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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传记纵横弹·引子：孙宜学《金庸传》
笔者许久之前，便颇欲以当前的数种梁传为题，成一系列文章。然而机缘巧合，屡次想起复屡次搁浅，终未能一肆口舌。历数迄今市面之各种梁传，就笔者眼界所及，即有：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刘维群《梁羽生传》、孙宜学《梁羽生新传》，外加一部介乎传记与散文之间的《梁羽生传奇》（费勇、钟晓毅合着），勉强已够四种，只以孙传新购而无暇细览也。今日于天津图书馆中，偶逢孙氏《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见猎心喜，遂翻至记新派武侠小说崛起之处，拟从其叙梁氏出道的经过，略窥其梁传的水平。哪料方看数行，即决意将书借走，不忍令之荼毒后学。今择要披露于下，凡其荒谬乖张之处，直恨无朱笔圈起，权以[]点明耳：
第一部武侠小说出世
在《新晚报》工作，金庸在心情上要比在《大公报》工作时愉快得多。这可能与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有关：看看电影、写写影评、跳跳芭蕾毕竟比做电信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相对轻松愉快得多。但或许最重要的是：《新晚报》的编辑风格与他崇尚自由的天性比较相投，也是因为他在这里得到了两个对他的一生意义深远的朋友：一个是罗孚，一个是与他志趣相合的同事梁羽生。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这两个同事，金庸也可能不是现在的金庸了。金庸和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棋，尤其他们的围棋水平，都可以挂上业余段级。工作之余，摆上营垒，杀个你死我活，不亦乐乎！
棋下得多了，就有了心得，就想与人分享，于是两人就又都写起棋话，就像在棋盘上互不相让一样，两人的棋话好像也在较着劲而写，一篇比一篇精彩。
棋不分胜负，棋话也不分胜负，两人就都想拿自己的秘密武器来压倒对方：谈武侠小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话题一起，才发现谁也不比对方知道得少；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其中的人物、情节谁都能如数家珍；朱贞木的《七杀碑》？连其中人物的业余爱好两人都可以顺口道来……两人都明白自己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就把“杀气腾腾”的气势不知不觉地收起。但聊还是聊，而且是口如悬河地聊，遇到激动处也难免慷慨激昂，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迈。但书生论兵，毕竟犹如纸包火炭，没遮没拦容易，但要用于实际战争，可能威力就不够了，还需要不断地给他浇油煽风才行；若不小心让它灭了，也得有人重新把它点上才行。
幸运的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两个盟主的诞生所需要的这两个条件，不经意间全都具备了。油，是[一九五二]年轰动香港的两个拳师的擂台比武，点火的就是精明绝伦的罗孚。这一打，打出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派崭新天地，这一点，点燃了万千读者劈劈啪啪燃烧的心。一个新的刀光剑影的世界，就此徐徐拉开了序幕。
两个比武打擂的拳师，一个是太极派[吴公权]，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因为香港不允许在港打擂，擂台就设在了澳门。消息传出，本就喜欢热闹的香港人不禁激动起来，报纸传媒看准这是个新闻热点，一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在自己的报纸上开辟专栏，为这件事推波助澜，大肆宣扬。虽然最后的比赛并没有像市民们翘首以待的那么紧张刺激，跌宕起伏，两个拳师三拳两脚，就决出了胜负，但这件事本身在市民间引起的激动，却久久难以消失。《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是个绝顶聪明的报人，他敏锐地看准这是个机会，就先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光”。