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小说，感受最深的无疑是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之中那份浓厚的“侠气”，武侠小说都离不开一个“侠”字，在梁羽生先生的武侠创作生涯中，更是自始至终将“侠”作为小说的灵魂，对此梁羽生先生曾说过：“我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对于“侠”的解读，他又说：“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於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正是由于梁羽生先生对“侠”的坚持，“侠”既成为梁著作品的一面鲜明旗帜，更成为梁著武侠的“绝招”之一，在武侠小说领域广受好评。但近年来，许多武侠评论在肯定梁著作品对“侠”坚持的同时，却对梁著的“侠”甚少作出深入的解读，甚至某些评论家自以为是地对梁著中宣扬的“侠气”、讴歌的“侠士”贴上如保守、僵化的标签，与此同时，还出现过一些诸如梁著侠士“千人一孔”、“面目苍白”的论调，对梁著作品的流传带来负面影响，那么以上论调是否属实？个人认为：“以上的论调或是对梁著了解不深凭借一知半解的认识所作出的偏颇解读，或是评论者对“侠”作片面解读，再用以为标准评论梁著之“侠”，只要认真阅读过梁著作品，自能得出较为公正的结论。”以下试就梁著作品所坚持的“侠”进行某些粗浅解读，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成效。

　　侠的为国为民
　

　　在全部35部梁著武侠小说中，“侠”成为贯穿所有作品的一条主线，对于“侠”的诠释，上文提及梁羽生先生提出的“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因此，梁著塑造的侠客，其行侠仗义的目的始终是为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其侠义之举小处表现锄强扶弱，扶危济困，侠士始终怀着一颗同情怜悯之心，求助一切应当救助的人，这些事例在梁著之中比比皆是；大处则表现为国家民族的安定，在民族危亡关头慷慨赴难，既抵御侵略和血腥的民族征服，也抵制某些野心家为个人权势而乱兴刀兵。

　　在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梁羽生先生书写出侠士舍身国难，抵御外国侵略的爱国热情，尽管作为小说时代背景的“义和团运动”，存在着各种缺陷和局限性，在整个运动中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包含着民族危亡关头许多国人自发的一份朴素爱国热情，整部作品将侠义行为一下子提升到国家民族救亡的高度，这在民国传统武侠中可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某一程度讲也可当作“新武侠”的一方面特点。之后的创作中，唐系列中段圭璋、南霁云、铁摩勒等侠士抵御“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国破家亡惨剧，在之后又的作品又表现出侠士制止战后出于个人野心而不顾国家安定，人民生活而妄兴的刀兵；宋系列中柳清瑶、华谷涵、檀羽冲抵御金国、蒙古对汉民族的入侵和征服，救助国家人民于国难水火；明系列前有张丹枫等侠士协助千古名臣于谦抵御瓦剌的入侵，接着是叶成林、于承珠等为沿海人民的生活安定而高举义旗，对抗倭寇的骚扰和破坏，后是玉罗刹、卓一航、岳鸣柯等侠士抵御后金的入关企图；而清系列则写到一代代侠士前赴后继，先是反对清政权的征服，后是抵制清统治者对汉族、其他民族人民的征服与压迫。
　

