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综述

书剑情侠

    中国自古以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形态方面。纵观中国历史，原始社会人们尚处于野蛮时代，从出现文明的奴隶社会（按西方现代全球史观而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观点，我国夏商周三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六个阶段：（一）三代以下到秦朝统一中国时期；（二）秦朝到东汉末年时期；（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德宗“两税法”时期；（四）唐朝中叶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期；（五）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六）改革开放到21世纪。现在我逐一为大家分析一下，希望有识之士来不吝赐教！
    （一）三代以下到秦朝统一中国时期。
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解体而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社会刚刚形成的时期，其中春秋战国则是整个社会形态变革的过渡时期，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1）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心表现为由贵贱阶层向贫富阶层的转变；（2）社会权利让渡表现为自由竞争趋势的逐渐形成。作为这一时期主体的封建制度，诸侯和天子的地位还处在爵位的同一层面上，也就是说诸侯和天子仅仅是统治规模大小的不同，表现为相对权力的大小而不是绝对权力的大小：你天子有土地我诸侯也有，你天子有臣民我诸侯也有，你天子有兵我也有兵，只不过在这些方面我诸侯比你天子少一点罢了。但是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情况就变得大为不同：（1）命称为“制”，令称为“敕”或“诏”，商周天子自称“予一人”，诸侯自称“孤，不谷，寡人，本王”等，老百姓都自称“朕”，连21世纪的中国月光族们都敢自称“朕”，但是从秦始皇开始到宣统皇帝溥仪，“朕”变成了皇帝自称时专用的名称。皇帝自称“朕”，其他人当面直接称皇帝为“陛下”、“圣上”、“万岁”等，私下敬称皇帝为“圣人”、“官家”、“至尊”等。在明清以前臣民议论皇帝时称“皇上”或者“今上”，明清时期臣民可以当面称皇帝为“皇上”，到清朝时见到皇帝都口称“皇上”。（2）自从周公制礼乐以来，历代周天子死后都有谥号，但是秦始皇认为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草民有什么资格议论皇帝，所以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秦王子婴都没有谥号。（3）秦以前天子是一种王爵，分“王、公、侯、伯、子男”五等，而且都可以世袭，例如周武王、晋文公、秦穆公等。楚庄王因为当年有“问鼎”之举所以敢忤逆自称王爵。这时候的社稷兴废都是诸侯革天子的命（如商代夏，周代殷，秦代周），大夫革诸侯的命（如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秦始皇开创郡县制把诸侯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直到溥仪都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理念。所以皇权是高高在上的，也是可以世袭的，但是公卿大夫们的爵位是不能世袭的，更加体现了专制皇权的至尊地位。虽然后世也有像王莽、曹操等异姓王和宗族的亲王郡王等可以世袭，但是他们自己作为王爵来说没有兵权，只有当他们兼领丞相或大将军或者天下兵马大元帅时才拥有兵权，而且就算他们再跋扈，见到皇帝还得装装样子，所以说至少名义上来说皇帝还是君临天下的！说了这么多都跑题了，这应该算是后面几个时期的内容呵呵~~
   这个时期的阶层主要由王，公卿，大夫，平民组成，前三个属于统治阶级，最后一个才是被统治阶级。由于实行土地国有化下的大土地私有制，平民彻底沦为贱民阶层的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所以官位等国家政治资源都被前三个阶层垄断，而且实行世卿世禄制，所以社会呈现绝对贵贱分明的形态。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乱的频仍，贵族之间不断兼并火拼，战败一方的贵族作为俘虏渐渐沦为平民，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致使贫富分化加剧，封建体制也趋于瓦解，始皇帝作为最后的胜利者而顺理成章成了最后一个贵族，社会表现出典型成王败寇的状态，不过由于诸子百家的教化作用，诸侯之间征战还算比较文明，不以肉体消灭为目的，甚至还出现严格按照交战规则来打仗，不像后世动不动就来个“兵不厌诈”的勾当。战国时期战争稍微酷烈一点，甚至发生过像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这样的惨事，但还主要以俘虏为奴隶为主！
