往情理难通，前后不照应，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节，反而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举些例子来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之被一个道士强X，这情节大大出乎读者意外，但读毕全书，这情节实在毫无必要，因为既不是写成悲剧收场，也没有因此而产生新事件（如小龙女产下私生子之类）或新变化，最多在她与杨过之间添一些小波澜而已（杨过始终未知），则何必添此情节，反而破坏了读者对小龙女的美感。读起来也令人极不舒服。小龙女脱衣练功等等，也非必要，删去了会干净一些，可能为更多读者接受。西方电影中某些新颖的手法当然可以吸收，但黄色镜头实不足取。
与小龙女之被强X相类似，还有他的近作《天龙八部》中段誉兄妹之恋，木婉清（段之异母妹）苦恋哥哥，几乎乱伦。虽说是受妖人暗算，但根源还是由于兄妹彼此都有相思，这相思而且是掺有情欲的。这种写法，恐怕也不易为有传统伦理观念的读者所接受。这与曹禹之写《雷雨》不同，周冲、四凤事先并不知道是兄妹，而段誉、木婉清之几乎乱伦，则是在已知道彼此的身份之后，木婉清明知他是哥哥，仍对他苦苦相思的。而且这部小说接着发展下去，木婉清被抛过一边，而引起段誉刻骨相思的又是另一个美貌女子王语嫣了。这部小说如今还在连载中，但最少到现在为止，兄妹相恋这段情节对整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并无关联，加进这段，反有画蛇添足之嫌，对段誉性格的描写也是有损无益。
前后不照应的情节，如《倚天屠龙记》中关于张无忌性格的描写，父母双亡之时，他心中充满对仇人的怨恨，随后作者也一步步发展他性格中邪恶阴狠的一面，但到了后半部，他忽又变成宽厚仁慈的大侠了。性格是可以转化的，但最少在这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写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变化。另一个更显著的前后脱节的例子是《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从两部小说叙述的时间来看，《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但《飞狐外传》中与胡斐有过恋人关系的袁紫衣、程灵素等人，在《雪山飞狐》中已只字不提。苗人凤在《飞狐外传》中是与胡斐见过面的，到了《雪山飞狐》中，又变成了素不相识、初次会面的仇人了。
看来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上面所述，还是小焉者也。由于不合理的情节导致对内容的损害，问题就更大了。这个留待谈及他们二人小说内容之时，再加评论。 这一段重点是梁羽生在讨论金庸作品的剧情特色。 梁羽生在这一段欲抑先扬，先称赞金庸当过编剧，所以经常运用电影手法，而且“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妙”，只是，这反而也一个缺点，容易导致“为了刻意求其离奇，往往情理难通，前后不照应，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节，反而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简单点说，就是金庸作品中存在核心弊病，“为情节而情节”，并因此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这段显然是极其扼要的，金庸为了情节而崩人物可以说是习惯性行为了，在如今互联网上饱受争议的令狐冲、岳不群等角色，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现在或许还可以再加上一个郭靖。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仅存于《金梁合论》的完整版，目前互联网上流传的删节版都是没有的。 比较起来，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外，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中。尤其是他初期的小说，情节更不注重，很多是模仿前人的。如《龙虎斗京华》丁剑鸣之被劫缥，娄无畏、左含英之争恋师妹等等情节，均脱于白羽之《十二金钱镖》（我怀疑他取名“羽生”就是因为佩服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虽也加以变化，但蛛丝马迹，究竟处处可寻。
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谈及他的《七剑下天山》是有意写成中国的《牛虻》，谈及他的小说是怎样在模拟前人之中，摸索出路。一个作家从幼稚到成熟，原也免不了模仿的过程，但若非摆脱前人影响，独树风格，决不能成为一派宗师。
