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三剑楼随笔》　　 作者：梁羽生（1924.3.22－2009.1.22），本名陈文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鼻祖。生于广西蒙山，曾负笈岭南大学，后南迁香港，供职于《大公报》。自一九五四年在《新晚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起，此后三十载，共有《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等三十五部小说作品问世，脍炙人口。 校对：私家侦探、春水煎茶等 编辑：梁羽生家园，梁羽生独立论坛，专业梁迷组织 　　　　　http://www.yushengbbs.net/bbs 　　四十年前，香港《大公报》的三位青年编辑查良镛（金庸）、陈文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文坛三剑客。 　　一九五六年十月，他们突发奇想：在《大公报》副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三人合写，每人每日一篇，以展现三剑客交会互放的光芒，他们潇洒、隽永的散文彩笔，为三剑楼增辉添色，给新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本书仅收录了梁羽生卷。 缘　　起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报》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二日，香港《大公报》 一、凌未风·易兰珠·牛虻（1956.10.25） 　　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行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着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正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为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欢喜《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上一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划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形像。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着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 　　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 Mr.Chips”（也是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像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的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迦茵·奥斯登的《傲慢与偏见》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 　　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的“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某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 　　《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之故。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es）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么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的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凸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最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二、才华绝代纳兰词（1956.10.28） 　　纳兰容若的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词苑里一枝夺目的奇葩，与他同时的和后世的词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陈其年将他和南唐二主（李中主、李后主）相提并论，聂晋人称他的词是：“笔花四照，一字动移不得”；王国维先生*更认为他的词不但是清代第一人，而且是宋代以后的第一人。这些评语，对纳兰容若来说，我想当不是过誉之词。 　　有一件非常奇怪、几乎令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是：纳兰容若为什么会写出《饮水集》**那样的词来？那些词一片悲恻情调，不是苦怀昔日便是感慨今朝，十首有九首都是痛苦的倾诉，凄怆的呻吟，如果不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一定以为他是穷愁潦倒的文人，谁知道他却是极尽人间富贵的相国公子呢！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官至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皇帝非常宠爱他，到各处巡视都带他同行，在封建时代，那可真是一种旷世的殊荣呢！ 　 　　许多人将纳兰容若与李后主相比，可是李后主那些悲苦的词，都是在他被俘之后写的；在被俘之前，李后主的词却是充满了个人的欢乐。但纳兰容若一生没有受过什么波折，始终都是过着贵族公子的生活，为什么他的词也会那样悲苦呢？ 　 　　据我看来，正是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因此特别感觉到贵族生活的腐朽，他曾经有几句词道：“电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泪如潮。勉为欢谑，到底总无聊！”看来，他对那种“勉为欢谑”的生活，是感到无聊透顶的。 　 　　纳兰容若的父亲名叫纳兰明珠，官至太傅（相当于宰相），可说是位极人臣。但此人庸俗卑鄙，而且贪财，和纳兰容若那种清高绝俗的性格，正是极端相反。我想，也许又正是因此，使他在贵族的血管里流着“叛逆”的血液，他本质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他父亲的所作所为，都令他听不惯，看不惯，可是在封建的压力下，他又不能公开地反抗父亲，因此精神上就感到郁闷，正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在封建压力下，不能求得精神的解脱，于是在词章上就化为悲苦之声。 　 　　纳兰容若的情感非常丰富，他说自己“不是人间富贵花”，而是天上的“痴情种”，这一点也很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同。无怪有些“红学家”，甚至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是纳兰容若的化身，大观园之事，即是纳兰相府之事，做起详细的“索引”来。这种说法，当然是迹近附会，但两人的性格，却确有共通之处。 　 　　纳兰容若自称是“痴情种”，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十八岁的时候有几句词道：“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那时他大约尚未结婚，在梦想一个能了解他的伴侣。后来他结婚了，真的碰到了一个知心的人，夫妻非常恩爱，可惜婚后不久，他的妻子短命死掉，他就更悲苦了。纳兰容若写过好几首悼亡词，情感之真挚，允称千古绝唱！《七剑》里曾引过一首，只从那首词中，也可看出，他是如何的“痴情”了！ 　 　　纳兰容若在词中，常自称薄命，不料竟成“词谶”，他后来真的短命，只三十一岁就死了！ 　 *连载为：近代词人胡云翼 **连载为：《饮水》《侧帽》（词集名）） ***连载中有下段：拉拉杂杂写了一些，还有许多未谈。下一篇想再补写纳兰容若词中的“叛逆”成分，和纳兰容若的武艺。 　 　 三、闲话杨朱一局棋（1956.11.1） 　　名棋手曾益谦前天从广州回来，到我的寓所找我，谈起广州的棋坛盛事：杨官璘、陈松顺和朱剑秋、沈志奕正打得难分难解，据他说杨官璘近况极佳，陈松顺却似乎在走下坡呢！ 　 　　这篇随笔本来想再谈纳兰容若的，但听曾益谦说起这场精采的棋战，却想先趁趁热闹谈谈杨官璘和朱剑秋的一局棋。 　 　　杨官璘是当今的象棋国手，棋力之高，那是不消说了。朱剑秋也是一流好手，论棋龄还远在杨官璘之上，二十多年前，他和已故的七省棋王周德裕、华东老将窦国柱已并称“扬州三剑客”，周死窦老，只余朱家一剑，纵横棋坛。解放后，这一“剑”在上海开山立柜（曾摆擂台两月，尽败沪江名手），于是又和“新七省棋王”董文渊及“华东棋霸”何顺安，并称“华东三虎”。何顺安去年与屠景明联袂南下，输给杨陈；董文渊在武汉举行的大比赛中，胜了李义庭，败于杨官璘。朱剑秋虽和杨官璘对局很多，但像这样的大场比赛，却未有过，因此这次他特别联同浙江的第一高手，“中炮大王”林奕仙的首徒沈志奕，应广州文化公园的邀请，南来比赛。 　 　　这次棋赛是从上月二十日开始的，现在尚未结束。本来一般棋友都看好广州队，甚至认为比数可能相差很远。可是第一阶段的战况，却有点出人意外，八局大战（全部赛程二十四局），结算下来，杨陈合得九分，朱沈合得七分，相差不过仅仅一局之微而已！（按：棋赛记分为胜一局得两分，和一局得一分。） 　 　　而且，不单单是比数接近，战况也激烈异常，朱剑秋竟有超水准的演出，一开首就连胜陈松顺两局！和杨官璘恶斗两局，虽然是一负一和败阵，可是朱方先行的那局，双方搏杀，凶狠绝伦，在惊涛骇浪之中，朱剑秋却是一直保持上风，战到最后，杨官璘故意弃马，朱方虽多一马一兵*，但因该过河兵已成“老卒”，车马“老卒”，杀不了对方单车士象全，功亏一篑，实在可惜。但，虽然如此，这一局却不失为一个上好的对局！ 　 　　说起这局棋的招数，大有来头。这局的攻方用“中炮左巡河炮局”。开头十着如下：炮二平五，马八进七，马二进三，车一平二，车九平八，兵七进一，卒七进一，炮八进二，炮二进二。黎子健在港穗大赛中的第一局，首战杨官璘，持黑子防御，所走的就是这个局面。后来经过研究，知道第十着“炮二进二”这招，防御力量较弱，正着守方应走炮八进二。朱剑秋是一流名手，用出当时杨官璘的攻局，他一定是熟读兵书，断无不知之理。为什么杨官璘却不走“炮八进二”的稳健着法呢？据我猜想，其中大有道理。 　 　　那局棋是上月二十三日下的，其时已是第三日的交战，陈松顺失了头关，大约杨官璘求胜心切，所以有意使出“怪招”！“炮二进二”不怪，怪的是守方接着的那着。下了十着之后，攻方第十一着必然是一记抢攻，走车二进六，而守方则多半是平炮斗车。但杨官璘却创了一个绝怪的斗攻招数，第十二着走“炮二平一”，把升上河头的二路炮，变成“角落炮”打车，这是历来棋谱从未有过的着法！ 　 　　说起这招怪招，有段历史，大约三年之前，杨官璘挟技北上，在上海碰到北方的棋坛名宿庞霭庭，此人年近七十，须眉皆白，平生对局，数以万计。第一战庞先手进攻，开头十一着就是上面的着法，第十二着杨官璘使出怪招，用“角落炮”打车抢攻，庞霭庭从未见过，不知应付，结果竟给杨杀得大败！ 　 　　杨官璘自用这着怪招杀败庞霭庭之后，一直没有再用过。据我猜想，也许因为这是“偏着”，不宜多用的原故吧。不料事隔三年，杨官璘又再用来对付朱剑秋。 　 　　朱剑秋大约早已研究过这个棋局，因此应付起来，中规中矩，双方走了二十着，着法和以前杨庞对局完全一样。第二十一着，庞霭庭怕杨官璘纵马过河，士角闷将，当时走的是车四退二，这着乃是软弱的着法，朱剑秋到这一着，突然变招，走的是车四平二，复缚杨方无根车炮。以后大家虽然斗攻，朱方却始终占着有利的形势。 　 　　这一局棋，很有研究价值，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次破守方这着怪招的对局。 　 　　如果容许我套用武侠小说的惯用语，就是怪招可用而不可用！碰着功力较低的，一记怪招，常可收到奇效，迅速解决战斗，但若碰到功力和自己差不多的对手，还是以用正宗的剑术为宜。 *电子版为“卒”，连载为“兵”，按棋谱应为“兵”。 　 四、闲话怪联（1965.12.9） 　　看了百剑堂主谈对联的文章，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二十四年前，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试，国文一科的试题中有一条是对对联，以“孙行者”三字命对，有一个学生对“胡适之”，一时脍炙人口。以胡适之去对善变的齐天大圣，那确是妙不可言*。但论字面的工整，却不如另一个学生所对的“祖冲之”，以“孙”对“祖”，以“行”对“冲”，以“者”对“之”，简直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妙对。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代的大数学家，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比其他国家的数学家要早一千多年！（按：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是3.14159265，比现在通用的3.1416还精确。） 　　那回的事还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矫枉过正，许多人攻击清华大学不应该要学生对对子，出试题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他解答出这条题的理由是：对对子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几字，已包含了平仄虚实的用法。而且对联是中国文学的特色，用其他国家的文字，绝不能做出对联来的。他的解释一发表，风潮也就平息了。 　　中国有许多绝妙的怪联，说来颇有趣味。广东的何淡如就是做怪联的能手，例如：“有酒不妨邀月饮，无钱那得食云吞。”“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真是匪夷所思，“云吞”本来是个名词，他却拿去对“月饮”，“法国荷兰比利时”连接三个国名，他却拿去对一句旧诗，看来风马牛毫不相及，但却对得那样字面贴切！听一些老前辈说，何淡如为人非常风趣，有一次他随众人闹新房，有人以“天”“地”二字要新娘造句，要天字行头，地字收尾，新娘迟迟未答，他老人家冲口而出道：“天光你重摩人地”，众人大笑，于是纷纷退出新房，让新娘领略“天光你重摩人地”的滋味去也！ 　　马君武先生在做广西大学校长时，热心提倡桂剧，名伶小金凤就是他的干女儿。马君武其人老尚风流，当时颇招物议。他卜居桂林环湖路，在宅门自撰一联道：“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湖山。”有人给他每句加上四字，成为：“春满梨园，种树如培佳子弟；云生巫峡，卜居恰对好湖山。”