   （二）秦朝到东汉末年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井田制度彻底破坏，郡县制得到确立，第一次出现了布衣平民出相入将甚至称王称帝的现象。中国几千年来除了西周“国人暴动”是良民革命以外其他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暴民革命。自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另有种乎”裂衣为旗，揭竿为兵以来，刘邦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不事生产的无赖而非良民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专制王朝的统治。俗话说“有其君，则有其民”，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则孕育什么样的人民！专制的时代是暴民源源而生的最佳土壤！
    商鞅、韩非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也就是“以吏治国”，“吏者平法者也”。学者谓秦帝国“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从而大异于“后世繁文缛礼之政”。秦以“刀笔吏”治天下，这种“文吏政治”与后世“士大夫政治”确实大异其趣。“士大夫”阶级已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就其与“绅士”阶层的关联而言)的官僚群体，已拥有相对于专制皇权的相当自主性。
　　汉承秦制，依然视官为“吏”。其时自佐史至三公皆可称“吏”。汉儒曾痛心疾首于“王侯三公之贵”而被朝廷“如遇犬马”、“如遇官徒”，正反映贵族的坐享天禄、安富尊荣已成明日黄花，专制君主以“吏”的形象为臣僚定性、定位，他们只能在专制权力之下俯首帖耳，听凭其役使、迁黜和宰割。对官吏的权益、地位和荣耀，统治者经常漫不经心。职此之由，此期官吏的酬报和等级，便透露出了更多从属于职位的色调；此期的官僚，便显示出了更浓厚的“服务取向”。如艾森斯塔得所论，这种取向往往对应着拥有“铁腕”的专制皇权，对应着他对官吏的无情支配，官僚由此变成卓有效能的行政工具，而且未能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建立起特殊的联系。秦汉的文法吏确实很近于这种情况，他们并未显示出特定的社会来源，与后世士大夫来自儒生和绅士阶层的情况，明显不同。
   由于贵族阶层受到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社会生产刚刚恢复，所以社会风气不像后期那么奢侈腐化，像汉文帝到汉景帝时期社会崇尚“黄老之学”，倡导开源节流，推崇衣饰从简，比起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和阿房宫的奢靡无度，社会风气骤然为之一变！随着汉武帝实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好像又恢复到夏商西周这个被孔子极力颂扬的三代时期，再加上汉武帝个人的文治武功，西汉王朝第一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世气象。
   与整个社会的日渐繁荣相对照，虽然也有像霍光、王莽、梁冀等外戚篡权和引起著名“党锢之祸”的宦官干政等不和谐音，王莽甚至还搞起了土地公有制那一套，将国家搞得稀烂，但社会秩序总算没弄到无法收拾。不过，虽然汉朝不像秦朝严刑峻法，还允许老百姓以赋代役，田赋变秦的十分之一而为汉的十五分之一，甚至汉文帝时还有十三年是不收税的（新中国直到2006年才彻底取消农业税），即便如此，土地兼并的现象还是越来越严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汉朝的财政制度说起。原来，在汉朝，除了农业税，还有人头税，而后者才是真正致命的税收。汉朝对于人口的控制非常严格，几乎和秦朝没啥两样，出远门也要有官府凭证。拥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都不能自由迁徙，何况是失去人身自由，彻底沦为牲口和财货一类的奴婢了。不过，奴隶因为不属于社会意义上的人所以自然就不在国家的户口本上，从而也就不用交人头税了，有人说那我不是奴隶，而且年纪小又不能从事生产劳动总可以不交税吧，对不起，国家规定，4-17岁的小朋友和青少年也得交人头税，俗称“口赋”，而且还男女有别！有人说那我逃亡异乡当乞丐总可以吧，但是很不幸，虽然帝国官僚明知道你是乞丐没有土地，但只要你的名字没有从户口本上注销，哪怕你没有身份证偷渡当黑户，只要逮到，该交的税一文都不能少！难怪那时候百姓纷纷抛弃好不容易分来的土地逃离故乡做起了奴隶，因为做奴隶后虽然丧失了人身自由，但好歹不用缴纳巨额人头税了！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地方豪强地主势力越来越大，为了维护统治，他们以血缘关系连接宗族亲戚，逐渐形成了世家大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平民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在张角发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大声疾呼中，奴隶们纷纷打土豪，开粮仓，不亦乐乎！东汉王朝也在这场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摇摇欲坠！
