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于现在阅读王度庐小说的人愈发地减少，便花了一些时间写下了这篇小文，略作介绍。此为初稿，想必有大量不足，可惜即将毕业，未必再有大量自由时间来修改。从小语文就学得不好，语言难免生涩枯燥，望请见谅。
通俗边缘：京旗作家王度庐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开始看武侠小说，那个时候，我最不欣赏的武侠小说作家就是王度庐。 因为那时候我总觉得王度庐的小说太淡。 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 每个人都有七八岁的时候，可是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每一岁都会过去的。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过去的，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成熟转变。 所以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古龙 一、引言 今天，距离王度庐封笔已有接近七十年了。王度庐是不幸的，他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位被遗忘的作家，他的写作风格与创作手法已经很难被当代人所接受；王度庐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代表作《卧虎藏龙》由李安改编成电影，一举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甚至由此入选了中学语文读本。王度庐的创作主要分为武侠言情小说与社会言情小说两部分，本文限于学识单论其武侠言情小说方面。单就武侠小说而言，王度庐的贡献不仅限于他笔下一部部优秀的作品，更在于深受他影响的后来者。古龙，应该是受王度庐影响最深的武侠小说作家，他曾说，自己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是王度庐，笔者也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才有幸能够结识王度庐的作品，这才发现，古龙的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融入了王度庐的痕迹；梁羽生，虽然明言最喜欢的武侠作家是还珠楼主与白羽，但他的一些言情桥段，也很难说没有受到王度庐的一丝影响。 根据徐斯年先生所编写的王度庐年表，我们能大致知道一些度庐先生的生平。1909年，在北京后门里的一户下层旗人家庭中，诞生了一个婴孩，他的名字叫王葆祥。这年正是宣统元年，也是旗人，尤其是下层旗人家庭苦难生活的开始。葆祥八岁之时，父亲病故，家庭的经济重担落到了母亲一人的身上。十七岁之时，他从高等小学毕业，由于经济的压力而走上了学徒生涯，期间不乏向《小小日报》投稿。次年，该报连载葆祥的第一篇侠义小说《侠义夫妻》，署名王霄羽，霄羽正是王葆祥的字。1930年，王葆祥转任家庭教师，这个阶段即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李丹荃。同年，他以柳今为笔名，在《小小日报》开设专栏“谈天”，每日发表短文一篇。1937年，王葆祥一家同赴青岛，是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次年，青岛沦陷，王家生活极度困难。为谋生计，王葆祥以“度庐”为笔名，在《青岛新民报》开始连载侠义小说，第二篇即是成名之作《宝剑金钗记》，王度庐这个名字，由是在近代侠义小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的武侠作品是不能再创作了，1953年，王度庐调入沈阳东北实验学校担任语文教员直至退休，十年动乱之时，幸而未受过大冲击，然而以年老体弱之体仍不免受“下放”之苦，至1977年，王度庐因病去世，享年68岁。 在这份生平中，有几个关键点是值得注意的：王度庐出生于清朝的一个旗人家庭；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其求学之时，恰逢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他创作侠义小说之时，是在一个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都十分困苦之时。这几点，对于理解与探索王度庐的作品，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作品风格 在王度庐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奇诡的情节，惊人的武术，华丽的文字；在他笔下，脱离了平江不肖生构筑的“系谱”江湖，鲜有帮派间的斗争，连少林，武当这样的“大派”也是找不到的，最“深不可测”的武功恐怕就是九华老人所留下的“点穴”；小说的情节平淡 ，甚至让人看到开头就能猜想出一大段的情节。说也奇怪，就是这样平淡得不像武侠的武侠，却能让人着迷。或许就是因为王度庐那出色的心理描写，他抓住了人性与人心，人性的冲突与人心的矛盾，成为了他小说的关键之处。透过人物的内心，平淡的文字展现了人物的矛盾与无奈，与现实的冲突，与内心的冲突，共同描绘了王度庐笔下的江湖。心理描写无疑是王度庐最擅长，传闻他早年研究过心理学。大多数的武侠小说，重视的是侠的外部世界，即建功立业，行侠仗义，即所谓侠之大者，少有王度庐这样注重侠的内心，将侠客作为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来向读者展现，由此诞生了一些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最成功最出名的即是李慕白与玉娇龙。 提起王度庐，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他的悲剧侠情。鹤铁五部，三代悲情的恋人，江小鹤与阿鸾、李慕白与俞秀莲、罗小虎与玉娇龙，没有一对能终成眷属，《铁骑银瓶》中的韩铁芳与春雪瓶虽然携手归隐，却难敌龙归大漠、虎葬冰山的悲哀。可以说，没有悲剧，就不是王度庐。他的作品却也有别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并不是以情为本，寄以哀思。在他的笔下，围绕侠客的通常是他们与内心或世俗的斗争，以此造就了其笔下的悲剧。最典型的便是玉娇龙与罗小虎的悲剧，玉娇龙不能冲破自己的内心，不能冲破世俗的想法；同时，她所面临的家庭以及社会环境更是锁住了这条龙。家庭的荣辱存亡都系在她一人身上，一身本领的她被鲁君佩牵制，在罗小虎的帮助下逃走，却也难以改变借跳崖遁走的结局。王度庐这种悲情的写法让人感伤，让人同情，将读者带进了玉娇龙的内心，为她遭受到的苦难而流泪，情与义的交融，把握住人性的冲突与矛盾，是王度庐作品的特色。 王度庐重视悲剧色彩可能源于他创作的经历，在前半生中，他经历了贫穷、流亡甚至重病几乎离世，他更容易将苦难作为生命的特征化用到他小说中的人物中。在《彩凤银蛇传》中，他将鲁海娥的结局定为了伤重不治，甚至连失散多年的亲娘都没有见到，这点引来了当时读者的商榷，而王度庐则在南京《京报》写下《关于鲁海娥之死》一文，提出：“向来‘大团圆’的玩意儿总没有‘缺陷美’令人留恋，而且人生本来是一杯苦酒，哪里来的那么些‘完美’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女人决不可叫她去与人‘花好月圆’，度那庸俗的日子；尤其不能叫她跟十三妹一样去两妻一夫的给男子开心。”前者自然体现了王度庐对于人生苦难的认识，也可以作为他创作悲剧侠情小说的注解。后者则直接体现了王度庐在思想上对《儿女英雄传》的部分承接，这与其旗人身份是分不开的。 王度庐是清代旗人的后代，在他两岁之时，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他身上带有的旗人痕迹，是难以抹去的，这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他的小说无一例外地将时代背景选在了清朝，但又不像有些作家以当代人写古代事。在他的笔下，大到规章制度，小到角色的居住地点以及行走路线，都能符合清代北京城的实际状况，地名风俗更是禁得起推敲，不经意间，人物的语言也会由普通话变为京话，京剧更是屡见不鲜。一言概之，便是十分的有京味。 作为一个旗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清王朝的评价，他在早期的杂文中回答过这一个问题，即认为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愿望更是民族的共和。因为他旗人的身份，以及他思想的认识，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对于清王朝统治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同时，在王度庐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对于民族融合意识不自觉地流露，最典型的应该是《雍正与年羹尧》，雍正的小常随娶了江南八侠中周浔的女儿周小绯，最终在忠义两难之际自尽，雍正的遗诏中劝他的儿子登基之后恢复汉室衣冢。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不仅仅是清朝对于汉族的愧疚，更是希望满汉一体、甚至是民族共和的伟大愿望。 除开风俗文化，王度庐小说的一大特点，便是重视女性。在他的笔下，女侠的形象层出不穷，《宝剑金钗》的俞秀莲、《铁骑银瓶》的春雪瓶称得上代表，而《卧虎藏龙》的玉娇龙，更是王度庐笔下塑造的最佳形象之一。她们在本领上也是常常超过了男主角。更重要的是，她们往往具有独立的意志，懂得追寻自己的幸福与志趣，除开前面所述，《彩凤银蛇传》的鲁海娥以及《绣带银镖》中的卢宝娥，便是典型。这一点可能与王度庐接受“五四思想”有关，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旗人的身份，满人的有尚“侠”之风，在满族作家的作品中也屡有体现。同治年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清中期和邦额的短篇文言小说《三官保》、清晚期石玉昆的长篇评话小说《三侠五义》、清末民初徐剑胆的短篇小说《妓中侠》等等，都留下了这个民族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连老舍，在其写作生涯的某个阶段，也曾想要写一部武侠题材的长篇作品（后来创作这部作品的理想即化为了短篇小说《断魂枪》）。这些侠义小说中不乏有女侠的存在，依关纪新《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之说，旗人有一种“小姑为大”的文化传统，小姑即是未出嫁的女子，她们在满族的家庭中地位很高，公婆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谨慎侍候。造成旗人女子地位高的原因是复杂的：该民族母系氏族社会记忆清晰，在萨满教文化传承中，女性的氏族祖先以及萨满形象很多，使满族人对女性有一定敬畏感不仅如此；满族先民男女分工明确，男子渔猎女子采集，女子从事工作的收益稳定让男子无法轻视；旗人少女都有被选秀入宫的可能，常被人高看一眼。这一系列的原因解释了王度庐小说中重视女性的来由，同时也引出了与王度庐创作小说有着不解之缘的一部作品，《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原名《金玉缘》，由清代旗人文康所作。它写的是安学海暮年中举，派得淮阴县令，却因正直而被陷害获罪。其子安骥筹银前去营救。安骥和张金凤于能仁寺遇险，得侠女十三妹及时相救，始免于难。事后，由十三妹做媒，将张金凤许配给安骥，并赠金助其救父、借弓助其退寇，使安骥一行人平安到达淮阴。后十三妹经安学海点明身世，原其父为清朝将领，被上级纪献唐陷害而死，何玉凤为报父仇而化名十三妹出入江湖。安学海又告知纪献唐为朝廷所杀，玉凤见仇已报，打算出家，为众人劝阻，也嫁给安骥。金凤、玉凤相处亲如姊妹，这就是它初名《金玉缘》的原因。安骥之后也高中探花，步步高升。这部小说的思想不甚有意义，也不是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侠与情的结合，在古代的侠义小说中，很少掺入感情的色彩，而《儿女英雄传》一书，开篇就提出了“儿女英雄”的概念：“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笔者按：这其实是形名学的思维方式，由其形实，定其名。曹魏年间刘劭作人才学著作《人物志》，便有此方法应用于其中。其对于英雄的认识就是英才需要具备雄才的胆，雄才需要具备英才的聪，方能成为人才，与文康“儿女英雄”的观念类似。）