罗孚灵机一动：既然市民那么喜欢比武打擂，何不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呢？不但读者一定会喜欢读，报纸不也可以借此提高知名度吗？罗孚能想到这一点，也和他知道自己手下有一帮平时谈起武侠小说就“张牙舞爪”的“武将”有关。虽然他现在不敢说他们写出来的小说到底会不会受欢迎，但他敢肯定的是，只要他们能把他们平时说出来的那些话写出来，就足以吸引读者了，现在关键的是想办法把这些能说会道的“说将”变成老老实实的“写将”。于是，他先看起来满怀信心但不无忐忑地去找梁羽生。“小梁（或者是梁先生、羽生、梁君、梁兄、羽生兄……），你注意到这次比武了吗？”他笑容可掬地对梁羽生说。
“爱武之人，这种盛事怎能错过？不过，这种比武也太乏味了。就那么几下子，完了！比我脑子里的比武场面差多了。”梁羽生一派大侠风度。
“有门！”罗孚暗喜。他趁热打铁，和颜悦色但又不无刺激地说：“你看没看出这件事可以做点文章。”
大家都是报人，自然是一点就透。
“可以啊！如果趁现在这股武侠热写点武侠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一定会大受欢迎。”
真是心有灵犀。
“你看能不能把你脑子里的那些精彩场面写下来，把你们平时说的那些再加加工，就可以？”
罗孚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说完这句话后要耐心地等梁羽生考虑一会儿。
“没问题，”没想到梁羽生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写出来的一定还要比说出来的好。”
罗孚大喜过望，连忙说：“那这事就说定了。我马上去安排广告。”
中间只隔了一天，这算是梁羽生构思的时间，在第三天上，新派武侠的第一篇作品《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读者打开报纸一看，就再也放不下手，他们惊喜地看到了比打擂更好看的武侠小说，《新晚报》的销量也因此大幅度上升。新派武侠小说的一片灿烂田地，由梁羽生翻起第一锨泥土，此后众英雄各显神通，一起在这片田地里培花育苗，使新武侠小说逐渐兴盛发展起来了。
（下文略）
私家侦探按：上述引文，出自孙宜学《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团结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第一版。
众所周知，新派武侠小说之崛起，应直接归功于一场“擂台比武”，孙氏评之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两个盟主的诞生所需要的这两个条件”之一，固然不错；把“吴公仪”错为“吴公权”，或属校对之疏，但将此事自一九五四年提至一九五二年，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一九五四年是武侠小说发展史出现划时代巨变的一年，梁羽生在该事件中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孙氏连这个都能搞错，真不知其梁传要如何落笔。当然这个错误并非孙先生的独家原创，另一位梁传作者李斌先生亦是如此。他们或许是参看了罗孚《侠影下的梁羽生》，才把这个错误承袭下来。但最早提出“一九五二”年的，恐怕却是舒巷城，他的《杂写梁羽生》刊于一九七七年香港《镜报》首期，比罗孚那篇文字要早了十余年。然而舒巷城也好、罗孚也罢，他们出错还情有可原，倒是孙、刘两位先生，于传记中如此重要的问题，竟能错至这个地步，可着实教人皱眉。
孙氏的第二个错误，是对梁羽生性格的虚假描述。这种写法未必绝后，却多半空前。笔者查阅任何一篇涉及梁羽生出道的文字，尽管细节皆有不同，但前提总是一致：对写武侠小说这事，梁羽生推脱过，或“不好意思”过、“腼腆”过；绝非“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孙先生这段描写，真是别有慧眼、独具特色，不仅将梁羽生的本色一扫而光，还特意添了句“我写出来的一定还要比说出来的好”，实乃生花妙笔、鹤立鸡群之奇文字也！尤其孙先生精心结撰的罗孚说词，更是绘声绘色、入木三分，将这位商人的奸猾本色描述得淋漓尽致，既有一肚子小心眼，又未雨绸缪的“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可惜他门缝里看人，竟把梁羽生瞧扁，浑忘记后者与他“都是报人”，彼此“心有灵犀”，自然“一点就透”，竟教他“大喜过望”。据此推想，则孙先生的《梁羽生新传》恐亦是部十分宏伟的巨著，将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传主形象。按说文言中“宜”字也有“应该”之意，只不知孙先生是否本名“宜学”？若果如此的话，那就令人不得不佩服其父母的远见──孙宜学，孙氏当真好学。
