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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羽生先生以《龙虎斗京华》开启了“新派武侠”的先河，之后香港地区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共同打造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新派武侠”，同时期台湾地区先有郎红浣的京味武侠小说，后有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人构建的讲述纯粹江湖故事的江湖体系武侠小说，至六十年代末古龙成就“台湾新武侠”，与香港的金梁合称“新武侠三大家”。数十年间，“新派武侠”在港台两地蓬勃兴起，七十年代起港台两地武侠相互交流借鉴日增，至八十年代港台“新武侠”先后进入大陆地区，形成了大陆地区的武侠热潮，后又有自成一家的温瑞安，锋芒直迫“三大家”，九十年代末黄易独创“玄幻武侠”进一步拓宽了“新武侠”的创作空间，至今“新武侠”时代已是走过了60多个年头，期间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共同开启了一个武侠作品的黄金时期。
数十年间，围绕“新派武侠”的源头，“新派武侠”的定义等等，不同的武侠评论者、不同的武迷读者，却是意见不一，争论纷纷，至今未有一个统一定论。以下试就这一长期争议的话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不同时期的“新派武侠”
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固有对应于民国五大家为代表的民国武侠，但更主要是相对应于1955年之前香港本土的“广派”武侠。
古龙的“古龙之前无新派”之“新派”相对应以卧龙生等“台湾三剑客”为代表的“武林九大门派”独立江湖模式的主流武侠。
温瑞安的“超新派武侠”相对应于古龙的“新派”，即在古龙创造的“新派”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的独家“温派武侠”。
黄易的“玄幻武侠”相对应于之前从香港、台湾两大武侠体系到逐渐形成一统“新派武侠时代”，在“新派武侠”的基础上掺入科幻、玄秘甚至微量的艳情而形成的新风格。
“大陆新武侠”则是21世纪以来大陆地域武侠作家创作，既有别于之前港台武侠，更有别于之前受港台武侠影响甚深的大陆地区武侠作品。
在各自的历史意义上：
梁羽生“新派武侠”对香港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武侠创作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其创作的将“侠”放在家国江山动荡变迁，反抗异族入侵，张扬民族正气的武侠创作风格，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地区成了武侠创作主流，甚至金庸在前期、乃至中期都是走这样的创作路线，甚至直至今天，这种风格的武侠小说创作还继续影响大陆、港、台三地武侠创作，“开风气”之说梁羽生当之无愧。
古龙的“新派”则是走出了已形成模式化的台湾主流武侠，形成独创一家的“新派武侠”，并且其创立的“新派武侠”在之后又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台港地区部分作家的武侠创作。
温瑞安的“超新派”基本为其一家独有，更多是体现出武侠创作存在有别于传统武侠创作的多种创作途径，就目前而言，其探索意义大于历史意义。
黄易的武侠在于打破传统武侠创作的的一些局限和束缚，为武侠创作注入更多崭新元素，一定程度上使武侠创作出现了新的天地，同时也影响了其之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武侠创作特别是网络武侠创作。
大陆新武侠由于作家比较多，武侠创作风格也较多样，水平也参差不齐，其意义在于大陆地区的武侠创作真正形成有别于港台武侠的大陆新武侠。
“新武侠的开山鼻祖”梁羽生与“古龙之前无新派”之争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武侠小说分别在台、港、大陆三地兴起、繁荣、衰落、复苏，前后已达60个年头。60年间，三地先后涌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武侠作家，而武侠创作风格也一变再变，因此在漫长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中，“新武侠”也在武侠小说的创作长河中不断被赋予崭新的含义，一个时期的“新”放在更长的武侠历史中看，也终将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即没有永久不变的“新武侠”，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同时期所产生的历史意义。
在新武侠小说作家中，梁羽生被誉为“新武侠的开山鼻祖”，其原因在于1954年1月20日开始连载于《新晚报》的《龙虎斗京华》被誉为新派武侠开山之作。亦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源头伊始，《龙虎斗京华》一书奠定了梁羽生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地位。当然对此提出异议的意见也不少，如香港的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名家牟松庭（高旅）多次提出，其创作的武侠小说《山东响马传》时间还在《龙虎斗京华》之前，因此其本人更有资格获“新武侠的开山鼻祖”之称，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武侠小说家及其武侠作品被湮没，就《山东响马传》而言，即便许多资深武侠迷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作品，因此牟松庭先生此论影响不是很大。除此之外，台湾武侠界也常提出台湾本土武侠作家郎红浣、伴霞楼主等的武侠创作犹在梁羽生之前，即同牟松庭先生相同，均是以创作年限的比较对梁羽生的武侠地位提出质疑。
