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魔女传之明末悲歌 《白发魔女传》的故事发生在明代神宗至崇祯年问。那是明朝由盛向衰的年代,是一个诡异的、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人事的纷扰中,在无数的路口,历史显得步履蹒跚。fficeffice" /> 故事的主线是写玉罗刹与卓一航的情路波折,但整个背景由三种冲突和争斗烘托而成。 汉民族与当时满族之间的种族纠葛,这种纠葛还引起了其他民族的艰难选择。小说的一开头就设置了悬疑,王照希的岳父孟灿老前辈一向为人耿直,为何进宫当了太子的侍卫?原来他是想寻找满州鞑子在宫内的奸细。无奈毫无收获,只知道应修阳一个人是满族的内应。 满汉之争将人们划成二类:一类是正义的爱国的,另一类是邪恶的、叛国的。所以,连魏忠贤在小说中也成了满州的特务,似乎全是小说家言。 熊经略、袁崇焕这样的边将自然被视为英雄。一般的民众只需一听说此人私通满洲,就会义愤填膺。红花鬼母在江湖上属于正邪参半的人物,但弄清丈夫是与一帮汉奸搅在一起后,也翻然醒悟,不愿替他报仇。 在梁羽生看来,这是原则的问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人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 从玉罗刹到普通的百姓,都在为国家的安危担心,并且尽着个人的绵薄之力,试图扭转乾坤。 然而,在皇宫内,却在为着权力而厮杀,这就是小说中的第二类冲突:宫庭的权力之争。中国的皇权是家族式的统治,温馨的亲情一旦介入野心、占有欲,就会变成最残忍的自相残杀。 梁羽生对于这种宫庭内哄十分厌恶。太子常洛铲除二皇子常洵后,洋洋自得,使卓一航不寒而栗: 太子赐他平身,叫人端一张凳子给他,就叫他坐到侧旁,微笑说道: “经过昨晚的纷扰,大功总算告成,外有廷臣,内有宗室,还有煌煌祖训.不怕父皇不惩治他们。你也辛苦了,咱们且饮酒看技。” 卓一航听了这一番话,悚然有感,心想:二皇子虽然不肖,但兄弟骨肉之间总不必如此猜疑忌克。太子把想谋叛的弟弟提了,本是应该,但这样幸灾乐祸,却非人君的风度,不觉想起了《左传》里“郑伯克段于鄢”那段文章。那里记载的郑国两个皇子,也像今日的太子与二皇子一样,为了争位,哥哥把弟弟提了。那个弟弟共叔段比今El的二皇子常洵还要胡作非为,而郑庄公则要比太子常洛宽厚。但《左传》还是讥讽郑伯克以机谋施于骨肉。卓一航暗暗心寒,又想起孟灿为太子而死,而太子听到死讯,却一点也不哀悼.不觉把投靠的意思消去一半。 卓一航的父亲正是这类权争的牺牲品,难怪爷爷临终前告诫他: “你以后不必应考了,就在家中读书务农吧。” 官场险恶,不单单要面临各种暗算、阴谋,无端端地掉进陷阱,还要面对自己本性的异化。中国的官僚体制造就了告密、腐败等传统,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也是身不由己。再优良的人,在官场泡上一年半载,也会变得对丑恶麻木不仁,变得忠言逆耳,而沉迷于阿谀奉承。 所以,中国古代的江湖之道是绝对排斥官僚的,因为他们坚信:一旦作官,就已违背人性,走向堕落。少林武当派也罢,草莽绿林强盗也罢,都是以与官府来往为耻。一方面固然表明了自身的独立品质,表明了对于权贵的不屑,而甘愿平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官府道德质素的怀疑和不信任。 《白发魔女传》中的官僚世界,是一个腐朽而淫糜的世界。即使像卓仲廉这样的“清官”, “不必如何贪污,那钱粮上的折头,下属的送礼,也自不少”。当了官,不贪而贪,不坏而坏。 小说中官场的中心在皇宫,而皇宫的斗争中心则围绕魏忠贤而展开。魏忠贤被作者写成奸臣的典型,他毫无品格可言,见风使舵,里通外国,所作的一切,只不过为了一己的私欲。他原是郑贵妃的同谋,但当太子抓住私自进京的二皇子常洵(即郑贵妃之子),他看到大势已去,便突然倒戈,声称自己与郑贵妃一伙亲近,是为了套取他们的罪证。从而骗取了太子的信任,并进一步与客氏串通一气,把持朝政,几乎凌驾于皇帝之上。 小说中的宫庭竞争以魏忠贤为一方,以熊经略、顾宪成、杨涟等为一方,就是所谓的忠臣。当玉罗刹去救杨涟时,他宁死不从,虽然不免愚忠,气节却可敬可佩。 当魏忠贤死后,宫庭斗争便退为极其次要的地位,在小说的下册,卓一航与练霓裳的感情波折成为重点戏。 第三类冲突是阶级的冲突,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下层平民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斗争。小说中李自成只是短暂露面,却英姿勃发,不同凡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玉罗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那少年将军的一举一动,全在她的眼中,心中奇道: “怎么宫庭中也有如此英雄人物!” 李自成翻身下马,招手请玉罗刹下来,同坐在地上,正色说道: “满州图谋我们中国甚急,边关形势极紧,这你是知道的了?”玉罗刹道:“边防之事与这批珠宝有何关系?”李自成道:“你听我说。先前我还不知道这番人身份,所以也想劫他的珠宝充当军饷。现在查得他是南疆罗布族大酋长唐玛的儿子,唐玛是南疆各族盟主,若然他的儿子被杀,珠宝被夺,他一定把这笔账算在明朝皇帝头上。说不定就要起兵报仇,那时东北西北都有边患,由校这小子,可挡不住!”玉罗刹默然不语,一时还想不过来。李自成又道: “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可是若然异强入侵,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军联合,共抗异族的,你说对么?”玉罗刹点了点头。李自成道:“所以不能再替明朝皇帝再开边衅。可惜的是由校这小子糊涂透顶,勇于对内,怯于对外。抽调大军来打我们,却不整顿边关,连熊廷弼这样得力大将都罢免了。”玉罗刹不觉心折,觉得李自成气度之广,见识之高,殊非常人所及。笑道:“可惜你替皇帝小子打算,他却要派兵打你。”李自成道: “那是他的事。”玉罗刹又笑道:“看样子,只是满州,明朝就挡不住。你还是趁在满州兵入关前之前,赶快打到北京吧。由你来做皇帝,就不J怕满州兵入侵了。”李自成哈哈笑道: “皇帝人人可做,若然由我来做,可以保住神州,那么就做做也无所谓。” 