　　随着时代的变化，满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清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朝代，因此无论是“反清复明”还是“反满兴汉”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尤其是满清的政权在某一时期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安定和发展，在当前也也就不可避免出现了对梁著侠士始终坚持的抗清反清行为的某方面质疑，部分甚至贴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标签，以上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理由，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在梁著清代系列的小说中，“反清”虽然作为一条主线，但“反清”过程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行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梁著清系列小说基本贯穿整个清朝，不同时代背景（即清代的不同时期）的小说，其作出的反清行动是绝不相同，背景为清初的《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抗清斗争主要表现为清朝入关后，各地抗清斗争的延续，其行为是抵御民族征服中的屠杀和对破坏传统。背景为中期《江湖三女侠》、《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在清朝政权相对稳定，抗清侠士更多的是以孤胆英雄的状态，在逃避追杀的同时向朝廷发出抗清声音，存在的意义在于向清廷宣示着一种不妥协不合作的精神，他们基本承认了清廷统治稳固，推翻清廷非一、两代人的事，甚至对清廷统治者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产生了有限的认同，将之同尼泊尔、印度等严格区分开来，协助乾隆控制西藏。应当看到，这个时期侠士并没有发动基层民众作无谓的牺牲，而更多的是以他们的存在宣示着抗清的斗争还在继续，努力将这种精神、这点火种传下去。延续下去的，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或许还有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即拒绝满清对汉族的同化，因而梁著清代系列中，多数反清侠士予人心目中的形象都还是清代以前的传统汉服，很难想像如杨云骢、凌末风、唐经天、金世遗、金逐流等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整部小说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巧妙的回避，或许多少也有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固守。而《江湖三女侠》对雍正的刺杀行动，除了取自野史的材料，也包含一定程度的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反抗清朝“文字狱”迫害。背景为清朝中后期的即从《风雷震九州》至《龙虎斗京华》的一系列作品，康熙末年、乾隆期间，这时清廷的统治已渐趋于没落，这个时期掀起的抗清斗争同历朝历代的揭竿起义反对暴政性质无异，之后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斗争形势变得复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灭洋”盖过了“反清”，成为侠士的主要任务，尽管灭洋的斗争最终失败。因此，清代系列作品中，侠士的“反清”斗争既无愧于侠的行为，用一代代人的生命以实现一个目标更展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曾有论调梁著坚持的“侠”提出质疑，认为“真正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以此质疑是否有存在始终的“侠义原则”，对此个人则认为：“真正的生存世界未必正邪分明，且梁著的世界也未必尽是正邪分明的世界，但在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总有一些值得所有人坚守的原则，大至在民族危难关头献身于救亡斗争，小至关怀帮助弱小群体，这些很多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延续，而梁著所为之热情讴歌的”侠“正是这样的原则。

　　侠的沉重责任感
　

　　一个人，偶尔行侠仗义并不难，但是终其一生都在行侠仗义就很难；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行侠仗义并不难，难的是所为的侠义之举往往超过自己的能力；一个人，随着自己的喜好做点行侠仗义之事并不难，难的是将行侠仗义之举当作一种终生责任，而不论自己是否喜欢。翻读梁著作品，不难看出，梁羽生先生在其著作中所塑造的、所讴歌的侠士，基本都属于后者。即一生践行侠义之道，且所为的侠义之举往往超越自身的能力范围，更将行侠仗义之举视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比较梁著同时期的很多武侠作品，主人公最终都是功成身退，携美归隐，过着令人羡慕的神仙生活，这种模式总结起来是先让主人公通过所建立的功业扬名于世，再以携美归隐的方式享受人生，在很大程度满足了读者的代入感。就连金庸作品也不例外，除了郭靖殉身于襄阳城下外，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主角都是以归隐收场，而其封笔之作《鹿鼎记》，韦小宝携七美归隐更将这种归隐模式推向极致。
　

　　与上述提到的侠士不同的是，梁羽生笔下的侠士，很难看到这种结局，他们多数将自己一生献身于侠义事业，凭着手中的宝剑将这条侠义之道一步步地走下去，甚少有停下歇息的时候，直至生命尽头。典型如张丹枫，尽管他与明廷有着血海深仇，但是在民族危难关头却放下家族的仇恨，慷慨捐出作为复国之资的宝藏地图，协助于谦积极奔波于中原、蒙古各地，保得江山不再沦落于胡骑之手。《萍踪》的结局，张丹枫虽然携云蕾之手进入了苏州“快活林”，但是张丹枫并没有停下侠义的脚步，而是继续为国计民生而奔波，在国事上他大力支持叶宗留、叶成林、于承珠在沿海抗倭，并为之出谋画策；面对复位的明英宗他仗义直言，既为于谦的冤死发出不平的愤慨之音，同时也直言利国利民的策略；为江湖武林他数度出手，力服多位为害江湖的魔头，更不惜牺牲自己的寿元击败天下第一魔头乔北溟，成为武林的拯救者，甚至临终之前还开关击毙数名为害武林的魔头，称得上终其一生献身于侠义之中。其他如段圭璋、南霁云殉国难于睢阳城下，金刀寨主数代扎根于雁门关前，作为抵御瓦剌入侵的前站，吕四娘先后拯救毒龙尊者师徒二代，甚至连归隐的金世遗也曾回归中原，力挫清廷高手……正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一定程度成了梁著侠士的一个写照，因为他们基本没有归隐的一天，甚至很少有停下脚步享受生活的一天，大多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侠的理念，直到生命终结的一天。
　

