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笔·剑·书》 作者：梁羽生（1924.3.22－2009.1.22），本名陈文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鼻祖。生于广西蒙山，曾负笈岭南大学，后南迁香港，供职于《大公报》。自一九五四年在《新晚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起，此后三十载，共有《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等三十五部小说作品问世，脍炙人口。 校对：私家侦探等 编辑：梁羽生家园，梁羽生独立论坛，专业梁迷组织 　　http://www.yushengbbs.net/bbs 一、开场白（代序） 　　 　　前记 　　一九八零年三月，我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写一个名叫“笔·剑·书”专栏，写了将近一年光景，现在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这本小书，大部分就是选自这个专栏再加上在其他报刊的同类性质的文字编辑成的。因此就借用当年在《星洲日报》所写的“开场白”作“代序”吧。 　　开场白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合作，在台湾印行我全部作品的修订定稿，读者的反应令人感动。 　　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了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多年前我曾借用龚自珍的一首诗：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答复一位对我期望甚深的朋友。最近我想“铜盆洗手”（没有钱买金盆，所以只能用铜盆），“闭门封刀”，他也集了龚自珍两句诗给我： 　　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 　　劝我不要“封刀”。 　　但对写武侠小说，我实在有点疲倦了，为酬朋友雅意，多写两年，无论如何，在我写满三十周年（一九八三）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封刀”的了。 　　我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是“东拉西扯”。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和百剑堂主、金庸二人，在一张报纸上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这个专栏，其后因“各奔前程”而结束，但我还是相当怀念这个专栏的。事有凑巧，去年（一九七九）十月，《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兄来香港，和我谈起，说是《星洲日报》也希望有这样一个专栏。溢华兄是我多年老友，老友有命不敢违，只好再为冯妇。 　　武侠世界常有“论剑”之举，我写的不是武侠小说，这“剑”当然不是剑客之剑，而是文坛上的“剑”。论“文坛”之剑，少不免要涉及“书”，我写的这个专栏是以谈论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而旁及其他的。成语有“刀笔”一词，但其含义则是贬多于褒的。我的文字绝不配成为“刀笔”，也不想成为“刀笔”。加上一个“笔”字和“剑”相连，不过是表示我这支笔写的大都是和“剑”有关罢了。这就算是开场白吧。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七日《星洲日报》） 　　 二、魔女三现怀沧海楼 　　 　　“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这是我在《白发魔女传》中写的“题词”。在我的想象中，白发魔女是来去如风，在群峰之中出没的“神奇女侠”，但她并不是“神”，所谓“神奇”，只是由于她在旁人眼中那种“超凡”的本领，只是由于她被某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强烈的性格。 　　这样的“奇女子”，倘若没有雄奇的名山来供给她做活动的场所，恐怕就会减少她的魅力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构思，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构思”，如今已经成为事实。 　　长城公司的《白发魔女传》是在黄山拍摄的！ 　　古人有个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岳”，把黄山的位置放在五岳之上，可见这座名山的享誉之隆。黄山的云海、奇松、怪石、飞瀑……这种种罕见的景物，不正是足以衬托出这位罕见的魔女吗？ 　　“魔女”的导演张鑫炎是曾经和我合作过多次的朋友，《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都曾有过令人满意的成绩，对这部更具有特色的《白发魔女传》，我是有信心他能更上层楼的。 　　在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也是被改编得最多的一部。曾先后改编成粤语电影、国语电影，和长达四十集的电视剧。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罗艳卿，说起来已是廿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李化的峨嵋公司首次将我这部小说改编成粤语电影，由于卖座成绩不错，先后拍了三集，都是由罗艳卿担任主角。 　　第二个“白发魔女”是李丽丽，她是佳视制作的同名电视剧的女主角。 　　现在这部正在香港上映的《白发魔女传》，是由长城当家女旦鲍起静担纲的，她是第三个白发魔女。【注一】 　　【注一】八十年代之后，还陆续有“白发魔女”在银幕和荧幕出现。顺序为林青霞主演的《白发魔女传》电影两部（于仁泰执导）；蔡少芬主演的《白发魔女传》电视片集（共二十集，香港无线电视）；黄碧人、黄嫊芳、郭淑贤在《塞外奇侠》电视片集（共廿一集，新加坡国家电视）中分饰的三个白发魔女。（九八年八月一日补记） 　　魔女三现，各擅胜场。作为小说的原著人，我是十分高兴看到“新魔女”的出现的。 　　但在喜悦之中，我也有一些伤感。伤感的是，一位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老词人，他也是一位令我获益不浅的老前辈，如今却已是作了古人，看不到这部电影了。 　　这位老词人就是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 　　记得正是《白发魔女传》粤语电影开始拍摄那年，那时我和刘老尚未则识，他读了《白发魔女传》，特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托百剑堂主送给我。这首词已收入他的《沧海楼词钞》，并有题记，不过《词钞》中有几个字和他写给我的原稿不同，现在我照原稿录下： 　　踏莎行（题梁羽生小说《白发魔女传》，传中夹叙铁珊瑚之事，尤为哀艳可歌，故并及之。）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首词可说是我这部小说最好的“诠释”，小说的故事梗概、人物性格和悲剧的症结所在他都写出来了，令我不能不兴知己之感。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这份热心，尤其令我感动。 　　过后几天，他约我在大三元酒家会面，选择这间酒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老，怕冷气，而在著名酒家中，这间酒家当时是还未装有冷气的。令我惊奇的是，他谈起我小说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他的词是严于格律的，在他的《沧海楼词钞》自序中，他曾说，他对格律，“虽苦其束缚”，“然又病近代词家之漫不叶律者，故一调之中，如古人平仄互用，则宽其限制，至若孤调之无可假借，亦不敢稍有出入，此余之志也”。而我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恐怕比他所“病”的那些“近代词家”更加“漫不叶律”。他和我讨论我的诗词，当时实是令我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要有多少毛病，给他挑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怕他只是和我客气，不肯挑我的毛病，那岂不是令我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又是颇出我的意料之外，他对我竟似“一见如故”，并不因为和我初次相识而对我一味客气，但也不如我担心那样，因为我和他词风不同，“漫不叶律”，弹得我一无是处。他一方面指出我某一首词的某一个字不叶音律，但也“有弹有赞”，我那些胡乱填写的词竟也颇获他的好评。我学词不成，正是需要这样一位精通词学的长辈指点，但他的谬加赞赏则还是令我汗颜的。在那次谈话中，他也和我详论了“才气”和“格律”似矛盾实不矛盾的道理，令我大开茅塞。 　　只可惜我忙于写小说糊口，不能专心学问，那次畅谈之后，我虽然也曾到过他的家中向他请益，但一曝十寒，自问仍是并无寸进的。相识时，他已年逾古稀，过后几年，他就谢世了。 　　 　　（一九八零年五月） 　　 三、文学院长的风流 　　 　　 　　黄山想象诗 　　《白发魔女传》虽然曾在银幕、屏幕上一现再现，但长城公司拍的这部华语片，还是颇有特色的，第一个特色，它的外景是在黄山拍的。古人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黄山风景之佳，可想而知。第二个特色，它的插曲是由“正牌刘三姐”黄婉秋唱的。黄是大陆片《刘三姐》的女主角。 　　“长城”拍这部片子时，曾请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长李棪（棪斋）和我做顾问。可惜因天气关系，外景队屡受阻延，到最后可以成行时，棪斋和我都因另外有事，不能去了。不过严重虽然不能“成”行，但却“成诗”，写成了《黄山想象诗》五首。诗前题记云：“屡阻黄山之游，然近读有关资料，诗兴勃发，成黄山想象诗。”“想象诗”之名甚趣，古人似乎未有此类作品。近录两首。 　　棋石峰（笔架山之右，岩石低出横卧于两峰之间者，山脊颇长，奇石甚多，习称仙人对弈。再往右则为丞相观棋。） 　　棋石天生似匠成，仙人对弈久闻名。 　　翛然局外旁观者，窥测输赢悟转清。 　　笔峰（从四面下望此峰不甚高，然气势含蓄，上生松树，如生花妙笔。） 　　绘天鸿笔贴云齐，百炼文锋信手提。 　　千古生花无梦接，群峰何忍序高低。 　　写景抒怀，两臻佳妙。“神游”不逊亲临矣。 　　他又有一首《读嘉靖新安县志》诗，是写他因神往黄山，而勤读有关黄山资料的，亦甚有趣，一并录下： 　　读嘉靖新安县志（《志》云黄山西北山势中拆，望之类太华，有小华山之称。） 　　蜿蜒峦势发多颜，西北中分小华山。（“华”读去声） 　　旧志新客闲里读，谁怜终夕想云还。 　　敢夸裙带曳三洲 　　未识棪斋之前，总以为他是做过文学院长的人，恐怕多少也不免有点“道貌岸然”吧。相识之后，始知他望之虽有“道貌”，但并不“岸然”。他平易近人，语多风趣，而且和晚辈也并不讳谈“风月”。 　　他是香港著名的“王老五”之一，今年（一九八零年）七十有四，尚未结婚。但却颇多艳事传闻，我曾向他“求证”，他说十九都是真的，并笑说他年轻时有个相士给他看相，说他终生行桃花运，果然灵验如神。从他的“夫子自道”，可知他现在大概也还“时有艳遇”的。一笑。 　　一九七七年我和他到北京旅行，他和我谈起北京旧日“八大胡同”的“风月繁华”，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不过他说“八大胡同”的名妓，不是轻易可以做“入幕之宾”的，她们之中懂得琴棋书画的也不少，虽然不是绝不“卖身”，但还是以“卖艺”为主的。她们的“格调”之高，恐怕还在时下的一些影星之上。 　　一天，我和他到北大参观，五十年前，他是北大学生，重游母校，自是不免畅谈旧事，意气风发。同游的有著名学者，也有香港知名之士。我一时兴起，和他开开玩笑，即席送他一首打油诗，最初写的四句是： 　　京华年少忆风流，大学重来五十秋。 　　公子翩翩头未白，敢夸桃李遍三洲。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相当于古代的“太学”，棪斋的祖父是在前清做过“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的李文田，“公子”二字，当之无愧。他做中文大学院长之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桃李遍布欧、美、亚三洲。我自以为此诗颇贴他的身份。念出后，有位前辈学人说：“第四句不好，太道学气了，而且和第三句不能呼应。”一想果然，于是在经推敲，最后改“敢夸裙带曳三洲”，众皆认可，遂成“定稿”。写诗不妨夸大，但这句诗的“夸大”还是有点“谱”的。以棪斋艳闻之多，和他有过“一段情”的女子，相必也有西方美人在内吧。 　　 　　（此文写于一九八零年八月。棪斋九六年辞世，年九十岁。） 　　 四、章士钊的南游诗 　　 　　一九五六年章士钊南来香港，五六、五七年间写了古近体诗一百多首（包括在广州所作的在内），分为《广州集》、《香港集》和《怀人集》三部分，总名为《南游吟草》，由刘伯端辑印，并为之作序。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香港出版。刘伯端字景唐，广东番禺人，晚年定居香港。他是和章士钊平辈论交的老词人（已故），著有《沧海楼词钞》。现在中文大学当研究教授的刘殿爵就是他的公子。 　　这本诗集是非卖品，但由于章先生交游广阔，分赠朋友的为数不少，经朋友复印送给朋友的朋友的那就更多了。我得刘伯端分赠一本，应朋友之情，曾复印了几十本之多。所以，这本诗集虽然不是公开出售，但流传之广，恐怕还是在许多正式出版的诗集之上。 　　《南游吟草》以赠友人诗最多，章士钊交游遍天下，得他赠诗的友人包括了许多当时还健存的台湾军政要员在内。也许这就是这本诗集只能作为“非卖品”的原因之一。 　　港澳知名人士得他赠诗的也不少，如最近在报纸上有人提及的他赠何贤的诗就是其中之一。诗云：“区区赌国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记年。隐隐扶余记人物，张坚怎抵一何贤。”张坚即唐人传奇中杜光庭所写的虬髯客。 　　另外，当时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如左舜生、熊式一、费彝民、陈君葆、雷啸吟、黄雨亭、徐訏、等人，他也都有诗相赠。不过最出名的是他写给萧芳芳的三首诗。“莺鸳好好到当当，一例双文壮盛唐。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婷婷嫋嫋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一星曙后吐孤光，金相飞扬色相庄。一段登场儿戏事，慎将书札问萧娘。”萧芳芳曾得过亚洲影展童星奖。章死于香港，出殡时，她曾以义女身份往吊。 　　刘伯端曾在序文中写道：“先生以其高怀硕抱发为声诗，笔落韵随，无特点定，自臻神妙。友好等爱以所得先生古近体诗共一百余首亟付剞劂，颜曰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属序于余，余愧未学诗，无以窥其堂奥，然千虑一得，私谓先生古体有韩之豪，近体又得苏之趣，散原海藏而后，海内诗人，谁与争先，吟咏乃先生余事，一字一句，已足令读者低徊于无穷也。”把章士钊先生拿来与近代两位大诗人陈三立（散原）、郑孝胥（海藏）相提并论，亦可云推崇备至矣。章士钊对他的词也是极为欣赏，《南游吟草》中有他给刘伯端的《沧海楼词钞》的题诗三首： 　　不出里门黎简民，百年同调二刘亲。【注一】 　　仲容更擅青云器，海内词坛后劲人。 　　【注一】二刘者，刘伯端与乃叔子平。 　　温情细楷浣溪纱，珠泪抛残对月华。 　　自录陈词自欣赏，再看微有梦魂加。 　　先后三家壮五羊，百年词客共飞扬。 　　海绡玉蕊虽飘散，沧海楼高日月长。【注二】 　　【注二】陈述叔《海绡词》，黎季悲《玉蕊词》并伯端《沧海词》为后三家。 　　刘伯端乃报以《踏莎行》一词答谢： 　　镜里花枝，梦中蝴蝶，唾壶敲碎清歌歇。高楼日日倚斜阳，等闲过尽芳菲节。 　　吏部文章，翰林风月。云烟落纸成三绝。摩娑老眼看题词，只君知我肠千结。 　　章士钊在北洋政府时曾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故刘称之为“吏部文章，翰林风月”。 　　 五、陶铸宴章士钊的故事 　　 　　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中，有一个他赴陶铸宴会的故事，甚为有趣。一九五七年，他南来广州，陶铸请他在大同酒家吃饭，吃到一半，他老先生然鼾声大作，沉沉睡去。事后他写了一首诗，题为“大同酒家会食后呈陶铸省长”，其中并涉及张之洞请袁世凯吃饭的故事，是近代史上甚为有趣的材料。 　　诗甚长，现节录数段，略加注释。 　　广雅镇南洋，张宴款项城。【注一】 　　举箸辄睡去，项城夺帽行。 　　开眼客杳然，主人心屏营。 　　挽救已无及，以此成愤盈。 　　南猿北乳虎，数岁交狰狞。 　　轶事万人传，理致殊棘荆。 　　【注一】此辛丑年事。 　　“广雅”即张之洞，“项城”即袁世凯。无独有偶，张之洞也曾有过在宴客当中睡着了觉的妙事。因此而得罪了贵宾袁世凯。张之洞貌似猴子，故称“南猿”，袁世凯年纪比张之洞轻，从政的资历也是张的晚辈，但因他出卖光绪讨好慈禧一事（向荣禄告发，揭发光绪与他密谋夺慈禧之权）升官甚快，辛丑年间，他已掌握兵权，官职与张相埒（袁是北洋大臣，张是南洋大臣），故章称他为“北乳虎”。 　　或言壶公骄，本初原所轻。 　　其实大不然，好睡岂佳名。 　　人身非文章，难言老更成。 　　病至失自控，一瞚万象更。 　　昭昭亦昏昏，孟子亦难明。 　　杜公每自恨，老与丑交萦。 　　“本初”即是三国时代的袁绍，“壶公”是一个不肯为袁绍所用的隐士。这一段是为张之洞的“好睡”辩解，说这是老年人不能自我控制的生理现象。亦即是为自己解嘲。不过他说张之洞并非看轻袁世凯，却未必与事实相符（“不学有术”这四个字就是张对袁所下的评语）。张之洞因曾有恩于袁世凯，是很可能对袁有点倚老卖老的。他们的“交恶”，主要因政见不同。 　　章士钊献给陶铸的自嘲诗也谈到了他和张之洞的关系。原来他是由武转文，少年时代曾经在张之洞辖下的“江南陆军学堂”当过学兵的。 　　吾与仅一谒，适充子弟兵。【注二】 　　百行无一肖，德业仰铮铮。 　　独至广坐睡，吾有相府声， 　　此自缘老尔，白发本公平。 　　【注二】壬寅吾肄业江南陆军学堂，广雅来堂，吾得一见。 　　对张推崇备至，并自幽一默，说自己任何方面都比不上前贤，只有一样相同的，是他和张之洞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在大庭广众之间睡着觉。 　　最后一段方始谈到眼前事，以赞美“贤主人”作结。 　　吾乡长沙公，钢成百炼精。 　　骤然施一愿，设鲙浩纵横。 　　吾亦偶瞑坐，人语渐不莹。 　　持况南洋宴，宾主不同程。 　　宾妄主绝怜，戒人勿我惊。 　　生平此仅见，惫矣难为情。 　　留诗以解嘲，珠海凉风生。 　　陶铸和章士钊都是湖南人，故云“吾乡长沙公”。“钢成百炼精”则是扣一“铸”字。章土钊拿两件事相比，所不同的只是宾主倒过来而已（张袁之宴，睡着觉的是主人张之洞。陶章之宴，睡着觉的是客人章士钊）。张之洞睡着觉，“项城夺帽行”；章士钊睡着觉，陶铸又如何呢？他非但不恼章的失礼，还叫人切莫惊醒章。两相比较，无怪章要“献诗赞美”了。陶铸确是擅于结交知识分子。这就赢得章的献诗赞美，赢得了“礼贤下士”名了。 　　陶铸“文革”前在广东掌权十多年，文革期间升迁颇速（一度在党中央排名第四），后因不甘被林、江利用，惨遭害死。他在中共高层人士中是以能文能诗著名的。他有一篇《松树的风格》散文，曾被选入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传诵一时。章士钊此诗对他赞美一番，虽然稍微有点“拍马屁”之嫌，但陶铸的善于结交知识分子也是事实。 　　 六、章士钊赠陈寅恪诗 　　 　　一、题《再生缘》 　　史学家陈寅恪有“教授的教授”之称，他在清华大学开课，自文学院长冯友兰以至文学系、史学系的教授，多有按时去旁听的。在抗战期间，牛津大学设特别讲座，请他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牛津听他讲学。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二三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章土钊有赠陈寅恪诗两首，是一九五七年写的，第一首题为“陈寅恪以近著数种见赠，《论再生缘》尤突出，酬以长句”（按：那年章士钊南来广州，恰逢陈寅恪六十七岁生日，南来前他已获得陈氏赠以近著。此诗为即席挥毫之作）。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当时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任教，中大校址即岭南大学旧日校址。寅老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已患目疾，晚年写作时要助手将参考资料读给他听（他记忆力极佳，常常能指出所需要的参考资料在某书某篇！不过为了慎重，即使他能够背诵的，也要助手给他重读一遍）。“盲翁老作场”云云，即是指此。 　　寅老在《论〈再生缘〉》中自述：“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异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章诗第一和第二句即指此意。《再生缘》作者为清代才女陈端生，寅老在《论〈再生缘〉》中对陈端生身世考证甚详。“闲同才女量身世”的“才女”即指陈端生也。 　　二、力如盲左压公羊 　　在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中，最出名是他赠陈寅恪的两首律诗。不过见于报刊的文字，多是谈第一首的，第二首则似乎谈者甚少。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未曾看到吧。今一并录下。 　　此诗是酬谢陈寅恪赠书（《论〈再生缘〉》，已见上述）；第二首则是兼赠陈寅恪夫人的，前有题记：“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晓莹寅恪夫人唐女士字，女士维卿先生（景崧）孙女也。” 　　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 　　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光。 　　初度我来怜屈子，大风畴昔佞襄王。 　　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寅恪夫人唐晓莹是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中日之战，清廷割让台湾，绅民拥唐为总统，宣告自立。后兵败归里。这首诗是在陈寅恪六十七岁生日那天写的，章比陈大八岁。“盲左”指左丘明，“公羊”即撰《公羊传》的公羊高。章认为“盲左”的《左传》高于公羊高的《公羊传》，陈“衰年病目”，故意把陈比做左丘明，自比公羊高，自谦不及陈也。“半山”指宋代诗人陈半山，半山有句云“十年长自青衿识”。“白业”即佛经中所谓“善业”，陈精通梵文，“四海公推白业光”这一句是推崇他在研究佛经上的成就的。我对佛学是门外汉，不敢妄谈。五六两句用屈宋来比陈，七八两句则是赞陈夫人的。陈夫人能诗，夫唱妇随，令人艳羡，故章许为“天然写手存闺阁”，而羡陈之“好醉佳人锦瑟旁”也。 　　 七、盐都卖到咁多钱 　　 　　谈起金应熙“八万元的笑话”，不禁想到廖凤舒写的一首《广州即事》诗，这首诗是用广东话写的。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写的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前的广州，当时广州通用港币，称为“咸龙”，做找换生意的十三行钱庄，被人称为“剃刀门楣”，盖因其“出又刮，入又刮”也。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最后两句，颇有鲁迅杂文味道。 　　他的《广州即事》诗共有四首，写得颇具妙趣，再录一首如下： 　　广州唔到十三年，今再嚟番眼鬼冤。 　　马路窿多车打滚，鹅潭水浅艇兜圈。 　　难民纪念堂中住，阔佬迎宾馆里捐。 　　酒店老车俱乐部，隔房醮打万人缘。 　　写的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前的“时事”。难民、阔佬一联，令人笑中带泪。中山纪念堂作为“难民收容所”，讽刺意味尤其深刻。他用广东话写的诗名为《嬉笑集》，确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从这两首诗可见一斑。 　　廖风舒原名恩焘，是革命先烈廖仲恺的哥哥，原籍惠阳，晚年在香港定居，一九五四年四月去世，享寿九十，可说是阅尽沧桑。他平生用粤语写成七律很多，经他详加选择，分别集成《汉书人物分咏》、《金陵杂咏》、《史事随笔》及《信口开河录附存》，总名《嬉笑集》。生前曾一再付梓，印成小册分赠亲友。一九七零年一位报界的朋友曾清，对他的诗极为喜爱，曾手录全册，并加以校正。 　　当时在书店似乎是有代售的，现在恐怕很难找到了。 　　又：廖早年作的粤讴亦甚有名，但好像尚未辑成专集。 　　 八、你若九十七岁死 　　 　　刘三姐的山歌得人喜爱，电影《刘三姐》也到处受人欢迎。记得前两年大陆山歌片《刘三姐》在香港重映时，恰值李小龙的一部遗作《死亡游戏》也正在上映，结果卖座纪录还是《刘三姐》较胜一筹。有人戏称“刘三姐半边嘴唱赢李三脚”。《白发魔女传》在香港甚为卖座，和它的插曲由“正牌刘三姐”黄婉秋主唱不无关系。 　　山歌是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学，用郑振铎的话来说，它的特色就在于它“是活人口上的东西，是活跳跳的生气勃勃的东西”。举《刘三姐》中的一首山歌为例： 　　连就连， 　　我俩结交定百年， 　　你若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你若九十七岁死”这句真是奇峰突起，逼你非看下去不可，看了下面一句，你才知道它的妙处。 　　又如下面一首： 　　入山只见藤缠树， 　　出山又见树缠藤， 　　藤死树生缠到死， 　　树死藤生死也缠！ 　　用藤和树的关系，刻画男女私情的“痴缠”，语言活泼，比喻生动，在士大夫的作品中是找不出来的。 　　在客家山歌中，也有一首用比喻法来刻画“情深”的： 　　石上种竹石下阴， 　　海底种松万丈深， 　　八仙桌上放灯盏， 　　只要添油不换心！ 　　这些比喻，都显得清新生动，尤其最后一句“只要添油不换心”，更是精彩绝伦。 　　 九、招子庸的粤讴 　　 　　从刘三姐的山歌想到招子庸所作的《粤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评为：“妙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他认为招子庸是堪称“把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的。可见其评价之高。今录招子庸的代表作《吊秋喜》一篇如下： 　　听见你话死，实在见思疑。何苦轻生得咁痴！你系为人客死唔怪得你，死因钱债，叫我怎不伤悲！你平日当我系知心亦该同我讲句，做乜交情三两个月都冇句言辞，往日个种恩情丢了落水，纵有金银烧尽带不到阴司。可惜飘泊在青楼辜负你一世，种花场上冇日开眉。 　　你名叫秋喜，只望等到秋来还有喜意，做乜才过冬至就被雪霜欺？今日无力春风唔共你争得啖气，落花无主咁就葬在春泥！此后情思有梦你便频须寄，或者尽我呢点穷心慰吓故知。泉路茫茫你双脚又咁细，黄泉无客店问你向乜谁栖？青山白骨唔知凭谁祭，衰杨残月空听个只杜鹃啼？未必有个知心来共你烧纸，清明空恨个页纸钱飞。 　　罢咯，不若当做你系义妻来送你入寺，等你孤魂无主仗吓佛力扶持，你便哀恳个位慈云施吓佛偈，等你转过来生，誓不做客妻。若系冤债未偿再罚你落花粉地，你便拣过一个多情早早见机。我若与你未断情缘重有相会日子，须紧记，念吓前恩义。讲到“销魂”两个字，共你死过都唔迟！ 　　郑振铎对这首粤讴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一篇凄楚的抒情”作品，“像《吊秋喜》这样温厚多情的情诗，在从前很少见到”。 　　据说秋喜实有其人，是个有点名气的妓女，招子庸曾和她相好。其后秋喜因钱债自杀，招因此作这首粤讴吊她。 　　 十、卅年事屈指堪惊 　　 　　在香港的学人中，我和简又文、饶宗颐两位相识最早。抗战后期，我们同在桂东一个山城避难，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情，一弹指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卅年事屈指堪惊！撇开整个国家的大变动不谈，人世间的变化也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简先生在完成他的两部大部头的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之后，去年已归道山。饶先生则已成为誉满国际的学者。他们是我的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早有定评。只我这个不成材的弟子还是碌碌无成，在文化圈中只能算是“散人”一个。 　　抗战胜利，我和简先生回广州，饶先生则迟了半年方始南下。