在那样一个混乱复杂的局面中,农民领袖李自成却有这样的见识与心胸,俨然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看来,在梁羽生的心目中,民族主义始终是主导的、决定性的。当面对异族的侵略时,任何矛盾都必须隐忍,而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 民族之间的、宫庭之间的、阶级之间的相互较量,将人世的血腥与宿命显露无遗。每个人都淹没在欲望之中。而无论怎样,成也罢,败也罢,结局都不过如此。 情爱的生长恰恰就在这样的人世间。爱与仇,繁衍与毁灭,纯洁与肮脏,超越与堕落,形成了紧张的对比。 小说的历史构架完全取自正史的材料,没有半点虚构。许多人物也真名真姓,其基本的生平事迹也与正史相符。主要的有这么几个人: 魏忠贤,生于1568年,死于1627年,万历时入宫的宦官。1620年,嘉宗即位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1625年兴大狱,杀东林党人杨涟等人。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爪牙,从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都有和党。宗祯即位后,逮捕了魏忠贤,魏畏罪自杀。 熊廷弼,生于1569年,卒于1619年。万历Igt年任辽东经略。当时满清崛起,他召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在职年余,满清不敢进犯。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他受排挤去职。1621年辽阳、沈阳失守,又被任为经略,而实权落人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中。王化贞轻敌,不受调度,结果大败溃退。熊廷弼以此被斩首冤杀。 杨涟,生于1572年,卒于1625年,万历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天启四年,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次年为魏诬陷,死于狱中。 崔呈秀,生年不详,死于1627年,万历进士,曾想依附东林党人,遭拒绝。1624年因为贪污被革职,却巴结上魏忠贤,成为魏的养子,一起密谋陷害东林党人,做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魏忠贤事败后,他也自缢而死。 另外还有左光斗、袁崇焕、阮大铖、高攀龙、孙承忠、洪承畴、李自成、李岩、红娘子、张献忠等,都是《明史》中有记载的人物。而且,小说中叙述的事,与《明史》的记载基本吻合。 当然,梁羽生也添加了一些戏剧性的因素,最多的是魏忠贤。写他与客氏在人宫前即已私通,并有一个私生女客娉婷。这些恐怕都是野史之类,正史中并无此事。但这样的加工,使魏忠贤这个形象变得更真实,在奸诈卑鄙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他作为父亲的一面,作为一一个人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人情一面。而客娉婷作为客、魏的私生女,却厌恶父母的丑行,决然离开他们,走向江湖,走向正义的事业,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曲折、刺激。玉罗刹闯进皇宫救杨涟,以及他与李自成、李岩夫妇的相遇场面,都是作家想象的产物,却将一些熟悉的历史人物变成了可以感触的真人。 小说还写到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晚明三大奇案中的“梃击案”与“红丸案”。经过一些小说手法的处理,两件奇案的脉络清晰而引人人胜。 梃击案发生在1615年,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执木棍,闯进太子(光宗)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捕后供称得到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的引进。当时的人都怀疑郑贵妃想谋夺太子。神宗与太子没有深究此事,将张差、庞保、刘成三人杀掉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1620年,光宗即位后生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下泻药,病情反而加重。鸿胪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后即去世。有人怀疑神宗的郑贵妃指使下毒,引起许多争议,结果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得势后翻案,免李可灼遣戍,崔文升晋升为总督漕运。 梁羽生对于这两大奇案有自己的看法,他让一些虚构人物参与其中,煞是好玩。红丸案中的红丸与少林寺的秘制药品有关。无赖胡迈孟飞只骗得两颗,一颗吞进肚内,另一颗献给李可灼,皇帝吃后果然龙体大健。于是,胡、孟又仿制一颗进献,没想到仿制品要了皇帝的性命。这当然是虚构的,却对小说的情节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身怀绝技的武侠人物来往于边塞、宫庭、中原大地,他们向往的是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安定的世界,他们憎恶战争、阴谋。然而,他们却不能真正进入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满州人人了关,奸臣当了道。这是武侠小说本身的悲剧。假如真的有玉罗刹、岳鸣珂、卓一航等这样武艺超群、胸怀正气的大侠,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昏君、奸臣统统杀死?为什么不把满州的侵略者拒之于门外? 梁羽生在作品中为玉罗刹没有谋杀魏忠贤找到了借口.却终究不能说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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