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侠隐梁羽生：远离名利场的晚年——《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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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散木樗材 笑看云霄飘一羽
　　人闲境异 曾经沧海慨平生
　　梁羽生
　　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1954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至1984年封笔，共创作了35部武侠小说，160册，总字数达1000余万，为新派武侠的开山祖。代表作有：《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
　　本刊记者 郑廷鑫
　　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生在悉尼去世，享年85岁。这一天，距离他在《新晚报》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的开篇，正好55周年。
　　10多年前，癌症、心脏病及糖尿病就缠上了梁羽生。他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任何手术都对我有着威胁，可我还是毅然去动了手术。这是冒的一个生命的险。”“你看他的生命力多顽强。”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曾为梁羽生著作《笔花六照》、《名联观止》担任编辑的孙立川如此感叹。
　　远离名利场的晚年
　　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但两人晚年的境遇却颇不相同。封笔之后的金庸并不寂寞，修改原作，担任大学教授，赴英国读博士，屡屡成为媒体焦点。而梁羽生更像是淡泊名利之后归隐了。“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梁羽生如是比较。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是梁羽生喜欢的柳永的词，无论是在《大公报》做编辑，还是写武侠而扬名文坛，他始终保持故我，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看淡了俗世声名，晚年也没有诸多荣誉头衔，只是埋头于自己所钟情的诗词间，逍遥自在。
　　去年4月，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何与怀到医院探望正在静养的梁羽生后，描述了他的晚年光景：“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人们此时又开始新的一周上班工作，市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但医院位于北郊，远离繁华喧嚣，里外一片清静，或者说太冷清了，反差很大。到了生公的病房，骤然看见生公独自一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空墙，我心头不觉为之一震。”
　　旅澳作家黄惟群曾想和朋友筹办一个“梁羽生文学奖”，找梁羽生说了这个计划，梁羽生拒绝说：“不不不，这太招摇、太夸张，我不习惯；而且，我也不够这个资格……”到了晚年，他仍不给自己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推广宣传”机会。
　　10年前，他曾作一副自况嵌名联，请香港书法家陈文杰书写后，悬挂于屋中。联曰：“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他了解和信任朋友
　　在与梁羽生有着10多年交往的孙立川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武侠小说宗师真性情的一面。
　　我1995年来到天地图书公司做编辑，梁先生的书稿主要是我负责编辑的，所以跟他的联系比较多。更早之前我也读过很多他的书，他就像我的老师一样。
　　那时候他在澳洲，我打电话给他，但他不习惯用手机，还是习惯用书信的方式。后来在香港的一些事情是我给他代理的，我很感谢他的信任，把我当成家人一样，远远超越了作者和编辑间的感情。
　　1996年，中华武侠文学研究会给梁先生颁发一个奖，当时授予金庸先生“终身成就奖”，梁先生是“终身荣誉奖”，奖予他们每人一把剑。梁先生在澳洲，金庸先生有事，都没法去领奖。研究会冯其庸会长专门到香港来颁奖，金庸先生就去了，我跟梁先生说了这事情，梁先生说，那就让你去代领。我就代他领了那把剑。
　　1999年春节，梁先生回香港探视，那是我第一次见老先生。见面的时候，觉得他是个没什么架子的人，古道热肠、知识渊博，人很谦虚，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朋友非常好。