我寄了一首词给他，调寄《一萼红》，词的后半阕是： 　　回首殊乡作侣，几同消残漏，共读西楼。 　　班固书成，相如赋就，闲招吟鹭盟鸥。 　　问长卿归来何日，向龙山醉与白云浮， 　　正是菊芳兰秀，天涯何苦淹留？ 　　少年时代的不成熟作品，本来不值一谈，只因此词说的与眼前颇有相似处，引起我的感慨而已。假如我现在广州，写一首词给他，我想表达的意思和这首词恐怕也差不多。 　　饶先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来香港，去国卅年，方始回去。据我所知，他很想到敦煌看看（他在“敦煌学”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大陆出土的一些文物，他也甚有研究兴趣。但在过去，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的那种令海外学人摇首叹息的年代，他怎敢回去。回去又能干什么？在大陆已经开始有了学术自由的空气，他从巴黎赶回广州，这才是适当的时机。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过十年的文化浩劫，我们现在总算是有了觉醒了。学术自由的风气是必须培养的，但愿今后的文化政策，开放些，更开放些！ 　　 十一、“四堂”之后有选堂 　　 　　对甲骨文稍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四堂”，甚至对甲骨文一字不识的大概也会听过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气实在太大了。 　　“四堂”，即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四堂”都已先后作了古人了。 　　饶宗颐对甲骨文的研究和“四堂”相比如何，我是门外汉，不敢妄说。但十多年前已经有人认为“选堂”是可以列入“五堂”的。饶教授很谦虚，他对我说：这是开玩笑的说话，你千万不可当真。我怎能和“四堂”相提并论。 　　我却是并不把它当做“开玩笑”的。容或选堂目前尚未达到“四堂”造诣，但他年纪尚轻，今年（一九八零年）才是六十一岁（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者，很多是七八十岁的了），焉知后学不能胜过前贤？ 　　去年在广州举行的“古文字研究会年会”颇有特色，第一，它打破了“内外界限”，不但有香港学者参加，有美籍华裔学者参加（如加州大学的周鸿翔），还有日本的五个汉学家参加，其中的林已奈夫和松丸道雄两位，知名度较高。 　　另一个特色是，许多久已“销声匿迹”的老学者重新露面了，如吉林大学的于省吾（八十岁）、四川大学的徐中舒（八十岁）、北京大学的胡厚宣（七十多岁）、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七十多岁），在“文革”期间，都是“消息不明”的，外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如今都来到广州参加这个年会。这些老先生再加上中山大学的容（庚）商（承祚）二老，阵容之强可想而知。 　　 十二、饶宗颐的诗词 　　 　　饶宗颐教授在学术方面成就很大，或许就是因此，诗名却被掩盖了。其实，他虽然不以诗词名世，诗词也是写得很好的。 　　前年，他的好友和门人成立了“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替他印行了一部《选堂诗词集》。夏书枚先生说他的诗“实兼采魏晋六朝唐宋人之长，随体而施，靡不尽其神趣”。港大罗忼烈教授说他的词“才大拟于坡仙，格高无愧白石”。可见他的诗词所获评价之高。 　　选堂足迹遍天下，我觉得他的诗集中最有特色的也就是旅游诗。选录几首如下： 　　泰姬陵 　　雄心剩欲寄温柔，倾国生来有底愁。 　　竞逐名花憔悴损，玉钩残梦冷于秋。 　　名陵风月异朝昏，眉妩遥山带泪痕。 　　莫道霸图今已矣，御街坠叶为招魂。 　　泰姬陵在印度，据传是印度古代一个皇帝以倾国之力为他的爱姬所建的坟墓，是世界著名的古代建筑物之一。 　　罗马圆剧场废址 　　城旦艰难八载成，劫灰历历古今情。 　　穹庐犹是凌霄汉，六百年间恨不平。 　　门锁修龄白日长，人间换尽旧伊凉。 　　雄狮猛士真何益，未解拽尸意可伤。【注一】 　　欲谱无愁果有愁，北齐歌吹亦温柔。 　　白杨风起多冤鬼，掷尽头颅可自由。 　　【注一】拽出死尸喻悟得西来意，见《传灯录》。 　　圆剧场为罗马人娱乐游戏之所，公元七十二年，俘犹太人三万驱使建筑，历八载始成，可容观众八万人。地下藏猛兽，供与勇士角斗。一般旅游册子称斗兽场。 　　篇幅所限，只能再介绍他的一首词了。词牌名《浣溪沙》。 　　瞑入华胥念昔游，萧萧暗柳已知秋，浮云西北是神州。 　　万里河山悲极目，八方风雨怕登楼，有情芳草足供愁。 　　故国之思，跃然纸上。此词是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也难怪他有“万里河山悲极目”的感慨了。 　　 十三、榜眼变探花 　　 　　商承祚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但说来有趣，我和他的父亲相识，倒是在和他相识之前。距今廿五年前，我因为要了解一点清代的科举制度，曾特地到广州向他的父亲请教。他的尊翁商衍鎏是清代末期探花，当时他老人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曾听老一辈谈过那一科他本来是应该中榜眼的，后来被西太后改为探花，当时忘记问他，直到去年才向他的儿子求证。他已去世多年，儿子如今也七十九岁了。 　　据商老说，这件事是真的。那一科的状元本是广东朱汝珍，他的父亲是榜眼。当年天大旱，西太后发现有一本试卷的姓名是刘春霖，觉得“春霖”这两个字“好意头”，就把刘春霖拔为状元，朱汝珍、商衍鎏各降一级。商老说：“所以父亲常说：‘我从榜眼变探花，不算什么，最吃亏的还是朱汝珍，状元变榜眼，差别可就大了。’” 　　记得那次访问商衍鎏，谈起一件有关科举的“妙事”，甚为有趣。清末广州赌风极盛，赌商动脑筋竟然动到科举上面，赌“闱姓”。所谓“闱姓”即是那一科中举人的姓氏，例如你赌这科有十个姓陈的举人中，假如真的给你猜中，赌注是赔得很大的。越是冷僻的姓，如冼，麦、蚁等，赌中了就等于赌马中了大冷门，越冷赔注越大。因此也就有人作弊，或贿赂试官，取录他“买”的“冷姓”；或替某个“冷姓”的请枪手，种种花样，说之不尽。说起来也是八十年前广州的怪现象之一。 　　说到社会风气，新加坡比香港好多了，香港今日的社会，类似广州八十年前那种赌“闱姓”作弊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报纸常有“蛊惑马”（赌外围马作弊）的新闻就是一例。 　　 十四、两个刘春霖与蒋春霖 　　 　　清代有两个同名不同姓的“名人”，一个是我在《榜眼变探花》那一篇谈过的末科状元刘春霖，一个是名词人蒋春霖。论科名刘状元当然在蒋词人之上，但论到在文学上的成就，蒋则比刘高得多了（刘春霖的字写得很好，但似乎没有什么著作传世）。这两人同名，一不小心，常会弄错。 　　刘春霖是河北肃宁人，光绪三十年中的最后一科状元。活到四十年代初期方始逝世，享寿约七十岁。还有更妙的是，在状元刘春霖之前，还有一个进士刘春霖，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刘春霖是贵州安顺人（一八四一至一九一四年），同治年间进士。名气当然远不及中状元那个刘春霖之大，知者就恐怕很少了。 　　蒋春霖是中进士的那个刘春霖的前辈，江苏江阴人，号鹿潭，年纪比刘大廿三岁，嘉兴二十三年生，同治七年卒（一八一八至一八六八年）。幼聪慧，尝登黄鹤楼，赋诗，老宿敛手，一时有“乳虎”之称。不过，他的词比他的诗更出名，著有《水云楼词》。 　　同是清代词家的谭献（复堂）论他的词：“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冢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成容若即纳兰容若。朱孝臧论他的词：“水云词，尽人能诵其隽快之句，嘉道名家，可称巨擘！”可见他的词所获评价之高。 　　现选录蒋鹿潭的两首词，以见他的“隽快”风格。 　　浪淘沙 　　云气压虚栏，青失遥山。雨丝风片一番番。上巳清明都过了，只是春寒。 　　花发已无端，何况花残。飞来蝴蝶又成团。明日朱楼人睡起，莫卷帘看。 　　渡江云 　　春风燕市酒。旗亭赌醉，花压帽檐香。暗尘随马去。笑掷丝鞭。撅笛傍宫墙。流莺别后，问可曾，添种垂杨？但听得、哀蝉曲破。树树总残阳。 　　堪伤。秋生淮海，霜冷江河，纵青衫无恙。换了二分明月，一角沧桑。雁书夜寄相思泪，莫更谈天宝凄凉。残梦醒，长安落叶啼螀。 　　 十五、噢，夏梦，夏梦！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中，你猜谁的风头最劲？ 　　不是丁玲，不是艾青，不是萧军，甚至也不是巴金。 　　是香港的电影界代表夏梦！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重映她主演的《三看御妹刘金定》，北京电视台也一播再播。文代会闭幕的宴会上，和她同席的是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学界前辈周扬。 　　一位朋友从北京回港说：“香港代表团因为有夏梦在，连带我们也吃香了。许多相熟的朋友甚或刚刚相识的朋友，都来要求我们介绍夏梦与他相识。” 　　夏梦息影多年，假如不是“四人帮”被打倒，全国文代会重开的话，恐怕她自己也想不到能够在这样的盛会中大出风头吧？套用一位朋友的口头禅，人生就是这样多姿多彩的！ 　　《三看》片头画卷，非常精工，出自已故画家董天野的手笔，是由长城公司导演李萍倩设计的。演小生的是上海越剧演员丁赛君，夏梦的幕后代唱人是上海越剧年轻演员徐含英，知者则恐怕不多了，不过徐含英的知名度虽然不算很高，唱得却实在好。 　　在报刊上见到夏梦的照片，容光不减当年。因而想到她主演的另一部影片——《绝代佳人》，这四个字，夏梦也可当之无愧了。 　　《绝代佳人》说的是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夏梦饰如姬。剧本是根据郭沫若的《虎符》加工重编的。导演是李萍倩，编剧是林欢。林欢是谁，知道的或者不太多，他就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 　　金庸曾说过一个有关夏梦的趣谈：一九五六年，有几位法国电影界朋友来港，在一个餐会上，石慧也在座，有人向石慧开玩笑说，为什么只听见他们说“噢，夏梦，夏梦！”不听见他们说石慧？原来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等意思的Charmant，发音和“夏梦”差不多。这几位法国人在谈话中大赞中国人可爱，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其实，用法文来说，夏梦也的确是Charmant的。 　　 十六、刘郎百看夏梦 　　 　　李萍倩的文学根底很深，《三看御妹刘金定》插曲《彩舞曲》的歌词就是他自己写的，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是：“盼河之青青兮伊人已杳，宁箜篌之寂寂兮戈止兵消。”颇有楚辞味道。 　　上海以擅写打油诗知名的唐大郎（在香港报纸的作品则署名刘郎）是他的老朋友，这次他和夏梦北上参加文代会，刘郎曾有诗道： 　　萍翁风度方当壮，金定仪容自出群。 　　我对夏娘经百看，时装未必胜红裙。 　　 　　刘郞是夏梦的忠实影迷，据他自称：“我于夏梦不止三看，私下和银幕上起码看过一百次。”他极为欣赏夏梦的古装戏。李萍倩今年七十多岁了，依然未显老态，“老当益壮”四字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香港参加文代会的代表，还有两位也是风头甚劲的人物，一是摄影名家陈复礼，一是诗人何达。 　　陈复礼曾在大陆开过摄影展览，大陆报刊经常刊他的作品，知名度很高。文代会期间，北京拍友，排队向他请教。 　　何达在四十年前，读西南联大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说来有趣，他的成名作却是一首讽刺新诗人的诗，当然他讽刺的只是某些无病呻吟的新诗人。诗道： 　　诗人们啊，你们的灵魂发酸了！ 　　你玩弄着自己的情感， 　　别人玩弄你的语言。 　　闲着的两只手，什么也不做， 　　滚你的吧，诗人们哟！ 　　此诗曾获闻一多、朱自清称赞，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一九七六年他曾应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心”邀请，赴美参加文学活动，其后又畅游欧洲，回来后写了一本《国际作家风貌》。 　　他有个习惯，爱穿短裤，大冷天也是如此。此次参加文代会，别人见他穿短裤出席，初时惊奇，后来也习以为常了。只有一天他是穿长裤的，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香港代表那天。 　　 十七、唐大郎的“绝唱” 　　 　　以擅写打油诗著名的唐大郎已经死了，七月二十日（一九八零年）在他的上海寓所寿终正寝，死于癌症。 　　大约一个月前，在报上看到他的一首诗，题为《偶成》，诗云： 　　吹淡烟云毋再提，前尘总似履沾泥。 　　闹居真想身边仆，老去多怜灶下妻。 　　谁意加餐偏得病，偶逢绝色易成迷。 　　一朝撒手归乌有，安用眼红奥纳西。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已隐隐感到有点“不祥之兆”，但还以为他是因“老人食滞”而得的肠胃病（他也是以馋嘴著名的，曾有“纵情不戒老来馋”之句），没想到他真的会“撒手西归”，竟成“诗谶”。在这首诗之后，报上就没见到他的作品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尚有未发表的遗作，但这首诗是可以当做他的“绝唱”的。 　　他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滑稽突梯，真说得上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二是题材广泛，古今中外的事物，信手拈来，皆可成诗，而且挥洒自如，妙趣横生，从这首诗也可见到一斑。 　　上海人有句俗话叫“鞋头上的泥，一拭即净”，以喻凡事之无足萦怀也。诗中的“前尘总似履沾泥”一句，“典”出于此。我不知道他写此诗是否已知身患癌症，但他的“绝唱”也可说是唱得“潇洒”了。至于“奥纳西”则是已故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缩写。奥纳西斯除了以“有钱”出名之外，且是以善于“猎艳”出名的。唐大郎不讳言自己好色，但也不眼红奥纳西斯，这也是道出了他的真性情的。不过“偶逢绝色易成迷”是指对“美”的欣赏而言，和一般低级“色迷”是不同的。 　　他有“江南第一枝笔”之称，要说明一下，“第一枝笔”是指“小报文章”的“第一枝笔”，与“正统文艺”无关。唐大郎他也是从不以“文艺作家”自居的。不过他写的小报文章确有才气，我是欣赏有才气的文章的，不管它是“正统文艺”或非正统文艺。据我所知，夏衍也很欣赏唐大郎的打油诗，在闻知他去世之后，曾对一位出版界的朋友提议出他的诗集（编者附记：唐大郎的打油诗已结集出版，名《闲居集》）。 　　有人戏称香港某些“才女”所写的东西为“肚脐眼文章”，意即指她们以自我为中心，写的都是身边琐事，“言不及义”的。我倒觉得“肚脐眼文章”也没有什么不好，写文章不一定都要“讲耶稣”的。不过讲起“肚脐眼文章”，唐大郎当年写的“小报文章”，亦早已开其先河了。唐的“小报文章”，包括范围更广，吃喝玩乐，声色犬马，身边琐事，社会新闻，都是题材。其实香港目前的“大报文章”，许多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论文字，论格调，恐怕还未必及得上唐大郎当年所写的“小报文章”。 　　唐大郎原名唐云旌，本来是在银行界工作的，因爱好文墨，竟然舍弃当时被目为“金饭碗”的银行职位，宁愿去写“小报文章”，后来还先后办过两张小型报纸——《光华日报》和《亦报》。不过假如他不放弃“金饭碗”，恐怕他是只能默默而终，知名度绝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所以人生的得失，有时也实在难说。行行出状元，写“小报文章”而能成为“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亦可死而无憾了。 　　 十八、一春尘梦温犹在 　　 　　刘郎（唐大郎）的打油诗固然堪称“江南第一枝笔”，他的“正经诗”也写得很好的，举题为《送别》的一首为例： 　　东风和雨甚于潮，涕泪潜垂过绿桥。 　　掠眼花光方薄暮，隔窗曙色已明朝。 　　一春尘梦温犹在，两瓣脂痕湿未消。 　　云雀乱啼催客去，此枝正筑向南巢。 　　不过，“正经”中也有“不正经”，他自注云：“题为《送别》，其实亦‘春梦词’之一。今年写了几首‘春梦’律句，有的写当前的梦境，有的则是往年梦影。一生作诗，好为绮语。若是外国小说家笔下那些宗教信徒们的话是真的，那么我这个人的灵魂，肯定将坠入炼狱中去而不得拯救。” 　　他自称“一生作诗，好为绮语”。他的老朋友辛笛在六首悼念他的诗中，第一首也就是这样写的： 　　嬉笑文章旖旎诗，风流端赖砚传知。 　　老来饕餮尝尤浅，艳说当年搔首姿。 　　 　　如此评价他的文章和诗，堪称知己。 　　最后的一首写道： 　　一生何似在花间，不乏榴裙忆旧颜。 　　撒手真成西去客，伤心无语泪潸潸。 　　也是写他的“风流事迹”的。 　　刘郎在去世前三个月，自己也曾写过一首挽诗，是挽他的文友陆澹盫的。诗道： 　　当年笔阵列森森，点将台登“快活林”。 　　已唱挽歌两三遍，而今又哭一声沉。 　　想不到才过三个月，又轮到别人挽他了。 　　陆澹盫也是旧日上海一位著名的“小报文人”，年纪比刘郎大，终年八十七岁。 　　当年上海的《新闻报》上有个副刊叫《快活林》，编者严独鹤。他想出了一个“点将小说”的新鲜玩意，约基本作者大约十多个人写短篇小说，每篇小说登多少天没严格规定，执笔的作者也无一定的次序。所谓“点将”，即在每个短篇小说将结束时，在文字中点出下一作者的名字。举例说，如点到“王西神”，小说结尾写的那句就可以写成“什么东西神气活现”。这个名叫“王西神”的作者，明天就要续写了。 　　刘郎知道的旧日报坛掌故最多，只是零碎见于笔墨，没有写成一本书。现在要收集他的这些文章，恐怕也难了。 　　 十九、王辛笛诗悼刘郎 　　 　　嬉笑文章旖旎诗 　　新诗人擅写旧体诗的，王辛笛也是一位。近作有《悼念刘郎》七言绝句六首。刘郎（唐大郎）以“诗酒风流”闻名于世，辛笛这几首诗也是写得风流蕴藉，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刘郎的为人的。前面已经举了一首，选录三首如下： 　　（一） 　　嬉笑文章旖旎诗，风流端赖砚传知。 　　老来饕餮尝尤浅，艳说当年搔首姿。 　　（二） 　　无冕堪为诗兴掩，清癯耿介更情痴。 　　槛花笼鹤狂如许，玉想琼思总不知。 　　（三） 　　眼中尽管说西施，张敞家风胜画眉。 　　身后刘郎休细论，从头待理是残诗。 　　刘郎也是善于品味的食家，曾有自嘲诗云：“纵情不戒老来馋”。 　　王辛笛是“九叶诗人”之一。其他八位是：穆旦、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唐湜、唐祈。他们是活跃在四十年代诗坛的新诗人，比较重视艺术的感染力，颇多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手法，被称为“新现代派”。他们的合集称《九叶集》。现介绍辛笛的一首小诗《网》，以见其风格。 　　网撒在河上， 　　网住了月光吗？ 　　网住了河水吗？ 　　还是网住了风？ 　　啊，什么都网不住， 　　但网着的是一江春水的柔情。 　　网住了鱼虾， 　　网住了梦， 　　网住了夜来迎接黎明！ 　　 　　《九叶集》现已出版。 　　 　　一身孤注掷温柔 　　王辛笛和刘郎是世交，但他们结为知己，还有一段以诗论交的佳话。刘郎最欣赏的文人是袁寒云。袁寒云即“洪宪二皇子”袁克文，曾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上琼楼最上层”两句诗谏阻父亲称帝闻名当世。“袁皇帝”驾崩后，他在上海卖文为生，也是一位写“小报文章”的能手，可说是刘郎的“前辈同行”。袁寒云有集龚定盫诗两句：“二十高名动都市，一身孤注掷温柔。”刘郎十分喜欢这两句诗。王辛笛因而为他集龚定盫句凑成一首七绝。他的集句是：“平生未信江南好，但折梨花照暮愁。”刘郎为之激赏不已。此事见辛笛所写的《悼念刘郎诗》的“小记”。他的小记述及刘郎得病至逝世的经过，也是一篇上佳的小品文字。刘郎海外读者甚多，因节录此“小记”代作“报道”。 　　（刘郎）吟咏脍炙人口，声气播海内外，平居辄喜二三知己时相过从，小饮纵谈，善于品味，家常烹饪，而年来胃纳往往不佳，风貌清癯，体质差健，孰料病根即伏于此。今年五月初突感体内上下阻隔，迭经诊治，竟已判为胃癌，渐扩至肝，中西合参，群医束手。卧病之余，知将不起，一度执唐嫂（按：刘郎本名唐云旌）手而泣，临岐温慰，脉脉情深，不比寻常言语，然至易箦前神志清明，终无遗言，诚恐转增家人之忧戚，延至七月二十日晚十时半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三岁。伤矣。叨在故旧，兼有诗谊……（省去此段，即他叙述为刘郎集龚诗，补足袁寒云集句一事。集句全诗为：‘二十高名动都市，一身孤注掷温柔。平生未信江南好，但折梨花照暮愁。’）及今思之，故人先我而去，盖于此已寓有谶音者，临风怀想，鸿踪安在，不知涕泪之何从也！ 　　刘郎谢世后，上海新闻界曾为他组织治丧委员会，在龙华火葬场举行火葬仪式。 　　 二十、杂记聂绀弩 　　 　　运交华盖 　　文代会复出的作家中，聂绀弩也是香港新闻界比较熟悉的一位。他曾在香港《文汇报》担任总主笔，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才回大陆去的。 　　最初几年，听说他还相当“得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北大荒，从此他和我们也就音讯断绝了。但有关他的消息，还是不断得来，这些消息，后来也大部分得到证实。 　　听说某年除夕，他在北大荒按照家乡习惯，包饺子过年。他老先生粗心大意，吃饱了就睡，忘记火种还未熄灭，弄成了失火的意外事件。幸好他还算醒得快，未至受伤，火势也不大，很快就扑灭了。 　　不过，这一场失火可把他弄惨了。本来是“意外事件”的，但别人可不认为是意外。他是有“案底”的，于是有人要给他“定案”为“对党怀着深仇大恨，蓄意放火！”的“反革命案件”。好在也有人给他辩护，说绀弩的吊儿郎当性格，大家都知道的。力证他不是“蓄意放火”。几经批斗，方始“过关”。 　　一九六二年政策比较放宽，他被获准回北京养病。那年我恰好到北京旅游，靠朋友的安排，和他见上一面。但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我也不敢多问。匆匆一叙，别后也仍然不敢通信。我们是直到去年，他获平反之后，方始恢复通信的。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间，他大概“好过”一些，但“文革”一开始，他又遭殃了。朋友们都知道，他有个“毛病”，口没遮拦。江青的“旧事”，他知道颇多。大概是因他道及江青的“隐私”，得罪了江青。这次更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关起来了。据说本来要枪毙他的，幸得周恩来设法保全他的性命。 　　鲁迅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绀弩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受折磨将近廿年，也真可说交上“华盖运”了。 　　好在是“敌伪人员” 　　聂绀弩和萧军一样，都是“军界”出身。他出生于一九零三年，一九二二年投笔从军，曾在福建泉州“国民党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秘书处做过文书。一九二四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亦即黄埔军校第二期；第二年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回国，又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做副主任。 　　也幸亏他有这些“资历”，周恩来方能设法保全他的性命。根据政策，对“敌伪人员”是要讲“宽大”的，聂得周恩来之力，他的身份被定为“敌伪人员”，于是方始获得“宽大处理”。 　　一九七八年底，他尚未得正式“平反”，但已获释放了。他在北大荒写的一本旧体诗集《北荒草》，手抄的油印本开始传到香港，后来他的另一本旧体诗《酬答草》亦已由他托人带来香港，分赠旧日好友，我亦获赠一部，对他那些年“运交华盖”的遭遇和境况才知道较多一些。 　　现在录他写在北大荒劳动情况的两首诗如下，以见一斑。 　　第一首题为《锄草》，诗云： 　　何处有苗无有草，几回锄草总伤苗。 　　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 　　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 　　第二首题为《清厕同柳堂》，诗云： 　　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 　　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 　　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肯便饶。 　　 　　他以写杂文著名，诗也很有杂文味道。好像信笔写来，毫不着力，而功力俱见。而他在苦难中仍不减其豪情，也确是可称为硬汉子的。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为人不拘小节，听报馆朋友说，他在回大陆前夕，曾买了许多女人底裤，七彩缤纷，在编辑部展览，好像挂万国旗一样。原来他是准备“归遗细君”的。他的妻子周颖也是中共的知名人士，是“司长”级的“高干”，一九五七年夫妻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绀弩在诗文中常有谈及他的妻子。 　　他的“玩世不恭”，不但“小事”如此，“大事”亦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是要接受“思想改造”的，你猜他怎样写“思想改造”？ 　　《北荒草》中最后一首题为《归途》，那是从北大荒回京的途中之作，其中就谈到他对思想改造的看法。诗云： 　　雪拥云封山海关，宵来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偶抛诗句凌风舞，夜半车窗旅梦寒。 　　没有愤愤不平的抱怨，却说出了心里话。“文章信口雌黄易”，说的不正是“四人帮”时代，那些只知紧跟“潮流”，以颠倒黑白为能事的“风派”么？虽然“信口雌黄易”，但他是不屑为的。“思想锥心坦白难”，更妙！表现了诗人倔强的风格。惟其“锥心”，才难“交心”，你要我“坦白”，可做不到。 　　还有一首题为《赠木工李四》的《沁园春》词，也是谈“思想改造”的。词云： 　　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入沁园。披吾被，啃加皮塔尔，鱼跃于渊。 　　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觅鸡鸣狗盗，孟尝门客，蛇神牛鬼，小贺篇章。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李四”可能是一个知名文化人的化名，“加皮塔尔”即德文中的“资本论”也。此词谈“思想改造”，亦庄亦谐。言外之意，只靠读“马恩列斯，毛主席书”，那是“改造”不成的。此词若在“文革”期中公之于世，恐不免又加一条罪状矣。 　　 　　祸从口出 　　历史上“祸从口出”的故事很多，现在只说最出名的一个。陈涉微时，在乡下耕田，和一班老友相约：“苟富贵，毋相忘！”后来陈涉举兵反秦，自立为王，乡下一班老友前来投靠他，起初陈涉还相当优待他们。其后这班老友在酒醉饭饱之余，不知避忌，大谈陈涉在乡下怎样和他们“同捞同煲”的往事，大概偷鸡摸狗之类的事都说了，陈涉左右便对陈涉道：“大王若是让这班乡下佬乱说，体面何存？”陈涉一听“有理”，便下令把最爱说话的那个老友杀了，其他的都赶出去。此事和聂绀弩之险被江青枪毙，颇有相似之处。绀弩虽未与江青“同捞同煲”，对她的往事也知得不少的。 　　绀弩和萧红谈过爱罗先珂的童话，他自己也写过童话的。有一篇叫《兔先生的发言》，说森林里的大亨（如狮子、老虎），制定一种法律叫“吃掉法”，每条收尾的两字都是“吃掉！”森林里小动物的命运就是被吃掉！有一次狮子召开一个大宴会，请兔先生出席，要它发言，它在战战兢兢中歌功颂德一番，结果虽然免于吃掉，但回家一吓就病死了。据说那是破森林中小动物死法的纪录。这篇文章写在“文革”之前二十多年，绀弩大概也想不到他当年所写的童话，在二十年之后还有现实意义吧？幸而绀弩没给吓死。 　　绀弩诗文的大胆，的确令人咋舌，“文革”前他在北京养病，写了一首《题颐和园》的诗，借古讽今，诗道： 　　倘以舳舻资赤壁，何如郊薮起雕栏。 　　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 　　凿得一池春水阔，献教八国联军看。 　　此园撤尽千关锁，今义和团血尚斑。 　　当时江青尚未如后来之得势，但已作威作福，每游颐和园就要把游人赶走了。此诗写在大饥荒之后，“文革”之前。“太后”指谁，凡人皆知了。 　　谈起这首诗，还有个小小的“秘密”，现在是不妨公开了。一九六二年，我到北京，靠朋友的安排，和他见上一面。承他录几首“近作”给我，这首诗就是其中之一。我珍藏了十多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方敢将他的手稿在书刊制版刊出。 　　 　　语涩心艰辨者稀 　　“曾几度棋坛争敌，酒坛争霸，春色秋光如可买，钱悭也不曾论价！”喝酒我喝不过绀弩，下围棋则似乎还可说是半斤八两。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每隔三两天就要在棋盘上厮杀一番。