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名土风流

 

 

 

  1.天真书生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梁羽生驰骋在武侠世界里,事业获得极大成功,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个大受欢迎的“有趣”人物,留下了不少事后连他自己也觉得有趣的“笑料”。
 

  五十年代中期,年过三十的梁羽生正忙于“补习”恋爱的“功课”。因他专注于写作,手上的稿约又实在太多,所以有时免不了赴不成约会,惹得女朋友常常嗔怪。梁羽生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向女朋友解释。情急之下,便有了找“名人”指点的念头。
 

  正好,有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位据说是很灵验的相学家。梁羽生猜想这位“高人”必能给自己作一番“恋爱指南”和“前途预测”,心血来潮之际,决定去试一下。
 

  到了相学家那里,那位“高人”一见梁羽生憨憨厚厚,失魂落魄的样子,早已心里有数。于是又是算八卦,又是掷古钱,云里雾里地胡侃了一通,直听得梁羽生目瞪口呆,禁不住连连点头。
 

  回来的路上,梁羽生思前想后,越想越真,打心眼里佩服那位相师。因此,一见朋友,便连声夸道:“嗨,他真的很灵!”
 

  朋友们顿感诧异,赶紧问他怎么个“灵法”。
 

  “有两件事便可证明,其余不用多说。第一,他算出我和女朋友拌过嘴,若不灵验,他怎知道?第二件,他说我适宜在外发展,命中注定是远行千里之外,这岂不更准?”
 

  朋友们听罢,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齐声说他“迂”。
 

  梁羽生茫然不解,忙问究竟。
 

  朋友们便告诉他,说吵架拌嘴,本是世间恋爱男女的常事,人人皆知,不用算。至于“离家千里”云云,听听他的广西口音便知,更不需算。
 

  此时,一直上着相学家当的梁羽生,方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成了笑话故事中那三个进京赶考前,找瞎子算命先生测算是否能高中的秀才了──刚才相学家说的那套东西,岂不和故事中瞎子伸出的那根手指头一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很灵验?
 

  想明白了,梁羽生不由一拍脑门,朗朗笑道:“唉!唉……我真傻,我真傻!一时糊涂,竟中计了!”
 

  别看梁羽生写起武侠小说来,动辄几十万言,虽头绪纷繁却能做到纲目清晰,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常犯糊涂,办些傻事。他是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文人。
 

  生活中的梁羽生非常健忘。有一次,他与朋友约定了中午在某茶楼饮茶。到了时间,朋友久等他不至,就打电话找他,谁想梁羽生反倒问他:“啊!不是说明天晚上去吃饭吗?”
 

  原来,梁羽生此时正神游于刀光剑影之中,写得昏天黑地之际,竟把约会的时间和内容给抛到爪哇国去了!
 

  又因为梁羽生有个堪称贤内助的好太太,所以他健忘的脾性倒是愈演愈烈。甚至外出旅行,他也常常丢三落四,不是掉了证件,就是失了行李,弄得太太不得不分神关照他,打趣说不想跟他外出旅行了。
 

  梁羽生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还冒些“痴气”。
 

  由于长年累月的读书及写作生活,梁羽生的眼睛近视得挺厉害。有一回,深度近视的他只顾一边埋头走路,一边打小说腹稿,却没看见他的孩子正迎面走来。孩子见他痴痴呆呆,若有所思的样子,不由童心大作,故意碰了他一下,想让他吃惊一下。谁知梁羽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便绕路走开──他连自己的孩子也认不出了,光是以为和别人撞在一块了!
 

  他的孩子挺生气,又追上去用手拍了拍他的臂膀。这次梁羽生终于生气了:“你怎么老是碰我呀!”
 

  直到孩子连声叫他,他才从云里雾里,从刀光剑影中醒来……

  梁羽生平日在生活中“难得糊涂”,对身边琐事往往过耳或过目即忘,但做起“大事”来全神贯注,极为投入。无论是写文史随笔,写对联研究,还是写棋评,写武侠小说,甚至是吟诗赋词,他都非常“清醒”和认真。
 

  他的记忆力在“大事”上惊人的好,不仅对文坛史事轶闻掌故有很广博的知识,还能背诵上千首的诗词和对联。因此,与他相聚谈话,若谈些寒暄的客套话,必定会觉得他拙于言辞,显得木讷得很,但一旦谈起武侠小说、棋经和诗词轶事,他就会滔滔不绝,几无别人插嘴的余地,有时甚至会旁若无人地手舞足蹈。
 

  六十年代初,梁羽生代表《大公报》社,随香港记者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酒会。他在宴会上碰到许多故交,不由兴奋异常,谈兴更浓。
 