本文写到此处，似已无法摆脱“挖苦”之嫌，但仍要笔锋一转──以上感概，都是据孙先生《金庸传》中涉及梁羽生的文字而发，却并非就整部《金庸传》而发。其实孙先生这部《金庸传》，整体水平还是不错的，落笔时并不局限于“侠坛金庸”之传，而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记叙金庸的社评，这便写出了“社会金庸”之传，使读者获益更大。何况孙先生那些描写梁羽生的文字，虽然近乎梦呓，但也不会误导“前人”；至于他那部梁传，倘若塑造的是同一个梁羽生，并且果然得以广传的话，那也只能流毒无穷的遗害后人而已。
究竟孙版梁传其细节若何？且待笔者看罢通篇，另行分解。
〇六年八月廿七日
羽生传记纵横弹·凤顶：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
去年八月廿七日，笔者曾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正雄心万丈，打算撰个系列，将诸种梁传逐一评点，怎奈计划随即耽搁，迟迟没有下文。今晨翻检旧作，偶然见到斯文，不禁爽然若失，回想这五个月来的风云变幻，只觉恍如隔世，于是提起笔来，且借费勇、钟晓毅合着之《梁羽生传奇》，浇一浇心中块垒。
正文之前，当先交待所据的版本。听闻此书又于二〇〇〇年重版，买来比对之后，发现内容完全一致，并无任何出入，实际乃是“一版二印”。这亦暴露了内地出版行业的无知。该书面世极早，比第一部梁传约早三年，因此流传很广、影响亦大，但真正算是“传记”的篇幅，却仅有第一部分“名士风流”而已，区区五十二页，尚未抵通篇的八分之一。
“名士风流”共分六章，依次为：“少年词人”、“扎根岭南”、“误闯武林”、“自成一家”、“迷于棋道”、“安于平淡”。将梁羽生自少年至封笔的人生历程，勾出了大致的轮廓；同时还用“迷于棋道”一章，描写武侠之外的梁羽生，虽说篇幅甚短，但终究聊胜于无。
我们且由第一章“少年词人”说起。两位作者似有意模仿梁羽生的“例附诗词一首”，遂引他一九四四年的词为全书开篇。词虽好词，问题却暴露于接下来的正文之中。请看：
一九四四年，一位名叫陈文统的广西少年禁不住内心翻涌的激情，写下了上面这首《水龙吟》。他那时神往的，是作一名洒脱豪迈的词人，将天地间的美丽与神秘凝注于笔端，开创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八年以后，他对于古诗词的沉迷，“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侠骨柔肠；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遗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
文字美则美矣，但[]标出来的内容，可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一九四四年的“八年以后”，自然就是“一九五二年”，这便不符合梁羽生出道于一九五四年的事实。两位作者在开篇即犯下这等错误，着实有些可笑。然而看下文第三章“误闯武林”中，又写明“1954年”，却又端的让人不解。两位作者究竟以什么心态，来写这些文字？一错到底也还罢了，但前后自相矛盾，却只反映出态度的不谨。
同是“少年词人”一章，内中还有一段：“梁羽生从小受到的都是传统的教育，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平稳，使他日后的创作有平实的一面，却缺乏鲜活的灵气。一些观念、教条，成了一种束缚，使他不能放开心胸去写作。”这个论点，恐怕有失偏颇。据笔者个人的意见，所谓的“观念”、“教条”，似与梁羽生的左派立场有关，不可简单归因于“传统的教育”和“经历的平稳”。更何况梁羽生的经历，其实并不平稳，据他《冒险到底》的自述，毕业后竟一度被列入黑名单，遭人追捕，迫不得已才远走香江。不过这是梁羽生在二〇〇二年才披露的，费勇、钟晓毅两位先生著书过早，当时不知此事，亦属情理之中。
次之是第二章“扎根岭南”，其中提到：“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这当然都是作者的臆断。梁羽生《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中明确写道：“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过此文写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两位先生撰书时，若不与梁羽生联系的话，自然也难知晓。