原来当时桂林设有“特察里”（妓院），在象鼻山下，恰好对正马君武的住宅，下联就是用这个“即景”来调侃马君武的。 　　马君武死时，小金凤挽他的联也颇为传诵一时，联云：“抚我若亲生，慈父心肠，大人风度；现身而说法，桃花旧恨，木兰新词。”上联表出她是马君武干女儿的身份，下联“桃花旧恨，木兰新词”则是指欧阳予倩所编的两部新桂剧：“桃花扇”和“木兰从军”。小金凤就是演这两个戏出名的。传说此联为桂林名士龙某所拟。 　　敌伪时期，梁鸿志和吴用威是出名的大汉奸，有人嵌他们二人的名字成一联道：“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吃败仗，吴用威消。”“夹硬”把“梁鸿志”和“吴用威”的名字拆开来用，变成“梁鸿”之“志”与“吴用”之“威”，也真是想入非非。 　　解放前我在广州见过一幅春联道：“胡混混全凭两度；戆居居又过一年。”也颇有趣，道出了当时一般人的生活情况。 　　近来本港报刊颇兴怪联，某报的“副刊”上**就时有佳作，例如：“怕热最宜穿短裤；论功还欲请长缨。”“水紧一声齐走鬼；风飘万点正愁人。”“赤柱有食兼有住；汀洲无浪复无烟。”“徒令上将挥神笔；惯见霸王搭电车。”“白日放歌须纵酒；黑灯跳舞好揩油。”“西山白雪三城戍；南国红眉七镬开。”等以一句香港俚语来对一句古人诗句，甚为有趣。只是“白雪”“红眉”一联，似稍嫌轻薄也。 　 *连载为：妙不可酱油 **连载为：新晚报的“下午茶座” 　 五、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闲 ——再谈纳兰容若的词（1956.11.4） 　　纳兰容若的词中，“愁”字用得最多，几乎十首中有七八首都有个“愁”字。可是他每一句中的愁字，都有一种新鲜的意境，随手拈几句来说，如：“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几为愁多翻自笑。”“倚栏无绪不能愁。”“唱罢秋坟愁未歇。”“一种烟波各自愁。”“天将愁味酿多情。”“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或写远方的怀念，或写幽冥的哀悼，或以景入情，或因愁寄意，都是各各不同，而且有新鲜的联想。 　　也许因为纳兰容若太善于言愁了，因此一般人对他有个误解，以为他是个消极颓废的词人。其实他的“愁”，正如前一篇所谈过的，乃是在封建压力下，精神苦闷的表现；而且除了“工愁善恨”之外，他也还有激昂悲愤的一面。用百剑堂主的词来说，就是还有“悲慷气，酷近燕幽”的一面！ 　　纳兰容若曾救过一位犯罪被流放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吴兆腾（汉槎），也是个名士，因“科场案”受嫌*，被“遗戍”关外的宁古塔，纳兰容若向父亲求情，结果将他赦回。（详见附录知今先生的“吴汉槎案的始末”。）纳兰将这件事情引为生平得意事之一，他有两句词道：“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纳兰容若为朋友的得救而感到欢喜，但也为朋友的遭遇而感到悲愤。他营救成功之后，寄一首词给他的另一位朋友顾梁汾报信，并抒写他心中的愤怒道：“就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休问，且休矣！”这几句词把朝中的大官们骂得好惨！竟然将他们比为一群乱吠的狗呢！ 　　纳兰容若喜爱交游，他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士，可是他从不曾仗过自己的势力，替朋友谋官，他的朋友在官场中的也多不得意。例如他有一位朋友叫姜宸英的，才学很好，可是在官场中半世浮沉，始终浮不上去，最后还把官掉了。他有一首词安慰他道：“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在这几句词中，他为有才能的人抱屈，也对“自古以来”压制人才的那种情况表示了不满。在这首词里，他还有几句道：“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那又是何等的高傲，他在表现朋友“不肯因人热”的“丈夫气概”中也表现了自己！ 　　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官僚们都是结党营私互相排斥的，纳兰容若最看不惯这种事情，因此在另一首送给顾梁汾的词里又道：“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蛾眉谣诼”这句典故出于屈原的离骚。屈原的离骚里有两句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为善淫。”“众女”就是指那些专门爱说人坏话的小人。纳兰容若认为对那些谣诼，可以冷笑置之！不必与小人争一日之长短。这几句词表现了他的旷达，也表现了他的清傲。 　　纳兰容若的出现，在中国词坛上是一个奇迹。他以相国公子的身份，却大胆的鄙弃了贵族的生活，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人们爱拿他与李后主相比，但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已经比李后主更跨前一步了。 　　巴尔扎克热狂于做贵族，但他的作品却尖刻的讽刺了贵族。托尔斯泰是个伯爵，但却走到农民的群中。对于有良心的作家，腐朽的环境，绝对桎梏不了他们向上的心灵。 　 *连载为：因为不懂做官之道，给人诬告。 **连载最后有这段：拉拉杂杂，谈了许多，一看篇幅，已是“啱啱够钟”，关于纳兰容若的武艺，又只好押后再谈了。四日后再见，请，请。 　 六、纳兰容若的武艺（1956.11.8） 　 　　前些时候接到戈夔先生的来信，谈起纳兰容若的武艺问题，他认为《七剑下天山》中只着力写纳兰的词章，而不写他的武艺，是“美中不足”之处。戈夔先生读书很勤，他曾搜集了许多关于纳兰容若身世的材料，说明纳兰不仅是“一介书生”，而且怀有“过人的技业”。 　　不错，纳兰容若的确是懂得武艺的。满族在关外本来就是个游猎民族，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家庭，还很注意骑射，把这两样列为子弟必修的教育。纳兰容若天份很高，昆山徐乾学给他写的墓志铭说他“有文武才，数岁即善骑射。”照这样看来，他在文武两方面，都是一个神童呢！ 　　纳兰容若在十七岁时，康熙就要他进宫做三等侍卫，后来直升至一等侍卫，康熙到什么地方巡视，都带他同行，足迹踏遍江南漠北。当然康熙对他的宠爱，主要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绝代才华，然而假如他不懂武艺的话，康熙也不会叫他做一等侍卫的。 　　但他这个侍卫却和一般侍卫不同，他在宫中的“任务”，主要是陪皇帝读书，而不是保卫皇帝。据我猜想，康熙皇帝可能是因为太宠爱他了，想要他时常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才授他以侍卫的官衔。正因为他的地位和一般侍卫不同，所以我在“七剑”中，只写他“贵公子”的身份，而不点出他“侍卫”的身份。 　　纳兰容若通晓武艺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把他写入小说之中，我却以为不必强调。因为在文学创作上，对人物的描写，要求的是写出他的特点，写出他最主要的一面。如果把次要的都写进去，有时反而会破坏人物形象的完整的。写小说有如画图画，假如你到沙田游玩，想画一幅风景画，你只可能把你认为最美的风景，写入画图。这里面就需要剪裁，有所取舍。 　　纳兰容若的词，那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语），而他的武艺，却还不是顶儿尖儿的角色。就是说，他虽然懂得武艺，可是若把他武功上的成就与文学上的成就相比，那就只如小溪之比大海了！若在小说中把他写成文武全才的才子，恐怕会陷进一般小说的俗套。 　　其实在《七剑》中也可看出纳兰绝不是弱不禁风的书生的，他曾受桂仲明与冒浣莲推过一掌，要知道桂仲明的武功在《七剑》中是第一流的，他的气力很大（学过大力鹰爪神功），可是纳兰被他一推，只是退后几步，并没跌倒！我想在这些微小的地方，表现他身上也有“功夫”，也就够了。 　　顺带谈一谈小说中的“历史人物”问题，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白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一点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正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那却真是数不胜数的。梁慧如先生有一篇“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所写的就是这些帝王人家骨肉相残的事实，那可都是有根有据，绝非生安白造的了。 　　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像，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国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划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的创作的要求。 　　英国文学评论家 L.Feuchtwanqes 在论莎士比亚的剧作时说：“莎士比亚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使他的主人公们年轻或年老，甚至他还发明了一些‘事实’，但即使他们是杜撰，也比历史家批判考验过的所谓实情还更生动。”他称这种“创作上的历史事实”为“更高的真实”（Higher Reality），我以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七、谈杨官璘的残棋（1956.11.11） 　　广州、上海、温州象棋名手友谊赛，在上月二十日开始，本月四日结束，二十四局恶战下来，又是广州方面获胜（加上个“又”字，乃是因为广州杨、陈这一对对外队作战，从未输过的原故），比数是二十八分对二十分，恰恰和以前穗港棋赛的积分一样。（去冬穗港棋赛，穗方杨、陈得二十八分，港方曾、黎得二十分。） 　　这次棋赛的个人积分有点特别之处，如以打麻雀来作比方，乃是一家“独赢”的局面。原来二十四局赛程，总分是四十八分，四个棋手比赛，每人应得十二分，超过十二分的算赢，少过十二分的算输。这次杨官璘得十八分，陈松顺得十分（所以以队为单位而言，是杨、陈队获胜，以个人积分而言，陈松顺还是输家）。朱剑秋得十二分，沈志奕得八分。杨官璘独赢，朱剑秋刚刚平过，陈、沈都败阵了。 　　这次杨官璘成绩，比上次对香港队更好。大战十二局，从未输过一局，纪录是六胜六和。如果从一九五二年算起，这四年来，杨官璘在象棋坛上，可说是始终保持着不败的纪录。杨派太极的祖师杨露禅，据说曾以一杆花枪，遍游华北，折服各派武术名家，时人称为“杨无敌”。杨官璘在棋坛上的辉煌战绩，也大可像他的本家一样，称为“杨无敌”了！ 　　排拆了这次的二十四局战谱，使我想起一段往事。今春港台棋赛开始后的第二天，我上广州看捷展，当晚就到岭南文物宫去找杨官璘玩棋。开首两局是他让一先，我全输了，跟着两局，是他让二先，战况比较激烈，第三局我输了，第四局战至中变之时，论形势是我占了上风，杨官璘说，这局棋应是和棋，但我因输了三局，不甘言和，那时王兰友在旁观战，他也说：“和棋有乜瘾头，搏杀啦！”我们两人于是联合打他，不料给杨官璘慢慢解拆，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给他反抢了先手，残局他多一兵，结果这一局我又输了。后来我和陈松顺也下了四局，四局都是我行先，比数是我负二、胜一、和一。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觉得杨官璘的残棋功夫极为老到，比起前两年来精进许多，陈松顺的残棋以前本来是全国第一的，但据我看来，杨官璘现时的残棋，似乎已要胜过陈松顺了。 　　第二天，杨官璘请我食饭，谈起港台棋赛，那天他已看到香港报纸载的第一天战果（港台棋赛结局虽然是港方大胜，但第一晚两局，港方应胜不胜，却是台方全赢）。他评论台湾棋手的棋艺说：“台湾冇残棋！”他说台湾的棋艺是粗线条作风，残棋功夫极差，开局也不大讲究，只是中变还稍有可取之处。他很替黎子健惋惜，第一晚黎子健持红子进攻，本来是占了绝对上风，可以稳胜台方选手的，不料过分稳重，反而走了几着漏着，给台方反扑，输得极为冤枉。杨官璘说，黎子健本来算得是一流好手，可惜临场不够镇定。 　　从这次对朱、沈之战，可以看出他的残棋功夫又已进了一步。举一个例，他有一局对朱剑秋的（不是以前谈过的那局），残局时朱剑秋有双马兵，杨官璘有马炮卒，双方士象全，这局棋和棋的成分极高，但杨官璘采取蚕食政策，破了朱方士相，最后竟以卒占“花心”，造成“杀着”。 　　最后谈谈陈松顺。陈松顺棋力极高，本在朱剑秋之上，这次之输，可能是因为抱病登场的关系（据王兰友说他肺病未愈）。环顾全国，杨、陈该是最佳的一对双打。曾益谦曾对我说，如果让他和李义庭“搭档”，或许和杨、陈“有得打”，其他人选恐怕很难摇撼他们呢！按曾益谦和李义庭的近况来说，这话也不算夸大之词。 　 　 八、精研中国学问的外国人 ——谈各国汉学家在巴黎的会议（1965.11.15） 　　最近接到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发信的人是我的老同学，大学毕业后就跑到法国去，转瞬便是六年。六年来我们一直没有通信，因此我接到他的信时，很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在巴黎看到我的武侠小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许多订有《大公报》），写信来骂我，因为我们在大学同学时，都是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工作的，谁知分道扬镳之后，他有机会继续深造，而我却竟写起武侠小说来呢！ 　　拆开信一看，他一句话也没提到我的小说，我这才放下了心。他谈的是各国“汉学家”到巴黎开会的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又因为这次会议所谈的，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我在大学时最感兴趣，曾经花过一些功夫研究过的，因此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想起了远在香港的老同学，特地写了这封信来报告所见所闻。 　　看到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这样受人注意，我也感到很兴奋，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拿他信中的材料来写“随笔”了。 　　在接到他这封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界各国有这么多研究“汉学”的专家。我曾有过这样幼稚的想法：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那些外国人学学中国话和一些浅近的白话文，想还容易，他们怎么读得懂深奥的中国古书呢？看了这封信后，我大吃一惊，那些外国的汉学专家所提出的论文，竟然有许多是属于中国旧学中颇为“冷僻”的东西，其中所涉及的古书，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还未必读得懂呢！ 　　这次参加汉学会议的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人数将近二百人，除了中英法美苏德等大国之外，瑞士、土耳其、奥地利、澳大利亚、缅甸等国也有人参加。