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的武俠文学

沈画

梁羽生的武俠文学
这本书不是很好，但也是几十年前，梁书的一个侧面反映。发现电子版网上还是比较全的。现想整理分享下

麻烦空缺的部分，有书的朋友能分享或者提供线索

沈画

作者：柳蘇 等
出版社：臺灣遠景公司
出版时间：1988-07
装订：平装
目錄
引言
劍氣簫心梁羽生…………………………………………………………………龍飛立
俠影下的梁羽生…………………………………………………………………柳  蘇
附錄——金庸外傳………………………………………………………………柳  蘇
雜寫梁羽生………………………………………………………………………舒巷城
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訪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尤  今
刀光劍影三十年——訪梁羽生…………………………………………………愛  薇
澳洲訪梁羽生……………………………………………………………………魯河維
梁羽生的武俠文學………………………………………………………………陳曉林
梁羽生作品的悲劇美感…………………………………………………………李永平
萍蹤俠影錄·新派武俠·梁羽生………………………………………………陳曉林
簡介梁羽生及其“女帝奇英傳”………………………………………………陳曉林
新派武俠小說兩大家——金庸梁羽生合論……………………………………佟碩之
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梁羽生  演講 趙  寧 摘錄
“解禁之後的文學與戲劇”研討會——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爲例…………本  社

原书为繁体版以下正文全部改为简体版收入


作者：柳苏 等
出版社：台湾远景公司
出版时间：1988-07
装订：平装
目录
引言
剑气箫心梁羽生…………………………………………………………………龙飞立
侠影下的梁羽生…………………………………………………………………柳  苏
附录——金庸外传………………………………………………………………柳  苏
杂写梁羽生………………………………………………………………………舒巷城
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访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尤  今
刀光剑影三十年——访梁羽生…………………………………………………爱  薇
澳洲访梁羽生……………………………………………………………………鲁河维
梁羽生的武侠文学………………………………………………………………陈晓林
梁羽生作品的悲剧美感…………………………………………………………李永平
萍踪侠影录·新派武侠·梁羽生………………………………………………陈晓林
简介梁羽生及其“女帝奇英传”………………………………………………陈晓林
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家——金庸梁羽生合论……………………………………佟硕之
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梁羽生  演讲 赵  宁 摘录
“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为例…………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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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像有了《书剑恩仇录》才有金庸，梁羽生也是随着《龙虎斗京华》而诞生的，他的本名是陈文统。金庸的本名是查良镛，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梁羽生呢？一个「羽」字，也许因为《十二金钱镖》的作者是宫白羽吧。至于「梁」，这以前，他就用过梁慧如的笔名写文史随笔，还有一个笔名是冯瑜宁，冯文而梁史。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念的却是经济。金庸在大学读国际法，梁羽生读的是国际经济，但他的真正兴趣是文史，是武侠。他们两人恐怕都没有料到，后来会成为武侠名家，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新派，是他们自命，也是读者承认的。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类的老一派武侠小说，末流所及，到四十年代已经难于登大雅之报了，或者不说雅就说大吧，自命为大报的报纸，是不屑刊登的，它们就像流落江湖卖武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直到梁羽生、金庸的新派问世，才改变了这个局面，港、台、星、马的报纸，包括大报，特别是大报，都以重金做稿费，争取刊登，因为读者要看。南洋的报纸先是转载香港报纸的，由于你也转载，我也转载，不够号召力，有钱的大报就和香港的作者协议，一稿两登，港报哪一天登，它们也同一天注销，这样就使那些不付稿费只凭剪刀转载的报纸措手不及，而它却可以独家垄断，出的稿费往往比香港报纸的稿费还要高。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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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剑气箫心梁羽生     少年梦幻笔底波澜   
  
　　卅多年前，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因避连天烽火，来到桂东一处千岩竞秀的地方。他沉迷诗词，被同行的年高学者评为“格调凄惋，非少年所宜。”他思潮翻涌，不能自己；遂作《水龙吟》一阕：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往，短鉏栽   
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莫学新声后   
生，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   
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   
　　?迫人的气势！也许在那个时候，一个丰神俊秀，豪气干云的名士型侠客，已在少年心中浮沉不去，也可以说：这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少年，已把自己代入了心仪神往的偶像中……。   
　　这个故事有个武侠小说气息极浓的开头，发展下去，也未见平淡。少年词人往后南来，在一间报馆做事。一九五四年，港澳爆出一件“吴陈比武”事件。太极派吴公仪、白鹤派陈克夫，在澳门擂台比武；太极高手一拳打中对手鼻子，以和局终场，轰动一时，各报争相报导渲染，不在话下。   
　　词人老友中有位某报老编，倏地心血来潮，要搞一篇武侠小说。那时本港的大报向来是不登武侠小说的，时间紧迫，一时间找谁来武而侠之？主编忽然想到：词人素以“杂才”著称，便一把扯住不放。词人正主持一个成功的信箱，哪里肯依？主编把心一横，硬是在报上先登了个预告，说是明天有精彩武侠小说见报。词人吓谎了，只好为友牺牲，夤夜赶写。却不料一写就是廿三年。
　　词人日后曾感溉道：“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有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笔事的主角当然是梁羽生──大名鼎鼎的“新派武侠小说创始的人”。   
　　那张发表了梁羽生第一篇武侠小说的报纸，是香港的《新晚报》。

二 牛矢山房研经论史   
　   
　　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期间，梁羽生故乡沦陷。多少年轻学子因此学业中断，何等惨痛！梁羽生却幸而得到几位学者的指点，终身受益不浅──原来广洲沦陷后，一批学者逃难到桂林去。桂林后来也失守，学者们只好再避难到桂东一个小县城（蒙山）。高中刚毕业的梁羽生，恰好也在那儿。
　　他们当中，今日在香港的，有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简又文教授，曾获法国汉学奖的饶宗颐教授等。十八岁的梁羽生，因为一首感慨家国兴亡的词，得到两位学者的赏识：   
　　　　水龙吟   
　　湘战失利，八桂骚然，感而倚此。   
　　洞庭湖畔斜阳，而今空照销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风月，乱云寒树。屈子犹狂   
，贾谊何在？搵新亭泪。怅残山剩水，乱蝉高柳，凄咽断，潇湘浦。又是甲申五度   
，听声声，病猿啼苦，满地捐尘，谁为可法？横江击鼓。觅遍桃源，唯有蒙城，烽   
烟犹阻，问甚日东风，解冻吹寒，催他冬暮。   
　　就在这个小县城中，梁羽生按中国传统拜师仪式，拜简又文为师。简教他念中国历史，简夫人则教他英文。饶宗颐等几位，对他的诗词造诣，影响颇大。（饶宗颐先生不以诗词名世，诗词其实写得甚好。）
　　小县城失守后，众人只好再避难荒山。抗战岁月，苦不堪言。简又文当时就是住在一户农家的牛房。后来他请画家叶因泉画了幅《牛矢山房课子图》，饶宗颐给他题画，中有句云：
　　“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   
　　?地高天存正气，百沴千劫思人材。”   
　　避难生活之苦可见一斑，十九岁的梁羽生，当时就在那座“牛矢山房”之中，得到与一班学者研经论史的机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八年苦难终告一段落；在桂学者无不欢欣雀跃，喜极流涕。这一年简又文自桂返粤。梁羽生因为要投考岭南大学，也随简家偕行。路上梁羽生忽下痢疾。那时美国出产的什么“迈仙”新药，售价奇昂。简夫人藏有两颗，视之救命仙丹。但也慷慨拿出，把这弟子的病傍治好了。
　　船家蒙江下行，出珠江口时。这位少年词人心潮澎湃，词兴遄飞，赋词一阕：   
  
　　　　木兰花慢   
　　乙酉秋，余随驭繁师（按：简又文）自桂返粤，舟中赋此。   
　　谢西江万烦，泻珠海，送归船。尽洗涤风沙，冲残尘迹，愁郁都捐，离乱惯闻   
鼙鼓，听潮声，犹似警频传。八载沧桑历劫，浪花淘尽?年。波心月影汤江圆，照   
澈旧山川，问洪杨故迹，至今遗几，不付秋烟？百年难得逢知己，避荒山，治学发   
幽潜。吩咐轻舟且慢，待君遥望金田。   
　　这首词，后来曾在广州的报纸上发表。

三   超级名士－－张丹枫   
　   
　　刀光剑影廿四年。梁羽生笔下涌出的人物，何止百千。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谁？──最近一次交谈中，笔者问作者。   
　　“还是张丹枫。”梁羽生笑笑说。   
　　十一年前已有人写过：“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一类人物。”（见佟硕之作“金庸梁羽生合论”）   
　　同一篇文章的作者，提到梁笔下性格最突出，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几个人物，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后二人虽不会“出口吟诗”，但就其气质来说，也还是名士型的。   
　　说到这儿，我想起人家评论短篇小说家白先勇的一段话：“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划女人，能够胜过他的。”且不管这句话如何，倘把“中国”改为“港台”、“女人”改为“名士型侠客”；恐怕可用以概括梁羽生的创作特点吧？   
　　相国公子张丹枫，雍容潇酒，才调风华。他的身世和品格，集中了作者所神驰的一切内心和外表的美。“那时我刚结婚，三十来岁，正是意气风发；也许有点希望自己是张丹枫罢！”梁羽生大笑道。瞧那神情，当年作者真是把从少年时就激动自己的理想，倾注到这浊世奇男子身上去。   
　　梁羽生武侠小说的特点，是“兼有历史小说之长”。当中最好的一部我认为是《萍踪侠影录》。全书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对蒙古抗战事迹，相当忠于《明史》。其间穿插张丹枫与仇家后代云蕾之间一段深沉凄怆的儿女之情。张丹枫的先祖，乃是曾与明太祖中原争霸的张士诚。以私盐贩子而崛起，在苏州建立大周，欲得天下；末了却败于叫化子出身的朱元璋，被朱沉尸长江。张朱两家有血海   深仇，张士诚遗孤远走蒙古，几代帮助瓦刺整军经武，欲借瓦刺兵力与明朝再争江山…‥。   
　　张士诚的第三代，却出了张丹枫这样一个心连广宇、高瞻远瞩的“逆子”。他看穿父辈为一家一姓争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涂狭窄违反百姓利益的。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凭一身惊人武艺、滔滔辩才；肩负国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屡建奇功…‥。   
　　他胸有丘壑，却从不矫情饰俗。“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活脱脱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他善哭能饮，教人想起同样善哭纵酒的魏晋名士阮籍；然而绝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极避世。他甘愿抛却富贵荣华，把祖传宝物地图献给于谦，以作“捍卫国家的义兵军饷”。情节似脱胎于虬髯客献资产以助李世民的故事。但虬髯客为的是“真命天子”不可抗，张丹枫为的却是人间正义，苍生安宁。梁羽生是有意写得比虬髯客境界更高了。
　　张丹枫与云蕾经受的情感磨折，教人想起纳兰词的《画堂春》：“一生一代一才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这段沉挚蕴藉的感情，和家国命运又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比一般的儿女缠绵超脱了。　   
　　只是在塑造这古代型知识分子方面，梁羽生似乎至今仍未能自我超越，岂不可惜？

四   何以迷上纳兰   
　   
　　“作为五百多年前一位贵族子弟，张丹枫真能具有这许多进步思想么？”在一次见面中，我曾这样问梁羽生。   
　　他想了想，笑说：“也不能说是进步得不真实吧？这个在蒙古长大的汉族少年，对身边许多现象有所怀疑，内心矛盾：‘究竟倚助外族力量，为一家一姓争夺天   
下对不对？’产生这种质疑的历史条件还是具备的。”   
　　“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梁羽生所塑造的，是贵族阶层中一个清醒人物。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倘若你知道梁羽生深爱纳兰词，你也许会揣摩：张丹枫的原型，实在是清代的第一词人、相国公子纳兰容若。   
　　“纳兰就是如此；他一生享尽盎贵，却极厌恶宫廷生活的虚伪无聊。”   
　　梁羽生迷上纳兰，从十七、八岁就已开始。“为什么情有独钟？”也许生成气质相近吧！那时候自己是公子哥儿，不通世故，总觉得和纳兰非常的有缘份……。   ”  
　　少年时代迷恋的偶像，既有“代入感”，和自己的家世教养，总不免有相似之处。梁羽生家中世代书香，外祖父是前清举人。说来和“武”字大有渊源－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末广西提督（相当于今省军区司令）苏元春手下，当一名军官，官至标统──相当于团长级的军官。   
　　梁羽生外祖父姓刘名瑞球，字剑笙。辛亥革命时，虽知清室气数已尽，大势不可抗；但自己是清朝军官，却没有勇气参加革命。于是归隐田园，以填词下棋度日。著有《眉隐集》，“小有名气”，梁羽生说。

五 王半塘与赵文炳   
　   
　　梁羽生的小说喜用旧回目，而且诗词气息浓郁；这是他写武侠小说的不同人处。“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就是很美很工整，颇堪吟咏的佳作。   
　　《鸣镝风云录》有一回是“荒原镖客惊鸣镝；月夜佳人响佩环”。电影感强，兼又工整自然。别忘记他做对联的历史，从“乳臭未乾”的年代就已开始了。   
　　不知道梁羽生小时候爱不爱爬树打架，捉鱼摸虾；但背诗诵词对对子，则肯定是日常功课。八、九岁的年纪，大人就喜欢拿对联填词跟他玩儿了。   
　　九岁时，一位姓范的老先生，当过前辈的什么“观察”（官名）的，到他家作客，不知怎的童心大作，要跟这孩子开开玩笑。老先生出了副上联要他对：“老婆吹火筒”──梁羽生家乡，那时生火烧饭都用的火筒，“筒”按乡音应念作“洞”。只见这孩子眼珠一转，很快就把下联想了出来：“童子放风筝！”   
　　“老婆吹火筒，童子放风筝。”──嗯，精彩不？据说武林高手，人人练就一身童子功。对对子的才情，恐怕也有童子功的吧！
　　梁羽生之所以有今日的旧学根底，受“文必四六”的外祖父影响很深。自清末以来，梁羽生家乡的词风极盛，才人辈出。“清末四大词人，我们广西竟占其二哩！”梁羽生说过。一种孩子气的洋洋得意。（四大词人是王半塘、朱孝臧、况蕙风与郑叔问，词作见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王半塘（一八四八－一九○四），况蕙风（一八五九－一九二五），都是广西临桂人，临桂即今日桂林县。词评家叶公绰写过：“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为巨匠”。梁羽生的外祖父刘剑笙，比王半塘小半辈，而与况蕙风同辈。彼此以词论交，他与王半塘的关系，在师友之间。
  　念中学的时候，校长孔宪铨，也是一名词人，著有《北涯词》。   
　　小小年纪，已是满脑子骈文诗词，如何能在身边的小学生中，找到认同的对象？“因此那时我专爱结交年纪比我大的人，向人家请教诗词。”日本人打到家乡时，有位自西北来的赵文炳先生，他和简又文是老朋友，字写得非常好。此人在抗战胜利后，曾在西北大学任教。十几岁的梁羽生，通过老师的关系，与这位赵先生也结成了忘年之交，曾写了一首《忆旧游》赠他。词云：   
　　“问秋寒塞外，月冷眉江，骚客凄清，可有思家意？只连天烽火，难寄深情，聊暂妻梅侣鹤，林表养冰心，算市朝易改，沧桑历劫，风雨多经。龙蛇惊世俗，直上追怀素，墨泼南溟，写拿空老树，任纵横天际，尚发千茎，遥想休闲冯异，过眼几疏。听日暮荒山，猿啼可似边马鸣。”   
　　小学、中学阶段，这位未来的武侠小说家，据说风头颇劲。诗词“传遍几县”，兼有“宝扇求诗，香巾索字”之类的事儿。我问梁羽生是否属实？“传说总是夸大的。”梁羽生笑道。

六    英女作家译梁词   
　   
　　梁羽生小说回目的特色是喜欢集句。已故的沙枫先生说他“字斟句酌，且最善于借用前人诗句。”   
　　“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上句写空间的壮阔，下句写历史的突变。是梁羽生集句的得意之作。   
　　“苍茫大地谁为主　窈窕秋星或是君”，下句采自龚自珍的《秋心三首》。“十年一觉扬州梦　万里西风瀚海沙”，上句出处人尽皆知，下句用的则是纳兰容若的《采桑子．塞上咏雪花》的末句。   
　　《折伐沉沙录》第七回是：“平楚日和憎健翩，天山月冷惜幽兰”，上句是借用鲁迅之句。   
　　沙枫在《中诗英译絮谈》中谈到：“说也凑巧，这篇小说一连三个回目，多多少少都与郁达夫有关。第六回是：‘何须拔剑寻仇去　依旧窥人有燕来’。‘依旧窥人有燕来’是黄仲则的诗句，但郁达在小说《采石矶》中引用了。第五回是：‘九州铸铁伤心错　一句棋争敛手难’。‘九州铸铁伤心错’是秋瑾的诗句，郁达夫也有‘九州铸铁终成错’，相当近似。”   
　　有一回沙枫翻阅一本英文季刊《Enquiry》发现了一首英译诗词《蝶恋花》原来是英国女作家宝琳斐（Blomfield）译自梁羽生《龙凤宝钗缘》的。译文太长，不能尽录。内中有句“侠骨柔情，要向伊人吐”，宝女士译作：   
　　“ My strength and love are those of a true Hsia And I have words  of true love to whisper to my lady 。”好与不好，自有专家意见作准。我只是怀疑：一个 Hsia
（侠）字，能否在洋人的脑海中，引起风流潇酒、慷慨悲歌的联想？   
　　宝琳斐女士据说近年致力于研究港、台两地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把这个品种介给欧美人士的第一人。
　　梁羽生的小说，在美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中文报纸上转载的很多，译成外文的也不少。有人见过一种印尼文的，可惜拿不到这个版本。梁羽生说：“倒是有人给我寄过几份柬埔寨文版，可惜无一字认得。要不是认出插图是《散花女侠》第九回，真是相亲相望不相识了。”
　　说起已故的沙枫，和梁羽生原来也有点关系：沙枫有位从初中同窗到香港大学二年级的同学，后来当了大陆沦陷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而且和学生梁羽生成了莫逆之交，那就是现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金应熙。
　　那时金应熙才三十来岁。沉迷书海，不修边幅。年纪轻轻，就已成为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晚年的得意高足。从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九年陈寅恪先生逝世前，一直陪伴在他左右，是追随陈寅恪时间最长的弟子。
　　“金应熙金夫子，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课堂上我对他极为尊敬，私底下却彷佛平辈，彼此无所不谈。连谈恋爱追女仔什么的，也共同研究，互为参谋呢！”梁羽生纵声大笑──一个善笑的人。

七   刘伯端与冼玉清   
　   
　　我怀疑：爱看梁羽生小说（前期）的，恐怕不全是受桥段而是受别的因素所吸引，比方历史气氛与人物的配合，写情变化多而教人心弦颤动、诗词意境美…‥有人说得好：“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   
　　《白发魔女传》写玉罗刹和卓一航，一个刚强，一个柔懦，因性格而导致的悲剧，竟至无法挽回。已故老词人刘伯端，以七十余高龄，读完这部小说后，还热心写了一首《踏莎行》赠给作者，词道：“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江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佟硕之评此词：“这‘郎意难坚，侬情自热，江颜未老头先雪’，三句就概括的点出了悲剧的症结。”   
　　刘伯端字景堂，是和章士钊平辈论交的老词人。一九五七年章士钊到港，所有诗作收入一本《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非卖品），就是由刘老先生辑印并为之作序的。   
　　我在梁羽生手中看过这本章士钊诗稿。内有当年章赠义女萧芳芳的《萧芳芳诗》七绝三首：“莺莺好好到当当，一例双文壮盛唐。回首箫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婷婷袅袅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一星曙后吐孤光（芳芳为吾友萧乃震之遗女），金相飞扬色相庄。一段登场儿戏事，慎将书札问萧娘。”（今日箫芳芳的个人生活，漪澜风波迭起。重看义父旧作，不知有何感想？──这是题外话。）   
　　著名的岭南女诗人冼玉清教授，往日是梁羽生在岭南大学时老师。日后却结为忘年之交。一九六五年五月，她卧病在床，却仍念念不忘梁羽生的肠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细细为他分析病症。读者从这封信中，当可窥见这位前辈才女的风度性格，慈和心肠以及她眼中梁羽生的性格。
　　 XX 老友：   
　　四、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乃有办法。常见原因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则抗抵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小葆爱。…   
　　　　　　　　　　　　　　　　　　　　　　　　冼玉清　六五．五   ．一
　　这位女诗人，在写此信后五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八   留学生与武侠小说   
　   
　　我曾问梁羽生：“从前你的读者多是哪个年龄群的？”他答道：“恐怕以二十来岁三十岁的为多吧。”   
　　《萍踪》面世时，有个姓吴的初中学生，读后写道：“《萍》书使我喜爱柳永的词……使我认识了朱淑真。”十多年后，他已在美国念完大学，进了布鲁克林学院研究院。 XYZ 之余，千里迢迢，给梁羽生寄了封十页长的信，很是有趣：
　　“……前几日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新闻学博士。他的太太怀孕了，在家无聊。我借了一套《女帝奇英传》给她。后来我的朋友埋怨我说，你的书令他的太太看了之后，整天愁眉苦脸，茶饭无心。我回家重读该书，也心中烦闷之极。《女》书是一本极出色的小说，如果不是结局太惨，实能与《萍踪侠影录》并驾齐驱……。”
　　我自己有几个刚从巴黎回来的朋友，说是那边的国中留学生，几乎全是武侠小说迷。这类书中文书店里可以买到，买不到就叫家人从港台寄去。“在外国生活苦闷，又总想多点接触祖国山川文物之类。可是一天上课做工下来，实在没有精力啃大部头、正经书；最佳方法便是寓思乡情于武侠小说──那些情节毕竟是发生在什么天山、杭州、峨嵋山上的呀！”   
　　“新派武侠”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总有它的社会条件。有几位在英国念书的朋友说：“琼瑶是无论如何看不下去的：看武侠小说还可以温习一下中国历史，学会几句诗词……。”那位在美国念数学的朋友也说：“未读《女》书之前，我尚未认识《诗经》中竟有写情写得这么精彩的并不著迹，这确不是轻易之事……。”
　　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以来，收到读者来信极多。有的是“感情用事型”。《萍踪侠影录》在报上连载时，许多女读者对张丹枫迷得死脱；有个女孩子写信给梁羽生：“云蕾有什么好？她不过找了好老公罢了！”有些则是“思考型”的，就中国新文学的道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等等问题，娓娓而谈，严肃探讨。
　　有的对书中人物命运耿耿于怀。那位美国留学生就为《女帝奇英传》主人翁之死，大抱不平：“李逸可否复活呢？为了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很久。这是我写这封信给你的最大原因。我希望你写《女帝》续集，写李逸并没有死。福尔摩斯在作者笔下死去，七年后在读者的要求下复活了。此前例可援”。   
　　有位姓叶的读者还写了首诗，作为对梁羽生“菲薄的‘贽礼’”，诗云：   
　　“汉书夜读堪浮白，   
　　游侠新传亦快哉！   
　　启牖群伦明节既，   
　　拓荒说部辟蒿莱：   
　　梦中隐约风雷剑，   
　　眼底汪洋江海才。   
　　春暖百花齐放日，   
　　卢峰烂漫挺红梅。”   
　　这倒很能反映读者的普遍心理。   
　　今日看梁羽生的又有哪个年龄群的读者呢？有个周末，《萍踪侠影录》的演员到美孚新村拍造型照，万事达广场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兴奋雀跃大叫：“张丹枫来了！”的，大都是 T 恤牛仔裤，眼镜闪闪亮的一代，当中也有穿著齐套装的家庭主妇，一手拖著小女儿，喜孜孜地喃喃道：“哈，那不是阿蕾么？”