  正当他操着广西腔的粤语,与同席者高谈阔论之际,冷不防周恩来总理已站在身边,举杯向他们敬酒。他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筵席有上百桌,周恩来总理竟逐席过来敬酒了。他赶紧起身举杯,仓促之间,不留神餐巾掉在地上,弄得他满脸通红,十分狼狈。周总理见状,忙弯腰帮他拾起餐巾,含笑还给了梁羽生。──这一幕,梁羽生终生难忘。
 

  梁羽生身上的名士气,除了爱高谈阔论外,还有举止行为上的不拘小节。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早年在桂林、广州的生活,养成了他“贪嘴”的习性和对美食的较高的品尝能力。像桂林的豆腐乳、米粉、三花酒这“三宝”,以及广州的小吃和点心,时常让他牵肠挂肚,若在香港的街上见了,必定要跑去品尝一番,鉴别一下。
 

  所有的美食中,梁羽生尤爱吃肉,到香港后更是如此。进入中年后,他身体逐渐发福,却仍爱吃高脂肪的肉食。太太怕他这样会影响身体,屡次劝他不要过量食用。
 

  但梁羽生是如苏东坡那样的潇洒人,“宁可住无竹,不可食无肉”。他答应归答应,背地里仍是我行我素。家里对他控制得严,他就在每日去报馆上班的路上,买一包烧乳猪或肥叉烧、卤鸡腿之类的肉食带上。等到了报馆,他也不顾是否雅观,一边编稿或写作,一边大块大块地将乳猪、叉烧、鸡鸭腿之类的东西塞进嘴里。
 

  同事见了笑话他,说古代文人以酒助文思,他怎以吃肉助文思?梁羽生只是笑而不答。以后时间长了,同事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偶尔不见梁羽生吃零嘴,他们倒反而觉得有些奇怪。
 

  更为有趣的是,有时候在路上买了肉食,梁羽生等不及,就边走边吃将起来,引得行人往往驻足观望这个在路上大嚼大咽的“怪人”!
 

  梁羽生身上,还颇有几分古代名士阔大不羁的豪气。
 

  他亦是随性之人,虽因贪吃,身材渐有“庞然”之势,可就是不爱运动。尽管他知道坚持日常锻炼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但终因不喜欢运动而坚持不下去。
 

  相比之下,他的太太倒是热衷于晨运,每天风雨无阻,而梁羽生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此,每日早晨在他家附近的山上,很少能见到他们伉俪同时出来晨练。问起梁太太,她总说:“梁先生正伏案写作哩!”
 

  然而太太的好言相劝也是不能不听的。梁羽生虽是个随性之人,不过偶尔也尊重一下太太的意见,随她外出活动一番。
 

  于是,早晨的山道上难得会出现这样一幕:胖胖的梁羽生像孩子似地跟在太太身后,太太健步如飞,神色自然,他则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梁羽生是个富有童心、近乎透明的人。他为人热情、真诚,故交友甚多,不拘老幼。
 

  他健谈而风趣,朋友聚会,只要有他的大嗓门,那里便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因而,他成了朋友间公认的“开心果”。
 

  他与人交谈时,很少坐着,习惯于边来回走动边说话。生人以之为怪,但熟知他的朋友都说这是他精力充沛的体现。
 

  成名后,梁羽生的应酬渐多。但他从不摆名人的架子,不论老幼,不论身份高低,一律热情接待,虚怀若谷。
 

  有人来访,他总问别人对他的创作有何意见和看法。作为誉满海内外的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他能这样平易近人,虚心听取意见,的确使来访者心生敬意。
 

  1977年,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著名女作家尤今第一次采访梁羽生时,眼中的他完全不是想像中的那般高大魁梧,气概豪迈,而是微微发胖,穿着过时的短袖衬衣和黑裤、白鞋,戴着副方框古式的眼镜,完全是副浑厚、老实的样子。
 

  “惟一足以流露他潜在的豪迈个性的,是那副声震屋宇的宏亮嗓子。”
 

  “用泛黄的指头夹着袅袅的尼古丁,他以一脸真诚的笑,迎入了陌生的我。”
 

  尤今比梁羽生年龄小许多,出道也晚,头一次见梁羽生,便有如此印象,足见梁羽生为人的真诚和随和。
 

  此后,尤今数次去香港,梁羽生总是竭尽地主之谊来招待她。他的亲切,他的热诚,他的真挚,令尤今难以忘怀。
 

  1982年,“新加坡文艺研究会”访问团到了香港,梁羽生闻讯,约请这些有一面之交的客人喝早茶。
 

  还未到约定的时间,他们夫妇便已在茶楼迎候。客人来后,他一位位地握着这些晚辈的手,热情问好。
 

  嫌茶楼的人多,他坚持要找个较舒适的地方,便一个一个茶楼地转着看,毫不厌烦。一边走,他还一会陪这位说两句,一会又过去和另一位一道走,诚恳而真挚。
 

  选好了茶楼,他一面待客,一面招呼点菜,忙得不可开交。怕点菜说不清楚,他又起身追上侍者,嘱咐要这要那。那种殷勤、好客的态度,全无把这些客人当作晚辈的味道。
 

  用完早茶,临近分手,梁羽生意犹未尽,他紧执着客人的手,连连嘱咐他们下次有空再来,并要安排更多的时间欢叙畅谈……
 

  正因为梁羽生个性豪爽、平易近人,所以他与人往往一见如故,人缘极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文写作协会和报业人士,不管是否认识他,来香港时都慕名前去拜望或采访,而且见后对他印象都很好。
 