　　与此同时，很多侠士所为的侠义之举要远远超出自身的能力，或是对手强大不可战胜，又或是目标之遥远甚至在一定时期是渺茫的，因此梁著笔下的侠士少有扭转乾坤的救世主，少有主宰自己甚至他人命运的最强者，而更多的只是坚守心中一点“侠义”理念的践行者，即使为了这个坚守的理念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侠士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路，在整个人生道路上更多体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一种悲情色彩。《大唐游侠传》中段圭璋明知前往睢阳抗敌九死一生，仍毅然前往，甚至在危难关头年方十余岁的段克邪仍拒绝离开战场，表现出一家与孤城共存亡的牺牲精神。蓬莱魔女柳清瑶面对着金国、蒙古的强大力量，仍然义无反顾地高举抗金抗蒙的大旗，武林天骄孤身一人面对暴君完颜亮的百万大军，侃侃而谈怒斥其妄兴刀兵之举。更为难得的是，抗清义士面对稳固的清廷统治，明知恢复汉家河山非一两代人的事，仍然一代代地坚持下去，将抗清的火种一代代传下去。这样的生活未必会个个喜欢，这样的道路很苦、很累，更是充满着艰险，但他们都别无选择，将侠义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而且能力越大，这份责任也将越大，超人的能力，必将要承受起更为沉重的责任。
　

　　曾有武侠评论，评价梁著武侠，甚至提出过梁著武侠没有“侠”，因为在这位评论者的眼中，侠代表的是追求快意人生，“侠”的生活是轻松的，而他认为梁羽生先生笔下的侠士，背负着太多的责任，活得太累了，受着一种理念的羁绊，因此不够资格称之为侠。对这位评论者的观点，个人以为，如果在其眼中，“侠”代表着古代某些恃武任侠，优势欺人、杀人越货，从中所得到的那种快意之辈，那这种“侠”确实梁羽生笔下所没有的，而且没有也不可惜；但假若“侠”代表着自古至今多少人为之期盼、为之讴歌的“正气之侠”，即代表着一种付出，为正义、为国家民族、为一切受救助的人而付出，那么梁羽生先生笔下最不缺少的是这样的“侠”。以这个标准衡量的“侠”，其最主要不是自由快意，而是一种付出，没有付出，片面张扬自由、快意，未必是真正的“侠”，既然选择付出，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自由、快意，从古至今，真正称得上为国为民的“侠者”，又有哪几位一生都在自由、快意中渡过，纵有一时的纵酒狂歌带来的自由、快意仍然掩盖不了其背后的沉重、负累。因此个人认为，这位评论者所认识的“侠”，更多是对于现实生活不满而作出的一种追求自由意志的幻想。真正的“侠”更多是沉重的，过得很累但仍然义无反顾，而梁著之“侠”恰好是这样的“侠”。

　　侠的广泛存在
　

　　梁著中，侠很崇高，它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并为之努力终生，以求无愧于“侠”字；“侠”又很普通，它不为少数人所独享，它存在于多数人中。在一些武侠小说，不仅绝顶武学为主角所独占，甚至“侠”字也为主角所独享，集“武”与“侠”于一身的主角，理所当然成为众人关注之焦点，而同时期的人，都只能成为主角的一个衬托。与上述小说不同，梁著小说的“侠”并不为主角所独享，尽管主角是作者塑造人物的重中之重，在很多方面享有其它角色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惟独在“侠”之上，众多配角同样表现出“侠”的闪光点，在一定程度上与主角相比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典型如《萍踪》中的张丹枫，整个人物可称得上光芒四射、神采飞扬，是书中任何人物所不能比拟，即便是书中的主要配角云重与之相比也是远远不及，但在“侠”字上，云重所表现出的“侠气”即一片为国为民之心可说是毫不逊色，张丹枫是为国难放下家仇捐出宝藏和地图，云重同样是为国放下家仇并同意让云蕾与张丹枫护宝进京，正是一个“侠”字使得两个家仇深重的人在那一刻心灵中产生了共鸣，从而得以捐弃家仇，而共赴国难，乃至书末出现两人紧紧抱在一起那一幕场面，而整部书中拥有那一份“侠”气的远不止这二人，作为书中女主角的云蕾在“侠”字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侠气，而周健、周山民、谢天华、张风府、樊忠……一系列的人物在国难当头所表现出的“侠”气，未必就逊色于他们。
　