九   流光溢彩的文字   
　   
　　在小说中描述古代历史山川风物，梁羽生说：“都是经过严格考据的。写天山，我不知翻阅了多少天山游记。就是从苏州入太湖，该从哪个码头下船；我都写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敢含糊。”   
　　《弹铗歌》（又名《游剑江湖》）第十三回，写离婚妇人云紫萝赶到苏州，“雇了一只小舟，在万年桥下放舟入湖”。张丹枫到太湖洞庭山庄，也是从万年桥下船的。只是写太湖七十二峰迤逦迎来，空灵缥缈，烟岚横黛……，两书未免近似。
　　有人认为《散花女侠》逊于前作《萍踪侠影录》。梁羽生承认此书结构比较松散，而“从来中国小说的续集，没有一部能超越前书的”。不过他自己很喜欢其中描写云南路南石林、昆明滇池、大理蛇骨塔、蝴蝶泉；特别是苍山洱海的几段文字：“于承珠等一路上山，但见太阳超过山峰的背影折射在水面上，碧波微漾，形成五彩虹霓般回旋著的层层圈环，辉映著深紫、天蓝、碧绿、橙黄、鲜红等等色光，各种各色奇妙悦眼的石卵，嵌在水底，如珍珠、如翡翠、如宝石，堆成了水底的宝藏……。”武侠小说而有这般流光溢彩的文字，真的并不多见。   
　　《散花》一书的开头，却以气势取胜。香港一本“武侠与历史”杂志曾载文分析：“石室昏夜，四个阴险的武林高手，贪图富贵。谋杀正人；而这牵涉到一桩中国历史上的惨案（杀于谦）；故事的份量足够，故事所透露的生命中的恐怖，也极有深度；是梁羽生的作品中难得的一段。”“作者使这四个人碰在一块儿，表现一种戏剧性的手法，使故事显得紧凑而奇幻，这显出作者的才思。”   
　　新作《广陵剑》的开头，又是另一番情致了：“像一枝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巨匠挥毫：笔锋凿奇石，酒墨化飞泉。地点是在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桂林，是在桂林风景荟萃之区的普陀山七星岩上。”   
　　《弹铗歌》第十一回，梁羽生写了我国苏北江淮平原上的一种高逾人头的红草：“这时正是红草成熟的季节，一望无涯的荒原，都在茂密的红草覆盖之下，红如泼天大火，红如大地涂脂……。”很美丽很富电影感的散文。渲染主角孟元超沉郁苍凉中“包著一团火”的心境颇见功力。
　　梁羽生爱写塞外风光，西藏高原。他的侠客都以天山为大本营。“天山给人驰幻想的空间，又有维吾尔歌舞，又有刁羊、民歌……，读者看得有趣，也多少能增加点地理知识嘛！”“刁羊”是哈萨克人的一种体育活动，亦是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在这种活动中，女的可以向男的求婚。   
　　早期的《塞外奇侠传》，一开头就是一段哈萨克民歌，“玫瑰花开像云霞”，“甜甜哈密瓜”之类。“那是我自制的民歌呢！”梁羽生大笑说。《散花女侠》中，于承珠把“动摇的知识分子”铁镜心，比作“江南园林中的玫瑰花”，把叶成林比作“云贵高原上的大青树”，看来是借镜少数民族民歌中的喻像手法的。只是小说开头，“玫瑰”原是“牡丹”，后来不知怎的却摇身一变？梁羽生产量太多，这类混乱便不时出现。况且“玫瑰”的洋味儿也太浓了。比喻儒冠儒服的反派书生，并不太贴切。   
　　《塞外奇侠传》时期，新文艺腔太重。到《萍踪侠影录》时，作者已摸出一条民族形式的路。语言风格典雅纯粹，细腻耐嚼，贴合古代人物感情身份。   
　　近作《弹铗歌》（《游剑江湖》）与《广陵剑》中，梁羽生自创的这种语言风格，依然能给读者很大的美感。可惜后期水平不一，风格常换。有时一句话作一段，洋派文艺腔起来。而且大约因为多写的缘故，似乎不及从前用心；文字的魅力也稍逊了。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梁羽生小说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之一是它迎合了海外许多读者渴求认同民族文化的心理。

十   在说故事之外   
　   
　　梁羽生近期的小说，格局不及从前的宏阔，心理描写则著墨更多。创新之处也不少。《弹铗歌》（又名“游剑江湖”）就是新尝试：不用传统旧回目，却于每章开头引一首诗词，概括全章内容。写伤心人别有怀抱，用姜白石的“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写人物内心感情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用吕本中的“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梁羽生说：“每首诗词都要切合情节发展，人物心境。找起来可是大不容易啊！”   
　　他的小说，从前多以少年侠士为主角。此书却写了个历尽沧桑的离婚妇人云紫萝；心事浓于酒的中年侠士缪长风；新人耳目的《飞凤潜龙》则带有侦探意味，作者承认那里面是有西方电影小说影响的。   
　　梁羽生笔底的人物，没有正邪不分，是非混淆的现象。但也绝非脸谱化。《散花女侠》中的铁镜心，就是写得颇有深度的多元性格人物。曾有读者写信给梁羽生，说他“褫去了出身仕宦之家，作为旧时代知识青年典型的铁镜心的儒冠儒服，挖掘了自大，暴露出渺小。这正如鲁迅先生赞美陀思妥夫斯所说过的话：‘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   
　　《弹铗歌》中的杨牧、叛徒牟宗涛，也并非概念化的反派。《白发魔女传》的卓一航，虽是正面人物，终不脱官家子弟气味。以武当少林为“武林正统”的观念，根深蒂固。玉罗刹大闹武当山，大战封建正统化身的武当四老。身为武当掌门的卓一航，既为意中人受创心痛；却又在身受师叔责骂，同门鄙视的如山压力下，心乱如麻。“糊糊涂涂的拉起弹弓，嗖嗖嗖连发三弹”──他哪里是“糊涂”？在此紧要关头，这实在是卓一航所能产生的最合乎他性格、身份和一切局限性的、最准确的反应。梁羽生为人物设计的这个动作，无论在戏剧冲突的意义上、在典型性格的创造上，都是够水准的！   
　　早期的《塞外奇侠传》，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抗战期间，黄碧野有本《鸟兰不浪的夜祭》，写飞红巾爱上一个叛徒，感情上却缠绵难舍，颇不健康。梁羽生说：“我在书中把这一段写成飞红巾的初恋，是幼稚的。叛徒押不卢被压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后女英雄挥短剑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许多。”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是除了“说故事”外，还灌注了自己的一点理想和抱负，让读者掩卷之余，得到点好处的。他的苦心并没有白费。一位自称是“终年困于课本和文卷的数书匠”曾写信给他，说他的书，“长期以来，都大力地帮助了我抗拒那隐秘的烦忧、焦灼，和填补那由于所在地域所造成的内心的空虚。”
　　你或许把这理解为“逃避现实”。然而这位“教书匠”接著又写道：“你的大作发扬了热爱祖国，伸张正义的最有益的传统……你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无一不是紧握‘量变’到‘质变’的原则；（毒龙尊者和金世遗的转变不是凸出的例么？）你也使吕四张娘在力攀珠穆朗玛峰时，用左右手连系了唐晓澜夫妇，结果比凌未风还跨前了三步，由此显出群比个体更有力量……。”这位先生除了消遣自娱外，还愿意动脑筋想问题。梁羽生岂可辜负这样的读者？   
　　十一年前，梁羽生在《海光文艺》上写过一段话：“我只求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没有养料，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已足。”文章题目是《著书半为稻粱谋》。
　　但愿梁羽生在“解决生活”之外，能够假借武侠小说这特殊的题材和形式，努力超越自己，给读者提供多点质高量精的养料。

十一  嵇康．白羽．武功   
　   
　　“梁羽生”此名何来？有人怀疑他取名“羽生”，“就是因为佩服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
　　白羽，三、四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说：“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自己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   
　　有人说：“直到他写《白发魔女传》之时，才摆脱前人影响，树立了他自己独创一家的风格。”梁羽生本人却不同意。   
　　“我的风格由写实而浪漫，其实在《七剑下天山》时已初步建立了。严格说来，这书并不最好；但我很满意写了个纳兰容若。我以牛虻为原型写了凌未风，浪漫气息是很浓的。” 　　白羽的小说没看过，无从与梁比较。但有趣的是：白梁二人，竟有一点是共通的──两人实在都不懂武术。白羽当年还是靠了一位懂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的。有人说：后来那位朋友不在了，白羽的武侠小说中，就简直没有武技描写了。   
　　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驰骋想像，神乎其神。读者明知超乎现实，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得相信其有。我那位从巴黎回来不久的朋友，看了本文头几篇后，给我说了个笑话：还是书院仔的时候，他追《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入了魔，竟特地开了本学校的练习本，把什么“细胸巧翻云”、“玉女穿梭”、“凤点头”、“乌龙绕柱”……，凭想像全书在本子上，“以助读书时的趣味”云云。今日回想起来，他可还是忍俊不禁。   
　　武侠小说既是种特殊的形式，就应该容许幻想。这种天马行空的想像，倘若在渲染双方动手的气氛时，能发挥得淋漓痛快，又不致夸张得“离晒大谱”；还真的不容易哩！   
　　梁羽生乃一介书生，巴士挤一点还弄得“倏然脸色刷白，一身的汗”。从前跟何小孟师博（已故）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早忘得一乾二净了。
　　?小孟夫人唐煦春，性情豪放，文思敏捷。嗜酒善诗，有诗《自述》云：   
　　早避浮名系，随缘岁月更。但劳离累逼，不见世途平。兀兀持杯酒，幽幽感物情。旧巢差尚暖，莫过雨风声。   
　　不知梁羽生笔下的江湖侠女中，有没有这位师母的影子？   
　　其实武功盖世的未必有写武侠小说的才力；写盖世的武功的，也未必要懂得武功。魏晋名士嵇康写出“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何等威武豪迈！刘大杰说他：“在想像中描绘军中驰射的生活，表现出很高的笔力。”实在嵇康日常不是写写文章骂司马昭，就是躲在竹林中饮酒空谈；又哪里是习武之人了？  
　　武侠小说要表现的不仅是“武”，更应该是“侠”，虽然“侠”也可议。读者在虎虎拳风，剑影刀光中，看到正与邪，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不断山对立、转化到解决，情节为之开展；作者要表达的意念渐渐体现……这才是正道。要是没来由瞎打一气，或武多侠少，或由武而神；“演变为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武侠小说非“超人”便不能存在，这形式本身已束缚了它，发展到胡扯一通的奇诡神怪，就更一无可取了──这也是题外话，扯太远了。

十二   聂绀弩棋差一皮   
　   
　　梁羽生虽手无楂鸡之刀，却有个可供他争雄夺霸，纵横斯杀的领域──棋坛。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香港围棋杜、日本棋院香港支部联合举行的“春季港日围棋对抗赛”，梁羽生以港队代表身份，大战日本初棋手松元福雄──战果是：梁羽生“胜慨”！   
　　“我学围棋，第一个师父是外祖父。九岁大就开始了。”他说。   
　　约在一九五四年间，当年全港棋坛象棋冠军曹悦强、亚军何醒武在莲香茶楼摆擂台。有位名陈鲁的，也报名攻擂。先战亚军，打成平手；后战冠军。冠军曹悦强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轻敌之下，被陈鲁弃一炮，尽杀士相。
　　当日陪陈鲁打擂台的，乃是名棋手黎子健。黎在下面边啖茶边观战，以为陈鲁可以稳操胜卷，先自走了。可惜陈鲁经验毕竟不足。终于棋差一著，败于棋王。战后，国奕会发出的新闻稿，称这局棋是：“曹悦强险象环生”。   
　　香港和星马棋迷，恐怕对《新晚报》上，由这位陈鲁执笔的棋局述评，曾有很深的印象。评者是棋坛内行自不用说；评局的笔法，也别创风格。
　　近年这陈鲁出版的《全国象棋大赛》开首“杀气秋来肃，看群英棋坛夺鼎，橘中逐鹿……”，便大有文学意味。纵评棋手战术状态之际，诗词歌赋典故往往脱口而出。说象棋坛从一九六○年起，已从“扬官麟时代”踏入“胡荣华时代”，用的词句是：“跃马驱车，投鞭处，几人失色！”分析“关东杆将”王嘉良的缺点，则写道：“若说杨官麟的琪风如今已是‘老去渐于诗律细’，则王嘉良却仍是‘少年霸气未全消’！──何等有声有色，文采斐然！   
　　棋评家陈鲁，实梁羽生也。   
　　作家聂绀弩，五十年代初期是香港《文汇报》主笔。这人是名大棋迷。碰上比他年轻许多的梁羽生，两个人往往下棋下得不亦乐乎。
　　聂、梁二棋疑，最爱躲到《新晚报》旧馆五楼上，一间人迹少至的小房中，杀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聂绀弩有时甚至把自己天天要写的一篇《编者的话》之事，丢到爪哇国去了。   
　　饼了午夜十二时，《编者的话》仍是影儿渺渺。好，排字房催稿的电话声，赛似惊涛紧浪，一个接一个“铃铃”响起，教聂从围棋世界中惊醒过来……。   
　　比起梁羽生，聂绀弩其实是棋差一皮的，但他老不服输。两人订了个君子协定：谁输了就得请客──腊鸭饭一碟。“那时我们经济都不充裕。有碟大家都爱吃的广东腊鸭，就是无上佳品了！”   
　　聂绀弩是人所熟知的杂文家，他的新诗和旧诗也都写得很好。梁羽生藏有他的手稿。

十三   蜜月之夜为棋挨饿    　    　　梁羽生沉迷棋艺，程度甚是惊人。    　　一九五七年，梁羽生燕尔新婚，蜜月旅行到了北京。新郎哥技痒虽熬，又跑到北京市棋社去，一心想向当年京师两大高手张雄飞、侯玉山请教几招。不巧那天两位都未到。一位大概正在当值的指导，和梁羽生下了两盘。梁赢一盘和一盘。 　　棋术指导心中挓异，问道：“您是……？”    　　“我从广东来的。”    　　“认识杨官麟不？”    　　“下过棋。”    　　“怎么下？”    　　“让二先！”（杨是全国冠军，当然无须说明谁让谁了。）    　　指导一见此人有来头，又介绍了一位北京某区冠军和他下起棋来。棋逢敌手，彼此全神应战。几仗下来，不觉已是半夜十二时。梁羽生猛然省起自己还未吃晚饭，“却是苦也！” 　　原来北京人生活极有规律，一过晚上九时，饭店小陛已大多关门上锁。梁羽生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京城里大街小胡同里，纵有许多夜宵去处，又如何能晓得？那一夜便只好为棋牺牲，饿了一宵，终生难忘。    　　至于那位新娘子，蜜月之后就演出一幕“倚闾盼夫归”。那滋味究是如何？这却要问那位温文贤慧的梁羽生夫人了。    　　一九七六年“第六届亚洲棋赛”在马尼拉举行，梁羽生随香港象棋队去观棋。华侨朋友们一打听：此人原来是名棋评家陈鲁兼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欢喜非常。在举行颁奖礼那天晚上，华侨朋友们曾要求他以兼棋评家的身份，登台和观众见面。 　　“我原先想想：在菲律宾一个人也不认识，只带五十张名片就行了。谁知第二天就派光啦！”梁羽生说，神采飞扬。 　　马尼拉《东方日报》总编辑王先生，一天到他的旅馆小坐。王先生开玩笑说：“我们转载你的小说几年，并未通知你，甚为抱歉呢。” 　　梁羽生大笑：“你放心，我不是讨稿费来的。我是来交朋友的啊！”马尼拉《东方日报》的朋友，对他热情招待，教人感动。尤其是一位姓蒋的董事（蒋春粟），“几乎天天驾车陪我，游玩各处风景。”    　　这梁羽生也妙：到菲律宾是看象棋来的，却一连下了三天围棋。马尼拉围棋下得最好的王芳圃（等于非正式冠军），跟梁羽生下棋。梁让他二子，结果梁输了一子半。王拿黑子（不贴目），即等于梁让他长先，第一天梁胜了；第二天则是王占上风。第三天完全照日本棋院规矩平下（黑贴五目）。结果下了五盘，三比二梁仅胜一局。    　　“论实力，本来我让不起他二子，甚至让他长先也不行的。可能王先生有点怯，我棋路攻杀极狠，所以在让先他曾输给我。但他越下越好，第三天已同我下平手了。”    　?梁羽生下围棋的，还是星洲棋会会长林明彦。他是象棋名手，也是围棋迷。梁说：“几乎天天到我住的房间来的，还有一位洪先生，是星洲棋会的前任会长。他们是近两年才学围棋的，棋力已很不弱。我让他们四子，甚感吃力。”    　　香港报纸刊登围棋谱，新晚报是第一家。

十四 “魔女”与三大怪案   
　   
　　一九五八年，第三届象棋赛在广州举行。梁羽生替“新晚报”编棋赛特刊，与黎子健、曾益谦、白乐奕三名将，赴穗和各地棋手住在一起，火线编报。梁羽生曾回忆当时棋坛三杰中，杨官麟和李义庭的一件逸事：   
　　“……杨李之战一如预料成和。当时《羊城晚报》的标题是：‘杨官麟双龙出海，李义庭苦战成和’。李义庭见报就说：‘也不过是成和罢了，怎的说得杨官麟那么厉害？他就是双龙出海，我却是苦战成和呢？’论那盘棋的形势确是不分高下成和的。第二天《新晚报》来了，我的标题是：‘杨李棋坛各擅场，卢前王后费平章。’用初唐四杰杨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典故，解译给李义庭听。（李是贫苦人家出身，读书较少。）说明他们是半斤八两，很难评定高下的意思。李听了说：‘你这么说，我就心服了。’”   
　　笔事到此还未结束。原来《羊城晚报》的标题失之偏差，梁羽生的标题比较符合事实，却又过于文雅，违背了报纸标题应求通俗的原则。棋手们向两张报纸都提了意见。梁羽生虚心接受：“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很对。只就标题而论，《羊城晚报》的标题的确比我的标题‘生猛’得多。”
　　书生论棋，咬文嚼字的毛病总是难免。不过他用“梁慧如”之名所写的文史小品，史料丰富，态度严肃；写来却是饶有趣味，并无腐儒学究气。
　　有人开玩笑，说梁羽生的某些小说，实在是“历史小说武侠化”，又或许是“武侠小说历史化”。浮现在他笔底的风云儿女，帝王将相，许多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白发魔女传》的电视首映中，玉罗刹截劫了一队人家进贡给“魏公公”的珠宝财物。保镖的还道这绿林女盗不知利害。却只见玉罗刹冷冷道：魏忠贤揽权误国。这些从百姓身上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我怎么就取不得？梁羽生曾以“梁慧如”之名，写过魏忠贤这帮把持明代政治的“阉党”：
　　“……到魏忠贤时，‘宦官政权’发展到最高点，满朝文武，几乎都拜他做乾爸爸，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都纷纷给他立‘生祠’。各地‘生祠’竞妍斗丽，一祠建筑费多至数十万两。像用沉香木雕刻，手足能转动如活人，腹中肺肠用金玉珠宝制造，衣服冠覆也都全装珠宝。到魏忠贤‘生祠’而不磕头的人都要处死。当魏忠贤走过的时候，士大夫遮道伏首，高呼‘九千岁’，魏忠贤连睬也不睬。”（见《从刘瑾到魏忠贤》）   
　　玉罗刹对这样的妍党心狠手辣，“是魔非魔？非魔是魔？”那就不必“要待江湖后世评”了。
　　这位“轻拂了寒霜妩媚生”的绝代佳人，给读者的印象如此深刻。《白发魔女传》还一而再再而三被搬上大小银幕；除了角色性格鲜明，经历离奇外；书中历史气氛的凝重真实。恐怕也是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有位念英国文学的女孩子，读书时提起中国历史就害拍。有回看《白发魔女传》，看到什么明朝三大怪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青天白日，郑大混子手执枣木棍，硬闯慈庆宫。又有遍布神州，气焰嚣张的特务组织东厂、西厂、锦衣卫；东厂特务头子魏忠贤与客氏又有个私生女儿客娉婷……。哗，这女孩子看得大乐，竟巴巴的跑到图书馆去，猛翻起《明史》来。
　　梁羽生写“梃击案”后，“朝臣阉宦，皇亲国戚，纷结党羽，相互攻许……朝中人人自危。”连卓一航的父亲，户部侍郎卓继贤，“那样一个不好管闲事的官儿，也被牵连人内，竟然不加审讯，就推出午门斩首去了。”女孩子一股傻劲儿，居然在列传第一百三十二的《王之采》篇中，仔细搜寻有没有个姓卓的！
　　写了十四篇梁羽生，回想看看，似乎已差不多，总算对读者有个交待了。   
　　“剑气箫心”用在这个人身上，实在是很合适的。我用此题，出处是龚自珍的“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这是梁羽生近作《广陵剑》卷首所引的诗。还有一首也是引用龚自珍的：“中年才子身丝竹，俭岁高人厌薜萝。两种情怀俱可谅，阳秋贬笔未宜多。”
　　梁羽生近年的心境，也就是如此罢？
　　“这怎么行，读者们都想你再来一部倾力之作哪！”   
　　“好啊！在封笔之前，我还要写一部比《萍踪侠影录》更好的！”他一笑。   
　　　　　　

（本文原载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八日的香港《新晚报》）

沈画

侠影下的梁羽生－－柳苏
　
　　在香港、台湾、南洋、北美、西欧的华人社会中，有著两位“大侠”，一位是 “金大侠”金庸，一位是“梁大侠”梁羽生，尽避他们都是西装革履之士，一点也 不像人们想像中短衣长剑的英雄人物。
　　他们之有“侠”名，不在于剑，只在于书，在于那一部又一部的“新派武侠小 说”书。他们都是各有等身著作的作者。金庸大约有十五部四十册，而梁羽生却有 接近四十部之多、一个是《金庸作品集》，一个是《梁羽生系列》──取名“系列 ”，真够新派！

金庸与梁羽生的遇合
　
　　谈新派武侠小说，如果不提梁羽生，那就真是数典忘祖了。金、梁并称，一时 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是后来居上。这就说明了，梁羽生是先行一步的人，这一步 ，大约是三年。
　　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龙虎斗京华》，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 恩仇录》，都是连载于香港《新晚报》的。一九五二年，香港有一场著名的拳师比 武，擂台却设在澳门，由于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禁。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尽避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 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 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 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真行！平时口沫横飞而谈武侠小说，这时就应报纸 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酝酿一天就奋笔在纸上行走。套用旧派武侠小说上的话，真是“说时迟，那时快”！
　　梁羽生其所以能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平日爱读武侠小说，而且爱和人交流读 武侠小说的心得。这些人当中，彼此谈得最起劲的，就是金庸。两人是同事，在同 一报纸工作天天都要见面的同事；两人有同好，爱读武侠，爱读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的共同兴趣不仅在读， 也在写，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金庸也就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 录》来了。时在一九五五，晚上梁羽生三年。
　　颇有人问：他们会武功么？梁羽生的答覆是：他只是翻翻拳经，看看穴道经路 图，就写出自己的武功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多余。有谁听说过施耐庵精于武功？又 有谁听说过罗贯中是大军事学家的？
　　正像有了《书剑恩仇录》才有金庸，梁羽生也是随著《龙虎斗京华》而诞生的 ，他的本名是陈文统。金庸的本名是查良镛，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梁羽生呢 ？一个“羽”字，也许因为《十二金钱镖》的作者是宫白羽吧。至于“梁”，这以前，他就用过梁慧如的笔名写文史随笔，还有一个笔名是冯瑜宁，冯文而梁史。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念的却是经济。金庸在大学读国际法，梁羽生读的是国际经 济，但他的真正兴趣是文史，是武侠。他们两人恐怕都没有料到，后来会成为武侠 名家，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新派，是他们自命，也是读者承认的。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类的老一 派武侠小说，末流所及，到四十年代已经难于登大雅之报了，或者不说雅就说大吧 ，自命为大报的报纸，是不屑刊登的，它们就像流落江湖卖武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直到梁羽生、金庸的新派问世，才改变了这个局面，港、台、星、马的报纸， 包括大报，特别是大报，都以重金做稿费，争取刊登，因为读者要看。南洋的报纸 先是转载香港报纸的，由于你也转载，我也转载，不够号召力，有钱的大报就和香港的作者协议，一稿两登，港报哪一天登，它们也同一天登出，这样就使那些不付 稿费只凭剪刀转载的报纸措手不及，而它却可以独家垄断，出的稿费往往比香港报 纸的稿费还要高。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 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 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 它手不释卷。

