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梁”谈起
　

　　金梁旗鼓相当，为什么不是“梁金”而是“金梁”呢？除了金庸之作少而精外，更主要的是因为金庸拥有明报系列，成为报业鉅子，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接见宴请它，美国总统邀其共商国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地位高于梁羽生，更加上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组织一大批作家学者为金氏捧场，掀起“金庸小说热”，搞出一门“金学”来。倘若梁羽生不为稻梁谋，早十年金盆洗手，出齐全部修订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再邀一班学者评论家研究梁著，未尝不可搞出一门“梁学”，来个“梁金”呢！这是梁氏的悲哀，更是香港社会的悲哀。
　　　　──潘亚暾：《推陈出新的梁羽生》

　　关于“金梁”的叫法，恐怕最早的出处是在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即“同说之”）所写的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梁羽生出于自谦的缘故，将两人的次序写成“金梁”，还费了不少口舌解释原因，甚至联系上了一个也叫“金梁”的清代进士，就是怕当时的梁迷有意见。可见在六十年代，梁羽生的影响力至少是不比金庸差的。后来金庸的名气渐渐超过梁羽生，评论家们都用“金梁”的叫法则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金庸也没有谦虚，算是默认了这种叫法。
　

　　对金梁两个人的各种评论文章数不胜数，其中绝大多数是扬金抑梁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主张金梁并立的，而梁羽生的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可以算是其中比较客观的。即使是今天再看，他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很正确的。但后来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恐怕就是梁先生当初没有想到的罢。
　

　　梁羽生共写了35部武侠小说，整整写了三十年。他的作品按时间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期（前期），这个阶段他初入江湖，写作手法还很接近旧派武侠（尤其是白羽），《龙虎斗京华》和《草莽龙蛇传》是为代表，此外，《塞外奇侠传》似也可归入此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成熟期（中期），他确立了新派武侠鼻祖的地位，也同时带动起港台无数的作家写起了新派武侠小说（包括金庸），《七剑下天山》可以看作是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梁羽生最好的作品几乎都出现在这个阶段，如《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大唐游侠传》、《云海玉弓缘》等等；第三个阶段是平稳期（后期），这个阶段梁羽生的主要写作精力已经从武侠转到其它方面，而且他的创作力和想象力已远不如从前，虽然写法有所创新，但作品仍显得比前一个阶段的平淡，其中较好的是《广陵剑》和《武林天骄》。
　

　　金庸只写了15部武侠小说，作品不多却使他成为新派武侠真正的天王，充分说明他的武侠小说成就之高。如果给他的作品分阶段的话，恐怕应以《飞狐外传》为界，胡斐是他笔下最后一个侠客，其后的张无忌、石破天、令狐冲都不能算作真正的侠客，更不用提那个韦小宝了。

　　关于作品

　　一、整体结构
　

　　金庸小说的整体结构极为严谨，而且作品篇幅越长，架构越是严丝合缝，丝毫不显拖沓。比如《天龙八部》，篇幅最长，主角最多，可是整部书启承转合，没有一处显得生硬；故事更是奇峰迭起，高潮如海浪，一波波接踵而来，让人看得不忍释卷。让人敬佩的是，他的15部小说都是精品，而且越写越好，至最后一部《鹿鼎记》也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梁羽生的特点则不同，他的作品一般都是开篇极为精彩，但写到最后大多流于平淡。就连代表作《萍踪侠影录》都有这个问题，张丹枫与云蕾的结局颇显突然，连他在创作最高峰的作品尚且如此，何况其它时期的作品。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他自认为结构最好的是《还剑奇情录》。（他还认为金庸的作品结构最好的是《雪山飞狐》，金庸自己也承认他在《雪山》的结构上花的心思最多。）在我看来，他的作品结构最好的当是《白发魔女传》和《云海玉弓缘》。