对梁羽生先生的地位提出异议当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也就是台湾武侠小说界提出的“古龙之前无新派”，提也即将古龙之前的武侠大家梁羽生、金庸、卧龙生、司马翎等等归入传统武侠（也有称旧派武侠），古龙则被誉为新派武侠的开创者，持这个观点的有如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力持这个观点；大陆、香港地区也不乏支持者，如古龙传作者《覃贤茂》也力持此论，除此之外两岸三地喜欢古龙的读者对这个观点也比较接受。
叶洪生先生在《论剑》一书中对“新派”武侠定义了“五大特色”：在文体上，摆脱旧式说书老套，运用现代笔法技巧，且尽量口语化，力求简洁；在创作观点上，打破传统武侠小说门户之见及“过招”窠臼，而以“气势”与一个“快”字诀取胜；在思想内涵上，以近代西方存在主义、行为主义及心理分析学之皮毛取代中国的儒、道、释三家生命哲学内容；在意象表达上，对于特定人物、武打与场景交融之描写，往往刻意营造出某种孤绝情境；在故事背景上，则一片空白，甚至完全不谈师承渊源，书主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未来。如果按照叶洪生先生提出的“五大特点”等同于“新武侠”，那毫无疑问“古龙之前无新派”的观点是可以成立，但是叶洪生先生对“新武侠”定义的以上“五大特点”，纯粹是提炼自古龙的武侠小说，即首先定义古龙武侠为“新派”武侠，然后根据其小说提炼出特点用于定义“新派武侠”，所定义的“新派武侠”基本上局限于古龙的作品，即古龙等同于新派，不免有“结论先行”之嫌。
另外台湾胡正群先生认为：“金、梁的小说只是‘变’而不能算‘新’。这象诗一样，《诗》三百篇诗，到了太康体、元嘉体还是诗，再到徐康体、齐梁体、玉台体、元和体、长庆体、西昆体，它还是诗。对这些，学者、论者仅能将千年以来的诗区分为古诗、近体诗或今体诗，而不敢称它是新诗，只是到了五四，胡适、徐志摩出现，他们的诗才算是新诗。同理，武侠小说只有到了古龙才算是新，才堪称之为新派，也正因为古龙的脱胎换骨、重临江湖，才又为武侠小说缔造出另一高峰。大陆的《古龙传》作者及知名武侠评论家覃贤茂先生对此论推崇备至。然个人认为，此论仅将武侠小说的变迁比拟于“诗的变迁”，但对于如何定义“新武侠”基本未提出有效的论据和论证，“诗”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迁的，“武侠小说”的历史同样也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安知从更长的历史看，胡适、徐志摩的“新诗”不会被归入为太康体、元嘉体的行列，同理古龙的武侠小说又会不会被金、梁乃至更远的还珠、白羽传统武侠的行列之中？
当前武侠评论界，影响较大而又呈现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主要还是集中于“梁羽生是开山鼻祖”和“古龙之前无新派”，观点的提出者多为资深武侠研究者、评论者，提出的观点也各有各的依据，并且也各有各的拥护者。但就目前而言，由于对“新武侠”缺乏一个为两岸三地武侠小说界所普遍接受的定义，因此这场争论在短时间内相信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与此同时，个人发觉，卷入这场争论的各方，很大程度上是把香港武侠小说和台湾武侠小说合并为一个体系进行讨论，即“梁羽生是开山鼻祖”涉及对象包括香港、台湾武侠小说，而“古龙之前无新”的“之前”同样包括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香港作家，这就涉及到当年的港台武侠是作为一个领域还是各自独立的领域问题，这也就涉及到以上两个问题是否能够成立，而讨论这一问题，也就涉及到港台二地武侠小说的交流问题。站在今天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大陆，对港台武侠小说的引进基本不存在大的障碍，而且习惯上我们对自八十年代引进的武侠小说大多统称为“港台武侠小说”，因此很多人想当然认为当年港台武侠小说界的联系交流应该会同今天一样，但根据有关资料，其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由于早期香港武侠尤其是“新晚报”系列的武侠有极浓的左派背景，因此在台湾社会一直处地“被禁”的地位，即便是后期政治立场“中间偏右”的金庸，其作品在台湾解禁也要至1979年以后，而前期虽有部分“翻版”或盗印作品，但由于受众范围所限，“其实质影响面并不大”（见叶洪生《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语），而梁羽生小说正式登陆台湾要至八十年代末，此时台湾武侠小说界已开始呈现衰败之象，梁羽生小说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而早期的台湾作家创作的武侠作品，虽也有部分登陆于香港，但在五、六十年代梁金创作的黄金时期，配合香港作家的“百花齐放”，台湾武侠小说要想在香港打出名气难度也是很大，更谈不上影响香港作家的创作。综上，可看出在很长的时期（以五、六十年代为主），港、台武侠实际上是从属于不同的武侠小说领域，彼此之间虽不能说“不相往来”，但实际相互影响与借鉴并不是很大。相对而言，由于香港处于自由港的地位，各派势力并存，因此台湾作家登陆香港的机会比较大，不排除香港作家的武侠创作对台湾作家有所借鉴，但大的影响应该是很少。
不同时期“新派武侠”的时代背景
梁羽生的“新派武侠”产生时代背景
就香港武侠而言，在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之前，盛行于香港的是“广派”武侠。广派武侠小说是指杂以“广府语”（即粤语方言）行文而言。这类作品最喜写“南少林”──福建蒲田少林寺──再传弟子洪熙官、方世玉、胡惠干及三德和尚等游侠广东的轶闻轶事。其创作内容则渊源于邓羽公之前导作品如《少林英雄血战记》；尤以《黄飞鸿正传》影响深广，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片集不计其数。从一九三一年起，邓氏即据清末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一名《乾隆下江南》）中人物故事，但反其道之，将“南少林”定义为正义一方，为其平反冤情；陆续撰写《至善三游南越记》、《少林英雄血战记》及《黄飞鸿正传》等书，成为香港武侠小说界开山祖师。真正的“广派”武侠小说始于高小峰（本名戴昭宇）。他袭用了邓羽公“忠义乡人”笔名，于一九三八年首次将粤语方言掺入《黄飞鸿》一书，状其声色，藉以吸引粤籍读者。流风所及，遂有陈劲（我是山人）、陈光（萃文楼主）等，亦相继杂以粤语写“半文言”武侠小说，于焉形成所谓“广派”风格。（摘自叶洪生《论剑》）。