梁羽生是有他独特风格的，不过，他的风格的形成经过与金庸又不相同。金庸的第一部小说是《书剑恩仇录》，一出现即有了他自己的相当“定型”的全新风格，而梁羽生最初那两三部小说，虽然也有他的特点，也有推陈出新的创造，但严格来说，风格还未形成。依我看来，要直到他写《白发魔女传》之时，他才摆脱前人影响，树立了他自己独创一家的风格。他的小说，也才由幼稚而趋于成熟。至此，他的小说作风已与白羽完全两样，白羽可称为写实派，而梁羽生在写《白发魔女传》之后，走的则是浪漫派的路子了。 本段依然不见于网络通行版《金梁合论》。 梁羽生在本段吐槽他的情节一般，还自爆了他《龙虎斗京华》里的剧情借鉴了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事实上，1957年吴达谋所著的《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就实锤了《江湖三女侠》里有一段武技描写照抄了《十二金钱镖》，本文后续也有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梁羽生在这段半开玩笑的说“我怀疑他取名‘羽生’就是因为佩服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 但2005年梁羽生演讲时，首度公开解释了笔名由来，指由于南北朝分“梁”先于“陈”，也是文人辈出时代，故取姓“梁”，结合台湾友人赠句“羽客传奇，万纸入胜；生公说法，千石通灵”成名。 再细致的解释一下就是： “无边落木萧萧下”，萧家即南北朝时梁朝的国姓，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在南朝中，“陈朝”在“梁朝”之后，而梁朝是文学名家辈出的年代，梁羽生本人最喜爱魏晋时代，故以“梁”为姓。 “羽客”是古时道士的一种自谦的说法，而“生公”是指南北朝时期梁朝的一位高僧，所以二者合为“羽生”。 “梁羽生”三个字再连起来，就是梁朝的佛道修行者。 那么，“梁羽生”这个笔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他1954年起这个笔名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喜欢宫白羽吧。 后边一段是说向前辈学习，梁老这里重点点出了《牛虻》和《七剑下天山》，倒也正常，《七剑》确乎是梁羽生由“会写到不会写”过程中具有里程碑价值的一本书。 但下一段我就不完全赞同了，我认为金庸的风格基本确立，在《射雕英雄传》，而非《书剑恩仇录》。而梁羽生个人风格的确立，倒确实是《白发魔女传》，这点不假。 只不过梁羽生真正的巅峰期，是《萍踪侠影录》开始，因而他最好的作品，是不可能诞生于1959年创作《萍踪侠影录》之前的。 尽管如此，梁羽生初期小说的价值也还是不可一笔抹煞的，对新派武侠小说，他确是具有开山辟石之功。即以他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而论，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例如关于人物描写，前辈武侠作家也有重视性格刻划的（如白羽），但梁羽生则更进一步，写到人物的内心思想，写到这些人物感受的时代苦闷，这么一来，他小说中的人物，就具有时空观念（这是我杜撰的名词，即人物与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并不脱节），令读者更感到真实，感到亲切。举例来说，白羽《十二金钱镖》中的飞豹子，性格是写得非常生动了，但放在清朝可以，放在明朝可以，放在宋朝也未尝不可，而梁羽生《龙虎斗京华》中的娄无畏，则非放在义和团的时代不可。对于性格的刻画，总的来说，梁羽生不及白羽，但就人物与时代的配合而言，则他是超过白羽，而也为同代其他人所不及的。 本段依然不见于《金梁合论》通行本。 对于新旧派武侠小说的探讨，上文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梁羽生初期的小说也确实对于武侠小说史而言有文学史价值。 这一部分虽然只是对比《龙虎斗京华》与《十二金钱镖》，但却点出了梁羽生比之宫白羽等民国武侠作家更强的一点，即在人物描写的方面更进一步。 梁羽生认为他更进一步的点，是“写到人物的内心思想，写到这些人物感受的时代苦闷”，所以人物就“具有时空观念，令读者更感到真实，感到亲切”。 这点怎么说呢，梁老表达的比较奇怪，首先结论没问题，梁羽生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水准，我认为是武侠小说里第三人的有力候选者，在他前面的，不过古龙、温瑞安两人而已。 但是，一个成功的角色，用“真实和亲切”去形容还是有些奇怪了，更准确的词应该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至于什么表现为写到内心思想和时代苦闷....比较通俗移动一点的说，其实是写出了人性的挣扎，展现出了人格的魅力，梁羽生笔下最成功的角色，金世遗、张丹枫、厉胜男、孟神通、云舞阳等等，皆是如此。 如果想看这一段的正确说法是什么，对比着看古龙的话就行了： 所以情节的诡奇变化，已不能再算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吸引力。
但人性中的冲突却是永远有吸引力的。
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惑情。
写《包法利夫人》的大文豪福楼拜尔曾经夸下句海口，他说：“十九世纪后将再无小说。”
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故事情节，所有的情感变化，都已被十九世纪的那些伟大的作家写尽了。
可是他错了。
他忽略了一点！
纵然是同样的故事情节，你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写出来的小说就是完全不同的。
人类的观念和看法，本就在永不停地改变！随着时代改变！
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新的观念。
因为小说本就是虚构的！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传记。写小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读者，感动读者。
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