第三章“误闯武林”，内收天地出版社“梁羽生系列”作品列表一份，作者认为天地版“收录了梁氏的绝大多数作品，总共三十二部。”这应是据那份列表而产生的错误推断。该表实为伟青书店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代理的伟青书店版梁羽生小说的目录，并不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的目录。因此才会缺少《武林三绝》、《武林天骄》与《武当一剑》三书。但天地版“梁羽生系列”则收录了后两部作品。两位作者于此事的失考，直到第二版仍未纠正，大约是确乎没见过香港天地的版本。
至于随后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倒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一部仅仅五十二页的“梁传”，竟能存有如许多的错误，并且流传甚广，就未免教人有些遗憾了。
〇七年六月十七日修改
羽生传记纵横弹·燕颔：刘维群《梁羽生传》
在已经逝去的二十世纪里，只有一个人曾为梁羽生立传，那就是刘维群。刘先生的梁传，完稿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两个月后即被出版，至今仍是梁传中页数最多、水平最高者。大约梁羽生当时，也在默默等待一个肯为他写传的作家，因此便将所有能够公开的事情，通通告诉了刘维群。这就决定了刘维群的《梁羽生传》，自他开始采访梁羽生的那一天始，便注定要有许多内容被后人继承。例如其对传主幼年生活的叙述，就几乎被三年后的孙宜学重抄一番。所以刘传的面世，是有着为日后各种“梁羽生传”奠定基础的深远意义的；但刘传的价值固然很大，问题却也不少。一个直观的弊病是枝叶繁多，全书有将近一半内容，都被用于介绍梁羽生的朋友或故人，未免有些喧宾夺主。这是以宏观而论，若由微观角度去仔细阅读的话，问题就更多了。
首先是态度问题。刘传中有很多内容，是简直可以当成笑料来看的。例如第三〇五页，作者注明要引《萍踪侠影录》，实际引的却是《七剑下天山》。这绝非填写书名时的笔误，因为他在次页将《七剑下天山》又引了一次，所以他的意图只能是想从两部小说中各取一例，用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但最后却鬼使神差的把同一部小说引用了两次。似乎在他看来，《七剑下天山》与《萍踪侠影录》，乃是一部小说的两个别名。更有甚者，在书末附录的《梁羽生作品年表》之中，竟写错了三部小说的书名（侠古丹心、鸣镝风云录、风雨雷电）。粗心至此，自然可受千夫所指。
其次仍是态度问题，但并不如上述所举之甚，流毒也相对较轻。刘维群在后记中自称：“我的意愿，是想为坊间提供一部有关梁羽生先生生平事迹最为详尽和尽量准确的研究参考资料。”以目前现状而言，“最为详尽”确乎已经实现，并且读者如肯放宽标准，则“尽量准确”也还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然而刘传虽对“梁羽生生平”做到了“尽量准确”，但在其它方面就未必尽然了。例如附录的《梁羽生生平年表》，“1955年9月”一条写着“年底金庸离开《大公报》”，自然有悖事理。因为金庸当时正在《大公报》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直到转年一月才告结束。何况正文第三四四页也很明白的写着：“可是金庸的变化可就大了。他早于一九五七年谢绝《大公报》的挽留，辞去编辑的职务，而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工作。”所以作者并非不知金庸离开《大公报》的时间，而只是没把附录的年表放在心上，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核对过年表。对年表的失察，刘传还有一处。年表中梁羽生的生日是“1924年4月5日”，但正文第廿一页却说：“梁羽生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午时分”。其间的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类似的问题，又如第三二一页：“到了后来，梁羽生的创作欲之盛，竟至不单为上述两个报纸写稿，还同时为另外两份报纸《周末报》和《香港商报》提供武侠小说。”