昔年的“广派”武侠现在多已难寻，偶尔还能找到的同时也是“广派”武侠流传最广的要数我是山人的“南少林”系列，多以洪熙官为主角，著名的作品如《南少林恩仇记》（《洪熙官大闹峨嵋山》）、《洪熙官三建少林寺》、《洪熙官三战周小红》……系列作品讲述了少林、武当、峨嵋三派数十年的恩怨纷争，先后讲述了火烧少林寺、三闹峨嵋山、三建少林寺、大闹罗浮山、三探将军府等一系列精彩故事，小说以少林派为正面英雄，峨嵋、武当为反面鹰犬，正面人物如至善禅师、方世玉、胡惠乾、胡阿彪、洪文定，反面人物如白眉道人、冯道德、高进忠、白莲道人、白莲女士的塑造都颇见功力，其中尤为主角洪熙官最为出色，其在少林派遭遇劫难、生死存亡之关头，挽狂澜于既倒，百折不挠，三上峨嵋山，终报师门大仇；三建少林寺，重现少林威名，其形象即便与之后港台武侠小说中著名的角色相比，也是毫不逊色，也正因此洪熙官的故事在民间尤其是闽粤、香港等地流传甚广，时不时搬上银幕。昔年的“广派”武侠在香港地区基本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梁羽生、金庸同时期的著名武侠小说家蹄风一开始也是从事“广派”风格武侠创作，其作品有《血战古兜山》、《勇闯十三关》及《海南侠隐记》等“广派”风格的作品。但即便如此，由于“广派”武侠本土化过于浓厚，特别是夹杂了大量风言，使得其对粤港以外的受众不广。除“广派”武侠之外，民国时期“五大家”的武侠作品在香港也多有留传，特别是1949年之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全面遭禁，之前部分武侠作品在香港地区得以存留，杰出作品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深受武侠受好者尤其是非本土读者所喜爱，成为日后新派武侠创作的宝贵资源。
古龙台湾武侠“新派”产生时代背景
同时期的台湾武侠，1950年以前，台湾并未出现本土化的武侠小说，至1950年左右，有部分民国时期“五大家”的武侠作品进入台湾，这部分武侠作品同时也成为日后影响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1951年起，郎红浣开始连载其武侠作品《北雁南飞》、《古瑟哀弦》、《碧海青天》，成为第一个职业武侠作家。台湾报刊连载武侠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其创作武侠作品比梁羽生早了3年左右。郎红浣武侠作品带有浓厚的王度庐特点，运用京白对话时，状声状色，极为生动传神。描写旧社会之世家大户、风俗习尚、穿着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极考究。作品多以清朝为历史背景，并且往往将小说人物扯上满清皇家关系，人物为朝廷立功，皇帝主婚，封官许愿，大欢喜收场等情节多次重现。
郎红浣的创作，先后带动了伴霞楼主、成铁吾、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上官鼎等名家先后投身武林，特别是卧龙生1957年发表处女作《风尘侠隐》，1958年以《飞燕惊龙》打破郎红浣一统台湾武林的局面，同年（1958）年司马翎以其处女作《关洛风云录》一举成名，“剑神三部曲”进一步奠定了司马翎在台湾武坛的地位；1958至1959年间，又有诸葛青云的《墨剑双英》、《紫电青霜》连载出版，自此台湾武侠小说界出现群雄并起，形成了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三剑客分庭抗礼，多名武侠作家紧随其后的蓬勃发展局面，同香港“新派武侠”不同的是，台湾这一时期的武侠作品多数是抛开历史背景，以模糊的古代为时代背景，即便是有明确朝代，也很少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融合，主题多是江湖各大门派、正邪两派是江湖恩怨故事。并根据各个作家创作风格的不同、小说发表刊物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武林门派。
早期古龙也从属于这个江湖体系之中。古龙的处女作《苍穹神剑》仅比卧龙生的处女作《风尘侠隐》迟了3年，不过《苍穹神剑》及之后的几部作品，古龙尚未形成个人的风格，当然更谈不上“新武侠”。随后的《孤星传》、《情人箭》、《大旗英雄传》、《浣花洗剑录》等作品，古龙开始尝试为武侠创作注入新的元素，经《武林外史》、《铁血传奇》、《绝代双骄》古龙逐步摆脱了“三剑客”的影响，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依照武侠评论多数认可的观点，标志着“古龙新派”风格全面形成的几部代表作《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欢乐英雄》是1969年至1973年。在此之前，台湾武侠小说界以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为代表，多名武侠小说作家紧随其后的武林格局，称得上各大门派林立，秩序井然，至“古龙新派”武侠风格的全面形成，打破了传统武林的格局，开创了独树一帜、再造乾坤的武侠新纪元（叶洪生语），古龙也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界的代表人物。
同梁羽生首部作品问世即为香港武侠小说带来崭新气息相比，古龙的“新派”有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欢乐英雄》等作品标志着古龙“新派”达到了巅峰，之后古龙的创作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转折乃至衰退期。而此时，香港武侠小说界金庸于1972年封笔，梁羽生的创作进入中晚期，与他们同期的许多作家至70年代后不再从事武侠创作，古龙“新派武侠”成为港台两地最受欢迎的武侠小说。