《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古龙 1974 接着进下一段，下段仍然不见于通行版《金梁合论》。 另一个特点，是他的武侠小说兼有历史小说之长，尽管他对历史的解释，未必人人同意，如对义和团的评价，对李自成的称颂，就很可能有好些人不能接受了，但这总是他开辟的一条路。就兼有历史小说之长这点而论，梁羽生写得最好的一部是《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的如何精忠报国，抵抗外族侵略，而以忠臣受害的悲剧收场。相当符合历史真实而有感人的气氛。 这段很有意思，我先给梁羽生挑刺。 《萍踪侠影录》结尾根本不是悲剧，而是喜剧，忠臣于谦受害是在《散花女侠》开头。《萍踪》的结尾是张丹枫失魂落魄的回到了江南，和云蕾重逢的大团圆，我甚至多次抨击这一结尾，是《萍踪》一书个最大的蛇足。 张丹枫与云蕾在那里分开，接着做文章，是可以写《萍踪》续书的，但梁羽生却在《萍踪》结尾草率的令二人复合，这既显得过于突兀，又导致了续书里张丹枫因为没什么核心矛盾了，也就无法再担当男主角了。 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萍踪》之后几本书的失败，都和《萍踪》这个结尾有着相当重大的关联。 本段另一个点，是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融合，是梁羽生开辟的一条路。 这点颇有道理，梁羽生确乎在与历史结合方面，做的要早于金庸，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已涉及，而至《萍踪侠影录》则彻底奠定了历史风武侠小说的标准创作范式： 即找一个能够做文章的历史时期，再将主角设定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江湖地位，确保他能够在历史大势中说得上话、起到足够的影响力，但大的方面，却又能不违背历史走向。 除了《萍踪侠影录》，《大唐游侠传》《女帝奇英传》也都是此类风格的巅峰之作。 反观金庸先生，倘若他能够认真研究《萍踪侠影录》，想必他后面好几本长篇大作，都不会为了回归历史而强行削主角，直到最终想到“主角不会武功”的法子才算解决问题，但这种办法也就能用一次，于是他写完《鹿鼎记》就只好封笔了。 但梁羽生这个优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时又会变成他的缺点。因为他的小说，并不是每一部都似《萍踪侠影录》这样成功的，例如接着《萍踪》的一部小说《散花女侠》就是失败之作，不通过人物的具体形象来现历史的真实，而只是通过人物的嘴巴来解释历史，读到这些地方，就不免有使人索然无味之感了。《龙虎斗京华》也有若干地方犯此毛病，因是初期之作，不深论。还有《散花女侠》的另一个失败的地方是结构松散，试拿来与《萍踪侠影录》一比，读者自能感觉到，这里也不拟详谈了。
梁羽生的小说有个奇怪现象，水平参差不齐，《散花》不及《萍踪》是个例子。《冰河洗剑录》大大不及前作《云海玉弓缘》又是一个例子。《云海》中金世遗的性格何等生动，富有吸引人的魁力，到了《冰河》中的江海天就平平庸庸，黯然无光了。不但是这一部与那一部之间水平参差，同一部作品，也往往是金屑与砂砾混杂。大致来说，开头结尾较好，中间较弱，是梁著的毛病。相对而言，金庸的水平比较稳定。这恐怕是因为梁的产量较多之故，一多就难免滥了。 这两段仍然不见于通行本。 梁老第一段在吐槽了《萍踪》的续书《散花女侠》，但他认为《散花》的失败点是与历史结合的不够成功，而且结构松散。 这个观点显然是不对的，《散花女侠》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他找的次要原因结构松散，至于与历史的结合则不算很大的问题，《散花》较为核心的问题是女主于承珠的真官配叶成林塑造平庸，戏份也过少，这就使得于承珠和他的结合不够有说服力，反倒是于承珠与铁镜心的交往部分，显得于承珠这个人比较奇葩。 下一段梁羽生所指的自己小说水平层次不齐，这确实是个事实，他指出的典型是《散花》不及《萍踪》和《冰河》不及《云海》，这两点也不假，同时他还指出自己有些作品头尾不错，中间较弱，这也确实有一些案例。 但下文所说金庸水平比较稳定，是因为产量少，这个就不太靠谱了，金庸水平比较稳定的是六大长篇，剩下的作品里，论下限如《鸳鸯刀》《越女剑》《白马啸西风》之流，和梁羽生的下档作品也就是水平伯仲之间，硬要说就是短点，没《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武林三绝》这种看着恶心人。 最后梁羽生认为，金庸水平比较稳定，是因为产量较少，自己写得多所以容易水平滥。 这或许是梁羽生自1966年以后沉迷大长篇的原因所在，他想通过减少作品数量来提升平均水准，然而显然在长篇领域，梁羽生最擅长的篇幅是40-60w，此外他在中短篇的水平也很强，至少比金庸强的很多。 所以，这里思路上的问题，导致了梁羽生1966年以后的创作普遍陷入为了水篇幅而塞支线，最后把作品搞炸了的情况，能够没有这个问题的长篇，恐怕只有《牧野流星》了。 梁羽生初期不讲究情节，后期是比较注重了。结构最好的一部，我个人认为，倒是他作品中比较不受人注意的一部——《还剑奇情录》。这部小说受曹禹名剧《雷雨》的影响，但增多许多变化，人物当然也是完全武侠化了。其变化离奇之处，实不在金庸的《雪山飞狐》之下（也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以为金庸小说，结构最好的是《雪山飞狐》，最松懈的是《天龙八部》）。依我看来，梁羽生不是没有构思的能力，而是不够用心。归根究底，恐怕还是他写得太多的缘故，精力分散，想出来的情节要分散使用，这就很难部部都是“精心杰作”了。站在读者的立场，我是希望梁羽生求质不求量，少写一些的。 这段仍然不见于通行本《金梁合论》。 这一整段竟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槽点，而且他说的还挺到位的。 《还剑奇情录》确实是梁羽生作品里结构最好的一部，《雪山飞狐》也基本就是金庸作品里结构最好的了，《天龙八部》也的确是金庸作品里结构问题最大的之一，这也是我不认为《天龙八部》是金庸最佳作品的重要原因。 后续梁羽生认为自己“不是没有构思的能力，而是不够用心。归根究底，恐怕还是他写得太多的缘故，精力分散，想出来的情节要分散使用”，进一步证明了我在前文推测他后续押宝大长篇的原因。 只不过，梁羽生自己也没想到，这反而是一条歧途，无论是隔壁古龙还是温瑞安，在进入巅峰期以后，都是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作品长度的。 再谈到文字风格，梁羽生有相当的旧文学造诣，小说中常可读到他如诗似画的优美文字。《还剑奇情录》开头几回，就似抒情的散文诗，近作《风雷震九州》开头一回也很不错。不过可惜的是，也许仍是由于多写的关系，水平亦是参差不齐，有神来之笔，也有砂石杂见之处。
