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传奇--七剑下天山

lxc1988

七剑下天山之中国的牛虻

一个有着牛虻蚯性格的人物，出现在中国武侠小说中，会是一种怎样的情状？

　　记忆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爱情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误会可以令人啼笑皆非；悬念一般会有结果；心灵总有不能承受之轻；这些要素都糅合到一块，不知能不能写出一段传奇故事，刻画一个出色的人物？

　　答案是肯定的。

　　梁羽生曾夫子自道，说：“文学作品能够感动读者，主要的因素是人物性格塑造的生动和内心情感刻画的深人，我个人写小说并不很注重故事的情节，但有时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也不得不兼重情节的发展，唯在叙述时尽可能避免情理不通之处。使故事合理化而不流于神怪奇诡。”

　　但很奇怪，梁羽生自己最喜欢的三部作品：《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却并不是他著作里销路最好的。尤其是《云海云弓缘》，是他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新式手法写成的，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刻画男主角金世遗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本应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搬上银幕之后，反应平平。

　　倒是《白发魔女传》和《七剑下天山》销量最高。

　　这倒有趣，《白发魔女传》还好理解。已故词人刘伯端在七十高龄读完这部小说后写的一首词，很能说明这部作品为什么受欢迎，词中这样写道：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野史、奇案、武侠、权力、美女、爱情……这样的小说能不吸引人？

　　《七剑下天山》有什么呢？

　　当然，武侠小说基本的要素它都具备，但论奇诡，它不如《白发魔女传》；论曲折，它不如《云海玉弓缘》；论典型，它不如《萍踪侠影录》；论传奇，它不如《女帝奇英传》。不过，它塑造了几个很有说头的人物，如凌未风，如纳兰容若，如冒浣莲等等，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怀，串起了这部作品——一部连梁羽生自己也想不到会这样大受欢迎的作品。

　　一般来说，中国古典文艺，不只诗词歌赋，就是戏曲小说，现实性都不是很强的。甚至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直接描写社会矛盾、阶级斗争的作品，最终也主要归结为人生无常感，在历代兴亡之中获得某种人生彻悟，一切真切实在的现实冲突都被纳入一个神话般的框架内，包裹在巨大的人生感叹之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武侠小说更是另外创设了别一个世界。作家们往往把自己的忧时愤世隐藏于打打斗斗的近乎神秘的艺术形式中，不干涉时世，有意淡化作品的现实感和真切感。但却常常事与愿违。

　　武林世界其实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的血腥气，权力欲，非常态，一点都不比现实世界逊色，甚至比现实社会还有过之。

　　梁羽生谙熟古典文艺，对鲁迅所深刻揭发的中国人缺少正视现实的勇气不会没有所闻。他的写作路线一直走的就不是轻飘飘的风花雪月。

　　《七剑下天山》也不例外，历史人物就写到了康熙、顺治、冒辟疆，董小宛、傅青主、纳兰容若（性德）等。这些都是实有其人，且都是声名赫赫的，非君主则名士，不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只是康熙在五台山清凉寺杀死了顺治老儿。

　　但写江山写多了，梁羽生也觉出了不妙。虽然历史充满偶然，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但他毕竟是现代人，不是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少有的“乾嘉盛世”，武侠小说也不是历史小说。由写江山转到写江湖也好，由写咄咄逼人的君王转到写武林人物也好，他总要找到一条出路。

　　《七剑下天山》进行了尝试。

　　凌未风是中国的牛虻。

　　当代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牛虻是谁。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偶像。

　　如同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曾为勃朗宁夫人的爱情故事和她的《十四行诗集》神魂颠倒一样；我们的哥哥姐姐甚至是上一辈人，谁不知道牛虻呢？

　　那时候，牛虻和保尔·柯察金一样，是所有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

　　那时还不兴叫偶像，但他们比今天的偶像更让人崇拜。

　　他们是一股动力，是一份激情，是朝圣者的灵魂。

　　据说，在北大荒的干打垒里，一群垦荒者围坐在油灯旁，在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其中的一位同伴朗读《牛虻》，浑然不觉屋外北风呼啸。

　　据说，在一个知青部落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轮流着再看他们带到乡村去的惟一一部《牛虻》。他们重温着，感念着，憧憬着。

　　因为牛虻说过：“爆发的时机一到，我们就会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可是我们必须忍耐，这些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

　　这种信念成了那一代人阴影中的阳光，荒漠中的清泉。

　　我们想不到的是，梁羽生竟然也如此的迷牛虻，以至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牛虻。

　　说起来，《牛虻》是英国女作家艾·丽·伏尼契在189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到今天，几乎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上一个世纪意大利人民处于苦难深重的时期。在奥地利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意大利被分割成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独立，风起云涌地起来斗争，革命风暴席卷亚得里亚海上的半岛之国。

　　牛虻就是这场斗争中涌现的一个英雄人物。

　　作品通过牛虻一生的身世和遭遇，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黑暗、污浊、欺骗、虚伪的现实教训下，背叛了他所笃信的上帝和阶级，投向了革命，卷入了火热的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战斗的革命者。

　　也许是牛虻的刚强和无畏，他那钢铁般的坚忍力量，他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他那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坚贞品质，尤其是他的爱国精神和为祖国的统一甘愿牺牲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了梁羽生，以至他连《牛虻》中的基本情节都拿来套到了《七剑下天山》里面。

　　凡是读过《牛虻》的人，一拿起《七剑下天山》，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比较是有益的。

　　在充分注意到两部小说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必然产生的巨大差异的前提下，以对一部作品的理解来深化对另一部作品的理解，以期在另一部作品的参照下，使作品的某些潜在方面得到呈现。

　　牛虻刚刚革命的时候，是幼稚的，天真的。他对意大利的教会组织认识不清，甚至盼望他的神父会起来率领革命党人，为统一意大利而战。但他的神父却是一个间谍。

　　有一天，他又去向神父忏悔，把他的苦恼——他的妒忌，他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

　　然后，他被出卖，连同其他同志，一起被投进了监狱。

　　临出狱前，他知道了真相。步出了狱门，他向女朋友琼玛承认了是他的错。

　　琼玛觉得不可置信。等她明白过来时，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这一个耳光，把他从亚瑟打成了牛虻。

　　十三年之后，他再度出现在她面前，带着脸上弯曲可怕的刀疤，一条瘸了的腿，口吃的习惯以及一脸刚毅倔强的神气。

　　他没有当面宽恕琼玛的那记耳光，让痛苦始终煎熬着琼玛，使她不能摆脱一生的不幸和心灵的创伤。

　　他不愿让他心爱的人受到他的牵连，从而置身于险境。这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他再次被捕，并被处于极刑。一个礼拜后，琼玛收到他的绝笔。