温瑞安与黄易各自“新派武侠”产生的时代背景
古龙之后，80年代中后期温瑞安以《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和《少年四大名捕》系列等作品，再度求新求变，形成了温瑞安独有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其特点是进一步打破传统武侠小说甚至是小说的拘束，将传统小说叙事语言更进一步导向“诗化”，将标点符号进一步灵活运用，甚至改变传统文学作品的文字排列组合，形成跳动的文字面画，作品中夹杂大量的现代化语言，称得上将文字玩到登峰造极，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温瑞安一度在大陆台港三地武侠小说家中独领风骚，被誉为继金梁封笔、古龙早逝之后独撑武侠大局者，但之后温瑞安武侠创作由盛而衰，一晃十多年过去，“超新派”两大标志性作品《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和《少年四大名捕》系列均未完结，其在武侠小说界的风头迅速被崛起的黄易所取代，同时其高举“超新派”的影响也仅限于其个人作品，未得以进一步推广，当然“超新派”的创作在武侠评论者中毁誉并存，甚至毁多于誉。
九十年代，黄易武侠崛起香港，之后迅速红遍两岸三地，为武侠再注入新风。与温瑞安“超新派”着重于文字表述创新相比，黄易武侠的创新表表现在对於武侠的基本元素──武艺的追求上，他将其提升至“道”的地位，大大拓展了武学的可能性。在探索武道的同时，更进一步探索生命中的精神与潜力；在作品中随意运用历史素材，甚至运用科幻小说的元素，首度将“穿越”引入到武侠作品之中，且大受读者欢迎，同时为迎合现代商业需要及某些读者要求，黄易作品也大量描写香艳甚至“涉黄”情节，使得其作品有别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含蓄，具有极强的现代感，当前对黄易作品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但黄易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其不同于之前武侠作品的新风格，为武侠创作引入了更多的新元素及提供创作可能方向，单就这方面而言应该是得到大众所公认的。
梁羽生“新派武侠”之“新”
古龙、温瑞安、黄易等名家的作品所呈现出不同于之前武侠作品之“新”，在当前的武侠小说评论已基本得到公认。如叶洪生先生《论剑》一书中所全面论述“新武侠”的特点，基本可看作是古龙作品之“新”。之后温瑞安作品行文模式的诗化，黄易作品的趋于玄幻也是得到公认，当前反而对于梁羽生作品的“新”研究文章不多，造成的后果是空有“新武侠的开山鼻祖”之名，但支撑这一声名的研究文章却不多，因而年轻读者对此进行质疑也是理所当然的。根据个人掌握的有限资料，梁羽生作品在当年称之为“新武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954年梁羽生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迅速风靡香江，掀起了一股“武侠”新热潮。在整个梁著武侠小说系列中，《龙虎斗京华》及随后的《草莽龙蛇传》应属平常之作，但在当时所掀起的热潮却是之后梁著的大部分武侠作品所比不上的。究其原因，固有梁羽生厚积薄发的创作功力，更重要是在香港“广派”武侠的主流下，注入了一股崭新而充满活力的武侠风格。“广派”武侠活动空间主要以闽粤两地为主，《龙虎》中的地域要广大得多，北方大地、关外辽东、乃至漠北回疆尽收眼域；“广派”武侠人物以少林、武当、峨嵋等门派为主，《龙虎》中涉及的各门各派更为丰富；“广派”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少林、武当、峨嵋三派的恩怨仇杀，而《龙虎》直指民族危难之机头，英雄侠士所作出的选择及为之付出的斗争；“广派”武侠以文言夹杂粤语方言，《龙虎》以白话文为主夹杂古典诗词，更为非香港本土及年轻读者所接受，特别是1949年以后，大量的香港本土甚至非粤籍人员涌入香港，至少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无疑更接受《龙虎》的白话文风格，而对于本土人员，由于“广派”武侠小说流行已有十多年，所能发掘的小说资源可谓是发掘殆尽，一旦有新东西注入，自会迅速为大家所接受。即同当年流行一时、影响深远的民国传统武侠相比，《龙虎斗京华》中书写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塑造奔波于“为国为民”侠义事业又保持高度的自达到完美的结合的“侠士”，在民国传统武侠世界也是罕见的。无论是“前五家”的平江不肖生、赵焕民、姚民哀、文公直、顾明道，还是“后五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其作品同《龙虎斗京华》相比，都呈现明显的差异。
“新派武侠”自开始至今，梁羽生作为“新武侠开山祖”在当前仍然得到部分读者及武侠评论家所承认，但由于资料特别是香港早期武侠小说等资料的缺乏，个人无法考证这一说法形成于什么时期。就梁羽生本人所提供的资料来说，一是出自其化名佟硕之所作《金梁合论》中“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尽管如此，梁羽生初期的小说价值也还是不可一笔抹杀的，对“新派武侠小说”，他确是具有开山劈石之功。”一是出自其本人二〇〇一年赴香港浸会大学演讲时，曾明确谈及：“‘新派’是指当时一般香港人对《新晚报》武侠小说一派的称呼，好像我的小说、金庸的小说。”现在同时看待这两份资料，不难看出各自所提出的观点有明显冲突之处，那么究竟应以哪一份为主。个人以为，《金梁合论》固然出自梁羽生笔下，但该文章系用罗孚身份发表，因此文章中很多观点系站在罗孚立场而提出。评价《金梁合论》的观点，如与梁羽生在其它文章中发表的观点相符，可视为梁羽生本人的观点，如与梁羽生在其它文章的观点相左，则恐怕更多以其它文章中的观点为梁羽生本人的观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个人更赞同于私家侦探在其大作《梁羽生评传》中所提出的““新派”武侠小说，最初仅指《新晚报》所发表的一众武侠小说；尔后涵义逐步拓展，所有左派报纸的武侠小说，都可以称为“新派”；继而更连受金梁影响的台湾作家，亦都可以算是“新派”了。”