    这个时候社会阶层分为豪强地主、平民（自耕农）、宾客、奴婢四种。其中宾客和奴婢都依附于豪强地主，只不过奴婢失去了彻底的人身自由，而且还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而宾客因为有一技之长（譬如有文化和学识）而无需从事生产，而且有时候还能像当年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的门客一样到处游说，说不定哪一天能有张仪说秦王那样的好运气，瞎猫碰上死老鼠，来个咸鱼大翻身呢！著名的西汉大侠郭解当初不就是这样最后晋升到精英阶层成了豪强地主吗，虽然他恨刘彻不问青红皂白把他迁到首都长安而被问斩，作为那个时候来讲，就算是死也不枉此生，总比做奴隶好吧----------咱好歹也算个把成功人士嘛！
    由于朝廷选官采用基层荐举和地方官察举的方式，而原先曾经是布衣平民，现在摇身一变为地方士绅的有荐举权的中国人怎么能不珍惜自己手中来之不易的权力呢，何况当时宗族观念又十分强大，得了，把亲戚本家什么的推上去，将来俺有事作为自己人他们绝对能派上用场，外人可就没那么靠谱啰！俗话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可是这样一来，肥了自家，可苦了国家了：大汉王朝还要指望你们这些人给选出称职的好苗子哟，选一帮人模狗样大腹便便目不识丁斗鸡走狗不务正业骄奢淫靡酒池肉林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来滥竽充数，NND，你们想气死朕哪啊你们？！
    所以老实巴交又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平民们真是敢怒而不敢言，TMD，什么世道，俺们好歹也是人哪，连奴隶的日子都比俺们过得好，朝廷说得好听，压根就没把咱当人看！造反咱有没那个胆，怎么办？只好泪眼望天长叹：天哪，我前世到底做了什么孽，早不生，晚不生，活该要生在这黑暗腐朽，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汉朝呢？也罢，这辈子没指望，下辈子投胎到魏晋南北朝看看，当年那麻脸和尚给我算命说我有“贵人之相”，咱好歹也该露露脸了！
（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德宗“两税法”时期。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转眼间来到了魏晋南北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吓（he)我，这么热闹！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英雄不读三国”，看来当年麻脸和尚说的话还真有点谱，难不成现在这个时势就是专为造我这个英雄来的吗？不过战乱年代，咱还是得多留点心，毕竟刀枪无眼嘛！
    别跟我提什么秦皇汉武，俺就一老百姓，当然得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了，其他都是扯淡！虽然西晋司马氏统一了天下，但司马懿就一介武夫，他怎么就能成就不世之功呢？其中肯定有猫腻。
    原来司马懿虽然和曹操一样是行伍出身，但自从高平陵政变诛灭曹爽之后司马懿建立的世家大族在权势上一手遮天，将曹魏政权玩弄于鼓掌之上，所以纵然曹公复活也无济于事！曹魏实行过“屯田制”，而司马晋实行“占田荫客制”，就是为了吸取前朝教训，抑制新的世家大族威胁自己的政权。但随着北方胡人南侵，西晋王朝先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土崩瓦解，晋元帝司马睿开启了汉族历史上悲壮的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时代-----衣冠南渡，直到隋朝再一次统一中国。
    这个时候最值得一提的亮点恐怕要数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了。虽然炀帝一向被后世认为是堪比桀纣的暴君，但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聪明人。虽然他自己出身于北方关陇军事贵族世家，但因和南朝江南贵族世家联姻而深受南朝儒家文化影响。他从稳定政权的角度出发，采取开明政策，打破门阀观念，给寒人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就冲这一点，天下的读书人都要给他讲句公道话！
    这个时期正是士庶门阀观念最严重的时期。选官制度上，由魏晋发端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为巩固门阀贵族集团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这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随着时光推移，汉代官僚逐渐成为支配阶级，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基，进而形成了官僚、地主与儒士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这时官僚们必然提出更多的权益要求，希望在规划等级制时给官僚个人以更多保障。为换取官僚的效忠，汉廷也不断依禄秩等级向官僚授予特权。同时，“品位分等”确实有其灵活的地方，它在处理能力、功绩和年资的矛盾时不乏独到之处。“增秩”、“贬秩”等做法日益普遍，事实上便蕴含了一种寻求“品位”的苗头。无论从哪方面看，汉代的等级体制中确已蕴含着趋于“品位分等”的内在动因了。