他喜欢吃广东腊鸭，我们约好，谁输了就得请吃腊鸭饭一碟。此事在我们的朋友中是被传为“趣谈”的。 　　但可惜绀弩后来的遭遇就不怎么有趣了，在北大荒，他吃一顿饺子都惹出祸来，哪还有腊鸭可吃？“四人帮”被打倒后，他虽然被释放，但未正式平反，日子还是不怎么好过的。他有《中秋寄高旅》诗一首云： 　　丹丹久盼过中秋，香港捎来两罐头。 　　万里友朋仁义重，一家大小圣贤愁。 　　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蒸半碗油。 　　此腹今宵方不负，剔牙正喜月当楼。 　　老饕之态可掬，但两罐红烧肉就已令诗人感叹“此腹今宵方不负”了，读后令人笑中带泪。 　　高旅是香港作家，代表作有历史小说《杜秋娘》。 　　他也爱饮，《酬答草》中有《夏公赠八皮罗士》诗一首，“八皮罗士”者，苏联名酒伏特加也。诗云： 　　八皮罗士产苏联，长者深情不夜天。 　　冻笔封题签夏衍，寒梅消息报春先。 　　梦中披荔来山鬼，案上凌波供水仙。 　　绕屋彷徨终一试，月光如水复如烟。 　　夏衍也是在“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但景况是比较好的。 　　绀弩的《酬答草》不同一般的应酬之作，它是在文化人惨遭迫害的那段岁月的记录，是有血泪的。《酬答草》的序诗说： 　　秋老天低叶乱飞，黄花依旧比人肥。 　　风前短发愁吹帽，雨里重阳怕振衣。 　　樽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 　　感恩赠答诗千首，语涩心艰辨者稀。 　　可知感慨之深。 　　他在《酬答草》中提到的朋友，有些是外间久已不知消息的。如《赠胡考》一诗： 　　霜雪能教胃病松，操劳似把敌巢攻。 　　几经春夏秋冬日，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 　　不知新四军连队，与此生涯果异同。 　　从此诗我们方知胡考亦曾在北大荒劳动。 　　 二十一、聂绀弩重会萧军 　　 　　聂绀弩和二萧（萧军、萧红）都有深厚的交情，二萧婚变的主因是性格的不同，副因是第三者的介入。在二萧的婚变中，绀弩是毫无保留地同情萧军的。 　　“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他在一篇忆述萧红的文章中，曾借萧红之口，骂过那个“第三者”。他说：“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因此他劝告萧红道：“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又说：“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当时萧红已经与萧军分手，但尚未和D.M同居，但可惜悲剧不能写成喜剧，文章最后说：“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此文题为《在西安》，后来收入他的散文集《沉吟》）。 　　但若撇开人品不谈，D.M也算得是颇有才华的作家的。他写的《科尔沁旗的草原》和《大地的海》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文坛上获得评价颇高。近作写曹雪芹的历史小说，目前正在香港某报连载。绀弩写文章和他说话一样，“口没遮拦”，不怕得罪人，上述那篇文章也是一个例子。 　　聂绀弩的《酬答草》中，有一首题为《萧军枉过》的诗，就是记述他和萧军重会的情景的。诗云：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你萧军。 　　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十年风雨百年人。 　　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从上诗中看来，他和萧军是从一九五七年之后就断了音讯的。《八月的乡村》和《五月的矿山》是萧军最著名的两部小说。 　　 二十二、萧军捱打记 　　 　　萧军是学武出身的，说来有趣，他自小就是武侠小说迷，曾经梦想背插单刀一把，闯荡江湖，除恶助弱。他曾经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十八岁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文学，什么叫做作家，更谈不上立志从事文学或当作家了，连个朦胧的想法都没有。小时候，他只是立志要做“侠士”，喜欢打架，总想战胜对方。宁愿去放猪，也不愿去读书的。 　　十八岁时，他去吉林，在一个骑兵营当骑兵，受到了一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影响，才开始读诗词歌赋，也读新文学的。后来他进东北陆军讲无堂炮兵科当学兵，一九三零年开始写短篇。处女作名为《懦》，因为要投给日本办的《盛京时报》，用了一个日本人的笔名“酡歌三郎”。 　　他爱好练武的习惯，至今还是从不间断。从报刊上他的练武图片来看，虽然经过文革的折磨，他的体魄还是堪称壮健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当作“老牌反动作家”。有一次被红卫兵关在北京文庙里毒打一顿，他曾写了一份材料，记述那次捱打的情形。 　　“打！”于是一片抽打声，喊骂声……交混地响在一起，震荡着整个文庙大院浓烟滚滚的天空。这时候，我的心开始矛盾了：是反抗呢？还是忍受呢？ 　　“如果我拼出这条性命来，以我当时的体力，以我的武艺，随便夺过一件武器来，我有把握完全可以把他们十个八个……置于死命的。由于寡不敌众，当然我最后也会被他们打死……想到被打死后，我的生活费就没有了，孩子们将怎样生活？……想到这里，我只能咬牙忍受。” 　　现实问题，逼使“英雄”也只能“忍辱”，读之令人心酸。那次在文庙捱打的还有荀慧生、老舍等人。 　　 二十三、从萧军想到萧红 　　 　　谈起萧军，不能不想到萧红。 　　萧红是东北人，原名叫张廼莹，二十岁那年（一九三一年），为了不甘屈服家庭给她包办下的买卖婚姻，弃家出走，在哈尔滨结识了一群热情的文艺青年。在这群青年中，有好几位后来都在创作上有所成就，如白朗、舒群、萧军等。一九三二年，她开始和萧军同居。 　　他们虽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共同的爱好——文学，但同居生活却是不很愉快的，主要原因是性格上的差别，萧军脾气暴躁，而她却是温柔内向的女性。据骆宾基在《萧红小传》的记载，有一次萧军竟然将她的面部打伤，她为了不愿给朋友知道，还替萧军掩饰，说是自己跌伤的。他们同居了六年，一九三八年分手。 　　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互相怀念。萧红后来和端木蕻艮同居，过得也是不很愉快，曾向朋友表示，希望能够回到萧军身边。萧军在获得“平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萧红给他的信作注释，这批信共有四十一封，已有部分在大陆的刊物发表。前些时，香港一家杂志的记者去访问他，他谈起他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存萧红这批信件的“奇迹”，也谈起了他和萧红因性格不同而造成的悲剧。从访问记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还是相当激动的。我想，他不仅止于怀念，怀念之外，还有忏悔吧？ 　　“红颜多薄命”，这是一句“老套”的话，但用在萧红身上，却是合适不过。不知是否由于她经历的苦难太多，年纪轻轻，就患上严重的肺病，死时只有三十一岁（一九四二年在香港病逝）。她的作品，除了人所熟知的长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外，还有许多小说。她死前半年多在香港抱病写成的《小城三月》，就是一本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集。 　　 二十四、浅水湾头浪未平 　　 　　萧红葬在浅水湾，当时（一九四二）正是香港沦陷时期，只能草草下葬。所谓“坟墓”只是黄土一抔，再围上几块石头，中间竖了一块写着“萧红之墓”的木牌，后来连这块木牌也不见了。 　　萧红墓的“凄凉景况”曾引起许多朋友的伤感。聂绀弩有“浣溪沙”词一首，题为《某岁过萧红墓》就是有感而作的。词云： 　　浅水湾头浪未平，独柯树上鸟嘤嘤，海涯时有缕云生，欲织繁花为锦绣，却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绀弩后来把“独柯树”的“独”字改为“秃”字，作为定稿。但我觉得还是原作较好，“独”字可以表现她死后的“寂寞”。 　　新诗人戴望舒有《萧红墓畔口占》四句，也颇脍炙人口。诗云：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 　　 　　另一位新诗人夏果则因戴望舒这一首诗而引出他的另一首诗： 　　漫长的十五年啊， 　　海涛也诉尽所有的话语。 　　而漫长的十五年，小树失去所踪， 　　连“墓木已拱”也说不上了。 　　放在你的坟头的—— 　　诗人曾亲手为你摘下的红山茶，萎谢了， 　　换来的是弄潮儿失仪的水花！ 　　诗中说的“十五年”，是从萧红下葬浅水湾那年开始算起的。一九五七年，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此诗就是为萧红的迁葬而写的。 　　萧红迁葬一事获得成功，得力于香港文化界的朋友奔走颇多。记得当时送骨灰坛子到广州的，是已故老作家叶灵凤。 　　 二十五、萧红墓的迁葬 　　 　　萧红墓的迁葬，有一段故事。一九五四年的夏天，浅水湾“丽都”酒店下边开始有露天舞池的时候，一位记者去看萧红墓，墓上那株“独柯树”已不见了，在那士敏土围成的圆圈内，也已给人填平。有人在上面搭了布棚，作为卖汽水杂物的地点。这位记者写了报道，并写了一首诗，向广州方面呼吁，中有句云：“岂无隙地葬萧红？”引起广州注意。其后港大教授马鉴、陈君葆，作家叶灵凤、刘芃如等人，热心奔走，与广州方面商酌萧红墓问题。一九五七年七月，获得广州作协的同意和合作，迁葬银河公墓，方始成功。迁葬前，香港文化界朋友并在“永别亭”举行送别仪式。 　　聂绀弩和萧红的感情很深，他是在萧红墓迁葬前回内地的，恰好在迁葬那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就“下放”北大荒了。但他在被“批斗”之中，还是设法抽空南下，特地到银河公墓去祭萧红。在他未正式出版的《酬答草》中，有《萧红墓上六首【注】》（手抄本已传到香港）。今选录三首。 　　【注】此系误传，这组诗作于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三年。羽生补记 　　（一） 　　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 　　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 　　生死场慓起时懦，英雄树挺有君风。 　　西京旧形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 　　（二） 　　奇才末世例奇穷，小病因循秋复冬。 　　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 　　太平洋战轩窗震，香港人逃碗甑空。 　　天地古今此遥夜，一星黯落海嵎东。 　　（三） 　　闻近弥留絮语中，一刊期与故人同。 　　悠悠此恨诚终古，渺渺予怀忽廿冬。 　　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 　　年年虎吼龙吟处，似以新诗傲我侬。 　　 二十六、记刘芃如 　　 　　学兼中外的才子 　　日前谈及萧红墓的迁葬，因而想起刘芃如，他也是促成此事的热心人士之一。他去世已经十八年了，我写此文，就当做是对故友的悼念吧。 　　他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都很好，德文和意文也懂得一点。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外语系讲师，一九五零年南来香港，从事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新晚报》做翻译，后来担任英文杂志《东方月刊》的总编辑。战后初期，香港一般的报馆翻译，是很少有如他这样的学历和资历的，但他并没有“委屈”之感，工作得十分认真。记得有一部意大利名片《Riso amaro》在香港上演，这两个字是“苦米”的意思，他译为“粒粒皆辛苦”，很得圈内人赞赏。 　　他搞翻译，也写过新诗和散文，译作《沉默的美国人》曾在中国出版，甚获好评。散文集有《书、画、人物》和收辑在《新雨集》中的一辑文字。《新雨集》是叶灵凤、阮朗、李林风、洪膺、夏果、夏炎冰六人的合集。洪膺即刘芃如的笔名。新诗写得较少，似乎也未结果。但他的诗人气质是很浓的，作家舒巷城写过一篇题为《洪膺，你就是诗》的文章，可见他给朋友的观感。 　　他在担任《东方月刊》总编辑期间，每期都有他用英文写的一篇《编者的话》之类的文章。我的英文程度不够谈论它的好坏，但据他的好友韩素音说，他的英文文章已经有了个人的风格，文字优美，颇受欧美作家重视。韩素音是用英文写作的女作家，所言当非过誉。中文写作能有个人风格已难，何况是中国人用英文写作。但他并不是“倚马可待”的那类“才子”，在朋友中他是被叫做“刘慢”的。他写文章，字斟句酌，非到他认为满意，不肯“交货”。 　　万里长空怅望中 　　听报馆的朋友说，有一次报馆要刘芃如写一篇有时间性的文章，他迟迟未交，报馆朋友催他，他突然大发脾气，说道：“你们都是才子，我是刘慢，我不写了！”说不写就不写，结果只好由别人代写。从这件事也可见得，他只适宜做“作家”，绝不适宜做稿匠。 　　他很有点英国绅士派头，平日做事，也是慢条斯理的。按说这样的人应该长寿的，谁也想不到他会短命。 　　他是因飞机失事死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他应阿联邀请，参加阿联建国十周年纪念，飞往开罗，中途失事，机毁人亡，女诗人赵克臻（作家叶灵凤的太太）有挽诗三首，录两首如下： 　　万里长空怅望中，此行总觉太匆匆。 　　诗魂今夜归何处？月冷风凄泣断鸿。 　　旧知新雨笔留痕，笑语樽前意尚温， 　　云海茫茫尘梦断，却得何处赋招魂。 　　我也写了一首挽词，调寄“水调歌头”： 　　长天振鹏翼，万里正扶摇。谁料罡风吹折，异域叹魂飘。天道每多舛误，才命岂真相负，此恨永难消！遗篇犹在目，一展泪萧萧。 　　惜彭殇，怆往事，把君招。十年相聚，风雨曾经共寂寥。一瞑随尘去后，谁与中流击揖，同破大江潮。愿执钟馗笔，慰你九泉遥。 　　他有一子二女，儿子刘天均颇能继承他的衣钵，留学加拿大，读“比较文学”，现在温哥华从事中文电视节目的制作。长女刘天梅，某年曾回香港参加香港小姐竞选，现在是一间报馆的广告部经理。次女刘天兰在香港电视台工作，能歌善舞，经常在屏幕出现。 　　蒙娜·丽莎的眉毛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人赞其笑为“永恒的微笑”，知道的人很多，但你可曾听人谈过蒙娜·丽莎的眉毛？ 　　刘芃如曾在报上写过一个介绍西方文学艺术的专栏，后来选辑成书，名为《书、画、人物》。其中一篇就是介绍达·芬奇这幅名画的。他在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也谈了她的眉毛。 　　达·芬奇创作这幅画像是在一五零一到一五零六年之间，刘芃如研究了那个时期意大利的时兴风尚和文学作品对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描写。他说：“蒙娜·丽莎的眉毛仔细修饰过，这是当时的时兴风尚。她有着一个所谓好门第的女人的风度，那种盛装的肉体的安详。我们可以说这是当时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气派，嘴唇开一点点‘在左边，好像你在偷偷地微笑……可别显得有意要这样，一切要出之自然——假如做到适可而止，大大方方的，再加上一点天真的传情，眼睛的某些活动，那就不会是卖弄风骚，乱出风头了。’这是当时一位作家傅伦莎拉给意大利时髦女人的忠告。” 　　他认为“蒙娜·丽莎”的神秘，是一个已经懂得掩饰感情的上流社会女人的神秘。她的神秘处在她的浅笑，那是好些种不同的笑混合在一起的。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很多，但谈得像他这样细致的似不多见。 　　刘芃如对翻译的要求很高，他说：“要翻译，绝不是单单依靠几本或几十几百本字典辞典就行的。还必须熟悉原作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生活方式、文物制度，以及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他遣词，造句和比喻的种种特性。”“如果慌慌张张把一个西洋美人拉过来，给她胡乱披上一身中国衣裳，谁还能够欣赏她的美呢？” 　　但说句笑话，要是像他这样搞翻译，除非本身经济不成问题，否则恐怕要喝西北风了。 　　 二十七、郑振铎与商务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阿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说来和郑振铎颇有关系。原来郑的妻子高君箴乃是当时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郑振铎留学英国回来，便因岳父的关系，进了商务当编辑。 　　郑、高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宾客致贺辞，“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见茅盾的《回忆录》）这些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当时（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 　　不过郑振铎虽是因岳父关系而进商务，却不能说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说是“相得益彰”。商务的藏书对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对商务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出版的两种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质量最高的两种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便曾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 　　但《小说月报》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恽铁樵主编；一九二一年后，茅盾接编，全盘革新，始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其后再由郑振铎接编，杂志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才是《小说月报》蜚声全国的黄金时代。郑振铎那部著名的《文学大纲》就是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 　　不过，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因为他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实在比他的创作大得多。他写过一些短篇历史小说和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说，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但他所主编的刊物，却无一不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说月报》之外，如《儿童世界》可说是儿童文学的启蒙，叶圣陶著名的童话《稻草人》便是在《儿童世界》发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的许地山，也曾将它谱过几支儿童歌曲。另外，如《新社会》、《文学》、《文学季刊》、《文学复兴》以及《时事新闻报》的副刊《学灯》等等，无一不是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另一个重大贡献，足以与他的编辑工作相提并论甚或超过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就有九万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见。 　　他对于书籍的热爱，尤其中年时代，对文献的搜罗、保护，费尽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衷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龚定盫诗。从序言中，可见他搜罗文献的苦心。 　　 二十八、莎翁诗中译趣谈 　　 　　莎土比亚以戏剧而著名，但他的十四行诗也写得很好。有人说就是他不写戏剧，他的诗歌在伊丽莎白时代，也可以坐第一把交椅。他的十四行诗集共一百五十四首，在中国有柳无忌、梁宗岱、卞之琳、屠岸等人译作，有的译一部分，屠岸则全部译出。 　　翻译莎翁诗的都是名家，但还是免不了要受同行挑剔，可见创作固难，翻译也是极为不易。现举几则有趣的例子，不过，我只是复述别人的评论，对不对我可没资格加意见。批评者的姓名也恕不一一列举了。 　　柳无忌的译文是很严谨的，规定每行十二个字，他译的二十九首最后两行是： 　　在忆你密情时带来如许财富， 　　我因此藐视与帝王互换家谱。 　　有人说英国人是否有“家谱”，那是翻译问题，莎氏原诗上是没有的。 　　梁宗岱译的第六十五首有这样两句： 　　啊夏天温馨的呼吸怎能支持？ 　　残暴的日子刻刻猛烈的轰炸。 　　有人说莎士比亚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欧洲，那时自然还没有飞机，也没有“轰炸”，原文原是“围攻”的。 　　同诗两句，梁译作： 　　我底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视， 　　既然天上的太阳也不免瑕疵。 　　最后这句原文是： 　　Sun of the world may stain when heaven's sun staineth.刊载这诗的《文学杂志》（注：湖南版此处未加书名号）编者朱光潜认为梁译省去原文一半，在“编者按”中改译为： 　　我底爱却并不因此向他白眼， 　　人间太阳会失色， 　　天日还常暗。 　　编者弹作者，实是罕见例子，有人为梁打抱不平，说梁译虽有省略，还可表达原意。朱译则连“达”字都做不到。 　　 二十九、梁宗岱与《水仙辞》 　　 　　在中国文代会中重新露面的老作家，大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曾被“四人帮”打入“牛棚”，甚至投入黑狱，根本无法从事写作的；一种是自己封笔的。梁宗岱似乎属于后一种。他一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但已久矣乎不见他的文章了，反右、“文革”两役，听说他曾受批斗，但受害的程度则远不如聂绀弩、萧军、丁玲、艾青、巴金等人。 　　他是留学法国的，法文之好，中外知名。他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曾写过法文诗在报刊发表，大获好评。有一个评论家赞叹之余，文章结尾写道：“我国又出现一个新诗人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诗人是中国人，他还不敢相信。 　　他有一本谈文论艺的作品，名《诗与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很受文艺青年喜爱。从书名也可见到他对文艺的态度，他是求真求美的。中国对文艺的鉴赏、批评，则是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的，梁宗岱可能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写不出合乎《讲话》标准的作品，故而就搁笔了。 　　他写诗，也写文艺随笔之类的小品文，不过在他的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却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翻译别人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Paul Vaulexy）写了一首长诗《水仙辞》，当时法国诗坛有人评论道：“有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保罗·梵乐希发表了他的《水仙辞》！”这首长诗写得非常晦涩，据说一百个人看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水仙辞》中文本的译者就是梁宗岱。 　　他偶尔也写写旧体诗词，诗词中常把现代的事物也写进去，“旧瓶装新酒”，读来倒令人有清新之感。他有过一段很“潇洒”的失恋故事，分手前夕，他写了一首词送给爱人，中有句云： 　　犹有暖湾睛港在，待翩然来息征帆影。 　　真金誓，诗为证。 　　 　　你如果在人生的旅途上受到了挫折，你如果厌倦了别人的爱情，就回到我的怀抱来吧！我的怀抱是我供你停泊的港湾。多洒脱的感情，是不是？ 　　 三十、水仙花情意综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水仙花情意综”（Narcissus complex），意思是“自恋狂”，来源于希腊神话。西洋诗歌中有不少是拿这个神话作题材的，我刚在上一篇谈过的保罗·梵乐希的《水仙辞》，就是最著名的一篇。 　　在希腊神话中，纳雪瑟斯（Narcissus）本来是一个美男子的名字，他因为生得太美丽了，常常临流独照，顾影自怜。山林女神爱歌（Echo）爱上了他，苦苦追求，他却不理不睬。爱歌本是个活泼的女神，失恋之后，终日悲郁，远离同伴，独自漫游于山林中。 　　爱神维纳斯知道了此事，她一方面恼恨爱歌不知自重，有损女神尊严，于是罚她不能说话，只能复述她所听到的最后的声音。英文“回声”（Echo）一字就是这样来的。另一方面，她也决定惩罚那无情的少年。 　　有一天纳雪瑟斯又临流自照，他为自己美丽的脸孔所迷惑，忽然在他的幻觉中，他自己的影子变成了极美丽的仙女，他开口说话，仙女的红唇也微微开合；他伸出双臂，水中也有如雪的双臂向他伸来；他俯腰想拥抱她，水面一被触动，仙女迅速消失了。纳雪瑟斯因此发痴发狂，日夜守在水旁，不饮不食不睡，终至于死。爱歌的仇报了，但众神很可怜纳雪瑟斯美丽的尸体，于是把他变成水仙花。英文中的“水仙花”（narcissus）一字，就是这样来的。 　　说来有趣，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是美男子，在中国神话中则是美丽的仙女。中国神话传说：有一个名叫姚姥的妇人，寒冬之夜梦见“观星”落地，化做水仙一丛，又美又香，就吃了下去，醒来生下一女，因名“观星”。“观星”即是“天柱”下的“女史星”。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美丽的少女既是天上的星宿化生，又是清丽绝俗的花魂化身，真会引起诗人无穷的遐想。 　　 三十一、中国的《水仙辞》 　　 　　我曾在前面谈过法国诗人保罗·梵乐希的《水仙辞》，有位朋友看了说：“你谈了西方的《水仙辞》，为何不谈中国的《水仙辞》？”许多人都有买一盆水仙花过旧历年的习惯，那就谈吧。 　　拿中西文学来作比较，是件有趣的事。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是美男子，在中国神话中则是美丽的仙女。神话如此，诗词亦然。如宋代诗人黄庭坚就是把水仙花作“凌波仙子”的，他的诗说：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 　　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我最欣赏最后一句的洒脱意境。 　　另一位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水仙花》诗： 　　韵绝香仍绝，花清月未清。 　　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 　　同样把水仙花比做“天仙”。 　　元代诗人丁鹤年的《水仙花》诗： 　　影娥池上晓凉多，罗袜生尘水不波。 　　一夜碧云凝做梦，醒来无奈月明何！ 　　读之如见仙子在月色朦胧之夜，凌波冉冉而来。 　　清代诗人龚定盫则将水仙花比做“洛神”，他的《水仙花赋》中有句云： 　　有一仙子兮其居何处？ 　　是幻非真兮降于水涯。 　　亸翠为裙，天然装束； 　　将黄染额，不事铅华。 　　龚写此赋时，年方十三岁，才气真是惊人。 　　近年人郭沫若也有《水仙花》诗，录其中一段：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郭写此诗时，正是内地提倡“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因而水仙花也成为“反保守，反浪费”的代表了。郭少年诗作如《女神》、《星空》等，热情洋溢，开浪漫派新诗的先河，颇有可观。晚年写的，则多是配合“时事”之作了。 　　 三十二、众神默默听回声 　　 　　不久前曾说起希腊水仙的神话，不觉联想到三毛。 　　三毛是近年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在新加坡也有不少人爱读她的书。