　　他在信中剖白了一切，包括对她的爱和对革命的信心。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

　　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牛虻和琼玛的故事完了，凌未风和刘郁芳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从情节的架构上说，梁羽生的凌未风简直就有“抄袭”牛虻之嫌。

　　也是被青梅竹马的刘郁芳打了一个耳光，因为他轻信了狱中的一个奸细，误以为他也是抗清义士，将自己人的地址透露给他，以致差点被清兵一网打尽。

　　也是十年后他们才再度相见，那时，凌未风也是脸上有疤，身上有伤，神情异常。

　　也是一直不肯坦诚相见，让悔恨、思念之情一直折磨着刘郁芳。

　　也是凌未风再次被抓，营救不成功，估计没什么希望了，他才也给刘郁芳写了一封信。

　　更明显的是，刘郁芳的小名也叫“琼”。

　　正如常言道的，第一个以花形容女人的人，是聪慧的人，第二个以花形容女人的人，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以如此相近的方式去写凌未风，不乏说头，却没有什么意思了。

　　好像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精确数字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肯定感到索然无味。

　　又好像一个下棋的人，如果已知道他会稳赢或稳输，他立即会推抨而起，放弃这一局了事。

　　看小说同样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觉得书中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似曾相识，这部书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阅读小说，读者兴趣最大的，便是在追求一些多变的甚至不可测度的心灵，它们会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指引着你步步探险，直到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然后才乐而忘返，意犹未尽。

　　显然，凌未风的性格与行事却难以满足我们这种愿望。

　　他跟牛虻一样，在对待他们所献身的事业上，是那样的舍身取义，那样的刚强无畏，那样的令人钦佩；但他们对待爱情，在道义上在处理方法上都是有所欠缺的。

　　爱与善并非双胞兄弟、连体姐妹。

　　牛虻和凌未风对待爱人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在儿时就树立起来的爱情信念几乎崩溃。

　　即使是英雄人物，一样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们的襟怀，在某种时刻，也会变得针尖那么细。

　　仅仅是因为一个耳光，他们便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所爱也爱他们的女人的一生。

　　牛虻对待琼玛的态度，我们已很不以为然，但这还算是隐蔽的折磨，对待吉普赛女郎绮达·莱尼，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玩弄和虐待了。莱尼真心的爱着他，他却把她作为满足一时情欲的玩物，还制造出一套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某类人性人格方面有缺陷，甚或是有些变态的人才有的行为。

　　即使成了革命者，牛虻身上也还带着某些常人所具有的缺陷，如对待感情问题的偏执，而并非十全十美的完人。也许是作者有意识地展示人性的不同侧面吧，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身的阴影的。这种“人味”令伏尼契笔下的牛虻更为真实而可信。

　　凌未风毕竞是中国的侠士。中国的传统意识向来是由天及人，从“道”的层面把人规定为社会性、道德性的存在，要求人与大地参，致力于完成一种理想人格。但梁羽生完全有可能受到另外一种从自然的角度，用“气”解释人生的思想的影响，诸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等等，以此来区别是否仁人君子或者是大凶大恶之徒。

　　凌未风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依然会以大侠的形象取胜。

　　但是，刘郁芳的痛苦如何去计算，韩志邦的牺牲是否值得？以我们日益增长的理性知识和不断积累的生活经验来看，凌未风是付不出这么高昂的“利息”的，就仅仅是为了一口气，他可以说是让两颗心灵受尽煎熬，生不如死。

　　所以，韩志邦宁愿舍生取义，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侠道中人，抗击强权是份内之事；另一方面，我们岂能排除他不想继续“玩”这个三角恋爱游戏的决断？

　　看到这里，我们都提着一颗心，牛虻毕竟死去了，但凌未风却有韩志邦代死；要是凌未风和刘郁芳真能复合，那情何以堪？

　　好在——上帝保佑，梁羽生没有跟着伏尼契一条道上走到黑。他用“道是无情却有情”，“情到浓时情转薄”去分离凌未风和刘郁芳，让凌未风的道德缺口没有扩张得更大。

　　这让我们还有一点回味。

　　不过，梁羽生最终是为了美化他的“侠道人物”——凌未风一定而且必须是他这部作品中的大侠。

　　所以，刘郁芳还会在钱塘江边，听着那拍岸的涛声在想：“我是愿似潮而有信，只可惜钱塘潮水，也冲不淡韩大哥所流的鲜血。”

　　凌未风就只会像前辈教导后辈那样对易兰珠解释：“涸辙之鲋，相儒以沫，相煦以湿，曷若相忘于江湖。”这是说我们要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不要像困在干塘中的两条泥鳅一样，只能靠着彼此所吐的口沫去互相滋润。

　　今天，年轻人最喜欢的流行歌曲中，就有一首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说明时代真是不断往前走了。他们对凌未风、刘郁芳、韩志邦之间的爱情纠葛，也许会感到很不以为然。

　　他们的遭遇兆示了爱情的一个方面：只有当爱情更深入地摒弃了诸如善良正义之类的正面素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情感关系时，爱情本身的独特和巨大力度才充分显示出来，爱就是爱，而非其他。

　　杨云骢、纳兰明hui、多铎之间的爱情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爱情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表现，即使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也仅是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

　　安娜·卡列尼娜就说过：“世上如果有一千个人，我想，就会有一千种爱情。”

　　梁羽生那么强化中国的牛虻的爱情方式，不免有点过份。幸好，他同时也作了补救，虽然还远远不够。

lxc1988

七剑下天山之浊世佳公子

纳兰容若是清际第一词人，据说也是贾宝玉的原型，又走进了梁羽生的小说……

　　新加坡很善写游记与小品的女作家尤令曾这样概括《七剑下天山》：《七剑下天山》是以清代第一词人纳兰容若为主角而写成历史武侠小说，文字凝炼故事美，因而深得读者喜爱。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上文所说到的“梁羽生的补救”，也是落实到纳兰容若身上的。

　　在某个层面上说，纳兰容若的形象比凌未风更有魅力。

　　不知是否这个原因，尤令女士不提凌未风，而把纳兰容若当成主角。

　　其实写纳兰容若的篇幅远远少于凌未风，但这个人物的内涵深度，却大大超过凌未风。

　　梁羽生非常的喜欢纳兰容若，他的人，他的词，还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迷上。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也许生成气质相近吧！那时候自己是公子哥儿，不通世故，总觉得和纳兰非常的有缘分。”

　　既然有这份感情在，就容易有代人感。在《萍踪侠影录》里，张丹枫的形象已让人揣摩：他的原型，实在是清代的第一词人、相园公子纳兰容若。

　　但张丹枫的从不矫情饰俗，能哭能歌迈俗流，当是不能活画出纳兰在梁羽生心目中的全貌的。于是，在《七剑下天山》中，他干脆让纳兰容若真身上阵，演绎了一段真实的传奇，描绘了一份忧郁的情怀。