香港也去了一个人，乃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教书的饶宗颐先生，据说也在会议上提出了论文，只是题目是什么，我的朋友却记不起了。 　　那些外国专家所提的论文很有意思，举一些例子来说，如西德哥萨大学的德朋教授报告的是《沧浪诗话》的研究，《沧浪诗话》是宋代文学评论家严羽所作，以“禅学”来比“诗境”，相当玄妙，对于“诗体”的罗列，尤为精密，在历代诗话中，算得是上乘之作。美国夏威夷大学艾克教授报告的是《禅宗的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教授报告的是《秦代劳役中使用刑徒》，澳大利亚康比拉·毕伦斯坦教授报告的是《汉代侯国制度》，这些题目就更专门了。另外还有西德梅因大学讲师孔达报告《中国山水画的分期》，也很引人注意。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也有出席，但没有提出论文题目。 　　当然在会议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北京来的四位学者。这四位学者是翦伯赞、夏鼐、周一良和张芝联，翦伯赞和夏鼐都是中国著名的老学者，各国的专家对他们特别尊敬。翦伯赞提出的论文题目是：从新发现的汉代史料谈汉代社会；夏鼐的论文题目是：最近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张芝联的好像是解放后中国新史学方面的成就，周一良的却是记不起来了。这四位中国学者的报告有一个特点，就是都谈到中国史学最新发展的情况，夏鼐先生还将大批考古学新发现的图片拿来展览，参观的人很多，对中国文化的悠厚博大，惊叹不已！ 　　这次会议很受中国史学界近年讨论风气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近年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这问题又分两方面，一是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最主要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分界；一是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例如应该以“辛亥革命”作划时代的转捩点呢，还是以“五四运动”作转捩点呢？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也都有提出，据说争论得很为激烈，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沦。这些问题，对一般读者也许没有什么兴趣，在这里不多提了。 　　我的朋友还提到两件很有意思的事：一是年老的汉学家会讲中国话的较少，反而是年轻的汉学家几乎都会讲中国话，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一是以前的汉学家都是偏于经院的研究，而现在的汉学家，尤其是年轻的汉学家却对现在的新中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他们都表示希望能到中国去。他们所研究的东西，也有许多是属于近代中国的范围的了，例如日本茶茶女子大学市古宙三教授的论文题目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首脑部》的报告。大家都知道，“四川保路运动”乃是引起辛亥革命的契机。 　　还有一个应属于“花边新闻”的是：在巴黎发现有中国的甲骨文，想是法国人以前在中国收买去的。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除了中国外，以前只知道日本收有最多，郭沫若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大部分就是用日本的甲骨文材料。在巴黎发现有许多中国的甲骨文，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据说港大的饶宗颐先生，已对这些甲骨文作了研究，正在写一本《巴黎所见的甲骨录》呢。 　 九、香港翻版书之怪现象（1956.11.18） 　　金庸和我都曾被读者来信骂过，受骂得非常冤枉，原来他们在市面上看到《书剑》《碧血剑》《七剑》等翻版书，误会是我们印行的，大为不满。一位读者骂金庸：“刮龙虽好，奈名声何！”又有一位骂我道：“印到这样卖几粒神的小册子，太低品了！”他还补充道：“问题还不在乎只卖‘几粒神’，而是纸质之劣，印刷之差，简直不堪入目！” 　　香港翻版书之风，那是早已有之，于今为烈！其实说“翻版”，那已是“落伍”的做法了，现在那些偷印者的做法是：“正版未出我先出，正版一出我爬头！”以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为例，第一集的正版本现在还在印刷中，而市面上已经发现三种版本；我的《塞外奇侠传》上集正在付印，但盗印本早已出了一个多月了！金庸的《碧血剑》正版本出至第三集，我的《七剑》出至第二集，但市面上却已见到第七集了！ 　　翻版之快，也令人吃惊，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在报上发表至四十六续时，我买一本盗印本回来一对，已经印至四十三续。据说，他们是每天在报上剪下来付排的，校对极马虎，或者根本没有校对，到凑至三万多四万字，立刻印好装订，赶去应市。所以就算作者要和他“斗快”，也不可能。因为比较正派的作者都愿意自己的书印得像样一些，不愿出那种低劣的小册子的。 　　现在市面所见的翻版书，最普遍的是卖四毫一本，每本四十页，另外还有卖八毫的“版本”，和与正版书同价的版本。八毫一部的“版本”多数是“爬头本”，什么叫做“爬头本”呢？拿金庸的《书剑》来说，“三育图书公司”出的正版本，每本约七万五千字，定价一元四角。出到第六集时，市面上突然发现一种“三有图书公司”出的《书剑》第七集，字数差不多，因为印的字是小字，排得又密，较正版却薄得多。这种“版本”一看就知是企图“鱼目混珠”的，因为它爬在正版本之头，所以称为“爬头本”。最吹胀金庸的是，盗印本第七集之末还另用较大的字体标着：请看第八集大结局。这等于声明，我又要动你的手了。 　　与正版书同价的，那是名符其实的“翻版书”了。这些翻版书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正版本制电版印行，字迹较淡，《书剑》有一种翻版本就是这种“电版本”；另外一种是排字的，《七剑》第二集已发现有一模一样的翻版书了。这种翻版书在本港大书局不能发售，多数是运到海外去骗读者。 　　谈了一些版本之后，再谈一些关于翻版的怪现象。 　　暹罗有一家书店，盗印了一部武侠小说（不是我们三人的），印了上册，销路大约不大好，有千多本卖不出去。那时正版本尚未出，盗印者就写一封信给已购得版权、正准备出正版书的出版社说：请你排印下册时，在第几页印起，即接着我这个版本的上册，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我拿上册来换你的下册，省得我再翻，你也可以少印。当然这个“建议”是被拒绝了。 　　据说翻版商也是有秘密“公会”的，谁想翻那本书，就跑去“登记”，“先到先得”，某部书已有人“登记”了，其他的人就不许翻，但后来这种“江湖道义”也破产了，大家抢着乱翻，因此每部畅销书都出现许多“版本”。 　　因为抢着乱翻，于是又发生过“黑吃黑”的事。举个例说：巴金的《家》《春》《秋》最初是由某翻版家“圈定”的，后来有人不顾“义气”抢翻，于是乎“斗平”，从定价一元直降至最低价四角！那么厚的一部书，只卖四角，即算是翻版书也要亏本的。为什么翻版家肯亏本呢？那便是以斗平来“斗累”，亦即资本主义那套“大鱼吃小鱼”，打倒了你我独捞的手法也。 　　有人或许会问，翻版商如此猖獗，权益受损害者（作者和出版社）为什么不查究呢？根据香港法规，翻版是触犯法例的，但要“现场破获”才能提出控诉（所谓“现场破获”，如正当他翻印时、装订时、排字时等等），而且即算破获了，一般来说，罚款也不会很多。据说某大书店的英文字典给人翻印，破获之后，只罚了四百元了事。那位翻版家转过身来又翻了，你吹得胀乎？ 　　写至此处，我想起外国翻版商的一件趣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翻版本很多。有一次该书作者接到一位翻版家的来信，内附支票一张，信中说：“这是我从你这本书所获利益的千分之一，寄来给你，聊作补偿，敬希哂纳！”把作者气得要死！ 　　其实，那位翻版商还算“好”的了，有一本《七剑》翻版书，封底还印着“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八个大字呢！幸好我为人还“看得开”，要不然岂不给他弄得啼笑皆非！ 　 　 十、梦的化装（1956.11.22） 　 　　前几天有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来找我，谈起许地山先生，也谈起他在香港时所写的那本怪书《扶乩之研究》。许地山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并曾用“落华生”的笔名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他小说的特色是“禅味”很浓！里面经常含有佛经的哲理。抗战时，他曾在香港大学教书，《扶乩之研究》就是在那时候写的。 　　一般人觉得这是本“怪书”，乃是因为它涉及精神活动的领域，讲得相当“玄妙”的缘故。据说扶乩的“乩手”，可能一字不识，但也会写出旧诗词，甚至英文法文的诗来。据许地山的解释，乃是一种“精神交感”的现象。假如旁观的人，没人懂写旧诗，“乩手”就不可能写出旧诗；旁观的人，没人懂英文，“乩手”就不可能写出英文。“乩手”之能写出超乎他文化水平的东西，乃是因为他的精神受到感应，在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中，接受了别人的智慧。 　　这种说法的确怪得可以，我没有“扶乩”的经验，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说法的。不过，由此谈开，我们倒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精神领域的研究，在近代颇为盛行，而且渐渐有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例如关于梦的解释，就有不少心理学者写过专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佛洛伊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佛洛伊德的学说，诚然有不少唯心的观点，但他到底是第一个建立完整的体系来解释精神活动的人（近代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他所创立的）。有人说他给人类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的窗户。新的心理学批判了他某些非科学的观点，但也接受了他某些合乎科学的观点。关于佛洛伊德的批判，是一个复杂的学理过程，我不想在这里谈。在这里我只想谈他关于“梦的解析”中一个有趣的题目——关于梦的化装。 　　据他的理论，每个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潜意识”存在，所谓“潜意识”简单的解释就是人们不敢表现出来，埋藏在心底的一种意识。例如性的欲望，想偷东西的欲望，憎恨父亲的思想……诸如此类不容于道德习俗的东西。这些欲念由于受到压抑，根本不敢在正常的意识里存在（即想都不敢想也），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佛洛伊德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漂浮在海中的大冰山，大冰山有十分之九是藏在水底的，只有十分之一露在水面。那藏在水底的十分之九，就是潜意识了。 　　被压抑了的欲念虽然不敢在意识中表现出来，但却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是由于道德习俗等原因，所加于精神的“制裁作用”，即在梦中这些欲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按它本来的面目表现。佛洛伊德把压制精神活动的道德观念比喻为“心灵的看门人”，梦也要经过看门人的检查，没有问题才能通过。因此表现潜意识的梦，都要经过“化装”，好通过“检查”，这也就是梦的现象常常稀奇古怪，难于解释的理由，因为它们都经过了“化装”，把本来的面目隐藏了。佛洛伊德这个学说，大多数的欧洲心理学家都采用的。例如以研究变态心理著名的E.S.Conklin 给“梦”所下的定义就是：“一种被抑制的欲念之隐瞒的表现。”我个人的见解认为在解释某些关于“梦的化装”的现象，可以引用这个定义，但不能概括所有的梦。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将来我再谈各种种类的梦。 　　根据这种理论，据说在梦中和猛兽搏斗，常常表示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代表一种令人害怕的威严的，梦中上青天去采摘星星和月亮，据说也是一种性的欲念。 　　在《七剑》里也曾写过一段“梦的分析”，冒浣莲给桂仲明解说他的怪梦，因而使他恢复记忆。所用的“解梦”道理，就是根据佛洛伊德的《梦的解释》的。关于“梦的化装”的学说，是否能够成立，现代心理学家还在讨论中。在武侠小说中，应用精神分析的学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趣味？ 　 　 十一、黄粱梦醒已三生（1956.11.25） 　 　　“黄粱梦”是中国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源出唐朝短篇小说《枕中记》，据说有一个人叫做卢生，穷愁潦倒，在邯郸一个小旅店里遇见道者吕翁，吕翁在囊中取出一个枕头对他说：“你枕这个枕头睡一觉吧，我可以令你荣华富贵，一如尊意。”那时旅店店主正蒸着黄粱。卢生一睡，果然发了个好梦，梦中娶了当时大富豪崔氏的女儿，颜容美丽，德性又好，称心极了。结婚后不久，中了进士，一直升至节度使，与外族作战，立了大功，又拜丞相，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五个儿子，十几个孙子，都身居高官，所婚的都是天下望族。他在梦中过了八十岁才死，死时鬼卒来拉，他还不肯走。就在这时他醒了，店主蒸的黄粱还未熟呢！ 　　这个故事散播的“人生如梦”的思想，当然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但本文不想讨论作品的思想问题，而是想由此牵入心理学上一个有趣的题目——“梦的速度”。梦的时间虽是一瞬，但梦中所经历的时间却往往很长。“黄粱梦”所讲的虽然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能作为科学的凭证，但也足反映“梦的速度”实在惊人，要不是因为有“一梦历三生”的这种可能，小说家也不会想像出那样的故事。 　　“黄粱梦”的故事是假的，但在西方却有一个著名的梦是真的。十九世纪初，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在欧洲兴起，法国有几个心理学家做一个试验，接受试验的人名叫马利。他在柔和的灯光下打瞌睡，旁观的心理学家一听到他发出鼾声，就在他颈上打一下，把他打醒，问他可有做梦？做了什么梦。心理学家是想了解一下他在这短促的时间中，梦中经历的时间是多久。马利讲出来令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他在梦中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在巴黎做过巷战，经历了很长的恐怖时期，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心理学家在他颈上拍一下，在梦中就变成了断头台的铡刀铡下来了！ 　　