　　同理《侠骨丹心》一书中，“侠骨”、“丹心”并不为书中的主角金逐流所独有，如厉南星，尽管在武学的成就不如金逐流，所为的“侠义之举”并不如金逐流般的光彩夺目，但是在“侠骨”、“丹心”之上自可与金逐流平分秋色，特别是在西昌一役中，危机关头，将手中的“玄铁宝剑”毫不犹豫地抛给金逐流，目的是牺牲自己来换取金逐流生存机会的增加，在那一刻厉南星身上闪烁着那“侠”的光芒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样书中有这样自我牺牲精神的远不止金厉二人。
　

　　“侠”的广泛性在《大唐游侠传》中称得上达到一个高潮，段圭璋、南霁云、史逸如、铁摩勒、展元修、江湖三异丐……长长一串名单人物，这些人物在书中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但各自所表现出的“侠”可说是交相辉映，而最终却又殊途同归于“为国为民”的侠字身上。书中甚至塑造出不会武功的“文人侠客”史逸如，才华横溢却蔑视权贵而避居乡野，冒充朋友段圭璋赴难，临难当头慷慨献身，史逸如虽不会武功，其表现出的侠气光芒却远远胜过书中的很多绝顶高手。史逸如死后，其妻卢夫人忍辱抚孤，苦心筹划报仇之计，乃至最后关头为不拖累段圭璋等人而献出生命，其义举又塑造出一位“巾帼之侠”，而窦线娘在最后关头，救助夏凌霜一家脱离险境，同样表现出感人的侠义之气。整部小说中，不仅是那些有名有姓的一系列人物可称之为“侠”，乃至睢阳之战很多死难战死的无名士卒，在他们身上同样闪耀出“侠”的光辉，以至亦正亦邪的空空儿最终也为这种浓厚的侠气所感动，此后基本成为一名真正的侠客。
　

　　“侠”有时还存在于更平凡的人身上，如《鸣镝风云录》中，在“武林天骄”檀羽冲的奶妈及她的儿子身上，同样有着一份常人所不能的“侠”气，如书中所讲：
　

　　武林天骄道：“比如我的奶妈就是一位女英雄，她的儿子也算得是个豪杰！”
　

　　完颜长之怫然不悦，说道：“檀贝子，我说的是正经话儿，你却和我开玩笑了！”
　

　　武林天骄正容说道：“我的奶妈，她不为利诱，不受威胁，在须眉男子之中尚自不可多得，何况她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这样的人不是英雄，还有何人可算英雄？她的儿子，在你们王府里当个园丁，却也不怕你们王府的权势，当然也算得是个豪杰！嘿嘿，王爷，这就是你我的看法不同之处了！在我看来，英雄豪杰不必有丰功伟绩，也无须具武艺文才，只须他有侠义的心肠！”
　

　　这段话一定程度正说出了梁羽生先生笔下的“侠”既很崇高，但是又很广泛，它不以丰功伟绩、武艺文才而论，而比较的是“侠义心肠”，即只要具备侠义心肠，就可以成为一名侠客，也正是因此造就了梁著中一系列平凡而又普通之侠。

　　侠的个性特点
　

　　梁著中多书写“忧国忧民”的侠士，多书写“沉重责任感”的侠士，多书写毕生践行“侠道”的侠士，侠士多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侠”成为梁著武侠一大鲜明特色。也正因此，一些武侠评论者在肯定梁著气势磅礴的“侠气”同时，往往也会说到梁著中侠士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侠”成了“高大全”的化身等等，甚至出现诸如“千人一孔”的论调。但是事实上是否如此？个人认为带有明显偏见的论点，提出论点的人居多对梁著处于“一知半解”，更甚的是“人云亦云”，相信只要认真阅读梁著武侠作品，都会提出否定性的意见。
　

　　上述偏见论调产生的根源在于梁著侠士的共同理念、共同责任、共同目标，因此很多不求甚解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共同”，那么必然会成为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类型人物。但事实上人生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即便有着“共同理念、共同责任、共同目标”的一类人，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人性特点，在每个人身上同样存在着“个人理念、个人责任、个人目标”，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否则相同题材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都变成概念化的人物。举个简单的例子，抗日题材的作品，必然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物统一于“赶走日寇，还我中华”的共同目标之下，但这不妨碍在这个共同目标下面一张张活生生面孔，同理，梁著中清系列的作品基本占据半壁江山，而且作品中侠士居多有着共同的目标理念，但这也不妨碍在共同理念之中又有着的各自个性特点。综观梁著作品，可看出梁羽生先生在创作中往往能够将侠士的共同追求同其个人生活、个性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特别强调其“个性”的一面，特别是主角和重要的配角，首先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书写这个人在践行侠义之道，成为一个侠士，这些人放在一起绝不会产生混淆。
　