在文康看来，侠与情并不应该是分割的，所以英雄侠义之人若没有感情，如汉高祖；或是儿女情长之人而无英雄侠义之心之人，如唐明皇，在作者眼中都有其不“完美”的原因，于是，他就将那儿女心肠和英雄至性都加给了他所喜爱的人物十三妹身上，来完成侠与情的结合。 作者的这种写法或者说思想，固然是他个人对于“完人”的理解，其实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明末清初小说《好逑传》，塑造了一个“既美且才，美而又侠”的才子形象，希冀将侠义，英雄类型的元素融入才子佳人小说，可惜的是，小说侠的成分很薄弱，整体上这部小说没有脱离才子佳人小说的范畴，所谓水冰心的“侠”，似乎也不过是建立的“节义”上的侠，充其量不过是《列女传》的再发挥。到了文康这里，对这条线索进行了发展，儿女与英雄得到了有机的整合，集中表现在了十三妹这个人物的身上。确立了“儿女英雄”的模式，为侠义、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然而却让十三妹这个角色显得“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这种侠与情的结合明显地影响到了王度庐的创作。他在代表作《宝剑金钗》的自序中写道：“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迨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去岁春间，自京来青岛，闲居无俚，遂日写一二千言，刊于《青岛新民报》，藉遣海滨风月，而销胸中块垒。”将之与《儿女英雄传》序言比对，不难发现两者之相通。不只如此，《宝剑金钗》第九回，德啸峰带李慕白听戏，听的就是《儿女英雄传》的轴子戏《悦来店能仁寺》，李慕白看到了台上的十三妹，就想到了远在天涯的俞秀莲姑娘。由此不难见王度庐对《儿女英雄传》的了解与推崇。然而他的作品虽然继承了《儿女英雄传》中“儿女”与“英雄”的合流，然而却没有沿着《儿女英雄传》夫荣妻贵，功名富贵大团圆的路子，而自创了展现人性与人心的悲剧侠情套路。这在前面所引的《关于鲁海娥之死》一文中已有显示，他显然不屑于十三妹这样的奇女子去给人家给男子开心。《儿女英雄传》所成书的年代，夫荣妻贵，功名富贵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最高追求，也是一个积善世家的发皇史所应该保有的套路。而王度庐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刚刚接受了五四进步思想的青年人，在其作品中自然会有与之相应的反映。 最后谈王度庐笔下的侠，可谓是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侠客类型，大致分为这样几类：1）以德啸峰与谢慰臣为代表的贵胄之侠；2）以李慕白为代表的儒侠或义侠；3）以玉娇龙为代表的任侠或气侠；4）以刘泰保为代表的闾巷之侠。他们都分别有各自的魅力，闾巷之侠尤其出彩，《卧虎藏龙》中刘泰保是一个很难令人忘记的角色，他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不服输的精神令人难忘。他们作为社会底层人物，能够看清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使得他们更富有同情心，同时，他们没有身份上的负担，就更能做出一些名门大侠做不出的侠义事迹。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王度庐笔下的侠更像是普通人，而非是超人。他们拥有普通人的情感，会因为情感上的挫折而悲伤，最典型的是李慕白，王度庐在写李慕白之时，更注重体现他是一个失意的人，而非一个侠客。更明显的是，王度庐小说中的主角死亡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而非后来者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铺垫与“筹划”。这固然是其悲剧侠情的需要，也是他将笔下侠客描绘成更像普通人的结果。他的这种写法，与注重侠客的内部世界是有关的，他更关心的是侠客的内心活动，而武技与能力，作为侠客的外部因素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写的结果是导致了他的小说显得特别“真实”，以至于可能失去了有些人对此的幻想与阅读兴趣，这当然是因人而异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杨照曾写道：“武侠小说在社会意义功能上与义和团的相近关系。武侠小说，是那个悲苦年代的逃避，同时也是安慰。从不堪的现实逃入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这想象，因为有着完整的系谱与身世，看来如此具体立体。平江不肖生以后，武侠小说提供的最大阅读安慰，就在似真的告诉读者，在你们身边有周遭，却仔细躲藏没被你们识破，存在着另一个中国，一个保留了侠义精神高贵特质的中国，一个具有足以击败外国势力能量的中国。这个有英雄有狗熊的江湖，不是任何人为了说故事为了写小说而去捏造出来的，平江不肖生这种写小说的人，是因为得了机缘之助，得以识破那世界一小角的偷窥者，将那个世界的样貌，转述传达给我们知道。”是否又是王度庐像白羽一般看破了幻想中的侠客是根本没有能力拯救战乱中的中国这个现实而刻意为之的呢？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作品探微——从“鹤铁五部”说起 1、普通又不简单的复仇故事——《鹤惊昆仑》 《鹤惊昆仑》就情节而言，恐怕是武侠小说最常见的几种“定式”之一——一个孩子，矢志复仇，机缘巧合之下学会了一身武艺，偏偏又爱上了仇人的女儿，结局恐怕也不怎么样的美好。然而对于《鹤惊昆仑》的理解，显然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上。鲍昆仑是仇恨的引发者，他刚愎自用，蔑视法纪，只凭自己的喜恶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仅因江志升调戏妇女就开私刑要置他于死地，尽管就江志升本人而言，他确实有错误的地方。书中描写他在家中扒冷饭吃这段情节将他的狼狈、无奈甚至是可怜暴露无疑，他实质上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而鲍昆仑却容不得他人的自我忏悔，仍然要迫杀他；这与他在被江小鹤、秦小仙复仇追杀时，所忏悔的无用是否又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呼应？江小鹤是仇恨的执行者，他的复仇就“外部环境”上具有正义性，这是江湖仇杀的规律所决定的，然而，他与阿鸾的感情却成为了阻止仇恨的“内部因素”，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在江小鹤的复仇路上无时不刻在矛盾地交战着，直接反映就在于江小鹤大段的心理描写，这也是王度庐最为擅长的，即挖掘侠客的内心世界。两种力量在江小鹤的内心战斗，难分胜负，直到故事的高潮，阿鸾的自残将江小鹤复仇的“外部因素”彻底击碎，让他正视与阿鸾的感情，然而为时已晚，阿鸾带着对江小鹤的爱离开了人世，留下的仅有读者深深的叹息。阿鸾和纪广杰都是仇恨的受害者，阿鸾对于江小鹤的爱大半时间是以恨来呈现的，她恨江小鹤的无情，实质上是将对江湖中无休无止仇杀的愤恨转移到了江小鹤身上，她恨自己所爱的人也无法脱离仇恨的桎梏。阿鸾又是善良的，她没有将这种恨转变为真正的仇恨，而是用自己的鲜血打开了江小鹤身上的枷锁，在这一刻，爱情终于战胜了仇恨。纪广杰是略带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是名门之后，真正该被人称之为大侠的人，却只能给江小鹤陪衬，甚至妻子也只能拱手让给了他，他与阿鸾的爱情，并未有任何过失，若是没有仇恨，他又何故会落到如此田地。他的遭遇是以一个类似于“旁观者”的角度来洞察出仇恨的可怕，也显出了侠客的无奈，侠客毕竟只是普通人，根本难以改变仇恨这般种在人内心的东西。几十年后，他讥笑江南鹤仍然是光棍一条的时候，他的豁达与洒脱跃然纸上，算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悲剧色彩。 故事在阿鸾引剑自尽时进入了情感与矛盾的高潮，这其中最能打动人并且体现王度庐功力的，在于江小鹤面对柳树的那一段堪称全书精华的独白，以心理的剖析将忏悔、无奈、感伤等等悲剧之情不动声色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惜的是这一段情节，与阿鸾自尽之间穿插了一系列较无意义的争斗，在这些争斗中，唯一有意义的应该是秦小仙追杀鲍昆仑一段，鲍昆仑作为故事的“始作俑者”，应该获得符合他性格的结局，让他死于仇杀，正是点出了江湖人仇恨之无止尽，也是对他刚愎自用的最大惩罚。其余在武当山上的一大段打戏，恐怕只能是应付之作，不足为观了。 故事贯彻始终的是对于复仇的思考，从“外部因素”来看，江湖上是支持这种父仇子报的，甚至引之为正义。阿鸾的自尽，固然是悲剧侠情的需求，却也反映出了作者对这种复仇正确性的思考。这是由爱人的血带来的感性思考，仅限于悲剧发生之后的反思，而并没有对仇恨问题的本原进行理性的思考，至少在复仇的正义性上，这时的王度庐是持怀疑，迷茫的态度的。单从故事情节看，江小鹤并非执着于复仇，他无时不刻不在犹豫，有时甚至认为鲍昆仑太老了、太可怜了。他对于复仇，至少对于鲍昆仑的复仇，是怀疑过其正确性的。他的犹豫，是反映了作者这一时期态度的，至少通过自身的“内部因素”——与阿鸾的感情，是无法让江小鹤做出选择的。 江小鹤的矛盾，也同样是王度庐的矛盾，对于父仇子报的正义性，对于孝与情的矛盾，江小鹤与王度庐无法在这个阶段给出答案。在思想极度自由的时期，山涛这般人物能说出：“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如此思想尚且在重大义的思潮中屡受批评。近人余嘉锡、明末顾炎武乃至东晋郭象等无不贬低了嵇绍出仕于杀害他父亲的西晋王朝，而将推举并支持嵇绍出仕的山涛归之为“以文奸言”。他们莫不以礼曰：父之雠，弗与共戴天。为名，而称忘父仇为“率天下而祸仁义”。回过头来看小说，在这样的外部环境诱导下，再加之江湖之动荡，要让江小鹤放弃复仇谈何容易，所以小说自始至终让江小鹤停留在这般的矛盾中。可以说，正是王度庐这一阶段对于复仇的认识，导致了阿鸾与江小鹤的悲剧结局，而随着创作生涯的继续，王度庐的思想也可能发生了转变，这才有了《风雨双龙剑》，在之后我们会看到。 2、最成功的人物塑造——《宝剑金钗》 王度庐笔下塑造最成功的男主角是李慕白，也正是李慕白，一直处于批判声的风口浪尖处，尤其是他对于纤娘的那种薄情，对于俞秀莲与孟思昭的那种固执。 古龙在散文《写当年武坛风云人物于酒后：其一 王度庐》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李慕白已经脱离了王度庐的控制，因为李慕白在王度庐笔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一个作家能够在他的笔下创造出这样的人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慕白的行为，王度庐往往是用大段的心理描写来推动的。而这些心理，反映的就是他的性格，从表面上看，正是江南鹤所说，书读的太多，人变得迂腐了。而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他做事的不决断，总是处在逃避自己责任的状态上。 李慕白对待俞秀莲的态度是被大家孰知的一个问题。他放弃了和俞秀莲的感情，在他自己说来是对孟思昭的义，但这种义恐怕是难以成立的。至少他是让身边的所有朋友失望了。连孟思昭都让他娶俞秀莲，李慕白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怕在做了这件事以后世人会看不起他，原先是怕别人以为帮助俞秀莲父女是别有用心，而现在是怕别人以为自己对不起孟思昭。这是一个典型的看中门第的士人会进行的行为，而放在一个标榜侠客的李慕白身上，是有些奇怪的。而事实上，谁也不会指责他，但他却不敢面对，甚至在铁小贝勒让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时，他竟正色断然道：“我不喜欢那俞姑娘。”很难想象他在多么矛盾的情况下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正直的侠客，连说自己心里的话都不敢，那可要承担多大的痛苦。反观孟思昭死前的话充满了豪气：“大英雄应当慷慨爽快；心里觉得可以做的事，便要直接去做，不可矫揉造作，像书生秀才一般。”他会这么说便是因为了解李慕白，知道他就是这样固执迂腐，又总是逃避的人。可惜他们毕竟不是同样的人，李慕白身上带有的名士气，将他的勇气与决心都已经消磨掉了。他的愿望，终究在死后还是被李慕白抛在脑海，因为他始终认为孟思昭是错的，别人却都不理解自己，他这种已经是自负，接近于自恋了。 