这样多的事实如何能在这样短的时间中梦见，这是百多年来心理学家还不能明确解释的事情。关于“梦的速度”，有好几派学说。一派认为：梦中的心理作用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在一瞬间，梦中的心理活动已经历半个世纪。还有一派认为：梦多是没有系统的，都是从这一个“活动片断”跳到另一个“活动片断”，例如刚刚梦者和甲朋友在下午茶座饮茶，忽然就跳到在教堂和乙小姐结婚，婚礼还在进行，也许你的梦又转变为在飞机上飞越喜马拉雅山了。梦就是这样连接不上来的“心理活动电影”，又像一幅幅独立的画图。醒来之后，发梦者要把梦作有系统地叙述，常常不自觉地把许多无意义的短梦连接起来，解释梦中的一个个画图的场面，那么在叙述梦的时候，就有某种不可避免地改变，以便使图画变为可以说出来的故事。因此把这些故事加以串联，讲出来时，便错认梦中经历的时间很长和所做的事情很多了！有一个心理学家艾格（Egger），另外做了个试验，叫一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任由脑子作杂乱无章的乱想，叫他把所想的项目记下来，结果也多得惊人。因此艾格认为：梦中思想速度不一定比醒时快。 　　这几派学说各有各的道理，到底哪一个学说能够成立，现在还未确定。但“梦的速度”惊人却总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朋友，你可曾记录过你的梦么？ 　 　 十二、围棋圣手吴清源（1956.11.29） 　 　　金庸兄在《随笔》里杂谈围棋，曾提到过围棋圣手吴清源的名字。吴清源十二岁即露头角，十三岁在国内无敌，十五岁至日本，二十岁创围棋新布局法。他今年（一九五六年）四十三岁，在日本的二十八年间，尽败日本高手，被誉为古今一人！围棋在香港虽不流行，但对于这样一位在艺术上有极高成就的人物，还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 　　吴清源初露头角的故事非常有趣。他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下当“部员”闲职，家境很穷，仗着“围棋”有几度散手，常常和别人赌赛，就像香港某些职业象棋手一样，每局赌一两个银元。有一次他的父亲和一个胖子下棋，赌注是五块银元。在三十年前，这赌注是很高的了。吴清源的父亲不知是心理紧张还是实力本来就不如人，总之未至中局，就给别人占尽上风。他眉头一皱，借入厕为名，躲到厕所去松一口气，并想下一着的挽救的方法。 　　吴清源的父亲上厕所去了许久还不回来，那胖子等得不耐烦了，对旁观者嘲骂吴清源的父亲借故遁逃。这时吴清源忽然在旁边冷冷说道：“我替父亲下几步好不好？”吴清源那时只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还未和人正式对过局，那胖子大笑道：“你输了你爸爸会认数吗？”吴清源道：“怎见得是我输呢？等我输了你再说不迟，我没钱就脱衣服给你。”那胖子本来好胜，见这个小孩子毫不把他放在眼内，不禁大怒，就和他续下去。吴清源像小孩子玩石子似的，随手将棋子丢落棋盘，简直不假思索，不过一二十手就扭转大局，转败为胜。那胖子不服气，再和他下一局，赌注十元，结果又输。事后他父亲问他：“我又没教你下棋，你几时学会的？怎么这样大胆？”吴清源道：“我天天看你下棋，不学也会啦！我是看准能赢才动手的呀！” 　　自此以后，吴清源“围棋神童”之名大著，段祺瑞知道了，特别叫人找他去下棋。段祺瑞的棋力很高，他自夸是“七段”，大约可相当于日本的四段。第一局吴清源不敢赢他，可是段祺瑞已看出他的实力，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能赢我我才高兴。”果然以后再下，就都是吴清源赢了。 　　吴清源给段祺瑞赏识后，家庭景况好了许多，父亲也升了官，他更可以安心下棋了。一九二六年，日本的井上孝平五段（日本围棋等级共分九段，五段已算高段）到中国游历，在北京的青芸阁茶楼与吴清源对局，吴清源“打黑手”（下围棋持黑子的先下，打黑手相当于象棋中的被让先）胜。继之而来的是六段岩本熏（现在是八段），让吴清源二子，吴又胜。还有桥本宇太郎（当时是四段，现在是九段）和吴清源下过几局，互有输赢，那时吴清源才十三岁！ 　　日本以前棋段的评定非常严格，除了实力还要讲资历，等闲不能“入段”。不过单以实力来评的话，大约每段相差三分之一子，即九段应让初段三子。吴清源能与高段互有胜负，传至日本，令日本棋手大吃一惊！当时日本的八段“准名人”（九段又称“名人”），现在的名誉九段漱越宪作看了吴清源的棋谱，叹为天才，遂资助他到日本去留学围棋。吴清源即拜漱越宪作为师，当时年仅十五岁。 　　吴清源到日本后，日本棋院只给他“三段格”（即只有三段资格，还不算正式三段，其实他的实力远不止此！他到日本不久，就和当时唯一的九段本因坊秀哉连下三盘。照棋院的规则，入院之前必须经过考试，三段与九段对局是“二三二”，即第一盘让二子，第二盘让三子，第三盘让二子，吴清源连胜三局。接着他与日本棋院从三段至六段的少壮棋士下过十局，都是下平手，十局总结，吴清源九胜一负，震动日本棋院。第二年他首次参加日本棋坛的“大手合”（即公开赛），以全胜晋升为四段。至十九岁又再升为五段。二十岁时，他创了围棋新布局法，打破了以前“金边银角石肚子”的观念（以前下棋最重视的是占边，其次是占角，腹地最不受重视，故有“金边银角石肚子”之称）。日本棋坛称他为“鬼才”，怀疑他是日本棋圣本因坊道策*的再生。道策被日本人推许为有“十一段”的实力，即是说他要比最高的等级（九段）还高出两段。由此也可见日人对吴清源的推崇了。** 　　吴清源打遍日本无敌手，但却很迟才升九段（一九五〇年二月，日本棋院才正式授他九段），他的后进藤泽库之助还比他先登九段之尊。论者以为这是日本棋院“小气”的表现。因为：吴清源虽入日籍，但到底是中国人，所以故意抑他。 　　但天才是抑不了的，吴清源与藤泽同为九段之后，两雄决赛十八局，吴清源大胜（比数为吴胜十四负三和一），而且第一局就以“中押”胜（中押胜即不待一局下完，至中盘就肯定能胜利了）！入院棋士推算精确，往往只输一二子即于中盘罢战，自认“中押”败。***在吴清源胜藤泽之前，日本有一个围棋组织，叫作“击败吴清源之研究会”，专研怎样去破吴清源，结果还是不能将他击败。 　　吴清源下棋极快，日本以前高手对弈，每人每局有取至二十四个钟头的，吴清源那次和藤泽对局是每人每局限定为十三小时。****现在十个钟头，吴清源往往只用五六个小时就够了！我还记得他输给藤泽库之助的那盘棋，吴清源用了七小时又十五分钟。藤泽却用了十二小时又五十九分钟，只差一分钟就到限定时间，真可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赢这一盘。 　　今年七月间，梅兰芳先生到日本表演，曾会见吴清源。吴清源向他建议，请他转达我国文化当局，派有围棋天才的少年到日本留学，吴愿意负责悉心指导。***** 　　梅、吴两大艺人会见，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吴清源说：“我三十年前曾在北京大方家胡同李先生家里见过你。”梅兰芳说：“是呀！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和一位老先生下棋，那位老先生想半天才下一子，你却一会吃糖，一会嚼花生，好像满不在乎，是不是？”三十年前之事，两人都记得如此清楚，他们的记忆力真值得佩服！ 　 *连载为：秀策 **连载多一句：有一个公爵的女儿因为仰慕他，不惜日日给他铺床叠被！ ***连载中这段是：两雄决赛十四局，吴清源大胜，（比数记不大清楚，吴清源在十四局中，好像只输了一局。）而且第一局就以“中押”胜！“中押胜”的意思即所胜超过七目半。入院棋士推算精确，往往只输一二子即中盘罢战，自认“中押败”。 ****连载为：吴清源下棋极快，日本规则，以前高手对弈每人每局可取十三个钟头。 *****连载为：他负责“全力照顾”。此事，梅兰芳归国后，已在进行中。 　 　 十三、怪梦不怪（1956.12.2） 　 　　梦的内容常常是离奇怪诞的，因此有人认为梦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的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写道： 　　在梦中我们占有一个世界， 　　幻想随其所欲地织成它的网， 　　把一切溶解成幻的烟雾。 　　忧愁与欢快，死与生命， 　　我与你在梦中同度。 　　其实把梦理解为“幻的烟雾”只是诗人的想象，梦还是与人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等有关的。心理学家吉敏斯（Kimmins）曾详细研究了好几千个梦，发现许多梦都随着年龄而变换其内容。例如做神仙的梦最多是在儿童时代，爱情的梦是在青春期，贫苦孤儿常常在梦中见着他的父母和得到玩具，老人的梦常常是往事的回忆。可见梦也是因人而不同的。 　　研究梦的书，有一章专门讲“梦的分类”，其中最怪的是“预告的梦”（Premonitory Dreams），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梦谶”，即所梦的事，带有一种“预兆”的性质。据说有一个人发梦搭飞机，机场的人一个个地叫唤旅客的名宇，叫到他时恰巧是第十三个，他正想上机，忽然见着十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抬出来，心中一惊就醒了。他本来第二天要搭飞机到某地去的，因为有这样的怪梦，临时改期。结果这一班飞机当真失事，死了十二个人。这个梦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得而知，不过纵许是真的，也并不含有神怪的成分。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常常会梦到他所关心的事情，会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可能有偶然的巧合，即梦中的内容与他以后发生的事实相符合，因此他自己便相信这是一种“预兆”，而别的人也相信了，因为人的心理都是好传播奇怪的事。其实更多的梦，和以后发生的事并不相符，不过没有人“津津乐道”罢了。 　　我们也常常会听人说起这类的梦，儿女在异乡接到家信，知道父母生病，于是发了“怪梦”，梦见父母在某月某日死去，结果真的在那天死了，因此便怀疑至亲至爱的人，大约心灵上有冥冥的联系。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巧合，儿女关心父母是极自然的事，得知他们的病情后，在所发的“好梦”和“恶梦”中，又必然是“恶”占大多数，这就有可能真应了“梦谶”。 　　不过另有一种“怪梦”，倒是梦中的内容常和以后的事相符的。有一个人梦见他患了“盲肠炎”（Appendicitis），而必须开刀，割口是在腹上，似乎觉得很痛。他痛醒了，发现他明明健康得很，并没有用手术的必要。但不久之后，他却真的患起肚痛来了。对于这样的梦又如何解释呢？的确有些病症是先在梦中发现的，因为人在睡眠中神经容易知觉，炎症发生的最早时期常在睡眠中出现，因此即刺激而为梦；但不到炎症的病状加甚时，不会搅乱醒时的意识。即在醒时，这种程度的炎症，还不足产生感觉或知觉。这种梦被称为“前征的梦”（Prodromic Dreams），意思是这样的梦，乃是代表一种将要来到的“征象”。 　　还有一种怪梦称为“集团的梦”（Collective Dreams），这种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梦。“集团的梦”必然是有许多人在同一情况之下睡眠，因此便有差不多同样的梦。例如有很多士兵，匆遽地驻扎在一个荒凉的屋子里，他们听到地方上的传说：这屋子里有鬼。于是他们在晚上睡觉时果然被惊醒了，大多数都说是梦见鬼在他们的胸上跳。无疑地这些土兵听到了鬼的故事，所以睡的时候都带着恐惧心。又因为他们都是挤在一起，空气不流通，所以大家都同时感觉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做成了一种梦的刺激，于是，在睡时便引起在他们心中所遗留的鬼的故事了。 　　在谈了几种“怪梦”后，我们可以说梦虽然经常表现得离奇怪诞，但却与现实生活有关联。它绝不会“无因而至”。 　 十四、辩才无碍说玄奘（1956.12.6） 　 　　在报纸上看到达赖、班禅赴印度的新闻，忽然起了个奇怪的联想，想起了唐代西行求法的玄奘大师。玄奘就是唐三藏，也即是《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达赖班禅这次去印度是坐飞机去的，从西藏到新德里，不过是几个钟头就到了。当年玄奘赴印，却走了两年多，经历了无数的险难呢！ 　　当年玄奘的西行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宝鸡、兰州，出玉门关而入西疆，翻过天山、喜马拉雅山、黑岭等著名的大山脉转折入印。据说他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拔达岭时，因为山上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白天只好把锅子悬在半空煮饭，晚上就睡在冰上，如是者七天七夜，才走出了这座高山，护送的有的冻死在半山上，有的捱不住苦逃走，结果只剩下几个人。《西游记》写的八十一难虽然是神话，可是玄奘实际经过的险难，也够人咋舌的了。如果他现在复生，看见中印交通如此方便，一定非常高兴。 　　玄奘吃了大苦头，却有了大贡献。一九五一年印度亲善访华团来北京，团长森德拉尔发表谈话，就特别提到玄奘，说印度古代史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根据他写下的游记写出来的；而造纸技术，也是因玄奘到印度之后，更促进中印文化的交流，这才传播到印度的。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七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尤以在那烂陀寺的讲经论道和参加曲女城“无遮大会”的事最为著名，这两件事对印度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有极大影响。 　　那烂陀寺建于公元一世纪，是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一座寺院，也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主持的叫做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了，就像我国现在的虚云老和尚一样，德高望重，是佛学的权威。 　　玄奘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戒贤本来因为年纪老迈，多年不曾讲经了，这次却特别为玄奘开讲《瑜伽论》，讲了十五个月才讲完。玄奘本来就很博学，听经之后，又潜心钻研五年，悟澈佛教的大乘奥义。于是拜别戒贤，到印度各地游学，把各家各派的学说全都学了，经过六年再回那烂陀寺，戒贤就叫他主持讲席，当时戒贤的大弟子叫作师子光，不服玄奘主讲，玄奘就著了《会宗论》三千颂，给寺中僧众传阅。他的老师戒贤看了，都心悦诚服，自叹不如，师子光这才知道自己比起玄奘，那真是差得太远，结果就悄悄的走了。 　　玄奘在那烂陀寺讲经论道，印度佛学的各派著名人物纷纷来和他讨论。玄奘不但通晓大乘佛理，而且熟悉七十二小乘诸宗，全印高僧，凡和他谈过的无不叹服。当时印度僧人，有一种风气，对于真理的辩论，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有赌人头的。有一个婆罗门最为狂妄，他要和玄奘打擂台，写了四十余条理论，挂在那烂陀寺门口，说道：“如果有人能够难破我一条，我甘愿割下人头来认错。”玄奘请戒贤等高僧为证人，登台和那个婆罗门辩论，辩到最后那婆罗门无法招架，服输认错，叫道：“你把我的头拿去吧！”