　　二、文字
　

　　金梁的文字功底大概是新派武侠作家中最好的两位，尤其是梁羽生，他的古诗词功力无人能出其右，在这点上，金是远远不如梁的。
　

　　金庸在文字上的最大特点是他的文字即不是纯粹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白话文，半文半白，并有意识的不用现代白话的新词汇。用倪匡的话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这话说的当然有点过，但金庸的文字，当真是最适合用在武侠小说上的，读来十分酣畅，且轻松易懂，一点也不费力。汉语之美，在金庸的文字中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梁羽生的文字则如他笔下的侠客，名士气度，温文儒雅，古典气息甚浓。他的古文水平极高，各种古诗词随手拈来，给他的小说营造了一种美妙的意境。他本身又是个很好的词人，为小说所做的诗词每每有珠玉之笔，而且他沿用古代小说的回目写法，所作回目联也佳作多多。前面说过，金庸在这方面是不及梁羽生的，他为《书剑恩仇录》及《鹿鼎记》等书所作的回目联多不符平仄，还在《射雕英雄传》中闹过宋女（黄蓉）唱元曲的笑话。（据说因为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指出了很多金庸的缺点不足，导致两人的关系从那开始交恶，当然也许同两个人在政治上的态度不同有关。）

　　三、历史
　

　　历史又是金梁二位的长处，但两人相比，应该还是梁羽生更胜一筹。
　

　　金庸是学法律的，而且他颇有外交上的能力，据说当年他差点进入外交部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外事人员。后来他能创办出《明报》，并将其办成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除了他在武侠上的影响以外，恐怕也跟他在法律和外交的能力有很大关系。虽然他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毕竟是世家子弟，在文学上的造诣不必说，他对历史也颇有研究。譬如《笔血剑》后面附录那篇《袁崇焕评传》，即可看出他对明史有相当的研究。（我在“松间”曾说过，这部《袁崇焕评传》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但算不上好的人物评传。不过金庸为了写这篇作品，所作的详尽的考究和他对袁崇焕所倾注的极大同情，是不能抹煞的。）将历史融入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创造历史，甚至改变历史，是金庸的特点。《鹿鼎记》中一个韦小宝，如此一个不堪的人物，居然由小到大、上山下海、从中国到外国，一个人几乎主宰了那一二十年的中国史。可读者即使知道那不是真的，也会看得津津有味，这就证明了金庸活用历史在作品中的水平之高。但金庸是有误导不懂历史的少年的“嫌疑”的，如果少年们看过他的作品，想当然的认为历史就是那个样，倘若会有这样的影响，金庸是逃不掉干系的，谁让他的小说写的那么好呢？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的专业亦不是历史，而是先修化学，后学经济，但无论化学还是经济，却好像从未使用过。他是历史学家简又文的亲传弟子，又与历史学家金应熙相交莫逆。他在历史上的造诣，完全可以称得上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甚至可称得上是专家。（据说他退休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可惜大概是身体上的原因，这个愿望他一直没能完成。）如果说金庸是将历史融入小说，那梁羽生则是把小说融入历史。他的作品其实既是武侠小说又是历史小说，除了很少的野史之外（如吕四娘刺雍正），都是严格依据正史的。比如他对《萍踪侠影录》中的“土木堡”之变、《大唐游侠传》和《龙凤宝钗缘》中的“安史之乱”等的描写同正史的描述是相差不多的。《女帝奇英传》对武则天的再评价，让我们看到了与其它史家笔下描述不同的另一个武则天，这是否可以看作梁羽生的一大历史贡献（虽然有些过度拔高武则天的形象）？！所以，梁羽生的小说其实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历史的辅助教材。梁同金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既使是完全描写江湖的《云海玉弓缘》，也很明白的交待是发生乾隆年间的事情。还要指出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是没能力主宰和改变历史的，即使是强如张丹枫，亦不能化解重重的历史矛盾。这其实既是小说中主人公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何尝不是梁羽生的无奈。