用旧回目的武侠小说作家较少，这是梁羽生的一个特点，报纸上也似乎不只一人谈论过了。但也不是每个回目都很工整，不过他时有佳作，十个回目里面，总有三四个是可堪咀嚼的。他的回目有很浓厚的诗词胎息，即以目前还在报纸上刊载的回目为例，“亦狂亦侠真豪杰，能哭能歌迈俗流”，“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都颇堪吟咏。他回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集句，也以近作为例，如“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就很得人称赏。不过他用旧回目也有个毛病，尤其是刊载在报纸上的，往往数月不换，使读者消失了新鲜感。
梁羽生小说另一个特色是诗词的运用。书中人物，每每出口吟诗，有引用前人的，也有他自作的。有运用的场合不当的（例子以后再举），甚至有时也出现拙劣的歪诗，如有人就指摘过《散花》里铁镜心所吟的两句，什么“英雄血洒胡尘里，国难方深不顾家”之类，的确是令人失笑的“歪诗”。但持平而论，大体说来，还是瑕不掩瑜。他有劣作，也有佳作，他每一部小说，开头结尾，例附诗词一首，尤其以“开篇”的那首词，切合小说命题，就时有佳作。以《白发魔女传》的题词为例，填的是《沁园春》的词牌：“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问明镜非台，菩提非树，镜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且收拾，话英雄儿女，先叙闲情。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负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以词论词，我看也是够水平的。因其他武侠作家中，能够自写诗词的，似乎还不多见。
不过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成他的缺点，就是非必要的场合，他笔下的人物也往往吟诗作对，这就难免令人有酸溜溜之感了。最显著的例子如《冰川天女传》中，唐经天在冰宫中大做其嵌名联，这些联语，公平来说，也还不错，有一二联还颇见才气，但何必到处题联，与书中情节有何关连？若说要表现人物心境，有佳联一副也就够了。写七八联之多，除了使人觉得是梁羽生自炫旧学根底之外，很难作别的解释了。 这段仍然不见于通行版，内容则是夸他自己写诗词的能力高，最后也小小吐槽了两句自己有时候诗词弄的太多。 总体问题不大，没什么好说的。 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而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反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中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二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
樵子唱的三首，一、“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隋树森编的《全元散曲》有收辑，见上卷437——438页。）
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1269年，卒于公元1329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1237年8月18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123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
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见《全元散曲》下卷1300页）。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太平乐府姓氏》将他列为元代后期九十五位作家之一。据郑振铎推断，这批作家的年代大约是公元1301年到公元1360年。）
还有一点，根据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或联语之类，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则定然是作者代书中人物作的。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薛宝钗的怀古诗，史湘云的柳絮词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笔。元春回府省亲时，贾政叫贾宝玉题匾、拟联等等，也都是曹雪芹本人的大作。曹雪芹决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词或贾宝玉抄一首李白的诗以显示才华，其理明甚。