　　一写到纳兰容若，梁羽生连笔墨都带有深情：

　　这位少年是鄂王妃纳兰明慧的堂侄，也是清代的第一位词人，名叫纳兰容若，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正当朝的宰相（官号太傅）。纳兰容若才华绝代，词名震于全国。康熙皇帝非常宠爱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巡游都带他随行。但说也奇怪，纳兰容若虽然出身在贵族家庭，却是生性不喜拘束，爱好交游，他最讨厌宫中的刻板生活，却又不能摆脱，因此郁郁不欢，在贵族的血管中流着叛逆的血液。后世研究“红学”的人，有的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便是纳兰容若的影子，其言虽未免附会，但也不无道理。

　　梁羽生真厉害，熟悉纳兰到了如此程度，连“红学”研究的索隐派以诗人般的想象力说贾宝玉是纳兰容若，甚至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的材料也历历在据。

　　纳兰容若是不是就是贾宝玉，我们现在谁也不能确定。毕竟时光悠悠，生命如寄，良辰美景，稍纵即逝，“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哀。

　　但有人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总结，这是非常对的。人，总是需要他者的，他有与社会规范分离的力量，却没有与整个人类分离的勇气。

　　因此，同是在孤独中行吟泽畔，以身殉国的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他可以在寂寞孤独中创造出色彩缤纷的香草美人，他仅是有心报国，无路清缨，他的《离骚》是不为王者用的哀怨，并不游离于当时的社会。到了贾宝玉，传统社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既是贾府的真实写照，也是整个传统社会结构的绝妙象征。贾宝玉是与整个社会脱节了，所以他的孤独就只能弹奏出一曲人生如梦的哀歌。

　　在《七剑下天山》中，这首哀歌已由纳兰容若弹开了。当然，他当时还是个少年，更多还是抒发他的忧郁情怀。

　　比如《蝶恋花》四首之一：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长如霎！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奈钟情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或者是《沁园春》：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飘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苟衣昨日香。真无奈，倩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味道慢慢出来了，贾宝玉的悼念林黛玉，不也就是这份哀痛与深情吗？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最令人有触电之感的，是这首《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茄，万里西风瀚海沙。

　　这是以纳兰为代表的那一群贵族中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的真实写照。正如在第十三回“一剑败三魔，宝玉明珠藏相府；清歌惊远客，澄波碧海赞词人”里，纳兰和冒浣莲的争辩中所说的：

　　“看你赶迈俗流，怎的也存种族之见。满汉两族，流出的血可都是红的，他们原应该是兄弟。满州贵族，自有罪孽，可是不见得在贵族中就没有清醒的人。”

　　这群清醒的人，包括纳兰明慧和三公主，她们都曾反抗过自己的家族，自己所处的环境，甚至反抗过自己的命运，但最终，她们都失败了。

　　本能的求生斗争终归要失败，倒不如在生与死之间寻找尽可能多的生活。谁能想象，贵为公主，过得却是这样可怕的日子——公主一生下来，虽有二十个宫女，八个保姆服侍，表面上荣华极致，实在却比不上普通人家。因为宫里的规矩，公主死了，她的器用衣饰，就全归保姆所得，因此保姆们对公主管得很严，动不动就搬出什么祖训家规、皇家礼法，甚至公主结婚了，也不让她和附马在一起。本来一出生，公主就得和父母分离，出嫁了又不得享天伦之乐，连行动都没有自由，好些公主就因长处深宫，抑郁而终。

　　所以，三公主的一句“我真恨我生在帝王之家”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这几个字，不知包含了多少的辛酸血泪与痛苦扭曲。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纳兰明慧在那个神秘的草原之夜，会把自己全部奉献给杨之骢；而三公主，为了帮助张华昭达成心愿，不惜冒着奇险，偷出皇宫的朱果金符，事情败露后，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她们是女性，留给她们的路太窄太窄，她们也只能在爱情的王国里任性纵情一回。

　　她们是不幸的，但她们也是幸运的。她们死了，但她们曾经爱过。

　　纳兰更为清醒，也更为痛苦。

　　“无才可去补苍天”。作为男子，他不可能拒绝一切，康熙叫他出游，他就得出游。当康熙在自诩：“朕御驾亲征，扫穴黎庭，直捣穷边，拓土开疆，国威远播，你熟读经史，你说在历代明君之中，朕是否可算一个？”他也只能委婉进言：“陛下武功之盛，比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逞多让。若能佐以仁政，善待黎庶，必更青史留芳。”

　　否定了虚伪的人生，又难以进入真实的人生，纳兰还能做什么呢？他只能陷入两难境遇中。

　　《红楼梦》中，百无聊赖的贾宝玉还能把爱情视为惟一的真实存在的领域：金钱富贵他有了，并早已感到厌倦；仕途功名他没有，却毫无这方面的追求。他只愿意在清净的女儿国中厮混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每日只和姐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于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然后，还是：“只求你们（姐妹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还有形有迹，——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

　　他的爱情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爱情之于贾宝玉，不仅没有任何世俗的考虑，而恰恰是逃离污浊社会和无聊人事的净土，是他的生命的寄寓。只有在爱情中，他才感到属于自己的人的存在。爱，仿佛是出自他的天性。第一次和林黛玉相见，就有似曾相识之感。虽然宝钗的美貌才智使他爱慕，湘云的洒脱豪爽令他动心，但却始终没有心灵深处的共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

　　林黛玉也把爱当作生命的惟一支柱。她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青春韶华中，完全舍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专注于性灵与情感的发展。她短暂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爱才存在的——她本是专门还泪的绛珠仙子。

　　他们是那么的天设地造，以至人们都觉得是正常和合理的，连贾母都曾说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听宝玉议亲，贾府的下人都会说：“不是林姑娘，还有谁？”

　　所以，尽管最后他们的爱情没能结出美丽的果实，但他们都曾享受过发芽抽校开花时的甜蜜。一旦林黛玉含恨而逝，贾宝玉也跟着撒手而去。

　　一切还是因为爱。

　　历史翻过几页，《七剑下天山》的纳兰容若远远不如贾宝玉幸运。爱情虽又一次成为一个贵族家庭的突出问题，但他和他的姑姑一样，大有壮士拔剑，茫然四顾，无人能与匹配的感慨。

　　好不容易，才遇到了冒浣莲。

　　冒浣莲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和冒辟疆所生的女儿。董小宛和昌辟疆的爱情，在当时的秦淮河上是佳话一桩。但可惜好景不长，顺治皇帝垂涎董小宛的美貌与才艺，硬把她抢进宫，得到是她的人，却得不到她的心。最终，董小宛郁郁而终，顺治皇帝也上五台山当和尚去了。

　　冒浣莲有过这样的家变，心底总存有一丝阴影：“难道少年夫妻，恩深意重，真是易招天妒吗？”