即武侠小说连载之初，读者更多是将《新晚报》发表的武侠小说称之为“新派”人，随着《新晚报》体系的武侠小说尤其是金梁小说广受读者欢迎，而且他们所发表的小说也的确是同之前“广派”武侠小说乃至传统民国武侠小说有明显创新之处，因此作为《新晚报》高层乃至整个香港左派报刊阵地，也有意打造这一“新派武侠”的品牌，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且所打造的这一品牌也确实为香港读者乃至其它地域部分读者所接受。至于梁羽生本人，对这一荣誉不一定认同，但也未必完全反对，毕竟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即便有异议也不便公开“唱反调”。从现有的资料看，除了《金庸合论》之外，梁羽生很少在其它的公开文章提出相同的观点，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即便梁羽生不反对这一称号，至少也不大看重这一称号。当然由于从五十年代至2001年近五十年间，整个武侠创作都是向前发展的，梁羽生在五、六十年代本来不看重“新派武侠开山祖”这一称号，五十年间新派武侠又历经多次创新，至2001年梁羽生本人对此看得更淡了，这也有了香港浸会大学演讲时的明确表态。
“新武侠开山鼻祖”梁羽生与“古龙之前无新派”之争之我见
综上个人以为，在新武侠小说发展历史中，梁羽生的“新武侠开山鼻祖”与“古龙之前无新派”其实并不矛盾，在港台两地武侠小说各成体系的情况下，单就1954年的得香港武侠小说界而言，梁羽生作为香港“新武侠开山鼻祖”是当之无愧的；而相对于1969年左右的台湾武侠小说界，已全面形成“新派”风格的古龙也当得上“古龙之前无新派”的称号。那么，随后确立个人不同于前辈武侠风格的温瑞安、黄易是否称得上古龙武侠之后的“新派”，个人以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可，因为整个武侠小说创作都是不断发展的，单就“新”而论，毫无疑问，梁羽生是“新”于“广派”和“民国武侠”，卧龙生“新”于郎红浣，古龙是“新”于梁羽生和卧龙生，温瑞安“新”于古龙，黄易同样“新”于古龙和温瑞安。即便是将古龙之前的港台武侠小说合并为一个体系，“古龙之前无新派”对于古龙之前的台湾武侠小说甚至香港武侠小说同样自然是“新”，那么梁羽生对于香港、台湾之前的武侠是否也是“新”，同时古龙之后是否还有“新派”，如果古龙之后还有“新派”，那么对古龙“新派”的定位又应该如何？这些问题似乎很少得到讨论。因为如果“新武侠”仅仅是指以新风格、新的创作理念、新的技法，那么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在其历史条件的武侠小说创作基本上符合这一定义，一切“新”到最后都难免“旧”，梁羽生先生也曾借“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并且将“数百年”更换为“数十年”形容武侠小说的发展，因此不能仅以一个“新”字作为“新武侠”定义的唯一标准，这就涉及到，是否仅仅以创作风格定义“武侠新派”，是否还存在其它应予考虑的因素。
各个时期“新派武侠”的影响
就个人看法，定位“新派”，除了根据其创作风格、创作技法之新外，多少还要看创立的这种“新风格”在同时期及之后一段时间在一定地域所产生的影响，试谈一谈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各自作品在新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影响。
梁羽生的“新派”武侠的时代影响
1954年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炮而红，后有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登场，继金梁之后，一股强劲的“武侠风”在香港吹起，许多“大报”增加了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作家人才辈出，比较了出名的除了梁羽生、金庸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杨剑豪、梁枫、徐梦还……由于年代相隔久远，除了梁金作品外，其它作家的作品不要说是现在的武侠读者，就连专业的武侠研究者都很难觅到，这也给研究五、六十年代香港武侠黄金时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梁羽生本人评述“新武侠”特点：（一）从旧到新的演变。1、招式从写实到写意；2、同门师兄弟三角关系。（二）有比较清淅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三）重视中国传统，亦向西方取经；（四）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五）比较讲究章法及节奏；（六）“侠”的提升。同时梁羽生又提出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一）章回小说的脱胎换骨；（二）故事的“时”、“地”、“人”方面。1、时间大都选择：（1）外敌入侵，（2）民族矛盾深化。（3）政治腐败，官居逼民反，用当时“新史学术语”，即“阶级矛盾激化”；2、地点经常选择：（1）边疆地区，（2）北京与江南。3、人物方面：侠士、美人的结合。（三）爱情的矛盾往往采用“双方分处敌对阵营或出身背景差异很大”。（梁羽生《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在浸江大学的专题演讲》）