她写的那几本“三毛流浪记”，如《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等书，不但新奇有趣，打开读者的眼界，而且感染读者的心灵。令人感到她的纯、她的真、她的爱心。她虽然写了非洲土人落后的一面，但却是用充满爱心去写这些善良质朴的土人的。 　　三毛的英文名就叫“Echo”，希腊神话中那个爱上纳雪瑟斯的女神的名字，词的本意是“回声”。 　　笔名和英文名都很特别，她曾对访问她的记者解释道：“三毛是一个最简单、最通俗的名字，大毛、二毛，谁家都可能有，我要自己很平凡，同时我也连带表明我的口袋只有三毛钱。” 　　至于英文名“回声”的由来，她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那年我在画上签名，我写了Echo这字，你说谁给的名字，那么好。没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在冥冥中，又应验到一个同名的女孩身上。【注】 　　【注】：见《雨季不再来》中的《极乐鸟》一文。 　　虽然她说自己平凡，但在读者眼中，她是殊不平凡的。台湾作家隐地写得好：“三毛岂仅是一个奇女子？三毛是山，其倔强坚硬，令人肃然起敬。三毛是水，漂流过大江南北，许多国家。……三毛当然更是一本书，只要你展读，就能浑然忘我，忧愁烦恼一扫而空，仿佛自己已告别俗世，走进了一个趣味盎然的卡通世界和漫画王国。所以三毛自然也是一出戏，人生中的一出难得看到的好戏。” 　　可惜她现在的遭遇却是一个悲剧，她的丈夫荷西是一个潜水专家，失事死了。她的同学在台湾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众神默默》，副题是《Echo，我们来看你！》写三毛的痴，写三毛的爱，写三毛的伤心，情文并茂，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在香港出版的杂志《开卷》上曾有转载。 　　 三十三、打上帝的耳光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不知是传说还是事实。三毛一夜白头，则是真的。虽然不是全白。 　　“荷西失踪那天，我整夜祷告，我不信神，可是为荷西，神却是我最后的求助。我说上帝，我用所有的忏悔，向你换回荷西，哪怕是手断了，脸丑了，都无所谓，一定要把我的荷西还给我。陪我的西班牙老太大告诉我，她看着我的头发一夜间，一点点的都变白了。” 　　这段话是她丧夫之后回到台湾，和她的同学说的。“说着，三毛把她的头发垂了下来，当年在山风里飞扬的乌发，露出斑斑的白。”荷西是去年夏天失事的，她回到台湾和这位同学见面的时候，已是槭树变红的十一月，她的头发还没有恢复原来色素。 　　连我们这些和她素不相识的人都觉得上帝对她不公平，她自己的愤慨就更可想而知了。她说：“我要问上帝，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打它两耳光，要它给我理由，给我解释。” 　　前人诗文中，埋怨上帝不算稀奇，如高天梅伪造石达开的诗：“只觉苍天方聩聩”。骂上帝的也有，如关汉卿的骂“老天爷瞎了眼睛”。但说要打上帝的耳光，则前之未见。恐怕也只有三毛才敢说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 　　同期《开卷》还有一篇张君默写的文章《哭泣的三毛》，张君默是和她“在书信上结交两年以来，至今尚没见过面”的笔友。虽然只是笔友，但了解甚深，他的这篇文章最后说：“她的心魂都在异域，那个有欢乐、有悲伤的海岸正在等待着她归去，而我们，则在等着她燃起第三度生命的火花。”这也正是“我们”的期望。为何说是“第三度”呢，因为三毛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是她的未婚夫，十二年前，也是不幸早逝，死在她的怀里的。 　　 三十四、安徒生的童话 　　 　　年轻时候，我很喜欢读童话。记得中学英文课本中，就有一个安徒生的童话，令我深受感动。这个童话是说一个卖火柴的女孩子，怎样在除夕之夜，“幸福”的进了“天国”。安徒生的童话写得美极了，但却是极其凄凉的美。除夕夜，凄风，冷雨，幽暗的横街角落……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没人买，她冷得要发僵了，于是她燃起一根根火柴……在火柴光中，她看见插着刀叉的烧鹅向她走来，看见彩色的圣诞树……最后她看见了慈祥的祖母向她招手。明天，欢乐过新年的人发现街头有冷毙的女孩。 　　丹麦的安徒生有“童话王”之称，他的许多童话，都含有发人深省的哲理。有一套名为《红菱艳》的电影，记得好象是五十年代初期也曾在香港放映过的，这套电影就是从他的一个童话改编的。写一个贪慕虚荣的女孩，怎样被罚穿上红鞋，作永不能休止的跳舞。 　　安徒生有一个以中国做背景的童话，叫做《夜莺》。安徒生没有到过中国，他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有一个皇帝得了一只最会唱歌的夜莺，其后日本皇帝又送了他另一只夜莺。日本送的夜莺不是活的，而是用机械来发音，只会唱固定歌曲的夜莺。这个机器夜莺也唱得非常好听，甚至使中国的皇帝忘记了那活的夜莺。但后来那个机器夜莺发条坏了，一年只能唱一次，爱听夜莺歌声的皇帝，在病到快要进天国时，还是活的夜莺用歌声使他复苏。用人为力量操纵的歌声，无论唱得怎样好听，都不及活的啊！ 　　 三十五、中国作家写的童话 　　 　　中国作家也有一些人是兼写童话的，例如张天翼就是其中之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金鸭帝国》，那是抗战时代在桂林一个文艺杂志连载的，直到湘桂大撤退时还没刊完。我最记得里面一段笑话，金鸭帝国有一位大资本家，他新建了一座别墅，非常美丽，在大厦内还有一尊爱神维纳斯（Venas）的雕像，是他用了很高价钱买回来的稀世艺术珍品。别墅落成之日，他为了炫耀他收藏的珍品，招待许多尊贵客人参观，郑重其事的揭开遮着雕像的帷幕，只见这雕像美丽的胸部，刻着一行大字：“本公司出品，亦有如此之优美！”这一挖苦，真是入木三分。 　　聂绀弩也写过一些童话，我在本栏曾谈过他的《兔先生的发言》，写“兔先生”被“森林大亨”所定的“吃掉法”吓死。最近大陆重印了冯雪峰在五十年代写的一部童话《雪峰寓言》，其中有一篇名为《蛇和兔》的寓言，和绀弩写的《兔先生的发言》，颇有相似之处。 　　故事说，蛇为了尊重兔的居住自由，定了一条法律，如果蛇未得兔的许可，擅入兔的居室，兔就有权控告蛇。但结果蛇不但侵犯了兔的居住自由，而且在冲入他的住所后还咬死一只小兔。兔不敢控告蛇，蛇反而拘控兔。问它：“为何不守法？”兔说：“刚才做强盗的是你，现在做法官的也是你，那末，先生，又叫我捉哪一只强盗，向哪一个法官去控告？”蛇一口吃了兔，以法官身份宣布：“我这回杀兔，和以往不同，是于法有据，而且已经完成了从逮捕到审讯的全部法律手续。” 　　冯雪峰在文革中的遭遇比聂绀弩更惨，他是冤死狱中的。不知当时的“法官”是否已经完成了“从逮捕到审讯的全部法律手续”？冯雪峰大概也想不到这个寓言会应在他自己的身上吧？ 　　大陆出版的《雪峰寓言》刚好一百页，收集了七十一个寓言。插图的是名画家黄永玉。 　　 三十六、梦境是一片胡言？ 　　 　　流行时代曲有句歌词：“梦境是一片胡言”。其实关于梦的研究，有不少心理学者写过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据他的理论，每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潜意识”存在。所谓“潜意识”，简单的解释就是不敢表现出来，埋藏在心底的一种意识。例如性的欲望，想偷东西的欲望，憎恨父亲的思想——诸如此类不容于道德习俗的东西。这些欲念由于受到压抑，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弗氏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漂流在海中的冰山，冰山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那藏在水底的十分之九，就是潜意识了。 　　被压抑的欲望虽然不敢在意识中表现出来，但却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是由于道德习俗所加于精神的“制裁作用”，即使在梦中，这些欲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按照本来面目出现。弗氏把这种压制精神活动的道德观念比喻为“心灵的看门人”，梦也要经过看门人的检查，没有问题才能通过。因此表现潜意识的梦，都要经过“化装”，要通过“检查”。这就是梦的现象，常常稀奇古怪，难以解释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据说在梦中和猛兽搏斗，常常就是表示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代表一种令人害怕的威严；梦中上青天去摘月亮，则据说是一种性的欲念。 　　有一种梦叫“前征的梦”，梦中的内容常常和以后的事相符。有人梦见他患了盲肠炎而被开刀，割口在腹上，很痛。过后不久，他果然真的患起盲肠炎了。原来人在睡眠中神经最易知觉，炎症发生的最早期常在睡眠中出现，因此刺激而成梦。“前征的梦”意思就是代表一种将要到来的“征象”。这种梦境，更不是“胡言”了。 　　 三十七、梦谶的解释 　　 　　研究梦的书，有一章专讲“梦的分类”，其中最怪的是“预告的梦”，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梦谶”。即所梦的事，带有一种“预兆”性质。据说有人做梦搭飞机，机场人员一个个叫唤旅客名字，叫到他时恰好是第十三个。他正想上机，忽然见着十几具烧焦的尸体被抬出来，心中一惊就醒了。他本来第二天要搭飞机到某地的，因为有此怪梦，临时改期。结果这一班飞机当真失事，死了十二个人。但即使真的有人做过这个梦，也不含有神怪成分。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常会梦到他所关心的事，会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可能有偶然的巧合。他自己相信这是一种“预兆”，别的人也相信了。但须知人的心理都是好传播奇怪的事的，其实更多的梦和以后发生的事并不相符，不过没人“津津乐道”罢了。 　　我们也常常会听人说起这类的梦，儿女在异乡接到家书，知道父母生病，于是做了“怪梦”，梦见父母死去。结果他的父母真的在他做此怪梦的那晚或第二天死去。因此怀疑至亲至爱的人，大约心灵上有冥冥的联系。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巧合。儿女关心父母是极自然的事，得知他们的病后，在所做的“好梦”和“恶梦”中，又必然是“恶梦”占大多数，这就有可能真应了“梦谶”了。 　　梦和人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等也有关系。心理学家吉敏斯（Kimmins）曾详细研究了好几千个梦，发现许多梦都随着年龄而变换其内容。例如做神仙的梦最多是在儿童时代；爱情的梦是在青春期。贫苦孤儿常常在梦中见着他的父母和得到玩具；老人的梦常常是往事的重现。“不同的人，不同的梦。”这两句话倒是真的。朋友，你昨晚做了什么样的梦？ 　　 三十八、杂谈元旦诗 　　 　　古代的诗人，在除夕新年往往是要有所感慨，发发牢骚的。如杜甫的《守岁》诗：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四十之年，便有衰暮之感，何故？一来是古人的平均寿命不及今人；二来杜甫四十岁那年，也正是他郁郁不得志的一年。他受抑于当朝宰相李林甫，在长安等候分发，在旅舍里病了整整一秋，结果还是求不到一官半职。 　　老杜的守岁诗只是发发牢骚，黄遵宪的《庚子元旦诗》则更是令人悲愤。“庚子”是何年？八十年前（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中国险遭“瓜分之祸”那年也。那年元旦，“联军”虽未入北京，瓜分之祸已迫在眉睫了。黄遵宪诗道： 　　乐奏钧天梦里过，瀛台缥缈隔星河。 　　重华仍唱卿云烂，大地新添少海波。 　　千九百年尘劫末，东西南国战场多。 　　未知王母行筹乐，岁岁添筹到几何？ 　　诗中涉及西太后与光绪帝“斗法”之事，这且不说。但因外祸侵寻，而王母（西太后）只知行乐，诗人感怀国事，已有“尘劫末”【注】之叹了。 　　【注】：佛家语，与世纪末同义。 　　王安石也有一首“元日”诗，诗云：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四人帮”中的张某曾在一九七六年旧历元旦（二月三日），写了一篇似诗非诗的“有感”，最后一段，就是用王安石这首诗作结语的。那年正月，周恩来去世，他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满怀欢喜，以为必定是自己继承总理职位无疑，哪知横里杀出个华国锋，得毛泽东越级提升。“总把新桃换旧符”云云，正是他心怀不忿，想要发动政变的誓言也。不料被换掉的正是他自己。 　　 三十九、两面派怎比拗相公 　　 　　王安石那首《元日》诗是他当宰相后写的。他当宰相，主张变法图强，但他的“变法”却因被士大夫反对而没有成功。 　　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中，有一个出名的故事，故事主角是两任宰相的元老重臣文彦博。他在殿上和皇帝（宋神宗）辩论，他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皇帝反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老百姓何所不便？”文听了马上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一针见血的说话，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非失败不可的原因了。 　　王安石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拗相公”，他有“三不足”名言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可见他的“执拗”性格。他在旧文人笔下是被形容成“不近人情”的怪物的。苏洵《辨奸论》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即是一例。“囚首丧面”和“囚首垢面”同义。形容他不注意修饰，头发蓬乱，脸上肮脏，如同囚犯一般。身为宰相而“形同囚犯”，历史上恐怕也只他一人了。他的变法，功过如何，史家评论不一。我则是很欣赏他的“拗”的。他当宰相后，写下那首《元日》诗，恐怕多少也有点寓“除旧布新”之意于变法的吧？ 　　张春桥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时，曾写文章赞成“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左联”做外围工作，俨然“左派文人”。一九三六年三月却又化名狄克，在《大晚报》攻击鲁迅。同年十月，鲁迅去世，他去吊丧，哭得比谁都伤心。真是标准的两面派！王安石是宰相，他也是想当“宰相”的。王安石行“新法”，他也想推行他那一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路线”，他是自比王安石的。但两面派却怎能比“拗相公”呢！ 　　 四十、借用唐诗发牢骚 　　 　　无独有偶，张春桥“借用宋诗作反诗”，江青也曾借用唐诗发牢骚。 　　据说文革后期，“四人帮”受到批评，周恩来重握实权，江青企图夺权“组阁”不成，因而大发牢骚，在人前哼了一首唐诗——李商隐作的七绝《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四人帮”垮台后，此事被揭发，报刊当然也是免不了有文章批之了。 　　贾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年少有才，汉文帝本来准备用他，却因有人进谗，被贬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来他虽被汉文帝召回，但仍未受重用。不过他所献的《治安策》，后来还是得到汉文帝的采纳、实行的。 　　李商隐此诗说汉文帝召回贾谊，与他夜话，却不谈有关民生的大计，只谈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一句经常被人引用，引用来为贾谊感叹，引用来讽皇帝昏庸。不过，汉文帝其实绝非昏君，史书说他接位后，即除田租，劝农桑，重守法。在位二十三年，海内安宁，蓄积岁增，户口蕃息，堪称太平盛世。江青借用此诗发牢骚，不知是否把毛主席比作汉文？但她自称“老娘”，却以年轻的“贾生”自比，确是不伦不类。 　　还有一首咏贾谊的诗，是刘长卿的七律《长沙过贾谊宅》，这首诗是和李商隐那首《贾生》同被收在《唐诗三百首》中。诗云：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唯留楚客悲。 　　求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江青不哼刘诗而哼李诗，不知是否因“汉文有道恩犹薄”一句引起她的感触，她大概是嫌毛主席对她的宠爱还不够吧？ 　　 四十一、蓝妃曲 　　 　　北京的“大审判”已经开始，最受人瞩目的当然是“十恶之首”的江青。此婆固然罪恶滔天，而一生经历之奇，也是世间罕见。大陆报刊上讽骂江青的诗文甚多，最著名的是赵朴初写的套曲《故宫惊梦》。不过这个“套曲”只是用讽刺的笔法写江青梦会慈禧，而不是写她一生历史。为江青写“诗史”写得最好的则似乎应推严霜的《蓝妃曲》。今录如下，略加注释。 　　饥鸿毛血漂秦淮，甲第寿筵金樽开。 　　长城谣苦休更唱，小姬阿苹献舞来。 　　黑水白山烽如舞，细腰一曲毛毛雨。 　　华屋近接樱花风，义声已震金沙渡。 　　兴亡无泪诉琵琶，御寇艳说赛金花。 　　红粉随风落延水，宝塔山下偶作家。 　　白马戎衣最妩媚，旗底霜啼声细碎。 　　神狐竞批壮士襟，杲日枝头照鹊喜。 　　按：江青本是上海滩头三流女明星，艺名蓝苹。“九一八”事变时还在上海大唱《毛毛雨》。又曾与王莹争做影片《赛金花》的女主角，没演成。她就是因为在演坛失意而远走延安。 　　凯歌铁骑入北京，万户千门杨柳青。 　　天地深恩谁不识，东方红歌无限情。 　　八月风霆排闼入，擂鼓讨贼张万檄。 　　刘家竖子不足谋，岂省蓝妃文武剧。 　　亦攻亦卫亦风骚，九陌血色似葡萄。 　　含情却说副帅伟，奇女第一颂声高。 　　道高魔高莫复问，红氍毹上能俊扮。 　　当年纤手鸦片灯，此灯堪照铁梅愤！ 　　画楼故妓赌新丹，一桌麻将四客欢。 　　却恨天马黄沙坠，同槽四马蹴江山。 　　江山英烈长剑在，灰飞未必丰碑改。 　　垂帘天后甕尚存，古槐忽惊星沉海。 　　已矣乎，吕氏产后不堪扶，空闻右袒等前呼。 　　陵阙乔松参天立，红旗万面迅雷驱。 　　九州攘臂更起舞，蹶蹄堪忆绮梦无。 　　按：文革期间，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死人无数。“铁梅”是样板戏《红灯记》的女主角。 　　 四十二、罢官容易折腰难 　　 　　吴晗因写《海瑞罢官》一剧，在“文革”中获祸，说他写此剧是“影射”彭德怀之被毛泽东罢官。结果他非但也被“罢官”（他本是北京市副市长），而且夫妇同遭迫害致死。女儿小燕，也因受不住刺激，发了神经，最后也死了。去年一九七九年给他平反，称为“‘文革’中一大冤案”，信然。 　　他和邓拓、廖沫沙同是“三家村”人物，《三家村札记》是他们在报纸上合写的一个专栏，故此得名。邓拓亦早已被迫死了，“三家村悍将”剩下的只有一个廖沫沙。 　　有朋自北京来，给我抄录了一首廖沫沙的近作。《海瑞罢官》今年初在北京重演，廖这首诗就是题为《看〈海瑞罢官〉有感》的。诗云： 　　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番。 　　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 　　低眉四改元璋传，举眼千回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 　　《海瑞罢官》、《投枪集》、《灯下集》、《三家村札记》、《朱元璋传》，都是吴晗的著作。“文革”期间，廖沫沙和吴晗同被关在一个地方接受“批斗”，第六句即指吴历经批斗，而未获“过关”也。此诗嵌吴晗重要著作篇名，写吴的生平和他不肯折腰的傲骨，确是写得甚好。 　　吴晗“低眉四改元璋传”的本事，我只知道有一次是他因毛泽东的“提示”而改的。他最初写的《朱元璋传》，其中有个人物叫彭和尚（俗家名莹玉），是和朱元璋同时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的，吴写他后来不知所终，毛泽东看了说：像这样的革命斗士，不会中途离开革命阵营的，你再去查考史料吧（大意）。结果据说吴果然查到彭和尚后来是战死的云云。其它“三改”的“本事”就不知了。吴的《朱元璋传》写朱之多疑善忌，滥杀功臣，其实也是早已“犯忌”了的。 　　 四十三、扭臂栽头喷气舞 　　 　　廖沫沙说吴晗“罢官容易折腰难”，其实吴也曾折过腰的。不过此“折腰”不同彼“折腰”。此“折腰”者，乃是在被批斗中，被强逼“坐喷气式飞机”的折腰也。“坐喷气式飞机”要膝半弯，双臂前伸，头不准抬，不“折腰”亦不可能了。 　　前些时某报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廖沫沙与吴晗，同受批斗的一件“趣事”，所记就正是他们在坐了“喷气式飞机之后”的“趣谈”。 　　据说当晚他们毫无睡意，廖低声说：“咱们现在成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天真地问：“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廖答回道：“我们唱的戏叫做为五斗米折腰。”吴说：“不对吧，北京副市长的工资能买多少米呀，你算一算？而且我也不稀罕当这副市长。”廖算不出；再想吴也的确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就说：“那就简称折腰如何，我们今天不是就被迫折腰了么？”吴这才点头认可。结果廖又得诗一首云：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受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第三句即是描写“坐喷气式飞机”的形状的。但他们却自嘲为“满场争看斗风骚”，大有金圣叹的“杀头至痛也，抄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快哉！”的味道。苦中作乐，也亏得他们还能“风骚”。 　　廖沫沙一九四八年间曾在香港《华商报》主持笔政，香港新闻界对他是相当熟悉的。他在“三家村”被批之前，已因他写的一篇《有鬼无害论》而被批过的了。谈狐说鬼的文章也不见得就没价值，比如《聊斋》不就是一部谈狐说鬼的文学名著么？真不知“四人帮”何以连鬼也怕，不准别人谈“有鬼无害”？廖那篇文章竟被说成是“大毒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四十四、混派画像 　　 　　在大陆刊物看到一首题为《混派画像》的诗，是讽刺官僚主义的，除了“画像”之外，还挖了混派的思想根源，和形成混派的历史背景，写得甚为深刻。 　　诗道： 　　震派岁显赫，法网难逃。 　　捂派败露台自倒， 　　风派溜进防空壕。 　　看来唯独混派好： 　　底子厚，牌子老，交际广，任逍遥。 　　岁身披战袍，马儿休嘶叫， 　　鞭儿不知何处掉了，难找， 　　我欲醉眠芳草。 　　 　　“震、捂、风、混”，此乃起于文革，直到如今仍有人谈论的四大派。震派是抖乱派，捂派是“家丑莫外扬”派，风派则是“墙上草，随风摆”。本诗作者，在一笔带过震、捂、风三派之后，便即深入刻画混派，认为混派比其他三派祸害更深。因为他们“底子厚，牌子老，交际广，条件好。”他们大都是过去纵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人，所以才能在文革后复出当官。“鞭儿不知何处掉了”这句，令人想起著名讽刺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中的那位将军，腐化了的“将军”是加倍令人痛心的。 　　跟着描画混派特征： 　　笑十年霜月，只将几茎白发，换得廿斤肥膘。 　　人过半百，心逾古稀。 　　身犹壮，志已消。 　　作收发主任，做足球健将，深谙太极诀窍。 　　肩挑重担，身兼数职，也无须把心操。 　　劲莫使，态体表，撒手管理，发扬民主，有官也自轻飘…… 　　下依群众，上靠领导，没有过不去的桥。 　　名声好，官升了，级调高， 　　只要有利，我可宁肯折腰。 　　 　　首三句是写混派的历史背景。“作收发主任，做足球健将”是写混派的“做官诀窍”。收发者是把公文从上面收来，转给下面，他“官老爷”是不负责任的。“足球健将”是比喻他把公事当作足球传给别人。这一整段都是写混派怎样“好官我自为之”的。 　　 　　第三段写混派的思想活动： 　　看蝼蚁贮粮，春燕衔草，茅塞顿开窍。 　　老窝已作安乐窝，再把儿女安排好。 　　侄儿侄媳，孙子孙女，须仔细排号。 　　脑汁绞尽，责无旁贷，我不辞辛劳。 　　百年大计，此最重要。 　　红色家山万年保！ 　　 　　混派官僚只为一家一姓打算，“红色江山”变为“红色家山”，用反语讽刺，妙极！ 　　 四十五、愿天下都乐 　　 　　“愿天下都乐”，这是赵丹临终的祝愿。当他在病榻垂危之际，他的妻子黄宗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说出来的。 　　但这并不是他临时想起的说话，这个意念他早就有了。一九七八年他游广西都乐洞，当地人请他题字，他题的就是“天下都乐”这四个字。“天下都乐”，谈何容易，他在生前看不到愿望的实现，只能留作遗言了。 　　这位愿“天下都乐”的名艺人，他的一生，却是可以用纳兰容若的两句词作写照：“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盛世才投下黑狱，几遭杀身之祸。（后来盛世才被调任农林部长，有人赠以诗云：“一斛石灰一斛血，先生端合长农林。”盖纪实也。）“文革”期间，他因熟知江青臭史的原故，遭到特别严密的抄家以及开大会开小会等无数次批斗的“特殊待遇”，那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了。据一位曾经参加过批斗赵丹大会的人说，尽管在台上斗他的人表情严肃，而赵丹也装作煞有介事地“自我批评”（并非认罪），但台下的观众常常忍不住发笑，因为喜爱赵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赵丹曾自言：“朋友们、同志们喜欢我，尽管我得罪过好多人，事后他们想想阿丹还是好的。”事情确是这样，赵丹是既有知人之明亦有自知之明的。 　　“愿天下都乐”，还有一个今人啼笑皆非的插曲。赵丹去世后，十月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一篇《世界影坛名星赵丹永生》的文章，为了配合这篇文章，《北京晚报》在同一版上还刊出了由赵丹所写、由胡擎元刻印的“天下都乐”四字。报纸发行后，当天下午就有两个人（不知是否“长官”一类人物）来电质询：“赵丹死了，应该天下同悲，为什么你们要‘天下都乐’？”该报因此在第二天写了一篇《奇怪的读报法》的短评。 　　 四十六、赵丹画·邓拓诗 　　 　　赵丹晚年曾写下四句类似“自嘲”的话：“屋漏心宽敞，戏少诗画多，命乖儿女好，年老志渐高。”赵丹是多才多艺的，即使他不做演员，他的字画亦足以成家。但既然他主要的职业是演员，却得到了“戏少书画多”的结果，这不也正足以说明他的“命乖”么？ 　　他的画是早已出名的，邓拓的诗词选集中就有一首谢他赠画的长诗，前有小记：“一九六三年元旦，喜见赵丹同志即兴挥毫，为余作《雁荡纪游图》，爰书二十韵以志感，并以为谢。”这首诗笔墨淋漓，既论画，亦论人，诗画并传，堪称双绝。限于篇幅，节录如下： 　　赵丹自昔多才艺，侠骨豪情志不移。 　　银灯照耀三十载，声誉飞扬中外知。 　　…… 　　频年足迹满天下，探险寻幽取景奇； 　　山川形势开怀抱，乘兴挥毫学画师。 　　万壑千岩成顷刻，云烟浩渺竟无涯。 　　尝闻早岁攻绘事，已擅生花笔一枝。 　　接着写了他向赵丹求画：“愿得壁间一幅山水图，使我梦游其中坐卧复吟诗。阿丹闻我语，慷慨不推辞。还就案头纸，走笔若龙蛇。中锋悬腕力透纸背有如疾风与跃雨，气势磅礴墨淋漓！刹时龙湫飞瀑来天际，看图更比登临危；恍惚纵身攀绝壁，奋翅盘旋上高崖；又如腾空逐飞鸟，白云深处相追随。古今画法数十种，终以造化为之师。石涛、雪个、渐江、石谿俱休矣，未来画苑奇峰突起应可期。” 　　赵丹中学毕业时，他的父亲本来要他报考法律系，他却偷偷考取美专，而且不理父亲反对，醉心于戏剧活动。邓诗：“当闻早岁攻绘事”，说的就是他这段经历。邓拓以擅写杂文著名，诗亦写得极好。一九五九年二月，他被逼离开《人民日报》时，曾写下一首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打倒“四人帮”后，邓拓已获平反，“屈指当知功与过”，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四十七、胡风的《和陶》诗 　　 　　“胡风事件”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文字狱”，因为此案被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蒙冤的不仅是胡风个人而已。“定案”之后，各地都在“揪”“胡风分子”，许多与胡风毫无关系的，也被牵连入内。牵连之广，恐怕还在后来的“三家村事件”之上。他是在“反右”之前，一九五五年七月就被捕下狱的，迟至去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方始获得正式平反，其故也就在此。 　　胡风获得平反后，有《读陶诗四首》发表，诗中隐含有对当年“定案者”的笔伐，甚受注意。《陶诗》，并非陶渊明的诗，是陶铸的诗。 　　《陶诗》的由来是这样的，“文革”期间，陶铸遭“林、四”集团迫害，自知不免，与老妻曾志死生离别之际，曾有诀别诗云：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胡风读了《陶诗》深有所感，因而和了四首。 　　