　　四、人物
　

　　前面说过，金庸小说似可以《飞狐外传》分界，依据就是胡斐是金庸笔下最后一个正格的侠客。胡斐之前，陈家洛、袁承志、郭靖都是极正统的侠客，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才应该是侠客所追求的理想。郭靖是金庸笔下最成功的正侠，也许影响也是最大的（“憨郭靖，俏黄蓉”，的是金庸笔下最佳男女恋人搭档）；胡斐以后，侠气渐消，邪气渐长，可举萧峰作例子，萧峰何等英雄气概，可惜他杀性太重，聚贤庄一场大杀，多少让他高大的形象首了影响。甚至连他笔下的女性都有这个特点，前期的霍青桐、阿九、黄蓉、程灵素，与后期的赵敏、任盈盈等相比，人物形象无疑更鲜明的多。前期的作品中，都有可与男主角相媲美的女主角，到了后期，可以说女性地位越来越低，《侠客行》、《天龙八部》、《鹿鼎记》甚至没有真正的女主角，也算一大缺憾罢。不过金庸的另一个特长是塑造邪派人物，《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真让人恨的牙根发痒，再如《天龙八部》中一系列的邪派人物形象，可以说都邪到了极点，却邪的各有不同，从这个方面说，金庸对“人性本恶”的认识是无比深刻的。（难怪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时《辩题“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当时还是复旦大学大二学生的季翔(二辩)用《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举例去拍金庸(评委)的MP了，可算是拍到了点儿上了罢？！）
　

　　几乎所有看武侠和研究武侠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梁羽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远远好于男性，金庸是重男轻女，梁羽生则是重女轻男。看看梁先生笔下的女侠群像吧，白发魔女练霓裳、冰川天女桂冰娥、散花女侠云蕾（于承珠）、蓬莱魔女柳青瑶，还有澹台静明、吕四娘、谷之华……，哪一个不是英姿飒爽、个性和形象鲜活、可爱又可敬的的女子。梁羽生无疑是尊重女性的，不似金庸笔下的女子多是永远依附男性的，似乎都是为男人而活，少了很多作为人的个体独立的人格。但梁先生亦有缺点，他塑造了很多颇“高大全”的女性形象，比如聂隐娘、吕四娘、武玄霜等等，这些女子都很完美，但太完美却似少了女性应该有的光彩。所以我们还是喜欢柔柔弱弱的云蕾、野性十足的练霓裳、高贵优雅的桂冰娥，她们都不完美，却更似活在我们身边的真正的人。“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不能不提张丹枫。即便梁羽生如何重女轻男，张丹枫还是他笔下最好的人物。名士型的侠客，张丹枫已是极至，无论从什么角度去分析他，他都像所有人心中最理想的人物。所以说是理想，是因为他完美的让人相信他只能活在人们的理想里，我们可在他的身上发现人性中所有的美德，我曾将他与金庸笔下诸侠比较，得出的结论还是他最完美。而同时张丹枫还有脆弱的一面，譬如他因失恋而变得疯癫、又与上官天野一场大哭，让我们知道他也有执迷放不低的时候，于是他虽是理想，却还是一个鲜活的人。前面说过，即使强如张丹枫，仍不能化解历史的矛盾，这是张丹枫的无奈，也是侠客的无奈。（正如萧峰的死，其实是他无力化解重重矛盾的一种解脱，让人既无奈又悲凉，所以，历史的进程中，侠客永远不是真正的主角。）宁可无武，不可无侠，武只是个手段，侠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是梁先生一贯的原则，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梁先生为什么会塑造出那么多特点相似的侠客了。

　　五、门派武功
　

　　少林、武当、峨嵋……这些门派似乎是每一部小说都必须有的，也就是说，这些门派已经成了武侠小说的必要元素，成了传统，金梁这两位当然也未能免俗，不过两个都不曾将这些传统的门派作主角，相反，他们都自创出了新的门派，而且还将其发扬光大了。
　