这种叙述，颇有问题。只要翻翻刘传附录的年表就会知道，梁羽生根本没有为《周末报》和《香港商报》同时提供武侠小说的经历。作者在后记中坦言“全书的取材，涉及梁先生作品本身的不多”，那么他在此或是无意涉及传主的创作史，故意含糊代过。只是含糊也要有个限度，起码不能抹杀事实。更何况读者还有年表可资核对。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第四九八页：“不过，因梁羽生是《大公报》的职员，后来更成为一名专任撰述员；故而其作品只能在《新晚报》和《大公报》上刊登。及至稍后，由于武侠小说十分风行，别家报馆争相向梁羽生约稿，结果有三家与《大公报》和《新晚报》同属左派阵营的报纸得以获得梁羽生数部新作的版权。”这里也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梁羽生专任《大公报》的撰述员，事在一九六二年间，若按照刘传的年表看来，那时《周末报》、《香港商报》与《正午报》早都发表过他的作品了，“及至稍后”云云，实令人难以信服。
除了年表与正文的出入之外，刘传中还存在正文与正文间的矛盾，并且尤以全书第二十二章为然。该章第一节“武侠小说处女作问世”中，称《龙虎斗京华》为：“这是梁羽生首部武侠小说在《新晚报》上连载的第一篇文字，时为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但第二节“浩繁的卷帙”却说此书：“从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日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两个段落相隔不过数行，日期却并不一致，这实在太过荒唐。不过，第一节里虽写错了时间，“星期三”倒没有写错。或许刘先生在写“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时，又鬼使神差多添了个“一”吧。
刘传集中存在的另外一类问题，是考据的问题。这其实亦是态度问题的一种，因为几乎都是作者想当然的结果。我们虽不排除梁羽生交给作者的参考数据，本身就存在错误的可能，但作者若未经核实便秉笔直书，却终究有所失察。如刘传第四九八页：“梁羽生的连载武侠小说首度在港结成书册，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龙虎斗京华》；由香港伟青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为五十年代中期。”且不说香港地区，有没有“伟青出版社”的问题；但梁羽生的首部小说，乃是由文宗出版社所出版。作者在此不但搞错了出版社，连“伟青书店”的名字也一并搞错，真怀疑他是否见过实物。但写了这些错谬之后，仍不知足，还非要画龙点睛再添一句：“这家出版社其实是上海书店的分支机构”。遂将笑话闹得更大。须知伟青书店自始至终，都只是创办者沈本瑛先生的私产，并不是什么书店的分支。像这样的细节，倘若果然不知，那么弃之不写，也就是了。又何必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信口妄言呢？毕竟传记是不同于小说的，一旦错了，流毒更甚。
在撰写此文之前，笔者一直隐约记得，梁羽生曾说刘维群的《梁羽生传》，“写的很有良心”。然而写到此处，不禁疑窦丛生，在网上查了一下，梁羽生接受sina采访时，确曾说过“刘维群写的很有良心”。于是便更觉奇怪。或许是因其它两部传记，质量均逊色刘传远甚，所以梁羽生才迫得非提刘传不可？稍后目光一转，落在前后文间，又顿时微微一笑，心中了然：原来梁羽生只是说刘传在谈及《金庸梁羽生合论》时，“写的很有良心”。仅仅如此而已。
主持人：还有网友对您和金庸都熟悉，比如您以佟硕之的笔名写的你们的《合论》，想问您对四十年前那篇《合论》做不做修改？
梁羽生：不，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很多书谈论到……这个问题大家看《梁羽生传》，刘维群写的很有良心。
〇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羽生传记纵横弹·鸢肩：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
“尽管本书写作的时间只有近四个月，但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却费时半年之久。”看到李斌先生“后记”中的这句话，笔者不禁长叹一声。原来这部传记前前后后，也不过就写了一年而已。作者未免太急了些，否则也许能和刘维群的《梁羽生传》并驾齐驱，亦属难言。然而事既如此，多说复有何益。