成人童话的流行
　
　　港、台、美国的那些华人学者就不去多说了。这里只举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例 ，他就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一九七九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天天去吃饭的中 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演出了“他乡遇故知”的一幕，使两位素味平生的人一见如故的，就是武侠小说，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 。而华罗庚的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的童话”的论点，也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 的。
　　“成人的童话”，用这来破反武侠小说者，真是不失为一记新招，尽避它有其 片面性，因为不仅成人，年长一点的儿童也未赏不爱武侠如童话。
　　 华罗庚当然是大雅君子了。还可以再提供例子，廖承志对这“成人的童话”很 有同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秘密也许在于，比他更忙或更“要”的要人，也有“ 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对“成人的童话”感兴趣的“童心”。这就无可避免也就成了金、梁的读者。
　　比起既写武侠，又搞电影，又办报，又写政论，进一步还搞政治的金庸来，梁 羽生显得对武侠小说更为专心致志。他动得早，封笔迟（两人都已对武侠小说的写 作宣告“闭门封刀”），完成的作品也较多。武侠以外，只写了少量的文史随笔和棋话。
　　梁羽生爱下棋，象棋、围棋都下。金庸是他的棋友，已故的作家聂绀弩更是他 的棋友。说“更”，是他们因下棋而更多佳话。聂绀弩在香港时，就有过和他下得 难分难解而不想回报馆上晚班写时论的事；梁羽生到北京，也有过和聂绀弩下棋把同度蜜月的新婚夫人丢在旅馆里弃之如遗的事。香港象棋之风很盛，一场棋赛梁羽 生爱口沫横飞地谈棋，也爱信笔纵横地论棋，他用陈鲁的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 的棋话，被认为是一绝，没有人写得那样富有吸引力的，使不看棋的人看他的棋话，如临现场，比现场还有味。
　　当然，棋话只是梁羽生的“侠之余”，就像文史随笔也是他的“侠之余”。他 主要的精力和成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在武侠小说上。从《龙虎斗京华》、《白发魔 女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还剑奇情录》、《联剑风云录》、《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狂侠．天骄．魔女》、《 武林三绝》、《武当一剑》……以部头论，他的作品是金庸的两倍多以至三倍。
　　说“侠之余”，是因为梁羽生有这样的议论：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武是一种 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 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义。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
　　不可无侠，这是梁羽生所强调的。就一般为人来说，他的话是对的，可以没有 武，不可没有侠──正义。但在武侠小说上，没有武是不成的，不但读者读不下去 ，作者先就写不下去了，或写成了也不成其武侠小说了。他之所以如此说，只是出于矫枉过正。因为有些武侠小说，不但武功写得怪异，人物也写得怪异，不像正常 的人，尤其不像一般钦佩的好人，怪而坏，武艺非凡，行为也非凡，暴戾乖张，无 恶不作，却又似乎是受到肯定，至少未被完全否定。这样一来，人物是突出了，性格是复杂了，邪正却难分了。这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一派。当然，从梁羽生的议 论看得出来，他是属于正统派的。而金庸的作品却突出了许多邪派高手。

金戈铁马冰河洗剑
　
　　梁羽生还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两人的异同。其中说：“梁羽生 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 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篇文章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香港《海光文 艺》上。当时罗孚和黄蒙田合作办这个月刊，梁羽生因为是当事人，不愿意人家知 道文章是他写的，就要约稿的罗孚出面认账，承认是作者。罗孚其后也约金庸写一篇，金庸婉却了。去年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个“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 会”（主持其会的是著名学者刘殿爵），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在参加会 议后发表长文，还把这篇《合论》一再说是罗孚所作，又说极有参考价值。二十多年过去，这个不成秘密的秘密也应该揭开了。
　　梁羽生这《合论》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褒贬都不是没有根据。他说自己受中 国传统文化如诗词等等影响较深，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充分显示了的。他的回目， 对仗工整而有韵味；开篇和终篇的诗词，差不多总是作而不述。信手拈来，这些是从《七剑下天山》抄下的几个回目：“剑气珠光，不觉坐行皆梦梦；琴声笛韵，无 端啼笑尽非非。”“剑胆琴心，似喜似嗔同命鸟；雪泥鸿爪，亦真亦幻异乡人。” “生死茫茫，侠骨柔情埋瀚海；恩仇了了，英雄儿女隐天山。”还有：“牧野飞霜，碧血金戈千古恨；冰河洗剑，青蓑铁马一生愁。”可能是他自己很欢喜这一回目 的境界，后来写的两部小说，一部取名《牧野流星》，一部就取名《冰河洗剑录》 。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苍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 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人招归舟。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 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这一首《八声甘州》是《七剑下天山》的开场词。收场是一首《浣溪纱》：“已惯江湖作浪游，且将恩怨说从头，如潮爱恨总难休。　 潮海云烟迷望眼，天山剑气荡寒秋，蛾眉绝塞有人愁。”他的诗词都有工夫，词比诗更好。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
　
　　他在少年时就得过名师指点。抗日战争期间，有些学者从广东避难到广西。梁 羽生是广西蒙山人，家里有些产业，算得上是富户，家在乡下，地近瑶山，是避难 的好地方。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三十年代在《论语》写文章，办《逸经》和《大风》杂志的大华烈士）、敦煌学和诗书画名家饶宗颐，都到梁羽生家寄过，梁羽 生因此得到高人的教诲。简又文那时已是名家，饶宗颐还未成名，和梁羽生的关系 多少有点在师友之间的味道。
　　简又文和梁羽生之间，后来有一段事是不可不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 到广州岭南大学读书，简又文在岭南教书，师生关系更密切了。一九四九年，简又 文定居香港，梁羽生也到香港参加了《大公报》的工作，一右一左，多少年中断了往来。“文革”后期这往来终于恢复，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简又 文，献出了一件在广东很受珍视的古代给广州当局。一向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 ，隋代的碑石在广东是珍品，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的刘猛进碑由简又文收藏，他因此曾把寓所称为“猛进书屋”。广州沦陷前夕他离穗到港时，说是把 那块很有分量也很重量的碑石带到香港了。台湾在注视这碑石，大约是七十年代初 期，他终于向梁羽生说了真话：碑石埋在广州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边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边送了一个拓本向台湾应付。“中央社”居然发出 报导，说他向台湾献出了原碑。当时梁羽生还不知情，以为他言而无信，后来弄清 楚真相，才知道是“中央社”故弄玄虚，也许他们想使广州方面相信简家献出的只是一块假碑石。但有碑为证，有人鉴定，假不了。这件事当时认为不必急于拆穿， 对简又文会更好些。现在他已去世多年，这个真算得上秘密的秘密，就不妨把它揭 开了吧。
　　老师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家又离太平天国首先举起义旗的地方很近──蒙出 西南是桂平，金田起义的金田村就在桂平。蒙山有金秀傜，容易使人想到金田村， 朋友们或真以为或误以为梁羽生就是金田村的人。因此有人送他这样一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
　　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这里需要加一点注解。“侠影”和“还剑”是因为梁羽生著有《萍踪侠影录》 和《还剑奇情录》。“棋中意”说他的棋话是一绝。“竹外情”就有趣了。苏东坡 “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其实是既爱竹又爱肉的，竹肉并重，但梁羽生爱的就只是肉。他已长得过度的丰满，却还是欢喜肉食如故，在家里受到干涉，每天到 报馆上班时，在路上往往要买一包烧乳猪或肥叉烧或卤鸡腿带去，一边工作或写作 ，一边就把乳猪、叉烧、鸡腿、鸭腿塞进口里，以助文思。这似乎不像一边为文一边喝酒的雅，但他这个肉食者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这还不算，有时他等不及，在 路上一边走就一边吃起来，也许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名士气味甚浓”吧。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横刀百岳峙”，说他写出了几十部武侠小说；“还剑一身轻”，说他终于“ 闭门封刀”，封笔不写了。这就可以有工夫去从事能够流传得更加久远的写作事业 ，写朋友们期待他写的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了。这是千秋业，而他是可以优为之的。他应该写，谁叫他既是“金田人”，又是搞历史的呢？他应该写得好， 经过几十部小说磨练的笔，还愁写不好么？
　　梁羽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出席过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为 武侠小说应在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地位，慷慨陈辞。这在港、台、南洋一带已不成 问题。大学者看武侠小说，有的学者更是作古正经地在研究、讨论武侠小说。一九七七年，新加坡的写作人协会还邀请梁羽生演讲《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呢。写 了几十年武侠小说的他（当然也还有金庸），是不会对武侠小说妄自菲薄的。不知 道他们同意不同意，武侠小说在许多人看来，只能是通俗文学，尽避有了他们以新派开新境，似乎还没有为它争取到严肃文学的地位。历史小说就比较不同了，它像 是“跨国”的，跨越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可以是通俗，也可以是严肃，严 肃到能够成为千秋业。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的朋友，大约是出于不薄通俗爱严肃的心情吧。
　　增订本的《散宜生诗》有《赠梁羽生》一律：“武侠传奇本禁区。梁兄酒后又茶余，昆仑泰岱山高矮，红线黄衫事有无？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尊书只许真人赏，机器人前莫出书。”对最后两句作者自注：“少年中有因读此等小说而赴武当少林学道者，作此语防之。”要防，其实“此语”也防不了。而事实上 ，世间虽有“机器人”，到底是少而又少的，多的总是“真人”，不会自愚，不会 自醉。聂绀弩虽然在打油赠友，却未免有些严肃有余了。

沈画

一分为二是金庸。
　　合二为一就是“镛”——查良镛了。
　　金庸是由查良镛而来的，先有查良镛，后有金庸。查良镛是本名，金庸是笔名。后来居上，金庸的名气比查良镛为大，虽然查良镛的名气也不小，外国记者写文章捧他——查良镛为“香港名人”。但知道金庸的人显然比知道查良镛的为多，特别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华人社会里。在港、台文人的笔下，在军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之外，有所谓“名气界”，金庸是“名气界”中的名人。这主要是得武侠小说之助。
　　金庸这名字首先是和武侠小说联在一起的，是武侠小说的创作使金庸成为武侠小说界的明星、巨星，光芒四射。在创作武侠小说以前，查良镛用其他笔名写过其他文字，如用姚馥兰(英文你的朋友的读音)这笔名写影话，如用林欢这笔名写影话也写电影剧本，在读者中间也曾留下印象。但比起用金庸这笔名写武侠小说来，就远不如它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说到林欢，以前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拍过一部由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就是林欢编剧，银幕上清晰可见。但据说七年前他在多年隔绝以后，接受邀请，带了妻子、女儿回内地参观游览时，路过上海，被招待看了一场《绝代佳人》，使他很受感动，因为银幕上的“编剧林欢”已经不复存在，出现的却是“编剧查良镛”。这样的一点小小的改动，既有人情世故，也有人事沧桑，不过，就不必去吟味那“三十年来尘粉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的诗句了，古今的事情总会是有些不同的。这里也可以看出，查良镛虽不及金庸，却还是比林欢大大有名。
　　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的男主角陈家洛，就被安排出生于海宁的名门望族，也许不是偶然的吧。在海宁，查家也是望族，清朝的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就是海宁查家的。现代的名人中，在台湾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SPS=1976>，在大陆以诗驰誉文坛的查良铮(穆旦)，更是一看名字就使人知道他们和查良镛应该是兄弟辈，都是从“良”，从“金”。事实正是这样，但查良镛和查良<SPS=1976>并不熟，和查良铮更没有见过面，不过是一族之中的远房兄弟罢了。远到天南地北，金庸是海宁查家，穆旦却是天津查家的。
　　查良镛的大学生活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度过的，记得他读的是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国际法。近年却听说他战后读法学于东吴法学院。进过杭州《东南日报》工作。然后是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公报》复刊，他就从上海到了香港，从此就做了香港人，到今天已经是具有四十年港居的历史了。
　　他先后又后先在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工作。先在《大公报》编国际新闻版，后在《新晚报》编副刊，然后又回《大公报》编副刊。这就是“先后又后先”的事实根据。这当中，他还在一九五0年辞职北上，希望能以他的国际法的学历，进入外交部工作。他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外交工作的经历，也不具备什么特殊的推荐，而只是千里上京，毛遂自荐，满怀希望变成完全失望，那是必然的。他终于南回香港，重入《大公》，还几乎不得其门而入。
　　这位年纪轻轻的“塞翁”当年如果不是失而是得，还会有后来的金庸，今天的查良镛么？
　　他在《新晚报》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应该是得意的。他编的副刊，写的影话，都受到读者的欣赏。而尤其受到激赏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
　　他不懂武术，也没有写过小说(包括武侠小说)，但他读过不少武侠小说，有这方面的阅读嗜好，当看到和他类似的梁羽生以处女作《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也就禁不住一身技痒，而跃跃欲试。当梁羽生要为别的报纸写武侠小说而不能兼顾时，金庸就成了被荐举的接棒人，出现在《新晚报》上，同样的一举成名。从此两人就一部又一部地写了下去，成为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名家、大家，更同被誉为新派小说的鼻祖。有人偏爱梁羽生，有人偏爱金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台湾，在美国和南洋的华人社会，金庸的作品更易进入，也更为风行，尤其是台湾。
　　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兴趣显得更为广泛。梁羽生只是对文史之学有兴趣(对武侠小说的写作兴趣就不必说了)，而金庸除了这一份共同的写作兴趣外，还对电影有兴趣，甚至对芭蕾有兴趣，记得他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及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还有，那做外交官的兴趣也不是梁羽生所有。哦，记起了，他们两人还有着另一共同的兴趣，围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两人一度断了往来，复交后就又还有了私下偶尔以棋相会的雅集。
　　金庸一边写武侠小说，一边写电影剧本，他有几个剧本是由长城拍成了影片的。初时是业余，后来就干脆辞去《大公报》副刊的编辑职务，到长城去做专业的电影工作者了。又编剧，又干副导演，成绩平平。这一段时间不长。
　　由于他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使他激发起办报的兴趣，他相信，可以靠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人们读他的报纸。就这样，用武侠小说换来的稿费和电影拍摄费做开办费，《明报》以小型报纸的姿态在一九五八年出而问世。这时，他是脱离了长城而一心一意去为他的报纸拚搏。一份八开的小报，编辑部总共不过十来人(有些还是兼差)，夫妇两人都投入工作，销路不是一下子就能打开的，经济上也不是容易支持的，那真是艰苦创业。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明报》已是日出十多张的对开报纸，大报是不用说的了，它还酝酿发行股票上市，经济上能赚大钱也是不用说的了。
　　目前的《明报》招牌是报业有限公司，它出版一份日报、一份晚报、一份周报、一份月刊。还有出书的出版社。一度又出版过一份财经日报、一份武侠月刊和一份电视周刊，又和新加坡的朋友合办过星、马的《新明日报》，时间有长有短。《明报》的主要股东只有两人，而最大的股东是查良镛。
　　查良镛这一份办报的兴趣也是梁羽生所没有的。当《明报》办得已是可以站得稳时，有人也劝过梁羽生，既是一时瑜亮，何妨也办一报？梁羽生笑说没有这个兴趣。
　　查良镛初时恐怕也是没有这个兴趣的。在左派报纸工作，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和一个“右”字结了不解之缘。思想上的分歧使他先脱离了左派的报纸，再脱离了左派的电影公司，而逐渐发展了自己去打天下的想法。兴趣就是这样来的。
　　因此，他初时想办的无非是一张独立于左派的报纸，或中立的报纸。但发展下去，越走越远，独立变成了对立，《明报》终于在六七十年代成了一张和左派相对立的报纸。
　　三年困难时期，广东曾经有过“五月逃亡潮”，一连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漫山遍野从深圳外逃到九龙新界。香港警察出动捉人，一车又一车地把这些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当然，也有大量的漏网之鱼。左派报纸对这些情景是视若无睹，版面上“无闻”的。《明报》和一些或右派或中立的报纸一样，大登特登。这是它和左派公开显示歧异的开始。
　　后来，更和左派报纸大开笔战，反对所谓北京“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说法。笔战以左派报纸中途不宣而停而告终。这更显示了《明报》和左派明显的决裂。笔战使它收到了为自己以广宣传之效。
　　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明报》以大量刊登形形色色的小字报而争取了大量读者。左派报纸所能刊登的只是林彪、江青之流制造出来的“文革”谎言。
　　更加尖锐对立的，是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有人称它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左派在当时是“义无反顾”的“抗暴”派，而《明报》公开宣布它是支持港英“镇暴”的——镇压左派暴动。查良镛因此被有些人称为“豺狼镛”，大有必欲去之而后快之势。
　　俱往矣！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年的对立者早已彼此翩然一笑了。
　　七十年代之初，查良镛应邀访问了台湾，写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后又去过几次。
　　八十年代之初，他开始应邀访问大陆。这以后，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草委，兼政制小组的召集人之一；又担任了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谘委。成了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闻人。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观潮不语，也总有人会叹一声“十年风水轮流转”的。
　　转出来的是一个新姿态的查良镛。说新姿态，主要是说他有别于旧日的武侠小说名家金庸，作家犹是也，但现在新出现的更是政治活动家了。
　　海外不同于大陆。武侠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入文学之林的。许多学者、专家，　都毫不讳言他们是武侠小说的读者，是金庸、梁羽生……的读者，其中包括儒学、文学、史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在这上面，金庸的作家地位是稳固的，他和梁羽生的作品把原来陈腐的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境界，有很大的创新，有更多的文学艺术性，使它赢得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声誉。在台湾，甚至有“金学”之名，有“金学会”的组织，把金庸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这有着很大的书商宣传的成分，但也确有一些专家、学者，作古正经地写过分析金庸作品的文章。年轻人当中，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呼自己的朋友，就更是普遍了，如叫某人为郭靖，某人为杨过，说某人是黄蓉，某人是小龙女，受之者是沾沾自喜的。据说，他现任的夫人也被他报馆的同事背后称为小龙女。
　　作家之外，作家之后，查良镛在办《明报》的过程中，逐渐又赢得了政论家的声誉。二十多年来，《明报》的社论几乎长期都是他写的，别人执笔的不多。近年来他才把主笔的任务交给了专职的人，而自己偶然才动动笔。一般的社论题目是楷体字，如果那一天出现的是宋体，那就是查良镛亲自写的了，“查记出品，宋体为号”。查良镛的社论一般是千字文，文章简炼，文笔清新，写法也新鲜，不时把他这“笔者”自己也摆了进去，容易使人感到亲切。左派报纸的社论或评论文字，长时期有难言之隐，不可说或不能畅所欲言，或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所蔽障，说不透或说不准，相形之下，查良镛的文章就显得无忌而深刻了，尽管他也有偏颇、错谬的地方，总的来说，赢得声誉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进入八十年代后，香港的形势发展了，“九七”问题提出来了，查良镛可能不满足于仅仅坐而言，要起而行了。一方面，不放弃政论家的作为，还是要写，另一方面，却把《明报》社论日常的担子交给别人去挑，自己只是必要时才写一写，主要的精力是把自己推进了政治活动的领域(也许是左边有人也这样拉他)，同时又在把自己的报业积极推进于股票市场，希望吸纳更多的资金。这上市的策划呼之欲出，却还没有具体实现。
　　查良镛在一些事情上显出了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
　　写了十五年，写出十五部武侠小说后，一九七0年他就闭门封刀，不写武侠了。然后用了十年时间，修改他的作品，出版了一整套的《金庸作品集》。放下武侠，至今已有十七年。当武侠小说不断为他带来很大的声誉时，这样的毅然放下，是并不容易的。
　　写了二十多年，写了那许多《明报》社论，赢得声誉后，能断然改变天天写为有时写，这也是不容易的，和停写武侠一样，同样有一个怎么舍得的问题。但他终于还是割舍了。
　　这是因为他总是有新的目标要奔赴。停武侠而主要写社论，减社论而致力于活动——一个说法是他想有时间去研究佛学。要成为学者？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衔头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交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O”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
　　一千万又值得多少钱？在有些人来说，一生一世也挣不到这些，但在数以亿计财产的人来说，就又算不得怎么大的数字了。在香港，有些富商巨贾是在成千万上亿元地捐款给内地的。查良镛还算不得这样的富人，他只是文化人出身，以文化起家的巨富。他现在象当年的外国大班一样，住在太平山山顶的花园式的华屋，当还没有买下来时，每月租金好几万元。一千万不过十多年的房租而已。回想五十年代，他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现在是自置物业，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这升腾正自未已。
　　有一个时期，他的住宅是不轻易接待一般客人的。但年前围棋国手陈祖德却被招待在他那里住了几个月之久。在陈祖德来说，是休养；在他，是便于请益。他是个围棋爱好者。香港的围棋组织他是负责人。北京的聂卫平，台湾的沈君山，在他家里进行过一“通”——交流了棋艺。
　　他自己的棋艺水平当然没有他的武侠小说和社论的水平那样高。对于不少读者来说，他的武侠小说是不作第二人想的。对他自己说来，他比较喜欢《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和《笑傲江湖》，说是由于其中感情较强烈而使他喜欢。
　　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到《鹿鼎记》结束，他一共写了十五部长短篇，花了十五年光阴(这说法是有些矛盾的。在《鹿鼎记》后记中，他既说《鹿鼎记》是最后的一部，又说《越女剑》是最后的；既说一九七0年封刀搁笔，又说《鹿鼎记》随写随刊，每天写一续，第二天登出，而《鹿鼎记》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才登完)。
　　他把十五部小说中的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飞——《飞狐外传》
　　雪——《雪山飞狐》
　　连——《连城诀》
　　天——《天龙八部》
　　射——《射雕英雄传》
　　白——《白马啸西风》
　　鹿——《鹿鼎记》
　　笑——《笑傲江湖》
　　书——《书剑恩仇录》
　　神———《神雕侠侣》
　　侠——《侠客行》
　　倚——《倚天屠龙记》
　　碧——《碧血剑》
　　鸳——《鸳鸯剑》
　　　
　　还有一部《越女剑》，他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短篇，额满见遗了。
　　记得这十四个字有一个好处，不致于被那些假冒伪造的作品所欺骗。金庸作品就是这十五部，其他的肯定是赝品。
　　属于真货的《鹿鼎记》，由于作者换了新的写法，风格和形式和他以前写的武侠小说很不相同，更象历史小说。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怀疑，在报上连载时就不断有人提问：“是不是别人代写的？”他说更象历史小说，而不少人指出，那更象现代中国史，十年“文革”史，他是在借清朝之古，讽“文革”之今。
　　他虽然肯定《鹿鼎记》是他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却还是附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而在这附加之上，却又附加了另外一个附加，说“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的。
　　“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馀情绕？”你是赞成龚定庵呢？还是希望金庸来一个“特殊的意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沈画