　　如《龙虎斗京华》的主角娄无畏，读者在阅读中自可感受到其身上那独有的“迷惘”，艺成之后，他参加如“匕首会”、“义和团”之类的组织，但之后他都发觉组织的发展背离了他的本意，从而每每对未来之路产生了无所适从，不知路在何方之迷惘。娄无畏之路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那特定历史时期许多志于救亡人物的心理，因此梁羽生先生曾于《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及这一人物只能出现于晚清义和团时期，同样在梁著之后的人物，也基本未出现过相似类型即迷惘于人生道路的人物。
　

　　如《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中同为晦明禅师门下的抗清英雄杨云骢、凌未风，共同的理念是坚持抗清斗争，共同的特点以高强的武功令敌人为之胆寒，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各自的个性特点，在待人处事中，杨云骢表现出进退有度的成熟稳重，凌未风则表现出一针见血般的尖刻；在对待感情上，杨云骢那过于善良的心来使其不愿伤害任何人最终却同时伤害了两个爱他的人，凌未风为受过伤害的心灵加上了厚重的防护，最终却是伤人又伤已，只要上对两部小说稍加了解，都可以看出梁羽生先生塑造的是两位形象截然不同，而又个性特点突出的侠士，任谁也不会将两者进行混淆。而且不仅是杨云骢、凌未风这位主角，整个“七剑”系列作品的“前五剑”、“后七剑”中的侠士人物（即除去背叛师门的楚昭南，亦正亦邪的辛龙子），虽同是英雄儿女，但由于各自的人生阅历的不同，都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化色彩。
　

　　梁羽生先生笔下多儒侠，亦即是颇受好评的名士风流型侠士，甚至不少武侠评论者将这一类型的侠客直接等同于梁著的侠士，但即便同为这一类型的侠士，亦是各有其个性特点。如《白发魔女传》中的卓一航，官宦名门出身，饱读诗书的阅历造就了他儒雅温文的个性，潜意识中对于过激的的事物有一种排斥心理，在处事上有时过于瞻前顾后，最终导致了爱情悲剧。《萍踪侠影录》的张丹枫作为名士风流型的代表人物，时常表现出亦哭亦歌，狂放不羁的一面，但背后却包含着一种对故土的深情和黯然神伤。《冰川天女传》中的唐经天在彬彬有礼的谦和中常自不觉意地流露出贵族气息的自信和从容；《女帝奇英传》的李逸却更多表露出感怀身世遭遇的哀伤和茫然；《散花女侠》中的铁镜心言谈举止虽近似于张丹枫，却时常表现出一种“小家子气”；而《狂侠天骄魔女》中的华谷涵则展示了如其“笑傲乾坤”称号的狂傲，这份狂傲即来自于他自出道时罕遇对手，亦由于他未象张丹枫、李逸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最终造就他深入骨子里的狂傲个性，对敌如此，有时对友亦是如此，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人物之处。《剑网尘丝》的楚天舒多少又带着几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狂放，上述人物虽然外表、衣着装束、行为举止多少有相似之处，但细品之个性特点却又是各不相同，摆在读者面前同样是一张张个性特点鲜明的面孔，其中任两位人物都不易发生混淆。
　

　　梁羽生先生笔下的名士风流型侠士多为人记住，但梁书笔下并非纯是这一类型的侠士，的《大唐游侠传》南霁云、铁摩勒，中后期系列作品中的尉迟炯、缪长风则表现出古燕赵豪侠般慷慨激昂、豪气冲天，但各自表现出的特点亦有所不同，南霁云更多表现出沙场杀敌的正气，早期铁摩勒更多表现出热血沸腾的冲动，尉迟炯更多表现出快意恩仇的张狂，缪长风更多表现出弹铗狂歌背后的失落。
　