玄奘笑道：“和尚是不杀人的，我要你的头作甚？”后来那婆罗门就跟随他愿意做他的佣人。 　　玄奘的声名传遍印度，当时印度名王戒日王特别为玄奘在首都曲女城开一次大会，通知各国学者名人，来听玄奘讲道。结果各方人士不远千里而来，计有十八个国王，三千僧侣，二千多婆罗门外道，还有那烂陀寺的僧侣一千多名，与会的人都是有高深学问修养的人，可以说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的文化名人大集会。这个会就称为“无遮大会”。玄奘作“论主”开经讲义，讲了十八天，人人悦服，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讲完之后，十八个国王请玄奘乘坐大象，上施华幢，巡行一周。各国国王向全场群众高声喊道：“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众宜知之！”于是全场欢呼踊跃，焚香散花，从此他被公认是印度的第一位学者。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七年后，回到中国，载回佛学经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第一次大量的输入。玄奘回来以后，住在长安弘福寺，终身从事翻译工作。译出“经”、“论”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所以他又可以称得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这样的成绩，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超过他呢！ 　 　 十五、棋坛历史开新页 ——写在全国象棋大比赛之前（1956.12.13） 　 　　如果不是临时有什么更改的话，全国象棋大比赛后天（十二月十五日）就要在北京开始了！这是象棋坛空前的盛事，全国性的大比赛，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过去，虽然也有许多名闻全国的“棋王”，也有人荣获“国手”称号，但到底不是经过全国公开比赛而获得的，所以是不是全国第一，尚未能肯定。即算地区性的冠军，也多是成名好手较量的结果，而不是经过一级级选拔赛“打出来”的。例如二十多年前在香港举行的华东华南象棋赛，华南的选手是冯敬如和李庆全，冯敬如是当时广东省单人象棋赛的季军，李庆全是殿军，第一名的黄松轩和第二名的卢辉都没有参加。我不是说冯李二人的棋艺比黄卢低（事实上冯敬如的实力恐怕还在黄松轩之上），而是说那不是“正式”的各区冠军的较量。 　　过去因为交通不便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更加上成名好手的保名避战，事实上全国性的大比赛也不可能举行。这次的全国象棋大比赛，却是先由各省市公开选拔赛选出代表，即算是最出名的棋手，也都要参加选拔，才能取得代表资格（例如杨官璘，就是以七胜三和的成绩，在广州市十一名选手中荣获第一，而当选出席全国棋赛的广州代表）。所以经过这次大比赛所产生的“棋王”，那自然是名符其实的全国棋王了。 　　中国象棋虽然很流行，可是一直没有严密的组织与评选制度。日本围棋有九段分段制，有棋院组织，比起中国的象棋，那是精密得多。我们谈起象棋好手，虽然也常有“一流头”　“二流尾”等说法，但根据什么标准来分“一流”“二流”，却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没有大家公认的分级标准。我不知道这次全国大比赛之后，会不会产生全国象棋院的组织，但我希望能因此而把象棋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阶级，在组织和评级上都能创立一个新的制度。 　　我和香港的象棋名手多数认识，谈起全国大比赛的事，他们都很兴奋。我们也谈过组织和评级的问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可以将这次大比赛的前十名，授以棋院院士或象棋大师衔，正式组织棋院，由政府培养专业棋手，地位和其他艺人一样，让他们完全不需顾虑生活，而专心研究棋艺，并经常作公开表演赛，满足棋迷的要求。事实上，政府也正在培养专业棋手，例如杨官璘和陈松顺在广州文化公园供职，卢辉在广州文史馆，他们都是以象棋的一技之长，获得国家的培养的。 　　谈到评选制度，我也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可以仿日本的九段分段制，全国冠军是九段，每段约差三分之一步数。即九段可让初段单马或“三先”，让二段两盘单马一盘“二先”，让三段两盘“二先”一盘单马，让四段“二先”，让五段“一一二”（即两盘一先，一盘二先），让六段“长先”，让七段“先相先”（即三盘中让两盘先），与八段“平先”。至于要让到单马以上的，那便不入段了。这只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也许全国比赛委员会已有更周密的计划。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多听一些香港棋友的意见。 　　确立评定等级的制度有个好处，即可以确定谁有资格做专业棋手。以上述的分级法而论，上五段的可称“高段”，可入棋院做“研究员”，也有资格做各县市文化宫的象棋指导。上七段的有资格做棋院院士。现在还没有经过比赛，照我个人的看法，杨官璘有九段资格，香港的曾益谦、上海的何顺安等可以有八段的资格。 　　国际象棋有“特级象棋大师”“象棋大师”等称号，每三年举行一次世界冠军争夺战，制度也比中国象棋严密。关于国际象棋，我以后再写一篇。世界象棋冠军的产生，也是很有趣的。 　　这次全国象棋大比赛的冠军，最“热门”的是杨官璘，但正因为太“热门”了，我很怕他心理紧张，反而会有失手。不过他是身经数千战的棋手，也许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附录：棋坛掌故二三事——请教梁羽生先生（何鲁荫） 　　昨读十二月十三日《三剑楼随笔》梁羽生先生的《棋坛历史开新页》一文，具见梁先生对于象棋艺术的发扬光大，极其爱护热望。他同时希望我国象棋界加强严密组织，树立评选制度，参考日本棋院的办法，采用新的体制，把象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级。这一呼吁，不啻是象棋界共同的心声。只就发扬国粹而言，一个修明的政府，对于象棋运动之奖掖与提倡，是决不应予以漠视的，必须具体切实地扶助象棋运动之发展。我们希望梁先生继续挥动生花妙笔，倡导此项理论，以促其实现。 　　梁先生在那篇随笔里，谈及二十多年前在港举行的华东华南象棋大比赛，华南代表李庆全、冯敬如两位以粤省季军和殿军的资格出席，所以梁先生认为“不算正式的冠军较量”。本来这是无关宏旨的插话，但既然作为棋坛掌故而谈，我必须指出梁先生此一段叙述，是与当年的事实不符的。据我所知，当年东南大赛的缘起，是香港的华南象棋会（一九二九年成立，会长是粤东三凤之一、年近八秩、健存居港的曾展鸿先生，亦即当代著名高手曾益谦之尊翁，黎子健之宗师）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函邀上海万国象棋会谢侠逊先生以电讯联络举行比赛。谢君以此项办法虽新颖可喜，但时间及手续方面困难很多，提议推派周德裕、林奕仙两君南来观摩。港方欣然承诺，于是东南棋友首次联系之大比赛遂告实现。华南代表，原定黄松轩、李庆全两位（冯敬如因有怯场毛病，未获选取）。不料开赛前夕，黄君因母病沉重，不能来港，临时改由冯敬如瓜代。当时并非以冠军或殿军的资格挑选的。其实所谓“四大天王”的名衔，是一九三二年广东全省棋赛以后产生的。羽生先生对于当年情况，大约不甚清楚，所以就不免失诸臆度附会了。 　　其次，羽生先生在其大作里又谈到当代棋手实力方面，认为：“照我个人的看法，杨官璘有九段资格，香港的曾益谦、上海的何顺安等可有八段资格……”云云，此一“看法”能否成立，就大有商榷余地。据我们所知，去年穗港棋赛，杨官璘对曾益谦之役，不过平分春色，较前则何顺安尝败于曾君手下。香港棋坛名手，与曾君实力相培者，尚大有人在。据港九国奕会理事长欧阳长先生于本年度全港棋赛颁奖席上说过：“目前本港棋坛，高手云集，阵容鼎盛，实力强劲，为各地之冠。任何外埠棋友，如组队来港比赛，本会将予热烈欢迎，　……我们且对港队之水准具有充分信心……”此话骤听似觉夸张，但若揆诸实际，却并不过分。试观年前港澳棋赛，今年的港台棋赛，港队均以绝对的优势制胜，可见一斑。我国散居东南亚各地之侨胞数千万人，其中棋艺超卓能够见诸经传者寥寥可数，而香港以一隅之地，拥有实力可以晋入如羽生先生所谓“八段”“九段”资格之棋手，却可动辄以十数计。羽生先生既然“和本港象棋名手多数认识”，应该不至于一笔抹煞香港棋坛的地位。人是感情的动物，有时总不免会“阿其所好”，但“奖饰过情”，就不见得会令人折服。所以对于羽生先生的“看法”，我虽然自叹老夫耄矣，仍然未敢苟同，这就难怪一般棋友们对此纷纷论列了。羽生先生高明不知以为如何？ 　 　 十六、从香港小说谈到阮朗的《格罗珊》（1956.12.16） 　 　　近年来香港的报刊都很注重小说，各种各式的小说纷然杂陈，颇有点“百花齐放”的光景，但真正有特色的小说却还很少。和许多作者谈起来，他们都有题材枯竭之感。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扭不出新桥”了。我想，这和作者本身没有深入生活有关；另一方面，对于香港的地方特色，怎样去理解和表现的问题，似乎也还没有好好解决，因此尽管有许多“香港风味”很浓的小说，却缺乏深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部比得上《虾球传》的作品。《虾球传》是一九四八年香港一家报纸*的连载小说，作者是黄谷柳先生，距今已有八年了。八年来，香港的小说的水平，还停留在《虾球传》之下，我想这是值得作者们注意的事。 　　其实，即以香港可能发掘的题材来论，也还有创作上的“处女地”，例如表现华侨的思想生活的小说，这几年来，我就只见过一部半。香港和南洋关系密切，香港近三百万的人口中，也有许多是海外归侨，而且听出版界朋友说，香港小说的主要销场也是南洋，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多为华侨创作一些东西呢？ 　　我所说的“一部半”，“一部”是秦牧著的《黄金海岸》，写的是美国华侨的故事，从华侨在香港被“卖猪仔”起，写到他们在美国所属的岛屿，怎样辛勤劳动而却不名一文，最后直到白发苍苍，才有几个“幸运儿”被华侨会所资助回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司徒美堂在谈华侨生活时就曾讲过这个故事。秦牧的小说最初在香港一家报纸**连载，后来在香港和大陆都出了单行本。 　　另外所说的“半部”则是指阮朗最近在上海书局出版的《格罗珊》。为什么说是“半部”华侨小说呢？因为它的故事地点是在香港，但所写的却是在香港的南洋华侨，海外风光也非常浓郁。《黄金海岸》写的是侨工的故事，而《格罗珊》写的则是华侨子弟的爱情。论思想的深度，《黄金海岸》较高，但对于华侨青年，则《格罗珊》也许更为亲切。 　　《格罗珊》是马来话，即“娘惹装上的胸针”。有一部电影叫作《娘惹与峇峇》，这个“怪名词”香港读者恐怕弄不清楚。“娘惹”的“娘”字是按照闽南音读为Nyo，“惹”字念Nya，连起来却读成Nonya，“峇”字读Ba音，“峇峇”的读音和“爸爸”完全一样。“峇峇”是南洋侨生的中国男子，“娘惹”则是侨生的中国妇女的统称。 　　《格罗珊》的主角是一位华侨青年，名叫顾旋，在抗日战争时代，跟随家庭东逃西躲，最后藏匿在一个靠山面海的小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华侨，暗中资助抗日游击队。有一位“张伯伯”是游击队中的主要分子，给他们的家庭影响很大。顾旋在逃难中认识了一位小姑娘——贞娘，贞娘的一家也是“张伯伯”的朋友。两个小孩子在患难中建立了感情，到战争结束之后，两人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后来贞娘的父亲与顾旋的父亲因为意见上的分歧，举家迁到印尼去了，顾旋也来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另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小茵，小茵的文化程度比贞娘高，贞娘不懂得中国字，连写信也是用马来文参杂英文。另外小茵懂得的东西也要比贞娘多得多，于是顾旋抛开了贞娘，和小茵恋上了，可是贞娘却痴痴地等着他。这个三角恋爱怎样解决呢？小说中有不落俗套的结局。在这里我卖个关子，不说下去了。 　　这部小说还深刻地描写了华侨的爱国心理，我想它是应该得到华侨欢迎的。 　　阮朗有好几部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中联公司新片，由吴楚帆等人主演的《血染黄金》就是他的作品；另外凤凰公司也在筹划拍他的另一部作品《华灯初上》。他的小说写得很流畅。我想，他若能够更深入生活的话，在创作上一定会有更高的成就。 　 *连载为：华商报 **连载为：本港文汇报 　 十七、纵谈南北棋坛（1956.12.23） 　 　　全国象棋大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各路好手云集北京。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南北棋风的兴替和各家的招数。 　　说起近代棋坛的盛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由北而南。四五十年之前，北京执全国棋坛的牛耳，当时耿四、叶仪并称国手，至孟文宣一出，更是声光粲然。孟文宣是北京城的“世家公子”，经常养有一批棋客。他日日和高手角逐，棋艺集各家大成，称雄北方棋坛达二十年。其后华东好手纷出，尤以扬州最为著名，先有王浩然、张锦荣、周焕文，后有周德裕、窦国柱、朱剑秋，可称先后三雄！ 　　王浩然的棋阴柔缜密，有点似南方的钟珍和李庆全，孟文宣约他到北京激战十日，下了五十局棋，结果刚刚打成平手。据说王浩然本来比孟文宣高“半先”，因为孟是地主，所以有意相让。这个说法也有点根据，因为在孟王对战的五十局棋中，孟先行的占三十局。张锦荣是王浩然的徒弟，号称“慢国手”，有一次他和师父对弈，一局棋就下了两天，因为他下棋缓慢，主张以柔克刚．所以在棋界中又有太极派鼻祖之称。张锦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与师父对赛十局，比对竟然胜了五局。徒弟的棋力竟超出师父“一先”以上！这情形颇似最近的李义庭与罗天扬（李义庭虽未和师父正式比赛，但排拆他们的对局，李也最少要高罗一先）。周焕文则是周德裕的父亲，棋力在张锦荣之下，周焕文因为屡败于张锦荣，郁郁而死。周德裕后来精研当头炮局，把张锦荣击得大败，才替父亲出了一口冤气。周德裕是近代的象棋大师，曾在香港的《华南日报》编过棋栏，华南人对他很熟，这里不必多谈了。至于朱剑秋则上个月还在广州比赛，击败陈松顺，输给杨官璘，记分簿上比对刚好拉平，雄风尚在。窦国柱现已成棋坛元老，在这次全国大比赛中担任裁判。 　　扬州先后三雄一出，在棋坛上的地位，遂取北京而代之，成为二三十年前全国象棋水准最高的城市。稍后广州崛起，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声威显赫，各有专长，黄松轩的中炮夹马、冯敬如的单提马、卢辉的五七炮、李庆全的屏风马，都是一时绝技。更加上棋怪钟珍（陈松顺之师）和曾展鸿（曾益谦之父，现在香港）等人，棋风大盛，已有凌驾扬州之势。到最近杨官璘一出，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此次全国大赛中，呼声最高，棋艺超越以前的“国手”！所以在现在来说，广州应该是全国象棋水准最高的地方。 　　南北棋艺，各有特点。大致说来，北方善守，而南方善攻。但也有例外，如北方高手谢小然，有一局棋以四十六着后手反击杀败杨官璘，攻势就很凌厉。南方李庆全、陈松顺的守棋也是有名的。