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二〇〇一年三月出版，版权页号称二十万字。但据正文看来，每行最多也就二十八字，若以三十个字算，则每页二十五行，最多也就是七百五十字。全书算上附录与后记，总共二百五十五页。这就是说，即使本书从头到尾都被文字填满，也不过十八万七千五百字而已，更何况还有段末的大量留白，实际恐也就是十五万字上下，诈称二十万，实难令人信服。当然这种虚张声势，在目前已是屡见不鲜，至少市面上的三部梁传，就莫不存有类似问题，李传不过其中最甚的罢了。
在书末的“后记”之中，李斌先生很坦诚的谈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特别是其中“传记毕竟不同于小说，若将传主彼时彼地的动作、语言和想法都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读者反而会生疑了”几句，隐隐似是针对刘维群的《梁羽生传》，但却说得颇有见地，着实击中对方要害。然而李斌尽管说得十分先进，可他写出来的梁传之中，仍存在较严重的失察。
例如第七二页中，关于吴陈擂台比武的时间，先说是1954年，后说是1952年，两种说法仅隔一个段落，并且次页又改回1954年，可谓十分混乱。第八六页：“于是在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其实二者只差一年稍多。第五七页认为“在梁羽生的报人生涯里，他在《新晚报》副刊担任编辑的时间最长”这亦不合实情。第九二页引刘伯端为《白发魔女传》所写之词，此词原是针对岳鸣珂与铁珊瑚的恋情，但李斌引用时并未予以说明，很容易令读者误以为是就卓一航与练霓裳而言。
若说以上问题，都是粗心所致。那么李传之后，有个十分奇特的问题，足可引起重视。第二〇二页提及“广西梧州的一家影剧小报”缩写《云海玉弓缘》，“并不道明此文是缩写或改写，很能欺骗读者”。不知李斌写这段文字时，是否有实物作为依据？若由他知道该报第八版注销的所谓梁羽生题给该报的“武侠小说”而言，他应该是了解细节的。但该报“文字缩写”的负责人亦在同版注明，为何他竟不知？或许透露这条消息给他的人，并未交待全部情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斌在下文里说，梁羽生看了这个缩写本后“啼笑皆非”。那这个人恐怕十有八九，乃是梁羽生本人。）
当然李传亦非全无可取，至少关于作者作品的部分，字数就要超过之前的刘传。有些方面如作品创作历程，以及内地盗版盛况，写的比刘传详细了些，同时还谈到梁羽生作品的影视改编情况，这是刘传未能涉及的。因此李传写的虽然简单，却毕竟是在刘传基础上更进一步，涉及面也更加宽泛了。至于其缺点也很明显，每节文字都十分单薄，整体看来更像一个有待完成的提纲，让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
〇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羽生传记纵横弹·蜂腰：孙宜学《梁羽生新传》
二〇〇二年一月，山东友谊出版社推出了孙宜学先生的《梁羽生新传》。名曰“新传”，实则乏善可陈，不少篇幅都是对刘维群《梁羽生传》的重写，写法上也比刘传更加接近小说。同时刘传的一些问题也被孙传继承下来，例如孙传第一三九页，说《龙虎斗京华》的第一期连载“发表在1954年1月21日的《新晚报》上”，就显然是照搬刘传而来。甚至正文与年表中传主生日矛盾的问题，也被彻底继承下来。孙传第七页说“1924年3月22日，梁羽生急不可耐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年表则写为“1924年4月5日”，两个时间都与刘传惊人一致。甚至谈伟青书店时，也循刘传之说：“在香港，最早将梁羽生的连载小说结集出版的是香港伟青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龙虎斗京华》，时为50年代。”不止同样忽略了文宗出版社才是首家梁羽生小说出版机构的事实，连“伟青出版社”的称谓也如出一辙。除了继承刘传之外，孙传还直接把《金庸梁羽生合论》略作修改，充当其第六篇“佟说之风波”的主体。