　　与梁先生见面没几天，正好遇见金庸先生，便告诉他梁先生已经返港。金庸先生提议有空聚聚，在我安排下，由金庸作东，在香港跑马地一家著名西餐厅“雅谷”，宴请了梁先生。同行的，还有原《大公报》副总编辑曹骥云夫妇及其儿子曹捷。本来想让两位老先生下盘棋，拍张照，因为金庸先生身体不好，就作罢了。
　　在我印象中，金庸先生每次都说，梁羽生来了你要通知我，我们要聚一聚。非常亲切，非常怀旧。梁先生也非常推崇金庸先生。我好几次跟他们两个家庭聚会，两位老人家都是很谦虚的，惺惺相惜。
　　梁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密切关注他的情况。三天两头有消息，我都及时通报金庸先生。他们以前在《大公报》工作的时候，办公室很小，有3张台，梁先生和金庸先生的两张台是对面的，旁边还有一张台是曹先生的。他们3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谈论《大公报》的故人旧事，还有梁先生在澳洲生活的情况，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切磋什么的。
　　接下来我就陪着梁先生来到广州。他对广州感情很深，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他跟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老师金应熙先生、陈寅恪先生，都有交往的。
　　在此之前，陆健东写了一本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把金先生说得有些不堪，梁先生觉得文章里写的金先生跟他认识的有所不同，便写了一篇长文《金应熙的困惑和迷茫》，他觉得，在那种形势下，有些事情是金应熙必须做的。有人传言金应熙贴过大字报，梁先生不信，到广州后，我陪他见了金应熙夫人，金夫人说，根本没贴过大字报。从这方面讲，梁先生对朋友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
　　他做人做事是这样的：60年代的时候，他觉得世人对金庸的评价不公道，就算两人政治观点不一样，也要客观评价、仗义执言。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本来是要罗孚写的，罗孚让他写，要模仿罗孚的口吻来写。文章出来后有人说他在吹捧自己，其实不是，他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他完全可以拒而不写，当时左右派之争非常激烈，写这样的文章很不讨好。他是想为金先生说点话才写了，起码金先生是理解的。
　　他对生命早就看透了
　　2006年，梁羽生在回香港出席天地图书出版公司30周年庆典后意外中风。回到悉尼后，不少书迷前往疗养院探望。当时，躺在病榻上的梁羽生，正全神贯注地翻看一本唐宋词选，见有朋友前来探病，精神为之一振。当书迷请教写作的成功经验时，梁羽生称自己不算成功，只是读者厚爱，令作品一再流行。顿了一顿又语重心长地说，做任何事情必须先练好基本功，并举起手中的书说：“这部书中的诗词，我大部分可以背下来。你们随便翻开一页，讲出词牌名，我试试背诵给你们听。”果然，书迷们一讲出词牌名，梁羽生马上接上，感情丰富、抑扬顿挫地背诵起来。
　　我们不久前还出了一本梁羽生的诗词集，他在病榻上看到，非常高兴，反复地吟诵。还有一本《梁羽生闲说〈金瓶梅〉》，是1980年代他在《香港商报》上的连载文章，希望今年上半年能出来。大家都注意他的小说，没注意到他文史知识也非常渊博。他的功底是很好的，年轻时跟饶宗颐先生学国学，很多诗词都能倒背如流。
　　2005年，梁先生又来到广州，应出版社邀请签名售书。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当时有很多人排着队等签名，他说这么多人我怎么能不签呢，他写字又很用力，不是很潦草地写，是一笔一笔地写，很用力。回到酒店他已经很疲劳了，我给他揉了半天手。不过他喜欢高谈阔论，看上去精神不是特别好，一谈话就是另外一个人，旁征博引、眉飞色舞，马上就忘掉了所有事情。
　　2006年，天地图书公司30周年庆典，梁先生参加了。庆典活动时完全没事，然后我陪他去参加饶宗颐先生90大寿的活动，那次是香港9个大学联合为饶老先生举行寿宴。寿宴上他就开玩笑说，在场的各位中，我是饶先生最老的学生了，那时他已经82岁了。
　　那天梁先生很高兴，没想到晚上就发病了。本来我们约好过几天再聚一次，结果第二天我到了公司，同事说梁先生中风入院了。我去看他，人还是很清醒。后来黄苗子先生来香港，去医院看他，两个人还在开玩笑。2007年初的时候，他回悉尼，我们送他的时候依依不舍，却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
　　去年年底，杨锦麟先生到了天山，代表那边邀请梁先生到天山一游。我也跟他的家人说了，但当时他已经处于很不好的状态，很可惜，要不然他知道会很高兴，就算不能去也会很高兴。在他的武侠小说里，天山占了很大的分量。
　　梁先生走的时候很安详，他对生命早就看透了。他是个很乐观豁达的人，我想他对于生死之间的问题有过很透彻的思考，这个事情对他已经不是困扰了。

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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