这次北京的选手侯玉山最善于“士象局”，先手第一步就上相，着法稳健异常，看来是五名内的人选（北京另一好手张德魁，棋名在侯之上，大约因年老关系，在这次北京选拔赛中败于侯玉山）。 　　西北边疆的棋手如何？是一个谜，因为棋谱上从未见过边疆棋手的对局。这次乌鲁木齐的代表回族农民纳金元，后手胜何顺安，轰动棋坛，看来西北的棋艺水平也已大大提高了。据说边疆棋手颇有“怪招”，例如“后手鸳鸯炮局”，就是西藏喇嘛发明的，上海的周慰元曾用这局困过杨官璘，杨潜心研究许多天才想出破法。 　　至于香港近年来，也是棋风大盛，人才辈出，例如曹悦强就是一时俊彦。只是他所经的大场比赛不多，等级如何，还不能确定。照我个人的看法，他可能有“八段”棋力，和何顺安等是有得打的。 　 *连载有下段：这次全国大比赛，我的预测是杨官璘冠军，李义庭和何顺安争亚军。（据曾益谦的预测是李义庭得亚军的成分较高，据朱剑秋的预测，则是何顺安。立此存照，以观后验。）听说国奕会的会长欧阳长先生颇有意在全国大赛之后，邀请国内好手来港，或派香港好手赴穗，彼此观摩一下。我很希望他能够办成此事。让我们棋迷饱饱眼福。 　 十八、一位记者的旧诗（1956.12.27连载时题为：谈陈凡的几首旧诗）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读过陈凡的诗，不过那不是旧诗，而是他用笔名“周为”写的新诗，印象并不深刻，读过也就忘了。说实在话，当时对“周为”的新诗和散文，我并不喜欢，文字是优美的，但却有太多的忧郁的情调。那时我还只是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种苍茫的心境，我是无法理解的。后来我到了香港，和陈凡兄开始认识，知道了“周为”就是他的笔名，我曾坦率地谈过我的感觉，他说：“你所读过的周为的作品，都是在解放前，最黯淡的年月写的，那只是一种苦难的记忆。”是的，在旧中国苦难的日子里，许多诗人都感到“寒冷”与“忧郁”，像何其芳就写过像《画梦录》那样伤感的散文诗，又怎能单单怪“周为”呢！ 　　对“周为”的忧郁我是“谅解”了，但却还不知道陈凡兄会写旧诗。直到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悼费穆的两首诗，感情真挚，感慨遥深，才知道他在旧诗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那两首诗都是七律，抄录一首如下： 　　识君郁郁小城春，才调风华世鲜伦。 　　交似忘年输半齿，心伤小别未兼旬。 　　苍茫肯信人间阔？寥落尤知故旧亲。 　　流水高山残谱在，钟期去后更谁珍！ 　　费穆先生是一位极有才情的导演，他的电影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小城之春》是他所导演的一部片名。这部电影只有五个人物和一只小狗，然而经过费穆先生天才的导演手法，非但一点也不感到单调，而且整部电影就有如一个诗篇。“识君郁郁小城春”。所指的就是这部电影。 　　陈凡兄是位记者，对国民党旧官场知道得颇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特别愤懑和感慨，一九四四年湘桂疏散时，他有一首绝句道： 　　湘漓呜咽接黄河，长袖斜眉自舞歌； 　　后主风流传遍日，江南隙地已无多！ 　　湘桂撤退在国民党河南大败之后，所以有“湘漓呜咽接黄河”之句；那时蒋介石正和陈立夫的侄女热恋，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美国“医病”，这段“内幕新闻”，作为记者的陈凡是早就知道了的。“长袖斜眉自舞歌”，“后主风流传遍日”两句，所指的就是这一件事。 　　抗战后期陈凡兄在重庆干新闻工作*，眼见国民党让日寇长驱直入，对着剩水残山，他又作了一首七律道： 　　云暗高城雨满楼，嘉陵东望泪盈眸。 　　近来不必窥明镜，此去应知渐白头。 　　儿女贫时如宿债，江山劫尽剩乡愁。 　　年年归梦随春水，都未因风到广州。 　　抗战胜利之后，解放之前，他在广州。一九四七年曾一度被捕下狱，他有一首《出狱后题友人山水卷》的诗道： 　　傍水依山绝俗尘，老松为伴竹为邻。 　　我愿桃源作鸡犬，奈何无计避嬴秦。 　 　　同年，他到西湖，又有一首绝句道： 　 　　曾记当年别灞桥，离愁幽恨未全消； 　　可怜秋后身如燕，更羡谁来惜瘦腰！ 　　读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我联想起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秀才上京考试，为了所恋的一个名妓给人夺去，大病一场，考试当然也失败了。他的父亲很生气，但一见他的诗稿中有“自怜病后轻如燕，扶上雕鞍马不知”两句，便道：“唔，有这两句好诗，还可以恕你！”我不知道陈凡兄那两句是不是由这两句触发的，但其同为好诗则一。不过那位书生是为失恋“瘦腰”，而陈凡兄则是因家国而瘦腰，这其间却是不应拿来相提并论的。 　　引了陈凡兄几首离乱之作，现在应该引他一首欢乐的近作了。今年夏天，中国民间艺术团来香港演出，他有一首《观荷花舞》的律诗道： 　　盈盈细步点螺纹，香鬓微凉辟俗氛； 　　罗袂飘飘疑有梦，胭脂淡淡似无痕； 　　最宜明月银星夜，若怯清风玉露晨； 　　忽报凌波归去也，宓妃曾否是前身？ 　　这首诗情调意境都很美，读之真是可“辟俗氛”！ 　 *连载为：大公报 　 　 十九、永留佳话在棋坛 ——谈何顺安“历史性的一局棋”（1956.12.30） 　 　　金庸兄以前在《随笔》里写过《历史性的一局棋》，谈的是吴清源用新布局法大战本因坊的故事。那是围棋史上有历史性的一局棋。我想将来如果编象棋史的话，前几天何顺安对王嘉良的一局棋，也足够资格称为“历史性的一局棋”！ 　　杨官璘败给王嘉良，棋坛轰动，都称之为“爆大冷门”，其实在这次全国象棋大比赛中，最出人意外的事，还不是杨官璘之偶然失手，而是何顺安的屈居末座。何顺安是华东第一高手，攻守全材，这两年来，除了杨官璘而外，他在棋国中几全无对手，所以这次大赛，许多人都预测他能获得亚军。谁料得到他一败于李义庭，再败于杨官璘，三败于刘忆慈，几乎连战皆北呢！ 　　但他虽然屈居末座，全国冠军的命运却由他的一局棋来决定，而且这局棋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下得精采而已。这件事的本身代表了一种新的运动道德，一种一丝不苟的战斗精神。我不认识何顺安，但由于他这一局棋，我却不能不对他起敬。 　　杨官璘本来是这次棋赛最大的热门，我在《随笔》中曾预测过他是冠军，也曾预测过他可能因心理紧张而有所失手，果然不幸言中，他真的在紧要关头，以一着之差输给王嘉良，造成了棋赛紧张惊险的形势。 　　当何顺安和王嘉良下最后一局时，杨官璘的形势险极，王嘉良只要能和何顺安，就可以稳得冠军了。至于何顺安呢？则因为积分太低，不论是胜是败是和，他都要屈居末座，不能“翻身”的了。在最后的消息未传来之前，我和几位棋友闲谈，大多数人都说：杨官璘的冠军宝座一定动摇了。理由是这局棋的胜负，对何顺安本人毫无关系，他身体又差，犯不着“搏命”去打。 　　另一位朋友更谈起棋坛往事，这几年来，何顺安总是输给杨官璘，杨何二人可说是棋坛上的冤家劲敌，而这次却是何顺安“报仇”的最好机会，他只要不用全力，最多和了便算，那么杨官璘的冠军也做不成了。 　　不要笑我的朋友有这样想法，在旧社会中，这是常有的事。以前的棋手为了争名，常在大场棋赛中“出术”或“联盟”来暗算劲敌，或买通对方输棋。这些“掌故”，棋界中人都是很熟悉的。假如是在旧社会，碰着这样稀有的“机会”，王嘉良一定会和何顺安“开盘讲数”了，冠军还轮得到杨官璘么？ 　　可是何顺安虽得失无关，却“出人意料”地“搏命”去打，一丝不苟，保持着优良的运动员作风，尽自己的力完成这场战斗。 　　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杂文，他说在赛跑中，跑在最后的常中途离队，有些继续跑的，旁边人还笑他。鲁迅先生对虽然落后而仍继续跑的人致敬，他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 　　现在时代不同了，没有人会因为何顺安名列最后而感到可笑，相反，每个人都会称赞他的运动精神。有过上面想法的那位朋友，第二天便对我说：“是我们的旧脑筋在作祟，不应该把何顺安想得那么心地狭窄的！”何顺安这次名列最后，但他的精神却被公认为第一了！ 　　吴清源对本因坊的那局围棋，代表着围棋艺术的一大发展；而何顺安对王嘉良这局棋，却代表着一种道德的光辉。对我来说，何王这一局棋更令我感动。 　　当然以杨官璘的棋艺，这冠军应该是属于他的。但如果没有何顺安这盘“历史性的一局棋”，则也不会像现在的“永留佳话在棋坛”了！ 　 　 　 二十、谈棋手的实力 ——敬答何鲁荫先生（1957.1.3） 　 　　在全国象棋大比赛前，我写了一篇随笔，对象棋运动提出一些意见，顺便也谈了一下当代棋手的实力。前几天编者转来了何鲁荫先生的一封信，他对我的建议如加强象棋界的组织和树立评选制度等甚表赞同，称之为“象棋界共同的心声”。另外，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何先生是棋坛前辈，他对象棋艺术一向积极提倡，我是甚为钦仰，但对于某些看法，我却还不敢苟同。 　　二十多年前在香港举行的华东华南棋赛，经过情形何先生知之甚详，承蒙他补充了许多内幕史料。从他补充的史料里，证实了当时华南的两位选手，并非是以冠军或殿军的资格参加，事实上冯敬如和李庆全两人，当时也不是华南的“正式冠军”（广东全省棋赛是以后的事）。那么我说那场棋赛，“不算为正式冠军的较量”，这句话也似乎没有说错。不过“这是无关宏旨的插话”，对何先生的热心指正，我还是很感激的。 　　何先生认为我“一笔抹煞香港棋坛”，这似乎责备得有点过分了。正正相反，我非但没有“一笔抹煞香港棋坛”，而且已经是予以特别的重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在《纵谈南北棋坛》一文里提到香港棋坛时说：“至于香港近年来，也是棋风大盛，人材辈出。”这总不能说是“抹煞”了吧？再以何先生所引我的那两句话来说，“照我个人的看法，杨官璘有九段资格，香港曾益谦、上海何顺安等可以有八段的资格。”数了杨官璘之后，即提到香港的曾益谦，这也正是对于香港棋手的尊重。 　　我认为杨官璘有九段资格，那是根据他历年战绩来评定的。自一九五二年起，直至现在为止，他和国内各高手较量，比对来说，只输过一场给王嘉良。这样的成绩，在棋坛上恐怕还找不到第二个吧？事实上他也是全国的象棋冠军，称他为“九段”，似乎不能说是“奖饰过情”的了。 　　我想我和何先生的分歧点，恐怕还是在于对棋手实力评断的标准问题。我觉得对棋手实力的评断，应该看他全面的战绩，而不是看他对某人的一两场棋。举个例来说，在这次全国象棋大比赛时，王嘉良以一胜一和击败了杨官璘，并不就等于他的棋力在杨官璘之上，在总的成绩来说，他还是逊于杨官璘的（这次他是亚军）。 　　何先生谈起前年港穗的棋赛，认为曾益谦和杨官璘打成平手，而我将杨列为九段，将曾列为八段，这个看法，大有问题。我同意何先生所说曾益谦是“当代著名的高手”，但比之杨官璘，他的战绩却稍逊一筹。那次港穗棋赛的积分是：杨官璘获十五分得冠军，陈松顺十三分得亚军，曾益谦获十一分名列第三，黎子健九分名列第四。我将曾益谦排名在杨官璘之下，根据的是他们全面的战绩，而不是只看到他们那场棋比对成和的这一点。 　　日本棋院的评选制度非常严格，在吴清源以前，全国九段最多只有一名，甚至在有些时期，全国棋力最高的也只列为六七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棋院为了奖励新血，除吴清源外，还评了四个九段，但这四个九段，和吴清源作“升降赛”，都被打得降了级。我以为中国如组织象棋院的话，在组织之初，评选制度也应似日本的严格，九段最多也是一人。我在《棋坛历史开新页》里，已说明全国冠军才有资格称九段。假如八段九段动辄以十数计，那么九段满街走，也没有什么可贵的了。 　　何先生又提到港台棋赛，港台棋赛，台湾队先战“港联”，后战“港选”，港方参加比赛的有曾益谦、李志海、苏天雄、黎子健、简文孝、曹悦强、梁庆全、阮雄辉、白乐弈、何醒武、陈恒汝等人，港台棋赛（两次都算在内），曾益谦的成绩最好（按曾益谦赛十局，只负过一局，积分是十六分。赛十局得分的最大可能是二十分，他得十六分，所占的百分率是百分之八十。其次是曹悦强，赛十二局，只负过二局，积分是十九分。赛十二局得分的最大可能是二十四分，得十九分所占的百分率是百分之七十九）。台湾队和广州队没有交过手，但从积分上来看，曾益谦在穗港棋赛得十一分（那场棋赛每人赛十二局，应得十二分始成平手），在港台棋赛则名列第一，所以两队实力，可以说是相差远甚。港队虽以绝大比数击败台队，还是不应满足的。 　　曾益谦在近著《象棋选粹》里，尊杨官璘为“国手”，他看了那篇《随笔》后，曾对我说：“将我排名在杨官璘之后，我并没有什么不服的，但假如说许多人和我实力相等，我就不能折服了。”我和杨曾二人都是朋友，自问不至于像何先生所说的那样“阿其所好”，故意抬高杨官璘而压低曾益谦的。 　　广州在最近将邀请全国优秀棋手作表演赛，何先生不妨鼓励本港优秀棋手上广州去玩玩棋，胜负得失那是次事，彼此观摩，对棋艺的发扬一定有很大帮助。 　　对棋手实力的评断，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根据全面战绩），所以我很尊重何先生的不同意见，我也不勉强求同，对香港棋手近年来在棋艺上的优秀成就，我也表示深深的敬意。 　 　 　 二十一、爱之神的神话（1957.1.6） 　 　　在中国的神话中，掌管姻缘的是月老，他的法宝是一条红绳，“赤绳系足”代表姻缘成就的典故，便是从月老的神话中得来的。在希腊神话中，掌管爱情的神却是一个名叫邱比特（Cupid）的小孩，他的法宝是一支箭，谁的心若给他的箭射中了，便会燃起狂热的爱火。“月老”正经得多，而邱比特却很淘气，比较起来，我觉得邱比特更接近“人”。 　　关于邱比特的神话，很有趣，也很有意思。他的母亲是美丽的女神维纳斯（Venus）。邱比特生下来后，不能长大，始终是生着两个小翅膀的婴孩。维纳斯害怕了，去问智慧之神。智慧之神答道：“恋爱没有热情不能长成！”维纳斯想了许多法子医治都没有用，直到她又生出热情之神安特洛斯（Anteros）后，邱比特才长成为美貌少年。但当他一与热情的弟弟分离时，他又变回婴孩的形体。 　　邱比特淘气异常，常常捉弄天上的大神。太阳神阿波罗（Apollo）是众神中最漂亮的男子，他不但是日神，又是医药、音乐、诗歌以及一切美术的神。像这样的“神”应该是很得少女欢心的了，可是邱比特却偏偏和他开了个大玩笑，令他尝试单恋的痛苦。有一次阿波罗以他的金箭，射杀了一条为害人间的大毒蛇，高高兴兴地回去，在回家路上碰见邱比特玩他的弓箭，阿波罗说：“你这孩子，不要嬉弄弓箭！”邱比特笑嘻嘻地说道：“你的箭射中别的东西，但我的箭却能射中你的心。”于是他抽出两支箭，一支是激起爱情的，一支是拒绝爱情的，第一支射中了阿波罗的心，第二支则射中了河神僻纳士的女儿达芬（Daphne）的心。阿波罗为达芬而发狂了，但达芬却无意于恋爱。他跟在她后边，她遁逃着比风还要快。渐渐地阿波罗已将追上她了，他已感到她的呼吸，而她的头发也已飘拂在他的面上，她的气力消失了，快要倒下来了，她呼唤着她的父亲道：“救我，救我！把地开了掩盖着我，不然便变易了我这召祸的身体吧！”当她说话时，她的全身立刻起了变化，她的身成了树干，她的头发成了绿叶，她的手成了树枝，她的足成了树根，她变成了永远发散着幽香的桂树。这个神话是写太阳对于露点的现象，阿波罗是太阳神，达芬是露水之神，太阳为露点的美丽所惑，欲迫近她，露点惧怕她热烈的爱人，逃遁了。当太阳的热力接触到她时，她消灭了。 　　男子的狂热常常会吓退畏羞的少女，我想，读者之中也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 　　邱比特捉弄别人，后来他自己也中了爱情之箭。他的恋爱故事，很有意思。大地上有个极美丽的女郎普赛克（Psyche），地上的人称她为“美的女神”。维纳斯闻之大怒，她妒忌普赛克的美丽，叫她的儿子邱比特去杀她。邱比特带了弓箭和毒药，夜间悄悄地走进普赛克的卧房，一线月光照在她的脸上，显出无比的可爱！邱比特大吃一惊，给自己的爱情之箭刺进皮肉，他爱怜着她，发誓不加害这无辜的女郎。维纳斯见此计失败，又想出种种方法折磨普赛克。普赛克抵受不住了，跳下悬崖自杀。邱比特叫“西风”把她救了，带她到一个美丽的海岛去。到了夜间，邱比特来了，向她倾诉爱忱。普赛克虽看不见他，却爱上了他柔和的声音，于是便答应了。