　　与梁羽生认识二十多年了，如要谈谈这位新派武侠小说名家本人的武艺如何，则不知从何说起。但说到文艺，也却是根基深厚。打从少年时在广西的日子起，他就写得一手情文俱备、洒脱有致的好词；那是说，他下过很大的文“功”而非“武”功。
　　不过，若以为他只偏重于古典文艺或旧学，那就错了。他读过许许多多新文艺的作品，包括现代小说，这兴趣维持至今不变。笔者当年与他交往而成为朋友，正是由于新文艺的“因缘”。及后谈起来投契，当然还有另外的因素存在，这点押后补充。
　　早已有人介绍过这方面的梁羽生：对历史有研究，曾以“梁慧如”的笔名写过不少历史小品，结集成书；喜围棋之艺，但象棋捉得更好，时有佳作的著名棋评家陈鲁就是“此人”，等等。
　　但外间（尤其海外的读者朋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远在广州念大学时，就发表过一些何其芳式、钱钟书式的妙句如珠的优美散文吧？笔者以前在他家里拜读过有关的剪稿，虽不至读得摇头晃脑，但也禁不住叫声“好！”记得以往有过这么一大段日子：他在某报的一个专栏上，写过一连串与新文艺有关的随笔。在那些随笔里，他谈文艺创作，也谈新诗……
　　那是一九五二年～五三年间的事。其时我们都年轻，像一切年轻人一样，自有许多美丽的遐想。
　　一九五二年【私家侦探注】，太极派之吴公仪与白鹤派之陈克夫在澳门“摆擂台”比武，当时好不轰动也，成为港、澳一件人人津津乐道的大新闻。没多久，某报副刊开始登出第一篇新派武侠小说来了。唯其写法“新”，有武有文，情节丰富，连平素不大爱看武侠小说的读者也反应热烈了。那是梁羽生以文艺之笔小试“武刀”之初作，名为《龙虎斗京华》。
　　
　　【私家侦探注：此处误记，实为一九五四年。】
　　
　　记得有一天（那时他尚以冯瑜宁的笔名写文章），我去看他，碰上他患感冒，便陪他一道到中环的一家医务所去；闲谈中说起“最近那篇武侠小说”，他无意中泄漏了一点秘密，我若有所悟，“撞”他一句：“你？可是？……”他当时却笑而不答。
　　在此之前，只知道他就是他，何尝想过他也是写“武侠”的梁羽生？更料不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后，二十四年过去了，他与剑与箫结缘，竟是此中的高手呢！
　　假如当年没有“吴陈比武”之事，假如不是当年某报主编忽发奇想，拉他“助阵”的话，这位现代书生如何会“轻功了得，登萍渡水”闯入“武林”？但“下山”（《七剑下天山》）之后，如此良久地“浪荡江湖”，即使连他本人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吧。
　　好些年前，他的作品中有几部改编为电影，之后《白发魔女传》也先后与此间的电视观众见面。电视台的广告，说他是“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这，则是事实。看他的作品，作为千万读者的我，往往给其中的人物性格吸引住。多才多艺的梁羽生确有他的独到之处，在他在流畅的文笔下，古代英雄人物的行动、心理常能与一定的历史背景、气氛连成一气；“刀光剑影”之余，那韵味盎然的写景、抒情，也往往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我喜欢他的作品，也喜欢他的本人：热情、风趣、自然、健谈，对朋友诚恳。廿多年的交往中，一度与他常常见面，但有时由于彼此工作忙碌，却也一年难得聚首几次。但只要他一出现，就往往听得见他那朗朗的笑声与“机关枪”节奏似的声音了。
　　他常常是朋友之间的“开心果”。若说与某人坐谈时“如沐春风”可以引申为通俗的“有娱乐性”，那么，他是属于后者了。
　　他富有幽默感，也许无意逗人发笑，但他的某些行事，却往往成为事后连他自己也觉得是有趣的“笑料”。
　　有一年（当时他尚未结婚），为了好奇心去光顾一名据说非常灵验的相学家。回来对我们连声赞道：“他真的很灵！”问怎么灵法，梁羽生说：“两件事可以证实。第一件──他说我和女朋友吵过嘴。第二件──他说我适宜在外发展，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我们大家笑起来，说：“第一件，和对方吵嘴、闹别扭是拍拖男女的普遍事。第二件，听你的广西口音就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家很远’了。”
　　他一听，恍然大悟，笑道：“我一时糊涂，‘中计’了。”
　　是的，他有思想，做人有原则，大事不糊涂，但往往小事糊涂的。他能背诵的历代诗人、词家之作，数以千计，记忆力很强；然而对身边琐事却往往过目过耳便忘。而且在某些事情上（如捉棋、写作、起腹稿之类）也许太“全神贯注”了，因此就常常摆其“乌龙”。例子之一是：朋友跟他约定中午在某茶楼饮茶；到时打电话去，他诧异道：“啊！不是说明天晚上去吃饭吗？”
　　不久前我们和他饮午茶，他的太太（贤内助）笑笑说：以后不跟他一块旅行，因为一路上都要分神照顾他的旅行证件等等。也就是说，经验告诉她，旅途上时时要“照顾”他的“乌龙”。
　　记得那天在茶楼上，他忽然想起什么问我们：“有人说过，我做人不够世故。是不是？”说著轮流替大家斟茶。另一朋友打趣道：“咦？你这不是够世故了吗？”我举起茶杯说：“那么就饮他这杯‘世故’茶吧。”
　　于是又听见他那朗朗的笑声了。
　　说真的，若说有些人世故得有话不敢直言，那么性格上他是纯真得爽爽直直的了。这是我所得的印象：梁羽生本身不会武艺，却是一个“侠”骨柔肠的书生，也是一个能与你肝胆相照的朋友。
　　至于词呢──“沧桑历劫，风雨多经”的他，十八岁时面对广西的奇山异水，已有“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之类的佳作；其中有“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等等可供咀嚼的妙句。现仅“借”现成资料，凑其打油七绝一首，聊博词“侠”与读者一粲，以“结”此文：
　　
　　裂笛吹云歌散雾，萍踪侠形少年行。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沈画

　　在刀光剑影的武侠天涯在线书库里，“梁羽生”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响当当的。
　　那天早上，在他下榻的旅店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完全不是想象中那高大魁梧、作风豪迈的样子。中年过后微微发胖的身材，裹在白色底子淡色条纹的短袖衬衫里。过时的黑裤，朴实的白鞋，还有那方框古式的眼镜，在在都强烈的标志着他的浑厚、他的老实。唯一足以流露他潜在底豪迈个性的，是那把声震屋宇的宏亮嗓子。
　　用泛黄的指头夹着袅袅的尼古丁，他以一脸热诚的笑，迎入了陌生的我。
　　许多人曾经拜读过他情节紧凑、笔调潇洒的武侠小说，但对于他走上这条创作道路的经过却一无所知。露出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他娓娓的道出一段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的陈年故事……
　　1954年，平静如水的港澳骤然因一项比武的事件而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当时，两派拳师互争第一，白鹤派的掌门陈克夫公然向太极派的掌门吴公仪挑战。双方初而在报上借文字作肆无忌惮的谩骂；再而决定于澳门新花园摆设擂台以一决高下。各报竞相报道，人们争相涌看，轰动遐迩；然而，比赛仅历时三分钟便以和局终场。
　　香港新晚报主编由此触动灵机，有意乘未了之余波借武侠小说来增加报纸的销路。唯当时一般人皆视武侠小说为末流，而刊登武侠小说者也多为小报。新晚报主编有意打破此惯例，遂要求某副刊编辑陈文统执笔撰写。陈氏原系搞正统文史者，潜意识里根本就看不起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因此，对于该报主编的邀稿，当然加以坚决的拒绝。殊不料该报主编却硬硬的在报上刊出一则“武侠小说将于明日见报”的预告。陈文统骑虎难下，唯有连夜赶写《龙虎斗京华》一文首稿，并于次日以“梁羽生”之笔名推出，连载多时。这部小说在武侠天涯在线书库里呈现了崭新的风貌：文内所叙述的史实，所描绘的山川，都经过了严格的考据；同时，书中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的活动，也被作者以细腻的文艺手法作深入的刻画；与当时一般写武侠小说者那种马虎的态度和草率的笔法迥然而异。因此，连载期间，反应奇佳，自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原本打算写完一部就辍笔的，”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但由于读者反应热烈，报馆不肯放人，就这样连续写了廿多年。”
　　漫漫廿三年，他写了长长廿八部作品，每部平均五十万字。其中有根据历史史实而写的，也有凭借想象而虚构的。有人曾经指出他的武侠小说“兼有历史小说之长”。究竟他所根据的，是正史，还是野史呢？
　　“两者都有。”他说：“虽然小说家笔下所创造的历史未必会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然而历史的真实和文学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真实，是有连带的因果关系的。比如说：郭沫若所著的历史剧《南冠草》，写明末清初青年诗人夏完淳的事迹，尽管书内有许多细节是虚构的，但主人翁的性格与身份，却与他在历史上的活动与背景相符合的。”
　　这个观点，在他与百剑堂主及金庸合著的杂文集“三剑楼随笔”中的“纳兰容若的武艺”里，就有非常清楚的交代。
　　“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白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一点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正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是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象，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刻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国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的创作的要求。”
　　想起了市面上所流行的许多朝代不分，满纸血腥的神怪武侠小说，我追问他说：
　　“你是否认为武侠小说家须具备良好的历史修养呢”？
　　“哦，是的。”他肯定的点头：“每个朝代由政治变迁到武功兵器都不一样，因此，作者必须具有明确的时空观念，才能避免产生张冠李戴的笑话。此外，地理的知识、文学的修养、宗教的认识，也都缺一不可。换言之，写武侠小说所牵涉到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顿了顿，他又详细加以解释道：
　　“以地理知识来说，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色彩与特点，如果我们将太湖的景致搬到西湖去，把桂林山水移到苏州去，就会贻笑大方了。我个人在下笔时，对于那些不曾涉足的地方，必定设法找出有关的游记和资料来参考，以求真实。”
　　至于文学的修养，更是重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向以笔调优美见称，他旧学根底深厚，在描写叙述方面自成一格，文艺气氛极为浓郁。且看他在《散花女侠》一书中如何美化苍山洱海的景致：“……但见太阳照过山峰的背影折射在水面上，碧波微漾，形成五彩虹霓般回旋着的层层圈环，辉映着深紫、碧绿、橙黄、鲜红等等色光，各种各式奇妙悦目的石卵，嵌在水底，如珍珠、如翡翠、如宝石，堆成了水底的宝藏，……”作者以其凝炼的笔调和丰富的想象力“绘”成了这一幅五彩缤纷的令人目眩的图画，使人读后不由得击节赞赏！除此之外，梁氏著作每章回目这下，都列有对仗工整、寓意深刻的古典诗词，藉以点出该章要旨。诸如“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等等；使读者能在进入故事以前反复吟诵，倍增阅读的情趣！
　　由文学修养，我们将话锋转到了宗教的认识上。梁羽生指出：高僧此一形象在武侠小说里常常占有很重的份量，如果写作者对于佛经的内涵思想一窍不通，则所塑造出来的形象也必然是干巴巴的，一点实质也没有。
　　“如果要求更严格的话，武侠小说家对四裔学也必须有所认识。”梁羽生意兴遄飞的说。
　　所谓“四裔学”，是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变革等。如果懂得这门学问，当可使作品生色不少。比如说：哈萨克族有一种风俗叫做“刁羊”的，就十分有趣。他们每年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举行一个男女聚集的大宴会。在宴会里，他们将羊只烤得得香味四溢地挂在树上，由神箭手在远远的地方射下来，然后男仕们再以弯刀切下美味的部份与心爱的女人分享。这个宴会的高潮是“姑娘追”。所谓“姑娘追”，就是先由男仕们骑马追逐心里倾慕的女郎，如果落花有意而流水亦有情，被追的女郎便得反过来追逐那个男的，并以鞭子来鞭打他。如若鞭中了，男方便可以娶她为妻。表面上看来，“姑娘追”只是一种富于地方色彩的爱情游戏，但认真考究，却能从中窥见过去母系社会中那种女性权威的残留。
　　“如果写作者对于四裔学毫无认识，那么，在描写到边疆民族的生活时，也只有轻轻带过，马虎了事！”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当以武打侠义为主，作者是否必须具备武功的底子才能随心所欲的描绘武技呢？
　　“啊，不！我本人就是不懂武术的。”梁羽生坦然承认道：“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真实的武技搬入小说里，反而会显得很沉闷。好像早年的武侠小说家郑证因，就是精通武功者，他的小说《鹰爪王》对于武术的描写就很详尽很细腻；然而，许多人读了都觉得很枯燥很无味。鉴于此，一般武侠小说家在描写及武技时，都是凭借想象来加以渲染的！”
　　梁羽生过去毕业于岭南大学为经济学士。毕业后原本有意投身于文史研究工作，但却因为那个偶然的机缘而与武侠小说攀上了关系。曾有人指出他的笔名、他的文风，都受到了三四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武侠小说家白羽的影响。就此求询于他，他豪迈地笑道：
　　“我取名梁羽生，绝对不是为他人所影响的，‘羽’字相同，仅是偶合。作风方面，我早期的小说确曾受白羽写实风格的影响，但到了后期，我已走上了浪漫的道路，发展成为另一派风格了。”
　　“写了那么多，你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望着被袅袅烟气所罩的地他，我问。他捺熄了短短烟头那一丁点红，缓缓的说：
　　“《萍踪侠影缘》、《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三部。”《萍踪侠影录》是以明朝土木堡变为背景，写忠臣于谦抵抗蒙古的悲剧。《女帝奇英传》写唐朝武则天的生平事迹。《云海玉弓缘》则纯粹是虚构的爱情武侠小说。
　　“我喜欢《萍踪侠影录》和《女帝奇英传》，是因为它们都是忠于历史的武侠小说。至于《云海玉弓缘》，则是我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新式手法写成的。它包含了一个复杂的恋爱故事。我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刻画男主角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这部小说现已被搬上了银幕。
　　有趣的是：他所最喜欢的这三部小说，却并不是他著作里销路最高的。《白发魔女传》和《七剑下天山》才是最为畅销的——根据香港正式版本的售出量，两部都突破了六万大关（翻版盗印者不计）。
　　《白发魔女传》叙述历史上许多谲异的奇案，富于浓厚的浪漫色彩，比起严肃枯燥的正史来，当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七剑下天山》是以清代第一词人纳兰容若为主角而写成的历史武侠小说，文字凝炼故事美，因而深得读者喜爱。
　　“文学作品能够感动读者，主要的因素是人物性格塑造的生动和内心情感刻画的深入。”烟不离手的梁羽生在烟气缭绕中道出了他的观点：“我个人写小说并不很注重故事的情节，但有时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也不得不兼重情节的发展，唯在叙述时尽可能避免情理不通之处，使故事合理化而不流于神怪奇诡！”
　　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具有“某种毒素”，足以戕害那些心性未定的读者的思想。身为武侠小说家的梁羽生，对此问题，有何看法？
　　“这主要是看作者的写法而定。”梁羽生飞快地答：“有些作者专门喜欢强调暴力及刻画性变态心理，企图以‘拳头加上枕头’来吸引读者，这样的作品，对于读者，当然难以产生良好的影响。我的武侠小说，有许多是根据历史史实而写成的，当不致于戕害读者吧！”
　　自1954年始便走入武侠天涯在线书库的梁羽生，一直到了1962年才正式辞去副刊编辑的职位，闭门居家，专事写作。各报竟相约稿，而“埋首案上”也成了他每日最主要的“活动”。为了应付稿约，他经常同时进行两三个不同的故事。为免混乱，他通常先列好大纲，搜齐资料，方才下笔。一旦文字嵌入了格子后，便不再更易了。
　　“我花费在收集与参考资料上的时间，比正式动笔的时间还来得多，但有时为了赶上截稿的时间，匆匆草就，无暇重读，难免会有错误挂漏之处；日后发表完毕而出版成书前，我会一篇篇仔细的加以检阅，凡是用字不当，情节不符，或是人物性格前后矛盾的地方，我都—一加以修正。”
　　稿约如许多，他每天必须填满多少的方格子才能应付“市场”的需求？
　　“我并没有硬性规定写作的时间和字数。心血来潮时，一天可以写上万余字，没有灵感时，可能几天也挤不出一个字！”
　　小说家，如牛如羊，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梁羽生是否打算以写武侠小说来终其一生呢？
　　“啊！”他笑了起来，宏亮的声音伴着烟雾一起自喉底喷出来：“我打算再过几年便封笔，以搜集资料从事正统历史小说的撰写了。”
　　“拟定了要写的范围没有？”我顺口问道。
　　“第一部也许是关于太平天国的。”
　　他坦率的答。倘若再过几年，他真的自那刀光剑影的世界中退隐遁迹，固然是武侠小说迷的一大损失，但另一方面，凭他的才气，凭他的文笔，凭他的学识，凭他的经验，相信他会在文学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1977年6月8日《南洋商报》）

书剑情侠

辛苦了沈老弟，能找到这个版本真乃神人也！

燕山故客

　　他坦率的答。倘若再过几年，他真的自那刀光剑影的世界中退隐遁迹，固然是武侠小说迷的一大损失，但另一方面，凭他的才气，凭他的文笔，凭他的学识，凭他的经验，相信他会在文学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197年6月8日《南洋商报》）

请费心再校对一下，看看是哪一年～～～

严烷

没看过的啊，真是很感谢楼主。。。。

沈画

　　这十多年来，写武侠小说的，可说人才辈出，然而，直到今天，最为人所称道的两位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和金庸，仍然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佼佼者。他们两位的读者群，可以说遍及欧陆亚洲及美洲各国；讲得夸张一点的，就是凡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就有梁、金二位的小说迷。在我家的四位成员中，就有三位是他们的忠实读者。
　　而无独有偶的是，两位执武侠小说牛耳的梁羽生及金庸，皆居住在香港，这不能不说是一项有趣及巧妙的“安排”吧？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现年五十六岁，广西人，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家学渊源，父亲及外祖父当时都是颇有文名之士。
　　不少人都知道梁羽生先生是一位写武侠小说的名家，其实，他的才艺是多方面的。
　　他曾以梁慧如、冯瑜宁笔名写历史小说及文艺随笔。此外，梁羽生喜好围棋文艺，象棋更是他的坛长，因此，他曾以“陈鲁”为名，写了不少有关棋评的文字，是香港目前一位少有的棋评家。
　　不久前，梁先生作品改编的一部同名电影“白发魔女”在本地上映，我又重看了一遍原著，正为书末那首回肠荡气的诗：“别后音书两不闻，预知谣诼必纷纭，只缘海内存知己，始信天涯若比邻；历劫了无生死念，经霜方显傲寒心！冬风尽折花千树，尚有幽香放上林。”低回不已时，想不到这次旅行途经香港时，在朋友引介下，让我有幸会见了这位心仪的作家。在高兴之余，对方一句话，却令我感到惆怅不已！
“分期封刀”
　
　　“明年我要封刀了！”
　　当我急切的想知道梁先生（实应称陈先生才对），最近有何新著面世时，对方却含笑著这样告诉我。
　　“实际上，您还未到该封刀（指武侠小说的写作）的时候嘛！”看到对方一副精神奕奕，身体蛮壮的模样，我忍不住的说。
　　“我之所以要‘封刀’，实际上是重申我两年前对某杂志主编访问我说过的话，我说若是天假我年（假如能活到七十岁的话），我希望在结束武侠小说之后做两
件事，一是修订我认为比较满意的旧作，一为写一部历史小说。第一件事已经开始在做了，就是修订《七剑下天山》，新马报刊目前也在登载！”
　　“是的，我也在追！”我笑著说。
　　梁先生莞尔一笑，继续未完的话。
　　“另一个封刀的原因是由于精力不济。你说：‘我看你还不怎样老吧？’不错，也许我是未老（如果以六十岁以上为老的话）先衰吧，近年已确是有精力衰退之
感了。这就是我也必须减少创作，从现在起就‘分期封刀’了。”
武侠小说是被迫而写的
　
　　梁羽生先生原来是搞文史研究的，但后来为什么竟然弃“文”从“武”呢？一谈起这件往事，梁先生仍然是忍俊不禁。
　　“说起来话长，不过，我就长话短说吧！一九五四年时，有个吴陈比武（吴公仪和陈克夫），两人都自称武艺比对方高，相持不下，只好订个日子决雌雄、分高低。香港是不准比武的，只好移到澳门设擂台。在比武之前，双方签了一张生死状，轰动得很，当时正在报馆工作的我，忽然接到老总的指示，原来这件比武事触起了他的灵机，拉我来写武侠小说，并且先刊出了征稿启事，当初我实在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匆匆忙忙上了马，就这样一直写了下来！
　　“欲罢不能！这正是应了那句‘无意插柳柳成荫了！’”我说。
　　一旁的梁夫人听了也跟著笑了起来。
　　“写了将近卅年，梁先生，您能不能告诉读者到底写了多少部作品，我是指武侠小说？”
　　“大概是三十部吧！如果是一本一本来算，怕有百来本吧！”
　　著作丰富，称得上著作等身了。
　　“在这三十部作品中，一定有您认为较满意的几部吧？”
　　“我比较喜爱的有三部。第一部是《萍踪侠影录》，这是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忠臣于谦抵抗蒙古的悲剧；《女帝奇英传》写唐朝武则天的生平事迹；《
云海玉弓缘》则纯粹是虚构的爱情武侠小说。”
　　“我记得后者曾被拍摄成电影，由陈思思主演。对了，除了《云海玉弓缘》外，请问您还有哪些作品被搬上银幕？”梁羽生先生略想了想，然后回答说：
　　“还有《侠骨丹心》、《白发魔女传》及邵氏改编过我的《萍踪侠影录》。”