他的和诗是前年（一九七八）底就写好的，最近才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其中一首云： 　　四害成灾逼路难，残民毒计敢多端； 　　胼胝忍饿扪心恨，孑遗含冤举目酸。 　　势压真操风气暗，权行假令日光寒； 　　能源一阻常昏乱，天失清明地失宽。 　　“势压”二字与“天失清明”何指，读者当可意会。 　　胡风于一九五五年七月被捕，最初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关进秦城监狱。“文革”期间又被加判无期徒刑。因此他对“陶诗”的“蒙垢余生抑苦酸”是深有同感的。他的另一首和诗云： 　　誓扫阴霾克大难，深忧积愤涌毫端； 　　触情迸发心声戚，谢苦潜吞泪味酸。 　　老马倦嘶临地险，苍松挺立顶天寒； 　　难消合力开荒愿，有脚何愁路不宽。 　　从此诗看，胡风虽是“谢苦潜吞泪味酸”，却并不消沉。“有脚何愁路不宽”，表现了他的旷达，堪称警句。其它两首一并录下，略加注释。 　　矢志无端困不难，一端扎实出尖端； 　　羞饶恶毒心肝冷，耻负精诚血泪酸。 　　斗雪沉吟松色凛，挥风怒舞剑光寒； 　　启明星出神州亮，上照清高下照宽。 　　一九五四年开始“整”胡风的时候，本来只是“批”他的文艺思想，后来怎样变成“反革命”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人“卖友求荣”。把他所谓写的私人信件三十四封交出来，将信中对某一个文化官不满或对某种现象不满的话通通指为“反党”、“反革命”，胡风只好含冤下狱了。此诗的“羞饶恶毒心肝冷”，指的即是此事。 　　还有一首和诗是： 　　交诚执信敢愁难，究实当非尚极端； 　　礼献偏方防眼浊，法平冤案吊心酸。 　　除奸气吐忠腰直，照诡光飞贼胆寒； 　　再造神州穷理想，蓝图绘出大深宽。 　　自注云：“眼浊包括无视，不敢正视、乱视、冷视以及色盲之类。”又说：“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死者已矣，追悼死者乃是为奋起生者，启迪来者。但追吊之事，亦非有不苟无私之心不能为也。”可知他的愤慨。他系狱时，曾有人传他神经错乱，不知确否。从这几首诗看来，他倒是相当“清醒”的。 　　（补记：胡风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时有文章发表，现已去世。） 　　 四十八、自比猴王逗玉皇 　　 　　胡风系狱期间，不但有人传他发疯，甚至有传他已经逝世的。一九七九年五月（那时他的消息尚未公开），他的老朋友吴奚如还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胡风》来哀悼他。但这两个传说也并不是全无根据的，原来在监狱发疯死去的乃是罪名被定为“胡风分子”的阿垅，而非胡风本人。吴奚如写了此文不久，就得知确实消息。但他还是发表他的哀悼文章，只加了一段“附记”：“……但为保存写此文的情景，不作改动了。胡风虽未作古，但优秀的诗人陈守梅（S.M.阿垅），确已在监狱发疯死去，就借这一束野花以吊念他吧。悲夫！”胡风的“痛语”：“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死者已矣，追悼死者乃是为奋起生者，启迪来者。”固然是表示了他的愤慨，也是悼念他的死难友人的。 　　胡风还有一首题为《猴王赞》的五言排律，副题是《创世百灵狂想大交响曲》。说是狂想，其实是用神话来讽刺现实。这个“大交响曲”本来有许多首的（具体数字不详），但见报的只一首。这一首写得很有趣，一并录下，略加注释。 　　唯人抒大梦，大梦梦猴王。 　　不隔无三界，无邪梦五常。 　　能飞犹锐眼，善变更心强。 　　力足玩金棒，情豪逗玉皇。 　　消灾驯水火，判恶服豺狼。 　　水火该随顺，豺狼应灭亡。 　　翻天无畏惧，系狱不凄惶。 　　戴帽神皆笑，取经怪尽降。 　　纯真人格美，战斗佛名香。 　　合格求同气，闻名放异光。 　　“猴王”孙悟空是被戴上金箍，唐僧一念《紧箍咒》，他就会头痛欲裂的。胡风戴的则是“反革命”的帽子。看来他这首诗是以“猴王”自况的；“翻天、系狱”两句更是夫子自道。 　　 　　 四十九、小谈王力 　　 　　曾来香港讲学的语言学家王力（了一）教授，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曾任广州岭南大学文学院长，当时我在岭大读书，但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因为性喜文学，也常到他的家中向他请教。他有一门“绝技”，和新来的学生谈了几分钟，往往就能一口说出那个学生是哪个地方的人，可知其对语言学的造诣之深。 　　他是广西博白人，法国留学生。他有一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是用法文写的，研究的专题就是“博白方音”，书名《博白方音实验录》（一九三一年巴黎出版）。广西的一个小县的方言，由于他的著作而为国际学术界所知，也可说是罕有的佳话了。 　　他对乡土的感情甚深，桂林发现芦笛岩时（五十年代中期），他是首批游客之一，曾有《游桂林芦笛岩》七律一首： 　　喜从地下得天宫，洞府幽深曲径通； 　　玉柱雕楹资鬼斧，碧文圆顶是神工； 　　天教名胜装新国，地以灵奇饷健翁； 　　出洞莫嗟人境热，披襟犹可捉雄风。 　　他在语言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当属《汉语史稿》。《汉语史》包括三部分：一、汉语语音史；二、汉语语文史；三、汉语辞汇史。《汉语史稿》本来早已写成，而且在一九五七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的，但他觉得未能满意，目前正在加以重写。据他透露，第一部分“语音史”已经全部写完，只这一部分就有四十万字。另外一部他编的《古代汉语》则知名度更高，不仅在中国学术界获得盛誉，世界各国研究“汉学”的人，也都把这部书当做必备的工具书的。 　　他今年（一九八一年）已是八十一岁高龄，不过精神还很好。前两天我到港大拜访他的时候，已经先有一批他的门生拜访过他了，他仍然和我谈了个多钟头，毫无倦容。 　　 　　 五十、此王力非彼王力 　　 　　在“文革”期间，王力也是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的。我和他见面那天，恰巧艾青也来到香港，我问起他在“文革”的遭遇，他只笑笑说：“没有艾青那么厉害”，详情就没有透露了。他和艾青是同一时期在巴黎大学读书的，而且是同住一个房间。说来甚有趣，另外还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在“文革”期间，是坐“直升机”窜起的人物，一度且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此王力非彼王力，千万不可混淆。语言学家王力当年就是被这个充当江青打手的王力批斗的。 　　去年（一九八零年）七月十六日是王力的八十岁生日，他的门人以及友好替他做八十大寿，见之海内外报刊上的祝寿文章不计其数，堪称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他有《八十自寿》一词，调寄《浣溪沙》。词云： 　　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感恩泥首谢群公。 　　浩劫十年存浩气，长征万里趁长风，何妨发白此心红。 　　“文革”结束后，他受到当局礼遇，心情当然是舒畅了。“发白心红”一语，不妨看作他这种心情的表露。但就我那天所见，他的头发也还不算是白得太多的。 　　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世界名著数十种，主要有：小仲马著的《半上流社会》，左拉著的《娜娜》和《小酒店》，都德著的《沙弗》及《莫里哀全集》（第一卷）等等。 　　他的儿子王扬也是一位名作家，不过倘若只提王扬，知者恐怕极少，王扬的笔名，知道的人就非常多了。原来王扬的笔名就是秦似；秦似以写“杂文”著名，现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来有趣，另外有一位也是以写杂文著名的作家，笔名秦牧；秦牧原名林觉夫，是广东澄海人，现任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五十一、大字报禁闭容庚 　　 　　王力做岭南大学文学院长那段期间，岭大校长是陈序经。陈序经曾提倡“全盘西化论”（当然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事）。在”文革”期间，自是不免受到严重的批斗了。不过外间的传说，说他是死于自杀则非事实。据王力说，他是死于心脏病。但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他的家属也曾怀疑他是服毒自杀，要求剖尸检验，这则是事实。在那天的会晤中，王力也曾谈到一些有关陈序经晚年的学术研究情况。陈本来是以研究东南亚史著名的，晚年则注力于匈奴史的研究。据王力透露，陈序经写了大约四十万字的《匈奴史》，生前未能出版，现在只能希望他的这部遗著可以早日出版了。 　　和王力同一时期在岭大任教的名教授，还有一位容庚先生。容庚是中国研究“金文”最具权威的学者，在“文革”中也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造反派”学生，在他家中贴满“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不但墙壁贴满，连窗门也被大字报封住了。要是不小心弄破了大字报，可又是一个罪名。最紧张那几天，容庚只好足不出户，形同囚犯。有个学生偷偷送饼干给他吃。后来形势较为缓和，容庚和那个学生见面，容庚第一句话就说，你送的饼干很好吃，还有没有？那天我们拜访王力，这个学生也在座，他笑说好在容庚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造反派的学生在旁。 　　“浩劫十年存浩气，长征万里趁长风。”在经过“十年浩劫”后，王力虽然年逾八旬，还是充满“雄心壮志”的。去年一九七九年的政协开会期间，他曾赋诗一首。 　　诗道： 　　励精图治看今朝，旭日东升恶雾消。 　　科技龙飞欣夭矫，农工鹏运趁扶摇。 　　华陀医国灵丹验，伯乐空群骏马骄。 　　十万万人齐努力，追欧赶美路非遥。 　　 　　 五十二、千秋名士杜林胡 　　 　　那天访问王力先生回来，王力的门生M君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广州某专上学校的笑话，甚为有趣。 　　“文革”有段期间，所有专上学校均须接受“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当时该校正在奉命学习《反杜林论》，笑话就是由此而起的。杜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学说是和马克思唱对台戏的，因此马克思的老朋友恩格斯写了一部《反杜林论》（原名《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最初是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的。一八七八年八月印成单行本）批驳他。领导该校学习的是“工宣队”的一位老大姐，她老是听得人家说：“杜林胡说什么什么”，于是也大发议论道：“杜林胡这小子说的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应该拉出去枪毙！”又，她曾把清代李汝珍作的《镜花缘》读成《镜花录》，于是有人为她作一联道： 　　一代奇书镜花录 　　千秋名士杜林胡 　　传为笑话。但这位老大姐本来就是个文盲，她闹笑话，不足为怪，还有更妙的是，“文革”期间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所闹笑话之多以及它的荒唐程度，更在那位老大姐之上。除了人所熟知的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之外，还有把鲁迅的《准风月谈》读成《淮新月谈》，把“西巴基斯坦”说成“巴西”等等，于是有人赠以打油诗：“墨西哥与黑西哥，哥儿两个差不多。顶多少了一块土，大惊小怪干什么？”“淮风月谈新出版，鲁迅地下心不安。此书我可没写过，要想改正难上难。”“风云变幻起干戈，消息传来感慨多。印度巴西开大战，头上飞机如穿梭。”这些打油诗一出，“草包总编辑”之名不胫而走。 　　所谓文化大革命，偏偏在“文化”上所闹笑话特别多，无怪有人要把它正名为“文化大革命”了。 　　 　　 五十三、俞平伯词讽江青 　　 　　俞平伯是著名的红学家，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也极深厚。他的词集名《古槐书屋词》，最近已由本港的书谱出版社出版。全部词作由俞夫人许宝驯手书。俞夫人书法秀丽，读这部词集，除了可以欣赏俞老的佳词之外，还可欣赏俞夫人的书法，是亦可谓一举两得了。 　　收入集中的作品虽然不过七十多首，但都是经过俞老精选的。最早的一首写于一九二零年，红海途中作的《祝英台近》，最后两首则是“文革”结束之后写的了。可说每一时期的代表作都已收辑在内。但最受人注意的，还是在“文革”期间写的那几首。尤其是下面这首《临江仙》。词道： 　　周甲良辰虚度，一年容易秋冬。休夸时世若为容，新妆传卫里，裙样出唐宫。 　　任你追踪雉曌，终归啜泣途穷。能诛褒妲是英雄，生花南史笔，愧煞北门公。 　　词意虽然似乎稍微隐晦，但只要留意“文革”期间史事的人，还是不难看出它是嘲讽江青的。“新妆”指江青“创造”的连衣裙的“布拉吉”装。据云式样是袭自武则天时代的宫装。江青因为没有人跟她学样做“时装”，曾特地到天津推广。天津古称“天津卫”，“新装传卫里”云云，即指此事。 　　这首词是俞老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写的，因此下半阕就写到江青倒台了。吕后名“雉”，武则天名“曌”，说江青虽然想做现代的吕后和武则天——“追踪雉曌”，但志大才疏，终归“啜泣途穷”。“北门公”指武则天时代的一班“北门学士”，亦即武则天的一批御用文人。以古喻今，江青也是有她的“北门学士”的。“梁效”诸人是也。 　　俞老的曾祖父是清代古文家俞樾，父亲是曾任前清翰林院编修的近代著名词家俞陛云，在诗词方面，他可说是家学渊源的。即这首讽刺词，也显出他的深厚功力。 　　 　　 五十四、说梦古今情 　　 　　人所共知，俞平伯是红学大师，在他的《古槐书屋词》中有《咏红楼梦》词一首，调寄《临江仙》： 　　惆怅西堂人远，仙家白玉楼成。 　　可怜残墨意纵横，茜纱销粉泪，绿树问啼莺。 　　多少金迷纸醉，真堪石破天惊。 　　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 　　近三十年来，在大陆，《红楼梦》的研究固然是有了蓬勃发展，但也走了一些歪路。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阶级斗争的书”。这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竟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就连江青也自封为“半个红学家”，把曹雪芹拉来做她的“同志”）。在这方面，俞平伯是曾身受其苦的。一九五四年，开始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个运动，就是由李希凡、蓝翎合作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发端的，胡适受批不在话下，俞平伯也跟着遭了殃，“文革”期间，“批斗”升级，俞平伯所受的折磨就更不必说了。 　　还有，近年“红学”发展的趋向，颇有脱离作品研究本身，而将“红学”变成“曹学”的趋向。这个趋向，也是被俞老认为“走火入魔”的。 　　去年俞老因病未能参加“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录了一首《题红楼梦人物图》诗，托冯其庸带去，诗中有句云（全诗在下一篇中还要谈到，这里只提出前面的四句）： 　　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 　　回首朱门太息多，东园多少闲桃李。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朱门”，“回首朱门”固然是“太息多”，但令人“太息多”的又岂止小说中的“朱门”？ 　　“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从这一词一诗，多少可见到俞老对《红楼梦》研究所抱的态度和感慨了吧？“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两句，似乎还有所指，是对“红学二昌”的笔战，抱着息事宁人的“调解”态度。 　　 五十五、红楼缥缈无灵气 　　 　　俞平伯还有一个精辟见解是否定前几年大陆的流行说法——说《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书”。 　　他说：“不能这样说：《红楼梦》里的有些内容是反映了阶级斗争，比如乌进孝的交租单，凤姐放高利贷，是贾府剥削的表现，不然宁荣二府靠什么来维持！但是，不能说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作品。尽管王静安（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唯心主义观点和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但是他从美学、伦理学角度来评价红楼梦，这一点还是可取的。”承认《红楼梦》里有“阶级斗争”，但并非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我觉得这说法似乎比较全面。 　　他这段说话恐怕也是有感而发的，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和蓝翎合作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矛头”就是指向他和胡适的。自此他“销声匿迹”多年，直到去年一九七九年，他方始应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邀清，出席了在北京成立的《红楼梦学刊》编委会大会，在席上他和李、蓝二人握手举杯，传为“佳话”。新华社特地为此事发了电讯。可见对俞的重视。 　　这次他虽然没有参加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但却录了一首旧作，冯其庸带去。是他在一九六三年写的《题红楼梦人物图》诗。诗云： 　　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 　　回首朱门太息多，东园多少闲桃李。 　　新园花月一时新，罗绮如云娇上春。 　　莺燕翾翻初解语，桃花轻薄也留人。 　　牡丹虽号能倾国，其奈春归无觅处。 　　觅醉荼蘼腕晚何，不情情是真顽石。 　　芙蓉别调诔风流，倚病佳人补翠裘。 　　飘泊茜纱黄土句，者回小别已千秋。 　　其间丛杂多哀怨，不觉喧腾亿口遍。 　　隐避何曾直笔惭，春秋雅旨微而显。 　　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按：一九六三年，他还是在“受批”期间。 　　 五十六、俞平伯论词 　　 　　俞平伯家学渊源，他的曾祖父是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曲园）。近代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就是俞曲园的弟子。章太炎也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弟子，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阿Ｑ正传》的作者鲁迅。所以若然排起“班辈”，俞平伯应该叫鲁迅做师叔。俞平伯的父亲也很有名，是在前清做过翰林院编修的俞陛云。俞陛云是现代著名词家。 　　或许正是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吧，俞平伯除了是“红学大师”之外，对旧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也有十分可观的成绩。例如《读诗经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等等，都是颇多创见的佳作。但他用功最深、见解最为精辟的一部作品，则当推他最近出版的《唐宋词选释》。 　　《唐宋词选释》共收名作二百五十一首，注释则侧重于“数典”和“谈艺”方面。举例来说，李清照的《如梦令》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向为人称道，作者注释指出，它脱胎于前人诗句，词意殆出自韩偓五言律《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引了短短四句诗，从海棠经过夜雨之后，说到晨起所见花落叶润情形，用来解释“绿肥红瘦”，体会入微。 　　又如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句，俞平伯的注释是：“这是倒装句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即‘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也。华发，斑白的头发。谁在笑？是自己笑，却不曾说呆了，与上文年少周郎雄姿英发等等，虽不一定对比，亦相呼应。”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最近他向一位记者透露，一，他的《红楼梦研究》虽然从一九五四年起就受批，但他是一直在继续对《红楼梦》做研究的。二，“文革”期间，他被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打扫工作。但比起其他人，这也算是好的了。 　　 五十七、“红学”名家周汝昌 　　 　　从北京前往美国参加威斯康辛大学“红楼梦研讨会”的三位学者，周汝昌是六十二岁，冯其庸五十六岁，陈毓罴五十一岁。三人中，周年纪最大，名气也最大。 　　他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划时代的红学著作”，不过，此“誉”是否“过高”，那就见仁见智了。另一位也是红学家的周策纵（在美国）对《新证》的评论，我觉得很中肯。周说：“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至于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解答，对某些资料的阐释和运用，当然不会得到每个人的完全同意。……‘实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实事’，然后经过反复辩论，才能求得真是非。恰如林黛玉对香菱说的：‘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奠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讲论方面也引起好些启迪性的头绪。他自己也在不断地精进。” 　　周策纵是很佩服周汝昌的，他们的会面也很有趣。一九七八年他回中国访问，见到周汝昌，把他的一首旧作《客感》给周看，诗道： 　　秋醉高林一抹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态，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是他写久居海外的感触的，但也可移作咏曹雪芹。周汝昌读了“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周策纵有《七绝》四首赠周汝昌，第一首就是纪此事的，诗云： 　　故国红楼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周汝昌亦答以律诗一首：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红楼》谈历历，【注】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画，解味还知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 　　 　　 五十八、周拟曹诗的趣事 　　 　　周汝昌是红学专家，但他却喜欢对朋友说：“诗词才是我的本行。”他的诗词功力究竟如何，有件趣事可以说明。 　　据说曹雪芹有一首《题敦诚琵琶行》的七言律诗，但这首诗残缺不全，只有最后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流传了下来。一九七零年，周汝昌因为刚从牛棚出来，无公可办，闲极无聊，于是遂把曹雪芹仅遗的这两句诗补成三首。第一首是： 　　唾壶崩剥慨当慷，荻月枫江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绿尊那勒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这首诗他曾录示友人，并嘱勿向外传。但友人又有友人，结果还是辗转流传开去。有一位和他齐名的红学专家见到此诗，不知是他的“拟补”，竟写了洋洋万言的考证文章，力证这首诗就是曹雪芹的原作。论者曰，不是那位红学专家的功力不够，而是因为周汝昌的“拟补”诗句，模拟得太神似了。 　　周汝昌的诗差不多都是和《红楼梦》有关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他给画家刘旦宅所作的四十幅《石头记人物画》的“配诗”。选录三首如下： 　　鸳鸯截发 　　金屋于侬是墓茔，敢拼身与大人争。 　　青丝一绺千钧重，银剪光芒照眼惊。 　　 　　袭人告密 　　满国谁可得贤名？体贴温存事事精。 　　偶向夫人诉闲虑，世间往往尚如卿！ 　　 　　咏雪雁 　　来时默默后无闻，椽笔应须更写君。 　　红学自惭门外汉，名貂长恨失真芹！ 　　刘旦宅（别名刘浑）是中国比较年轻一代的画家，浙江温州人，今年（一九八零年）四十九岁。说起来他也是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没有进过美术学校，全凭自学，在廿六岁那年（一九五六年），就被上海画院聘为兼任画师。他现在除了在上海画院外，又是杭州西泠画院的特邀画师。 　　 五十九、另一“昌”吴世昌 　　谈起红学专家，许多人都知道有“红学二昌”的说法，一“昌”是周汝昌，另一“昌”就是吴世昌。二昌齐名，吴比周大十岁，今年（一九八零年）七十二；“辈分”略高于周。 　　吴世昌最为出名的专著是用英文写的《红楼梦探源》（一九六一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近著则有由上海占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探源外编》。 　　和周汝昌一样，吴也是长于诗词的，有《罗音室诗词存稿》行世。他在英文本《红楼梦探源》书成后，曾写了五首七言绝句以记其事，今录两首： 　　一往深情到太虚，千秋伟业托华胥。 　　原知此梦人多有，若个醒来肯著书。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 　　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 　　“一往深情”，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着迷也正是可以用上这四个字的。 　　吴世昌在解放前任中山大学教授，一九四八年开始受聘于英国牛津大学，在该校任教十五年，一九六二年回国。自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至今。 　　在他出国之时，正是解放战争方酣之际，在飞欧途中，他因感怀国事，曾赋《满江红》一词，词云： 　　一举凌空，暂收起十年尘迹。扶摇上，云罗缺处，莫之夭阏。渡海不关求佛法，培风岂假垂天翼，算今朝也到白云乡，非仙客。 　　神州事，判今昔。乾坤转，动心魄。瞰奔腾雾底，乱山千叠。过眼方惊乡国远，回头便是重洋隔。待他时拭目展舆图，新颜色。 　　“夭阏”一词，典出庄子的《逍遥游》，即“摧折”之意。果然不过一年，“拭目展舆图”，大陆已是换了“新颜色”了。 　　近年他因考证《曹雪芹佚诗》真伪问题和周汝昌闹得不大愉快。这次在威斯康辛大学举行的“红楼梦研讨会”他没有参加。 　　 六十、吴世昌考证雀金裘 　　 　　“羽毛贴花绢”是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此墓即发现两千年前完整女尸的那座汉墓。“羽毛贴花绢”的发现，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用这种丝织品装饰的木棺，尤其重要的，它是鸟类毳毛结合绢绸织物而成的一种手工艺品最早的实物证据。 　　《从羽毛贴花绢到雀金裘》就是吴世昌结合出土实物所写的一篇考据文章。这篇文章从《周礼》中提到的专管收集鸟羽的官吏讲起，一直谈到清初从外国输入的鸟毛织物，再加上出土文物材料，可说是把雀金裘的“祖宗十八代”都弄清楚了。不但有史料，而且有史实，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学术论文。 　　吴世昌指出了贾母有关雀金裘的说法错误之后，又推断“监造江南织锦原是曹家祖传的本行专业，雪芹幼时一定见过孔雀毛线织成的珍品。晴雯在织裘时说：‘这是孔雀金线织成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只怕还可以混得过去。’麝月说：‘孔雀线现成的。’这无疑也是当时真实生活中的情形，正因为曹家织过吴梅村词中所谓‘孔雀装花锦’和‘孔雀罗’，所以家中才有‘现成的孔雀线’。” 　　