　　那时，她身旁已有了一个桂仲明，而纳兰容若已丧妻年余，仍在哀痛不已。

　　所以，她自觉比纳兰容若幸福多了。

　　只不过，骨子里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从家庭环境、生活际遇、教养才华等等，她和桂仲明都是不般配的。充其量，桂仲明只是一个有着“好俊的功夫”的山野少年。

　　梁羽生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不愿太委屈冒浣莲，最终还是让桂仲明刻苦练功，成了一代宗师。这是后话了。

　　纳兰容若就是听了冒浣莲评词的一番话，觉得“深得我心”，遂对冒浣莲产生了好感。可惜其时，冒浣莲是女扮男装，在他的相府里当园丁，为的是解救她的另一个同伴。即使面对着奇花异草，幽香阵阵甚至煮茗操琴，焚香对奕，他们亦也很难给我们“才子佳人，共读西厢”的感觉。

　　等他们又再见面时，冒浣莲倒是恢复了女装，但却又是一个牧羊姑娘的打扮。梁羽生狠心如此，让人不禁怅然。

　　但纳兰还是欢喜得很，不觉握着冒浣莲的手，连声音都颤抖了地问长问短。

　　那一晚，在草原的帐蓬里，他们谈诗论词，十分投合，帐外朔风怒号，帐中却温暖如春，纳兰闻得缕缕幽香，醉魂酥骨，一代词人很是情意绵绵。

　　倒显得冒浣莲硬心肠，在那种良辰美景中，她写了这么一首词：

　　最伤心烽火烧边城，家国恨难平。听征人夜泣，胡茄悲奏，应厌言兵。一剑天山来去，风雨惯曾经。愿待沧桑换了，并辔数寒星。此恨谁能解，绝塞寄离情。

　　莫继京华旧梦，请看黄沙白草。碧血尚阴凝。惊鸿掠水过，波荡了无声。更休问绛珠移后，泪难浇，何处托孤茎，应珍重琼楼来去，稳泛空溟。

　　词中表达了真挚的友情，其中又大有深意，毕竟还处在两个不同的敌对民族，还能怎么办呢？除非是世界变了，清兵退出关了，这种友谊才能自由生长。这种因战争造成的友谊障碍，实在是人生的一件恨事。

　　冒浣莲自认不是神话中的绛珠仙草，离开了天河之后，要用眼泪来浇才能生长的，她并没有那么脆弱。反而希望纳兰自己珍重，生在帝皇之家，正如在琼楼高处，可能不胜寒风。倒愿意看到他能够把持得定，像那太空中行驶的船只，虽然没有什么人帮助，也能把稳了舵。

　　相府里的“怡红公子”最终没有得到他的绛珠仙草。

　　这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有些读者大约还会存疑。

　　不能否认古代中国有许多动人的恋爱故事，从《诗经》中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苦苦追求，到《牡丹亭》中杜丽娘炽热的爱情饥渴感，都显示了我们民族一样有着向往爱情自由的传统。但于当时的现实来说，爱情只是个人的情感关系，男女问题主要是婚姻问题，爱要附丽于婚姻才能完善。宝玉和黛玉因为没有结婚，所以才让人引为千古憾事。尽管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真心相爱。

　　纳兰容若却什么都没有。婚礼倒是有一个，但那是冒浣莲和桂仲明的。洞房红烛喜洋洋，若落在纳兰容若的眼中，也定会有“女朋友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的那种现代人才有的感慨吧？

　　当然，纳兰容若并不知道这一切。那一个晚上，他正在万里之外，京城相府的白玉楼中，对月怀人。因为日间听到了大军已经从回疆撤退的消息，他深深地为冒浣莲祝福：“化干戈而为玉帛，虽然言之尚早，但最少她在回疆是可以有一段平安日子好过，我也可以放下一块石头了。唉，但又不知要待到何时，方始能够，沧桑换了，并辔数寒星？”

　　那只是纳兰的痴情罢了，心底里，他何尝不知道，他们志不同，道不合，仅凭一点情趣的相仿，那是远远不够的。

　　三妹妹死了，姑姑也死了，冒浣莲远隔关山万重；纳兰容若情何以堪？他只能狂草疾书这首《山花子》：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泪滴和墨汁融在一起，只恨生在帝王家，那并不是一种幸运啊，而是一种罪孽。

　　曲径深宫帝子家，剧怜玉骨委尘沙。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

　　半世浮萍随近水，一宵冷雨丧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这个人物在梁羽生的笔下，简直可以得深刻灵魂奖。

lxc1988

七剑下天山之忙碌皆为谁

斗来斗去，争来争去，斗出个什么样的天地？争出个什么样的未来？

　　武侠小说是中国才有的。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崇尚悠闲，所以才有了中国式的武侠小说——有人这么论断。

　　曾不止一次听那些经理级的“成功人士”说，忙碌了一天，累得要死，夜深了依然在“刨”武侠小说。

　　他们视之为一种精神放松。

　　飞翔在蓝天之上，栖息在树丛之中的鸽子，是不愁午餐的。但人类，以工作换取午餐是天经地义的。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知已成了多少人耳熟能详的名言。

　　在这种环境下，武侠小说成了那只无忧无虑的“鸽子”，让很多人入迷，当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吧？

　　当然，武侠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悠闲并不是那种富贵者的悠闲，而是很平民化的。诗意自然有，无非是苏东坡式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陶渊明式的“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棵”等等，所以普罗大众都享受得起。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即使是公子哥儿出身的梁羽生的作品中，也没有《红楼梦》里的那种繁褥罗苏的富贵生活的消遣描写。如在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枕翠庵，刘姥姥醉卧恰红院”，有一段描写，曾被不少红学家拿出来作范文的：

　　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不要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得来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咤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几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冷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磨菇、五香豆腐干子、各式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多么复杂，一个小菜，做法就那么费事，曹雪芹也不嫌累得慌，用了诸多笔墨，细细地形容。

　　这也许是绝妙之笔，但用在武侠小说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七剑下天山》写到了皇宫、相府，由冒浣莲和三公主的眼中看来，大不了的，也就这么寥寥几笔。

　　相府的景色是：

　　只见林木葱郁，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两边飞楼插空，皆隐于山坳树梢之间，景色美丽极了，也幽雅极了！冒浣莲心中暗道：“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这话说得果是不错！”

　　皇宫的御花园呢，则是：

　　偌大的一个园子静悄悄的，远处有几名太监在扫残花败叶，御花园虽然是建筑华美，气象万千，却掩不了那衰蔽之感……

　　以梁羽生的流光溢彩的文字技巧，居然也没在一些生活细节下功夫，可见武侠小说的传统，是不专注于客观的因素的。

　　所以，我们在武侠小说里很少看到家，看到家居生活，看到钱财（指日常用的，大宗财宝是用来争斗的，不算在内）。古龙的楚留香还有一条船，凌未风只是住在天山绝顶，飞红巾也是长居在冰峰的一侧。