纤娘作为小说的第二女主角，是常常被人遗忘的，然而，李慕白最对不起的恐怕就是她。纤娘是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一个妓女，不管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出名，也都是受人摧残的。而李慕白，明着是迷恋纤娘，同情她，但实际上恰恰是他将纤娘逼上了死的道路。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李慕白的内心是这样的：“像这样的女人，自己怜悯她即可，何必还要在这个时候对她恋恋不舍。”正是他的这种想法、他对纤娘的无情，才逼死了这个可怜的女子，他却还认为这仅仅是三两句话的误会。李慕白这个人，总是在逃避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责任，他的精神深处不会对纤娘如此无情，但却不愿承认，恐怕就是因为觉得纤娘的身份与自己不相称。他从来不会去正视自己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即固执又迂腐，即自恋又自负。这在《卧虎藏龙》中表现的尤甚。他从来不去为别人考虑，觉得纤娘嫁给徐侍郎就是对自己无情，却从来不去考虑纤娘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于江湖人的憎恨；他看到玉娇龙与自己作对，就觉得她杀人放火，十恶不赦，却没有看到她的身不由己。他对所有人都是有失公允，除了自己。他的这一特点，害死了孟思昭与纤娘，也害苦了俞秀莲。 纤娘与李慕白之间是有真情的，他们初次相遇，便相互吸引，或许便是因为彼此都有伤心事：李慕白将纤娘作为了俞秀莲的“现实”存在，纤娘将李慕白作为逃离苗振山后的依靠。他们的分离则是因为纤娘的过去，李慕白的性格。从故事的发展上来说，纤娘是必须死的，不然李慕白与俞秀莲的故事就没法继续下去；从人物的性格上来说，纤娘是因为李慕白而死。在命运的摧残下，纤娘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死，但她见到俞秀莲之时，这多情的女子竟燃起了生命的希望，因为她还年轻，还有与李慕白的感情。但却恰恰是李慕白葬送了她的希望。他无情的话语让她彻底失去了生的希望。她怨恨自己当初错看李慕白是“那样”的江湖人，她更怨恨李慕白的无情。然而，李慕白的无情或许只是一个表象，他更多的是在逃避对纤娘的责任，正如对俞秀莲一般。李慕白断送了纤娘再一次生命的希望，所以他在拜祭纤娘之时才如此的悔恨，却已为时已晚。难以相信李慕白是在拜祭纤娘时才知道纤娘对他的真情，在那么长一段时间中，他不过是在逃避，他精神深处不会对纤娘如此的无情，只是不愿正视自己对纤娘的感情，甚至有时还有一种纤娘作为一个妓女，虽称为侠妓，仍配不上自己的想法。更有因为孟思昭的死，李慕白生无可恋，处处想要逃避，进一步地忽视了对纤娘的感情。李慕白是一个很软的人，凡事下不定决心，可他在故事中却下过两次决心，一则决心忘记纤娘，二则不会娶俞秀莲。最终导致了这两个女子一个身死、一个悲痛终身的惨剧。纤娘身死之后，他还是以完全尽了心，来逃避对纤娘的责任。他一面说纤娘就是他理想中的女子，一面又看不起纤娘。纤娘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误会过李慕白。她正是看出了李慕白的薄情，才觉得生无所望，无依无靠，选择自尽的。在纤娘流落风尘之际，她其实是对生命无所依恋的，古龙的散文《却让幽兰枯萎》恰好点明了纤娘的心境：“所以风尘中的女孩心里往往会有一种不可对人诉说的悲怆，行动间也往往会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的轻蔑，变得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了，做事的时候，往往就会带着种浪子般的侠气！”。李慕白的出现给了她生的希望，这看似多情的人点燃了她生命的热情。最后，却也是李慕白的无情，断绝了她生命的希望！反观李慕白，他将一切推给了命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只看得到逃避这一条路。在纤娘墓前，李慕白感概：“不怨她，因为她并非薄弱无情；也不能怨我，因为我对她并非毫无真情实意；只怨命运，只怨事情纠缠错误，只怨人世坎坷。彼此都是命苦，彼此都是受人侵害的人，才至彼此反倒不能了解。”当发出这种感慨后，他的心里竟然是十分痛快。或许他痛快正是因为逃开了与纤娘的感情纠缠。 俞秀莲作为一个女子，认识上比李慕白高出很多，虽然她也不愿与李慕白在一起，但那更多的出自女子的矜持。她在大问题上是果断刚毅的，这在《卧虎藏龙》中尤甚。她遭遇家庭变故，又遭遇感情变故，她没有倒下，而是大声疾呼：“孟思昭、李慕白他们倒都不愧是有义气的人，德五爷也真是他们的好朋友，总归就是欺骗我一个人呀？该，倒是女子好欺骗！……我，我全都佩服他们就是了！”这段话，是俞秀莲的悲愤控诉，也是作者借她之口让女性有说话的权利，有反抗的权利。这也是作者满族女性主义的一定表现。俞秀莲做事果断，不矫揉造作，也不优柔寡断，她的悲剧更多来源于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因素，李慕白的性格需要负上主要责任。她的坚毅、果断、甚至一定程度上开放的侠客气质都与李慕白典型的名士矫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侠的一方面来看，纤娘也能算作一个有意思的人物。作者借由德啸峰之口点出了纤娘的身份乃是侠妓，小说虽然大部分时间描绘的是纤娘悲苦的一面，而仅有零星侧面描绘纤娘行侠之事，又不时借李慕白之口确认了她侠妓的身份。侠不需要身份的要求，纤娘之侠的表现，原因在于感同身受。作为一个社会底层人物，她能感受到与她周围人的痛苦，尤其是那些雏妓的痛苦，便能做出所谓名士大侠不屑得去做的侠义行为。他们之所以不屑，因为他们难以感受到下层社会的苦痛。王度庐先生就擅长写这类的闾巷之侠，刘泰保，史胖子就是这类的典型。他们相比与出生贵胄的侠更具有同情心，更令人觉得亲切。 小说基本反映了王度庐在描绘人物心理所能达到的高度，其创造的矛盾均是由李慕白的内部因素而导致的，情节的展开更是离不开内心的挣扎。李慕白虽然行为上拒绝了俞秀莲，但在心理上，却一直挣扎在冲动与克制的矛盾中，而王度庐正是很好地抓住了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将之剖显在读者的面前，将李慕白、俞秀莲以及纤娘的性格特征很好地展现开来。让人在揣摩人物内心中获得了情节上的认同感，也因此忽略了语言上的朴实与平淡。 3、形象与环境的双重巅峰——《卧虎藏龙》 鹤-铁五部曲中最出名的，最受人关注，甚至被编入中学语文读本的就是这一部《卧虎藏龙》。它之所以出色就在于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社会风貌的描绘上都达到了王度庐创作的巅峰。玉娇龙的形象，绝不会在李慕白之下，最成功的女主角当仁不让。而小说描绘的北京、旗人的生活风貌，更是丰富多彩，小说是社会环境的写实，王度庐的旗人身世，让他在《卧虎藏龙》的创作中显得游刃有余，将清末社会风貌描绘得淋漓尽致。 玉娇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时而工于心计，时而幼稚天真，时而行侠仗义，时而任性肆为。李慕白与俞秀莲那样矛盾与冲突，在玉娇龙与罗小虎之间变得更为尖锐复杂，他们的性格上也更具冲击性与叛逆性。纵观玉娇龙的作为，她任性因为她气傲，她最不服的就是李慕白，就算在她最痛苦无助的时候，也不向李慕白低头。对于世俗的桎梏，她永远是有活力地去冲击。从性格上来看，玉娇龙远比李慕白称得上英雄。表面上看，她任性肆为，做任何事都不计后果，但在自己的感情上，她表现出的是优柔寡断，因为她难以战胜的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自己，她与罗小虎的爱情就是如此。她不能摆脱自己贵族的身份，也不能置自己的亲人安危于不顾。玉娇龙成长的过程，是她重新认识自己、击败自己的过程，当她不再以罗小虎强盗的身份为耻之时，她即突破了自我，却仍然摆脱不了心里的孤独与寂寞，当她头也不回地离开罗小虎之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一种自由后的孤独。这种矛盾与孤独，我们在魏晋那放达不羁地士族身上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的矛盾是封建礼教与人性自由的矛盾，恰恰正与玉娇龙在个人情感与社会压力下的矛盾类似。在矛盾引发的痛苦中，魏晋的名士选择了叛逆，他们开始崇尚人性的绝对自由，于是就有了魏晋风度，那一份逍遥与洒脱，又何尝不是建立在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之中。于是阮籍大醉六十天不醒、又大声疾呼“时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刘伶，阮咸以放达酒鬼的姿态现世。这种矛盾让名士产生了深深地孤独与寂寞感，也就在生死问题上显得如此地洒脱，于是，便有了嵇康与周顗在临死前的那份淡定与从容。难道这种情感不能套用在玉娇龙的身上吗？她最终冲破了封建与礼教的束缚，却换来的世俗的否认，那样的孤独与无助让她心灰，不禁变得什么都不在乎了，甚至是与罗小虎的感情，这也就有了《卧虎藏龙》的结局。 纵观全书，玉娇龙是最不像侠的，她骄纵任性，肆意妄为，甚至在躲避李慕白时放火，但评价她却不能只看到她为恶的时候，她在做这些的时候只是为了要生存下去，她的心里还有一个善的准绳，不为非作歹。她也行侠，遇到黑道匪类绝不手软，但却因此与李慕白积怨，有她本人的任性，但李慕白斥责她杀人放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小说中最能称得上侠的便是李慕白与俞秀莲了。但李慕白，做任何事都有世俗的道德标准，而非心中侠的准绳，他说玉娇龙杀人放火，却从未考虑过她的处境；在面对玉娇龙陷入鲁侍郎府，他却选择不作为。刘泰保嘲笑他：“幸亏还有我们这一伙不是英雄的。”就是说他的这种不敢做，不敢为，本质上就是他逃避的本性。 正因为玉娇龙的这种性格与处境，让评判她的行为变得很是困难，像李慕白这种大侠自然能斥责她杀人放火，在《铁骑银瓶》中她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也进行了反思。到底还是很难全面地去评判她。这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所带来的，至少玉娇龙是受人喜爱的。全书最打动人的还是玉娇龙的跳崖前的心理独白：这个貌美多才、出身名门的玉娇龙，现今已被人视为一个可怕的东西，大家都猜疑着她，就像她是个迷人的女鬼，美丽的毒蛇。仆妇丫鬟中除了绣香一人之外，谁也不敢跟她接近，见了她的面就想立时能够躲开才好。她现在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自觉得在家里、在北京是不能再住了，但是九华全书和青冥宝剑、珍珠弩，已全都失去，自己现在是赤手空拳，只揣着一颗受伤的心，可往哪里去呢？王度庐又一次使用了自己最为擅长的心理描写。在玉娇龙的故事中，并没有太多奇诡的情节，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变化，带给读者的却是同情与伤感，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心理，那种矛盾与无奈，那种与现实和内心的冲突。 古龙曾说，他不喜欢玉娇龙，因为玉娇龙最后还是没有放下自己的身份，还是觉得嫁给罗小虎这个大盗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本质上在于两位作家不同的风格与所处的时代，王度庐虽然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创作上更多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格，这样的小说里，有玉娇龙这样的女性已经称得上是巨大的突破了，过分地追求自我，实际上是不符合现实，而近乎幻想的，小说有一部分的作用是表达社会的风貌的，所以玉娇龙起初不能接受罗小虎是完全合理的。而古龙则是受到现代或者西方小说的影响更多，他笔下的女子——正如他所说的——孙小红、苏樱、沈壁君，都是追逐自己幸福的代表。这样的写法更具有现实意义，自然也不失为好的小说。其次，笔者认为玉娇龙在最后已是完全不在乎罗小虎的身份，她之所以离去，只是她的心灰意冷。当没有了世俗的羁绊，当战胜了内心的矛盾，忽视了罗小虎盗贼的身份，当没有任何事能阻碍他们在一起，她还是离开了。正如《白发魔女传》中练霓裳离开卓一航一样。不是两人之间有什么阻碍，而是心灰了，她受到鲁君佩的挟制与屈辱，在李慕白身上受到的挫折，在自己家庭上受到的打击，世人都不理解她的苦难，让她的心已经冷了，策马西去，宁愿接受这孤独的寂寞。王度庐这种悲情的写法让人感伤，让人同情，将读者带进了玉娇龙的内心，为她遭受到的苦难而流泪，但却不是为情而情，与义的交融，把握住人性的冲突与矛盾，是王度庐作品的特色。 