孙传中的错误，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上面所说的继承刘传而来的错误，二则是无意中露出的新错误。例如孙传第七页中，梁羽生出生时，其父陈品瑞“已经28岁了”，如此推算则陈品瑞应为一八九六年生人；但第五四页又说一九四四年秋天，“他父亲这时已经50岁”，明显自相矛盾。第一四三页：“《龙虎斗京华》结束不到一周，第二部《草莽龙蛇传》就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谈’专栏开始连载，而且一连就是近一年”，一句话包含两个错误，其实这两部小说的间隔乃是九天，而《草莽龙蛇传》也只连载了半年。第四一四页，认为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一年内就将梁羽生的35部武侠小说全部出版发行”，也与事实相悖。至于更荒唐的，则数第三二页，竟直指梁羽生的第八部作品《冰川天女传》为其“第12部武侠小说”。此外还有些更加细致的问题，第一五一页引百剑堂主（陈凡）为“三剑楼随笔”所写《“正传”之前的“闲话”》，并非原文，而是结集出版时经过修订的文字。第四〇二页谈内地盗版给梁羽生带来的损失时，称“80年代初，有人为梁羽生算过一笔账”，这也无甚可能。因为八十年代初时，内地的大量盗版尚未开始，这笔账必须要到九十年代才能计算。
对于梁羽生创作历程的叙述，孙传虽然所涉不多，却也颇有错误。以第一四八页为例：“《塞外奇侠传》连载完毕，梁羽生随即为《大公报》开辟了武侠小说栏目，并从1956年2月开始，在该专栏内连载了与前几部相比更加成熟的《七剑下天山》。”其实《塞外奇侠传》的发表，要比《七剑下天山》晚约半年。并且孙传的叙述，也与他附录的年表矛盾。年表里虽未写明《塞外奇侠传》的发表时间，但却将其列于《七剑下天山》之后。
当然孙传亦非一无是处。首先说来，孙传对梁羽生小说的品评文字，就超过了刘传与李传。虽然他只评了《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寥寥几部，但毕竟已是进步。其次是某些资料，比刘传稍为详细了些。如第四〇三页，就点明了当年为梁羽生追讨版税者，乃是丹晨。这是刘传所未写明的。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孙宜学在写这部《梁羽生新传》时，并未继承他在《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中那些描述梁羽生出道的文字。这真可谓是绝大的进步。
〇八年一月一日
精品回复
天山游龙：
品读侦探大作《羽生传记纵横谈》，不由想起当年大学期间，在书店乍见费勇、钟晓毅合着的《梁羽生传奇》那种惊喜的心情，终于盼到了一部专门为羽生先生写传的书，当时尽管各得该书未能尽善尽美，但仍有爱不释手之感。
之后慢慢见到了其它关于羽生先生的传记，侦探文章所评述的四部传记，个人拥有三部，其中刘维群先生的《梁羽生传》为05年到北京时羽生堂主所赠，缺的是李斌先生的《琴剑书生：梁羽生传》。
应该说，相比于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个人对他的传记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忽视，感觉中相比于铁马金戈、激荡人心的小说，传记之类的书籍一般都是较为平淡，以前还有一个不好的想法，觉得主要喜欢的是小说，至于作者本身的人生简单了解也就是了，没有必要知得太深，也正是这个想法使个人一直对羽生先生的传记类书籍限于泛泛了解。
后来随着同网上朋友的交流，阅读其它朋友的文章尤其是侦探的文章，方觉之前想法的浅薄。近两年来通过侦探的文章，越来越感受到作者的作品往往同作者的人生阅历、思想历程是分不开的，透过书外看作品，往往能够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个人尤为感激侦探及其它关注于这方面的朋友。
以上几部传记，除了费勇、钟晓毅的《梁羽生传奇》外，其它的“传记”涉及羽生先生的作品部分确实是较少，也是个人一直不甚喜爱之原因。然以上几部“传记”毕竟为羽生先生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就羽生研究这一领域而言毕竟功不可没，尤其是刘维群先生的《梁羽生传》记载数据之详细，其贡献还是让人感激。
与阅读小说相比，对传记的阅读更需要有平静的心境，而对数据的考据、真伪的辨别更需要扎扎实实地下一番大的功夫，侦探在通读以上四部传记的基础上，经过扎实的考证，既阐明了以上四部传记的优缺点之所在，更对其中一些明显或不明显的错误予以更正，而作了《羽生传记纵横谈》的系列文章，感觉中这篇系列文章无论对羽生先生的人生研究也好、作品研究也好，其意义之重大值得梁迷为之致谢，其实梁学研究更需要如侦探般的扎扎实实数据收集、考证，这些工作影响是深远的，个人近两年来更是获益斐浅。
期望早日见到一部属于侦探自己的“梁羽生传”成书出版。这个愿望如能实现，相信对羽生先生的研究意义将是重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