按：明末诗人吴梅村的《望江南》词十八首之一云：“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装花云灿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这是说用孔雀毛或翡翠毛织进锦缎中去作为各种龙凤花纹。据说这种用孔雀毛织成的云锦花纹，在“定陵”出土的装花缎中也有。 　　“祖传的本行专业”，曹雪芹一时疏忽，可能也会写错，可知任何文学名著，倘若存心要挑它的毛病，总是可以挑得出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吴有意挑曹的毛病，不过有感而发罢了。吴世昌考证《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也可能有错。但这不过也只是属于“小疵不掩大醇”一类而已。 　　 六十一、挑曹雪芹的错 　　 　　晴雯在曹雪芹笔下是个性格倔强，十分可爱的少女。她在大观园中，身份虽然只是个小丫头，却像污泥池中的白莲。《红楼梦》五十二回下半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就是写她的事情。 　　这件孔雀裘是贾母给宝玉的，名为“雀金裘”，贾母给他时说：“这是哦啰斯国（即俄罗斯）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 　　曹雪芹以贵公子出身，非但饱读诗书，而且见多识广。《红楼梦》书中涉及的东西，纵然是一件衣服，一件玩物之微，他都说得头头是道，十分在行。不过上面所引述的贾母说的那句话，却是说错了。 　　挑曹雪芹这个错的就是吴世昌。 　　吴世昌对“雀金裘”的考证曾经下过艰辛的研究功夫，他说：“我以前曾因《红楼梦》中说到晴雯补雀金裘的故事，留意清初人著作中有关的毛织品的记载，连类及于晋唐和更早的这一类文献、材料。”这还不算，他还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出土文物到实物作为证论根据，为了彻底弄清楚《红楼梦》中所写的一件雀金裘，你想想他费的是多大功夫。他是无愧于“红学专家”这个称号的。 　　他在《从羽毛贴花绢到雀金裘》一文中，批判了《南齐书》“文惠太子织孔雀毛为裘”的说法，也指出了贾母的错误。 　　“贾母对于各种丝织品，如‘慧纹’、‘软烟罗’等，确是见过世面的行家。但她说雀金裘是哦啰斯国织的，却是附会之谈。孔雀是热带飞禽，俄国哪里会有？而且俄国的纺织业不发达，锦绣工艺的技术也不高明，即使有孔雀毛这种原料，也织不出‘雀金裘’来的。” 　　贾母说错，亦即曹雪芹写错了。至于吴世昌所挑的错是否真错，我非红学专家，不敢妄议了。 　　吴世昌近年为外文出版局审校英译本《红楼梦》第一二卷。他有许多论文被译为英德俄等多种外国文字，和周汝昌一样，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学者。 　　 六十二、冯其庸与陈毓罴 　　 　　从北京前往美国，参加威斯康辛大学的“红楼梦研讨会”的中国红学家，一位是周汝昌，另外两位是冯其庸和陈毓罴。 　　冯其庸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负责人，又是《红楼梦学刊》主编。在三位代表中他的名气是仅次于周汝昌的。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论庚辰本》；对戏剧理论和古典文学他也很有研究，在这两方面他写了一百多篇论文，其中如：《司马迁的人物特写》、《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等等，都是很有水平的学术论文。他是江苏无锡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副主任，也是“红楼梦研究室”的负责人。 　　在大陆“文革”期间，他有个抄书练字的故事。白天被批斗，晚上没事做，就抄《红楼梦》。后来他这部手抄本由书画家张正宇题签，他并写了一首《序诗》。诗云：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值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皆血泪，伤心最是断肠词。 　　有位朋友说：“这一来《红楼梦》又添了新版本了，是瓜饭本！”原来冯其庸因为早年常以南瓜代饭，曾取了个“堂名”——瓜饭堂的。 　　陈毓罴是三位红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五十一岁，曾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过一篇文章，和老一辈的红学家吴恩裕讨论有关曹雪芹的遗著遗物问题，他不同意吴的看法，提出新的论断，甚得“红学界”注意。另外，他还有和刘世德、邓绍基三人合著的《红楼梦论丛》，是他们有关红学考辨文章的汇集。 　　他这次到美国参加“红楼梦研讨会”，曾因得与台湾同行相会而赋诗一首： 　　盈盈一水隔经年，今喜欢谈《金玉缘》。【注】 　　为报汉南春历历，归宁朝夕盼团圆。 　　【注】《金玉缘》是《红楼梦》的别名。 　　 六十三、杨振宁讲爱因斯坦 　　 　　一九八零年一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应中国物理学会邀请，去广州参加“粒子会议”，路经香港，曾在香港大学做专题演讲，题目是《爱因斯坦与当代物理学》。那天，我本来想去听他演讲的，可惜忙于别的事情，没有去成。不过，即使抽得出空，恐怕也未必挤得上一个座位。据第二天报载，慕名而来，一睹杨氏风采的人甚多，港大陆佑堂五百多个座位，一早便告坐满。稍后，连站位也都满了，听众还是不断涌来。港大校教务处不得不派出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被拒门外的不计其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著名难懂的，假如换了人，讲这样一个题目，相信叫座力一定不会这样强。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因而获得诺贝尔的物理学奖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还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骄傲。 　　杨振宁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而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觉察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志于现代科学。” 　　杨振宁在演讲中对爱因斯坦推崇备至，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是数学家，“然而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是远远的超过数学的。我对爱因斯坦与当代物理学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有的只是一些感想。爱因斯坦是曾经被科学界认为绝对权威的人物，他的定律几乎是不可怀疑的真理。”但杨、李敢于怀疑，敢于研究，终于推翻了他的一个“宇称守恒”定律。可见世上决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神”。学术总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创造。故此杨李虽然推翻了爱因斯坦一个定律，爱因斯坦亦不因此而减其“伟大”。 　　 　　 六十四、李政道讲《西游记》 　　 　　谈起杨振宁，不能不谈李政道。他们是西南联大的先后同学，杨班次较高，一九四五年到美国，李则迟一年。到美国后，又先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杨比李大四岁，一九五七年他们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金那年，杨是三十五岁，李是三十一岁，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伯恩施坦在所著《现代科学趣谈》中说：“在现代物理学上，像杨、李二位这样的合作共事，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友谊之深，可以想见。 　　那一年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中，是由杨振宁代表致辞，但在最后一个有瑞典各大学学生参加的餐舞会上，则是由李政道代表全体诺贝尔奖得奖者致辞。原来学生们决定，由于李的年纪和他们非常接近，所以要听李的讲话。学生们的决定，他是临时才知道的。 　　他讲了《西游记》的故事，用孙行者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来比喻追求真理的过程。他说：“我们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可能做出迅速的进展——好像孙行者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吧！但我们必须记得，即使我们翻筋斗翻到了如来佛的手指根上，我们离真理，还是遥远得很。”说明真理无涯，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的道理。他在这样—个学术盛会中大谈中国的神话小说，一时传为佳话。 　　李政道也很有艺术修养（他的太太金珍妮就是一位艺术家的女儿），喜欢和客人谈论中国艺术。据前引伯恩施坦一书所说，有一次他在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自助食堂，越讲越起劲，吸引了一群物理学家围拢来听，还以为他是在物理学上又有什么新发现呢！他还有个有趣的习惯，做计算的时候若离开黑板，他就用手指在空中书写。据他说这个习惯是在抗战时期养成的，因为那时候缺乏纸张。 　　 六十五、杨振宁的父亲 　　 　　杨振宁可说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杨武之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是很出名的，人材鼎盛，国内大学，无出其右。和杨武之同时在清华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就有熊庆来（数学系主任）、华罗庚、孙光远、郑桐荪、陈省身等人。陈省身曾经到过香港讲学。华罗庚最近从英国伯明翰讲学回来，也正是新闻人物。报刊已有报道，我就不多说了。 　　杨武之不但是数学家，旧体诗也不错，曾有赠陈省身诗两首，称赞陈在数学上的成就。诗云： 　　冲破乌烟阔壮游，果然捷足占鳌头。 　　昔贤今圣遑多让，独步遥登百尺楼。 　　汉堡巴黎访大师，艺林学海植深基。 　　蒲城身手传奇士，畴史新添一健儿。 　　陈省身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在学期间已兼任助教），获公费赴德留学，就读于汉堡大学。入学未久，就指出该校名教授布拉希克一篇论文的错漏，布十分高兴，叫他写一篇补正论文，登时引起国际数学界注意，一九四四年赴美，最初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蒲城”指普林斯顿大学城，“畴史”一典则是从“畴人”演变出来。古代称历算学者为“畴人”。清代阮元有《畴人传》，故“畴史”者，数学史也。 　　杨振宁自小跟父亲学数学，陈省身也是他的父执兼师辈。不过，陈省身在数学的成就虽大，但比起杨振宁在物理学的成就，则杨似乎更加“青出于蓝”。杨武之诗中的“果然捷足占鳌头”“独步遥登百尺楼”等句，给他的儿子也是很适合的。杨振宁的岳父知名度更高，是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六十六、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就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通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他说：“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一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王勃这两句诗，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潜力。” 　　还有一个佳话，中国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以层子理论得到包括杨、李在内的国际物理学家的赞扬），他是这次物理学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诗词的爱好者。在从化开会期间，他曾写了一首欢迎杨、李二人的诗： 　　碧带溪流映紫荆，天湖泻瀑注高情。 　　春风伴有归来燕，不无诗客赋新声。 　　倘若不用要求“诗人”的尺度来要求他，这首诗也是颇有意思的。 　　 六十七、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原子弹之父的诗 　　世人皆知，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投掷在日本的广岛的；但第一次原子爆炸则是在美国的阿拉莫哥多（Alamogordo）。用作试爆的科学名称是“原子装置”，这次试爆成功才产生原子弹。据说当原子装置爆炸时，有一位参加实验的物理学家亲眼看到火球越扩越大，心中突然闪过一阵恐怖的感觉，觉得火球会不断地扩大，以至烧光全世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称号的奥本海默博士，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当场写出了几句诗： 　　假如一千颗太阳的光焰， 　　突然都迸射到天空， 　　那就会像是—— 　　至尊的神的光辉。 　　不错，原子弹的威力是巨大的，一颗原子弹就足以杀伤数以万计的人；但似乎也没有那位物理学家想象的恐怖。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鸟儿还是在飞，树木还是一样生长，新的城市也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 　　在人类进化史上，火的发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恐怕不是“原子弹的发现”所能比拟的。古代有拜火教，创于波斯，称为袄教，影响及于世界各地。曾于唐代传入中国（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就是源于袄教的）。那位物理学家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和古代人震惊于火的威力的“心态”看来正是一样。我不是科学家，但我有个设想，现代科学正在加速发展，过了几百年，一种什么新的能源可能代替了原子能，而原子弹也要被人当做“小儿科”吧？ 　　在战争史上，机关枪的发明也曾被人当做“最后的武器”；但到了现在，机关枪却已变成“落后”的武器了。奥本海默博士的预测，谁掌握原子弹，谁就是掌握人类命运的“至尊的神”，这个预测，恐怕也会为后人所笑的。（武侠小说就没有谁仗着一把宝剑可以天下无敌的，一笑） 　　不过，请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这个说法并非忽视倘若把原子能用于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祸。我和世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一样，是赞成“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原子能只能是作和平用途，这已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了。 　　《现代科学谈趣》的作者——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杰仁美·伯恩施坦也曾写过一首小诗，诗道： 　　大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夜里躲藏， 　　上帝创造了牛顿就有了光。 　　但魔鬼和神一道哈哈大笑起来了， 　　创造了爱因斯坦，此人就恢复了原状。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原子物理学的先导，因此诗人把发掘了自然法则的牛顿定律和导致原子能发现的“相对论”相提并论；同时把这两大科学家放在同等位置——都是上帝的杰作。 　　原子能可以令人类幸福，也可以令人类毁灭，所以原子能的发现令魔鬼和神都大笑起来了。这几句相当“玄妙”的诗，据说就是暗示创造原子弹之后，人就具有魔鬼和神两种性格（或说“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故此用“恢复”二字）。诗人认为把原子能用来准备战争，就是“魔鬼与神同在”的具体表现。他是反对原子战争的。（诗无达诂，对这首诗当然你也可以作别种不同的解释） 　　《现代科学谈趣》一书，还提到另外一位原子物理学家——主持芝加哥“阿岗国立实验所”原子科学研究工作的罗伯兹博土所写的一首诗，也很“有趣”。这首诗写于六十年代初期，是有感于当时美国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配合军事需要的。诗道： 　　在一座古老的陆军基地， 　　世界上最好的电核器， 　　一定花费十亿金元， 　　一定发出百亿伏特， 　　需要五千学者，花费七年时光， 　　才使它活下去！ 　　当然这机器不过是一座 　　更大的机器模型而已。 　　那就是物理学的未来途径， 　　我相信你们都会赞成？ 　　…… 　　拿开你的十亿金元， 　　拿开你那染污了的金子。 　　…… 　　拿开啊，拿开你那十亿金元， 　　让我们再次成为物理学家。 　　 　　科学家不愿意为战争服务的心情，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六十八、吴健雄与袁家骝 　　 　　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但其实他们是还有一位合作者的，即本文所要谈的吴健雄。这个名字很“男性化”，其实她是个女科学家。 　　她是杨、李二人尊称为“老大姐”的前辈，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在物理学领域中，她早就以精确的实验为西方科学家所钦佩。论起知名度之高，她是绝不在杨、李之下的。她是“用具体的实验来证明杨振宁、李政道的理论的人。”更具体的说，理论的建树工作是和实验同时进行的，并非理论已经宣告成立之后，才由吴健雄用实验证明。 　　打破“宇称守恒定律”的理论构思是杨、李二人合作的，但在此之前，吴健雄在物理学的“弱的相互作用”所进行的实验已驰名学术界了（杨、李理论即是说明在弱的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但还未得出宇称不守恒的结果。后来吴健雄根据杨、李论文中提议的另一桩实验继续进行，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才找出足够的证据。在此过程中，杨、李几乎因为信心不足而放弃，吴健雄用实验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这才坚定了他们打破“权威定律”的信心。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李政道带来了刚从吴健雄那里得来的重要消息，实验证明，“宇称守恒”只是部分的物理现象，在弱的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天现在已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正式宣告被打破！ 　　吴健雄还有一个身份，她是袁世凯的孙媳妇。她的丈夫袁家骝是袁世凯“二皇子”袁克文的幼子，本名叔选，其后改名家骝，和他太太一样，都是物理学博土。据说袁家骝自幼能诗，十三岁时就写过一首《咏雪》的五言绝句： 　　入夜寒风起，彤云接海横。 　　纷纷飘六出，路静少人行。 　　 　　当然还不够赞为“好诗”，但出自十三岁的幼童之手，也是十分难得了。 　　一般习惯的“排名”，都是夫先妇后，但吴、袁这对则是例外。凡在报上见到他们的新闻，总是吴健雄排名在前，内地邀请他们夫妇讲学，官方通讯社发表新闻，排名也是如此。 　　 六十九、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克文（寒云）是吴健雄的家翁。现在来说，吴健雄是举世知名的女科学(家，知道她的人当然比知道袁寒云的人多。但在六七十年之前，袁寒云却是“提起此马来头大”的“二皇子”，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他的哥哥“洪宪太子”袁克定的。 　　袁寒云不但是贵公子，而且是民初出名的诗人。曾有人将他比作曹植，可以想见他的才华。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诗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据说是讽谏他的父亲（袁世凯）不要做皇帝的。此诗后人传抄颇多记忆错误之处，现在此重抄一遍，以供同好欣赏： 　　乍着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寒云脾气很怪，按说北洋军阀时代，不知多少权贵是他父亲旧属，但他在父亲死后，却是生活潦倒，卖字卖文为生，并不依靠权贵。他喜欢唱戏，常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据说有一次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要阻止他登台，叫副官请他去总统府。他说：“我唱我的，他管得着吗？我不去！”结果唱了一出颇有讽刺意味的昆曲《状元钻狗洞》。 　　据说他死后无以为殓，靠朋友替他料理后事。陈诵洛挽以联云： 　　家国一凄然，谁使魏公子醇酒妇人以死？ 　　文章余事耳，亦有李谪仙宝刀骏马之风！ 　　时人推许为民初名联之一。我以为将他比作李白不太恰当，就他的气质来说，似乎更近于曹子建和纳兰容若。 　　袁寒云是个颇有浪漫气质的旧文人，他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却是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劝父亲“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他的佳儿佳媳来说，他们正在攀登科学的高峰，“莫”字似应改为“应”字了。 　　 七十、棋盘上的皇帝 　　 　　谈比较文学之风近年颇盛，文学固然可以比较，象棋也是可以比较的。倘嫌范围还是大些，那就只比较棋盘上的皇帝，也是很有趣的事。 　　中国象棋的“帅”和国际象棋的“王”地位相当，都可称为棋盘上的皇帝。但“帅”是不能走出九宫的，“王”就不同了，他可以走遍“天下”（棋盘任何一格），冲锋陷阵，本身就具有战斗能力，不像中国象棋的“帅”必须依赖士象保护。 　　我想棋盘上的不同，就正是反映了东西方皇帝地位的不同。中国的皇帝是“至尊”，是“天子”，除非起自民间的开国之君，可能除了打仗之外，皇帝是只能住在紫禁城中，不和外间接触的。不但御驾亲征少有，皇帝出巡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德皇游江南，大大小小臣子跪在宫外谏阻他出游的有数百人之多，结果这位少年贪玩的皇帝发了脾气，各赏一顿板子，给打死的都有几个。试看，皇帝要走出紫禁城是何等不易。 　　西方的皇帝就不同了，皇帝带兵打仗，并不稀奇。有两部著名的电影《罗宾汉》与《劫后英雄传》，相信许多人看过，电影中的狮心王李察不但亲自带兵打仗，甚至与武士比武。 　　另一个不同是，中国象棋双方的帅不能见面，国际象棋则无此限制。这个差异，看来也是反映了东西方对皇帝的观念不同。中国的观念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只可召见属国的君主，和同等地位的敌国君主则是不会碰头的。只有在灭了敌国之后，那时敌国之君已经变成自己的俘虏，这才可以见面。但到了此时，对方的君主“尊号”当然早被削除，被封为“违命侯”之类，不能称为皇帝了。 　　西方的皇帝是人不是神，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介乎神人之间。国际象棋或者不及中国象棋深奥，但我则较喜欢能够冲锋陷阵的“王”。 　　 七十一、棋盘上的兵马 　　 　　胡志明很喜欢下中国象棋，曾有诗道：“错路双车也没用，乘时一卒可成功。”诗虽浅俗，却是颇含哲理，也合乎棋理的。卒子未过河只能任人宰割，一过了河，威力就大了。一局棋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兵卒的运用是否得当。著名象棋残局中，有个名为“蚯蚓降龙”的残局，就是卒子可以胜车的。不过，中国象棋的卒，却千万不能成为“老兵”，一成老兵，战斗力就消失了。在对局中兵卒也往往成为要换取胜利的牺牲品。这一点又颇令人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慨了。 　　兵的走法，也是中西两种象棋的一大差异，中国象棋的兵，到了对方底线，就变成“老兵”，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国际象棋的兵到了底线，那可是厉害之极了，它可以变成威力最大的后，或任何一种兵种（一般情形除了变后，就是变马，因为后可走直线、斜线，威力最大，但不能如马之行“日”字，所以只有在走“日”字才可把对方“将死”的情形下，变马才有作用）。一到有一方的兵变后，对方多半就要认输。 　　身经百战的“老兵”，最后竟要“报废”，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因此在这方面我也觉似乎是国际象棋合理一些，合乎论功行赏的原则。 　　国际象棋的马无“蹩脚”，这也是和中国象棋不同的。马无“蹩脚”，威力当然大些，不过加多一重限制，变化却更加复杂。艺术上的趣味，往往是从既有一定的限制，而又能够在这约束之下尽量发挥得出来。比如律诗，中间四句是要讲究对仗的，假如取消这个限制，也就失去了律诗的趣味了。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是比较拥护马有“蹩脚”的。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同源异流。其不同处，大抵是根源于东方和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如果深入研究的话，相信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七十二、杨绛的《干校六记》 　　 　　“文革”期间，大陆稍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送到“干校”去受磨练，但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甚少，不知是否余悸犹存，仍有顾忌之故。杨绛的《干校六记》可说是写这方面题材的好文章。难得的是她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却写得不温不火，娓娓道来，有如闲话家常。她写的似乎都是小事，但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整个天空，“文革”的祸患，已是在她细致的笔触下浮现。 　　例如她记她的女婿得一在“文革”期间被逼自杀一事，得一在她的笔下是这样“出场”的：钱钟书是下放干校的“先遣队”，下放那天，杨绛和女儿阿圆，为女婿得一送行。“候车室里，闹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了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但这样一个乐于助人、和善忠厚的青年却被迫自杀了，为的是不肯捏造“造反派”要他交出的“五·一六名单”。她记得一末了一次离开她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就这样，“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没加评论，甚至没发一句牢骚，已是令读者和她同样感到悲愤。前文所谓“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云云，也都变成了对“文革”期间“风尚”的讽刺。 　　杨绛原名杨季康，曾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文名当然不及丈夫，但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和翻译家。她的剧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 　　 七十三、钱钟书的幽默 　　 　　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说了一件和钱钟书有关的“趣事”：“文革”期间，有几个“造反派”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声讨钱钟书“轻蔑领导”，根据是钱钟书说过的一些话。