　　这班英雄豪杰，行色匆匆，来去如风，四面出击，一下于天山，一下子南疆，潇洒自如，口袋里可能不名一文，一样能心想事成。

　　“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就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谁不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却又肆行无阻的生活？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有琴慵弹，弦外韵孤；有酒慵饮，醉外江湖；有棋慵弈，意外干戈；慵观溪山，内有画图；慵对风月，内有蓬壶；慵陪世事，内有田庐；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枯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这是古代诗人白玉赡，在把他的书斋题名为“慵庵”时所作的，内中极尽称赞之能事——对悠闲生活。

　　据说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许多文人甚至是不慕权势的士大夫们的理想。

　　但是，要享受这种悠闲生活，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实现。

　　若用这种定义去衡量，那么武侠小说里的“悠闲”是我们不深究的悠闲。

　　我们看不到家庭，看不到生产，看不到春耕秋收，只看到武侠人物“仗剑江湖行”，忙来忙去甚或瞎忙一气，便成就斐然，令人不胜心向往之。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仗剑”才能“江湖行”的含义，我们是否就会明白一些？

　　江湖上的生存规律从来都是弱肉强食，谁强谁就是霸主，就是大爷；谁弱谁就是奴才，就是龟孙子。所以，谁都想强过别人。

　　《七剑下天山》虽然不仅写了江湖，还写到了江山，但大致也不离争霸模式。

　　因为人类存在一天，人性的权势欲的本能追求就会存在一天，大到一国君主，小到一介武林末将，只要有适当环境、适当的条件，他们都会挑起纷争，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得到更多的利益。

　　武侠小说是如此，现实生活也是如此。

　　康熙已成了一国之君，且是在很年青的时候。但他总感到他的版图还不够大，于是在雪花飞舞，朔风怒吼的时节，拉起军队，深入到绝塞穷边，去打回人藏人。眼见清军横越草原，杀害了无数牛羊，带给草原上的牧民无穷灾难，他倒在憧憬着成“一代明君”，以达“国威远播”。

　　吴三桂本是明朝驻远东镇的总兵，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后，明朝已危在旦夕，很快就被李自成攻破了。吴三桂孤掌难鸣，被迫答应投降，不料未到北京，就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麾下第一员大将刘宗敏所夺的消息。大怒之下，又想起自己若投降李自成，一定要屈居刘宗敏、牛金星（李自成的宰相）等人之下，利禄未如己意，夺妾之恨难消。于是翻然变计，竟然勾结清兵入关，把李自成的的军队和南明原残余政权都消灭了。得回陈圆圆的代价是做了头号汉奸。

　　汉奸做久了，吴三桂又想谋反自救，这时又想起了李自成的余部，三十三年之后，又再次打起交道来。

　　以前是仇敌，现在也许是盟邦。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诸候争霸、列强纷争，今天再来认识，就不能单按“正”与“邪”来区分了。

　　这是朝政之争，试问抱着争霸争权野心的人，如何能过着一种闲情逸志的生活？

　　楚昭南虽为吴三桂网罗了去，做了他军中的总教头，他争的却是“武林第一”的那口气。在江湖上他被称作“游龙剑”，也是晦明禅师的徒弟，二十年前已和他的大师兄杨云骢并称天山二剑。但是两人性格刚刚相反，杨云骢是豪气干云，终生为反清复明奔跑，而他却热衷利禄。杨云骢因为爱情失败并被王府中人杀死后，天山绝艺，他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传人了，更是横行无忌。

　　殊不知突然杀出了一个凌未风，是晦明禅师的关门弟了，也是他的师弟，不但本领高强，更有一腔热血，大有他的师兄杨云骢的遗风。志不同，道不合，当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江湖上的争斗，大部分是围绕着他和凌未风展开的。凌未风的一切厄运，基本上也是拜他所赐。

　　只不过他的背后是偌大的一个清室，凌未风是抗清英豪的佼佼者，他们的争斗便带上了浓重的历史感，少了一种江湖争霸的色彩。但总归也离不开江湖恩怨的。

　　像凌未风等民族英雄侠士慷慨赴难，率众抗敌，固然是不为任何功名利禄，但也不会有悠哉游哉的时候。他们总是一事没完，一事又到眼前，国家多难，民族多灾，他们便总在忧国忧民。

　　楚昭南更不用说了，为了一己的私利，他简直是惶惶然不可终日。

　　本来纳兰明慧和纳兰容若是可以过着一种琴棋书画的优闲生活的。

　　纳兰容若本来已是这样做了，相府的满池荷花衬托的是一颗苦闷寂寥的心。那些年他都在专心研究《易经》和唐代以下的经学书籍，正在编一部大书，并已定名为《通志堂经解》，想借此作为“名山事业”，从而也在此安定终身的。不料还是给康熙拉去出征，一块去打回人藏人。他生长在那个阶层，并不可能和它公然对敌，即使要叛逆，也是思想与观念上的事。在愿与不愿之间，他走的是一条痛苦的折衷路线。多好的画，在他的笔下都会有阴影；多好的词，在他的口中都会有悲音；多好的琴，在他的手下都会断弦。

　　纳兰明慧更是心结难解，贵为王妃，心中既没有爱情，又失去了亲情：不爱的丈夫为了爱她而死在她的怀中；她爱的女儿却认为自己是个罪人，怎样也不肯原谅她当年没得选择的抉择。

　　她当年没跟女儿的父亲一道走，今天也不可能跟女儿一道走，她从小就生长在她那个阶级里，她怎么能够想象她和陌生的汉族人一道，反对自己的族人呢？她也压根没时间考虑，女儿已变了脸色。

　　身陷牢笼的女儿杀死了母亲的丈夫，但她还是渴望母亲的爱的，她觉得十八年的痛苦，应该赢得母亲的爱。要求太高了，失望也就容易。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情绪，她的母亲可以感觉得到。

　　但作为母亲的感觉谁能理解呢？只有她自己明白“什么都完了”。

　　她用情人的短剑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十八年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正是：恩怨已随心血尽，死生一例付浮萍。

　　种种情事，是否已在表明，武侠小说里并没有“桃花源”？

　　记得《红楼梦》第一回在讲了一个关于石头的神秘故事之后，又介绍了甄士隐本是一介淡泊功名荣誉的乡宦，每日只是以观花种竹，酌洒吟诗为乐，简直是神仙一路的人物。他家中有贤妻娇女，知足常乐，本以为可以颐养天年，谁知祸从天降，女儿于元宵之夜失踪。从此，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妻子得了重病，火灾把他家烧成了一片瓦砾场。他狼狈不堪，寄人篱下，饱尝世态的炎凉，终于贫病交加，渐渐灰心起来。正在这时，他听到一个跛足道人，口中念念有词，唱的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得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思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当时，甄士隐听得含糊，只有“好”“了”二字却还真切。跛足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