  有一年“新加坡文艺编辑代表团”赴港访问,想拜会一下在新加坡知名度甚高的梁羽生。梁羽生不因他们是素昧平生而怠慢推辞,反而正儿八经,在九龙的翠园酒楼订了一桌筵席招待。席间,他与客人开怀畅谈,毫无长辈及名人的架子,令客人们异常感激。
 

  梁羽生为推动海外华人文艺的发展竭尽心智。他曾为把新加坡出版的文艺刊物引介到香港的书市而奔走,让香港的读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作品。为此,新加坡文艺界称梁羽生是“新加坡文艺之友”。
 

  朋友们都说,梁羽生年纪再大,也是童心不改。他谈论人和事,常常毫不矫饰,直言不讳,性格上爽爽快快,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肝胆相照的朋友。
 

  或许有朋友劝过他,说他为人过于爽直、认真,早晚要吃亏,于是,一日与香港著名诗人舒巷城等老友在茶楼欢聚时,他忽然像想起什么似地问道:“有人说过我,嫌我做人不够世故。各位老友,你们觉得是不是?”
 

  说着,他起身轮流替大家斟茶。
 

  一位朋友见状,忙和他开起玩笑:“咦?你这不是就挺够世故的了吗?”
 

  舒巷城此时也会心一笑,起身举杯对大家说:“好吧!来,就让我们饮他这杯‘世故’茶吧。”
 

  众人哄堂大笑。梁羽生醒过神来,整个茶楼里顿时回响起他那朗朗的笑声……
 

  梁羽生果然是个不脱纯真、率直脾性的意气书生,难怪舒巷城要如此评价他──

  裂笛吹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2.淡泊明志

  梁羽生是个名士气十足的文人,书生意气很浓。
 

  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热衷于文艺及创作,大学期间,更是立下了学术研究的志向。到香港后,他除了在报馆做文学编辑和栏目主持人,就是在家写小说及其它文章,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事业中。
 

  有些闲空,他便找朋友聊聊天,下下棋,自得其乐,也非常知足。
 

  任专职撰述员之前,梁羽生在《大公报》干了十多年,一直是个普通编辑。照香港报界的惯例,以他的工作业绩,完全可以升职去做管理和领导工作。对此,梁羽生倒是毫不在乎,反而庆幸自己能和《大公报》的前辈记者范长江、萧乾一样,不做领导而始终干业务。
 

  因为他知道,文学编辑是自己最擅长、最有兴趣、最能发挥的:工作岗位,当官非他所长。再说他喜欢的是舞文弄墨,不喜欢去管别人。
 

  虽身处左派报纸,但梁羽生向来对政治毫无兴趣。他崇尚那些“逍遥物外”、“寄情山水”的古代隐士。除非万不得已,平日他一般不大愿意去参加政治活动,更不愿做在政治风浪中左右逢源的弄潮儿。
 

  在他看来,参加此类政治活动,他会浑身不自在,觉得是一种负担。有这点时间,他情愿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天,感觉随意而轻松。

  梁羽生不但远离政治,对名利也看得很淡。
 

  他不是那种爱作自我推销、热衷名利的人,一切顺其自然。到北京时,他不似其他人那般,力争与国家级新闻单位多多接触,以图通过大量的宣传和报道来提高知名度,而是躲开几乎所有的传媒,只找那些老友新知聊天畅谈,或是忙着游览北京的各个风景点。
 

  他是个闻名华人社会的武侠小说作家,读者对他近乎崇拜,总以为他是个深藏不露、精于技击、擅长点穴经络功夫的武林高手──不然,他何以能写出如此形形色色的招式和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
 

  梁羽生本可以凭藉读者的这种心理,将自己装扮成神神秘秘、高深莫测的样子,以博取更大的功名,但他是个坦率、真诚之人,毫不掩饰自己不懂武功的“秘密”,时常把自己的写作“秘密”公诸与世──
 

  “其实写武打场面并不难,买本拳书和经络穴位图来看看,再加上想像就可以了。”
 