　　进之，魏晋南北朝时代演化出了一个以士族门阀构成的官僚群体，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身份性和相对“贵族化”了的集团，士族以其门第权势支配了官僚的铨选，并把禄位占有视为一种应得私利和身份特权。为在分裂动荡中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定，朝廷必须给官僚更多权益以为笼络，并尽量从长期合作者的家族中录用官员，从而使官僚队伍呈现出封闭性。以至人称南朝官僚组织与其说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说是“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与门阀和皇权的“共天下”以及士族坐享天禄、平流进取的局面相适应，“分官设职”时的“效率考虑”经常让位于“优惠考虑”。九品中正制、“清途”概念、“清浊”观念及门第高下相互配合，赋予了官吏个人以凝固的“门品”。士族门阀习惯于尸位素餐，同时每奉送出一顶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权拥戴者，所以没有多少职掌的冗位冗号，便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至如十六国北朝“官”与“职”的分离，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的部落贵族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选贤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体制容纳不下众多子弟，然而也不能让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各种爵、位、衔、号而毫不吝惜。这种大异秦汉的“品位分等”格局，是这个时期官僚等级制的最突出特征，由此划出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唐代实行科举制后进一步加速了社会流动，但绝不能以此低估了门荫和世袭的份量。爱宕元说：“唐代前期，官僚化的主要倾向是靠祖、父的官荫而入仕。”吴宗国先生指出，在唐初的官吏选拔上科举并不占重要地位，唐后期进士科又“变成了公卿大臣用来世袭高位的工具”。将之与宋代“恩荫之滥”一并观之，则唐宋官僚的“贵族化”宛然在目，尽管宋代其“贵族化”程度又低落了不少。南北朝出现以官当刑的“官当”制度，到了隋唐就更臻发达了，职事官、散官、卫官及勋官一一折算、毫不吃亏，甚至历任官都可当罪，以官当罪者期年后但降先品一等叙，从此又可消受种种特权了。唐代中后期虽然门阀制度逐渐式微，但是影响仍在，特别是婚姻方面更是讲究“门当户对”，以至于闹到有皇室男子因为娶了寒族女子而被宗室开除出族的地步。再有就是虽然南朝宋齐梁陈的开国君主都是寒人庶族以军功起家而夺得的天下，但是从北方迁来的所谓高门世家大族依然不与皇室通婚，也就是说虽然此时寒人们也能获得政治地位，但是在门阀制度下，他们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的身份背景寒微仍然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看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朝中叶以后，经过五代战乱对门阀士族地主的沉重打击，直到宋代改革科举制度（由唐以前的故吏门生变为宋以后的天子门生）后彻底瓦解！
    （四）唐朝中叶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期。
    中国历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可以看出之前是中原王朝对蛮族的积极征服时期（虽然北魏征服了中原，但它的前提是被彻底汉化，所以仍然可视为汉族中原王朝），而之后则表现为消极防御时期（清王朝抵抗西方列强力不从心，最后沦为半殖民地）。
    宋朝开启了“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黄金时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积贫积弱”，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由于唐朝“两税法”制定以来，政府收税主要按田亩收成财富多寡而不是像以前按人丁收税，纵然朝廷不抑兼并，通过各路转运使将所有的税款都集中于首都开封，但因为大头都是来自豪富之家，所以和平条件下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还是挺不错的。