　　金庸很偏爱华山派，他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中袁承志就是华山派的弟子，到了《笑傲江湖》，令狐冲亦是华山子弟；当然他笔下最有名的伪君子岳不群也是华山掌门，另一位著名的伪君子又是华山掌门──《倚天屠龙记》中的鲜于通。我们还从他的笔下了解了武当派和峨嵋派的起源，张三丰开创武当不用说，他还让郭襄成了峨嵋的开山祖师。他创出的新门派也有很多，最有名的应该算是“古墓派”了吧。再说武功，若论武功种类的丰富多彩，恐怕无人能出其右。用温里安的话来说，“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武功，是个性的投影，情绪的表现，身份的象征，也有很深的寓意”（温里安：《天龙八部欣赏举隅》）。也就是说，把武功人格化，符合使用者的性格和身份。看萧峰的“降龙十八掌”，何等神威凛凛，那种气吞天下的气势，也只有萧峰才有，你很难想象“南海鳄神”也会使“降龙十八掌”？！再一个例子是《笑傲》中“琴棋书画”四友，每个人的武功都是基于“琴棋书画”的，小说中四友同令狐冲的那场比武，可算是武侠小说中极经典的一战，一点不激烈血腥，反而让人看得心旷神怡，打斗写到如此，可见金庸的功力。而金庸对大场面的描写亦是一绝，比如几次“华山论剑”、《倚天》中光明顶一战、《笑傲》封禅台一战，还有《天龙》中的几场大战，全是经典。
　

　　梁羽生的小说是同天山派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明清系列，几乎全是以天山派门下作主要人物的。天山派始自霍天都，而天山剑法是霍集天下剑法之长（当然包括他自己的剑法）创造出来的，但天山派武功最基本的心法却源自张丹枫，这样算来，天山派的源头应始自玄机逸士。若向后推的话，天山派至“新天山七剑”（不是包括楚昭南、辛龙子等人“老天山七剑”）、唐晓澜父子发展至顶峰，然后从唐嘉源开始声势渐弱，已比不上金世遗、江海天师徒，金的武功是正邪合一的，但他正派武功的心法却也是源自天山，这样算来，他也是天山派的旁支。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一个门派作主角，恐怕在所有武侠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天山在梁羽生心中的地位。梁氏笔下的武功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正邪分明。正派武功堂堂正正，讲究打好根基，循序渐进，修习时间越长，功力越深，没有快捷方式好走；邪派武功则正好相反，功力高深并不跟修习时间成正比，功力增长很快，但所有的邪派武功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修炼到一定地步会“走火入魔”，于是小说中的邪派任务所做的坏事很多是因为要偷正派武功的心法而引起。“正邪分明”这样写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看得多了难免令人生厌。同样武术种类也不多，如天山剑法“大须弥剑式”、“追风剑法”，掌法“大力金刚手”、“绵掌”，邪派武功“修罗阴煞功”、“玄阴指”，这些武功几乎每一部书中都会出现，让人看过后感觉梁羽生不是想象不出其它的武功，而是有偷懒的嫌疑？！相比较而言，反而是“双剑合璧”这样的绝世武功出现的次数不多，只在《萍踪》至《广陵剑》这四部小说中正式亮相过，而这四部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张丹枫！（恐怕也只有张丹枫这等人物才有这样的“待遇”罢！一笑。）梁羽生自己说过，他对打斗技击的描写是从写实逐渐转向浪漫的写法。前两部作品《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对打斗的描写就基本上是写实的，不过因为他自己不懂武术，所以闹过不少笑话（因为他最喜欢的武侠小说作家白羽就是写实派，不过白羽也不懂武术，他开始是同一个懂武功的人合作写武打场面的，后来两个人散伙后，白羽也就写不出以前的水平了），转向浪漫派其实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他的浪漫打斗当然比不过金庸，但他却将写实融入了浪漫中，每招每式都交待的极清楚，加之他特有的名士派写法，使他笔下的武打场面都有强烈的梁式风格。前面说过，金庸很善于描写大场面，而这个却是梁羽生的一个很大的缺点。虽然任何大场面都会有比武的描写，可在他的笔下，比武好像是永远是先比硬功、再比轻功暗器、然后是掌法剑法，双方主将的对决最后则永远是对掌比拼内力，然后突然出现另一个人（当然武功更高）把两个人的对掌解开，于是邪派知难而退，正派皆大欢喜。相比较而言，他写的最好的大场面当是《云海》中孟神通岷山会斗群雄那一战，限于篇幅，不再详述，但这一战的是大大突出了孟神通的形象。