“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些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钱钟书字默存。 　　钱钟书的文章以渊博著名，但另外有两个特点：充满智慧的冷隽和耐人寻味的幽默；而他的幽默则往往以别开生面的俏皮话出之。在他的小说《围城》里，这些例子随手可拾。例如他写女孩子害羞脸红“跟打呵欠或口吃一样，有传染性，情况粘滞，仿佛像穿橡皮鞋走泥淖，踏下去而又拔不出。”又如他写方鸿渐（一个名教授）因上课不点名，“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掉了几枚，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 　　前年钱钟书访美，和夏志清会见。夏问起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他说他有个收获，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到马列研究所读马列主义，于是“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来阅读，读得津津有味，自称对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发现。”（见夏志清的《重会钱钟书纪实》）。可惜夏志清没有追问下去他发现了什么。这也是“钱式”幽默的又一例吧。 　　杨绛说的那件“趣事”还有“下文”，她是钱钟书的妻子，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于是夫妻俩就拟了一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要求调查。“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言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档案。”虽然查无实据，钱钟书还是被逼做了“自我检讨”，而杨绛也因此“着实挨了一顿斗”。这个“下文”可就不怎么有趣了。 　　 七十四、《围城》·记愧·期待 　　 　　钱钟书写的长篇小说只有《围城》一部，但一部《围城》已足以奠定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不朽地位。夏志清给它的评价是：“《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围城》写的是一个性格犹疑、软弱的留学生，在抗战期间，跑到一间从大城市迁往中国内地的大学教书的故事。大学里有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钱钟书以隽永而又辛辣的笔触，讽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毛病，颇有新《儒林外史》的味道。 　　《围城》的含义是取自西方的成语：“城内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城》是以主角——留学生方鸿渐的婚姻失败做结束的。 　　谈起《围城》，还有个和它有关的趣事。《围城》出版那年（一九四七年），中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鳏居多年后，在桂林和一个女护士结婚，自称“如不设防的城市，忽然被人攻入”。灵感可能就是从《围城》中来。 　　中国大陆解放后，钱钟书的著作偏于学术方面，小说固然早已搁笔，散文也写得很少。不过，最近他给妻子杨绛的《干校六记》所写的“小引”，寓沉痛于俏皮，却是一篇绝妙文字。节录其中一段“论愧”的文字以见一斑： 　　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不记忆在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十年浩劫”带给中国人的灾难不在“八年抗战”之下，我们期待钱钟书继《围城》之后，绐我们写出一部更伟大的小说。 　　 七十五、杨绛的《玉人》 　　 　　“文坛佳偶”，这个赞语或者有人嫌它“老土”一些，但用在钱钟书和杨绛身上，却是恰当不过。钱钟书比妻子大一岁，今年七十一岁了。但在同学关系上说，杨绛却是他的“学长”。钱是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的，杨比他早一年在东吴大学毕业，同年，即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的也是外国语文。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都是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丈夫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组”的研究员，妻子则是“外国文学组”的研究员。其实钱钟书学贯中西，在“外国文学”方面，他的渊博，在目前的中国，恐怕也还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 　　现在来说，当然是知道钱钟书的人更多；但有一个时期，却是妻子的名气更大。那是在钱钟书未写《围城》之前，他的那些学术文章，读者自是不及杨绛剧作读者之多的。据说就是因此激起了他和妻子争胜之心，发愤而写《围城》。杨绛当时是剧作家、翻译家，却没有写过小说，《围城》一出，震惊文坛，丈夫的小说的读者又比妻子的剧作的读者多得多了。 　　不过，杨绛现在也开始写小说了，粉碎“四人帮”后，她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上的《玉人》。 　　《玉人》的故事很简单，背景是抗战期间，主角是在沦陷区教中学的一个知识分子郝志杰。郝在大学时代，曾以偶然的机缘，结识一个苏州少女，自此，这个少女就成了他的梦中情人，但因门不当，户不对，梦中情人终不成为现实配偶。他的现实配偶是教数学的同事田晓。妻子发现他有“梦中情人”，夫妻吵架，就用这个来讽骂丈夫。但后来郝志杰重逢那个苏州少女，那少女已是变得庸俗不堪，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玉人”了。故事似乎很简单，但内涵却是十分丰富。 　　《玉人》的特色是在写知识分子的心态。“玉人”在何处？人在虚无缥缈间。“她”只是个象征，象征在现实世界中抓不到的美好事物。“她”是用知识分子的幻想捏成的。 　　郝志杰怀念“梦中情人”，诌了一首《玉人何处》的半新不旧的诗，说什么“几度星移月转，往事皆已成尘，伊人今复何在？”这首诗落在了妻子田晓的手里，“从此，田晓就拿起‘玉人’作棍子，需要时就敲打一下：‘你找你的玉人去吧！’连志杰要投奔大后方，也成了想去找‘玉人’了。”“‘玉人’越长越大，一切非现实的想望，都成了‘玉人’；一切不满现状的情绪都是为了‘玉人’。” 　　看来杨绛的小说是颇受她的丈夫的影响的，她的《玉人》和钱钟书的《围城》一样，善于刻画知识分子，充满冷隽的幽默，甚至连文字上那一分可喜的“俏皮”也都相似。 　　杨绛写“玉人”的破碎，颇饶“奇趣”。郝志杰夫妇在沦陷期间的上海租了一间房，房东太太为了想把房子善价而沽，要赶他们走，能干的妻子于是和房东太太在“马桶间”（厕所）展开一场“攻防战”，坚拒迫迁。忽然，郝志杰发现这房东太太原来就是他当年的“梦中情人”。小说写他气呼呼地对妻子说：“好了，你那位‘玉人’已经砸得粉碎了！”妻子说：“我那位‘玉人’也许是砸碎了，你的‘玉人’却砸不碎，好比水里的月亮，碎了又会合上。”颇富“哲理”味道。 　　这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文艺虽然已经不再停留在模仿“样板”的阶段，但公式化的东西仍是不少。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冲破了“框框”的别开生面之作，它的引人注意之处，也正在此。 　　杨绛也是著名的翻译家，译作有法国名著《吉尔·布拉斯》和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等等。另外她也写文学论文，有《春泥集》出版。 　　 七十六、李慧娘·胡芝风·孟超 　　 　　苏州京剧团的《李慧娘》目前正在上演，卖座之盛，在近年来港的剧团中，恐怕只有红线女演出的《王昭君》堪与相比。李慧娘一角由该剧团台柱胡芝风饰演，不但扮相俊美，唱腔悦耳，做手一流，而且“噱头”多多，融杂技、舞蹈甚至魔术于一炉，今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李慧娘的鬼魂不但可以“变脸”，还可以“变衫”“变扇”，一转眼间，衣服和扇子的颜色全都变了，坐在台前的观众都看不出她是如何变的。胡芝风的舞蹈更是一绝，她把西洋芭蕾舞的技法用于京剧表演，演出了鬼魂的飘忽轻灵，令人感觉好像真的有个鬼魂在台上御风而行似的。有人说胡芝风的《李慧娘》给京剧注入了“新生命”，信然。怪不得红线女也要她的女儿红虹拜胡芝风为师，学这出戏了。 　　胡芝风本来是在清华大学念物理系的，念到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她的演京剧天才给人发现，得已故京剧大师梅兰芳收她为“关门弟子”。听说她在改行之前，曾经煞费思量，好在她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学位，专做演员，否则学士易得，名伶难求，我们就要少了眼福了。 　　《李慧娘》原名《红梅记》，说的是宋代奸相贾似道杀宠妃李慧娘的故事。最早见于明人杂剧（明朝万历年间已上演），其后京剧改编为《红梅阁》，粤剧也有这个节目，即唐涤生改编的《再世红梅记》。不过，苏州京剧团演出的这个剧本，则是根据孟超改编的昆曲本《李慧娘》的。 　　说起这个剧本的来源，实是令人不无嗟叹。孟超写这个剧本时，曾得到康生的额赞许，但后来康生知道江娘娘反对“鬼戏”，就反过来把《李慧娘》打成毒草，孟超也含冤而死。廖沫沙因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亦被当作罪状之一，而受株连。但愿这类荒谬的事情，今后不会再有了。 　　 七十七、《红梅阁》和贾似道 　　 　　京剧《红梅阁》的故事很简单，奸相贾似道有个歌姬名叫李慧娘，甚得他的宠爱。有一天，他和李慧娘等一班歌姬游西湖，岸上有个姓裴的少年书生来不及回避，被李慧娘看见，她赞了一句“美哉少年”，贾似道回去就把她杀了。贾似道查出这个裴生是个“太学生”，曾经上书议论朝政，反对过他。于是把裴生抓起来，囚于红梅阁。其后得李慧娘的鬼魂回府搭救，始得逃出生天。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剧中写贾似道“权奸误国”则是真的，贾似道喜欢斗蟋蟀，在西湖建有“半闲堂”等等，也都是实有其事。 　　贾似道是南宋末代皇帝宋度宗的宰相（按：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虽然是宋帝昺，但南宋之亡，却是在宋度宗手上。临安被元兵攻陷后，陆秀夫和张世杰携宋度宗的两个幼子逃亡，已是连偏安的局面都不能维持了），在蒙古兵南下的时候，他宁可和爱妾蹲在地上斗蟋蟀，也懒得理会国事。有一次宋度宗问他：“襄阳被围三年，奈何？”他仍然硬口欺蒙皇帝，反问宋度宗：“北兵早退，陛下从哪里听来？”度宗道：“刚听宫女说起。”贾似道竟然借他事就把那宫女杀了。凡朝臣谈及战事的，也都一律被他贬到州县，不许在朝为官。他连宫女都敢杀，杀一歌姬，更是平常事了。《红梅阁》虽是虚构，也是有根据的。 　　南宋之亡，原因甚多。贾似道的粉饰太平也是原因之一。从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开始，元兵围攻襄阳，守将吕文焕先后苦守六年，告急文书上了无数次，贾都置若罔闻，坐视不救。最后吕文焕投降元朝，襄阳陷敌，南宋藩篱尽撤，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当时有人仿李义山的“北齐”体写了一首诗讽刺他道： 　　江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 　　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 　　盖纪实也。 　　 七十八、《北齐》诗与《哀沈阳》 　　 　　李义山有题为《北齐》的七绝两首，在他的作品中知名度虽然不是最高（最高的是他的几首《无题》诗），但却最多人模仿。诗如下：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的“本事”是：北齐后主高纬荒淫无道，敌军（周师）攻入名城晋阳时，他和宠姬冯淑妃（即小怜）还在三堆地方打猎，闻报，后主要回去，淑妃请他再猎一围，后主轻江山而重美人，国便亡了。 　　上一篇我谈及宋人讽刺贾似道的诗句：“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便是效“北齐”体的，但效“北齐”体最出名的还是近代名学者马君武之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外间谣传事变当晚，张学良与胡蝶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不理关外拍来的告急电报，以致沈阳失陷，东北沦亡。马君武据此而作《哀沈阳》两首，传诵全国。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巳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时，胡蝶根本不在北京，而且她和张学良是从未见过面的，与张跳舞云云，纯属以讹传讹。 　　“赵四”“朱五”是当时的两个名女人，“西安事变”后张被长期囚禁，就是赵四陪伴他左右的。张被囚禁三十多年，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软禁，前两年方始在台湾获得释放。他的原配于风至为了成全他们，答应和他离婚，张、赵始得正式结合，“朱五”与张、赵并无瓜葛，马诗只是为了要把两个名女人拉来作胡蝶的陪衬，才相提并论的。“最当行”云云，盖因胡蝶是当时最红的女明星，名气比赵、朱更大也。 　　 七十九、马君武与小金凤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中，许多息影已久的老艺人重新露面，桂剧名伶小金凤就是其中一个。 　　她原名尹羲，声色艺俱全，演风情戏更是一绝。抗战期间，在桂林红极一时，桂林人将她列为“桂林三宝”之一，另两宝一说是马蹄（荸荠）和腐乳，一说是马蹄和栗子。 　　抗战期间，欧阳予倩曾在桂林主持改良桂剧工作，编了两部新戏，一是《桃花扇》，一是《木兰从军》。这两部戏都由小金凤主演。捧她场的文化人很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当时担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 　　马君武认她做干女儿，曾为她写过一首诗： 　　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场。 　　为使梦魂能见你，倚车酣睡过衡阳。 　　可见他对小金凤之魂牵梦萦了。 　　马君武的风流韵事颇多，一九三零年，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桂任广西省长，当时的广西是“自治军”（半土匪性质的民军）的天下，马不能立足，离桂南下，在漓江被劫船，打死了他一个姬人，他有挽诗一首，其中两句“海不能填惟有恨，人难再得始为佳。”传诵人口。 　　后来他回桂任大学校长，曾在普陀山的山门题联一副： 　　城东佳境，常绕梦魂，叹半世飘零，遂与名山成久别； 　　岭表旧都，屡经离乱，望故乡英俊，共筹长策致升平。 　　盖有感而发也。普陀山是桂林名山，名闻天下的七星岩就是在普陀山的。 　　马君武老尚风流，当时颇招物议。他卜居桂林环湖路，自撰门联：“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湖山。”有人给他每边加上四字，成为：“春满梨园，种树如培佳子弟；云生巫峡，卜居恰对好湖山。”原来当时桂林设有“特察里”（红灯区），在象鼻山下，恰巧正对马的住宅，下联就是用这个“即景”调侃马君武的。 　　马君武死时，小金凤挽以联云： 　　抚我若亲生，慈父心肠，大人风度； 　　现身而说法，桃花旧恨，木兰新辞。 　　颇切合她的身份。 　　 八十、《胡蝶曲》 　　 　　马君武博学多才，他任广西大学校长时，不论文理工农，哪一科教授请假，他都可以代课。他原本是留学德国学化工的，科学才是他的“本行”。他写的诗以《哀沈阳》两首最出名，但可惜这两首诗却是上了谣言的当的。由于它的流传，令胡蝶几乎蒙上不白之冤。 　　但当时上谣言的当的，岂止马君武一人，还有一位曾任北大教授的钱苕隐，也写了一首《蝴蝶曲》，虽不及马诗流传之广，写得却更加出色，大可与吴梅村的《圆圆曲》相媲美。曲甚长，择录其中片断，略加注释。 　　《胡蝶曲》一开头就点题，向读者介绍胡蝶： 　　罗浮影幻宫妆立，片片春云作裙叶。 　　化出人天绝代姝，前身合是仙山蝶。 　　仙蝶飞来南海家，珊珊锁骨擅容华。 　　明珠擎出争相看，白璧生成未有瑕。 　　按：胡蝶是广东人，十六岁即随家人至上海拍电影，故云“仙蝶飞来南海家”也。她拍的第一部影片是上海明星公司制作的《火烧红莲寺》，她饰演红姑，一炮而红。《胡蝶曲》写她轰动影坛的情况云： 　　海山遍吸人间电，玉奴一到开生面。 　　幻魄初传谢氏情，断肠替写英台怨。 　　笼眼琉璃一笑温，娟娟过幔影留痕。 　　夺来天上三分月，消得江南十万魂。 　　陈定山撰的《春申旧闻》有记胡蝶一则，可作“消得江南十万魂”的注解：“蝶粤人，从影于明星公司，初无藉藉名，与夏佩珍合演《火烧红莲寺》，人始知有红姑，而排名不出佩珍上，顾其圆姿替月，朱唇宜笑；尤以笑靥生春，使人见之，不饮自醉。肌理稍黑，益增其艳。及成名，凡女皆喜效胡蝶，一时舞榭酒楼，名门北里，无不以蝶名。”即名门闺秀和欢场女子（北里）都以名字中有个“蝶”字为时髦，其“巴闭”亦可知矣。 　　钱苕隐是相信“张学良迷恋胡蝶”这个谣言的，他以传闻当作事实，在《胡蝶曲》中凭自己的想象描写了“九·一八之夜”张、胡的“二人世界”： 　　春驹却向燕台住，一曲霓裳人尽顾， 　　太息燕脂北地颜，为他金粉南朝误。 　　虎帐牙旗督八州，十三年少富平侯， 　　才惊相见便相许，彼是无愁此莫愁。 　　凤城正是中秋夜，罗袜香尘生舞榭， 　　玉笛梅花并较量，琼枝璧月双无价。 　　酒阑人倦画楼阴，拥髻灯前意不禁， 　　绣被焚香魂欲醉，良宵何止值千金。 　　金虹衔璧可怜宵，犹道将军抱舞腰， 　　十二琼楼春栩栩，何心河上赋逍遥。 　　军书火急来行馆，倒趯鞾尖浑不管。 　　只觉懵腾绮梦酣，那知东北胡尘满。 　　别人的“儿女私情”，写来有如目睹，诗人可谓富于想象力了。不过倘若只以诗论诗，则这一段是可以与吴梅村的《圆圆曲》相媲美的。 　　纷纷修竹上弹章，谁放周师入晋阳， 　　毕竟倾城更倾国，还须分谤到红妆。 　　“九·一八事变”后，张被劾罢官，胡蝶仍然从事电影工作。有识者云，东北失陷，乃是当时最高当局的决策（先安内而后攘外）造成的，张学良不过奉命执行“不抵抗政策”而已。是耶非耶，非我所知，但胡蝶则可能是格于当时形势，不能自辩，以致谣言传遍国中。如我的记忆无误，她是在中国大陆解放后，来到香港，方始公开当年真相的。 　　她不仅“分谤”而已，还险遭暗杀。由于谣言深入人心，某次她在南京参加戏剧演出的时候，曾被人以炸弹放置戏院恐吓，虽未演成惨案，亦云无妄之灾矣。此事《胡蝶曲》亦有述及。诗云：“菊部声名动石城，秦台傅粉一含情，忽惊金弹抛林外，无复琼花唱后庭。”钱的《胡蝶曲》可归结为“红颜祸水”四字，非但误信谣言，观念亦甚迂腐，有诗才而欠识见，惜哉！ 　　 八十一、从瘦金体谈到赵佶 　　 　　我不懂书法，却喜欣赏字画。上星期四，宋城举行“瘦金体书法展览”，我附庸风雅，也跑去看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来以为，在香港用毛笔写字的人已经不多，瘦金体又是书法中的“冷门”，参加者恐怕有限。哪知进会场一看，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参加的人数之多和水平之高，都是我始料不及的。 　　宋城选择此种比较“冷门”的书法举办比赛展览，想来当是因为瘦金体乃是宋徽宗赵佶所创的缘故。赵佶这个人是颇有“意思”的，作为皇帝来说，他是个昏君，在位之时，任用蔡京、童贯等人主持国政，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他尊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为了喜欢奇花异石，竟然设了一个官职：叫“花石纲”，由出名的贪官朱勔掌管，专门搜刮东南的奇花异石，给他在京师筑园，名为“艮岳”。结果做了亡国之君，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一同被金人掳去，丧身异国。 　　但作为艺术家来说，他却是颇有贡献的，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院图书院，叫文臣给他编辑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书。他不但始创瘦金体书，花鸟画也足以成名成家。另外他还擅狂草，而且还是一位词人。他有一首为“北行见杏花”而作的《宴山亭》最为出名。宋城丰乐楼就悬挂有用瘦金体写的这首词。 　　瘦金体讲究的是“瘦劲流动”四字，瘦而不枯，方为上品。这次参加书法比赛大都是年纪很轻的学生，据评判者说，好几位获奖者都颇能写出瘦金体的韵味，年纪最轻的听说只有四岁。获得特别奖的女神童林淳只有七岁半。不过她写的不是瘦金体，而是参加另外一组不拘体裁的普通书法组的，她的字的确写得很好，那天她当众挥毫，笔力甚为老练，假如不是亲眼看见，真不会相信是出于一个小女孩之手。 　　 八十二、最幸运的末代皇帝 　　 　　有人认为溥仪是最幸运的末代皇帝；也有人认为他一生都是傀儡，命运比李后主更悲。幸与不幸，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只从史实来看，我是赞同前说的。 　　翻开历史，末代皇帝的命运大致离不开三种下场。第一种：被权臣、悍将篡位，成了废帝之后，绝大多数被杀掉。如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所篡，梁敬帝萧方智被陈霸先所篡，唐哀帝李祝被朱温所篡，等等。第二种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杀或被杀的。在煤山上吊的明崇祯帝就是一例。第三种是在国亡家破之后，做了敌人的俘虏的，如南唐李后主和北宋的徽钦二帝。 　　与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相比，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 　　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可以说他都遭遇过。他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他又是被袁世凯用权术迫他“退位”的，袁世凯借此换得革命党同意他做“民国总统”，从溥仪这方面，也可说是被袁世凯篡位的。他在伪满皇帝垮台时，成为苏军的俘虏，后来苏军将他移交给中国方面，他又成了我国的俘虏。 　　他兼有三种遭遇，竟得善终，已是一奇。在“文革”之中，只是受批，并没有受到别的迫害，在死后还要给他开追悼会，又是一奇。李后主因写了两句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被宋太宗赐以“牵机药”迫他自尽，溥仪却可以写自传出版，这也是历来的末代皇帝从未得过的“优待”。在他之后，相信中国不会再有皇帝出现了，他写的那本《我的前半生》，真正可说得是“空前绝后”的奇书。 　　一九二四年，他被冯玉祥赶出皇宫，郑孝胥“护送”他往日本领事馆，曾有纪事诗云：“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在郑孝胥是丑表功，实际上正是他把溥仪送往“虎穴”。但对溥仪来说，“青史茫茫无此奇”，却也是很适合的。 　　 八十三、“万岁”从来多短命 　　 　　做了皇帝想升仙，神仙做不成，就想“万寿无疆”，皇帝喜欢臣下称他为“万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吧。其实用“万岁”来当做皇帝的尊称，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史以来，皇帝总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越是短命。 　　有人曾经拿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做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时期，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中，已经算是最长命的皇朝了，共五十九年，却换了七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只二十三年就换了五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平均寿命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死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东汉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起来，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但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还不到五十二岁而已。 　　溥仪死于一九六七年，虚龄六十一岁，不算短命，但也不过比“中寿”稍微好些。不过有一点要知道的是，溥仪是经过“劳动改造”的，特赦之后，有一个时期，还在北京植物园做管理员。如果他是一直处于深宫，纵欲无度，一定活不到这个岁数。据潘际炯写的《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就是在俘虏营中从事体力劳动结合适当的医疗治好的。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笔不花》之同名文章。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八十四、圣明天子半庸才 　　 　　溥仪晚年以怕老婆著名。老婆不满意他的原因，除了他性无能外，还嫌他特别笨（见沈醉写的《皇帝特赦以后》）。溥仪是否特别笨，我们不知，但历史上总是“昏君”多，“明君”少，却是事实。有人曾经把皇帝作为一种类型研究，结论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晋惠帝听说百姓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大惑不解，反问左右：“何不食肉糜？”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见蛤蟆叫，又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是出名的顽童，喜欢晚上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齐朝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萧宝卷，最喜欢捉老鼠，常常夜晚捉老鼠捉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明朝也有一个像溥仪那样性无能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为求“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称，如僧继晓，擅“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的宰相万安也精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又有一个以自称善医阳痿而得官的御史，人称“洗鸟御史”（因为他曾自亲煎汤药给宰相薰洗，并因此而获知于皇上）。朱见深又是个瘾君子，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坐朝，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土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就退朝了。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是举不胜举的。因此有人说，在“万岁从来多短命”的下面，还可以加上一句“圣明天子半庸才”。“天子圣明”，这是封建时代的套语，其实和称皇帝为”万岁”一样，都是讽刺。 　　溥仪能够做植物园的管理员，还能够写自传（虽然经过老舍的润饰），比起历史上那些昏君，他似乎还不能算是特别笨的。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笔不花》之同名文章。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帝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曾有人要写“怪人列传”，依我看来，许多皇帝都有“入传”的资格。 　　 