对于“新武侠”的特点，孙立川也作如下的总结：A、有清晰的历史背景，有新的、强烈的个人历史观。B、重视中国武侠小说的写实传统，亦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C、比旧武侠小说更注重“文学”内涵。D、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唾弃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写法及旧武侠漫无边际、过分渲染夸大武功的作法，同时，把“侠”的形象提升了，认为“侠”比武更重要。地点──以“边疆”（沙漠、天山、塞外），内陆则以“北京”、“江南”为主。人物──“侠士VS美女”。最后，还应当指出，他们常常是在继承传统的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而赋予创新的写作。（孙立川《新武侠文学诞生五十周年之回顾》），孙立川的观点多少有点借鉴梁羽生。
对于梁羽生提的以上“新派武侠”的特点和模式，再从梁羽生早期的作品《龙虎斗京华》至《白发魔女传》，金庸早期的作品《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这些特点和模式基本都可从作品中看到。对比“广派”武侠，这些特点和模式是突出；对比民国传统武侠，至少在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向西方取经、“侠”的提升等方面特点及时间选择、地点选择、人物选择等方面所呈现出的“新”都是明显的。也正因为梁羽生先行的“新派武侠”既“新”且生命力强，其对武侠史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是结束了“广派”武侠长达十多年在香港武侠小说界的统治地位，《龙虎》、《书剑》等一系列的作品问世之后，之前的“广派”武侠作家或停笔，或改弦易帜，即便继续坚持创作的，其影响力也是日渐缩小，数年间“新武侠”取代了“广派武侠”。二是对同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新武侠”的成功，为同时期许多从事武侠创作者提供了借鉴。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多接触这方面的资料，近期有幸从鲈鱼脍兄大作《久将醉眼视群雄──香港武侠作家系列》及其提供的伟青书店对当时同版的部分武侠作品推介中可看出，梁羽生、孙立川等提出的“新武侠”特点和模式基本成为当时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模板，特别是清淅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侠”的提升和故事的“时”、“地”、“人”方面选择，除了金梁外，大量的武侠作品选取都是外敌入侵（宋末、明末背景）、民族矛盾深化（反元兴汉、反清复明）、政治腐败（明末、清末农民起义），“侠士”除了行侠仗义之外，更主要的是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以个人的力量发出不屈的声音，当时著名的武侠作品如牟松庭的《红花亭豪侠传》、蹄风的《游侠英雄传》、《清宫剑影录》、金锋的《西域飞龙记》、高峰的《一剑震神州》等无不具有上述的“特点”和“模式”，尤其是边疆、京城地域，反对入侵、反清复明甚至是天山等都是一用再用。即使是后来名震天下，其创作影响力远超出武侠小说领域的金庸，其早期作品也是沿用这一模式进行创作。上述资料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创作就是学习梁羽生、金庸，而是梁羽生的的作品创立了一个在当时武侠创作的“成功模板”，之后其他作家在创作中均有所借鉴。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牟松庭先生作品《山东响马传》在“新武侠”中的地位问题。《山东响马传》一书尚未能接触，根据书名及鲈鱼脍兄《久将醉眼视群雄──香港武侠作家系列》一文中对牟松庭先生的介绍，《山东响马传》或在作品主题、侠士形象及小说地域等方面，同之后的香港武侠作品仍有相当的差异？因此在创作时间而言，《山东英雄传》固然早于《龙虎斗京华》，但就其产生的影响及提供的借鉴意义而言，前者明显不及后者，特别是牟松庭之后的《红花亭豪侠传》，明显近似于“新派武侠模板”。就所接触的资料中，可以说整个五、六十年代，“新派武侠模板”都左右着香港武侠的创作方向。香港作家中，受这一“新派武侠模板”影响较小或慢慢摆脱影响的是《神雕侠侣》之后的金庸，但即便如此，《神雕》、《倚天》乃至《天龙八部》，部分特点、模式还是依稀可见；另外在当时炽手可热，著有《沉剑飞龙记》、《青灵八女侠》的著名作家张梦还也是受这一“模板”影响较小，其作品“还珠”痕迹较重，称得上兼具新旧两派特点，可能旧派的比重还要大一些。除此之外，从个人有限接触的香港旧派作家的作品中，可看出梁羽生小说的素材很多也被当时的著名作家所借鉴或引用，特别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家江一明，曾公开表示其武侠创作中学习梁羽生很多，特别是着重塑造“女侠”主角方面更为突出。因此个人认为，至少对于香港武侠小说界而言，“新武侠先行者”（梁羽生自评为“开风气者”）甚至“新武侠开山鼻祖”的荣誉梁羽生是当之无愧。
梁羽生“新派”武侠，除了对香港武侠小说起到“开山劈石”之功，其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不仅仅局限于香港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梁著武侠凭借其左派报刊阵地身份得以率先进入大陆地区。《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名著在大陆地区红极一时，之后是金庸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大陆地区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武侠小说热”。在这股武侠潮下，激发了大陆地区多名作家投身武侠小说创作。的由于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在创作理念、政治立场与大陆作家相近，作品的章回体结构与大陆地区传统小说、评书一脉相承，乃至报刊编辑也与其时大陆许多投身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相似，因此在香港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新派武侠模板”在八、九十年代重新成为许多大陆武侠作家借鉴的对象。