  轻描淡写地就将自己从神还原成人,梁羽生对自己究竟有多大知名度,其实并不在乎。他的兴趣,只在做学问与写作上。
 

  由于梁羽生置身于具有左派倾向的《大公报》,作品多以家国兴亡为背景,因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南洋和美洲的华人社会,都不太容易进人和风行。
 

  尤其是在台湾,他的作品更是一直被禁。当与他齐名,出道较晚的金庸,因作品的超脱尘世而在台湾已是家喻户晓的时候,他的名字在台湾仍是知者甚少。
 

  对此冷遇和不公,就连台湾本岛上的一些学者和作家,也替他鸣不平,而梁羽生却是一笑置之。
 

  曾经与他共事、论交过的金庸,后来成了报业和政界名人。梁羽生佩服金庸的才气,欣赏金庸的闯劲,但并不羡慕金庸的辉煌。他是个乐天知命、安于平淡的人,一生的兴趣唯在读书、写作、下棋、旅游这四件事上。
 

  有人见梁羽生与金庸同写武侠小说,一时瑜亮,而后者于1959年创办了《明报》,事业蒸蒸日上,便劝梁羽生也办一份报纸,争取日后跻身报业大亨行列。
 

  梁羽生听了,只是笑笑,说自己没有办报的兴趣。别人见他毫不眼热金庸的成功,反而有些大惑不解了。
 

  作为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梁羽生对钱财并不很看重。虽然有的大报付他以超过当地标准的高额稿酬,却也有不付稿酬、甚至偷印图书连招呼都不打的出版社,但他却并不十分计较。

  梁羽生对名利如此,在生活上亦是知足常乐,追求淡泊自然。他觉得有书读,有棋下,能不愁温饱,这就挺好。
 

  他的寓所,在香港薄扶林道的置富花园内。不到五十平方米的住所内,满是书籍,书柜从客厅里一直摆到卧室。即使这样,每三个月就有一批书籍因无处摆放而被处理。
 

  由于书多,他家的布置就很简单。除那张他的小儿子兼用睡觉的沙发外,其余的都是一般的木制家具。生活简朴如此,难怪某一年内地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来访,见了他家的狭窄和装修的简陋,要惊叹他的住所与他的身份地位太不相称了。
 

  对自己的孩子,梁羽生也是采取“顺其自然”的策略,从不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他的孩子倒是非常争气,从小要强好胜,学习成绩优异,没让梁羽生多操什么心。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大学毕业,分别在澳洲、美国攻读会计学硕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留在身边的小儿子,也在大学里研读工程学──孩子们有出息,他这当老子的,更乐得清闲无忧了。
 

  梁羽生笔耕三十年,写作上追求神奇和浪漫,塑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武侠英雄,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则是崇尚自然,喜欢平平淡淡的人生和轻轻松松的日子。
 

  他深信:平平淡淡才是真。他也非常欣赏柳永词中的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的人生观里,既有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又有超越和飘逸的道家思想,以及“心中本无物”的佛学思想。饱经沧桑之后,他已学会将一切看淡。
 

  他是个生性达观随意的人。当前所拥有的一切,他已是知足在心。
 

 

  3.棋名远播

  梁羽生在生活上淡泊明志,他的业余爱好也很简单,那就是有空便下棋。
 

  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后,他写作工作繁重,不过,只要有时间,便要邀棋友斗上几盘。以后随着年龄渐长,他的棋艺也日臻佳境,在香港的棋名日益隆盛。
 

  1965年11月中旬,梁羽生在香港大会堂九楼南演讲室,作了一个题为“十五年来中国象棋之发展”的演讲。据说当时演讲室爆满,挤得水泄不通,真可谓盛况空前。

  1976年11月,第六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梁羽生随香港象棋队前去观战。
 

  走之前,他考虑到自己在菲律宾人生地不熟的,只带了五十张名片。不想等到了马尼拉,当地的华侨打听到这位陈文统就是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兼棋评家陈鲁,顿时访者踊跃。他带的五十张名片,很快就发光了。
 

  一日,马尼拉华文报纸《东方日报》的总编辑来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梁先生,我们转载你的小说几年了,并未通知你,也未寄稿费,很是抱歉!”
 

  梁羽生朗声大笑:“你放心,我不是来追讨稿费的。我是来交朋友的呀!”
 