邱比特一切都顺从她，还把她的两个姐姐也带来陪她，就是不答应白昼见她。她的两个姐姐说：“你的爱人一定非常丑怪，不然何以不敢白昼见你？”她们教她藏一刀一灯在床头，偷偷地当他睡着时，就点灯来照他，如果他真是个怪物，便用刀把他杀了！普赛克依计而行，灯光照在邱比特的脸上，原来是个美少年。她的心快活而骄傲，灯倾倒了一下，灼热的灯油落了一滴在邱比特的肩上。邱比特惊醒了，便从窗口飞了出去，叫道：“别了，没有忠实便没有爱情，而你的忠实现在已经死了！”后来又经过许多折磨，普赛克才再会见她的爱人，和他重归于好！ 　　希腊的神话很富于人情味，有许多许多美丽的故事，是一份丰富优秀的文学遗产。几千年来，不少诗人和艺术家都曾将希腊神话作为他们的题材。 　 　 　 二十二、水仙花的故事（1957.1.10） 　 　　影娥池上晓凉多，罗袜生尘水不波。 　　一夜碧云凝做梦，醒来无奈月明何！ 　　这是元代诗人丁鹤年咏水仙花的名句。水仙花在中国诗人的想象里，常常被比喻为清丽绝俗的仙女，例如清代大诗人龚定庵所写的《水仙花赋》，就是将水仙花当作了“洛神”的化身的。赋中有几句道：“有一仙子兮其居何处？是幻非真兮降于水涯。亸翠为裙，天然装束；将黄染额，不事铅华。”读之真如见洛水仙女，在月色朦胧之夜，凌波冉冉而来。这首赋是龚定庵十三岁时候写的，才气真足惊人！ 　　说来倒很有趣，在中国诗词中，水仙花是仙女，但在希腊神话中，水仙花则是一个美男子。英文的Narcissus（水仙花）一字，本来就是希腊古代一个美男子的名字。 　　据说Narcissus因为生得太美了，常常临流独照，顾影自怜。有一个仙女名叫Echo在林中遇见了他，一见倾心，苦苦追求，Narcissus却不理不睬。Echo本来是一个活泼可爱喜欢谈话的仙女，失恋之后，终日悲郁，远离她的同伴，独自漫游于山林中，她美丽的身体也渐渐因忧愁而消灭，只有余音不灭，散在山岭水涯。她临死前向女神维纳斯祷告，要求惩罚这狠心的少年。 　　维纳斯就是爱神丘比特的母亲，也是司恋爱、美丽、欢笑与结婚的女神。她一方面恼恨Echo不知自重，有损仙女的尊严，于是罚她的幽灵居于山岩荫僻处，要复述她所听到的最后的声音，以儆戒其他仙女。英文中的“回声”（Echo）一字，就是这样来的。但另一方面她也可怜Echo的遭遇，决定惩罚Narcissus。有一个诗人写道：“奥林匹斯山上的月暗云低，众女神在窃窃陈词，请将怒杯递给那狂妄的孩子，他委实轻觑了我们众女的神祇。”描写的就是众女神请求维纳斯惩罚Narcissus时的情景。 　　有一天，Narcissus又临流自照，他为自己美丽的面孔所迷惑，忽然在他的幻觉中，他自己的影子变成了极美丽的仙女，他开口向她说话，仙女的红唇也微微开阖，但却听不见语声；他伸出两臂，水中也有如雪的双臂向他伸来，他俯腰伸手想抱她，但水面一被触动，仙女迅速消失了。Narcissus因此发痴发狂，日夜守在池边，不饮不食不睡，终至于死，还不知道水中所看见的仙女就是自己的影子。Echo的仇报了，但众神很可怜Narcissus美丽的尸体，于是把他变成了水仙花，就以他的名字作花名。 　　因为这个神话，所以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水仙花情意综”(Narcissus Complex)，意思便是“自恋狂”。不过在心理学上有“自恋狂”的男子，却不一定像Narcissus那样漂亮，而只是极端的“自我欣赏”罢了。有自恋狂的男子，多是心理上极端内向，而自尊心和自卑感都很浓厚的人。 　　西洋诗歌也有不少以水仙花为题材的，最著名的是法国象征派诗人Paul Valéry的《水仙辞》，此诗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当时的法国诗坛有人评论道：“有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Paul Valéry发表了他的《水仙辞》！”这首长诗写得非常晦涩，据说一百个人看了就有一百种不同解释。对于象征派的诗我不懂欣赏。法国当时的诗坛对Valéry的诗那样推崇，也正是代表了一种颓废的倾向哩。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故事太悲哀了，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神话令人心情欢悦。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老妇人名叫姚姥的，寒冬之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丛，又美又香，就吃下去了，醒来生下一女，非常聪明，因名“观星”。“观星”既是“天柱”下的“女史星”，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美丽的少女既是天上的星宿化生，又是清丽绝俗的花魂化身，真会引起诗人无限遐想。 　 二十三、世界最长的史诗（1957.1.13） 　 　　在中国的旧诗歌中，最长的一篇是《离骚》，共二千四百九十个字。希腊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长一万八千行，三十多万字；《奥德赛》长一万五千行，也有三十万字。*把离骚的字数与希腊两大史诗相比，百分之一都不到。但希腊的《伊利亚特》还不算是最长的诗篇，世界自古至今最长的诗是印度的史诗Mhaabharata，其次是Ramayana，这两诗并称为印度的两大史诗。Mhaabharata共分十八篇，包含诗句二十余万行，其字数八倍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总和。Ramayana则短得多，只有二万五千行，但也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长。Mhaabharata的作者据传为Vyasa，Ramayana的作者相传为Valmiki，这两人都如同希腊的荷马一样，同为民间传说中的诗人，是否真有其人，现在还在争论中。 　　当然诗的好坏，不在于字数的多少，而且拿《离骚》来与上述四大史诗相比，实在也是不大适当的。《离骚》是屈原的创作，抒写他自己忧苦愁闷的心情，含有极浓厚的个性在里面，大部分可以与他的生平相映照，在性质上说是“抒情诗”；而上述的四大史诗则是采纳民间的传说融冶而成，在性质上是记事的史诗。但一篇长诗，近五百万字，这样长的篇幅，在小说中也算得是“长篇”的了，何况是诗。更何况这四大史诗字数虽多，但一向的文艺评论家都认为它们是“可惊异的精炼”，绝非王大娘的缠脚布的。所以，论“量”与“质”，它们都是古典文学中的瑰宝。 　　世界最长的史诗Mhaabharata的故事很有趣，它是写印度古代两大王族战争的故事，读之如读武侠小说。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特洛那，是当时武艺最高的人，尤精于射箭和战术。他和印度一个王国的国王特鲁伯达是童年的好友，但特鲁伯达在一件小事中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于是愤然离去，受聘为另外两个王家的家庭教师，教五个王子的武艺。教时不收束修，教成之后，才把五个王子聚合在一起，说道：“去把特鲁伯达捉来见我，这是我做你们教师的唯一报酬。”王子们集了车马，大举进攻，把特鲁伯达打得大败，并俘虏了他回来献给老师。特洛那解了他的束缚，笑道：“我现在之爱你，还如当日我们儿童之时，你愿与我为朋友如前吗？”于是他释放了特鲁伯达回国。他的报仇已经成功了！但特鲁伯达深深引以为耻，他回国后，到各处神庙祈祷，欲生一子，为他报仇。以后还引出许多后话，这里不提了。 　　特洛那的性格写得生动，他不但武艺好，而且很懂“权术”。在他教诸王子的技艺的时候，有一个属于低阶级的王子，拜门求师，他不肯收留。于是那王子告辞了回去，到森林中用泥土造了一座特洛那的像，向它跪拜，敬它为师，日日在像旁专心学射，竟成了印度的第一神箭手。王子们在森林中见了他的神技，既羡且妒，问他教师的名字，他说：“也是特洛那。”特洛那知道了，就去见他，问道：“英雄，如果你真是我的生徒，那么请你拿出先生的报酬来！”那王子垂手说道：“什么都给你，请你吩咐！”特洛那道：“我要你右手的大拇指！”那王子毫不思索地将拇指割下，从此他就不能再射箭了。这一段把特洛那的心术写得很坏，但却反映了古代印度的阶级观念，低阶级的王子是不应与高阶级的王子比肩的。 　　还有一段写特洛那教武的小故事也很有趣。他把一只假鸟放在一株树顶上，叫生徒们去射，他一个个地问道：“你看见树顶的鸟吗？看见树么？看见我么？看见你的兄弟们么？”一个个地回答：“都看见的！”特洛那教他们都站开，最后的一个答道：“先生，我只看见树顶的鸟头！”特洛那快乐地说道：“你射！”那个王子一箭射去，果然鸟头落地。这段故事，说明学艺需要全神贯注，不可为外物分心。 　 *连载中有：（按：依利亚特和奥特赛称为希腊两大史诗，相传为“盲诗人”荷马所作，以后有机会再谈。） 　 　 二十四、数学与逻辑（1957.1.17） 　 　　数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又是很有趣的科学。数学在科学领域里，称为“纯科学”，意思是“纯理论”的科学。可是一切技术科学，都要以数学为基础。数学不行的学生，其他的自然科学也一定不行。甚至某些社会科学，到深入研究时，也需要良好的数学作基础。如经济学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有人说：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而数学则是一切自然科学之母。 　　许多人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数学是枯燥无味的科学，其实不然。例如把数学应用到逻辑（一种推理的科学）上，就常会得到一些很有趣味的论断。 　　平时人对一件肯定的事情常说：“一是一，二是二。”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运用数学上的巧妙把戏，却可以证明一等于二，或一等于任何数。你若不信，请看下面的算式： 　　设：A＝B 　　则：A2＝AB＝B2 　　故：A2－B2＝AB－B2 　　分解因式：（A＋B）（A－B）＝B（A－B） 　　以（A－B）除两边得：A＋B＝B 　　即：2B＝B 　　故：2＝1 　　在这个算式里，只应用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初中学生都学过的公式，即“两数平方之差等于两数之和乘两数之差”。可是却得出一等于二的结论来。它的秘密在哪里呢？秘密就在A－B＝0这一点上。任何数乘零都等于零的。所以用A－B去除两边，得出的答案就谬误了。* 　　在中国战国时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善于诡辩的人，叫做公孙龙子，他有许多诡辩的命题，其实就是应用数学上的方法作为逻辑，迷惑一般人的观念。 　　他有一个论题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一半，永远都分不完。初看令人惊异，其实却是真的，二等分一条线，继续无穷次都是分不完的，分到最后是“无限小”，但“无限小”仍然是一个数目啊！** 　　公孙龙子另一个论题，那就更诡辩了，这论题是“飞矢不动”。因为若把空间和时间都分割为无限小的点，则飞矢每一瞬间都占着空间的特定位置，因而亦即静止在这一位置上。这个论题和上面“一尺之棰”的论题，都是应用数学上“无限小”的观念，但上面的论题讲得通，这个论题，事实却是讲不通的。因为在每一个无限小的时间里，飞矢仍是运动的。*** 　　应用数学到逻辑学上，常会造成形式逻辑，即忽视了内部质的发展，而只注意了表面的现象。可是形式逻辑仍是不可废的，也并不是每个形式逻辑都是错误的。例如：A大于B，B大于C，则A一定大于C，这就符合真理。辩证逻辑也是从形式逻辑发展而来的。所以又有人称形式逻辑为低级逻辑，而称辩证逻辑为高级逻辑。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杰出的数学家，例如我以前在《随笔》里所举过的祖冲之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圆周率的推算，要比西洋数学家早一千年。又如开平方和开立方的问题，也早在中国古代的《九章算术》****中就提出来了。祖冲之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能求得一般的二次方程式和三次方程式的正根。又如直角三角形中，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平方之和，也是中国的数学家最早推算出来的。不过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由于生产的发展的迟缓，而影响了一般科学的不能迅速发展，在数学上也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但近代我国的数学界，仍有非常杰出的人才，例如自学成功的华罗庚教授，他对“堆垒素数”的研究，就是在全世界坐第一把交椅的。这两年来，我国提出“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某些主要科学部门，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数学的发展当然也是可以预期的了。 　 *连载：（零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零除零等于“不定数”，零除任何数等于无限大！） **连载：这和欧洲古代著名的论题“阿基列与乌龟”如出一辙。阿基列是跑得最快的人（典出希腊神话），但根据数学的推论，他的捷步却永远不能追过乌龟的爬行。假设阿基列落后于乌龟一百步而比龟快十倍，当阿基列走十步，龟只前进一步，阿基列每走一步，龟只走十分之一步；如此永无终结，永远追不上。 ***连载：而且飞矢本身并不是“无限小”的东西，它不可能整体的停留在“无限小”的空间据点上。 ****连载：《算书》《九章算数少广章》 　 　 二十五、杀父娶母情意综（1957.1.12） 　 　　读者们看了这个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杀父娶母”那还得了？但这却是心理学上常见的名词，尤其是弗洛伊德（Freud）学派，更喜欢拿它来解释青年的恋爱心理。这个名词的本身，来源于一个著名的希腊神话。 　　“杀父娶母情意综”，另一名称是“奥底柏斯情意综”（Edipus Complex）。奥底柏斯（Edipus），是底比斯国王莱士（Laius）与他的后约卡士泰（Jocasta）的儿子。他出生时，神预言他将杀父娶母，使国家大乱。莱士大恐，叫一个侍臣把这婴儿带到山中杀死。但侍臣心中不忍，仅把他遗弃林中，并不杀他。一个牧羊人听见哭声，把他带到科林斯。科林斯国王年老无子，便以他为子，并给他取名为奥底柏斯。 　　奥底柏斯长大后，有一次听见一个醉人说他是“野仔”，说他不是国王的儿子。他跑去问母亲，母亲又吞吞吐吐不肯告诉。他又跑去问神巫，神巫说他将杀父娶母，使国大乱！奥底柏斯非常悲伤，立志漫游各地，永不再回科林斯见他父母，以免巫言实现。 　　漫游中，他踏进了底比斯的疆土，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人坐着车走来，车前的卫士叫他让路，争斗起来，奥底柏斯把卫士和老人都杀死了。他不知道老人正是底比斯国王，也正是他的父亲莱士！他走到底比斯，城中正十分纷乱，说国王给强盗杀死，大路上又有怪物出现。这怪物狮身鸟翼名叫斯芬克司（Sphinx），站在大路上，出一个怪谜难过往行人，有答不出来的它就把他吃掉。谁也答不出这个谜，不知多少人已成为妖怪的腹中物。王后因此许下誓言说：“谁能除去斯芬克司，我就下嫁给他。” 　　奥底柏斯并不知道杀死国王的强盗就是自己，他跑去见斯芬克司。斯芬克司问道：“告诉我，早上有四只脚，中午有两只脚，夜间有三只脚的动物是什么？”奥底柏斯答道：“是人！当他幼时，以手足爬行，壮时以两足走，老时则加用一拐杖。”他答对了，把怪物也迫下悬岩跌死了。王后实践诺言嫁给他。