　　六、爱情
　

　　略。（因为我想我还不够资格谈爱情。）

　　从反面看金庸

　　一、武侠界的左右派
　

　　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新中国成立，毋庸置疑这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此时的金庸刚刚被上海《大公报》派到香港《大公报》工作，然而面对如此重要的事件他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让我们无从猜测他当时的心境。50时代前期，金庸几乎当上了新中国的外交官，但由于他的出身是地主，必须先受训写自传交代，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这使得他打消了作外交官的念头。（这件事的后果之一是金庸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或许是这个原因，金庸从此慢慢的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右派”。
　

　　梁羽生则与金庸不同，他一直是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拥护者。学生时代与他亦师亦友的金应熙就是共产党员，到了《大公报》，与他相交莫逆的罗孚、陈凡（即《三剑楼随笔》中“三剑”之一的“百剑堂主”）、聂绀弩等人也都是中共党员，耳濡目染，使得他不可避免的在政治上倾向共产党和新中国。而他这种政治上的倾向也间接反映到了他的作品中，甚至《慧剑心魔》这部作品因为这个原因还遭到了很大的批评。实事求是的说，梁羽生并不算是个真正的左派，但在香港那样的政治气氛下，就显得格外“左”了。
　

　　1957年，金庸从《大公报》辞职，两年之后，《明报》创立，其后渐渐壮大，逐渐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而金庸的武侠小说自然是《明报》从小到大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恐怕也离不开它的新闻报导、时事评论和分析，尤其是金庸每天一篇的社论。而同时似乎也和以下几件事分不开，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陆爆发的“大逃亡潮”、差不多同时期中国开始的核武计划、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动乱、1967年香港因为劳资纠纷爆发的“六七暴动”、直到1989年北京乃至全国爆发的那场政治风波，《明报》在这些事件中“旗帜鲜明”的站到了以《大公报》为首的“左派”报纸的对立方，与《大公报》等报纸打了数次论战，每次论战的结果都是《明报》的版面扩大、销量大增。虽然在这些事件上，很难分得清谁是谁非，但我们能确定的是，金庸和《明报》正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走出了一条特殊的“成功创业之路”。

　　二、《金庸梁羽生合论》
　

　　1966年文革开始，其时身兼《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创办了一个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创刊伊始，罗孚想让金庸与梁羽生各对两个人的作品进行一番合论，这样既可让《海光文艺》显得比较热闹，又可借此打开刊物的销路。罗孚先找到了梁羽生，不久梁羽生就写出了长达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刊载在从创刊号开始连续三期的《海光文艺》上，按事先的约定，这篇文章没有用梁羽生的笔名，而是“佟硕之”，意即“同说之”。
　

　　我在这篇乱谈的开篇曾提到，梁羽生在《合论》中出于谦虚的缘故，把两个人的顺序称为“金梁”，还牵强的用一个叫“金梁”的清代进士作了附会。“梁羽生的主旨，是有关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不能影响学术上的讨论。他写这篇文章，既应该对金庸公平，也应该对他自己公平。因此，他是以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写《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的。……综观《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佟硕之’对梁羽生和金庸都有褒贬，而且褒贬得很有分寸，并非无的放矢，称得上是一篇颇有分量的文艺论文”（引自刘维群《梁羽生传》）。
　

　　但是梁羽生大概没有想到因写作《合论》还会遭到麻烦。其时金庸已经跟左派“划清界限”了，正是势不两立，因为梁羽生在《合论》中说了金庸的好话，先是《大公报》的几位头面人物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接着又惹得陈凡（百剑堂主）大怒，竟然警告梁羽生：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让人钦佩的是，梁羽生受了如此的委屈，却从未因之说出此事是罗孚出的主意，直到二十九年后，罗孚才知道梁羽生的遭遇。而梁羽生恐怕更没有想到也是在二十多年后，还有一场更大的风波在等待着他，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梁的《合论》刊载完毕后，罗孚找到金庸，希望金庸也能长篇大论一番，但金庸却婉言谢绝了。他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短文，登在了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即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这篇文章的全貌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只能从各种论述金庸和梁羽生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很少的一部分，在这里引用如下：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话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还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
　