玉娇龙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程度上与安娜·卡特琳娜相似，同样是贵族的身份，同样的一段不为世俗所容忍的爱情，两个人都选择了斗争，同样的也都在斗争后心灰意冷，就性格上的冲击力与抗争性而言，玉娇龙是可以与安娜相提并论的。 小说中有一个小人物刘泰保，他是一个真混混，却体现了侠的品质，从本质上来说，他比李慕白更接近于侠，急人所难。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体现了顽强的意志力与斗争精神。他爱出风头，不妨看作一个人真实的写照。像他这样的市井之侠正是王度庐先生最擅长写的一类人，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小说对于社会风貌的描写是其一大特色，这是在其它侠义小说中少见的。纵观中国最为优秀的两部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均是不遗余力地表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卧虎藏龙》当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它笔下元宵节的灯会，妙峰山的庙会，都无一例外地向我们展现了清末时期的社会风俗，展现了一个旗人视角的清王朝。 4、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剑气珠光》 鹤-铁五部中，《剑气珠光》是最难吸引人的，主角设定就是一个大问题。鹤铁五部的书名都与主角有关，那么这部小说本该以盗珠的杨豹作为主角。然而事实上，杨豹更多的只是侧面描写，甚至连仇人为何结仇都没有指出，直到了《卧虎藏龙》才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李慕白与俞秀莲再一次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可惜他们的故事还是没有超越《宝剑金钗》中所限定的范围，江南鹤所谓宝剑留作他日缘，也成为了空谈。故事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没有主题。《鹤惊昆仑》的主题是情与仇的矛盾；《宝剑金钗》的主题是情与义的矛盾；《卧虎藏龙》主题是情与社会地位的矛盾；《铁骑银瓶》则着重地描绘了亲情的动人与错过的无奈。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发现《剑气珠光》想表达的是什么，无非是李慕白与俞秀莲情愁的延续，兼加上了一些江湖仇杀，比如追回宝珠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难以入流是显然的，这让我们不禁怀疑，是否是王度庐在看到了《宝剑金钗》的巨大成功之后，利用它的成功继续创作了这部狗尾续貂之作。可以说《剑气珠光》在鹤铁五部中，甚至是在他创作的侠义小说中，都是最不理想的之一。事实给人的感觉在于，《剑气珠光》是连接《宝剑金钗》与《卧虎藏龙》两部作品的纽带。联系了罗小虎、玉娇龙与李慕白等人的关系，为后者一部分情节的展开做出了一定的铺垫，然而，这是不需要一部完整的作品来完成的。既然《宝剑金钗》已经发表，完全可以将有关的情节并入《卧虎藏龙》，而删去李慕白与俞秀莲的无关情节——因为两人的情感矛盾已经在《宝剑金钗》中定型了，《剑气珠光》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升级——这样也不至于使《卧虎藏龙》显得过于拖沓。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小说中李慕白的形象几乎背离了《宝剑金钗》中所形成的人物性格，他与静玄的争斗，为夺取点穴图谱而产生的种种行为，都不像一个传统的儒侠，一个有些优柔的儒侠会进行的，很难想象一个知书达理、大义凛然，一个为了孟思昭与纤娘的死而失意，因此而与俞秀莲终身以兄妹相称的李慕白会做出这些事，反倒是更接近玉娇龙的行为，就己诺不诚而言，更是比玉娇龙的行为恶劣得多，完全失去了他的名士气，反而沾满了江湖气，甚至是江湖人那种霸道、不讲理、以力取胜的习气。《卧虎藏龙》中，李慕白斥责玉娇龙盗取九华拳剑经，那么事实上《剑气珠光》中李慕白的行为显然比玉娇龙更恶劣，他不该感到羞愧吗？所以说，就人物的继承性而言，《剑气珠光》也是存在极大问题的。 5、亲子之别的遗憾与无奈——《铁骑银瓶》 《铁骑银瓶》是鹤-铁五部曲中篇幅最长的，也是唯一一部团圆收场的故事。然而，团圆的代价是韩铁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父亲死在面前， 甚至不知道玉娇龙就是自己的母亲，结伴旅行，换来的是无尽的遗憾与无奈。 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来自于玉娇龙的死。在《卧虎藏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任性，勇敢，又孤独寂寞的玉娇龙，而在《铁骑银瓶》中，作者延续了玉娇龙的性格特征，同时也给了她另一重身份，一位母亲。她仍然可以为一丝小事而向店家大发雷霆，却难以掩饰对于可能是自己儿子的韩铁芳的关心与爱护。在人物形象上，小说对于中年的玉娇龙进行了一个很合理的补充。她至死仍然想着找李慕白拼斗，她可以和俞秀莲，甚至是有杀父之仇的蔡湘妹结为好友，但始终要与李慕白拼一口气，也着实反映了她的好胜。王度庐却还是忍心不放过这个无助而孤独的英雄，用独有的方式给予了玉娇龙那样悲惨的结局。儿子一出生就被人夺走，分别竟是十九个春秋。而在看到那红绸的一刻，她知道了韩铁芳是自己的儿子，她却犹豫了，是她对儿子的爱让她也不禁迷失了，她不敢告诉韩铁芳自己是他的母亲，因为她无法解释他的父亲是谁，她始终还带有一丝贵族小姐的矜持，尽管她曾经想过逃离这一切。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终于想要告诉韩铁芳一切，却没想到为时已晚，她就这样死在了来不及相认的亲生儿子怀中。 在王度庐的笔触下，我们看到了玉娇龙对于韩铁芳深深的母爱。但在小说“隐藏”的那十九年中，我们体会到更多的是她对于春雪瓶的母爱，尽管春雪瓶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玉娇龙收养春雪瓶的那一晚，所留下“训我瓶女”的短笺，书中有这么样一段心理：她是我的女儿了，便不能不遵承我的意志了，我因为放纵，才贻害家门，落得声名破碎、身世凄凉，我不能也叫她这样。这让我们怀疑，这还是那个任性果敢的玉娇龙吗？在那个任侠放达的魏晋时期，恐怕是能找到答案的。阮籍与嵇康在高平陵政变后成为了竹林玄学的领袖，是反抗名教礼法的急先锋，他们居丧无度，蔑视礼法，饮酒无制，然而就是这样放达的人物，在留给儿子嵇绍与阮浑的“诫子书”中，却充满了世俗礼法性质的说教，告诫他们小心谨慎、处事圆滑。有理由相信，嵇康与阮籍并不是封建礼教的反对者，而相反，正是最坚定的拥护者，而司马氏运用他们所拥护的礼教来愚弄人民，让他们不禁陷入了矛盾与愤怒，最终走上了反对那虚假的封建礼教的道路。他们放达的行为，正是矛盾与无奈的反映，又怎么会让所挚爱的孩子走上他们的老路呢？玉娇龙对于春雪瓶就是如此，她早年的任性是因为性格使然，更因为作为一个贵族小姐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在“江湖”上行走。她既然将春雪瓶看作自己的女儿，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上自己的悲惨道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封信。在玉娇龙死后，春雪瓶对于她的怀念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玉娇龙对于她的关爱。可以说，玉娇龙知道了自己因为性格与出身，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而注定一生漂泊。她将她的希望、生命甚至是爱情全都转给了她挚爱的养女，临死前，她让韩铁芳去找春雪瓶何尝不是希望养女与儿子不要重蹈自己与罗小虎的覆辙。在《卧虎藏龙》中，实写的是玉娇龙的骄纵与任性，而虚写她的寂寞与无助，到了《铁骑银瓶》，她的性格因为成为了母亲而有了新的延续，表现更多的是对于子女的爱。 春雪瓶并没有辜负玉娇龙的期望，可以说，她是玉娇龙性格上很好的补充，玉娇龙性格上的强大，让人着迷。春雪瓶继承了这部分强大的性格魅力，却也同时显现出女性的婉约与温柔。稍显不足的是，在春雪瓶身上带的那一丝任性仅仅是任性本身而已，而并非是对于命运，对于社会环境的抗争，这就是人物形象上春雪瓶略逊玉娇龙一筹的点。 虎葬冰山，是小说的第二个高潮，表面上看，其悲剧色彩不如“龙归大漠”那般浓重，其实，那更多是被罗小虎的豪气所掩盖了，罗小虎的悲情，实在不亚于玉娇龙。自《卧虎藏龙》始，小说中的人物甚至是读者都疑惑于玉娇龙如何能看上罗小虎这样一个人，他除了粗野豪放似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优点。《铁骑银瓶》中的下一代人更是将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春雪瓶是看不起他的，尤其是罗小虎在人前提起他和玉娇龙的关系，她认为这是侮辱了她挚爱的“爹爹”，她更想不通，为什么像玉娇龙这样的人物，会看得上罗小虎这种草莽盗贼；韩铁芳则处于一个更矛盾的境地，初遇罗小虎，他就鄙视罗小虎，总觉得他不配当玉娇龙的丈夫，当春雪瓶的爸爸；而隐隐约约知道罗小虎是自己的父亲，仍然看不起罗小虎的为人，他甚至想到：无论玉娇龙是否是自己的生母，她年轻时跟罗小虎发生情爱，这就实在太不对了！罗小虎无论他是否是我的父亲，他那个人总算太不务正、太鲁莽、太把事情做得丢人了！虽然誓必救他，但也誓不认他为父。其矛盾之情跃然纸上，连作为亲子的韩铁芳都不能理解玉娇龙与罗小虎的往事，有何况是世俗的社会。罗小虎豪迈的性格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至死仍然以为春雪瓶是自己的女儿，而韩铁芳是自己的好兄弟，他生命中最后一件想完成的事情便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与“兄弟”能够结合，免得重蹈自己与玉娇龙的覆辙。罗小虎带着豪气死了，带着世俗甚至是子女对于他的偏见死了，留下的是韩铁芳与春雪瓶这对矛盾的下一代。玉娇龙的悲哀在于她的性格与出身，罗小虎的悲哀又何尝不在于他的性格与出身，如果他们都只是普通的山野村民，又如何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卧虎藏龙》给玉娇龙与罗小虎二人打了一个活结，留下的寂寞与孤独中带有一丝的生意；而《铁骑银瓶》则将这个活结变成了死结，不仅仅是因为二人的死亡，更重要的是世俗环境甚至是子女的不理解。他们的情爱在这世间是难以找到归宿的，而寄托他们希望的只能是下一代，春雪瓶与韩铁芳。二人不约而同地在临死前期盼他们的结合，又何尝不是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一种生命的延续。可喜的是，韩铁芳与春雪瓶最终走到了一起，归隐山林，成为了鹤-铁五部中唯一一对圆满收场的情侣。但每当看到“龙归大漠，虎葬冰山”的遗憾，尤其是韩铁芳那一句“那么我这次到新疆，倒像是为葬埋他们二人而来的”，都不禁令人叹息。龙归大漠，是玉娇龙来不及与韩铁芳相认，虎葬冰山，是韩铁芳来不及与罗小虎相认。短短数月，他亲手埋葬了自己未相认的双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何其悲也！若是让韩铁芳与春雪瓶最终再以悲剧收场，那此书真称得上千古一悲了，幸而不是如此。但试问，《铁骑银瓶》之情，当世又有多少小说及上，其动人在于亲情、友情、爱情，可谓包罗万象，催人泪下。 让人略感遗憾的，虎葬冰山这一高潮结束时，全书将将进行了三分之二，余下的祁连山寻母情节感染力则略逊一筹了。这样平稳的情节在王度庐的笔下并不少见，《鹤惊昆仑》的武当山打斗、《卧虎藏龙》的罗小虎复仇乃至《剑气珠光》整本小说，都是如此，恐怕不免是应付生计之作。当然也不是说这部分内容不重要，寻母自然是有必要的，却不需要写得那么多，整日便是打斗。这一部分本该作为重点的应该是春雪瓶矛盾的心理，她对于出身的自卑，她自认配不上韩铁芳的心理都应该是被突出描绘的，以这一部分作为主线，则会显得更有张力，也会让读者有一种“悲剧的紧张感”。直到消失了整部小说的蝴蝶红出场化解了这份矛盾，扫尽故事的悲哀之情，那么便达到了圆满。自然的，蝴蝶红，包括韩铁芳的跟班毛三以及绣香的丈夫萧千总，都是王度庐最擅长的社会小人物，在刻画他们的心理、行为之时，王度庐总显得游刃有余，入木三分。 