  也许是梁羽生的豪气和大度令人感动,《东方日报》对梁羽生的马尼拉之行照顾得十分周到。该报的蒋春粟董事,几平天天开车陪梁羽生外出,游玩马尼拉的各处风景。
 

  梁羽生来马尼拉是观摩象棋比赛的,却因棋名在外,倒是陪着星洲棋会会长林明彦等来访者,连下了三天的围棋。
 

  他与马尼拉围棋界的顶尘高手王芳圃对弈,让其二子,结果也只输了一子半,王芳圃连称他的棋路攻杀凶狠。
 

  另外一个星洲棋会的前任会长,几乎天天到梁羽生的客房来切磋棋艺,对他的棋艺很是欣赏。
 

  几天的马尼拉之行,梁羽生算是过足了棋瘾,同时在南洋棋坛也博得了赫赫名声。
 

  亚洲棋赛结束,举行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梁羽生受邀登台和观众见了面。当司仪介绍他就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兼棋评家陈鲁的时候,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对嗜棋如命的梁羽生来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了。

  1978年11月,第七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在东马来西亚名城古晋召开。梁羽生以香港象棋队顾问身份再次出席。
 

  在古晋,他以前相识的朋友不断来访,新的慕名来访者也络绎不绝。他会见的客人中,有一位是与他有着十年旧谊却从未见过面的郑宪文先生。
 

  郑宪文是古晋《国际时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前,也就是1968年,《国际时报》筹办之际,郑宪文写信给梁羽生,请他为该报撰写武侠小说,并索贺词一首。
 

  梁羽生收信后,并不因对方素不相识而推托,即刻填词一阕,调寄《菩萨蛮》,以示祝贺。词云:

  当今国际风雷激,天南要仗如椽笔。描画好江山,雄文万众看。  时评多卓识,报道夸翔实。公正自撑持,风行信可期。

  这首贺词,内嵌了“国际时报”四字,刊登在1968年10月1日的《国际时报》创刊号上。
 

  此后,他们既不曾谋面,也再未互通音讯,友谊实属“神交”。故而郑宪文称对梁羽生是“神交十载仰高风”了。
 

  直到梁羽生赴古晋观棋,他俩才有机会相见畅谈,自是一见如故,格外亲切。
 

  郑宪文随即在《国际时报》上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题为《神交十载的梁羽生》的欢迎文章。文章附赠诗一首,中有“文史论丛敷正义”、“诗词笔下尽英雄”,“萍踪侠影羡丹枫”等句,颇有心仪梁羽生,将其比作大侠张丹枫之意。
 

  梁羽生的东马之行,引起南洋新闻界的广泛注意。《诗华日报》、《美里日报》、《南洋商报》等报刊的记者纷纷前来访问梁羽生,撰写访问记以飨当地的武侠小说迷和棋迷。
 

  就这样,来看棋的梁羽生,倒成了这次亚洲象棋锦标赛的明星人物。
 

  第七届亚洲象棋锦标赛闭幕后,由各地棋会组成的“亚洲象棋联合会”,于1978年11月25日在古晋成立。联合会特邀他们的棋评家梁羽生撰写会歌。
 

  梁羽生当仁不让,精心填写了一首歌词,内有“飞车跃马争雄,平和竞赛乐融融,友谊花开遍西东,交流文化拓心胸”等佳句,日后成为“亚洲象棋联合会”的正式会歌,赢得广大会员的一致好评。

  观棋不过瘾,梁羽生干脆直接参预了棋坛的征战搏杀。
 

  1977年3月5日,梁羽生以香港围棋队代表身份,参加了由香港围棋社、日本棋院香港支部联合举行的“春季港日围棋对抗赛。”
 

  赛中,他沉着应战,力胜日本初段棋手松元福胜,取得了宝贵的一分。作为一名业余棋手,能战胜围棋强国的专业棋手,这本身就表明他的棋力确实不弱。
 

  看来梁羽生除武侠小说创作外,在棋坛上也显现出争雄夺霸,纵横厮杀的英雄气概。
 

  玩棋之余,他对棋史的研究也很上心。
 

  多年来,梁羽生一直关注着中国象棋事业的发展。对源远流长,群众基础深厚的中国象棋,始终未见一部完整的棋史出现,他感到非常遗憾。为此,他动过撰写一部《中国象棋史》的念头,可惜终因太忙而作罢。
 

  因此,当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于1980年问世后,他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碰巧,该书的著者请他作序,他即刻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梁羽生对这部有关近代广州棋坛的史著推崇有加。他首先回溯了广州“象棋城”的发展历史,认为以广州为重点来写中国近代的象棋史,是十分恰当的。接着,他介绍了此书的三个特色:内容详细,史料丰富;旁及海外棋坛,重点叙述了国内棋手与海外棋手作棋艺交流的许多有趣故事;文字生动,趣味性故事性强。
 

  因为梁羽生自己就常写棋话和棋评。评棋史算得上是内行人语,所以这篇序简明扼要,切中肯綮,是一篇难得的好序。
 

  梁羽生一般难得为他人作序。他答应为此书作序,一是该书具有填补棋史空白的意义,二是两位作者的功力较深,第三个原因,恐怕与他是个象棋迷有关。
 

  他对棋艺,可谓是一往情深了。
 

  古代名士均爱对弈,且大多棋力高深。梁羽生在这点上,颇具名士风范。
 

 