《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书生，连篇累犊描写黄蓉的“才华”，如谈《论语》的“微言大义”啦，猜谜语啦，对对子啦等等，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旧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这段是吐槽金庸的诗词与诗词引用水平，通行本的《金梁合论》缺失了本文“《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之前的部分。 诗词引用总体在我的文学评价体系里不算很重要的内容，梁老吐槽的也没什么大问题，略过不表，不再细谈。 武侠小说既是揭出“武侠”二字，表明它与别种小说不同，不妨就从这两个字谈起。
一般读者爱看武侠小说，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追求刺激，作者笔下打得越紧张，读者也就读得越“过瘾”。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常常一打十天半个月，恐怕就是为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尽管用正统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这些冗长的武技描写，实在很难找出什么艺术价值，甚至简直可说是“胡扯一通”，但作者们也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识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技恐怕都是一窍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写上闹过笑话。他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大约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描写武技，而又想写得细致一些，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笔的，可能他根本就没见过判官笔；太极剑是怎样使法，他也不知，于是便在白羽的小说里找到两段关于判官笔与太极剑的描写，稍稍改动几字，便照抄无误。结果给懂得武技的人在报刊指出，说他抄袭已然不妥，改动白羽原文之处，恰恰又改得不对，笑话一番。
我也是认为不妥，但我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对梁羽生的初期小说而言）。谈到“抄袭”，中国文学史上的江西派，说句笑话，就等于是提倡公开抄袭的。江西派在宋代诗坛居于盟主地位，执诗坛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许多大诗人如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属于江西诗派的。这一派人认点窜别人的诗句叫做“夺胎”，借用前人的诗意叫做“换骨”，只要把别人诗句随便改动几字便当自己的作品。例如黄庭坚把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人家围橘袖，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添上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就当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点窜”前人诗句据为己有的风气在宋代盛极一时，可以追溯到江西诗派出现之前，如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也曾有过把蜀主盈昶的诗句，稍为增添改动，而写成那首为人熟知的《洞仙歌》词的例子。
我要说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张，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的最好作品也不是他们“点窜”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认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只要作者有他自己的新创造，那么即使在武技描写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过，虽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总是改了的好。当时的批评，我看对梁羽生还是很有益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是认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评，比较肯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了。批评家们其后也曾在报刊上指出这一点。 这段就是前文我说过的，梁羽生早些年抄袭白羽打斗，被人锤了抄袭，梁老还借着这里给自己洗地，抖文艺知识包袱，说抄袭无罪，总体没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 但话说回来，武技描写，我看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趣。读者未必赞你内行，反而可能感到沉闷。