　　认真想来，《红楼梦》之前之后的小说，哪一部没有沉积着《好了歌》中所表达的心态意绪？它的巨大的阴影，一样毫无例外地投射到了新派武侠小说中。

　　我们很难找到平和的人，在梁羽生、金庸、古龙所提供给我们的纸上世界中，要不就是慷慨赴难，要不就是尔虞我诈。

　　触目所见的，都是对某个人。某宗事产生了一种执着与坚持，不能自己，非要达到某个理想境界不可的倔强性格。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些江湖人物的脾气吓着，因为他们的顽强意志，他们的不肯回头，他们的奋勇到底，他们的誓不言悔，以及他们的永不言倦，会得牵着他们的肉体走，使之不能自己，不可拒抗。

　　即使再回头已百年身。即使要重整旧山河，他们大部也会采取再狠狠地多发一次凌厉的武功。

　　这相对容易，凡事之处理方式最艰难的不是高调抑或低调，活得似人上人，抑或隐居深山，不闻人声者，其实都容易。

　　最不容易的，是在江湖行走着，像许多人无异，只是一直生活下去，而能从中庸之道见着光彩，才是天下间最为艰难的。

　　不能不说梁羽生们是出尽百招的，睿智如金庸，竟然也把人的邪恶写得惊世骇俗，极尽极端之能事。如谢逊到处杀人，是因为受了师父杀父奸妻的刺激；叶二娘每天都要吮婴儿鲜血，是因为不能亲自抚养自己和少林寺方丈所生的私生子，所以也受了刺激。

　　这已不是正常人所为了，但在金庸笔下，最后都得到了同情与宽恕。

　　古龙作品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对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更为强调。

　　梁羽生比较“古典”，初期也比较清醒。

　　尤今问他：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具有“某种毒素，足以残害那些心性未定的读者的思想”。身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该如何看？他很干脆地回答：“这主要是看作者的写法而定。……有些作者专门喜欢强调暴力及刻画性变态心理，企图以‘拳头加枕头’来吸引读者。这样的作品，对于读者，当然难以产生良好的影响。我的武侠小说，有许多是根据历史史实而写成的，当不致于残害读者吧！”

　　说归说，一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在《七剑下天山》里，梁羽生就把傅青主这么一个一代高士，也改头换面成了江湖人物，那就是一个很搞笑的失败例子。

　　杨云骢也写得不好，虽然众英雄好汉都盛赞他“豪气干云，为国为民”，草原上到处传唱着他的事迹，但在爱情上，他过于霸道和自私。

　　他是在草原中昏倒在纳兰明慧的帐蓬边上的，那个明眸皓齿的绝色少女不但救醒了他，还奉献了爱情。那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孽缘”：一个是满清贵族少女，一个是抗清义士，但爱情超越了一切，使他们融合在一起。

　　末了，阶级的不同，注定了他们要劳燕分飞，他甚至抢走了她怀中才仅仅两岁的女儿。他虽然不能抚养女儿长大，但成功地把他的恨传给了下一代。

　　王妃像挨了打一样惊跳起来，惊恐的注视着她的女儿。她日日夜夜梦想着的女儿，如今在她的面前，是如此亲密，却又如此陌生！她和她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里，她不了解她，她们的心灵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慢幕！她听着她的女儿把那满腔怨恨像瀑布似的倾泻出来，她又是惊恐又是哀痛，她昏眩地颤抖着，忽然又紧紧地搂着女儿，叫道：“你是我的女儿，你为什么要分出‘我们’和‘你们’？你是我血中的血，肉中的肉，你和我是一个身体的啊！”

　　看到这一幕，除了感叹梁羽生写女性写得好之外，是否还会有对杨云骢的不以为然？

　　这或许是武侠小说不能超越于其他文学品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显示江湖人物武林英豪的超人力量，总是往不切实际、不合常理的方向推去，见得多了，难免兴趣索然。

　　当然，武侠小说还是让许多人喜爱的，尤其是让那些内心具有极端性格的人喜爱。其实，谁都有极端的时候，此其时也，借着武侠小说快意恩仇一番是最为节省的方法，谁都可以“消费”得起。

　　所以，武侠小说不一定会长盛不衰，但一定会不乏支持者。

lxc1988

七剑下天山之从容的武功

虚实相间，有迹可寻，是梁羽生武功的特征。

　　一般的武侠小说着重的是惩恶扬善，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着重的是正义感。

　　而梁羽生的笔下的侠客，却着重于一个“忠”字。

　　表面上看来，他写的是忠君，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封建意识，其实他所提倡的是忠于国家、民族，并非忠于君主个人。

　　他笔下的君恰恰是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只顾个人权力的历史罪人，如他在《萍踪侠影录》中所描述的那样。

　　朱元璋以叫化子出身，得天下于马上，并能驱异族出塞，不失为一代英豪。只是称帝南都后，“苟安畏难，不为彻底之谋，而惟求永世之术，以八股愚民，以戮功为事，遂令国内无可用之兵，盈廷皆坐谈之士，于是而有瓦刺之祸，终成土木之辱，蹈宋之覆辙，而重演元首为浮囚之耻剧。幸以于忠肃公之忠侠奋发，力排迁都及乞和之议，得保全民族之安全，而不致为南宋之续。乃英宗朱祁镇图一己之私，忘救己之恩，毒害于公，而复宠宦竖，斥武侠，积弱所致，遂有满清之祸。”（文公直）

　　《萍踪侠影录》正是一部述往思来之作。不仅以某个历史事件为背景去描述武侠故事，还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民族使命感。联想到作者是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写作他的历史武侠小说的，谁能够不心生感慨？

　　满清之祸后，凌未风所面对的就不是“自己的皇帝”了。相对于张丹枫，凌未风更为痛苦，但却少了委屈，因为他很容易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张丹枫却要经受“欲不为，却不得不为”的煎熬。

　　凌未风的“易为”，其实是梁羽生的“放松”。所以，在《七剑下天山》中，他敢把“满族鞑子的皇帝”描绘成那个凶狠模样：

　　阎中天慢慢走过去，两手在老和尚胁下一架，老和尚抬起头来，忽见他满眼红丝，满面杀气，大吃一惊，喝道：“你干什么？”顺治到底是做过皇帝，虽然做了和尚，余威犹在。阎中天给他一喝，两手猛然一松，全身似患了发冷病一般，抖个不止，老和尚失了倚靠，一跤跌落床下。康熙急颤声厉叱道：“你，你，你还不好好服侍父皇？”阎中天定了定神，一弯腰将老和尚挟起，闭住眼睛，用力一挟，只听得老和尚惨叫一声：“玄烨，你好！”清代的开国君主，竟然不死在仇人剑下而死在儿子手上。