内容多数根据史实而写
　
　　“梁羽生，我想冒昧的问一句，您写的这些武侠小说，内容是杜撰的，还是有事实根据的？”
　　“可以说大部份是根据史实而写。也有些是参考野史。老实说，我花在收集与参考资料上的时间，比正式动笔的时间还来得多。”
　　接著，梁先生也毫不讳言说：“有时为了赶稿，匆忙写完，没时间重读，难免会有挂漏之处。因此，连载发表完毕，在出版成书之前，我会再重看或修订了一下
。”
　　我记得梁先生在多部作品中，都是以天山为背景，于是，我笑问他，是否对天山“情有独钟”？
　　谁知对方听了却不以为忤的笑著说：
　　“天山给人驰骋幻想的空间，又有维吾尔歌舞，又有刁羊，民歌…‥，读者看得很有趣，也多少能增加点地理知识。好像我在小说中描述古代历史山川风物时，
我都是经过严格考据的。譬如写天山，我不知翻阅了多少天山游记。
　　所以，梁先生认为身为一位武侠小说的写作者，起码应该具备的条件是：（一）作者必须具有明确的时空观念，才能避免产生张冠李戴的笑话；（二）地理知识；（三）文学的修养；（四）宗教的认识；（五）哲学。
    提起天山，不由得叫人想起那充满神秘而近乎“仙药”的天山雪莲。
　　“梁先生，你见过天山雪莲吗？它是否真如书中所描述的那么管用呢？”
　　“我亲眼是没有看过。不过却从一些图片中看过很多。在书中，我们形容它像面盆那么大，但现在我从一位真正见过天山雪莲的朋友告诉我，实际上是比面盆还要小。至于它的效用，听说对妇科某些病具有特别疗效。”
新派武侠小说的特色
　
　　有人说：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是战后海外华人文艺的一个特色，而梁羽生则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因此，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梁先生。
　　“现在的武侠小说写法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是采用一些西方的手法。例如人物性格以前多数由作者口述，好像评话。现在却由故事本身的发展来发展。常常有某些场景，某些特写。”
　　“例如一个大雨天，有两个间谍在一个场景故事再由此展开，而不是平铺直叙的介绍这个人物怎样，那个人物怎么。而是有很多的变化，不是集中一个人身上。各式各样的写法都用上了，而不是单一用传统手法。”
　　“您的武侠小说似乎多偏重传统手法，是吗？”
　　“是的。不过，在《七剑下天山》，我也连用了近代心理学的潜意识手法。其中有谈到梦，我就引用了佛洛伊特的心理学。”
　　“这种东西以前根本不会有，什么佛洛伊特，听都没听过。”
　　“再说，讲一个人的心理，就如冰山一样，百分九十是在水里面，上面是百分之十，底下是潜意识，潜意识是在梦里才显露出来，而梦里面又有梦的化妆。”
　　“这话怎么说？”
　　“那，”梁先生换了一下坐姿。
　　“有些人，表面上看来是规规矩矩的。实际上，是具有叛逆性。譬如平时他不敢去偷东西，在梦里就有这种潜意识。但是，在梦里也不敢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只好去打一只小羊什么的，这个梦是经过一番化妆。所以，这样一来，你就要变成先要去解释那个梦是代表什么。”
　　“这就是要先从梦去寻根究底了？”我接口说。
　　“不错，要去先研究这个梦。这个我在《七剑下天山》里都用到了。”
　　“这也可以算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大特色吧？”
　　我们不约而同的笑了。
武侠小说算不算是文艺
　
　　武侠小说算不算是文艺呢？
　　许久以来，这已经成了一个颇富争论性的问题，再一次请求梁先先解答，似乎有老调重弹之嫌。一九七七年，梁羽生先生曾应新加坡写作人之邀，在国家图书馆做专题演讲，曾提过这个问题。
　　这次，梁先生依然不厌其烦的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阐释：──
　　“这的确是个富争论性的问题。实际上我看武侠小说应该算是文艺。”
　　?者你会问我：“什么叫做文艺？”
　　这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起码文艺是有很多共同性的东西，是吗？例如人物性格的塑造，武侠小说行不行？也行呀！譬如鲁迅可以搞出一个“阿Q”来，我也可以呀，凌未风这人物的性格也有相当特色的嘛！金庸也可以塑造一个洪七公来。
　　所谓典型，不外一个通性，一个特性。
　　在一般小说里，可以有典型人物，武侠小说也同样可以创造典型人物。你说文艺小说典型人物的创造必须有艺术的感染力。简单的说，就是打动读者的感情，令你跟作者共鸣，《阿Q正传》小说有感染力，武侠小说何尝没有感染力？
　　那你告诉我，这不是文艺是什么？
　　文艺的三大要素是：（一）典型人物的创造，（二）艺术的感染力，（三）合乎身份人物的对话之类。武侠小说也可以创造的，不是每个人物都讲同样的话。可以说文艺小说应具备的因素，武侠小说一样可以具备。
　　武侠小说属于文学流派之一，但并不重要，这有历史可证，我找出来让你参考。（梁先生超身取书。）这是中国新近出版的最新资料。
　　武侠小说应该可以讲是源远流长。例如唐代的豪侠傅《轧髯客传》，《聂隐娘》，《红线传》（即红拂私奔），尤其后者，更是突破了先例，以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宰相婢女为主角，在那个时代算是很进步。
　　为什么有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算文艺？
　　这是因为很多武侠小说，它根本就没有侠义可言，有的只是离奇怪诞、神怪的故事，甚至没有武，只有神。或是拳头加忱头，流于低级趣味，这种故事怎能算是武侠小说？
　　上次欧游时，我在英国碰到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我们也曾在这方面交换过意见。
　　他说：即使过去大部份武侠小说都不好，也不能说武侠小说是低级趣味，不是文艺，不应该给它贴上标签。认为武侠小说不好，其他小说就好，那不是只问形式不问内容了？如果内容不好，别的小说照样可以是坏作品。
　　我看港台有很多文艺小说也不能称为文艺小说，其内容不外散播灰色的人生，或是黄色、黑色的等等。
武侠小说的前景
　
　　有人说：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风行一时，主要是整个社会结构、风气，还有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但不管怎样，武侠小说流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今后，它的前景又是怎样？
　　我为此请教梁先生。
　　“在香港，它肯定还会流行一个时候。二、三十年，或四、五十年，但一百年以后的事，谁也难以意料了。这主要是整个社会，节奏快，生活紧张，武侠小说这类东西仍然被接纳。”
风霜未改天真态
　
　　谈谈说说，不觉两个多钟头过去。
　　虽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梁先生曾反复用了“我觉得有点疲倦”、“我明年不写了”、“我要封刀了”。想像中，以为他对写作事业已感到厌倦，但当我听到
对方说出一连串的今后写作计划时，始知梁先生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反话。
　　《七剑下天山》修订后，接著是要开始著手修订《白发魔女传》。
　　“您打算用多少时间来修订旧作？”我问。
　　“很难说，如果以前多花些时间，较用心写的，就不必怎样修改，若是当时写得较马虎的，就非花一段时间来修订不可。”
　　“总之，在减少及至不写武侠小说之后，我希望从事一些我喜欢做而又计划作的事，多写些有益于社会及具有学术性的东西。还有就是开头我说过的，希望在有生之年，写一部历史小说，那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
　　这一切计划，是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及精力还有毅力才能完成，梁先生说了，那就表示他仍然具有“雄心”（写作的雄心），还有，服务社会，人群的热心。
　　所以，诗人舒卷城赠予梁先生的那首七绝：
　　“裂笛吹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可说概括的描写了这位武侠小说名家的言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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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羽生来了澳州！
　　梁羽生是位响当当的武侠小说作家。爱看武侠的读者，对他大抵都不会陌生。从前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意见分歧，有些认为多看无益，有碍文艺正风。近来意见较为统一，特别是对金庸、梁羽生的作品。
　　台湾、香港、南洋、大陆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不但诵读他们的作品，而且组织力量去研究、整理，大有发展成为“金梁学”的可能。
　　“你去访问梁羽生先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编辑说我不是个武侠迷，访问会客观些。接了任务，跑到唐人街书店去做“功课”。书店有武侠小说出租，梁羽生的独占一格，可能是出租率高吧。书都是伟青出版社的。有《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散花女侠》、《白发魔女传》……真是书多不能尽录。看来，还是说老实话好。
　　“梁先生，我不是你的读者，但想访问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短小身材的梁羽生，中气可十足，笑容满面，真令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请问梁先生来了多久？”
　　“才两个多月。”
　　“习惯这儿的环境吗？”
　　梁先生说他喜欢澳洲。他特地开了露台的门，指著外边一株绿叶蔽天的古木说，每天早上，他都听到蝉鸣，这在香港是奢侈得很的声音。
　　梁先生为什么会到澳洲来？原来是老来从子，他有三位公子，现都饱读诗书，成了专业人士。
　　“他们嘛，各散东西。说来奇怪，他们少时，我便舍得让他们到外国读书，一去七、八年。他惯了独立，也惯了外国的生活，反而不爱耽在香港。”
　　梁先生的大儿子的澳洲，老二在加拿大，老三刚念完书，现正在周游列国。
　　“梁先生到澳洲来，是决定长居或是短留？”
　　“来看看。好嘛，我们会考虑长住。我写武侠小说写了三十多年，很想休息一下，找个清静地方，看看书，修订一下旧稿。
　　“梁先生，你现在还写不写武侠？”
　　“我计画利用澳洲这清静的环境，来完成我所有武侠小说的修订，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叫‘梁羽生系列’，现只修订了五部。从前每日替多间报纸写连载，作品里免不了有急就而生的不满意，现在正是修订的时候了。”
　　此外，梁羽生也大力搜集古今中外对联，写对联的文字，发表了不少，现在打算再订正一下出书。
　　陈太太在旁说：“他忙了这么多年也应休息一下。他身体给写作累得有了糖尿病。我们到澳洲，一来从子，二来想趁澳洲不兴应酬的环境，让他真正的‘戒口’，把糖尿病调养好。”
　　说到研究对联，我问梁羽生那是不是他写武侠的副产品？梁羽生开创的新武侠爱好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中的。
　　“大概不是，我一向对对联有兴趣。”
　　“梁先生，你的旧文学修养那么好，是不是有点家学齐渊源？”
　　“大概也可以这样说，我的外祖父是薄有西气的词人。我的堂兄弟是早期的留法学生，我自小停在家严督促之下，无法偷懒……”
　　“如此说来，今天的学校在中文学习方面，课程并不重古典文学，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路武侠小说后继无人。”
　　“这方面，我不大清楚，但事在人为，如果真有兴趣，可摊开他人作品研究取材，就像我初写时，何尝知道什么是老树盘根、力扫千军、泰山压顶。”
　　梁羽生除武侠外，还以梁慧如、冯瑜宁等笔名写历史小品和文艺随笔，前者辑为《中国历史新话》、《古今漫话》，后者辑为《文艺新谈》（读者若要多知梁羽生的资料，可以翻阅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六八四页）。
　　“奇怪，我用心写的文史小品，销路不好，我游戏之作的武侠，却都是畅销书，这个我不明白。”我想这是梁老谦虚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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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现代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的人士，大都承认如下的事实：早年随白话文学的兴起而流行于中国大陆的武侠小说，只能算是传统侠义小说的延伸和变形，其作品往往片段精彩而通体芜冗，情节的推展过于缓。虽有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朱贞木等西家，活跃一时，风靡内陆，但毕竟未能蔚为民俗文学的主流。何况，自从一九四九年政丕变之后，这些老派武侠名家丽全都被迫封笔隐没了。
　　事实上，现代“新派武侠”的崛起，才是造成后来星马武侠热潮的主因。而“新派武侠”发源于当时经济正在起飞、写作环境正在起飞、写作环境为自由的香港，其创始者兼集大成者有二，一是金庸，一是梁羽生。至于后来崛起于台湾的古龙等武侠作家，则是“新派武侠”已经受到日遍喜爱和肯定之后的继起人物了。
　　在“新派武侠”的创作表现上，梁羽生与金庸一直有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其情景恰与早传统武侠小说甫成型时，平江不肖生与还珠楼主两大名家交相辉映的盛况一样。巧合的是，金庸与梁羽生原先是香港同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两人都是学富才高的文文人，都有意在正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上展现才华。写作“新派武侠”，本来只是他们职业上的需要，加以一时技痒而已。不料两人同时一举成名，当金庸初撰“书剑恩仇录”而声名鹊起时，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也已赢得读者热烈的反应；当金庸以“射雕英雄传”尊定地位时，梁羽生也以“萍踪侠影录”为新派武侠绽放了文学情思上异彩。金庸一写就是二十年，作品共有十四部。但梁羽生在金庚停笔不写武侠、转而专心办报之际，却独撑现代中国新派武侠的面，三十年来写作不辍，至今犹有新作推出，作品数量已达金庸的三倍，技巧也不所创新和变化；可见武侠文学的一往情深，锲而不舍，梁羽生已到达“乐在其中”的境界。
　　“谁把苏杭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岂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这是梁羽生作品中惯常抒写胡汉恩仇、江山争霸的主题曲之一，充满了缠绵的情致与历史的向桑。梁羽生本系出名门，是近代大学家侑诗词名家饶宗颐、简又文的及门弟子，本身又是棋力上段的围棋名家，所以，他的武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权谋?智，尤其擅长描写情海风波中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强联而深邃的性格冲突。既往，由于梁羽生的作品全部列在国内禁书目录上，国内的武侠读者只能看到金庸的作品，对于欣赏新派划侠文学的全豹而言，未免有严重的遗珠之憾。如今，随著大陆出版品的解禁，国内读者终于有机会看到金庸之外，另一位武侠宗匠的作品了。
　　“飞凤潜龙”是梁羽生尝试将侦探小说融入武侠情节的新作，也是梁羽生最精短的作品。在不足五万字的篇幅内，梁羽生刻画了历史上宋、金、蒙古三国对立时的政法秘辛与江湖情仇，并突出了英雄赛物为图谋大事，不惜屈身事敌的苦心，八稚是中篇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
（本文原载于民国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生报》文化新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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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羽生虽以新派武侠小说宗所而知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一的素养，却更值得注意。他早期的小说喜用回目，意境深远，对仗工稳，具有相当浓郁的美感趣味；后期虽因强调现代感与可读性，而较少运用对联式的回目，但情节的推展，明显具有某种骀汤有致的韵律感，抒情写景也一贯予人以如诗如画的印象，追源究始，与僚长期沉浸于诗词欣赏及习作有关。
　　略一体味梁羽生作品中的文学意境，便可发现：他内心真正喜爱的诗人词客了众所周知的盛唐北宋诸大西家之外，尚特别钟情于清代的天才词人纳兰容落与文坛怪杰龚定庵。
　　纳兰与定庵都是性情中人，作品每多直抒胸臆、不假藻饰的向傥风情，而又不失其韵致缠绵、吐、晶莹的文章特质。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即曾盛称纳兰的作品：“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梁羽生将纳兰的诃意带入新派武侠小说中，使武侠小说不再只以刀光剑影与武术击取胜，而展现了另一片清新圆融的天地，不能不说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至于龚定庵，本身就是一个介乎懦与侠之间的人物，诗中本来就充满侠气。梁羽生早期在杂文集“三剑楼随笔”中，经常引述龚氏“己亥杂诗”中的西句，例如：“少年弹剑复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古哀乐集今朝。”因此，梁羽生的作品中，经常有像龚定庵一般的名士型侠客，如彗星一般掠过血腥与权谋交织而成的历史舞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纳兰与定庵都是清新俊逸文学人物，在复杂诡谲的现实社会中，固然不容易安身立命；在情仇纠结的江湖风波中，同样不容易寻得乐土。此所以梁羽生笔下的新派武侠作品里，正派主角往往都带有一丝或隐或现的悲剧色彩。
　　其实，这可能也在不自觉间，反映了梁羽生本人对历史与人生的看法：梁羽生的作品，既然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又多以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与权力争夺，作为配合作品情节推展的主要线索；既然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霸业、权臣倾轧，本就充满了黝黯与残酷的谋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是传统历史发展的铁则，想像中具有强烈浪漫情怀的名士型侠客侧身其间，本就不得不表现为一种悲剧性的挣扎。
　　浪漫的侠客人物介入到真实的权术倾轧之中，兀自试图力人性的尊严，其结果，往往既是场?的悲剧，也是性可的悲剧。好在梁羽生似乎非常清晰地自觉到这种悲剧挣扎的限度，并不强求“浪漫”与“真实”的勉强结合，所以，他的作品中所惯见的名士型侠客，虽然入世的奋斗往往终告徒劳，但却多能留下耐人寻味的悲剧性美感。或许，透过这种悲剧性美感的彰显，人性的尊严也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伸展的余地。
　　进而言之，梁羽生与金庸一样，其作品不仅意图藉“武”写“侠”，而且著重藉“武”写“情”。爱与死，本来就是文学上两大永恒的主题，新派武侠由于在先天架构上，较其他文学类型拥有不受写实技法拘束的便利，所以，更乐于深入刻画爱与死的“极限情境”。在这方面，金庸的“神雕侠侣”写主角杨过与小龙女生死不渝、碎身不悔的爱情，是新派武侠的巅峰作品之一。
　　同样的，梁羽生在“云海玉弓缘”中，抒写一生特立独立、介乎邪正之间的主角金世遗，在心爱的红粉知己谷之华缠绵病榻、回生无望时，兀自柔情深致，一往无悔，也凸出表现了浪缦很情的坚贞性。
　　然而，梁羽生对微妙错综的男女感情，更有出人意表的体会：金世遗内心一直认为对苦苦纠缠自己不休的另一女性厉胜男，毫无爱恋之情，即使在被迫与厉胜男成婚之际，兀自认为这是无可奈何之中的权宜妥协，可是，厉胜男于婚礼完成、心愿俱了之际，倏忽死亡，并明言成全金世遗与谷之华的美事。在这生死诀别的一刹那之间，金世遗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早已深深爱恋著这位有“魔女”之称的厉胜男，原来在自己的心理意识毫未觉察的时候，偶胜男那种不顾一切的强烈感情，已经深深牵动了自己的生命和心灵。“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金世遗与厉胜男的爱情，在后者是生死以之，在前者却是临别顿悟，这种表现方式，于新派武侠的写情佳作巩，也堪称神来之笔。
　　梁羽生的作品中，也经常刻画异族男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在中国历史上，胡汉相争是历朝常见的大事，但即使是与汉人争夺中原江山的塞外民族，突厥、吐蕃、契丹、女真、西夏、大理、蒙古、满洲，甚至如印度、锡金、尼泊尔等邻邦，也不乏气宇轩昂的英雄儿女，足堪与中原豪杰相提并论。由于历史知识的丰富与思想观念的开放，梁羽生作品在描写搬汉恩仇时，并不答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狭隘立场，因而对异族雄杰、城外风光，有较深入的描写，而对异族男女的恋慕，也能寄予深刻的同情。《狂侠、天雕、魔女》即是一个例证。
　　但梁羽生写情，仍以悲剧性美感见长。在梁氏著名的代表作“白发魔女传”中，女主角玉罗刹性格刚强，爱恨分明，男主角卓一航则优柔寡断，顾虑多端，所以，两人尽避都是在感情上一心一意恋慕对方，而且在人生道上多次携手克服磨难，但最终仍不得不黯然分手。分手之后，青春正盛、美艳绝伦的玉罗刹，一夜之间鬓发尽白。待卓一航感悟到爱情在自己生命中的绝对崇高意义，而在草原上永远追逐玉罗刹的俪影时，梁羽生作品的悲剧性美感，几乎已跃然纸上。已故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确能总结梁氏作品的特色。
（本文原载于民国七十七年一月二日《中央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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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代民俗文学范畴内，一个相当独特而鲜特而鲜明的文类，武侠小说在流行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近数年来，由于青黄不接，继起乏人，似乎略有停滞消沉之态。但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及国内文学批评界却逐渐开始对武侠小说的会意义及文学价值，感到某种程度兴趣。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正在举行一次“国际中国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由盛名久著的汉学家刘殿爵教授发起，参加者大多是学养精湛的正统学统中人，会中研读、并讨论以武侠小说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多篇。与会者对武侠小说的评价，虽然并不一致，但基本上认为武侠小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类，则众议佥同。
　　在会议中，武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曾受到多位研讨者热烈的议论。这不仅是因为梁羽生的作品，在香港、海外、乃至中国大陆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因为梁羽生有若千部著作，颇能凸显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自然承续关系，以及武侠小说的浪漫抒情特质。
　　其实，尽避由于梁羽生的武侠作品从未正式被引介到国内出版，所以国内读者对梁氏尚不熟悉，但他与金庸同为所谓“新派武侠”的创始人物及当代重镇，则是公论久定的事实。所谓“新派武侠”，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国的政治钜变与离乱灾劫之余，崛起于香港一隅之地，而扩及海外中文世界的武侠小说。因其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情节散漫、题材芜冗的局限，而表现为较严谨的结构与较明快的节奏，与老一辈武侠名幅武侠名家如平江不宵生、王度庐、白羽、朱贞木，乃至还珠楼主等人，断然有别。
　　所以，“新派武侠”这一名称的提出，非仅是一个用于划分作者与作品年代的标志而已，主要还是由于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史，自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在新武侠蓬勃绽现要蔚为盛观的年代里，金庸与梁羽生始终是同领风骚、平分秋色的作者。从作品的普及度而言，两人固然不分轩轾，从创作的对称性而言，也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新派武的起源，说来也颇有传奇意味。距今三十六年之前，近代中国武技名家太极派的吴公仪与白鹤派的釜克夫，在澳门“摆擂台”比武，消息一时轰传港澳。

　　当时，在香港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室中，两位年轻的文字编辑受到总编辑的怂恿，为了刺激报纸销路，即日试写以武林人物的内心感情与江湖遭遇为主题的“新派小说”；总编辑决心既定，不由分说，当天即在副刊上登出了预告，强迫两位年轻编辑漏夜撰稿。结果，次日梁羽生的新派武侠“龙虎斗京华”便告问世；不数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接肿推出。这两部作品推出之后，读者反应的热烈出人意料，在欲罢不能的情形下，两位深富中西文学修养的年轻编辑，从此以新派武侠作为笔耕的领域，佳作迭出，妙笔纷技。到金庸推出“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梁羽生也完成“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名著时，新派武侠在华文读者群中的阅读与金庸的刻意经营颇不相同。
　　而且，在人物描写上，两人恰成强烈的对照：“金庸擅长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写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这是相当巩中肯的评论，于有意无意间指出了梁羽生与金庸在新派武侠的创作上，何以始终构成微妙平冲的原因所在。
　　梁羽生生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涵盖的历史时代之漫长，在新派武侠作品中不作第二人想，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几乎每一朝代的王权兴替与沧桑钜变，均构成他的作品中某一幅历历在目的历史背景，所以，他的作品在结构上，其实是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有机融合。然而，正由于新派武侠在主体上毕竟是驰骋想像、自出机杼的虚构小说，加以梁氏作品所特具的浪漫风格，所以，梁羽生的辈作若是串连起来，即形成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欲纠的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诠释和反讽。
　　在这一点上，点梁羽生与金庸殊途同归。两人都缔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想像世界，从这个想像世界还照真实的中国历史，无限的辛酸血泪便自然透显在字里行间及作品背后。因此，在这一点上，所谓新派武侠的主流，竟又俨然是古代中国乡野民间以稗官野史来颉颃官修正史的民俗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崭新投影了。
　　非但唐人传奇的空空儿、精精儿、红线女、聂隐娘、昆仑奴、铁摩勒等天马行空的奇幻人物，到了梁羽生笔下都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爱有欲的侠客典型；而且，连诗仙李太白、酒客贺知章、豪杰郭子仪、碎齿张睢阳、断指南霁云等人浪漫或壮烈的事迹。也随著安史之乱与马嵬之变的历史风暴，而收摄于梁羽生以隋唐游侠人物为主体的一系新派武侠作品之中，形成了真实史迹与些构情节交织、江湖情仇与帝王权激汤的动人画面。
　　于是，连杜光庭笔下一阅李世民即推枰敛手，远走扶余的豪侠轧发客，到了梁羽生笔下也有了开宗立派、自成体系的新发展。以合情合理的抒写，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晚引人遐思的传奇人物，纳入到与正统历史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之中，颇可看出梁羽生的巧思与苦心。
　　然而，梁羽生最擅长刻画的，毕竟是纵性任情的名士型侠客，甚至，他所自的名句：“亦狂亦侠真豪杰，能哭能歌迈俗流”，大抵即反映了他心目中最推崇的侠士形象，此所以梁羽生本人一直认为：“萍踪侠影录”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而书中主角张丹枫，也是他最喜爱的人格典型。
　　在梁羽生笔下，张丹枫身负宿命深仇与复国图谋，因为他是元末群雄中，最有希望完成王霸大业者之一张士诚的后裔。张士诚与失元璋争夺江山，不幸兵败长江，饮恨受戮。忠心于张士诚的部属，茹苦含辛，历经万难，将张氏嫡子远携漠北，寄身鞑靼，逐渐在异族取得权力，意图卷土重来，与朱元璋的子孙再争天下。
　　这本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王子复仇记”的布局，但梁羽生的高明之处，是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然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本来，张丹枫面对的是一个绝难化解的悲剧困境，他心灵上的中原祖国，是他卷家的天下，抚育他成长的漠北瓦刺部落，却又志在侵吞中华江山；加以他与明室忠臣云靖的符女，又有爱恨交织的情感冲突，而张士诚旧部的后裔，又无不期盼这位“少主”登高一呼，湔雪当年南江一战的沉冤与耻辱，张丹枫何去何从？
　　明朝，“土木堡之变”的真实史迹，在这里已转化为张丹枫个人的内心提择。于是，张丹枫与明近柱石手谦之日的遇合，便成为最具决定意的转捩了。“百炼手钟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手认明知日后必遭皇帝迫害，而兀自忠于民族文化的凛然正气，与张丹枫的侠士性格交相辉映。
　　张丹枫毅然放弃了睡手可得的王霸之业，甚至也净化了自己深铭心中的血卷宿孽，甘冒万险，重返漠北，救出累世宿仇朱元璋的后代明英宗朱祈镇，使明朝不致覆灭于一旦。这种因国家大义而浑忘私人恩怨的心理转指，是一种情操“升华”的表现。
　　经过了这样的“升华”，张丹枫才得以成为梁羽生笔下真正的大侠。可见梁羽生的新派武侠作品诚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藉“武”写“侠”，“武是手段，侠是目的”。
　　在这一点上，梁羽生的表现，与金庸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被公推为新派武侠的两大宗所。事实上，新派武侠与传统武侠最大的分野所在，即是作者已正视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与表达方式，而不再仅将武侠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之作；也不再仅置重点于渲染荒谬离奇、匪夷所思的“武功”之类。正因如此，笔者曾经指出：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将会发现，在分工日细、节奏日快的现代社会里，中国文化中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理念，竟是藉著武侠小说而普及与流布下去的。
　　而“还剑奇情录”正是与“萍踪侠影录”紧密相关的作品，抒写了朱元璋与张士诚长江之战后，张士诚部属图谋复国，所引出的曲折恩怨与离奇情节。
（本文原载于民国七十七年一月二日《中央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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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广大的华文读者群中，香港武侠小说名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始终是最受重视与欢迎的读物之一。事实上，多年以来，梁羽生与另一武侠名家金庸并驾齐驱，同领风骚，被公认为现代巧，未能开放，所以，国内读者不免对梁羽生的名字较为陌生。
　　但这也未始不是一种“迟来的喜悦”，毕竟，如今金庸固然早已停笔，国内武侠名家也多减产，梁羽生的武侠佳作适时推出，填补了原先可能出现的“空档时期”，对于喜爱武侠作品的读喜而言，不实是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攀登了一种新的境界。
　　梁羽生与金庸同是现代“新派武侠”的创始者，并同以武侠著作驰名三十年，两人的写作事迹，几乎已成文坛奇。一般公认：金庸的作品较多西洋文学技巧，而梁羽生的作品则较富诗情画意，但两人同以布局完整、情思奇倔、情节流畅而见长，所以，作品均极具可读性。
　　包重要的是，两人的武侠作品都有相当明确的历史背景，都能借历史沧桑来抒写江湖情仇。金庸尚偶有“笑傲江湖”等少数作品，全然抛开历史架构，毫无时代背景可寻；而梁羽生则始终紧扣中国历史上引人入胜的重大事故，用为他武侠创作的主要线索，所以，梁羽生的著作堪称是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融合－有武侠的炽烈生动，也有历史的冷凝悬疑。
　　《女帝奇英传》是梁羽生的代表作之一，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则天的瑰奇浪漫事迹，至情节却环绕在两对江湖儿女永难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
　　出身李唐王室的武林新秀李逸，为了反抗武则天的作为，不惜间关山万里，远赴漠北，在九死一生之中，结交天下奇才异能之士，图谋兴复唐室。但李逸的毕生恋人上官婉儿，却因与武则天志趣相投，而不得不与李逸站在生死对立的处境；同时，武则天家族中的第一高手，美艳绝伦的武玄霜，则又不由自主地深恋著流亡天涯的李逸。李逸的唯一知交长孙泰，也陷身在同样的情仇纠葛之中。
　　于是，宫闱秘辛与武林风暴，交互推移，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连环。处身在风暴中心的李逸，面对著突厥入侵中原，爱妻死于非命、权奸设局迫害、国恨家仇交煎的重重困境，将要如何自处？这是梁羽生为本书主角设下的难题，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中诸多历史恩怨的爆发。
　　在现代“新派武侠”的创作中，将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精华融合为一，“女帝奇英传”允称典范之作。过去，坊间曾有拙劣的盗印删节本，变更书名，擅放内容，使原作精华荡然无存。笔者顷正式取得梁羽生先生的授权，将梁氏精心修改后的完整“女帝奇英传”推荐刊出，殊值读者鉴赏。
（本文原载于民国七十七年一月一日《台湾日报》第二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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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武侠小说常用电影手法，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擅于刻画人物的内心，喜欢运用诗词，常用旧回目……