从当时大陆地区创作的武侠作品看，有部分是大陆本土独有的根据流传于民间的武林人物、武林掌故重新创作的武侠小说（亦称武林小说）；另一部分小说则带有香港武侠特别是梁羽生武侠的烙印，书写民族危亡关头，反抗异族入侵的侠士；面对朝庭腐败，投身农民起义的侠士，国难当头，国事为重，私情为轻的政治人生理念，甚至梁著武侠常有的一些语言、武打描述、武功招式也常被学习借鉴，可以说，梁羽生“新派武侠”对大陆地区早期武侠小说创作影响极深。梁羽生作品由于在台湾地区长期遭禁，尽管早期部分作品以“司马岚”之名在台湾出版，但毕竟属于非法出版，兼之政治理念的差异和台湾很长时间的政治氛围，因此梁著作品对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随着台湾地区的解禁，八十年代末梁著正式登陆台湾，另外部分早期香港作家如蹄风、石冲等作品也先后登陆台湾，其影响力应该会逐步增加。应该说，直至今天，梁羽生“新派武侠”仍未完全过时，从这几年的武侠作品看，两岸三地出版的武侠小说还有部分作品或多或少带有梁羽生模式“新派武侠”的特点和模式，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类型武侠作品的生命力。
古龙“新派”武侠的时代影响
古龙是在台湾武侠兴盛的环境下，高举“求新、求变”的旗帜，经过多年之功，最终成就“古龙新派”，“古龙新派”以全新的风格为台湾武侠小说界带来强大的冲击力，一举打破了“台湾三剑客”为首的台湾武侠体系，古龙的影响力也超过了之前的“三剑客”，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界向如日中天但已接近封笔的金庸挑战的代表人物，而挑战金庸地位的一个武器就是“新”，“古龙之前无新派”既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界的一个共识，也成为提高古龙地位的一个有力依据。当然，“古龙新派武侠”的独到魅力也常为广大武侠小说读者特别是古龙迷所津津乐道，因此也有武侠评论者认为“古龙后来居上，超过金庸”，当然对此说法持异议的也是很多，但不管喜不喜欢，古龙在新武侠小说史的地位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古龙新派武侠”受到读者欢迎之后，其作品特有的模式、风格、技法自然也影响同时期乃至之后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成名作家如司马翎后期的《武林强人》、《极限》、《飞羽天关》，慕容美的《无名镇》等都有“古龙新派武侠”的痕迹；与此同时，更有不少作家仿效“古龙新派武侠”的风格进行创作。如古龙的弟子丁情、申碎梅，常为古龙代笔的薛兴国、于东楼等，其中以于东楼成就最高，挂名古龙出版的《枪手·手枪》让人真假莫辩，而之后独立创作的《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等称得上“古龙新派武侠”风格的上乘之作。
古龙作品于六十年代开始进军香港，1972年香港《明报》连载古龙作品《陆小凤》，古龙在香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古龙新派武侠”也影响了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典型如香港70～80年代著名的作家黄鹰、龙乘风的武侠作品，从黄鹰的《沈胜衣系列》和龙乘风的《龙城璧系列》等都带着明显的“古龙新派武侠”风格，特别是这两个系列八、九十年代在大陆地区出版都挂着“古龙”的名字，许多读者也信以为真。另一著名作家西门丁的《双鹰神捕系列》作品也有几分古龙同类小说的味道。不过上述几名香港作家在对“古龙新派武侠”借鉴的同时，也保持着本土武侠的根基，黄鹰的《天蚕变系列》，西门丁的《倚刀云燕》等作品风格同香港之前的武侠作品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可以说，黄鹰、西门丁作品同时兼具了香港新派、古龙新派的特点和风格，这也是两地作家、作品交流与日俱增形成有利条件所至。
古龙作品八十年代在大陆地区影响远不及梁羽生、金庸，九十年代初古龙在大陆地区的影响大增，也影响了部分大陆作家的创作，其中大陆作家中仿效“古龙新派武侠”先后有周郎《鸳鸯血》、《横刀万里行》……巍琦的《金帖侠盗》乃至新世纪时未寒的《碎空刀》等带有很深古龙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早年的作品也有“古龙新派武侠”的风格。
梁羽生“新派”武侠和“古龙新派武侠”都在武侠小说发展史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新派武侠”发展史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梁羽生“新派”武侠将“侠士”从普通“行侠仗义”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同时也不放弃表现侠士的个性色彩。在地理上进一步扩大武侠地域，在历史上充实小说的历史含量，在立足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古龙新派武侠”着重书写平民之侠、江湖浪子，喜欢表达极端的个性色彩。在地理上喜欢以地图难觅的“小地方”为活动地点，在历史上基本放弃历史，很多作品更喜欢向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寻求素材。因此从各自作品呈现出的风格对比，古龙无疑“新”的更彻底，走得更远，这也是台湾武侠小说界一直坚持“古龙之前无新派”之论。从对同时代乃至之后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对比上，在地域方面，“古龙新派武侠”影响力遍及两岸三地，台湾之外，香港、大陆的武侠创作，都有知名作家的创作受到古龙的影响；而梁羽生“新派”武侠早年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在台湾公开出版发行，而且在台湾《戒严令》的政治高压中，即便有作家读者欣赏梁羽生“新派”武侠，也很难效仿，因此在地域影响的广度比较，古龙似乎要胜出一筹。