　　（第三回）

　　纳兰容若泫然欲泣，哑声说道：“我陪皇上在南书房读书，内监来报，说是三公主自缢死，皇上面色青白，‘哼’了一声冷笑着道：‘活该’我吓得晕了，想哭哭不出来！皇上忽然说道：‘你知道三丫头和外里有什么勾结？’我莫名其妙，心又悲痛，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皇上道：‘这丫头好大胆，偷了我的朱果金符，我只道她想做太平公主呢！’太平公主是唐朝女皇帝武则天的女儿，曾勾结外臣，抢夺皇兄的权柄。皇上引太平公主的故事，大约是以为三妹妹偷他的朱果金符，一定包藏有抢夺朝政的野心，他又哪里知道其中有这样复杂的事？大抵做皇帝的人，凡事都会猜疑，以至想得完全不近情理。

　　（第十八回）

　　现在当然是提民族大团结好了，可在《七剑下天山》的朝代，对于广大的汉族人民来说，“满清鞑子”是侵占了他们大好河山的外族。明朝不一定好，但那毕竟自己的国土，是由与自己“同声同气”的皇帝来管理。“抗清”也不一定是为了“复明”，但不把外族逐出关去，那却是英雄侠客们的至大耻辱，他们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梁羽生当然是以尊重民意为佳，尤其是尊重当时人民的历史的意愿为第一要务。所以，尽管康熙不算是最坏的皇帝，很多书还说他“英胆神武”或是“文武双修”，在位时把个清朝管理得还算似模似样。但梁羽生还是把他的丑恶一一写出来，甚至不惜添油加醋，如他的五台山杀父就不是正史所述。

　　这是梁羽生专门设计的噱头。因为不少人说，金庸和古龙在刻画人物描述事件时，笔墨很是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读他们的作品，常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情感的漩涡，觉得只有如此才读着过瘾，才读得痛快。梁羽生的就稍为显得温和。

　　当然，“火”与“温”都是相对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比较而言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只要在一定的限度内能相对保持适当得中，就不为过。如把张旭的狂草与欧阳询的正楷比较，就感到张旭显得火，反过来同样可以说欧阳询显得温。在绘画、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部门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是艺术领域的普遍现象。

　　其实，张旭并不火，欧阳询也不温，乃是各有各的特色，各得其真，惟其这样，艺术才能给人以多彩的审美享受。

　　梁羽生比较“中国”倒是真的。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极为鲜明，绝无模糊之弊，若有出格，梁羽生肯定会夫子自道，如凌未风、金世遗等。这让我们直觉到他是否善于运用程式化技巧？尤其是戏曲角色分行当的程式化方法，即在动笔之先已把生、旦、净、末、丑的大格局基本安排妥当。

　　因为有了这种程式化的分行当方法，在戏剧方面来说，是方便编导在安排情节时，对全剧角色的布局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便于通盘考虑，使全剧每个角色形象都显得非常鲜明。一般认为，分行当的方法是把角色类型化，往往使角色的个性被共性淹没，容易造成千人一面。这种看法并非全无根据，但正如张赣生所说的：也不是必然如此，譬如许仙和白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一生一旦，既有相对稳定的共性，又不妨碍个性的鲜明，这就要看作者运用行当的技巧如何。

　　《萍踪侠影录》中，梁羽生的程式化运用最为成功，其他人物如走马灯一样，依然夺不去张丹枫与云蕾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家国大事，还是儿女私情，错综复杂中依然没有掩盖主要人物的一板一眼。张丹枫身上有着梁羽生心目中的理想侠客的所有共性，但又不失为“这一个”的个性特征，故而让读者读来仍是兴味盎然。

　　《七剑下天山》人物众多，有旧的“七剑”也有新的“七剑”；有最高的统治者，也有最低的平民；有皇宫、有相府，也有蛮区、有大漠；……各色人等，穿梭其中，但各自的个性，数笔并写，我们依然能分出“生、旦、净。末、丑”。

　　在类型化中求得多样化，在共性中求得个性，梁羽生的程式化风格，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毕竟他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先河，而且他的这些作品，又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继承中国小说传统的成功范例。

　　从有小说起，中国文学的程式化便显而易见，读三言二拍，就能品味出中国小说艺术的这一特色。

　　到了清末明初，西方的小说艺术逐渐传入中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艺浪潮，似乎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已不能适应描述变动频仍、跌宕多姿的生活，应该让位于西方的现代小说艺术了。但这多是猜测罢了，事实上是，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不但可以继续领风骚，且显示出了它不可替代的长处，诸如程式化与写意的关系，写意的独特感染力等等，到今天依然是魅力不减的话题。

　　尽管是刀光剑影，拳来脚往的武侠小说，梁羽生在传统的承继方面仍然算是尽心尽力的，他的较好的作品，在这些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时不时让我们感慨传统艺术的生命力的强劲。

　　要说“温”，倒是在武术描写方面，梁羽生显得温和与实在。

　　中国的武术，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演变到后来，不仅仅是古代实用的战斗技术，还成了中国人审美的对象。最早的有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宫庭里的公孙大娘剑器舞，后来更演化出武术中半真半假、无实用价值的花拳绣腿。甚至连动作的名称也被诗意化了，都是好听的名堂，诸如什么“燕子穿云”，“飞鸟投林”、“丹凤朝阳”、“白鹤亮翅”、“蜻蜒点水”等等，给人以充分的想象。

　　充斥在武侠小说中的，自然也是这些名称好听、惹人联想的“武术”，因为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用好听易记的名称去形诸文字，相对的比较容易，且更能渲染气氛。更何况武侠小说作家多为不懂武术之人？

　　这无异是一条捷径。

　　但读者也是糊弄不得的，据说梁羽生就曾弄得很尴尬。

　　刚开始写武侠小说时，他对武术大概是一窍不通的，但又想更吸引读者，便“知难而上”。别的尚可，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笔的，让他挠破了头皮也想不出应该怎么去形容，最后还是投机取巧，翻开前辈武侠小说作家白羽的作品，找到相关的资料，稍稍改动了几字，便照抄过来。谁知错中更出错，白羽本身也是不懂武术的，他是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也合该梁羽生“当灾”，他抄白羽的那两段，让人看出来了，而他“自作聪明”改动的那几个字，恰恰又改得不对，让懂武术的读者明晒了一番。

　　除此之外，梁羽生也曾往神怪一途潇洒了一回，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阳煞功等等，在他的作品中曾大行其道。这些“乜乜神功”玄玄妙妙，虚而又虚，让许多读者不以为然。