  4.游历各国

  梁羽生自称生平有四大爱好,除读书、写作、下棋外,就是外出旅行。
 

  他自小生长在山清水秀的桂东山区,家乡风物山水的陶冶,养成了他赏鉴山水的文人雅兴。而在桂林的三年中学生活,更促成其喜爱旅行的性情。
 

  定居港岛后,他忙里偷闲,只要一有休假的机会,便要内地旅游一番。几十年下来,大陆的东西南北,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梁羽生回内地旅游,总是饶有兴致地采集各风景名胜点的楹联诗词。1985年冬,他到海南岛旅行,在海口拜谒了苏公祠,顺便抄了一些楹联诗词,回港后立即写成一篇联话。
 

  国内差不多玩遍了,他又随香港旅行团去国外旅游。像意大利的罗马和威尼斯、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加拿大的爱明顿、美国的旧金山、澳洲的悉尼,以及东南亚的度假旅游胜地,他大多是利用写好一部书稿的休息调整期去安排旅游。
 

  他玩兴甚浓,也玩得高雅。每到一处,必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渊源。回来后,他爱随兴写下一些亲切、别致的游记散文,深受各大报刊副刊的欢迎。

  1979年11月,梁羽生出席第七届亚洲象棋赛期间,参观了东马达雅族人居住的充满神秘色彩的“长屋”,大大见识了当地的土著风情。
 

  生活在东马来西亚砂捞越洲的达雅人,过去有一种“猎头”风俗。他们相信人头会带来好收成,带给他们力量和兴旺;未婚少女择偶的标准之一,也是看男子猎得人头的多寡,“猎头”越多的男子,越受姑娘们的青睐。所以,过去达雅青年人习惯于外出猎取人头,用药水处理后挂在屋里,既用以装饰,也是为了向姑娘们展示自己的成熟和勇敢。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当地政府的教育和法律制裁,达雅人“猎头”的陋习早已革除。不过,要去参观这个具有奇风异俗的民族,去做一间“长屋”的客人,梁羽生觉得还是挺够刺激的。
 

  那天早上十时,梁羽生随队由棋赛组委会工作人员陪同,从古晋乘旅游车出发,晚上七时左右到了“长屋”。
 

  这时天色已经擦黑,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猛然间,梁羽生听到一阵锣鼓喧天,中间夹有几下“乒乒乓乓”的枪声,不由吓了一跳。后经导游介绍,大家才安下心来:原来达雅人鸣枪,是欢迎贵宾的隆重仪式。
 

  等走近了,他们看到达雅人已分列在道路两旁迎候客人。只见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男的戴着银制的装饰品和链子,女的穿着织有图案的衣服,戴着珠项链、铜圈或用藤线串起来的银环。看着他们奇异的装束,梁羽生不由想起自己家乡的少数民族风情。
 

  仪式过后,客人进入“长屋”。达雅人的“长屋”,其实就是一座搭在柱子上的木头建筑物,由斫成梯级的木头梯走上去。这种木头梯可以拉起,仅容一人上下。身躯硕大的梁羽生往上走,脚底下颤微微的,令他好生害怕。
 

  他参观的“长屋”,有几个进口,里头是一排住屋,住着三十多户人家。整个长屋分为三部:面积占了几乎一半的是“鲁爱”,即公共的长廊,是将各家客厅连接起来的“大客厅”;第二部分是排列两旁的各家房间,称“比勒”;第三部分是晒台,叫“单珠”。另有一间小商店,出售一些日用品和小饰物。
 

  一进长屋,就有好客的主人开始向客人敬酒。盛情难却,梁羽生也尝了一小口。谁知这种呈乳浊状、名叫“都亚”的特制米酒味甜而烈,酒量不佳的梁羽生喝后便不敢多饮,再有主人来敬酒,只是略一沾唇,便算是表示敬意了。
 

  达雅人待客的第二个礼仪是敬烟。他们的烟筒叫“瑟鲁卜”,是由各式奇形怪状的竹管制成的。梁羽生平日虽烟不离手,烟瘾极大,但听说这里的烟叶辛辣至极,倒也不敢尝试。主人递过烟筒来,他拿到嘴边作了个吸烟的架势还了礼。好在达雅人对此并不勉强。
 

  接着便是主人请客人吃饭。那晚长屋的走廊上堆了几十堆食物,主人与客人席地相对而坐。主人殷勤劝客,梁羽生尝了一小半竹筒饭,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糕点,感觉别有风味。
 