　　梁羽生先生笔下“女侠”素来闻名于武侠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评价甚至超过男侠，梁著的多数女侠既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侠士气概，又有着柔情似水的女儿情怀，这两者往往是在一个人身上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但即便如此，梁著“女侠”各自所表现的“美”与“侠”也是绝不雷同，俗话说“女人如花”，但世上绝不仅有一种花，花大多是美的，但不同的花所表现出的美又是绝不同的，而是各有各的美，彼此之间争奇斗艳，而梁著“女侠”正如百花园中的不同的鲜花一样，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座花园，都有着几名不同形象的“女侠”在展露各自的美、各自的个性，典型如《江湖三女侠》的“三女侠”，《萍踪侠影录》的云蕾、澹台镜明、石翠凤，《女帝奇英传》的上官婉儿、武玄霜、长孙璧……可以说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如此。而综合所有梁著又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很多“女侠”都展现出自己独到的美与个性，如吕四娘那天然的领袖风范不仅在《江湖三女侠》中无人可比，即便在整个梁著中也是找不到与之匹敌之人，如《狂侠天骄魔女》中的柳清瑶、虽然身份是抗金义军领袖，但是在领袖风范这方面与吕四娘无法相比，当然柳清瑶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份柔情犹豫的女儿气又予人以一个不一样的“女侠领袖”形象。同样吕四娘嫡传弟子谷之华也不是“小吕四娘”，她不具备吕四娘那强大的气场，而是表现出清纯、忍耐乃至自我牺牲的个性。又如同有魔女之实为侠女的玉罗刹、柳清瑶和杨浣青，但三者的“魔性”却绝不相同，玉罗刹表现出一种不受社会道德规范拘束的奔放个性，柳清瑶、杨浣青的“魔性”都是来自敌人的评价，表现于对侵略者、汉奸的毫不留情，所以一定程度上都有点名不符实，但是尽管共同有着名不符实的“魔性”，柳清瑶与杨浣青却又绝不相同，柳清瑶身上多了一份让人倾慕的“仙子气”，而杨浣青所表现出的又是更为接近普通人的“平民气”。另外如外表柔弱而内心世界强大的云蕾、武功高强却执着于爱情的武玄霜、身世坎坷却坚守一份自尊自爱的云紫萝，还有许许多多的女侠，她们都在读者面前展示了其独到个性形象，在此无法尽述。
　

　　梁著中，还有许许多多个性独到的侠士，如看似平凡却又生活内涵丰富的唐晓澜，如一生都是无奈饱受挫折却坚守内心那份正义的李逸，还有厌恶世人却又渴望接纳的金世遗，在梁著乃至武侠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侠士，甚至一些按照梁羽生先生心中的“侠道”标准塑造出来的侠士如李思南、风天扬、霍天云……在共同侠义精神的背后，无不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一面，因此片面地看到梁著侠士共同的侠义精神，而未能看到在“侠义精神”背后的独特个性，而轻率地作出评价，甚至是对原著根本是一知半解甚至是完全不了解，只是人云亦去地进行评价，这样产生的论调无论对作品还是对作者来说都无疑是很大的不公。

　　侠的现实意义
　

　　梁羽生先生由于长期供职于左派阵营报刊，出于一些政治宣传的需要，使得其笔下的侠士思想言行多少带有一些左翼色彩，如过份的理想化，压抑个人情欲；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往往是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这也在这个张扬个性，强调个人价值实现当前时代中，为许多人所不喜，甚至被很多人讥评为僵化、过时的思想，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细读梁著，在梁著侠士身上，除了表现出上述提及的左翼思想之外，更多地表现出还是中华千百年绵延流传的传统美德，其中既有儒家的“为国为民”的大义，又不乏向往自由意志的追求，还有着《史记》所记述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振穷周急”的朴素精神与美德，这些都是扎根于中华文化，因为梁羽生先生除了是供职于左派阵营报刊外，自身亦是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厚，而后者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前者。在梁著侠士所表现出的这部分中华传统美德在今天仍然有其重要意义，即便是左翼色彩的思想也有其积极向上的意义，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在强调摆脱左的思想禁锢，张扬个性的同时，是否也将一些积极意义的东西抛弃，从而在过分张扬个性、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仰的坍塌，道义的沦丧，社会道德存在在巨大的危机感，在这种条件下，摆脱近年来出现的人云亦云的偏见，公正评价“梁著之侠”，张扬梁著侠士的侠气，当有着其现实意义。在此借用梁羽生先生喜爱的一句龚自珍诗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这句诗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写照，正因为“侠骨”无多，因此象征着为国为民的“侠气”并不过时，更不应该加以嘲讽，而应该是为之张扬、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