       未涉正文，先谈题目。

       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而金、梁二人，直到现在为止，盛名未衰，是公众所熟悉、所承认的“新派武侠两大名家”。金庸曾在报纸撰文，认为“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似不愿以“新派作家”自居，这或许是他的自谦，他这论点我也大致同意。论到“艺术水平”，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得过唐人的武侠传奇，甚至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不过他们的小说既然确是有与前人不同的“新”处，而又为公众所接受、所承认，则“新派武侠名家”这顶帽子，也就不是我给他们硬加上去的了。

       “艺术水平”是一回事，能否普遍适合读者又是一回事。不论任何立场的文学评论都有一句常用的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港台等地新派武侠小说之流行，自是与当地社会风气、读者心理（喜欢刺激）、接受水平等等有关，原因复杂，且是题外之话，这里不论。唐宋传奇，今日读者怕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白羽、还珠二三十年前红极一时，但时至今日，对海外读者而言，也未必能与金、梁争胜。据朋友见告，前几年香港某些与大陆有关系的报纸，曾刊载过白羽、还珠的武侠小说，结果大大不如金、梁小说之受欢迎，可为例证。也可见得金、梁的武侠小说，确是“合乎时世”的“新派”小说了。

       其次要略为解释一下“排名”问题，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决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

       套一句武侠小说的辙儿，“闲话表过，言归正传”。金梁都是各自有其本身风格的作家，不妨逐点论列。

       先说他们所接受的影响，他们两人的小说我都全部读过，我有个感觉，也是朋友们所同意的，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虽然二人都是“兼通中外”（当然通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七剑下天山》之模拟《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之作），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等，但大体说来，“洋味”是远远不及金庸之浓的。

       梁羽生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处处都可以看出他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如用字句对仗的回目，每部小说开头例有题诗题词，内容大都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历史背景亦甚为重视等等。写作手法也比较平淡朴实，大体上是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写法，一个故事告一个段落再接另一故事，虽有伏笔，论到变化的曲折离奇，则是显然较弱了。因此梁羽生的创新，是在“旧传统”上的创新，不脱其“泥土气息”。这种写法，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一般读者，若是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读金庸的小说，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

       因此同属“新派作家”，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举一些例子来说，《雪山飞狐》的手法显然是受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罗生门》里，一个大盗杀死一个女子的丈夫，大盗、女子、丈夫的鬼魂，三个人的说法各各不同。《雪山飞狐》里苗人凤和胡斐的父亲，以及与此案有关诸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同说法，迷雾重重，引人入胜。又如《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现的镜头（交战双方兵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慑，几乎连要打仗也忘记了），也使人联想起荷马史诗中艳后海伦在城头出现的镜头。

       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里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如《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要扼杀郭靖之时，笔锋一转，而写梅超风对桃花岛旧事的回忆，但却并非平铺直叙，而是运用电影倒叙手法，复现当年的特写镜头，然后再接入现场之景；《碧血剑》中从袁承志之斗温家五老，重现他们当年暗算金蛇郎君的镜头，也是同样手法，近乎银幕上“谈人”、“淡出”的运用。在小说上运用电影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

       金庸的另一个特点为他人不及的，是他的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妙。例如在《倚天屠龙记》中，最初几集，读者们一直以为张翠山、殷素素是男女主角的，到武当山之会（各派群豪给张三丰祝寿），突然这两人都先后自杀，然后引出张翠山的儿子张无忌来，这才是书中的主角。又如《神雕侠侣》中郭芙把主角杨过斩断一臂等等，这些奇峰突起的情节，读者们事先恐怕都是料想不到的。

       不过金庸这个优点有时也成为他的缺点，为了刻意求其离奇，往往情理难通，前后不照应，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节，反而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举些例子来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之被一个道士强奸，这情节大大出乎读者意外，但读毕全书，这情节实在毫无必要，因为既不是写成悲剧收场，也没有因此而产生新事件（如小龙女产下私生子之类）或新变化，最多在她与杨过之间添一些小波澜而已（杨过始终未知），则何必添此情节，反而破坏了读者对小龙女的美感。读起来也令人极不舒服。小龙女脱衣练功等等，也非必要，删去了会干净一些，可能为更多读者接受。西方电影中某些新颖的手法当然可以吸收，但黄色镜头实不足取。

       与小龙女之被强奸相类似，还有他的近作《天龙八部》中段誉兄妹之恋，木婉清（段之异母妹）苦恋哥哥，几乎乱伦。虽说是受妖人暗算，但根源还是由于兄妹彼此都有相思，这相思而且是掺有情欲的。这种写法，恐怕也不易为有传统伦理观念的读者所接受。这与曹禹之写《雷雨》不同，周冲、四凤事先并不知道是兄妹，而段誉、木婉清之几乎乱伦，则是在已知道彼此的身份之后，木婉清明知他是哥哥，仍对他苦苦相思的。

       而且这部小说接着发展下去，木婉清被抛过一边，而引起段誉刻骨相思的又是另一个美貌女子王语嫣了。这部小说如今还在连载中，但最少到现在为止，兄妹相恋这段情节对整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并无关联，加进这段，反有画蛇添足之嫌，对段誉性格的描写也是有损无益。

       前后不照应的情节，如《倚天屠龙记》中关于张无忌性格的描写，父母双亡之时，他心中充满对仇人的怨恨，随后作者也一步步发展他性格中邪恶阴狠的一面，但到了后半部，他忽又变成宽厚仁慈的大侠了。性格是可以转化的，但最少在这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写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变化。另一个更显著的前后脱节的例子是《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从两部小说叙述的时间来看，《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但《飞狐外传》中与胡斐有过恋人关系的袁紫衣、程灵素等人，在《雪山飞狐》中已只字不提。

       苗人凤在《飞狐外传》中是与胡斐见过面的，到了《雪山飞狐》中，又变成了素不相识、初次会面的仇人了。

       看来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上面所述，还是小焉者也。由于不合理的情节导致对内容的损害，问题就更大了。这个留待谈及他们二人小说内容之时，再加评论。

       比较起来，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外，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中。尤其是他初期的小说，情节更不注重，很多是模仿前人的。如《龙虎斗京华》丁剑鸣之被劫缥，娄无畏、左含英之争恋师妹等等情节，均脱于白羽之《十二金钱镖》（我怀疑他取名“羽生”就是因为佩服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虽也加以变化，但蛛丝马迹，究竟处处可寻。

       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谈及他的《七剑下天山》是有意写成中国的《牛虻》，谈及他的小说是怎样在模拟前人之中，摸索出路。一个作家从幼稚到成熟，原也免不了模仿的过程，但若非摆脱前人影响，独树风格，决不能成为一派宗师。

       梁羽生是有他独特风格的，不过，他的风格的形成经过与金庸又不相同。金庸的第一部小说是《书剑恩仇录》，一出现即有了他自己的相当“定型”的全新风格，而梁羽生最初那两三部小说，虽然也有他的特点，也有推陈出新的创造，但严格来说，风格还未形成。依我看来，要直到他写《白发魔女传》之时，他才摆脱前人影响，树立了他自己独创一家的风格。他的小说，也才由幼稚而趋于成熟。至此，他的小说作风已与白羽完全两样，白羽可称为写实派，而梁羽生在写《白发魔女传》之后，走的则是浪漫派的路子了。

       尽管如此，梁羽生初期小说的价值也还是不可一笔抹煞的，对新派武侠小说，他确是具有开山辟石之功。即以他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而论，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例如关于人物描写，前辈武侠作家也有重视性格刻划的（如白羽），但梁羽生则更进一步，写到人物的内心思想，写到这些人物感受的时代苦闷，这么一来，他小说中的人物，就具有时空观念（这是我杜撰的名词，即人物与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并不脱节），令读者更感到真实，感到亲切。举例来说，白羽《十二金钱镖》中的飞豹子，性格是写得非常生动了，但放在清朝可以，放在明朝可以，放在宋朝也未尝不可，而梁羽生《龙虎斗京华》中的娄无畏，则非放在义和团的时代不可。对于性格的刻画，总的来说，梁羽生不及白羽，但就人物与时代的配合而言，则他是超过白羽，而也为同代其他人所不及的。

       另一个特点，是他的武侠小说兼有历史小说之长，尽管他对历史的解释，未必人人同意，如对义和团的评价，对李自成的称颂，就很可能有好些人不能接受了，但这总是他开辟的一条路。就兼有历史小说之长这点而论，梁羽生写得最好的一部是《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的如何精忠报国，抵抗外族侵略，而以忠臣受害的悲剧收场。相当符合历史真实而有感人的气氛。

       但梁羽生这个优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时又会变成他的缺点。因为他的小说，并不是每一部都似《萍踪侠影录》这样成功的，例如接着《萍踪》的一部小说《散花女侠》就是失败之作，不通过人物的具体形象来现历史的真实，而只是通过人物的嘴巴来解释历史，读到这些地方，就不免有使人索然无味之感了。《龙虎斗京华》也有若干地方犯此毛病，因是初期之作，不深论。还有《散花女侠》的另一个失败的地方是结构松散，试拿来与《萍踪侠影录》一比，读者自能感觉到，这里也不拟详谈了。

       梁羽生的小说有个奇怪现象，水平参差不齐，《散花》不及《萍踪》是个例子。《冰河洗剑录》大大不及前作《云海玉弓缘》又是一个例子。《云海》中金世遗的性格何等生动，富有吸引人的魁力，到了《冰河》中的江海天就平平庸庸，黯然无光了。不但是这一部与那一部之间水平参差，同一部作品，也往往是金屑与砂砾混杂。大致来说，开头结尾较好，中间较弱，是梁著的毛病。相对而言，金庸的水平比较稳定。这恐怕是因为梁的产量较多之故，一多就难免滥了。

       梁羽生初期不讲究情节，后期是比较注重了。结构最好的一部，我个人认为，倒是他作品中比较不受人注意的一部——《还剑奇情录》。这部小说受曹禹名剧《雷雨》的影响，但增多许多变化，人物当然也是完全武侠化了。其变化离奇之处，实不在金庸的《雪山飞狐》之下（也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以为金庸小说，结构最好的是《雪山飞狐》，最松懈的是《天龙八部》）。依我看来，梁羽生不是没有构思的能力，而是不够用心。 归根究底，恐怕还是他写得太多的缘故，精力分散，想出来的情节要分散使用，这就很难部部都是“精心杰作”了。站在读者的立场，我是希望梁羽生求质不求量，少写一些的。

       再谈到文字风格，梁羽生有相当的旧文学造诣，小说中常可读到他如诗似画的优美文字。《还剑奇情录》开头几回，就似抒情的散文诗，近作《风雷震九州》开头一回也很不错。不过可惜的是，也许仍是由于多写的关系，水平亦是参差不齐，有神来之笔，也有砂石杂见之处。

       用旧回目的武侠小说作家较少，这是梁羽生的一个特点，报纸上也似乎不只一人谈论过了。但也不是每个回目都很工整，不过他时有佳作，十个回目里面，总有三四个是可堪咀嚼的。他的回目有很浓厚的诗词胎息，即以目前还在报纸上刊载的回目为例，“亦狂亦侠真豪杰，能哭能歌迈俗流”，“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都颇堪吟咏。他回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集句，也以近作为例，如“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就很得人称赏。不过他用旧回目也有个毛病，尤其是刊载在报纸上的，往往数月不换，使读者消失了新鲜感。

       梁羽生小说另一个特色是诗词的运用。书中人物，每每出口吟诗，有引用前人的，也有他自作的。有运用的场合不当的（例子以后再举），甚至有时也出现拙劣的歪诗，如有人就指摘过《散花》里铁镜心所吟的两句，什么“英雄血洒胡尘里，国难方深不顾家”之类，的确是令人失笑的“歪诗”。但持平而论，大体说来，还是瑕不掩瑜。他有劣作，也有佳作，他每一部小说，开头结尾，例附诗词一首，尤其以“开篇”的那首词，切合小说命题，就时有佳作。以《白发魔女传》的题词为例，填的是《沁园春》的词牌：“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问明镜非台，菩提非树，镜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且收拾，话英雄儿女，先叙闲情。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负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以词论词，我看也是够水平的。因其他武侠作家中，能够自写诗词的，似乎还不多见。

       不过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成他的缺点，就是非必要的场合，他笔下的人物也往往吟诗作对，这就难免令人有酸溜溜之感了。最显著的例子如《冰川天女传》中，唐经天在冰宫中大做其嵌名联，这些联语，公平来说，也还不错，有一二联还颇见才气，但何必到处题联，与书中情节有何关连？若说要表现人物心境，有佳联一副也就够了。写七八联之多，除了使人觉得是梁羽生自炫旧学根底之外，很难作别的解释了。

       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而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反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中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二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

        樵子唱的三首，一、“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天津桥上，凭栏遥望……” 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隋树森编的《全元散曲》有收辑，见上卷 437 —— 438 页。）

       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 1269 年，卒于公元 1329 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 1237 年 8 月 18 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 1237 年之前。张养浩在 1269 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

       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见《全元散曲》下卷 1300 页）。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太平乐府姓氏》将他列为元代后期九十五位作家之一。

    据郑振铎推断，这批作家的年代大约是公元 1301 年到公元 1360 年。）

       还有一点，根据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或联语之类，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则定然是作者代书中人物作的。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薛宝钗的怀古诗，史湘云的柳絮词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笔。元春回府省亲时，贾政叫贾宝玉题匾、拟联等等，也都是曹雪芹本人的大作。曹雪芹决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词或贾宝玉抄一首李白的诗以显示才华，其理明甚。

       《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书生，连篇累犊描写黄蓉的“才华”，如谈《论语》的“微言大义”啦，猜谜语啦，对对子啦等等，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旧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武侠小说既是揭出“武侠”二字，表明它与别种小说不同，不妨就从这两个字谈起。

       一般读者爱看武侠小说，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追求刺激，作者笔下打得越紧张，读者也就读得越“过瘾”。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常常一打十天半个月，恐怕就是为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尽管用正统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这些冗长的武技描写，实在很难找出什么艺术价值，甚至简直可说是“胡扯一通”，但作者们也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识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技恐怕都是一窍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写上闹过笑话。他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大约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描写武技，而又想写得细致一些，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笔的，可能他根本就没见过判官笔；太极剑是怎样使法，他也不知，于是便在白羽的小说里找到两段关于判官笔与太极剑的描写，稍稍改动几字，便照抄无误。结果给懂得武技的人在报刊指出，说他抄袭已然不妥，改动白羽原文之处，恰恰又改得不对，笑话一番。

       我也是认为不妥，但我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对梁羽生的初期小说而言）。谈到“抄袭”，中国文学史上的江西派，说句笑话，就等于是提倡公开抄袭的。江西派在宋代诗坛居于盟主地位，执诗坛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许多大诗人如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属于江西诗派的。这一派人认点窜别人的诗句叫做“夺胎”，借用前人的诗意叫做“换骨”，只要把别人诗句随便改动几字便当自己的作品。例如黄庭坚把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人家围橘袖，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添上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就当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点窜”前人诗句据为己有的风气在宋代盛极一时，可以追溯到江西诗派出现之前，如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也曾有过把蜀主盈昶的诗句，稍为增添改动，而写成那首为人熟知的《洞仙歌》词的例子。

       我要说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张，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的最好作品也不是他们“点窜”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认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只要作者有他自己的新创造，那么即使在武技描写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过，虽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总是改了的好。当时的批评，我看对梁羽生还是很有益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是认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评，比较肯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了。批评家们其后也曾在报刊上指出这一点。

       但话说回来，武技描写，我看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趣。读者未必赞你内行，反而可能感到沉闷。

       前辈武侠作家中，郑证因是懂得一点技击的，他的《鹰爪王》关于武技的描写最多，但读起来许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写很生动，主要是他描写动手时的气氛写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击，而是有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的。后来那个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给香港一家报纸写武侠小说，就几乎简直没有武技描写。

       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于是近年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出现一个开倒车的现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诞的“武功”在小说家笔下层出不穷，即如金庸、梁羽生，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

       老实说，大多数读者恐怕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明知这些关于武技武功的描写不合情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于看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武侠作者，尤其是像金、梁两位，多少有志于把武侠小说的水准提高，挤进文艺领域的作者，假如也是随俗浮沉，流于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说，（《白发魔女传》之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至《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后是近期。这是我根据他小说的演变给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当），武技的描写也有夸张得“离谱”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传》之后，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认为“神怪”也未必就是没有艺术价值，《西游记》还不神怪？却也是宝贵的中国文学遗产。武侠小说应该容许幻想。但我以为武侠小说毕竟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写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武侠小说的幻想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笔下的英雄到珠穆朗玛峰探险，就是可以开拓读者心胸的幻想，至于“乜乜神功”之类，我看还是少写为佳。

       金庸初期的小说（在《射雕英雄传》之前），大体上也还是正常武技的描写，笔下的英雄尽管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也还不能算是离谱。到《射雕》之后，则越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欧阳锋用头来走路，手下蛇奴驱赶蛇群从西域来到中原；《神雕侠侣》中的寿木长生功，九阴神功，九阳神功；以至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等都出来了，真是洋洋大观，就差没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脉神剑，能用剑气杀人，也近乎放飞剑了。

       其实即使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有时而穷，神神怪怪，变来变去，渐渐也就变不出什么花样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袭，谁有较新鲜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报上撰文，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流弊，也曾指出这一点。这确是目前武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论，也是不免。他的《天龙八部》前不久刚写过的一段情节，一个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缘，得逍遥派一个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给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给呢？据说那高人和他以头碰头，在他天灵盖一撞，功力就全部过去了云云），于是这小和尚登时就成了一流高手。这真是怪得难以思议。但这个怪诞的传功办法乃是旧派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的创作。卧龙生有一部小说《玉钗盟》，书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个功力极高的老和尚，用开顶大法将几十年功力送了给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则成了一流高手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武侠小说的神怪写法，已经是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这样一位最擅长于构思的作家，也难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神怪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正常武技的描写又是吃力不讨好，那么该怎样满足读者要求刺激的心理呢？是不是既可兼顾读者的要求而又使武技描写也多少有点艺术性？武侠作家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本用不着我这个外行人借着代筹，但我也不妨贡献一点外行的不成熟意见。

       我想先举出金、梁作品中，我认为两段最出色的打斗情节来说明问题。

       金庸《雪山飞狐》中苗人凤与胡一刀一比武，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埸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这一大段高明的描写，就丝毫没有神怪气味！

        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女主角玉罗刹大闹武当山这段打斗情节，与金庸那段苗、胡之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玉罗刹上山寻觅情人——武当派掌门弟子卓一航，与他的五个师叔展开恶斗，打斗过程中描写了爱情的纠纷，将男主角的柔懦，女主角的刚强作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战情的拉锯，细致的刻画了他们内心的变化，不但男女主角的性格凸出，陪衬人物武当五老的性格也跃然纸上。在这仍打斗中，还写了新旧思想——维持正统与反正统的思想冲突。写得颇有深度也颇有艺术性，读者同样看得紧张“过瘾”。

       从他们这两个成功的例子看来，可见武技描写，并非定要流于神怪才能吸引读者的。 依我看来，甚至冗长的武技描写也可以大大减少，多用笔力布置战斗前的气氛，在战斗过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节配合得丝丝入扣，那就是上乘之作了。当然，这样写法须得武侠作者更多去动脑筋。

       谈了“武”，再谈“侠”。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武功好的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没有武功的寻常人也可以成为“侠”。与金、梁二人某一时期并称“三剑”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傅青主不武而侠》，是谈及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中傅青主这个人物的（梁把傅写成武功极高，但侠气却不显）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于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有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禹《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埸，妖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常卖国的一班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袭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

    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例子。

    《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比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的刻画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烧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致减弱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

       在人物的描写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长。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土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在梁羽生的十几部小说中，性格写得最凸出，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几个人物，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狂侠·天骄·魔女》中的“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都是这一类型的人物。玉罗刹与金世遗虽然读书无多，不会“出口吟诗”，但就其气质来说，也还是名士型的。

       梁羽生书中出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往往不是才子，便是名士，如《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容若，《大唐游侠传》中诗仙李白等等，也大都写得神采飞扬，十分生动。不过，这一类型人物，他也不是每一个都写得很成功，例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把一代高士，也写成了江湖人物，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在反派人物的描写上，金庸的长处恰恰是梁羽生的短处，梁羽生无论怎样著意刻画，他笔下的反派人物，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不过尔尔，并不感觉得怎么邪恶。《云海玉弓缘》中的孟神通，《还剑奇情录》中的云舞阳，写得较有深度，但若比之金庸《书剑》中的张召重，《射雕》中的东邪、西毒，则还是有所不如。不过，金庸笔下的邪派，往往邪得太过不近人情，如《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吸婴儿血液，南海鳄神要生食人心等等，这种类似西片吸血僵尸的镜头，只是着意制造恐怖而已，用来表现邪恶，究嫌肤浅。大体来说，梁羽生写反派人物，不及金庸，但这种邪得不近人情的毛病，倒是梁羽生所没有的。

       梁羽生喜欢写知识分子，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他所塑造的某些反派身上，如《散花女侠》中的铁镜心，从一个文武双全的侠士，而渐渐变成豪情消减之人，以至为女侠于承珠所唾弃，写得颇有深度，在武侠小说中也是别开生面之作。

       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变成他的缺点，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人物也带上知识分子的毛病。如《散花》中的毕擎天，是丐帮帮主，但猜疑忌刻，工于心计，却似曹操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奸雄典型，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了。

       梁羽生的小说没有出现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问题，这是在于，他只擅长于写名士型的侠客，写到其他类型的侠客，虽也不无可取之处，但笔力究嫌弱了。

       倒是梁羽生的前期小说，技巧虽然不很成熟，粗扩的气息却比后期浓郁。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塞外奇侠传》中的杨云骢，就不是名士型的侠客而写得较为成功的。

       后期的小说，写其他类型的侠客比较成功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云海玉弓缘》中的江南，一个是《大唐游侠传》中的史逸如。前者是书憧出身的小人物，后者是饶有侠气但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武侠小说中都算是别开生面之作。尤其是江南这个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突出，在《冰川天女传》中给读者的印象，比主角唐经天还深刻。

       梁羽生擅长写名士型的侠客，这是他的特长，可以保持，但若能多用心思，多创造一些其他类型的侠客，即使不那么成功，也可以令读者有清新之感（江南就是个好例子）。这是我对梁羽生的一点意见。

       梁羽生笔下之侠，书卷气多而粗犷的气息少；名士才子多，而椎埋屠狗之辈少。《天山派》是他武侠小说的主流，侠士的活动范围也多在北方，“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说句笑话，梁羽生笔下的北国健儿，却大多了江南才子的风华。用百剑堂主的一句话来说，“悲慷气酷近燕幽”（《风虎云龙传》题词），梁羽生创造的侠士，也正是稍欠这一点“燕幽之气”。