四、清廷野史的再演绎 王度庐作为旗人，难以逃脱的一个话题就是对清王朝的评价，而这一部分在他小说中的体现，更多是通过稗官野史来呈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雍正与年羹尧》、《紫电青霜》、《宝刀飞》与《金刚玉宝剑》（应当作《金刚王宝剑》，小说开篇即说这个名词出自佛经，而佛经中明确出现的则是金刚王宝剑，为尊重作者，下仍用金刚玉宝剑作为书名，特此注释） 1、旧传说的新演绎——《雍正与年羹尧》 在诸多清王朝的演义小说、稗官野史中，出现的最多的恐怕便是江南八侠的故事与其中的吕四娘刺雍正，甚至有所谓的“红学家”将林黛玉解读为吕四娘的化身，虽是无根之说，但也着实显现出吕四娘这一形象在清廷野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小说中，王度庐走了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将江南八侠描绘成雍正夺取帝位的帮手，交换条件便是恢复汉人的江山，这里，不禁看到了一丝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影子，同样的与皇帝订约，企图恢复汉人江山，当然结局自然是受到皇帝的背叛。《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伤亡难数，香香公主殒命，留下陈家洛无尽的悔恨；而《雍正与年羹尧》，没有再次标新立异地创造一个结局，安排了吕四娘刺杀雍正，还将之与清廷皇室之后不用厕所改用马桶附会，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在故事的最后附和上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侠女》篇，将《侠女》中的男女主角，描绘成自己笔下的吕四娘与年羹尧的儿子年寿。 王度庐在小说写道：“作小说的人，并不是论古人的功过。”这话恰好表达了一类写历史小说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写历史小说，向来有两种写法，一是如同历史考据般，将历史人物的行为、态度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并不对他们的作为进行旁白性的评价，王度庐应该是属于这一类；二是通过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行为，展开自己的评价与论述，可以说是个人对于历史的再评价，一般会显示出明显的个人倾向，而又会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魏晋玄学便是一个典型，建国之初，唯物主义历史学家莫不以唯心主义者的帽子扣在天才玄学家王弼的头上，并大力赞赏了裴頠这样的所谓唯物主义哲学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学者理解到评价中国的哲学思想，如何能用另一种哲学思想来解释，更何况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此时，玄学的历史意义才被重新发掘。正如哲学思想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由于时代的变化与个人的好恶明显的体现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梁羽生便是这一类的代表，他的代表作《女帝奇英传》，与其说是武侠小说，倒不如说是历史小说，着重对于武则天进行了在评价，而在他的明清系列小说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清王朝推上了反派的至高点。在此，难以评价两种创作手法的优劣，可谓各有千秋，就笔者而言，王度庐与梁羽生都是我很喜爱的作家，《女帝奇英传》更难逃最喜爱的几部小说之一，在这里，只是聊以区分，以作下文。 就小说之题而言，雍正与年羹尧必然是小说的主角，确实也属这两位的形象最为突出。允贞（即小说中雍正的名字）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枭雄形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同时也反映出其见识与胆略。他的聪、明体现在善于发现人才，便是能发现化名司马雄的白泰官，更是能领略江南八侠的与众不同；他的胆、力体现在了解年羹尧与江南八侠的反清立场上，仍然镇定自若地深入虎穴，与对方达成政治交易。这样一个兼具英才与雄才品质的人物，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他的政治目的最终达到了，也显现出了他丑恶的一面，剪除了以年羹尧为首的异己。他也终究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小说结局雍正留下的密旨则令人回味，他劝他的儿子在登基之后，见机行事，而使全国恢复汉人的衣冠，以保全他的信用。他未必是真的畏惧汉人的力量，恐怕还有一丝的愧疚，一丝希望满汉共荣的期待。王度庐以此塑造了雍正的真枭雄形象，又不失表达了自己希望民族共融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允贞身边秦飞这个角色，他是典型的社会底层人物，通过他眼中允贞的行为、以及他对此的评价，展现出了对于允贞行为的一个平民视角，也更以此显现出了允贞的枭雄本色。 王度庐显然是要把年羹尧塑造成反清的首领，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翻案”，同时，他笔下的年羹尧更是冷静、果断的英雄本色。他促成了江南八侠与允贞的政治交易，当然也就促成了自己的悲惨结局。可惜，在作者对于年羹尧的描绘中，总显得有些动机不足，缺少了他最擅长的心理描写，何以作为清朝翰林的年羹尧，要与这些“江湖草莽”结交，甚至商讨反清的大业。可以说，作者给出的理由是不太充足的，因此，也就使年羹尧这个人物有些流于文字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他的内心。 小说中有两个小人物非常值得注意，一是蝴蝶儿，二是允贞身边的小常随。蝴蝶儿可以算是王度庐笔下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女性。她有个人的主见，对于包办婚姻极度地不满，渴望找寻自己的“白马王子”。允贞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命，先是冲翻花轿终结了她的包办婚姻，又用个人的人格魅力使这个渴望嫁入豪门的女子倾心。可惜她并没有想到允贞竟然是当今的皇子，出访的目的是为了要夺得皇位。于是，她在恋爱过程中不断地主动出击，渴望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化”允贞，这一阶段的结局是悲惨的，她不但没有打动允贞，竟然还因此沦落娼门。然而她却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仍然选择追逐自己的幸福，最终，找到了她人生中的富贵之路——年羹尧，她也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年羹尧。可以说，这一段短暂的幸福是对于她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自己寻找婚姻幸福的肯定。可惜，好景不长，年羹尧还是失势了，蝴蝶儿也终究回到了“地上”，成为了流浪者，不免也发起了疯。可以说，王度庐对于蝴蝶儿结局的描写，有一定程度上对于她追求富贵功名，享乐安逸的反讽，然而，在小说的更多时候，对于这个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勇于追求的女性，大体上作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毕竟一代人思想的转化，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总会有过渡的那几个牺牲者，可能，蝴蝶儿就属于这样的牺牲者。 小常随在小说中的戏份很少，刚一出门就“消失”了，然而，他的结局却令人感慨。作为一个奴才，他娶到了周浔的女儿周小绯，可谓是喜从天降，这尤其反映在允贞与江南八侠达成了政治交易之后。可惜的是世事难料，允贞终究选择了背信弃义，转而对付江南八侠，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不存在什么选择问题，娇妻在旁，生活安逸，恐怕没有什么需要多考虑的。然而，这小常随的骨子里却渗透进去了忠君的思想，他的心中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吕四娘与周小绯准备刺杀雍正的时候爆发了出来。他无法舍弃扎根在心中的忠的观念，更不可能出卖良心而放弃对于周浔、周小绯的“义”，他只能选择死，他的死，确实可以归因于忠义两难全，但仔细想来，允贞并没有给予过他什么“恩”，他在允贞的眼中，更多是作为奴隶一般的存在，而周浔与周小绯父女，是第一个将他平等看待的人。从他的死之中，我们更多能看到的是他对于吕四娘与周小绯的愧疚，因为对于自己无法忘记忠君观念的愧疚，他也可以算的上是处于新旧观念冲击下的一代人，在迷茫中迎来了自己的牺牲。 小说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令人颇感遗憾便有其对于结局描绘的草率，不够有张力。尽管有小常随的死这样震撼的情节，以及附会《侠女》的有趣创意，但总体上对于情节的发展上铺垫不足，总有一种“突然发生”的感觉，这不得不说是小说的一个缺陷。 2、剑的传说——紫电青霜 剑在中国的侠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大多是剑侠；道教思想结合侠义文化的产物即是剑仙；相传大诗人李白就是剑侠，并化用《庄子·说剑》的寓言写下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名句；而杜甫也有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的剑器，可能就是代表了最早的剑术。古代的名剑更是数不胜数，每把名剑的背后又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干将莫邪。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构建了《三王墓》的故事，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荒诞的侠义；鲁迅更是以此在《故事新编》中作了《铸剑》一文，针砭时弊，令人深思。《紫电青霜》这部小说则同样借用了干将莫邪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别样的复仇故事。 小说刻画承担复仇任务的是吴慕冶、郭海鹏、纪海鸥，然而三人都因为各自的性格特征没有开始实际的复仇任务。随着郭海鹏的死，实际的复仇才真正开始，标志则是吴慕冶铸剑复仇，剑成而亡。小说开头作者便议论道铸剑技艺的失传，多半是因为大师授技留一手，而在吴慕冶这里更是表现极致，他甚至因为徒弟李如江偷学了他的技艺而想要杀死他，若不是李如江用真情打动了他，一门铸剑绝艺又将失传。讽刺的是，吴慕冶铸的白光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复仇路上的最大阻碍，而李如江所铸紫电青霜，反而成为了复仇的关键。当吴慕冶，郭海鹏身死，纪海鸥背盟，王公弼难觅之时，复仇的重担便落到了与年羹尧之案毫不相关、不通武术的李如江与小石头身上。吴慕冶等人的侠义行为接近古代游侠之风，恰合司马迁所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更接近于先秦时期的侠风，类似于孔子的弟子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最终为救主人慷慨赴死，甚至与荆轲刺秦、聂政刺侠累的故事有一定相似性。而李如江、小石头的侠义更“草莽”，少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却多了一份质朴的、急人所难的侠义之风。这种朴素的侠义精神，为戹困士人不惜性命的帮助，更带有墨家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兼爱精神，甚至为帮助他人不惜牺牲自身性命的高尚品质。 小说给了李如江一个发疯至死的结局，表面上是因为他穷天地之造化铸了紫电青霜两把宝剑，却依稀看出作者对于铸剑复仇这类江湖仇杀行为的讽刺，从吴慕冶的死、到李如江的所托非人、到最后崇老爷因病而死，李如江等人其实并没有顺利完成“复仇”之业。其复仇的正义性正如《鹤惊昆仑》中那般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其正确性始终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隐藏在幕后的作者不断地对复仇这种江湖最基础的行为进行思考，从《鹤惊昆仑》开始，发展到了《紫电青霜》，而到了《风雨双龙剑》则进行了收束。 