  梁羽生健谈,虽听不懂主人的语言,仍边说,边比划着手势以助交谈。
 

  达雅人待客礼仪的高潮便是舞会了。正式跳舞之前,先由他们的族人来段战舞“开路”。舞者胸披一块点缀着贝壳或犀鸟羽毛的皮甲,一只手里握着一面两侧尖形的轻型木盾,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刻有神符的弯刀或标枪,边舞边大声吆喝。这种尽显力和美的舞蹈,在整日沉浸于刀光剑影中的梁羽生看来,是世上最好看的舞蹈。
 

  集体跳舞开始了。达雅人最大的规矩,是不管老幼俊丑的女性请客人跳舞,客人都得奉陪,否则就是对主人的不敬。梁羽生虽身材富态,舞姿笨拙,这时也不得不凑凑热闹,稍微跳了几下。
 

  他与邀请他跳舞的两个达雅族少女用英语交谈了几句,得知她们供职于古晋最高级的那家“假日酒店”,不由感慨达雅人不仅“猎头”的陋俗早已革除,而且正逐渐向文明社会同化。
 

  达雅人是体谅客人的,上了年纪或体型较胖的客人,他们只在开始时邀请你,以后就随你的兴致了。所以梁羽生不久就坐了下来,一面和棋友对弈,一面观舞看热闹。
 

  悦耳的鼓声,欢闹的人群,异域的风情,梁羽生深深陶醉其间。
 

  过了一会儿,一位棋友拉着梁羽生来到长屋当中,抬手叫他往上头看。梁羽生抬头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屋梁上,悬挂着七八个经过药水炼制的人头!
 

  原来达雅人猎人头的陋俗虽已革除,但过去所猎取的人头,有些还保留在长屋里。方才进屋时梁羽生没留意,如今猛然间瞧见,倒也没胆子细看,赶紧走开。
 

  没想到笔下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梁大侠”,胆子竟然如此之小,棋友们纷纷窃笑不已。
 

  虽然撞见了可怕的“猎头”陈迹,梁羽生总觉得达雅人和蔼可亲,是善良的民族,好客的民族。
 

  在达雅人身上,“猎头”的残酷和好客的善良,奇怪地联系在一起,这让对民族学研究颇有兴趣的梁羽生大长见识。

  英国的普利茅斯,向以气候宜人著称。这里的冬天,气候温暖,光照充足。所以一到冬天,世界各地总有很多人前来避寒。
 

  每年的7月至9月这三月,是当地气候最好的季节,往往游客如织。长长的海滩上,总是排着长龙似的帆布椅,许多人或躺在椅上晒太阳,或在海滩嬉戏,一派祥和宁静的人间胜境气氛。
 

  1979年8月,梁羽生慕名来普利茅斯旅行。
 

  由于这里的8月,天气有如香港的初冬,梁羽生未敢下海去游泳,只是躺在帆布椅上晒太阳,观赏风景。普利茅斯海滩美丽的风景,使刚写完一部书稿的梁羽生顿感惬意和轻松。阳光照耀下的蔚蓝大海,远处的点点白帆,更让他陶醉其间。
 

  普利茅斯这个如花园般的海滨城市盛产玫瑰,家家产户,门前屋后都种有玫瑰花。这让爱种植花草的梁羽生眼热不已。他在家中也种过玫瑰,但远不如这儿的开得又大又多,红艳照人。于是他在这儿住了三个星期,每日的旅游节目之一,便是去各处赏花。
 

  普利茅斯还有一个好处,用梁羽生的话来说,即“吃在普利茅斯”。当地的海鲜,既好吃,又便宜,让素爱美食的梁羽生欣喜不已。
 

  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伴到一个叫South Sea(南海)的港口的鱼市场去买海鲜,买了四只海碗般的大蟹,外加两条“挞沙”鱼,总共不过一个半英镑。结果,他和八位同伴饱餐一顿,大过口瘾。一边吃,一边还连夸普利茅斯是个吃海鲜的好地方。
 

  梁羽生酷爱文史,到了普利茅斯,当然忘不了去寻访史迹。
 

  有着五百年历史的普利茅斯海港,是英国最著名的军港。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海军总部都设在这儿。这里,有一艘全世界船龄最长的军舰──“胜利号”(Hms Victory),供游客们观光。梁羽生参观了这艘英国人引以为荣,代表大不列颠帝国黄金时代海上霸权的名舰。
 

  徜徉在这艘重三千五百吨,有“土炮”一百零四门的军舰上,梁羽生不禁遥想起十八世纪后期的英法之战中,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乘坐这艘旗舰从普利茅斯出发,在西班牙特拉法加海面大战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壮烈场面……
 

  在“胜利号”停泊的附近岸上,梁羽生参观了“纳尔逊将军展览馆”。逛完后,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展览馆中,纳尔逊夫人的照片连一张也找不到,而纳尔逊情妇汉密尔顿夫人的情书、画像和遗物则陈列最多。
 