前辈武侠作家中，郑证因是懂得一点技击的，他的《鹰爪王》关于武技的描写最多，但读起来许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写很生动，主要是他描写动手时的气氛写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击，而是有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的。后来那个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给香港一家报纸写武侠小说，就几乎简直没有武技描写。
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于是近年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出现一个开倒车的现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诞的“武功”在小说家笔下层出不穷，即如金庸、梁羽生，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
老实说，大多数读者恐怕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明知这些关于武技武功的描写不合情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于看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武侠作者，尤其是像金、梁两位，多少有志于把武侠小说的水准提高，挤进文艺领域的作者，假如也是随俗浮沉，流于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说，（《白发魔女传》之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至《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后是近期。这是我根据他小说的演变给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当），武技的描写也有夸张得“离谱”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传》之后，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认为“神怪”也未必就是没有艺术价值，《西游记》还不神怪？却也是宝贵的中国文学遗产。武侠小说应该容许幻想。但我以为武侠小说毕竟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写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武侠小说的幻想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笔下的英雄到珠穆朗玛峰探险，就是可以开拓读者心胸的幻想，至于“乜乜神功”之类，我看还是少写为佳。
金庸初期的小说（在《射雕英雄传》之前），大体上也还是正常武技的描写，笔下的英雄尽管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也还不能算是离谱。到《射雕》之后，则越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欧阳锋用头来走路，手下蛇奴驱赶蛇群从西域来到中原；《神雕侠侣》中的寿木长生功，九阴神功，九阳神功；以至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等都出来了，真是洋洋大观，就差没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脉神剑，能用剑气杀人，也近乎放飞剑了。
其实即使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有时而穷，神神怪怪，变来变去，渐渐也就变不出什么花样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袭，谁有较新鲜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报上撰文，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流弊，也曾指出这一点。这确是目前武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论，也是不免。他的《天龙八部》前不久刚写过的一段情节，一个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缘，得逍遥派一个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给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给呢？据说那高人和他以头碰头，在他天灵盖一撞，功力就全部过去了云云），于是这小和尚登时就成了一流高手。这真是怪得难以思议。但这个怪诞的传功办法乃是旧派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的创作。卧龙生有一部小说《玉钗盟》，书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个功力极高的老和尚，用开顶大法将几十年功力送了给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则成了一流高手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武侠小说的神怪写法，已经是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这样一位最擅长于构思的作家，也难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神怪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正常武技的描写又是吃力不讨好，那么该怎样满足读者要求刺激的心理呢？是不是既可兼顾读者的要求而又使武技描写也多少有点艺术性？武侠作家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本用不着我这个外行人借着代筹，但我也不妨贡献一点外行的不成熟意见。