　　……
　

　　“‘梁金’不能相提并论……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文章虽短，却很容易从其中看出当时金庸的写作态度甚至政治观点。我引用的前三段即可看作他对自己写作武侠小说的态度，如他说“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不论他写作的目的是否真的如此，但他毕竟还是表明了一种态度。然而且看引用的最后两句，如果“‘梁金’不能相提并论”这句话还可看作是自谦的话，那么后面一句话则显得颇不“厚道”。何谓不厚道？其时左右派几至互不两立，在文字上互相攻击虽然是很正常的，但金庸却不该在这种学术讨论的情况下把满腹怨气撒向梁羽生，梁的小说人物有没有“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梁在《合论》中从没有用过这样的文字去攻击金庸，金庸的这种做法，至少是缺了些所谓学者、大家的气度和风范。（在我来看，金庸甚至连自己所表明的写作态度都是很违心的，他的后几部小说就都是影射政治《或者说，批判当时中国政治》的，尤以《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为甚。）
　

　　梁羽生平白无故的受了金庸的挖苦，而且又挨了“领导”们的严厉批评，想来心情自是不好受。所以“《合论》事件”之后，金梁二人愈行愈远，曾经深厚的友谊也终于不复存在。当然后来两个人到了晚年又趋于和解，这也是后话了。

　　三、马屁声声中的金庸神话

　　金庸神话的形成
　

　　1980年，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倪匡写作的快手是很出名的，很快，《二看》、《三看》、《四看》陆续出版。在我看来，倪匡的这个系列正是所谓“金学”的起点（这当然有些高看了倪匡）。在台湾，远景出版社先是出版了十余本的《金庸研究丛书》，然后又出版了由董千里、林燕妮、三毛、叶维廉、柏杨、温里安、罗龙治执笔的《诸子百家看金庸》，一时间港台文坛掀起了研究金庸的滔天巨浪。而正在金庸小说在台湾大行其道之时，梁羽生的作品却因为政治原因，仍无法在台湾出版，直到1988年，才第一次被正式引进。
　

　　内地的金庸热也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不过开始只是热在读者群，而当时的金的读者也大多是中下层人，或者说是小市民们（需要说明一下，“小市民”这个说法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贬义词。反而是“知识分子”这个词让我颇为讨厌，类似的名词还有“文化人”、“文化界”，都不是什么好的词汇）。当时梁羽生的小说因为较早引进在内地已颇具知名度，甚至还被华罗庚称为“成人的童话”，这个情况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差不多，也是梁成名在前，其后梁金并立，最后发展到金庸独秀。到了八十年代末，内地学术界的金庸热也开始兴起，先是引进出版了《诸子百家看金庸》，其后研究金庸的学术作品越来越多，亦渐成汪洋大海之势。内地出版金庸研究著作最多的应是陈墨，其人至今已至少出版了金庸小说专论八部，还不包括其它研究武侠小说的作品。其余所谓“金学”研究较有名的还有曹正文、陈平原等人的作品。
　

　　九十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为金庸热提供了另一种舞台，越来越多的“金庸网虫”在各种讨论武侠的网站和BBS上纵横驰骋，成为神话金庸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倪匡的超级马屁
　

　　写到这里，似乎与标题不太对应，因为前面只提到了金庸神话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提到什么“马屁声声”。何谓“马屁声声”？因为在我看来，金庸神话就是在一个比一个响的“马屁”声中形成的。
　

　　在港台捧金庸“臭脚”的人很多，倪匡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倪匡此人早年因在内地受到“迫害”，1957年偷渡到了香港，从一个染厂的杂工逐渐成为香港的著名作家，想来曾吃过很多苦。大概是因为这一番经历，他对大陆政府的态度可说是恨之入骨，这在其作品中（尤其是他的科幻小说）有很明显的反映。倪匡的成名与金庸的关系极大，甚至可以说若没有金庸就绝没有如今的倪匡，所以可以想见他对金庸的尊敬，说难听一点，大概在他的心中，金庸简直就是他的“契爷”（粤语，意即“干爹”）。倪匡从没有间断过拍金庸的马屁，他的《我看金庸小说》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代金庸写了几十天的《天龙八部》（虽然后来金庸又把他代写的部分全部删掉了）就让他几乎把尾巴翘上了天，诸如此类，这些还不算什么，1995年初，他拍出了有金庸小说以来最响亮的马屁。
　