  当同行的香港太太们七嘴八舌地怪罪英国人的这个奇怪举动时,他忍不住“跳出来”与她们争辩。深谙历史学研究原则的他知道,对纳尔逊一生影响最大的女人,毕竟是汉密尔顿夫人而不是他的夫人,英国人这样做,正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学研究作风。
 

  普利茅斯海港大道的尽头,有一个堡垒,上面陈列着一些古炮。据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战舰就是从这里驶出的。梁羽生去那时,抚摸着这些锈迹斑斑的古炮,脑海中不时闪现英军肆虐中国大地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梁羽生外出旅游,喜的是游赏各地的名胜风景,恼的是逛商场购物。有几次他参加旅行团到国外旅游,因自己的爱好总是得不到满足,时常生出些烦恼和不快。
 

  1979年秋,他随一个旅行团到欧洲,抵达巴黎的第二天,游玩了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道之后,已经是下午三时了。接下来旅行团的活动是去参观罗浮宫。
 

  梁羽生对罗浮宫这座法国的艺术宝库向往已久。罗浮宫中的许多世界名画,他一直盼望能好好观摩一下。下午的活动时间尽管所剩不多了,但梁羽生心想:即使难免有走马观花之感,好在终究可以一饱眼福了。
 

  哪知他正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时间的当口,旅行团的领队已在大声宣布:“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掌握好参观时间,半小时后回到车上,过时不候!”
 

  梁羽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即表示抗议:“什么?半小时!参观罗浮宫只有半小时,这怎么够!”
 

  “先生,我们的安排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游了罗浮宫还有其它的活动呢!”领队理直气壮地回答。
 

  梁羽生见与自己持同见的不过寥寥数人,占旅行团绝大多数的女士们,似乎大多同意领队的意见,只得违心随大流了。
 

  进了罗浮宫。梁羽生的心又凉了一截──碰巧那天的游客特别多,买票处的长龙直排到外面的走廊。他一边心急火燎地排队,一边向其他游客打听罗浮宫的展品布局。一位好心人指点说,罗浮宫最出名的一幅画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幅画挂在三楼,若哪幅画下挤了最多的人,就一定是《蒙娜丽莎》了。
 

  好不容易熬过二十分钟,梁羽生总算买着了票。
 

  只有十分钟了!他按照好心人的指点,急步冲上三楼,挤在人丛中伸长脖子望了望《蒙娜丽莎》。看看回去的时间到了,他也无暇咀嚼体会“蒙娜丽莎”的微笑究竟是如何神秘,她的美又在什么地方,只得买了一份复制品,慌忙抽身赶回车上──登上车,时间恰好是半小时!
 

  旅行车又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梁羽生正暗自沮丧未能好好看看罗浮宫时,车子已开到一家香水店门前停下。领队站起宣布:“这是巴黎最著名的香水店,你们可以在这里两个半小时,从容选择你们喜爱的香水!”
 

  梁羽生心里恼火至极!虽说他早知领队刚才所说的下一个活动,其实就是购物,可没想到领队让大家在罗浮宫只呆半小时,而在香水店里,却可以呆上两个半小时──香水店的“价值”,竟然等于罗浮宫的五倍!
 

  名士气十足的梁羽生,此次旅游,竟然身不由己地“游”到了香水店里。
 

  不快仍在继续。等到旅行团到了意大利历史文化名城佛罗伦萨时,他也没有过足游兴。
 

  佛罗伦萨是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胜地,同时又以盛产皮革著名。当时他们由威尼斯去罗马途经佛罗伦萨,在那里吃了午餐后的两个小时内,领队只领他们参观了一间皮革厂,怂恿他们多买世界闻名的意大利皮鞋。
 

  三天后他们从罗马往日内瓦,又经过佛罗伦萨。半天的游览时间,导游又安排他们用两个小时,“参观”了上次已来过的那家皮革厂。
 

  这次梁羽生学乖了,自己单独行动,跑去参观了该市的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里有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米开朗基罗画的壁画。梁羽生顺着侧边螺旋形的楼梯,气喘吁吁地直爬到教堂顶层,才瞻仰到这幅绘在天花板上的壁画。因同样是行色匆匆,此次梁羽生仍是只能同名画打个照面,就不得不急着赶回去。
 

  谈起欧游时的种种不能尽兴之处,梁羽生至今引以为憾。

  几十年间,梁羽生游兴甚浓,不光踏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也游历了各国的名胜风景。这种脾性,恐怕是古代名士爱游山玩水的通性吧!
 

  古语云: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梁羽生恪守古训,在游历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感,确实对他的文学创作很有裨益。
 

  当代中国文人中,像梁羽生这般有诸多游历的,恐怕屈指可数。若从“玩”这点上来说,梁羽生这辈子活得潇洒,过得自在,堪令世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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