我想先举出金、梁作品中，我认为两段最出色的打斗情节来说明问题。
金庸《雪山飞狐》中苗人凤与胡一刀一比武，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埸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这一大段高明的描写，就丝毫没有神怪气味！
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女主角玉罗刹大闹武当山这段打斗情节，与金庸那段苗、胡之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玉罗刹上山寻觅情人——武当派掌门弟子卓一航，与他的五个师叔展开恶斗，打斗过程中描写了爱情的纠纷，将男主角的柔懦，女主角的刚强作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战情的拉锯，细致的刻画了他们内心的变化，不但男女主角的性格凸出，陪衬人物武当五老的性格也跃然纸上。在这仍打斗中，还写了新旧思想——维持正统与反正统的思想冲突。写得颇有深度也颇有艺术性，读者同样看得紧张“过瘾”。
从他们这两个成功的例子看来，可见武技描写，并非定要流于神怪才能吸引读者的。依我看来，甚至冗长的武技描写也可以大大减少，多用笔力布置战斗前的气氛，在战斗过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节配合得丝丝入扣，那就是上乘之作了。当然，这样写法须得武侠作者更多去动脑筋。 这一长段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武侠小说中的武技描写（但最后一段不见于通行版），梁老论述了神怪的路子和正常的路子，最后说这几个路子都走不下去了，并且得出了结论： 1.武技描写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趣。 2.武技描写，并非定要流于神怪才能吸引读者的。依我看来，甚至冗长的武技描写也可以大大减少，多用笔力布置战斗前的气氛，在战斗过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节配合得丝丝入扣，那就是上乘之作了。 这两点说的倒是不错，但本作写于1966年，梁羽生或许是对台湾地区的武侠小说有涉猎，注意到有一个叫古龙的小伙子，写了一本《浣花洗剑录》，这本书正式开启了对武侠小说武技描写革新的研究。 所以梁羽生才能提出，武侠小说描写打斗应当多用笔力布置战斗前的气氛，在战斗过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这都是《浣花洗剑录》以及古龙之后的《绝代双骄》所展现出的写法。 但对武侠小说的打斗进行革新这件事，非天才不能成，这个天才我们后来知道了，他就是古龙。 古龙也是武侠小说中第一个彻底搞明白了打斗该怎么写、为什么要写打斗的人。 古龙对武侠小说打斗描写的革新，始自1964年的《浣花洗剑录》，之后通过了1965年的《绝代双骄》、1967年的《楚留香传奇》和1968年的《多情剑客无情剑》进一步研究（如楚留香对决水母阴姬、楚留香对决石观音），最后在1970年的《铁胆大侠魂》（即《多情剑客无情剑》后半部）里写出了李寻欢对决郭嵩阳和李寻欢对决上官金虹这两场成品，前者正面描写，后者侧面描写。 接着他又在1973年的《九月鹰飞》里写出了武打过程的心里博弈，具体代表即为叶开与吕迪的一战，那一战颇长，但两人一共也没有出多少招。 最终，1975年的《三少爷的剑》，古龙以谢晓峰和燕十三的惊世决战，彻底宣告了武侠小说新式打斗革新的完成，温瑞安也是在1976年《三少爷的剑》完结后，方于1977年开始写出《神州奇侠》。 但很遗憾，古龙所开创的这种写法，也是个非天才不能模仿的写法，除了他和温瑞安，整个20世纪的武侠文坛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写出这种范式的打斗了。 因此，梁羽生或许是察觉到了正确的路子，但他在1966年之后的创作中，并没有特别好的将本文中所提及的想法落实到书中。 甚至为了水篇幅，他1966年之后的书，冗长的打斗也丝毫不少，这相当程度影响了梁老1966年以后的作品的阅读体验，也就是好在他大概在1968年左右学会了分段，使得梁老中后期作品的总体观感反倒强过前中期了。 所以梁羽生讨论武侠小说里打斗描写的这一长段，站在我们今天来看，就像是一个初中生在感慨大学物理真难。 只不过，梁羽生最终直到封笔，也没有搞明白打斗该怎么写，金庸亦如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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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4-3-22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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