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蒋介石变常凯申

武念青

蒋介石怎会被改名叫常凯申

2009年06月09日 09:44:46 　来源：文汇报

学界的浮躁之风又一次“吹”远了常识，这次“吹”得够远

    “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最近，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 北京6月8日专电）

武念青

清华一学者误译　蒋介石变常凯申
2009年06月12日 08:31　来源：北京青年报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遭到网友的“炮轰”。

　　近日，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而对此事，清华的学生们也看法不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实验班的一位大二学生表示：“(这个错误)犯得的确有点儿低级，但王奇老师是我们的本校老师，多数同学为她感到难过。我认为这时候她除了做好勘误，也应该和出版社一起，尽早勇敢地站出来，向公众道歉，承认错误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在这个事件中她代表清华大学。”而另一位博士研究生的评论要激烈一些，他认为这样的错误不该出现在清华人身上，“太给学校丢脸，应该尽快公开道歉。”


　　昨天，记者联系到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目前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的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目前尚不方便透露。

　　此前，陈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对此事已经知晓，网上的“炮轰”帖她也已经看到了。陈琼说，该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据报道，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表示，当时看重了清华的牌子硬，王奇的学养好，仓促之间就没有深究。

　　陈凯一 雷嘉

梦到西洲

这是一个很老的新闻了，高山杉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梦到西洲

“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
　　高山杉
　　中俄国界东段划分，是政治问题，也是语文学兼史学（philologico-historical）问题
。说是语文学兼史学问题，因有多语本《尼布楚条约》（拉丁、满、俄、汉、法文诸本）、
《瑷珲条约》（满、俄、蒙、汉文诸本）、《中俄天津条约》（满、俄、汉文诸本）、《中
俄北京条约》（满、俄、汉文诸本）摆在那里等待诠释，另有浩如烟海的相关史籍和档册。
东西学人整理并研究这些材料，自《尼布楚条约》签订时（1689年）算起，至今已有 320年
的历史。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产生出无数的专著和论文，以至于“中俄国界东段划分研究史
”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术史科目。中央编译出版社新出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奇《中俄国界东段
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正是这门学科的一
本新作。
　　全书正文除“综论”和“后记”外，一共三章，分别叙述中国（包括港台）学者、俄国
（包括苏联）学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研究史。书后附录《尼布楚条约》等界约的中
文和俄文文本，并有简略说明，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第96-174页）。说句实话，上面我用
“叙述”二字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此书本质上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而且是一个根
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类似内容的书目，东西学人都有编辑，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
本出来，和前人的工作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此书著录的专
著和论文，绝大多数没有解题，更甭说作什么“学术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连一
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
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我不通俄文，对第
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现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
出，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附带说一句，箭头（→）前是作者的译法，箭头后是我的译法
，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明。
　　
　　一、作者名的误译：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
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常凯申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
《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
不出来了）；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费尔班德（J.K.Fairband）→费正
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
下文）；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克里斯德或
奎斯特（R.K.I.Quested）→郭玟曼；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
林T.C.（T.C. Lin）→林同济；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赫萨（
T.A.Hsia）→夏济安
　　
　　二、书名（论文名）及学术期刊名的误译：
　　《1689年尼布楚条约：鲜为人知的托马斯?佩雷拉神父日记对中俄首次交往的案例分析
》（The Treaty of Nerchinsk（Nipchu）1689; A Case Study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Sino-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 Jesus）→《1689年尼布楚条约：依据未刊耶稣会士徐
日升神甫日记对中俄外交关系早期阶段历史所作之个案研究》（Thomas Pereyra或拼
Thomas Pereira，为葡萄牙耶稣会士，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担任通译，汉名徐日升，作者
在第102-103页提到过，此处缘何不知）
　　《托马斯?皮埃尔日记中有关传教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关系的记述》（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J.）→《徐日升日记：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前书把Thomas Pereira
译成“托马斯?佩雷拉”，此处又译作“托马斯?皮埃尔”，本身就不统一）
　　塞贝尔利克（W. Seuberlich）《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Die
rus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Wolfgang Seuberlich《十
七世纪俄中关系》（不知作者从哪里读出了“中叶”的意思）
　　《远东历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堪培拉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
　　《太平洋历史回顾》或《太平洋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
历史评论》
　　
　　三、作者名和书名（论文名）的误译：
　　普菲斯特《1552年-1773年俄国在华传教士传记书目》（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甫（Louis Pfister, S.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
书目》（有冯承钧汉译本，作者把书名译成“俄国在华传教士”，实在莫名其妙）
　　福彻斯《满洲里地图集》（W.Fuchs: ü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福克司（Walter Fuchs）《满文标注地图考》（作者在第93页曾著录福克
司撰、张星烺译《尼布楚订约研究提要》，却不知“福克司”和她翻译的“福彻斯”是同一
人；福克司是德国满文、汉学大家）
　　拉迪莫尔《满洲里的蒙古人》（O.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拉铁摩
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作者似乎对“满洲里”有癖好，凡遇见“
Manchuria”的地方，一概译作“满洲里”）
　　福彻斯《茗燕图录》（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福克司《康熙朝耶
稣会士绘制的地图集》（作者将此经典巨著翻译成《茗燕图录》，可能是误会了百度上的信
息，请参看：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茗燕图录》和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一前一后在拍卖，作者大概把它们误会成同一本书了
）
　　休谟尔《1644-1912年之清代中国名人》（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1644-1912〉）→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
　　苏埃曼纽尔《危机论：中俄外交之研究（1871-1881年）》（Immanuel G.J. Hsu：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伊犁危机：1871年-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作者把C.Y.Hsü误拼成G.J.Hsu）
　　苏伊姆（I. Hsu）编《中国近代史之解读》（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编《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同一位“徐中约”，作者前
后翻译成“苏春月”、“苏埃曼纽尔”和“苏依姆”，可谓荒唐之极）
　　布雷斯特赛德《15世纪中国对中亚及南亚邻邦的政策》（E.Bretschneider: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及西亚诸国交涉考》（
原文明明是“西亚”，作者却译成“南亚”）
　　福彻斯《满洲里概况》（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 Mandjuzeit）→福克司
《清世地图史料考》（书名原文拼写有误，正确拼法是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误译：
　　郎文、格林和伦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伦敦的朗曼格林书局
　　
　　至于一般的误拼和误译，这一章里可以说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问题要是偶尔出现
一下，大概还不算什么，要是太多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她在“后记”中称这本书为“
心血之作”）和编辑（“后记”中提到“编辑同志们的敬业和严谨深深感染着我”）实在太
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当属把“蒋介石”（
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作者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网站上说作者于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什么专业不清楚，同时却又说她于1991年3月到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这里面不知是否含有什么“技术”成分），长期研究中俄（包括中
苏）关系史，竟然闹出“常凯申”的笑话，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统，我看也快走到尽头
了吧。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文
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在“常凯申”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自“门修
斯”（Mencius）事件发生之后，相信“常凯申”必将成为读书界议论的话题之一。
　　
　　延伸阅读：
　　1）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ang
Chung-hu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2）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民国32年3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