但在对各自所在地区武侠小说创作影响上，梁羽生似乎又要高出一着。梁羽生“新派”武侠基本结束了“广派”武侠在香港的继续发展，全面实现武侠小说的“改朝换代”，在此后十多年时间开创了香港“新武侠”的盛世；相比之下“古龙新派”的地位虽在台湾武侠小说界得到公认，但是“古龙新派”的崛起并未终结“台湾三剑客”的继续创作，“古龙新派”风格武侠也未成为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主流，“古龙新派”更象是在台湾武林门派林立的格局下增添一个实力强劲的“门派”，尽管实力强劲，却无法改变整个武林格局。这也同古龙鼎盛期数年后即步向衰退，门下弟子丁情、申碎梅等又学养不足，无法将“古龙新派武侠”更将一步发扬光大。相比之下，香港五、六十年代武侠小说作者称得上人才济济，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将梁羽生先行的新派武侠推向一个高峰。大陆地区，梁羽生“新派”武侠在八十年代武侠创作中产生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古龙新派武侠”在九十年代的影响。
温瑞安“超新派”武侠的时代影响
温瑞安的“超新派”或“新代派”武侠，在武侠小说界争议较大，且还有多个系列作品未完成，因此“超新派”或“新代派”武侠更多是停留在温瑞安本人的探索尝试中，对两岸三地的武侠创作似乎还未有较明显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个人未见有比较成功的仿效温瑞安而进行“超新派”或“新代派”武侠创作，因此温瑞安对于武侠小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得到体现。特别是自九十年代末至今温瑞安罕有新作问世，“超新派”武侠两大体系《少年四大名捕》和《说英雄谁是英雄》至今尚未完结，“超新派”影响力逐步减弱。
黄易“玄幻武侠”的时代影响
黄易将传统武侠中增加了科幻、玄幻、天道等元素，逐步形成了“玄幻武侠”，其特点是以天道为武侠注入了玄幻的活力，他把生活中的玄幻抽离，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不仅正面现实更要有追求理想的睿智与勇气（周陈晨：《黄易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其作品中玄幻、异侠和穿越之风、自我探求乃至“香艳“元素都在一定程度迎合了商业社会下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九十年代末起黄易“玄幻武侠”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也为许多武侠小说作家特别是网络作者所效仿，目前“玄幻武侠”已初步形成一个体系，影响着大量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如“大陆新武侠”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包含着许多天道、玄幻的元素，这其中多少也借鉴了“玄幻武侠”的创作方向。
就对于黄易的“玄幻武侠”，武侠小说评论者也是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其引领了武侠小说的变革，开创了一个属于黄易的“武侠时代”，贬者认为其终结了武侠小说，使武侠小说的发展步入歧途。就个人认为，不管喜不喜欢“玄幻武侠”风格，但是“玄幻武侠”就目前而言仍然属于整个武侠小说体系。“玄幻武侠”就目前而言仍然无法全面代替传统武侠小说，自黄易之后传统武侠风格的杰出作品依然层出不穷，但是“玄幻武侠”毕竟也为传统武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就这方面其武侠地位及影响力还是应予以肯定的。
不能忽略的其他武侠名家
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在探索并推动新武侠小说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推动整个武侠小说发展绝不仅仅是他们几位，如先于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的牟松庭、郎红浣，构建架空历史江湖体系的“台湾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被誉为台湾新派武侠先行者的陆渔，八十年代大陆武侠的先行者王占君、聂云岚，他们都不同程度推动“新武侠”的发展。当然还有被誉为“新武侠集大成者”名满天下的金庸，凭借在作品及其巨大影响力将武侠小说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结语
本文仅是对梁、古、温、黄的作品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新”及所产生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讨论，无意争什么也不敢妄定什么。就个人而言，从来关心的是作品本身，至于是否“新派”乃至“新派”中的定位如何并不怎么计较，相信许多读者朋友亦有相似的看法。就个人接触比较深的梁羽生武侠作品读者来说，这些年所到的讨论梁著文章，基本关注的都是梁著作品自身的魅力，即便同其他作家比较，也多是从作品本身进行比较，而对于梁著是否“新派”的论争不多。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对梁著一知半解又假充行家，对梁著人云亦云随意指摘之后，又抛出了一个“新派武侠开山祖”之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自1954年至今近60年，梁著为一代代读者所接受喜爱，凭借着不是“新派武侠开山祖”的头衔，而是梁著作品本身的魅力，这方面作为梁著读者还是有着很强的自信。至于梁金古温黄等武侠大家的武侠小说历史中的定位特别是谁更有资格称为“新派”，或许要数十年后才有明确的定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