       太史公笔下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荆轲的视死如归的豪侠形象依然如在眼前。杜光庭笔下的虬髯客，见李世民而推枰敛手，远走扶馀；遇李靖红拂气味相同，则毁家助友。着墨无多，而豪迈之气已跃然纸上。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李逵的大战“浪里白条”，这两个人物的憨直、粗豪、质朴的形象，千载之下，展书一读，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荆轲、虬髯客、鲁智深、李逵这些人物，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找不到，在其他人的武侠小说中也找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水平，依我看来，还是远远未能达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名著的境界，要胜过古人，恐怕还得多多努力。

       现在要换谈一个新的题目。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因此在谈了“武”与“侠”之外，还需谈一谈“情”。

       爱情的描写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大特色，依我看来，在这方面的成就，他倒是超过了前人的。

       也许是因为梁羽生早年曾主持过报纸信箱的缘故，信箱中的函件十之八九是请教恋爱问题的。他收集的素材既多，在爱情的描写上便能运用自如，尤其对少男少女的恋爱心理刻画的十分细致。

       我最欣赏他的悲剧性结局的爱情描写，尤其是《白发魔女传》与《云海玉弓缘》这两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与卓一航，一个刚强，一个柔懦，两人都是专心一意的恋慕对方，但是在经过许多磨难之后，终于还是不能不悄然分手。虽然也还有刻骨铭心的相思，而这悲剧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了。

       一般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或是由于意外的事变（如一方死亡），或是由于第三者的插入（如给有财有势者抢去爱人），而卓、玉的分手，却是由于性格所导致的悲剧，这就不落俗套而更有深度了。已故老词人刘伯端读他这部小说之后，曾写一首《踏沙行》词赠他，词道：“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三句，就概括的点出了悲剧的症结。

       《云海玉弓缘》中写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子——谷之华与厉胜男，都爱上了主角金世遗。谷之华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厉胜男则与金世遗一样，都是邪派出身。在写到最后一回之前，读者们都以为金世遗爱的是谷之华，甚至连金世遗本人也是这样以为的。直到了“洞房诀别”的一幕，金世遗才蓦然发觉，他只是在“理智”上希望与谷结合，而在感情上则真正是爱厉的。这么奇峰突起的结局，虽在人意想之外，却又在人情理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许多小地方，梁羽生是早已有了伏笔，刻画了金世遗与厉胜男的气味相投。

       对照来看，梁羽生以大团圆作结局的小说，就比较平凡，不那么动人了。我尤其要为他惋惜的是，在《云海》的续集《冰河洗剑录》中，金世遗、谷之华终于又是以喜剧收惕，结为夫妇，实在破坏了《云海》的悲剧之“美”，虽说有许多读者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但毕竟难辞媚俗之诮。

       梁羽生的爱情描写，还有一点毛病是，在对话中有时会夹有现代的语汇，弄得变成不伦不类的“新文艺腔”，也就破坏了应该统一的文字风格了。这毛病在初期的作品中尤其显著，后期则是大大减少，但也还未完全绝迹。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写古代男女的恋爱，在心理描写上可用现代语汇，在对话上则以尽量避免为佳。

       金庸的爱情描写也有精彩之处，但比较起来，则似乎稍逊色了。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这方面艺术的成就，似乎他也未达到梁的高度。

       金庸的小说多是以团圆结局，只有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是悲剧收惕的，但也只能算是半个悲剧。香香公主死后，陈家洛与霍青桐祭墓立碑之后，“连骑西去”，给读者的暗示是他们最后“终在一起”（不论是否成婚）。则作者写香香公主之死，就只是解决他们三角恋爱的一种手段了。另外一个较为特别的结局是《雪山飞狐》中的胡斐与苗若兰，作者用悬疑手法让读者自己去安排结局。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悲剧的艺术性就一定比喜剧高，这还要看具体的内容。

       金庸在爱情故事上惯用的题材是一男多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除了小龙女之外，还有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等人爱他，甚至斫断了他一臂的郭芙，对他也是暗存爱意的。《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也是一男四女，周芷若、蛛儿、赵敏、小昭等人都爱上了他。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女子出身不同，性情不同，何以都会爱上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往往给他写成见一个爱一个的儇薄少年，尤其《神雕》中的杨过更是令人有此感觉。梁羽生小说也有三角恋爱，但却比较有合理的解释。金庸的多角恋爱则令人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看来恐怕也只能解释为金庸受了好来坞电影的影响了。梁羽生的小说，除了三角恋爱之外，还有夫妇二人，自始至终没有第三者插入，只因思想不同而终告仳离的（《联剑风云录》中的霍天都与凌云凤），也有全无三角关系的恋人因性格不同而导致的悲剧。就题材的多方面来说，金庸也似显得较窄。

       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多是与“侠”与“情”联结起来来写的，金庸的后期小说则往往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将军，正是义军的死对头。赵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这边，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汉族英雄作对的，她还亲自出谋策划，捉拿过大批反元豪杰。但作为明教教主反元领袖的张无忌却爱上了她，这就不能不慨叹张无忌的只顾爱情敌我不分了。

       梁羽生在《狂侠·天骄·魔女》中，有一个爱情故事可以作为对比。梁羽生笔下的武林天骄是金国贵族，但却是反对金主完颜亮暴政，反对本国侵略战争的一个贵族子弟。他爱上了汉族的女侠蓬莱魔女，而蓬来魔女也由于与他性情相投而感到难以抉择，“侠”与“情”的联结就合理得多，正常得多。

       在爱情的描写上，我也还是比较推许金庸的前期小说，《书剑》中的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三角纠纷，金庸虽是使用了爱情悲剧的惯常手法——以香香公主意外死亡而告解决，似嫌稍落俗套，但就“侠”与“情”的结合来说，却很有深度。而写香香公主的天真无邪，也写得很精彩。

       《雪山飞狐》中的爱情描写不落俗套，值得一赞。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特别，写到最后一段，胡斐可以一刀劈死爱人的父亲，亦即是他的仇人。“这一刀劈下去还是不劈”？ 作者就让读者自己去安排了。这是脱胎于西方“宫女与狮子”的故事。但尽管金庸的故事是有“蓝本”的，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却还没有人用过这种手法。而且在这部小说中，他对于人性的刻画，感情的描写也比原来的故事复杂得多。因此，我也还认为这是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他自己创作的“东方式”的感情刻画，有一段我也认为是比较出色的，那是《神雕侠侣》中杨过与郭襄的感情。郭襄对杨过之爱似有如无，似兄妹之情又似忘年知己。这段故事与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所刻画的冒浣莲与纳兰容若的感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冒、纳二人彼比怜才，品茗夜话，感情写得非常含蓄，意境也很超脱。

       最后一个题目想谈金梁小说中所蕴藏中的思想。本来思想与内容结合，前面我谈及他们小说中“武”。“侠”、“情”各方面内容，已经大致可以看出他们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但也还可以补充一些。

       把梁羽生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的。但若拆开来看，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还是受了西方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那是以要求个性自由、反抗社会不合理的束缚为基础的。

       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厉胜男的身上有卡门的影子（《卡门》这部小说曾改编电影在香港上演，港译似是《胭脂虎》）。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爱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遗在未受谷之华的影响转变之前，那种愤世嫉俗、任性纵情的表现，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辙？玉罗刹的大闹武当山，敢与武当山五老冲突，这与托尔斯泰所创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两者在精神上也接近的很。因此依我看来，梁羽生笔下的某些人物，若作深一层的分析，实在是中国名士气与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结合。

       欧洲十九世纪的文艺思潮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它是封建社会的叛逆，有其进步性，但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那就是坏的一面了。

       武侠小说为了要突出具有“超人力量”的英雄，很难避免不强调个人。所以我一贯认为，由于武侠小说的形式束缚了它本身的发展，因而自有武侠小说以来，直到今天，它还是不能达到别的文艺作品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梁羽生是比较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的，因此我对他的要求也就不妨严格一些。我的意见很简单，他是已经树立了自己风格的，今后应该更坚持走民族形式的道路。他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较深，那就尽量发展自己的长处吧，西方的影响，抛掉也不足惜！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来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来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今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 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嵋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至。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

       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龙八部》，则根本就难说得出谁正谁邪，看来人人都似乎是为了自己打算。慕容博为了要复兴“大燕”，便造谣言来挑拨大宋英雄去杀契丹的武士；他儿子慕容复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要去娶大夏的公主而抛弃表妹的深情；游坦之为了要得到阿紫，不惜向敌人磕头求饶，可以做出种种不 顾人的尊严的卑劣之事；丐帮副帮主的妻子为了正帮主不欣赏她的美貌，未曾偷偷看她，未曾向她笑了一笑，而就千方百计的要陷害正帮主；甚至少林寺方丈也曾与“天下第二恶人”叶二娘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而意图包庇她……试看这种种刻画，是不是都贯串着一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线索？

       好来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前不久演过的《江湖豪客》就是一个例子。演手段毒辣的大资本家的佐治·毕柏，原来是因为儿时他哥哥因精神病死了，他自己受了刺激，长大之后，就不由自己的做出了种种坏事。

       金庸的《倚天》之中，谢逊到处乱杀人，是因为受了师父杀父奸妻的刺激；他师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兄抢了他的情人。《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吮吸婴儿鲜血，是因为她与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由于方丈的尊严身份，而不能由她抚养，于是受到了“刺激”，就要残害别人的孩子来泄愤。谢逊、叶二娘在作者的笔下，最后也是得到了同情，得到了宽恕的。

       好来坞电影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是不对？由于这篇东西不是哲学论文，我不拟在此深论，请读者自己判断。

       正文到此是可告结束了，但还有一些“后话”。

       这篇文章的上、中篇刊出后，有些朋友与读者问我何以要写这篇文章？问我对武侠小说究竟抱什么态度？

       我不反对武侠小说，我也不特别提倡武侠小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

     “我为什么要写篇文章？”我要坦白说说，除了金、梁的小说是对社会公众影响的原因之外，还有私人的原因。

       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至少曾经是我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没有打算写武侠小说的，后来之所以作此尝试，至少部分出于我的怂恿。

       我的文章中有几处提起“三剑楼随笔”，有位读者问起它的“来历”。这是金、梁二剑与另一剑百剑堂主 1956 年在一张报纸上合写的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至今已是整整十年了。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这是百剑堂主在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题词，如今看来，竟是似成“词谶”——“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各有各的人生际遇，他们已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名家，我与他们也不是经常见面了。

       他们的小说写得成功，对社会公众有了影响，他们从前也都曾经请我提过意见，由于现在见面的机会不多，彼此事忙，见了面也未必能畅所欲谈，既是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那就不如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吧。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多闻”我是远远不及金、梁两位的了。“谅”这个字，要看什么事情，我自问未必能够件件做到。然则为友之道，必也，直乎？他们这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武侠小说，而这上面既然也有着我的怂恿，于公于私，我自问有责任向他们贡献我的意见，这些意见或者对他们有益，或者对他们丝毫没用，但我总算是尽了为友之道了。

     　　　　　　　　　　　　　　　　　　　　　　　（写于 1966 年 1 月）

沈画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於１９７７年６月８日，邀请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作专题演讲，题目是：《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演讲近两小时，前往听讲者十分踊跃，座无虚席，殊为盛况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
　　首先我要感谢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向同行们演讲，以及有机会和对武侠小说有兴趣的朋友们见面。
　　《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这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像这样有系统地谈这个问题，以前好像没有。我本来是没有资格来谈以前没有人谈过的，而且是像这样有系统和新鲜的题目。我昨天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这里有旅途中和我同在一起的朋友，旅途匆匆，毫无准备，手头上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可说是没有什么准备。但是为了主人的雅意，只能够试试，讲得不好请各位指教原谅。
　　我准备把这个题目，分为几个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有很多人可能有这种观念，到底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呢？第二部分：武侠小说跟其他类型小说的共通性。第三部分：武侠小说的特性。第四部分：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算文艺？这是牵涉到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说，在武侠小说当中，有好的，有坏的，还是都是坏的，或者说都能够算文艺，或是都不能算文艺等种种问题。第五部分：从武侠小说在东南亚、港台流行的一些联想。这可能是题目以外的，但也有点关联。这次来星（马），我得多谢谢克先生送我两本书，一本是《新加坡华文文艺》，另一本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未来新加坡以前，我对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认识的。看了这两本书，开始有一点点初步的认识，所以我不敢说我对新加坡文艺的发展有什么看法，那是属于高级的，而我所讲的，只能说是一点感想。
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
　　现在言归正传。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老实说，在我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怀疑过，到底它算不算文艺？我怎么学写武侠小说呢？南洋商报一位记者的访问里面有谈到一点。那是在１９５４年的时候，港澳有两派拳师比武，一个是武术界辈份比较高的，年纪比较大的太极派掌门吴公仪，另一个是少壮派的白鹤派陈克夫，两个人开始时是在报上以文字骂战，我说我好，你说你好，怎么办呢？就打一下吧。香港的法规是不准打的，双方于是决定在澳门新花园打擂台。两位掌门人一打，不到三分钟就结束了：太极派的老掌门一拳打出去，白鹤派的鼻子给他打破，鼻血也流出来，裁判赶快叫停，这场决斗三分钟就结束。但是这三分钟就影响了香港报纸，各报在这项比赛的前后都加以大事渲染，一时大为轰动。我有一位朋友，他是新晚报的总编辑。他突然灵机一动，邀我写一篇武侠小说，我说不行，但是后来被说服了。为什么当时我推说不写呢？在１９５４年香港的华文报，有点地位的大报，是根本不会刊登武侠小说的，当时对武侠小说的观念，认为它是比较低级的，是不入流的小说，只有小报才登，大报是不登的。新晚报在香港算是有地位的大报，我那位朋友表示对我有信心，他表示不怕降低报格来登武侠小说，于是我就尝试写《龙虎斗京华》。可能自己受旧的武侠小说的影响比较少，加上我尝试用一些新的东西——诸如近代文艺的写作手法等掺进去，想不到反应还不错，就这样的一直写下去。
　　到了今天，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港澳和海外的报纸，几乎很难找到一份不刊武侠小说的，这种现象刚好跟１９５４年的时候相反，这当然并不是我个人开武侠小说的风气。
　　其实，武侠小说之所以流行，是有许多社会因素，其中一个是都市生活紧张。以香港为例，一般人是九点钟上班，五点钟下班，城市的高楼大厦好像森林一样，人们向往广阔的天地，在现实里找不到，但是在武侠小说里面，他可能见到了西北草原的奇景；有些真诚的友谊，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也可以在武侠小说中找到；有的人向往纯洁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也可能在武侠小说中找到，诸如此类。
    上述所举的例子，涉及一个文艺观点的问题，即所谓“距离产生美”，文艺上的所谓心理距离说，是意大利克罗齐的理论（朱光潜有介绍过）。这就是说，一个人在东岸看西岸的风景美，到了西岸看到东岸的风景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了距离，近看不觉得美，有了距离就产生美，这是他的说法。所以，回忆往往是美丽的，因为有了时间的距离，回忆童年的时候，常常是美好的；是不是真正美丽呢？那不见得。再说，为什么初恋的爱人总是好的呢咽为得不到就有了距离。上面所说，只是文艺的一种表现手法，观点对不对，我们不作结论，我只是说有这种观点，但并不等于说我赞成这种观点或反对这种观点，而只是说有这种文艺观点。武侠小说的流行有很多原因，上面所谈的所谓距离美，只是其中之一。况且，文艺理论有很多派别，各家各派有各自的学说，而我所说的是一般人比较公认的。
　　话说回来，武侠小说到底算不算文艺？我们先从武侠小说的历史来追踪吧。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游侠列传》，还不是小说，那只能称作传记文学，那只是写一些类似武侠小说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武侠小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从唐代唐人传奇里面的侠义小说开始，比如《虬髯客传》，写的是虬髯客想争天下的故事。《红线传》是很特别的，女主角是一个做奴婢的，帮一个节度使偷另一个节度使的金盒，使得一场战争平息下来……。我写过一本《大唐游侠传》，就是取材于这些。我认为如唐人传奇里面这些小说，才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始，尤其是《虬髯客传》，知道的人最多。……在中国文学史里面，虽然武侠小说并不是重要的，但是它算是文学，文学史上有它的地位，是小说里的一个流派，尽管它的地位并不重要，也还算是一个流派，是属于文学的。又比如说《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的小说，严格来讲不能算是武侠小说，但是里面有很多故事是有武侠情节的，比如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把四大金刚都打下来；武松杀死潘金莲；还有林冲夜奔等等，这些都是很有武侠小说的意味。后世的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故事情节是套用《水浒传》的。《水浒传》严格来讲不算是武侠小说，不过它却有一点点味道。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武侠小说，应该说，它是属于文艺的一个流派，应该算是文艺。
武侠小说与文艺小说的共通性
　　我们再从文艺小说的特征来看，第一个特征是时代的反映，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文艺小说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现实。顺便解释一下，常常有人问，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不是特征？我认为主题思想不是特征，它是分析一个作品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文艺小说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理论文章或任何文章都有主题思想，所以主题思想并不是文艺小说的特征。刚才谈到文艺是时代的反映，怎么说呢？比方，你写些数学论文，可以不必有时代反映。那么，武侠小说是不是要反映时代呢？当我们追踪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得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当时人写的，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他写的是反映他的那个时代没落贵族阶级的生活，当时的人写当时的事。武侠小说就不同，比如我写唐朝，我就不是唐朝的人；而曹雪芹作品反映那个时代，正是当代人写的。又举例来讲，台湾的於梨华，她写的是美国留学生生活，虽然那是六十年代，但是她写她同时代的美国留学生的生活。……台湾的白先勇，在技巧方面是有相当贡献的，他能写很多种风格的小说，有的人批评他是反映台湾某些没落贵族阶层生活的，便这也说明白先勇写的是反映他那个时代的现实。可是历史小说呢？作者写的并不是作者生活的时代。比如我写唐朝、宋朝、明朝，我当然不是唐朝、宋朝、明朝的人。那么，是不是应该做到反映作者所写的那个时代呢？这个问题，以前有人谈过一点点，但不够深入，我自己也想得不大成熟。正统的历史小说，当然算是文艺，由现代人来写的，有好处也有缺点，缺点是他并不是当代人。比如我写唐代，我不是唐代的人，对唐代人的感情思想，就算我怎样去考据，肯定是不能一致的。像曹雪芹能把《红楼梦》写得那样好，因为他本身就是没落贵族。但是却也有优点，后代人写历史小说，他能够看到整个历史轮廓，看得全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思是说，你在里面就不知道山的真面目，整个历史时代还没过去，你在潮流里，你不一定看得全面，但是一旦过了一百年，过了两百年，后代的人写历史小说，他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他就比较看得全面，他可以收罗到历史上各方面的材料，比在当代的人写的还丰富。他可以用一定的史观来写，史观好像一条线，很多的历史事实，就好像古代有孔的钱，让线把很多铜钱穿起来，这样就可以写得比较全面和有深度，这就是优点和缺点的两方面。
　　那么，武侠小说写古代侠士的活动，是否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呢？我认为是应该的，而且必须要有的。举例来说，有人写宋代的小说，很多很多出身不同的女孩子爱上故事中的男主角（侠士）。我曾经开玩笑说，假定你把时代背景放在唐代，还有一点谱，因为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可是宋代呢？宋代的礼教是很严的，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假定你要写男主角，什么不同出身的女孩子都爱上他，本来已经不合理，但是放在宋代来写更加不合理，放在唐代还有一点谱。所以，写历史小说，要懂得时代背景，不懂时代背景，很可能就出问题。
　　武侠小说可以做到时代反映吗？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某些地方可能受到约束。换句话说，文艺小说反映时代的特征，在武侠小说里也可以有，没有人禁止你，你所写的反映不出来那是你的事情，你的功力不到，不能说这不是特征。
　文艺小说的第二特征，是创作方法上典型人物的塑造。鲁迅的《阿Ｑ正传》，我们现在只讲阿Ｑ，大家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精神胜利者，不用怎么描绘，一提起阿Ｑ，大家脑子里就有这个典型的形象，巴金写《家》的时候，很多亲属感谢巴金，让他能在巴金笔下超生，说巴金写了某人某人……其实，巴金并不是写任何人，人们会认为巴金写他，这就是文艺作品中的通性和特性。所谓通性，鲁迅写阿Ｑ，阿Ｑ是农民，农民一般是比较保守的，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乡土，这是农民的通性。阿Ｑ有，小Ｄ也有，但是阿Ｑ和小Ｄ到底还是不同的，这里面就有他的个性、特性。所以，典型是有它的通性和特性。新文艺小说注重人物的塑造，讲性格的刻画、内心的活动，武侠小说是不是要具备这些呢？我看当然是要的，你写人物性格写得成功与否，那是你的事，写得不好，就不可能吸引读者。某些武侠小说，尽管它的内容不一定健康，但是有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我们不能否认。我尝试过写人物的性格，自己认为不满意。我有些小说在香港也流行，如《云海玉弓缘》，传奇演的那个角色，吊儿郎当，但是有正义感，又肮脏又不修边幅。在香港放映此片期间，很多人将这类人叫金世遗。最近香港正在上映我写的《白发魔女传》，女主角很刁蛮，有人就将刁蛮小姐叫做白发魔女，把刁蛮男孩叫做白发魔男。并不是说我对人物的性格刻画成功，我是想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武侠小说里也是要有典型人物的塑造，也要有性格的刻画，有内心活动的描写等等。而这些正是文艺小说的特征之一。
　　文艺小说的第三特征，是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通俗来说，就是能够打动读者的感情，令你跟作者起共鸣。这是涉及表现技巧的问题，诸如严密的结构、生动的语言、比喻手法等等。西方有人比喻女孩子的眼睛美，形容她的眼睛好像金锁匙，能够为人们开启天堂或地狱的门。这个比喻很新鲜。比喻女孩子的眼睛像秋水，中国方面也有人以秋水比喻女孩子的眼睛……。上面的例子，是说明文艺的艺术特征。那么，这特征在武侠小说里可以做到吗？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它同样可以有新鲜的语言，来打动读者的感情，使读者与作者起共鸣。我自己写得不成功，不过也有个经验，我写《萍踪侠影录》的时候，以女读者来信最多，什么原因？因为她们妒忌小说中的女主角，因为男主角太美了，女读者说那个女主角有什么好？为什么男主角也喜欢她？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文艺小说的艺术特征，武侠小说也可以有的。换句话说，这也正是武侠小说与其他文艺小说的共通性。
武侠小说的特性
　　那么，武侠小说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顾名思义，标明是写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我认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这是我的看法。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那么，什么叫做侠，这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我的看法是，侠就是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正义行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
　　第二方面，写武侠小说的作者，知识面越广越好，他不一定要专，也就是说，十八般武艺不是要你件件精通，但起码你要懂得要三招两式，懂得越多当然越好。比如写武侠小说，这是古代的东西，那你多少要懂得一点历史。你写中国古代的东西，你就多少要懂得一些中国古代的历史；你写爱情小说就不一定需要。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在新加坡和吉隆坡，那你要知道中国的历史干嘛？你完全不晓得也同样可以把爱情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写中国古代小说，不懂一些历史恐怕就很糟了。比如写武则天，为什么武则天在唐代做起皇帝来呢？起码就得看一点书。写武侠小说，地理也要懂一点，既然要写古代的侠士，你的角色就不能老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多少要懂得一点地理知识，如果不懂地理知识，写起来可能不知所云，没有地方特点。假如你写一个侠士，在黑风洞打架，如果写成吡叻洞就不同了，你不能把黑风洞和吡叻洞写成一个洞，里面有它的特点。桂林的石山跟云南的石林是天下奇景，在地理学上都有它的特点，假定你不懂，那么侠士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很多武侠小说就是这样，没有年代也没有地点，从头到尾没有说明故事发生在那个朝代，侠士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有的随便制造一个地名出来，实际上没有这地方。也没有写地方的特点，只写了些风景，千篇一律。泰山和峨嵋山有什么不同，他不知道，其实，他根本就不写泰山，也不写峨嵋山，他随便写一个“乌龙山”。所以，认真来说，地理知识要懂得一点。
　　如果要求高一点，四裔学也要懂得一点。写武侠小说常常会写到少数民族，所以懂得四裔学也有好处，我是连皮毛也不懂，不过还懂得有这个名字。还有，多少也要懂得一点民俗学。懂得一点民俗学，对写武侠小说的作者也有帮助。
　　此外，也要懂得一点中国旧文学，对中国诗词也应该知道一些；甚至对宗教也要懂得一些。武侠小说经常写到高僧，十本武侠小说起码有九本写到和尚。但是，请问高僧高在什么地方，请你说出来，糟糕，你可能看不到他到底怎么高，你只会写阿弥陀佛或善哉善哉。所以，在佛学上也要懂得一些。　
　　刚才随便举例，写武侠小说，要懂得一点历史、地理、四裔学、民俗学、佛学，这样多的学问怎么办呢？我本人也做不到。我只能说，这是武侠小说应该拥有的特性，但是有没有人做到呢？我本人是做不到，只懂得一点皮毛，甚至只懂得几个字，但这是武侠小说跟文艺小说不大相同的地方。写爱情小说就不必懂那么多，你可以谈历史，不谈地理，什么都可以。总之，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的标准，但是这样的作者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出现，那只有期之后人了。
　　一个作者的知识面越广越好，那就得接受外来的文化。我本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不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新加坡很有特色。有人讲，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好像冤家那样；但是冤家还是聚头，何况它并不是冤家。新加坡正是有东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新加坡的朋友，能讲很多语言，英语、华语、广东话，福建话等很多种语言。我觉得在文化上，也跟一个人一样，心胸好像大海，文化也是，各种各类的文化都可以容纳，但是这种容纳，是吸取其精华，把它的糟粕抛掉，要不然就算是大海，也可能受到污染。
为什么有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算文艺
　　谈完武侠小说和文艺小说的通性和特征，再来谈谈为什么有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算文艺。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这是因为有很多武侠小说并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它根本没有侠义，有的只是离奇怪诞的，神怪的故事，甚至没有武，只有神，根本没有侠；有的所谓武侠小说，只是拳头加枕头，变成低级趣味。这种故事实在不能算是武侠小说。我看港台有很多文艺小说也不能称为文艺小说，港台有很多爱情小说散播灰色的人生观，或者是黄色的、黑色的等等。这些所谓文艺小说，放在榨果汁机里，也榨不出几点“文艺”出来。
对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感想
　　现在我想谈谈我对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感想。我觉得新加坡的文艺，跟你们新加坡国家一样年轻，新加坡是一个朝气蓬勃大有前途的国家；新加坡文艺是大有前途的文艺。并不是我特别恭维你们，我是老老实实的讲，就事论事。因为新加坡的文艺，一开步就比港台健康，这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港台没有健康的文艺，有的，但是更大的比例是不健康、乌烟瘴气的东西。我曾经看过谢克著的《新加坡华文文艺》和《新加坡华文文艺作品选集》（孟毅编），这些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走的是健康的路。诸如苗秀的《河滩上》，谢克的《新加坡小景》，都是描写生活，情节也都满好的。反观港台的作品，不健康的比健康的多，而新加坡文艺的主流则是健康的，这句话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港台的灰色小说（由于同行的关系，不好意思指名道姓），有很多女作家，知名度很高的，她们写的都是灰溜溜的，好像对人生绝望的灰色小说。很多黄色小说，借爱情小说为名来贩卖廉价爱情。台湾有的黑色小说，把黑社会的大头子捧上天。香港有很多电视剧集和报纸上的所谓社会小说、离奇小说，都是歌颂大流氓、黑社会势力等。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小说，在港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新加坡文艺的主流一开步是比较健康的。
　　在技巧方面，港台老作家的技巧可能比你们熟练，但是技巧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主题思想，看看是不是健康的文艺，是高级趣味或是低级趣味，技巧是次要的。我跟谢先生闲谈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说我今年是虚龄五十二岁，假定现在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跟我打架，我一定打赢他，但是再过八年呢，那时他是二十岁，我是六十岁，他一拳就可以把我打倒。所以说，新兴的东西是不断在发展的，只要路走得对，就会壮大就会发展；而腐朽的东西，尽管技巧很成熟，它会慢慢在衰亡。新兴事物总是从幼稚到成熟。
　　不过，新加坡在这方面受港台的影响相当大，书店书摊也有很多港台作品，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形对新加坡来说是不适应的。但是这也不足为怪，这是很必然的现象，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的变动一定是慢过社会的变动；新加坡的社会变动很大，但是上层建筑的变动可能跟不上。我希望新加坡的文艺能反过来影响港台，而不是港台影响你们，因为他们的文艺主流不是健康的，而新加坡的文艺主流是健康的，十年八年后或者有一天，慢慢地由你们来影响港台。杜甫有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意思是说新的事物恨不得快快长大，免受乌烟瘴气的影响。我用这诗祝你们的文艺快快长大。