　　事情的源起是1994年底香港出版了冷夏的《金庸传》，由于金梁两人在人生道路上关系密切，书中不可避免的提到了《金庸梁羽生合论》这篇文章，再度引用了那段关于梁羽生名士气味甚浓，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并且写道：“一般认为，梁羽生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1995年2月，《明报》同时刊登了两篇有关此书的书评，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谈《金庸传》的得失的，却不约而同的就《合论》一文对梁羽生指名道姓的进行了一番指责，其中的一篇《读后闲笔》即是倪匡所作，引几段文字如下：
　

　　“全文有三点，不同意，而且反感。
　

　　“第一点，传一开始就大书‘百年一金庸’，像是褒词，但是颇莫名其妙。百年以前，有哪一个金庸？中国五千年历史，难道有生十个金庸么？且数来听听。
　

　　“金庸是独一无二的，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第二，作者屡把金庸小说和《红楼梦》并论，意思怕是百年之前，曹沾可与金庸并列？而且，在流行程度上，也如此并论。红楼与金著，在文学价值上，谁高谁低，或者这可以争论，但是在流行程度、普及程度上，红楼瞠乎其后，根本不能并论，这是事实，不容混淆。
　

　　“第三，说作者对武侠小说不是很内行，根据是屡将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与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来替自己增光，行为若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对武侠小说所知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这真是一派胡言！亏它《明报》还自诩为香港最好的报纸，居然会刊出这样的文章？！
　

　　倪匡的这三点，前两点简直没有必要反驳，恐怕会讲中国话的人（当然除了倪匡之外，只是不知道包不包括金庸）都会知道原因；第三点说“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并论”倒是金庸说过的原话（见本文前面《金庸与梁羽生合论》一节），可那是金庸说他自己没资格同梁相提并论。后来柳苏（即罗孚）写了一篇《两次武侠的因缘》，对倪匡进行了反驳（其实罗孚在1995年3月3日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了倪匡，也刊在《明报》上）。
　

　　此时的梁羽生已封刀多年，在悉尼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倪匡的这篇文章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至于金庸，也已经把《明报》的股份出售，正式退休了，他也没有对这次事件做出任何反应，所以无从推测他的想法如何。
　

精品回复
　

　　天山游龙：
　

　　梁金的比较，历来是武侠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有份量、有说服力的文章不多。个人眼中，价值性较高的除了羽生先生的《梁金合论》之外，就要算得上江南兄的这一篇《乱谈金梁》了，至于罗立群之类的文章那是不在话下的。个人初涉网络梁坛时，拜读了江南兄这篇大作后，激起了个人多少惊喜、多少叹服，原来羽生先生还有如此知音之人。江南兄之作可贵之一在于全面，先后从整体结构、文字、历史、人物、门派武功五方面进行比较，这五方面内容正是评价武侠小说所离不开的。尽管在爱情方面江南兄较为谦虚，未有表达看法，但相信江南兄日后会为本作补上重要的一笔。可贵之二在于客观。对金梁均是褒贬得当，既表现对梁著的赞赏，又不回避梁著的缺失之处，表现了一个资深读者的成熟理智。如对金书的整体结构、人物丰富性、活用历史的精彩赞赏，对羽生先生语言文字、历史客观性的肯定，对羽生先生笔下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出自己的解读，都是难能可贵的。可贵之三在于资料性极强，对知名文章的引用介绍、引用使得该篇文章更有说服力。可贵之四在于揭示了《金梁合论》前后的那一段往事，比起罗孚的文章显得更为详实，这正是羽生先生研究中一段难得的史料，通过这篇文章读者更能认识羽生先生那份文雅善良及处于不同时期而产生的烦恼，更为这样善良的人遭受的不公正而感到不平，而驳斥了倪匡等对羽生先生诋毁之言，更让梁迷读后解气。正如江南兄文中所说，金书的流行其中一个原因也得益于内地学术界中金庸热的兴起，丹枫也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相比之下，梁书的研究解读评论则较少，如江南兄这样的作品如能多点，当能促进对羽生先生作品的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