可惜的是，小说从情节与叙事风格上来说并不怎么出色，全书的语言平淡，情节也未有跌宕起伏之处。就人物形象而言，也略显平面，李如江作为小说的主角，性格未必有小石头鲜明，而刘绮娥，作为几乎小说中唯一的女主角，出场不多，性格也不出色，结局更是不知所云，不得不说这是小说的一大弊病。 3、野史的象征性——《宝刀飞》 《宝刀飞》的主线剧情是极其简单的，少年侠客为求宝刀深入京城，这其中当然有些江湖斗争，当然也会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显然，如果小说仅仅有这么一些东西，那就莫不显得无趣了一些。 小说的第一个亮点是引入了少女时期的慈禧——纳兰大姑娘，这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一出场就隐隐地带着一丝渴望出人头地的意味，可谓得其神韵。故事还借用了慈禧与吴棠的关系来做一些文章，利用稗官野史虚构了少女时期的慈禧与吴棠的来往，用小说家的口吻猜测了慈禧重用吴棠的原因，令人有一种真假莫测之感。小说对于纳兰大姑娘的描写并不多，主要隐藏在幕后，用裘文焕的评价来体现她的性格，将读者走进这段清末隐秘的历史，进而与宝刀的传说糅合在一起，富有历史的沉重感。直到结局，短短数月之后，纳兰大姑娘从幕后又一次走到了台前，她通过选秀进宫，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之路，仿佛又从历史跳回到了现实，留给了读者遐想的空间。 小说最大的亮点是宝刀的象征意义，这是借用道光杀害皇妃的传说来完成的。宝刀是王得宝接旨杀害道光妃子的凶器，莫不承担了一个身不由主的宫廷人对于无辜女子的愧疚。王得宝也因此不得不面临恐惧，内疚，甚至是江湖人士来寻求宝刀的无奈，他几乎要为了宝刀发疯，但他却始终不愿意将宝刀送出，因为在他的心中，宝刀已不仅仅是一把宝刀，它承担了自己的愧疚与无奈，他发誓要用宝刀洗净自己身上的罪恶。宝刀起初代表的是专制皇权对于女子的摧残，道光帝用这把宝刀杀死了无辜的妃子，甚至没有给出任何的原因；当宝刀落入裘文焕手中，他用宝刀拯救了苦命的女子牡丹，更是发愿要用宝刀拯救天下可怜的女子。这个阶段，宝刀承载了王得宝的心愿，承载了他的愧疚，从摧残女子的力量转变为了拯救弱势女子的工具。这更是象征了作者心中存留已久的女权主义，当然还处于的是初级阶段，即希望女子能得到“解放”的思想。 当裘文焕用宝刀拯救了无辜的爱人牡丹后，纳兰大姑娘便跳回了台前。她本该作为宝刀拯救的对象，然而她用她的刚强与进取让裘文焕相信自己不会在宫廷中惨死，这和牡丹的软弱，一明一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自然象征着已经获得部分解放的女子。她的文字虽然都在暗处，但却无一例外地刻画了一个积极进取，甚至不择手段的强者形象，比之《雍正与年羹尧》中的蝴蝶儿更胜一筹，也就脱离了宝刀的拯救范围。然而她日后反而成为了摧残女性的专制集权者，这恐怕又是始料未及的。 牡丹作为小说的女主角，多处于柔弱而亟待被宝刀拯救。其性格较之传统女子实际上也有一定超越，主要体现在她对于裘文焕爱情的主动性以及执着性上。面对旁人的流言蜚语，她始终没有动摇，而坚持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其落入囹圄的原因也在于对于裘文焕无悔的爱情，就此体现了她性格的刚强面，也体现了一类在矛盾中挣扎的女性形象。 4、历史的再演绎——《金刚玉宝剑》 前已述之，金刚玉宝剑应当是金刚王宝剑的误名，其实，小说与佛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仍然是以复仇作为小说的主线，这一次，时代推进到了乾隆末期，而被复仇者便是鼎鼎有名的和珅。正如寻常对于贪官的复仇原因一般，小说的主角伍宏超与顾画儿均是被和珅迫害死的大臣与侠客的后代。从人物性格上来说，伍宏超并不是很讨人欢喜的一个角色，他鲁莽而不谨慎，眼高而手低，好大论而无实质性的作为。他有时看不上顾画儿的犹豫，然而自己在吴卿怜的问题上更显得优柔。总之，伍宏超是典型的“受人讨厌”的正派侠客。他也并不是毫无优点，他急人所难，有侠义之风，可惜的是，这些都被读者当作是主角所“必须”具有的品质，而选择性地被忽略了。 顾画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王氏女主角，她本领高强，性情刚毅，有主见，有认识，其角色光芒基本盖过了男主角。她的形象与春雪瓶有类似之处，同样的坚韧而又不失温婉，甚至对于感情，同样有一种欲言又止的矜持，甚至带有一丝自卑的感情色彩在其中。 比较特殊的是小说重新塑造的吴卿怜这个角色，她是历史上确有的一位人物，基本身世与小说中的描述一致，早年为苏州歌女，后被苏州知府王亶望纳为妾，后王亶望犯罪被诛，吴卿怜被献于和珅，成为和珅侍妾。只是结局略有不同，史料记载，吴卿怜于和珅死后惶恐，留下绝句八章后自缢身亡。小说着力刻画的是吴卿怜的不幸以及他对于伍宏超的感情。卿怜在和珅家里受到的种种暴力对待，自然是合理的推算，也为这个身世凄惨的可怜女子再添上一抹凄艳。她对于伍宏超的情感，则完全是属于依恋式的，在走投无路之时，她想起了少年时的邻居，又出乎意料地见到了他，于是，她将脱离苦海的希望完全地交到了伍宏超手里。“哥哥”这个称呼，不仅仅代表了卿怜对于伍宏超的感情，更代表了她对于亲情与关爱的渴望。可惜的是，她在开始之时没有选择与伍宏超离开，在小说行将结束之时，作者交代了她是因为怀疑自己有孕，所以要伍宏超等她一年，最后她自己才知道，自己只是病了。其实这个理由是不太充分的，为何有身孕了就不能逃出去，莫不还是怕吃苦，这时的卿怜似乎还带有一些犹豫，一丝不舍。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还带有着奴，她甚至可能抛不下作为和珅侍妾的荣华富贵。她这一犹豫，就是三年过去了，自是物是人非，当她再见到伍宏超之时，两人的感情中更是多了顾画儿。卿怜自然不知道，不过她也着实变了，当伍宏超再次问她愿不愿意和他走之时，她竟是决然的点头说：“我愿意！”她的性格转变是由于在和珅府中所受到的迫害与随之而产生的反思，她从一个只会依从带有奴性的底层女子，变成了一个敢于反抗，勇于追求的女性，不得不说，她的性格转变，也一定程度上注入了王度庐的女性解放思想。遗憾的是，卿怜与伍宏超最后还是没有一个能够接受的结局，因为他们之间又进入了顾画儿，王度庐在懦弱犹豫而转变为刚强坚韧的吴卿怜与本身识见出众而性情坚毅的顾画儿中选择了后者，莫不是暗含前者终将会转变为后者之意。当然从情节上来说，确实也是成全伍宏超与顾画儿较为合理。只是可怜卿怜，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她在与伍宏超匆匆一面后迎来了自己的死亡，在和珅府家丁围攻伍宏超之时，为了不拖累亲爱的情人，毅然地选择了死，王度庐改变了历史上吴卿怜的结局，使之更为符合小说的主旨。伍宏超与吴卿怜的悲剧，有些类似于李慕白与纤娘之间，都是因为某一方性格上的缺陷而造成了误会，最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卿怜却没有让人感到纤娘一般的悲哀，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这段故事，性格上的缺陷是属于双方的，而最后卿怜也完成了性格上的救赎，甚至她的死带有某种成全的因素在其中，所以便不显得那么悲哀。试想若不让卿怜死去，他们三人的结局，恐怕又是另一种悲剧了。 小说对于配角的刻画显然也是成功的。主要集中在和珅与卿怜的婢女绣球身上。小说中描述的和珅种种苛责家仆的行为，将一个贪财而又吝啬的守财奴形象暴露无遗；从绣球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伍宏超完全不同的侠义风格，绣球显得更草莽，更为“闾巷”，仿佛侠义就是她所分内之事，往往在王度庐其它的作品中，都是男子担任这样的角色，就有如史胖子一类，刻画女子为如此形象，也是匠心独具。小说以郝燕翎与冲天侠的同归于尽作为结局，借用绣球的态度表达了这种对于“只知道赌一口气”的江湖仇杀的轻视，当然也是作者对此的态度，这种对于无止境复仇的反对，应该是王度庐小说一贯的风格。 当然小说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小说的情节上还是趋于平淡，语言也同样如此，不太具有吸引力，当然这也是王氏小说的一贯风格。只是，在处理伍宏超与顾画儿、吴卿怜之间的感情纠葛之时，按以王度庐的功力，应该能刻画地更有张力，而不是让人感到有些突兀，尤其是伍宏超与顾画儿之间的感情发展。 五、悲剧艺术的再发展 通常认为王度庐在鹤-铁五部中已经将其悲剧侠情的艺术推向了最高潮，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在鹤-铁之后，王度庐对于悲剧侠情写法的发展与创新，尽管可能并没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仍然是不能忽略的，主要值得体会的是《紫凤镖》、《绣带银镖》、《彩凤银蛇传》三部小说。 1、出乎意料的悲剧——《紫凤镖》 从小说的情节上来看，始终充满了陶凤儿身世之谜的悬念，但总体还是趋于平淡的，就是当接近尾声之时，凤儿的身世之谜被揭开之时，也还是没有让人看到悲剧的前奏。直到凤儿被耿二员外的镖所伤，与柳梦龙逃亡之时，联想到《彩凤银蛇传》的鲁海娥，《鹤惊昆仑》中的阿鸾，自然会以为凤儿会因为重伤不治而身亡，这恐怕是王度庐悲剧的一贯风格。当凤儿负着重伤，用镖打死耿二员外，而陶妈妈因病去世，让凤儿在重伤之下又添大悲，这种情节上的暗示就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在过去的王氏小说中，基本都是以此来刻画悲剧侠情的。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陶凤儿的伤竟然好了，并且和柳梦龙成了亲。王度庐写出这样的结局，是让人感觉有些意外的。然而就在几行字之后，这种意外之情便消失了，陶凤儿竟然不到两年就病死了，柳梦龙“仿佛把一生全都完了”。 陶凤儿病死的原因，便成为了小说的主旨所在。短短的一页纸，有力地刻画了凤儿的转变，“她的脾气改得完全的温柔，温柔得简直成了懦弱了。”“她本来是像鹦鹉一般的好说话，又好笑；跟小孩子一样的好玩，好生气，现在却全都不了。”“旧日活泼的精神和心灵，已都变成了枯木和死水，她的心受了永不能平复的创伤。”王度庐自然交代了是什么促使凤儿的转变，不是因为母亲的去世，更不是因为用镖打死了耿二员外，却竟是因为柳梦龙独自前往襄阳，对她发生了猜疑，回来却一句实话都不肯吐，非得要耿二员外找去大闹，以事实证明，这才免去心中的猜疑。仿佛凤儿将母亲的死与自己的受伤，都归咎于柳梦龙的猜疑心，如果不是这样，她完全可以在耿二员外找上门之时逃开，更不用上前硬拼，也免去了身体上与心灵上的双重受伤。凤儿是怨恨柳梦龙吗，恐怕不是的，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依然是很好的。她所不能释怀的，固然是柳梦龙不能信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性格上的弱点导致的，但凤儿却体悟到了其中更深层次的悲哀，她才总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一层隔膜，但等着把这层隔膜打破，必须经过很多的艰难；侥幸把艰难再度过，可是人也不能像早先那样的天真了，寻不回来过去那种健全那种活泼了。”凤儿所不能释怀的，正是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完全相互了解的现实，即使是至亲的人也不能，更何况自己与柳梦龙，这对萍水相逢的恋人。她无力改变这样的现实，她只能接受时间留在她身上的痕迹，只能接受相互了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她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在抑郁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凤儿的死，自然是王度庐刻意为之的，此种悲剧侠情的写法，与其往日的小说大有不同，鹤-铁五部中的悲剧，无论是李慕白与纤娘、俞秀莲之间，亦或是江小鹤与鲍阿鸾等等，其最终的悲剧莫不外乎侠客的外部环境或是内部因素，即性格，往往伴随着某一方或大或小的错误。然而，凤儿与柳梦龙的悲剧，则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性上本身的弱点所形成的，凤儿无力改变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这层隔膜，她拼命地抗争，穷其所能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在现实面前，却落得遍体鳞伤。即使是一切的难关都已经度过，过去的天真淳朴已经是难以寻回了。