直到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之后，他才知道王后就是自己的母亲，而那个在路上被他杀死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后来约卡士泰自杀而死，奥底柏斯则把自己的双眼弄瞎，在森林中漫游。一夜，在暴风雨中失踪了。 　　这是希腊有名的悲剧，情节比我所简述的要复杂热闹得多。心理学家根据这个神话而创了“奥底柏斯情意综”这个名词。“情意综”可解释为潜意识在心内形成的结。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子有憎恨父亲而爱慕母亲的情意综，因此他长成后，找第一个爱人时，常要找像他母亲的女子（或者面貌上像或者性情上像）。而女子找的第一个爱人，也常像她的父亲。这个说法相当怪诞。我没有调查统计过初恋男女的对象，不知他的说法到底有几分真实。 　　在民俗学上，倒可以为“杀父娶母情意综”找出一些“根据”。原始部落每年举行的一次“图腾宴”，有些民俗学者的解释就是“杀父情绪”的发泄。“图腾”是原始部落的标志，例如甲部落以“熊”为标志，那么熊就是甲部落的“图腾”；乙部落以“青蛙”为标志，那么青蛙就是乙部落的“图腾”。部落中人对本部落的“图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有人偶然伤害了“图腾”，常因心里的极度恐惧而自己吓死自己！而每年却有一次公开举行的“图腾宴”，把平时尊奉的“图腾”杀死，大家饮酒跳舞庆祝。据说举行“图腾宴”后，就可以保证来年的丰收。有些民俗学者解释“图腾”代表酋长所具有的威严的父权，部落的野蛮人对这种权力又恨又怕，平时不敢发作，因此借一年一度的“图腾宴”来发泄。我对民俗学毫无研究，只觉这说法似乎牵强了点。又：某些原始部落中有一种“禁忌”——岳母不可与女婿见面。因为母女所爱的常是同一类型的人，恐怕岳母见了女婿，会把他抢去也。这个说法也极怪诞。岳母喜欢女婿，常比喜欢自己的儿子更甚，这倒可能，但一定不会抢走女儿爱人的。 　 　 　 二十六、读苏联的小说（1957.1.24） 　 　　这几年来，不论怎样忙，每年我都要读几部苏联新出版的小说，而且有好几部都是一读再读，闭着眼睛就可以想出书中人物的形象。 　　苏联小说有一种巨大的对生活的热情，不论是在战争艰苦的年月里，或者是在荒凉的西伯利亚森林中，人们都是一样的快乐自信，唱着幸福的颂歌，开辟未来的道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在意志消沉的时候，还是读一读苏联的小说，你将会在那里汲取精神的力量。 　　我以前谈过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苏联有一本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曾受过牛虻的影响。可是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却是比牛虻更成熟的战士。他在双眼失明全身瘫痪之后，还能写出伟大的书。书中的故事，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原来保尔柯察金正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化身啊！这本书其实是自传体的小说，他本身的经历，就是保尔的经历。这本书出版后，法国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在七十岁的高龄，写信称赞这位年轻的作家道：“在我看来，你的名字就是最稀有、最纯洁的勇敢精神的同义语，我爱你，我因你而欢喜若狂，请你相信，如果你在自己生活中曾有过黯淡的日子，那么你的生活现在是、将来还是千万人的引路明灯，你在意志战胜叛逆的命运上，给世界作出了极好极高尚的榜样！” 　　另一本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的场面伟大，气魄惊人。作者阿扎耶夫描绘了一九四一年秋天和冬天在远东大森林中所发生的事件，苏联人要在那里用最快速的方法，敷设一条为战胜德国侵略者所必需的输油管。这条输油管原定三年才能完成的，结果只要一年就完成了。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工程局长巴特曼诺夫、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柯甫少夫，性格都很突出。这三个人是经常吵架的好朋友，书中描写了紧张的工作，也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深情。 　　有些人也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苏联的小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专讲“大道理”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苏联小说对于心理描写的细致，可以说是达到文学艺术的高峰，人类的心灵活动，在小说中可以令你亲切地感知。我只要举出两位女作家的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了。 　　一本是格林纳尼古拉耶娃的《收获》，这本书的故事很有趣，一个拖拉机手，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年，他以为自己的病永远不能医好了，为了不想耽误妻子的青春，两年中都没信给她。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和另一位青年房客结了婚。可是后来他竟然医好了，而且回到本村担任了集体农场的主席。他的妻子本来是热爱他的，但他们两人的感情上却有着矛盾，因为他不懂得关心自己的妻子，也不引导妻子到集体的生活中去。而那位房客，性情兴趣和她更为投和，又懂得细致的关心人。因此她虽然和前夫复合，但却念念不忘后夫。这里面有少女的初恋、少妇的美梦、对丈夫的热爱和对情人的怀念，情感上的冲击起伏，震动心弦！直到后来这对夫妇在分居之后，又在劳动中重新认识，这才真正地复合。 　　另一本小说是威拉凯特林斯卡娅的小说《勇敢》，这本书写苏联青年在远东荒僻的森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城市。里面描写有各种各式的爱情，女性的心理，描写得尤其细致！有一个女孩子名叫托尼亚，幼年生活非常不幸，长大后变得孤僻冷傲，但正因此，她突然被一个浮薄青年的感情所俘虏了，到她发现时她坚决地离开了他。可是那时她已怀了孕了。如果香港的女孩子碰到这类事情，不自杀也会消沉了，但托尼亚却更勇敢、更乐观地生活下去，后来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当然她的感情也不是没有波动的，尤其是当她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她父亲的时候。对托尼亚感情的描写，是书中最感人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女子吉娜，却似典型爱享受的那种香港小姐，她很漂亮，但却折磨她丈夫的心灵，最后终于不能不以离婚来结束。 　　苏联小说中，以学生生活作题材的，也很有趣。如《大学生》《一年级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等，对青年人的性格，有生动的描写。读了之后，再和美国描写学生生活的电影，如《流氓学生》等作一比较，你将会发觉那是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二十七、一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1957.12.27） 　 　　*我是写武侠小说的，但我却想谈一谈一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 　　这部小说名叫《唐·吉诃德》，作者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大文学家塞万提斯。这部小说把欧洲的武侠小说迷挖苦透了，从此，欧洲的武侠小说就声沉响寂，简直没有人再敢写了。 　　西方的武侠小说“正名”是“骑士文学”（Romance of Chivalry），在中世纪曾盛极一时。西方小说的“骑士”（Knight）和中国小说的“侠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相同处是大家都是勇武豪侠，锄强扶弱。不同处是西方“骑士”的称号，要什么国王或至少什么大公爵之类来封定的，而中国的“侠客”却绝非“钦赐”，而是民间尊敬的称号；西方的骑士总是效忠君主，维护“圣战”（即为拥护基督教而作战），中国的侠客却常常是笑傲公卿、行侠仗义的人物。在我看来，中国的“侠客”要比西方的“骑士”好得多了。 　　“骑士文学”是欧洲封建制度全盛时代的产物，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欧洲的商业资本兴起，封建制度逐渐没落，“骑士”的英雄事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骑士文学”也大不如前，小说中的“骑士”变成了“恶棍”，十六世纪中叶，新兴商业资本的作者甚至借用“骑士文学”的形式攻击“骑士”，说这些“英雄们”马上所载的“不是铁，却是酒；不是矛，却是乳酪；不是刀，却是酒瓶；不是标枪，却是炙肉的叉”。 　　但这些作者的谩骂和嘲讽太低能了，并不能致骑士文学的死命。欧洲尚存有大量的“武侠小说迷”，沉醉于前代骑士们英雄浪漫的故事里。直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一出，才“以嘲笑来埋葬了骑士的世界和骑士的文学”。（弗里奇语） 　　唐·吉诃德是一个典型的武侠小说迷，他是古代西班牙小村庄里的老式绅士，年约五十岁，面上无肉，骨瘦如柴，因为搜罗所有的“武侠小说”抄本和孤本而破了产。因为他太入迷了，以致把自己幻想成为盖世无双的侠士，自己决定要去“闯荡江湖”“扶良锄恶”了！他找到了一副曾祖遗留下来的盔甲，用心弄干净了，配补了之后，却发现那盔是不完全的，只有罩在头上的盔顶，没有罩在脸上的“面具”，于是他花了一个星期的功夫，用硬纸做了一套面具，用剑试斫，只一剑就斫破了。他再花了一个星期功夫做了一副，并用洋铁皮衬在里面，这回他不敢再试斫了。 　　弄好了盔甲之后，他又找到了一匹骨头根根耸出的瘦马，给它取名为Rozinante，含义为：“此马从前原是平常马，今后则为非凡马。”为什么会“非凡”呢？自然是因为被他这个盖世无双的侠士所骑过的咯。他认为他的“宝马”比亚历山大大帝的马还要好。 　　塞万提斯把他的“第一次出马”写得很精彩，他到了一村庄的客店里，把胖老板认作城堡的总管，把两个乡下女人认作贵妇。豪气干云，大唱其诗道：“世上没有一个侠客，这样受过美人们的供养，像那高贵的唐·吉诃德，第一次离开了可爱的故乡，贵媛们趋前为他卸甲，公主们又照料他的马。” 　　当然，像这样的一位“侠客”，碰钉子总是免不了的，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大战风车的故事，他把风车当成巨人，挺矛向它冲去，结果被风车打破了头！ 　　塞万提斯并没有谩骂“骑士”，像他前辈作家所作过的那样。相反，他把唐·吉诃德写成了一个极其善良、心地仁慈的人。这样，才更显得在十六世纪之时，还梦想去做骑士的可笑。 　　塞万提斯是个穷文人，他这部小说只卖了一千多里尔（约合四百元港币），但出版后风行一时，在初版出世后的数星期，里斯本一地就出现了三个翻版本。（和现在我们的武侠小说被人翻版的情形很为类似，古今同慨，一笑。）出版家赚了大钱，后来又送他四百五十里尔。 　　拜伦很欣赏这本书，说塞万提斯微笑地挥去了骑士制度。 　　说老实话，我自己虽然写武侠小说，但却并不希望武侠小说一直流行下去，所以我也很欣赏这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 　 *连载开头为：本来想答几封读者的来信的，但因《三剑楼随笔》在旧历年底以前就要结束了，这篇是我在《三剑楼》中的最后一篇随笔，还是换一个新的题目来谈，读者的信且待以后再在大公园答复吧。我是写武侠小说的，最后一篇就和自己开个玩笑，谈谈一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 　 　 二十八、《剩挥热泪哭萧红》（1956.12.20） （《三剑楼随笔》佚文） 　 　　最近在《人民日报》看到陈凡兄的一篇文章，谈的是萧红墓的近况，萧红是中国出名的女作家，抗战期间死在香港，埋骨浅水湾头，聂绀弩在香港的时候，曾填有一首“浣溪沙”词道： 　　淡水湾头浪未平，独柯树上鸟嘤嘤，海涯时有缕云生。 　　欲织繁花为锦绣，却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那时萧红墓上还有一株独柯的树，现在则连这株独柯树也已被人斩去，坟地也给填平，只剩野草芊芊，杂垢遍地了。行过淡水湾头，又有谁知脚底下就埋有天才女作家的慧骨？陈凡兄那篇文章，就是看了萧红墓的这种情况，有感而作的。 　　陈凡兄是一位诗人，善于用诗来表达感情，那篇文章便是以一首律诗开头的。诗云： 　　年年海畔看春秾， 　　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 　　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 　　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 　　岂应无隙住萧红！ 　　萧红是东北人，原名叫张迺莹，诗中的“黑水白山”就是点明她的籍贯的。《生死场》是一本她最出名的小说，在那本小说里，她描画了东北沦陷期间，善良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和反抗，鲁迅先生很欣赏这部小说，曾亲自给她写序文道：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萧红写这部小说时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少女，赢得鲁迅先生“力透纸背”的评语，那确是不容易的事。萧红是肺病死的，死时只有三十一岁，在临死之前半年，还抱病写成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小城三月》。 　　陈凡兄是一位有近二十年“报龄”的记者，现在还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他的诗写得很有才气，据我所知，他的旧诗词都是没有师承，自学出来的。有一次我和他黄昏散步，忽然谈起佛经。学佛的一向分为两派，一派主“渐”，一派主“顿”；“渐”是“渐进”，讲究修持；“顿”是“顿悟”，讲究性灵。他笑道：我写诗也如禅宗，主张妙悟，功力不深，但自信还有性灵。的确他的诗“学究气”很少，而“才子气”颇浓。不过，说“功力不深”却是他自谦之词，对于中国旧文学，他是曾下过一番功夫的。当然他不是什么“学者”（新闻记者的生涯也不可能使他成为学者），但他却是脚踏实地，肯下苦功的人。在香港诗坛中，我想他是应该有一席地的。名导演瞿白音先生，在报上读到他这首诗，曾特别写一封信给他，称为不可多得的佳作。这里为篇幅所限，关于他的旧诗，只好以后再谈了。 　　我还记得柳亚子先生也有一首吊萧红的诗，诗云： 　　杜陵兄妹缘何浅， 　　香岛云山梦已空。 　　公谊私情两愁绝， 　　剩挥热泪哭萧红。 　　绀弩的词，陈凡的律诗，柳亚子的绝句，一词两诗，都是有真性情的佳作，萧红地下有知，也会感激他们的关心吧！ 　 http://www.yushengbbs.net 底稿为1.1版电子书，根据原始报纸连载修订。单纯错字直接修正，其他用*在文末注释。20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