　　古龙在这方面就很“精”，他对人的描写与重视远远超过武功本身，创造了不写之写一路的功夫。就是一般不写人物打斗的具体招式和套路，却是“例不虚发”，如小李飞刀的飞刀，如西门吹雪的剑，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只见到敌人的咽喉上已插上了一把飞刀，或者是西门吹雪已在吹干他剑上的血。

　　所以古龙比较“西方”。

　　按梁羽生的性情，他是不会走古龙“不写之写”的路子的。闹过笑话之后，他所做的是：更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而不是避实就虚。光是使剑，《七剑下天山》里就有很多精彩的描写。先看年轻的一辈在试招：

　　……两人越斗越快，桂仲明舞到沉醉淋漓之际，腾蛟宝剑，随意由之，忽疾忽徐，一举手一投足，便觉剑光缭绕，有风飒然。易兰珠衣袂飘飘，随着桂仲明的剑锋滴溜溜的转，无论桂仲明的剑招如何怪异，她总能拿捏时候，不差毫发，挡在头里。不知不觉之间，桂仲明的达摩剑法快将用完，还是刚刚打成平手。易兰珠娇叱一声，剑招忽紧，身如星丸跳掷，一口短剑徊环飞舞，霍霍迫来，桂仲明……心念一动，把昨晚冥思默索的心得，全用出来，不按达摩剑法次序，随意拆散开来，加上五禽剑中原有的精妙招数，创成了独具一格的上乘剑法，带守带攻，把易兰珠挡住，又是斗了个半斤八两，铢两悉敌。一口长剑，一口短剑，如玉龙夭矫，半空相斗。韩志邦在旁边看来，只见万点银星从剑端飞舞而出，又像万朵梨花，从空撒下，遍体笼罩，哪里还分得那个是桂仲明，哪个是易兰珠，余势所及，周围的白草黄沙，都随风颤动飞扬，草上的积雪，也给震得纷纷飞舞，盘旋天空，雪花剑花满空交织，幻成奇彩。到了后来，连两人头上缤纷飞舞的是剑花？是雪花？也分辨不出了。刚叫得一声“好”字，忽听得‘噹噹’两声，火花乱射，倏的两道白光迎面射来，韩志邦一矮身时，已是风定声寂。桂仲明和易兰珠敛手站在自己的面前。笑嘻嘻道：“我们斗得忘形，吓着了韩叔叔了。”

　　这一段写得多么活灵活现，尤其是因为写年轻的朋友是在练剑比招，心气同一，并不是敌对的性命相拼，中国武术的审美价值脱颖而出，让读者感到是在观赏一场舞蹈，跟韩志邦一样，常常感到了其中的动态之美。

　　而且，这一段还是虚写，虽无一招一式是实拳实掌的，已同样使人感到紧张。

　　因为中国武术除了具体的招式外，还讲究诀要，这些口诀常常是从各种招式中抽象出最基本的法式。据说名闻遐迩的“少林拳”就有打法“二十四字诀”：“扳、唤、搅、撂、移、身、闪、站、有、无、虚、实、劲、擎、懈、绽、呼、吸、动、静、迎、风、转、换。”太极拳也有“棚履挤按”“沾连黏随”的“打法歌诀”。八卦掌的“十二字诀”则是“浪、钻、争、裹（手），起、落、摆。扣（腿），拧、旋、走、运（身）。”其他各门各派也有类似的决要，不胜枚举。

　　若真的目睹由这些诀要所打出的拳术或器械套路，其实不一定好看，反而是形诸文字，有一定的艺术夸张，才不容易使人气闷。

　　再来看看这一段，即使是真正你死我活的格斗，梁羽生也不失写实与写意的曼妙结合：

　　这时易兰珠已知道敌我双方优劣所在……一柄短剑使得出神入化，以剑法的精妙抵消功力的不足，楚昭南无法震飞她的宝剑，追得咬牙苦守。易兰珠剑招越展越快，攻如雷庭疾发，宁如江海凝光，挥洒自如，真如行云流水，恰到好处……楚昭南如何抵挡得了？心内暗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游龙剑猛然一冲，明是进攻，实是走势！易兰珠突然一声清咤，短剑一旋，疾的倒卷上去，剑风震荡中，楚昭南一声大叫，连人带剑，向上一拔，窜起两丈多高，“云里翻身”，真似燕子一般，向前直掠出去。易兰珠把身一躬，也象驽箭般飞射而来，如影随形，紧接扑到，剑掌齐飞。楚昭南武功着实高强，虽受挫败，仍能反击，身未着地，已是反手一剑，将易兰珠短剑荡开，但虽然如此，右胁仍被易兰珠掌风扫中，易兰珠这掌是借着楚昭南去势，向前“顺手推舟”一送，和太极拳中的“借力打力”，有异曲同工之妙。楚昭南身不由己，腾云驾雾般的直飞出去，竟然叭的一声，摔倒地上。幸他功力深厚，跌下时候，四肢用力向上一提，“金蝉戏浪”直跳起来，易兰珠搂头一剑，又给他一剑格开。易兰珠给他连挡两剑，锋刀相交，却并不感到如前吃力，剑光飘瞥中，只见楚昭南襟上鲜血点点，原来他的右肩已被刺伤，左手也给斩去两指，易兰珠自己却还未知道。

　　也许是梁羽生写武侠小说，是源于一场不甚精彩的比武，当时，谁也不知道新派武侠小说应该是怎么写的，但梁羽生总认为，即使是纸上谈兵，也应一笔一笔慢慢道来。所以，他还未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艺术追求：将武功描写与人物个性相结合，把武功提升到一定的文化哲学内涵的高度。这要等到金庸才切实做到了。

　　而梁羽生在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在这两大方面：第一，他没有渲染暴力，过分推崇武功的决定性力量。武侠小说中动不动就“废话少说，咱们手底下见真章”的描写，梁羽生很少拿过来用。虽然也写到一些人物恃强凌弱，但这种人物在他的作品最后肯定没有好下场，如《云海玉弓缘》中的孟神通和厉胜男的悲惨下场就很能表明他的态度与立场。

　　第二，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武功技击的基础，即使有时由“武”写到了“舞”，但细数起来，他的作品写出了数以百计的武术门派的功夫及其套路。就外功、轻功、暗器等几大门类，或实或虚，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较好地把握了武术在武侠小说中的恰当作用，拓展了宽阔的艺术空间。

　　“通武术，工文章”，固然是“天赐良缘”，这样的幸运只有很少作家才拥有。只工文章，不通武术，其武侠小说依然使成千上万人着迷，这是否更“高张”？

　　梁羽生的知音遍及海内外，而且并非庸俗小市民，他是否也会为自己骄傲？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有把声震屋宇的宏亮嗓子”，喜欢“用泛黄的指头夹着袅袅的尼古丁”。

　　一个不像侠客的“侠客”。

燕山故客

还能再续写一些么？
等待ING…………

goodluck22

写的好！

wzhj70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