    从这时起的1100年间，中国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可以分为品官地主、普通地主、租佃农民和自耕农，当然还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这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之说的由来！这个时侯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那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有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科举制度从公元607年到1905年持续了将近1300年，其间只有1238-1315年和1376-1385年两次停办。这也形成了中国绵延至今的“官本位”传统。君不见，哈尔滨竟有研究生争相报考环卫工人，虽然说起来不好听，但若考上毕竟成了“金饭碗”，成了国家体制内的一份子！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中，相当多的考生更是罔顾道德不惜作弊暗箱操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潜规则，不能不遗憾地说这个制度是影响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深刻历史遗毒了！
    虽然中华民国以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宗法专制制度，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西方14-16世纪“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洗礼，导致潜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才基因仍然不足以塑造中国人正常而完善的人格特质，因此知识分子的责任依然任重而道远！
      （五）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
    现在让我们乘着历史时光的传梭机回到现代。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时期，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是在共产主义信念和像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治理下，中国人在思想道德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在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主流价值观的带领下努力清除自己身上残存的哪怕任何一丝较为自私的想法和观念。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好风气，“黄赌毒”现象几乎绝迹，而官员也在一次次的整风运动中自觉小心翼翼的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人民的公仆。唯一遗憾的是由于革命过于激进而不加选择地摈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导致以上所说的那些好现象越来越流于表现，而实质上在人民的心里，某些现象已经悄悄地冲击并刺痛着神经，譬如说人际关系的紧张，文化艺术的僵化，生活物质的匮乏以及无所不在的审查等等，人民仿佛有种关在铁屋子里的窒息感，但却只感在自己的内心里呐喊。其实如果他们身处海边的话，我相信他们站在细雨中的呼喊足以令大海咆哮！每个人都盼望着，他们相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六）改革开放到21世纪。
     如果要恰当形容这个时期的话，我想没有比“伟大”这两个字更精准了。因为不管是汉唐还是明清那些国力恢宏时期，抑或是宋朝经济文化科技繁荣的平民理想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感到自豪！不过正像一句谚语讲的那样“当你得到一样东西的同时，往往要付出代价失去另一样东西”，这个时期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完美。当改革这扇门刚刚开启的时候，人们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破了决口，漫过了大堤和平原，渐渐变得没有了秩序。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一不小心，洪水竟然冲到了自家的门前，如果再不调整的话，弄不好真的会家毁人亡！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幸好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付出行动来改变它。因此，虽然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仍然有理由对未来发展抱有信心！
      最后总结一下各个时期的主流价值观：
秦汉以前：我是贵族我做主
秦汉到三国：我虽然有了钱，但还是要努力争取当官做贵族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原来就算有了钱和权，如果没有表明贵族身份的家谱的话，一样当不了贵族
宋到新中国：人生最美好的出路莫过于考取功名做官光宗耀祖发大财
1949-1978：根红苗正，没权没钱，一穷二白没文化，这样的地位才最高，社会主义真正是咱穷人天下
1978-21世纪：别整没用的，有钱才是爷。难道你没听老祖宗说“自古笑贫不笑娼”
      

  

沙包鸣泣之时

欢迎看标题猜楼主第四季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