在凤儿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玉娇龙那般得胜后的寂寞与灰心，她虽然没有选择像玉娇龙一样孤苦终身，但过去那健全的活泼一去而不复返了。凤儿的悲剧，是矫情的侠情，她的结局带有作者刻意为之的痕迹很重，这种“矫情”，并不是对王度庐创作的否定，而恰恰是一种创新，他将悲剧的艺术从侠客个人的内部因素深化到了具有普适性的人性弱点上，从这一点来看，柳梦龙与陶凤儿的悲剧相较于他们的前辈们，更带有一种现实性与无奈性，代表了王度庐创作悲剧侠情的新高度。 2、性格决定命运——《绣带银镖》 《绣带银镖》一如王度庐的小说风格，以简明扼要的剧情，描绘了一个凄惨的爱情故事，不同于《紫凤镖》那般将悲剧归结于了深层次的人性，小说的悲剧风格基本发展了李慕白与纤娘、俞秀莲之间的悲剧因素，以人物性格作为结局发展的主要动力。小说的女主角是小芳与卢宝娥，分别代表了两种性格。小芳是传统女子的典型，温婉柔弱，她与刘得飞“苹果定情”，恐怕是今人闻所未闻的情节。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小芳逐渐展现了其性格中“反叛”的一面，她不能忍受权势的迫害，而转而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迫切的希望能够倚靠刘得飞，找回自己的新生，却没想到因此失去了性命。卢宝娥则是典型的王度庐式的女主角，从她的身上能看到玉娇龙的影子，她敢说敢作更敢为，她从不介意别人的看法，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她甚至不计手段，以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方式，渴望获得某些东西，也间接的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小说的剧情主线是刘得飞与韩金刚等人的争斗，由此引出了刘得飞、小芳与卢宝娥三人的感情纠葛。面对卢宝娥的纠缠，小芳的痴情，刘得飞举步维艰，最终在卢宝娥家中，矛盾发生了激化并达到了最高潮，卢宝娥的镖误伤了小芳，导致后者身死，自己因为愧疚自尽，只留下刘得飞一人，变得像傻子一般。从最终剧情的发展来看，似乎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卢宝娥不顾一切，甚至带有一丝阴谋诡计地追求刘得飞。卢宝娥逼得刘得飞与小芳太凶，才迫使他们出逃，酿成了惨剧。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小说中自始至终“强调”的刘得飞的性格，恰恰是与卢宝娥相反，相当得“没有主见”。 自小芳“苹果定情”后，刘得飞便陷入了与小芳的爱情旋涡中，可是他始终不敢接受小芳的爱情，表面上的原因是怕“侠义道”取笑。这又不失为王度庐对于空谈侠义的讽刺，刘得飞因为要做“侠义之事”，因此不敢娶小芳，只敢认她作为“恩姐”，而这又恰恰将小芳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失去了侠义的目的。进一步的，从深层次看，更致命的是，刘得飞将李慕白的那种拿不起放不下，没有个人的决断发展到了极致。在“侠义精神”与对小芳的感情发生了矛盾之后，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做出决定，而是将自己的“终生大事”交给师傅彭二回答，彭二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李慕白即使在很多时候优柔寡断，但总还是有自己的判断与决心。刘得飞则显得毫无主见，更可怕的是，当“第三者”卢宝娥找上门来，让他做出选择之时，他完全不敢自己判断该娶谁，凡事又回到了问师傅怎么办，仿佛是师傅娶妻，而不是自己娶妻。他完全不敢面对小芳与卢宝娥两个对他深情之人，只能逃避再逃避，最终，卢宝娥的行为间接迫使他做出了决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卢宝娥的自主性格与刘得飞的被动性格发生了火一般的碰撞，带来了流星一般的光芒，也带走了小芳与卢宝娥两个如鲜花般的生命。 刘得飞在小说至终都没有改变逃避的性格，他将李慕白式的失意与逃避进一步发展了下去。他不敢看到绣带，不敢听到打算盘的声音，自然是因为不敢面对两位女子为他而死的事实，转而用身体上的磨难冲淡心灵上的伤痛，这与让师傅彭二决定自己的终生大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彭二就如同刘得飞的拐杖一般帮助他前行，然而就算是没有这位他敬爱的师傅，刘得飞自然也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乃至鬼神，来为自己做出决定，两汉象数派易学的繁荣，及被义理派取代后的残喘，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底层人民如刘得飞一般，无法依靠自己来做出判断，而只能依靠于求神问卜。这种充满逃避而缺乏决断的性格，也就造就了一大批刘得飞式的悲剧。 小说从一开始，就提到了保镖事业的没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交通的便利而失去了需求，其实换句话说便是英雄时代的消逝，对此，作者是持有叹息的态度的，却也反映了他对于现实的洞察力。在兵荒马乱的四十年代，王度庐明显感受到了宣称侠义只能将民族笼罩在英雄的幻想中，正如刘得飞一样，即使是本领高强，胸怀侠义，仍然免不了血一般的悲惨结局。空喊英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王度庐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用刘得飞式的悲剧揭示了英雄的没落，也同时肯定了他之前所塑造的类似于玉娇龙这般“性格上的英雄”。 3、《儿女英雄传》的破产——《彩凤银蛇传》 前面曾经提到，王度庐的小说是深受《儿女英雄传》影响的，着重体现在王度庐作品中对于“英雄至性”与“儿女情长”的有机结合。在《宝剑金钗》中，这种影响是显现地最为明显的，包括它的序言，更是多次将俞秀莲比作十三妹，这是之前已经提到的。如果说《宝剑金钗》体现的王度庐是对于“儿女英雄”概念的认可，那么《彩凤银蛇传》就是他对于《儿女英雄传》思想的反思。 《彩凤银蛇传》与《儿女英雄传》的主角设定较为相似，采用了一男两女的主角模式，单论叶允雄的形象自然与安龙媒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值得注意的是，《儿女英雄传》事实上的主角其实并不是安骥，而是他的父亲安学海，安学海给全书定下了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内核，而叶允雄则为小说定下了侠义的基调，从这一点上来看，两者是具有共通性的。两位女主角梅姑娘与鲁海娥相对应的自然是张金凤与何玉凤的形象。梅姑娘从出身来说就接近张金凤，同是小户人家女子出身，婉约善良，似乎仅仅是缺了一丝张金凤的能说会道，而着重地描绘了她身世上的颠沛，令人怜悯；鲁海娥则自然对应的是十三妹何玉凤，就其幼年丧父，与生母分别，而落拓江湖的身世，就与十三妹类似，可幸的是，鲁海娥在小说性格特征富有连贯性，保有了江湖女子的豪气，更是与《儿女英雄传》前半部分的何玉凤一般坚韧有主见，却没有十三妹那般“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没有她在小说的前后两部分如此大的性格差异，这显然是小说思想主旨的不同所导致的。 对于《儿女英雄传》宣扬忠孝节义以及因果宿命的旧思想，王度庐显然是不能够赞同的，于是他在《彩凤银蛇传》注入完全不同的内核。《儿女英雄传》中触目可见的忠孝节义的思想自然是看不见了，转而代之的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侠义精神，这当然是侠义小说的体裁所决定的。进一步来说，他将鲁海娥这个形象作为了十三妹形象的一大补充，将十三妹那样的矫揉尽数扫去。针对何玉凤在嫁人之后，完全失去了自身的性格，成为了被安学海收服的“孽龙”这一特点，王度庐用鲁海娥性格上的连贯性进行了“反击”，让她保持着本真的性格，充沛的活力，不断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向《儿女英雄传》后半部分代表了传统女子的何玉凤（更包括了《三侠五义》中嫁给了展昭后的丁月华等）进行了挑战 关于鲁海娥的结局，向来是争议颇多。1942年，南京《京报》载有读者来信，对鲁海娥伤重死于中途，未能见到自幼失散的生母的结局表示异议。六日后，又有读者来信，以为固然可以不必“大团圆”，但“见娘”似为必要。十余日后，《京报》再载读者来信，认为鲁海娥之死写得很好，但是还应加上一些交代后事、劝导爱人走上正路的临终遗言。一周后，王度庐撰文《关于鲁海娥之死》，集中回答了读者的批评，说明“在写书的第一回之前，我就预备着末了是一幕悲剧”“向来‘大团圆’的玩意儿总没有‘缺陷美’令人留恋，而且人生本来是一杯苦酒，哪里来的那么些‘完美’的事情。‘福慧双修’的女子本来就很少，尤其是历史或小说里的‘美人’。古人云：‘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西施为千古美人，原因是她后来没有下落；林黛玉是读过了《红楼梦》的人一定惋惜的，原因也是她早死。近代的赛金花就不够‘绝代佳人’的条件，她是不该后来又以老旦的扮相儿再登台。‘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美和缺陷原是一个东西。本此种种理由，于是我更得叫我们的‘粉鳞小蛟龙’死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决不可叫她去与人‘花好月圆’，度那庸俗的日子；尤其不能叫她跟十三妹一样去两妻一夫的给男子开心。”这段内容大体交代了王度庐对于悲剧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他的作品为什么以悲剧为主。但相信关于鲁海娥之死，支配他的恐怕是他对于《儿女英雄传》所塑造结局的不满，在他眼中，十三妹这样一个女中豪杰，人中之凤，竟然和张金凤一起嫁给了庸庸的普通人安龙媒，两妻一夫的给男子开心。尽管这个庸庸的普通人因为积善考取了功名，甚至当上了“老师之老师”的国子监祭酒，王度庐还是认为安骥是配不上十三妹的。更让他不忿的是，在十三妹嫁入安府后，真恐怕是被降服了，如同一条被锁住的蛟龙，再也没有自身的性格与主见，走上了一条相夫教子，夫荣妻贵的传统积善世家发皇史道路。王度庐不能忍受在他笔下同样出色的鲁海娥与十三妹有相似的结局，梅姑娘经历了重重磨难，获得了新生，甚至拜了鲁海娥的生母为干娘，扫除了“两女共侍一夫”的最大障碍。但王度庐没有选择这样表面上的幸福，毅然选择了让鲁海娥为救叶允雄而死，使她得到了一个符合她性格特征的结局。鲁海娥的死，自然是王度庐悲剧主义的必然结局，也不难看出，《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在王度庐笔下的破产。 六、难得的团圆 王度庐笔下的小说虽然大部分是以悲剧收场，但也有几部带来了一抹团圆的色彩，这恐怕是他对于某些问题的反思，这一部分主要的作品是《风雨双龙剑》与《洛阳豪客》两部。 1、仇恨的再诠释——《风雨双龙剑》 《风雨双龙剑》是一个典型的复仇主题故事，张三为了宝剑害死了陈伯煜，遭到了其弟陈仲炎与其女陈秀侠的追杀，陈秀侠在江湖路上遇到了张三养子张云杰，与其产生了感情，却不知对方的身份，最终，当真相都揭开之时，伴随着张三的死与陈仲炎的断手，张云杰终于和陈秀侠化开了仇恨，结为了夫妇。 女主角陈秀侠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性格，基本保持着王度庐笔下女主角的坚毅与主见，唯一不同的是这是王度庐笔下少有的带有成长经历的女主角，当然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要显现出仇恨带给这个十四五岁小女孩身上的负担与磨难。有意思的是张云杰这个角色，他与传统儒家的侠客有很大的区别，倒是能从他身上看到一丝古龙笔下浪子侠客的影子。张云杰初见陈秀侠之时，就显现了自己轻薄的本性，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秀侠免于误会他的轻薄，当然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小说发展的作用。当他知道秀侠与自己养父的恩怨之时，做出的选择大出读者意外。他第一想法并不是如何去与秀侠消除仇恨，重修旧好，而是转去想着调戏红蝎子的两个女弟子，当他看到了这两个女子“长得不怎么样”之时，顿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甚至将其中之一的翠环推入河中，差点杀死了她。这一段时期的张云杰，无疑展现的是一个轻薄浪子的形象。而之后与陈仲炎等人因为仇恨的正面冲突，又展现了另一个侠义正直的张云杰。 在假意结交陈仲炎之时，他并未以仇人的后代相交，而确实以真正的朋友对待陈仲炎，在他危难之时，张云杰考虑的不是落井下石，反而救其于水火。