沈画

　　赵宁（主持人）：很多人都认为“武侠小说”是将文学通向通俗化的桥梁，而我个人则很喜欢用四句话来解释我所体认的武侠文学，这四句话是引述自春秋时代一首长诗中的四句：
　　银鞍照白马，脱剑膝前横；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因为武侠小说能将精致的纯文学通俗化，所以我觉得用这四句话来形容，非常贴切。
　　其次，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是，在此间大家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很熟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很多人都能琅琅上口，但是对于与金庸齐名的另一位新派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却比较陌生。今天在座有一位金（金庸）学权威，也是梁（梁羽生）学权威陈晓林先生曾引述过梁先生的一首诗，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它是这样写的：
　　谁把苏杭曲子沤？荷花十里桂三秋，
　　岂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
　　这首诗不但有历史的沧桑，也有感情的细致与缠绵。
　　另外，对梁先生的评论文章写得最多的中山大学（台湾）教授李永平先生也曾引用了已故词人刘伯端的名句：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
　　玉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并以为此句很能代表梁羽生作品的悲剧美感及剑气萧心。
　　以上是我引述三首诗句做为研讨会的开场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武林各派高手出席，有少林、峨嵋、武当等等，请各位不拘先后，发表意见，谢谢。
　　高信疆：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和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举办这个研讨会，相当有意义，尤其对我个人而言。早年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而且为它们搞成近视眼。很高兴今天终放看到这些作品在台湾出版，所以我觉得有义务在这儿表达个人的看法。

文学开放的远景


　　从去年到现在，有很多被禁的大陆作品陆陆继继在台湾出版发行，这可以说是对历史的重新凝视及对历史有情义的联结；而这个联结使我们整个生命的根源、文学的流漫，获得了一个纵的继承和比较深刻的肯定。
　　另一方面，大陆作品或海外华文创作在台湾广泛地被大家讨论和介绍，也代表了我们在地理上更广阔的开展，代表了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我们，对于中国以及整个华文文化，一种责任的承担，同时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的允诺。
　　在这纵横的经纬之间，我觉得它是非常成熟的，对自我肯定的一种精神。这精神是我们不再害怕什么，不再猜疑什么，可以文学的归到文学里，艺术的归到艺术里，堂堂正正的把那些作品拿过来，大家可以很健康的，平起平坐的，用一切它本来的面貌去观看这些作品。
　　当然，这是整个近几十年来的教养，包括经济、文化、政府的……等等多方面的成熟之后所带来的。这样的发展对未来则是一个良性循环：一方面刺激本土作家有更开阔的视野、有一更广大的世界可以互相竞赛、比武，另一方面也是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们从何而来，往何而去，这样一种对历史和对未来的承诺。
　　所以，我想将来不只是我们这一方面的开放，大陆方面也可能对台湾作品开放，这彼此相互的激荡和竞争，是文化上的好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忧患之后，走向成熟的一种可喜面貌。
　　此外，以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为例证，我们所谓的开放，其定义应不只是文学的，不只是一般传统对纯文学的定义，应该更广阔的包括一切民间的、有情的创作世界，举凡音乐、艺术、民间戏曲等等各方面，都能在我们这里带来新的局面。而且，我觉得艺术家本身的政治性格不会那么深刻或偏狭，应该有对流的可能。
　　如果环境许可，我们的艺术家能到北京表演，大陆的地方戏剧也能到台湾来表演，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演奏活动相互交流激荡，我想一定是件满激动人心的事，也是值得我们关切和期待的事。尽管目前还无法实现，但是我们等着这一刻的来临。
　　以往我们一直有正统与非正统文学的看法。事实上，“文学”只有好与坏的区别。好的文学无论用什么形态出现，都可以在千秋万世之中感动别人，而且为历史文化，为生活和人们写下情感和奋斗的痕迹。
　　以中国的武侠文学来看，我个人非常同意陈晓林先生的话，他认为那是可以负载更广阔中华文化的一种情绪，可以更深刻的带动民间色彩的乡士表现。它更有中国人的味道，更有普遍中国人中下阶层对于伦理、侠义、道德的……各方面的自觉和追寻的境界。而这些意义虽然在正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但武侠小说更容易普及，更容易打动人心，所以武侠小说如能加以发展，继承历史的光辉，就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
　　因此，对於梁羽生武侠作品集的推出，并能被政府接受，也在电视播映，这是在这么一个大有为的时代，真正有情感、有担当、有承诺的开始，我们期待着辉煌、开花结果的时刻。

从草莽进入学府


　　痖弦：解禁之前，文学界形成了一个将近四十年的断层，关于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作品相关的资料非常短缺，虽然我们现在解禁了，但所做的准备工作是不够的，在此我谨针对解禁后我们亟需积极去做的事提出三点浅见。
　　一、从速建立一个大陆文学图书馆及具有相当规模的阅览中心。这个图书馆应是特别成立的，如在短时间内无法做到，也可以先在中央图书馆特别安排一个阅览室。
　　同时，把台湾所有几十年来封存的、没有公开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做一个总的整理和编目。为学术界所用，以增加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
　　据我所知，没有公开的宝贵资料譬如在调查局、情报局、政治作战学校以及早期张其昀先生所主持的国防研究院等等，都还有很多特藏的文学典籍，这些也可以提供给中央图书馆加以整理运用，一定有助于学术界的研究。
　　二、成立一个大陆文学研究中心，以建立文学书籍的编目和文学史料的整理、文学史的撰写。
　　尽管某些大陆的书籍开放了，但我们的读者对於大陆的文学发展并没有概括性的认识，在这种囫囵吞枣的情况下，当然会产生消化不良的现象，如果有书目、有史料，有整个文学史的导读工作，那我们就能很快地进人中国大陆文学的核心，了解大陆文学的全貌。
　　三、将武侠小说的研究学术化，使武侠小说从“地下”变成“地上”，从“在野”变为“在朝”，从草莽进入学府、庙堂。因为武侠小说已经成为最具有我们民族乡土色彩的文学类型，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文类。我们不应该把它放在茶余酒后的层次，应有系统的、学术化的研究，并希望鼓励学校中文系、外文系或相联科系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另外，我也建议文学界人士尽速整理武侠小说作家的传记及相关资料，写一部《武侠小说的发展史》。梁羽生先生的名字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我想就是因为这类书籍太少的关系！
　　以上这三点提供给政府决策单位和民间参考，事实上现在民间的步调很快，政府决策反而落在后面，此时如果能同步前进，面对问题，便可使我们大陆文学的阅览、整理和研究，有一个健康而正常的发展。

无限的精神空间


　　司马中原：我个人也感觉到虽然政治上所谓的禁令解除了，但我们的“心癌”还要进一步去解除。
　　首先，我想先谈到文学与艺术在现实时空当中的定位。文学与艺术是以天地之心为心，以无相的人生做为标的，包括人类所有的行为生活和广阔无际的精神生活，都在文学的涵义之中，我们是一个无相的对象。
　　文学和好的政治。好的宗教、好的哲学、好的医学是殊途同归的，是把人类朝更合理的生存境界去推展的一个以感性为主的无相的学问，具有独立自主的特质。文学是可以超现实，是求得真善美。文学的真是面对无相人生所兴起的一种感怀，一种虔诚、肃穆、庄严的态度；而科学的真则是逐步逐步地运用高度的理性，经过无数的检查和试验证明，科学是验证之真，非要经过检验证明，不能定下原理原则和公式。
　　那么，科学的真是不是绝对的真？不是。
　　如果宇宙奥秘无穷，是一个云封雾锁，看不见山头的山，那科学就是通往那座山头的梯子，每一个世纪好像只是一个脚凳而已，二十世纪就如从十九世纪的脚凳往上爬一阶罢了。所以老于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举例来说，没有验证的事是不是就可以说不存在呢？这当然不可以。像现在使用的麦克风，如果透过广播电台的电波发射，那可能全世界都可以听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这是科学家运用存在于宇宙之间的电波和能量，加以发挥而来的。试想，在十七世纪尚未发明这种东西时，人们只能将之视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那么，科学家从何研究这许许多多改善人类生活的发明呢？我要说文学家常常是科学家的命题者。
　　譬如我们的历史小说和古代的传说里，文学的想象多么瑰丽、辉煌，在全世界还不知道很多科学观念时，我们已经想到人可以到月亮、到外太空，这个idea是文学家先给的。像“王母娘娘踩月”、“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嫦娥像一支火箭经过太空，太空里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景象和今天科学家所证实的完全一样，人类的想象早已先到月亮了。“唐明皇游月宫”也是如此的。这个故事之后，中国的传说里，在阿姆斯壮之前到月球的有七百多个，全都是文学登陆月球，科学家在后面用科学验证计算的方式，实际上登陆月球的。所以，文学永远领导科学。
　　可是话说回来，科学的单项研究却充实了文学。我们以前描写大海就是波涛汹涌，今天海洋科学的研究好像是让我们戴上X光眼镜去看那丰富的海洋世界。在海底下，在感情飘浮的眼睛之外，还有很多无限的宝藏，科学家充实了我们。像生理学、生态学、精神医学等等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接近灵魂学的研究。而我们可以说，二十一世纪将是灵魂学集体研究的世纪，包括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应该携手合作，一起研究。
　　由此想到，我们常用“这个东西是真的吗？”这种验证的方式来问文学家，也有人排拒超现实作品，这是不对的，因为文学家是在想象的领域里驰骋的。
　　我觉得，文学和科学有如一只鸟的两个翅膀，一个民族必须要两翼齐飞才可以一飞冲天。尤其是做为文化机关的主管人员更要有这种观念，不能老是以科学为主，而有轻视或排拒文学的情形。
　　古人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指孔子、孟子遇到一些他们不能解释的现象时，则保持沉默。这并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愿意轻率的发言产生误导，所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继续在文学领域里审慎的追踪和研究。这是我首先要强调的，文学无相为格，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

武侠是文学正宗


　　关于武侠小说，古代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文学的正宗，在唐代像剑侠类、姻缘类、怪异类、火爆类这四大类别都是文学的正统。
　　在剑侠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描写聂隐娘、空空儿这一类故事的作品有情有境，不只有境界，对人生也有温慰、引领的作用，所以它是文学的正宗，并且流传下来。剑侠类小说的高明处在描写聂隐娘之类侠义的人是不拉帮不结党，不因为个人利害而残害别人；替天行道，做完一件好事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以《水浒传》来说，像武松、鲁达就是这类文化的英雄。
　　就中国的武侠小说而言，我个人比较喜欢北派的武侠小说。郑证因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对历史的根据非常考究，像他写下里巴人走江湖的苦如穿心透骨直入人心，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脱离人本的立场。例如一个人和三个人比武，打了三小时也会累，也会刀法散乱；受了伤后要调适或者拄着拐杖，而不是一颗药丸吃了以后，死的马上变成活的。
　　北派的小说以人本为立场，有历史的经纬，写来很感动人。另外一个是南派，像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他是以神奇怪异的想象为主体，做一种人见不到、想不到的，极尽奇怪，不谈历史背景，完全是想象驰骋的描叙。后来是集南、北两派之长的平江不肖生，他写《侠义英雄传》、《江湖奇快传》等作品，有时写口吐飞剑，其神奇如剑侠类的小说，有时又突然怪异驰骋，所以他兼有南、北两派之长。
　　最后谈到的是新派的武侠小说，就是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像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我们常看有些人写武侠小说是模仿得四不像，甚至荒腔走板、乱扯一通，完全是拎着酒瓶子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写完一张稿纸，就算得到了多少钞票，如此把稿纸当成钞票的作者，实在不能称为“作家”。
　　而金庸和梁羽生先生以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生平大多数时间，投入武侠小说的创作，产生了这么多有情有境的作品。我觉得中视的目光如炬，能采用这样好的作家的作品，我们翘首以待《天山英雄传》（即《云海玉弓缘》）的推出。
　　过去我曾看过不少武侠电影或连续剧，有几点意见顺道借此机会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电影或电视武侠剧中传奇的性格太浓厚，平实的描写或许更能表达侠义精神。
　　二、画面过分美，好像不是世上人间。例如描写明代社会，历史背景考究及画面的感觉与当时的情形相差太多。
　　三、某些情节未经考究，将错就错。例如描写两位侠客在赌钱，其中一个拿出一张十万两银票来赌。我们以清代社会当时的情形来说，一个人要是有十万两银子，哪需跑江湖，在家享福就好了。因为，清代一个三等县的县官，今年的正俸是五百两银子，一等县则为一千五百两，如此推算，十万两银子是一个县官一辈子的官俸，一个普通的侠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
　　像这些细节，如果加以注意，不贫寒简陋也不过分美化如神仙世界，对于我们的社会也会有良性的导引。我希望有更高明的人能够挺身而出，来做这样的事。

武侠小说的前途


　　罗青：我个人非常同意刚刚司马中原先生所讲，科技的确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解禁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的发展。
　　像影印机、录影机、录影带的流行，使得资讯的传播已经不是政府或是某个机构可以控制的。自1975年以后到现在有十年的时间，台湾的各种资讯已经相当自由的流通，最近我们在政治上的“解禁”只不过是更趋于事实而已。
　　我从小就对武侠小说很有兴趣，后来又发现武侠小说本身还有深度的限制，因此大学毕业以后，我自己也以武侠小说为题材，写了一本武侠诗集《神州豪侠传》。我想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武侠的诗集，主要是希望将武侠小说做一个形而上的处理，后来再加研究，也写了一些论文。我发现二十世纪中国的武侠小说多多少少都融合了西方侦探小说、西部武打小说和科幻小说，而如果说我们的武侠小说还要有属于中国的特质，我想必须要融入儒、释、道三家合而为一的中国精神。但如何保持并具有中国风味，便是亟待我们关心和探讨的问题。
　　基本上，所有的中国武侠小说大部分都以儒家传统精神为重，描写的多半是游牧社会的冲突；如要制造比较高层次问题的探讨时，则将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交织在一起。一般人都认为游牧社会已被农业社会取代，但根据晚近的研究，游牧社会并未在我们的社会中消失。武侠小说可以成为通俗的文学作品，为高、中、低三种阶层接受，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都喜欢看，其内在原因即与此有关。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从游牧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游牧社会的某些特征仍会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重新出现。因此，武侠小说在处理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吸引现代人，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
　　至于武侠小说的未来，因为社会型态改变，过去的武侠小说可以一连写二三十本，在讲究“轻、薄、短、小”的现代社会里，似乎已不合潮流，短篇武侠小说应运而生当是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短篇武侠小说的产生对于武侠文学境界的提升也有所帮助，可以让作者不浪费文字铺陈情节，使作品更精彩，更具有深度。
　　另外在类型上的开发也颇重要，例如我尝试以诗集写武侠小说。
　　最后是语言运用的问题，我们常可看到电视或电影武侠剧中人物使用不合时代背景或来自西方近代才有的语言，如“逻辑”两个字是不会出现在明朝或清朝人的口中。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古色古香，如《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对白，而是武侠文学或戏剧要继承中国历史农业社会的传统，语言运用的问题就不能等闲视之，有待相关工作者加以注意了。

中国人的三部曲


　　陈晓林：非常感谢文化界、新闻界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尤其是有很多朋友是我个人代邀的。现在我谨就主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想所有文学界的朋友心里面都有一个“三部曲”：从大陆，到台湾，到海外，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想：如果能将近代中国的动乱，用三部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做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于民族文学与近代中国，尽了一分心力。
　　多少年来，包括如张系国这样认真的作家在内，都想写这三部曲，可是却没有人写完。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我们多半在台湾成长，然后到海外留学，学成之后回到台湾发展，没有机会，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到三四十年代动乱的中国大陆去，了解那个苦难的民族，在那漫长时间里的遭遇和命运的变化。
　　现在，大陆出版品部分开放了，也可以到大陆探亲了，我们因此可以接触到更多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解禁之后，我们文学界的朋友可以突破许多禁忌，或许能把百年来近代中国的动乱，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将心目中的三部曲写出来。
　　其次，如同罗青先生所说，台湾正逐渐迈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也自去年开始陆续在国内副刊发表。而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一切理想、言行、符号、姿态、气势，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在文学的领域里，有很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后现代主义”，从某种意义来看，武侠小说其实也具有“后现代”的意涵。
　　“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特色，是“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也就是不再以作者为主体，不再以固定的概念型态来诠释现实。例如，以前我们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每个人都是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正统的教科书中了解历史。但除了这些之外，生命还有无这穷多的层面：除了正史，有野史，野史之外，有民间小说，民间小说之外，还有野台戏、皮影戏等等各式各样站在民间的角度，以完完全全不同的观念看待生命，看待文学，看待中国社会。

民间的野史世界


　　表现在文学层面的例证之一，就是武侠小说，尤其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他彻彻底底的在正统皇朝之外，借用历史人物，或历史上没有的人物和故事，否定、批判、嘲笑了正统皇朝许许多多的史实。各位读中国历史，就知道有太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事实，而且正统皇朝在握有权力之后，就主宰了历史的撰述。因此在正统历史外，有一平行的野史世界，有乡野传闻和奇人轶事。这些，在正统的历史上看不到，但我相信，在真实的中国乡野民间，那些流传在世代的人物和秩事一定存在。“去中心化”、“去主体化”就是指我们应该更多元化的来看中国，看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一切。
　　在此情况下，我个人因为喜欢梁羽生先生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过去在台湾没有出版过，因此，才筹划出版一系列的梁羽生作品集。我觉得梁羽生的作品，是对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正统皇朝历史的另外一个诠译，是自“去中心化”的角度出发的作品。
　　在未来的日子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可能进一步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因此，不要把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做思想行为的唯一规范。一些被灌输了已成型的观念，也应从此迈人一个新的境界。
　　另外，解禁之后的文学和戏剧方面，还有一点是往后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中国辽阔的疆域里，我们一向只能透过图片、文字的描述，不能够真正亲临其境去体会中国山河的壮丽，如果新闻局能继开放探亲后，再开放让有关的人士到中国大陆，实地拍摄电影或电视剧集，是不是能使我们心目中文学的三部曲尽早实现呢？

武侠是最后的浪漫


　　最后，我要说的是武侠小说具有浪漫感性之美。过去我自己也曾写过一些感性的作品，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再写？其中一个答案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面临到太多现实的东西，无法有真正的浪漫情怀，似乎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有浪漫的可能性。
　　像中视改编为《天山英雄传》的原著《云海玉弓缘》中，描写男主角金世遗在女主角厉胜男临死的一刹那，才忽然发现自己一向讨厌的她，其实就是内心真正所爱的，原来自己的生命，早已被她深深的吸引住，只是在潜意识的深处，未曾为自己所意识到罢了。像这样强烈的感情，在我们一般功利社会的生活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后的浪漫”。
　　崔静文：我谨代表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及远景出版事业公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研讨会。
　　在大陆作品还未开放前，读者可能只知道金庸，而不知道梁羽生这个人，这对广大的读者来讲总是有些许遗憾。所以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率先推出这一系列梁羽生作品集，就是要肯定他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提供给读者一个新派武侠的真面貌。
　　对于这次研讨会，梁先生特别嘱咐说，各位能以他的作品为例，举办慎重而有意义的研讨会，他感到非常荣幸，并向大家问好，最后并预祝中视的《天山英雄传》旗开得胜。
　　沈登恩：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指教，我想，从事出版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把最好的作品提供给读者，请各位先进多多指教。
　　赵宁：正如痖弦先生所说，今后我们怎样将武侠小说学术化，让武侠小说从地下变为地上，在野变在朝，确实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在此，我们预祝非常稳厚绵密，侠中有儒的梁羽生作品，不论在文字媒体或电视媒体，都能大放光芒，受到广读者和观众的欢迎。
　　　　　　　　　　　　　　　　　　　　 1988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