八十五、想起《论语》的故事 　　 　　在北京给百岁老人马寅初的祝寿声中，我忽然想起《论语》里记载的一个孔子叫得意门生各言己志的故事。 　　子路说：“一个千辆兵车的国家，处在几个大国的包围当中，既要防备外敌侵犯，国内又有连年灾荒，这样一个国家，假如让我去治理的话，只要三年光景，便可以使得人人有勇气，而且懂得和列强抗争的办法。”（大意） 　　冉求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人人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只有等候贤人君子来了。” 　　最后问到曾点，那时曾点正在弹瑟，一听孔子问他：“点，尔何如？”他把手中的瑟放下，站起来道：“我的志愿跟他们不同，我只想在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做好了，我就穿着轻暖的春装，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走回来。”孔子听了赞叹说：“吾与点也！”意即“我的想法和曾点一样。” 　　子路和冉求是想从政的，曾点则是“逍遥派”。志愿显然不同，但也必须丰衣足食才能做逍遥派。子路和冉求的志愿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治理人口少的小国家容易做出成绩，所以他们有把握在三年光景便可使得人民丰衣足食。但假如是人口以亿计的大国，恐怕他们就决不敢夸下海口。 　　读了这个故事，不能不佩服马寅初的先见之明，远在五十年代，他就已经指出中国必须提倡节育了。当时中国还只有六亿多人口，如果听他的话办事，国民经济的复兴必将迅速得多。 　　 八十六、何其芳的旧体诗 　　 　　新诗人而擅写旧诗的很多，何其芳也是其中之一。他曾有《效杜甫戏为六绝句》，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对诗的见解，颇有见地，他的旧诗比较少见，全录如下： 　　一 　　溯源纵使到风骚，苦学前人总不高。 　　蟠地名山丘壑异，参天老木自萧萧。 　　二 　　刻意雕虫事可哀，几人章句动风雷。 　　悠悠千载一长叹，少见鲸鱼碧海才。 　　三 　　堂堂李杜铸瑰辞，正是群雄竞起时。 　　一代奇才曾并出，那能交臂失琼姿。 　　四 　　初看满眼尽云霞，欲得真金须汰沙。 　　莫道黄河波浪浊，人间锦绣更无瑕。 　　五 　　革命军兴诗国中，残膏剩馥扫除空。 　　只今新体知谁是，犹待笔追造化功。 　　六 　　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 　　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 　　第三首下注云：“杜甫诗云：‘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开元天宝年间，后世称盛唐，诗中豪杰之士不下十人，李杜正掣鲸碧海之才也，杜甫自谦过甚，无可非难，然竟忘‘诗无敌’之李白，不知何故？贯古贱今，由来已久，安知今之新诗人中无大器晚成者乎？故为前章下一转语。”（见《诗刊》一九六四年五月号）看来他对目前的新诗不很满意，但还是寄望于将来的。 　　何其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七七年）成名很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已经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画梦录》，那时他才廿二岁。他和卞之琳、李广田并称北大三大诗人，有合作的诗集《汉园集》。 　　《汉园集》的三人作品，风格各有不同。何其芳的作品晶莹细致。不过，他在晚年时对早期的作品颇有“自嫌诗少幽燕气”之慨了。 　　 八十七、杜运燮和他的诗 　　 　　“文革”结束之后，我也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许多久已断了音讯的朋友，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又“冒”了出来，和我也重新恢复了联系。杜运燮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新晚报》创刊那年（一九五零年），他是翻译兼编副刊，和我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后来他走了，他编的那个副刊《天方夜谭》就是由我接手的。 　　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也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 　　我是先识其人，然后才识其诗的。他写过一首小诗《闪电》，开头两节是： 　　有乌云蔽天，你就出来发言； 　　有暴风雨将来临，你先知道； 　　有海燕飞翔，你指点怒潮狂飙。 　　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 　　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 　　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 　　这首诗是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四十年代后期，他曾在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及华侨中学教书。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正是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大概他是因为看到当时的那个正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中国有感而发吧？但这几句诗写的，不也正是有点像他自己吗？ 　　他最出名的一首诗《滇缅公路》，写于战时，也是充满激情的： 　　路，永远兴奋，都来歌唱啊！ 　　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的坐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样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在朦胧中， 　　溢着亲密的呼唤、人性的温暖， 　　于是更懒散，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而，就在这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担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车的黄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足而微笑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华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袁可嘉评论这首诗的特点是把“静止的公路作为动物来写，使它进入充分的动态”。诗人是以跳跃的想象，歌颂这条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公路。 　　但杜运燮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诗像冷静的智者一样，观察万物，用隽永的语言，用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写。举他两首分别写于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小诗为例： 　　异邦的旅客像枯叶一般， 　　被桥拦挡在桥的一边， 　　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 　　“低头思故乡”“思故乡”…… 　　仿佛故乡是一颗橡皮糖。 　　（节录自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月》） 　　一年年地落，落，毫不可惜地扔到各个角落， 　　又一年年地绿，绿，挂上枝头，暖心窝。 　　无论多少人在春天赞许，为新生的嫩绿而惊喜， 　　到秋天还是同样，一团又一团地被丢进沟壑。 　　好像一个严肃的艺术家， 　　总是勤劳地，耐性地，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 　　写了又撕掉丢掉，撕掉丢掉了又写，又写， 　　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 　　（《落叶》，一九六二年写于北京） 　　新奇的比喻，机智活泼的想象，在这两首小诗中可见一斑。 　　三十年前，有九个年轻诗人出了一本他们在四十年代所写的作品选集，名《九叶集》，杜运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王辛笛、杭约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称为“九叶诗人”。艾青在近作《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这样评论他们：“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卡笛、穆旦、杜运燮……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尚未为外界知道的“佳话”是，艾青这篇文章原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在这段评论“九叶诗人”的文字中本来还有一句“这是属于四十年代后期的像盆景似的园艺”的，后来有人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艾青重读《九叶集》也发觉这句评论是不大符合事实，因而当他把此文交给北京的《文艺研究》刊出时，就把这句话删了。 　　杜运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马来西亚吡叻州出生的华侨作家，在当地读完初中回国就学，毕业于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革”期间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则是被打入“牛棚”。有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件在当时被目为“大胆之作”的事，他在受批斗之余，闷极无聊，居然敢写信去给当时也被打入“牛棚”的巴金，问巴金借一部《陆游诗集》。陆游虽然是宋代爱国诗人，但在“文革”期间，陆游也是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此事甚趣，原来因为陆游写的一首《钗头凤》词中有句云：“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因“东风恶”犯了大忌，故而古代诗人亦不免获罪矣）。巴金也居然寄了给他。 　　最后要说一说杜运燮的“近况”，他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以介绍国外知识为主的杂志《环球》担任编辑工作。上月（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三日，他接受西德有关方面邀请，赴西德访问。定期半月，这两天大概正在回国途中。 　　 八十八、古文字研究的交流 　　 　　我对古文字是门外汉，金文、甲骨文都是一窍不通。但师友之中，却不乏在这方面很有研究的学者。 　　去年容希白（庚）先生给我写了一幅字，三十多个字，我只认识三个，还是从字形方面猜测，侥幸猜中的。同行的朋友笑说：“想不到我们读了几十年书，在容老面前，变成了文盲。”容老去年已八十四岁了，我不敢耗费他的精神，只好在回到香港之后，才请棪斋（李棪教授）替我译出来。棪斋是研究甲骨文的，金文的造诣也不弱。他说我认得三个字已经不错，我道好在容老写的是金文，假如写的是甲骨文，我恐怕更是一字都不认识。 　　棪斋去年（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是研究在山西侯马车周遗址出土的“春秋末期晋卿赵孟主盟的载书群”，颇受学术界重视。 　　在香港的师友中，另一位对古文字的研究大有贡献的是饶宗颐（选堂）教授。他不但在海外学术界的知名度很高，大陆的学者读过他的著作的也不少。上月中旬，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来港，前几天中文大学一班教授在豪华楼设宴招待，我和主客双方相识，也参加了这个宴会。商老今年七十八岁，还是健谈得很，席间他就和我谈及饶宗颐写的那本《在巴黎所见之甲骨文录》，那本书是饶教授在二十年前写的，近年他致力于楚帛书的研究，贡献更大。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今年的年会在广州举行，日期是从十一月三十号开始，准备开七天，十二月六号结束，商老已于上月二十九号回广州了。据我所知，饶宗颐教授亦已获得邀请，比商老早一天去了广州了。大陆文史方面的学术团体邀请香港同行参加他们的年会，似乎还是第一次。内地现在提倡学术研究，看趋势中港的文化交流正在方兴未艾呢。 　　 八十九、文坛祭将诗 　　 　　“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人写了《文坛祭将诗》十首，纪念因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名作家，传诵京华，海外读者则似知者较少，因选录五首，略加注释： 　　悼老舍 　　故国春心托杜鹃，沉冤十载向黄泉。 　　龙须沟畔吹雷动，最苦相思女店员。 　　《龙须沟》、《女店员》是老舍在大陆解放后写的作品。他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时，即因不甘受红卫兵之辱，被迫投水的。 　　悼何其芳 　　虎踞文坛此将才，诗情如酒好怀开。 　　芳心一点冰壶在，滚滚延河入梦来。 　　何其芳早年有散文集《画梦录》，颇得文艺青年喜爱，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在“鲁艺”任教，写了《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名诗歌颂“新世界新生活”。大陆解放后曾任作协书记。 　　悼孟超 　　红梅阁事喜翻新，善恶由来不改辕。 　　仗剑凭君作厉鬼，何妨死后报仇冤。 　　孟超有《李慧娘》剧作，是根据京剧《红梅阁》改编的。“文革”期间，被批为“借厉鬼报仇而攻击党”的大毒草。 　　悼吴晗 　　文心史笔两相彰，论到刚柔欲断肠。 　　千古奇冤一朝雪，青天原不舍强梁。 　　悼邓拓 　　驰名左海称军少，夜话燕山正兴浓。 　　喜见春风杨柳月，连翩少女步遗踪。 　　吴晗、邓拓是“三家村”的主要人物，吴以写《海瑞罢官》而得祸，邓则是因《燕山夜话》蒙受“御批”。人所共知，不必细述了。《文坛祭将诗》的作者郭隽杰是名作家陈迩冬的女婿。负有文名之人难得，而受祭者竟那么多，思之令人悲痛。 　　 九十、于右任的一首词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前夕，屈武在北京发表一篇文章，向蒋经国进言，希望国共进行第三次合作。屈武是已故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又是蒋经国的同学，因此文章能否收到效果是另一回事，这篇文章让他来做倒是很恰当的。 　　于右任的文学修养很深，诗词都写得很好。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曾有《诣翠亨村》一诗，诗云： 　　山围海绕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 　　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 　　将孙中山先生比做“圣人”，可知他对孙中山先生是如何崇拜。当然，孙中山先生也是当得起“圣人”之称的。 　　不过于右任虽然是国民党元老，在政坛上却不甚得意，有个小故事可以作为例证。 　　抗战期间，他是监察院长，位高无权，蒋先生对他是“尊而不亲”的。有时，甚至连个“尊”字都做不到。那时他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的老鹰岩，每日坐汽车回家，都要经过检查站。某次，因他的司机得罪检查人员（此辈均是特务），不但司机被捕，他的座车也要接受检查。他下车说理，那班特务气势汹汹云：“中央大员应以身作则，院长亦应守法。”其实当时的“中央大员”如孔祥熙辈，家里的佣人也可免受检查的。后此事为何应钦所知，他的司机方得开释。于右任气极，立上辞呈，移居成都，并写了一首《浣溪沙》词： 　　歌乐山头云半遮，老鹰岩畔日西斜，清琴远韵出谁家？ 　　依旧小园迷燕子，剧怜苦雨冻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 　　论者认为此词意内言外，怨而不诽，堪称佳作。他的辞职虽被挽留，而此词则已遍传人口矣。于右任早已去世，女婿屈武今年也已八十二岁。屈的文章中并记有于右任送给蒋经国的一联： 　　计利当计天下利 　　求名应求万世名 　　 九十一、于右任的诗 　　 　　于右任去世前写有一首《望大陆》【注】中有句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读之令人凄恻。这首词在他女婿屈武写的文章中也引用了。 　　【注】这是于右任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的无题哀歌，《望大陆》之名是后人所加。全诗为：“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人情同其怀故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去国怀乡，人之常情。不过于右任的思乡比常人更浓而已。一九五九年，亦即他随“国民政府”入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他也曾写了一首题为《基隆道中》的诗，诗云： 　　云兴沧海万山低，港口阴晴更不齐。 　　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 　　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不迷。 　　宿愿犹存寻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 　　“鸡鸣故国”一句自注云：“谚云：福州鸡鸣，基隆可听。”可惜他重返故国寻好句的“宿愿”不能得偿。 　　我在本栏所引述的于右任的诗词，都是他晚年之作，写得比较深沉蕴藉，其实他早年的诗，却是以粗豪慷慨的风格自成一家的。举他在辛亥革命前写的一首《从军乐》为例：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如此！ 　　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斓斑照青史。 　　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 　　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 　　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 　　侮国实系侮吾民，伈伈伣伣胡为尔！ 　　吾人自当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 　　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 　　大呼四万万六千同胞，伐鼓摐金齐奋起！ 　　壮烈情怀，真足顽廉立懦。 　　于右任也擅写对联，他挽孙中山先生一联： 　　综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功，真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视同尘土； 　　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由，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间。 　　概括孙中山先生一生，熔经铸史，人皆誉为大手笔。 　　 九十二、红线女演出的新“王昭君” 　　 　　和番？和亲？悲剧？喜剧？ 　　“我今独抱琵琶望，——”红线女一首《昭君出塞》的主题曲，疯魔了新港两地观众。 　　“昭君出塞”是悲剧还是喜剧，说起来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杜甫的咏王昭君的诗（《咏怀古迹》五首之三）说：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是一种看法，着重一个“怨”字。 　　但王安石在《明妃曲》（两首）中则大做翻案文章，一则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再则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又是一种看法。着重“相知”二字。既然失意无分南北，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阿娇（其实对王昭君而言，甚至做“阿娇”的机会都没有），倒不如在番邦得到个知心夫婿了。 　　两种看法，演成三种剧本。第一种是写“昭君怨”的，结局是王昭君投崖自尽（在粤剧《昭君出塞》之前的剧本大都如此）；另一种是曹禺的近作《王昭君》，他比王安石更“进一步”，不是只着眼于汉恩、胡恩的深浅，也不仅局限于夫婿是否知心，而是一反前人的见解，从“民族友谊”出发，把王昭君写成怀抱着“匈汉一家”的崇高理想，是一个自愿“和亲”，而不是“和番”的“勇敢女性”。他是把《昭君出塞》写成喜剧的。 　　不过，想来曹禺也遇到棘手的问题，王嫱的崇高理想，是怎样孕育出来的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无以感人。 　　第三种是红线女这次演出的剧本，看来似是介乎二者之间的。 　　先悲后喜较合理 　　曹禺的《王昭君》据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写的。他曾经和一个访问过他的记者谈及：“那是一九六零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蒙汉人联婚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他要我写个王昭君的剧本。” 　　台湾大学出身的留美学人刘绍铭在评论曹禺的《王昭君》时，虽然不以“遵命文学”为然，但却赞同曹禺这种写法。他说：“在曹禺的这个剧本出现以前，昭君这个汉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国人的想象中是‘和番’而不是‘和亲’，一字之差，就足以说明在曹禺以前我国‘想象文学’作家对这一历史人物‘传说’态度的不同了。那毫无疑问，是大国沙文主义想像力之结晶。”（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六日的台湾《中国时报》）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台湾的留美作家李黎，去年十月，在上海访问巴金时，谈到曹禺的《王昭君》，她就是这样提问的：“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当成接受一个任务来做，是不是个好办法？王昭君以一介民女身份，不但有偌大见识，而且远嫁匈奴后，比咱们志愿支边的知青还适应得好？”巴金也只能“玩笑地”承认“这是他还有点三突出！”（“三突出”是“四人帮”时代的一种文学理论，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突出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不能有缺点的。） 　　两千年前的王昭君真的就有那么大见识和崇高理想？的确是值得怀疑的。 　　比较来说，粤剧的《昭君出塞》就合理得多。它是写昭君先悲后喜的。“人生小别亦凄惶，何况长辞父母邦。……几番勒马回头望，锦绣江山再见难。”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何独昭君？她是到了匈奴王亲自来迎接她，看到了匈奴王为她在塞上建造的江南故乡景物，深受感动，这才转悲为喜的。匈奴王的一句唱词“有道是日久他乡即故乡”，打动了她的心。 　　王昭君的独白 　　曹禺写《王昭君》，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经过二十年方始写成。他不但博览有关王昭君的史料，并且去了内蒙两次，访问了当地的马头琴大师巴主和一些老一辈的族人，搜集了汉蒙两族有关王昭君的传说，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对曹禺的写法（他把王昭君写成了抱着崇高理想自愿和亲的勇敢女性），尽管有人不同意，但对他的写作技巧，尤其是文字方面，则似乎是众口交赞的（最少我就没见过相反的论调）。 　　刘绍铭在论曹禺的《王昭君》一文说：“在戏剧性经营方面，曹禺真是宝刀未老。他善于制造情节，卖弄关子。其得心应手处，如四十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对一般读者和观众而言，最能防止他们打瞌睡的，莫如制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冲突的气氛。传统的反派人物毛延寿既不在场，曹禺就用温敦（呼韩邪的妹夫）来代替。这个阴谋家陷害单于、嫁祸昭君的种种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观众关心的对象。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个中翘楚——流利漂亮而时见诗意。” 　　他尤其欣赏曹禺在剧中用的“西方式的独自”，例如下面这段： 　　王昭君（望着墙外的春天）： 　　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我来陪伴？难道这青松翠柳，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 　　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又宫漏，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样长！ 　　姑娘啊，你错了未算，欠思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宫墙。 　　不错，这段独白岂止具有“诗意”，它本身就是音韵谐和的诗。 　　合欢被怎能飞上天 　　曹禺写的《王昭君》，惟一令刘绍铭不满的地方，是曹禺在结尾时候所用的一个象征手法：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来，就忽忽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飞走了！ 　　飞上天去了！ 　　你们看，天上，天上！那不是大雁？那不是合欢被？ 　　（大雁在空中鸣唳，一片光明的彩云在蓝天里悠悠飞过。） 　　刘绍铭认为这是曹禺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过，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假如用电影形式表现，合欢被被风吹走，接着天空出现金色大雁，白云悠悠飞过，这样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戏剧性的浪漫联想吗？在现实的世界中合欢被当然不能飞上天化成大雁，但在文学的创作上，我认为是不妨运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技巧的。 　　刘绍铭是研究曹禺的专家（他曾用英文写作《曹禺论》，是一九六六年写成的）。一九八零年四月，曹禺访美，他也得到了和曹禺见面的机会，并写了一篇题为《君自故乡来》的《曹禺会见记》。 　　说来有趣，他的《会见记》写道：“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的剧作的评价会高许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那时我没好好考虑到，第一、曹禺写《雷雨》时（一九二三年），年纪才廿三岁。第二、而且也是最要紧的一点，他的作品与易（易卜生）、契（契诃夫）、奥（奥尼尔）诸人比起来虽然失色，但在中国话剧史上，他实在是一代宗师。”对曹禺著《王昭君》的看法，他也有若干修正。 　　在美国参加会见曹禺的台湾作家还有夏志清、李欧梵、白先勇、水晶、陈若曦等人。夏志清和陈若曦也都写了文章。内地大陆和台湾的作家，这一两年在海外常有交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