自然他的出发点是想要化解这段仇恨，不过也未必仅仅是因为与秀侠的感情，更多的显现是他对于仇恨的再认知。这种认知，自然是王度庐对于复仇的认识，集中反映在红蝎子临死前对张云杰说的话：“我自认做强盗以来，杀死过不知有多少人，早先我并不觉得忏悔，因为我不知道被杀的人是多么痛苦，现在……我知道了！假若我还能活，我一定要出家修行。我劝人无论是谁，千万不可杀人，不可结仇。你们跟陈家已经抵过来了，已经一报还一报，够了！何必再往下结仇？你要是不肯忘掉了父仇，那翠环也就应当立时把你杀死；你想一想，你对翠环的手段，比陈仲炎对你家的手段辣不辣？”红蝎子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配角，她的正邪并不是一般的评价标准所能判决的，她有对待盗众狠毒刻薄的一面，也有对待秀侠慈爱善良的一面，造成她个性多变性的原因是在于她所处的环境与个人认知之间存在着偏差，这种人物形象在古龙的小说中是最多见的，常言古龙的小说人物没有绝对的正邪之分，其意当与此类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张云杰对于仇恨的认识还是处于犹豫不决，以及因为与秀侠的感情而产生的感性认识中。而红蝎子临死前告诫张云杰的话则将他引入了对于仇恨理性的反思中，这种反思的特征是摒弃了感情的因素，而仅仅是考虑仇恨这个问题的本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反映了王度庐对于仇恨的态度转变，自《鹤惊昆仑》构筑了一个因仇恨而引发的悲剧之后，王度庐在《风雨双龙剑》中转而对仇恨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鹤惊昆仑》中也存在，却仅仅是因为江小鹤难以忘怀阿鸾在他面前自尽的现实而产生的感性思考；而到了《风雨双龙剑》则不然，秀侠与张云杰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悲剧发生，两者包括红蝎子对于仇恨的再反思，则是王度庐化用他笔下的角色反映了自己对于江湖仇杀的理性思考。至小说最后，极为顽固的陈仲炎说出：“江湖人的手腕都该斩断！” 陈仲炎作为江湖仇杀“积极拥护者”与“老顽固”，尽管亲身不能放下仇恨，但却有此认识，直接反映了江湖仇杀的时代业已过去。 再回到张云杰这个角色，他浪荡中不失侠义，轻薄中不失正直，也是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角色，这种人物性格恐怕是具有开创性的，最受王度庐影响的古龙笔下就多这样多面人格的浪子侠客形象。上溯历史，在思想极度自由的魏晋时期，小说中的人物走进了现实。东晋尚书仆射周顗，一月之中只有三日清醒，时称“三日仆射”，甚至在丞相王导的宴会上，因为看见某歌女美貌，竟当众要与其发生关系；然而也正是此周顗，在王导族弟王敦的叛乱中作为保皇派被抓，临刑前毫不畏惧，泰然自若，更不提曾有恩于王导全家之故事，以狂士之风迎来了自己的死亡，留下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著名典故。类似故事数不胜数，在张云杰的身上，恰恰能看到这些名士的影子，也不失看作王度庐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新思想与新高度。 2、悲喜交融的新视角——《洛阳豪客》 《洛阳豪客》这部小说，似乎带有两种版本，按徐斯年等人之研究，即连载本与上海励力出版社所出单行本之别，两者内容文本区别甚大，似单行本乃连载本删改所致。现北岳文艺出版社以连载本为底本，以单行本之题为书名，改《舞剑飞花录》为《洛阳豪客》，本部分亦以此连载本为底本。 单以情节而论，小说的主题是悲的。李剑豪男扮女装混入苏家，与苏家小姐苏小琴相恋，却意外为苏老爷发现，争执中李剑豪重伤了苏老爷，后者回家后却隐瞒了真相，而说是女盗云媚儿所伤，黯然死去。李剑豪父子倍感愧疚，尤其李国良乃是苏老爷好友，因此让李剑豪立誓不与苏小琴往来，自刎而死。苏小琴不明真相，遭到了李剑豪的冷落倍感痛苦，李剑豪也同样活在痛苦的煎熬中，无奈中与倾心自己的云媚儿结为实质性的夫妇。最终，李剑豪因痛苦中的过失而遭到侠义道攻杀，不慎坠崖而死。苏小琴则接纳了云媚儿母女，安详的生活在洛水之边。 李剑豪与苏小琴的爱情悲剧是全书显而易见的，故事充满曲折，甚至离奇，第一个哑谜便是“李大姐”的身份。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女扮男装见怪不怪，而男扮女装维持如此久时间的恐怕只此一例，惟叹其构思巧妙。而后至苏老爷身死，小说人物乃至读者均不能不对此有所怀疑，至李国良揭开谜底，以读者的视角自然又为李剑豪与苏小琴之感情担忧至甚。及至苏小琴终于重遇李剑豪，却不免吐血的凄惨场景，又不禁叹息与无奈。至终李剑豪坠崖重伤，临死前断断续续地叫到：“小……琴……妹！”“当年，杀死你父亲的那人……是我呀！我告诉你实话吧！但，我可不是故意呀。”小说的感情基调则随着苏小琴的再次吐血而进一步地陷入悲哀之中。一反王度庐创作风格的却是，苏小琴并未因此时而重病乃至丧命，甚至她的生活趋于平淡，与云媚儿及李剑豪的遗腹女生活在洛水之旁，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出乎意料而类似于喜剧的结局，在王度庐笔下恐怕是唯一一例。 楚江涯是王度庐在张云杰之后创作的又一特色人物，在他身上能看到多种性格的糅合。如果说李剑豪与苏小琴注入小说的是悲剧的气息，那么楚江涯带给小说的则是喜剧的氛围。纵观小说，楚江涯周旋于苏小琴与李剑豪的感情纠葛之中，却又屡战屡败，常碰得满鼻子的灰，然而他又屡败屡战，再一次回到了复杂的漩涡之中，与他形象最为接近的便是《卧虎藏龙》中的刘泰保，他们的身上都带有一种不服输，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精神。当然比之刘泰保，楚江涯的“出身”可就高贵些了，至少还算得上是贵公子。他这样在苏小琴与李剑豪的事情上出力，固然有与刘泰保一样，要争一口气的想法存在，但更深层次的是他对于苏小琴的暗恋。 楚江涯对于苏小琴的感情实在不能用暗写来形容，苏小琴不慎遗下的丝巾与鞋无时不刻成为了楚江涯相思的对象。更有意思的是，楚江涯竟已是一个有妇之夫，他无时不刻不在理智与情感中煎熬，儒者“糟糠之妻不下堂”与对苏小琴相思之间的矛盾折磨着这位公子。至太太柏秀卿发现这段隐秘之事，楚江涯心中的矛盾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矛盾，继而达到了最高潮。他对于苏小琴的情感反映的是他的不甘心，他不服为为什么自己的妻子那么的平庸，而不似苏小琴那般的出彩。然而在这场矛盾的斗争中，他又败了，他不忍心抛下自己的结发妻子，也便逐渐升华了对苏小琴的感情，变为了纯粹朋友之间的关心，丝巾与绣鞋是还了回去，楚江涯的心中则永远埋藏了那一抹对于苏小琴的暗恋。 在与李剑豪的拼斗中，楚江涯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也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胜利，在对苏小琴的暗恋中，更是碰得满鼻子的灰，甚至屡次被妻子数落。楚江涯的心情，用小说最后的一段白描再也合适不过了：“他的脚踏着的是满地红粉缤纷的牡丹落英，这都是被无情的风雨给吹落了的，摧残了的，蜂蝶往来飞着，也无力将它们救起。楚江涯就惆怅走出，上了车他就长叹了口气，当天回到城内，下午他就走了，回中牟县去了。”这被吹落的牡丹与落英，仿佛就是楚江涯的真实写照，在苏小琴与李剑豪的感情风暴中，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被这无情的风雨吹打，而根本无力救起如蝴蝶般光彩夺目的苏小琴。在故事中，楚江涯无论在自己的感情上或是侠义中，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然而他却从未在现实面前低过头，他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包含有一定的喜剧色彩，又有侠者的内核，更有绝不低头的精神。在王度庐的创作生涯中，算的上是成功的人物塑造。 七、其它作品 除开以上所述的作品，王度庐还有大量散佚的作品未被发掘，大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终于不知去向，实乃可惜之事。另有一部分作品或因为其特色不甚明显，或因为小说尚未写完（《燕市侠伶》等）故没有归入以上几类，现今可见的大致为《纤纤剑》、《大漠双鸳谱》、《春秋戟》、《燕市侠伶》（未完）、《春明小侠》等等，细说这些作品似乎必要性不大，故仅简要论述《纤纤剑》及《大漠双鸳谱》两部作品。 《纤纤剑》相较于传统的侠义小说更接近于女主角徐雪卿的恋爱史。雪卿不满于父亲给她定下的亲事，嫌高文豹模样长得太难看，这自是王度庐笔下女主角独立人格的又一体现。及至与“毒剑客”唐松多次交手，甚至倾心，至后唐松在雪卿的眼中也终属于品行不端之人，然而高文豹的影子则终究还是在雪卿的心中越来越小了。至于与梁明月的争斗，雪卿与唐松联手未能击败梁明月，却因高文豹的偷袭而取了梁明月性命。雪卿也终于看到高文豹的可爱，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平心而论，小说写侠的部分很弱，围绕主人公徐雪卿而展开的故事不是情就是仇，事实上的是其写情的笔力也远不如同时的其它作品深厚，雪卿的情感转变之理由实在显得太薄弱，徒现鸡肋。恐怕小说除了雪卿的飒爽英姿及身世上的小小悬念，难有吸引读者之处。 《大漠双鸳谱》相较于《纤纤剑》则更注重于情却也不弱于侠，小说着重描绘了侠女魏芳云恋上吴三，吴三却又青睐普通女子李玉兰，贵公子于朗月反而倾心于芳云的曲折爱恋故事，最终小说以于朗月和锦娥相配，吴三与李玉兰相配，而芳云黯然出家的结局作收，恐怕是这段感情故事较好的收场了，唯有于朗月在婚后让锦娥改名芳云一节略显庸俗。然而由于缺乏情节上的铺垫，比如吴三与李玉兰的感情基础，甚至没有实写芳云与两者的心理纠葛，让这些感情所产生的感染力不强。小说穿插于情的是吴三与芳云的侠义行为，虽就起篇幅来说，已经算是不弱了，却不免给人一种鸡肋之感，原因便是在这部并非用心创造的作品中，并没有处理好情与侠的关系导致的。其侠义的行为与感情的描绘割裂了开来，更多属于游离在角色性格特征之外的情节，换句话说，这些事谁来做都可以，而并没有因此显现出吴三与魏芳云的特有性格，因此这样的侠义至多只能算得上是点缀，所谓“为侠而侠”，便是如此。 八、小结 王度庐先生，作为悲剧侠情作品的重要代表，最吸引人的地方恐怕是他的心理描写了。在他的作品中，语言平淡近乎白描，没有帮派，没有什么高深的武功，甚至没有几个像样的侠客。但却用人物的心理构筑了一个充满矛盾，充满伤感的江湖。他笔下的主人公，多有因为经历了生离死别而考虑退隐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王度庐的笔下没有明确写出这样一句话，其实早已在其情节发展中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深深地影响了与之有所共鸣的古龙等作家。 在王度庐所有的作品中，鹤-铁五部曲是最具代表性的，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宝剑金钗》与《卧虎藏龙》。前者以成功的人物塑造表现的情与义深深地打动读者，后者以极富冲击力的人物形象与写实的社会风貌感染读者。但不管哪部作品，都能以感人至深的悲情，千回百转的心理来打动人，这就是王氏小说的魅力。 王度庐先生出生在旗人家庭，他出生后不久便是辛亥革命。满族旗人被社会所排斥。在他的作品中，能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颠沛之感，李慕白流浪南下，江志升手抓冷饭其实都可看作他少年生活的一种感触与化用。他保有一定满族的思想，最明显的就是他不看低女性，在他笔下，玉娇龙，俞秀莲都是女侠的典范。玉娇龙则可称得上是他笔下最出色的角色，极富有冲击力与生命力。这与满族重视女性，包括“重小姑”的风俗不无关系。 王度庐先生的小说，与其称之为武侠小说，更确切的还是侠情小说。他游离在武侠的边缘，游离在通俗小说的边缘，让人看到了武侠小说的别样风采。就此本文撷取了他主要的武侠小说进行分析，可惜也因此忽略了他另一大部分优秀社会言情小说，只可有待来日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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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7-6-14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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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5 2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