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超过半个世纪。作品以武侠小说为主，其次是联语。对联语的爱好比对武侠小说还早。九岁那年，我开始跟外祖父学作对子，从此就迷上了这种最具中国文学特色（陈寅恪语）的对联文学。单论数量，我写的联话虽然不及武侠小说之多，但若说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则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恐怕还在武侠小说之上。

　　一九八三年三月，香港《大公报》副刊改版，要我写一个名叫“联趣”的专栏，专谈古今著名的对联。专栏开始后，几乎每天都接到读者的来信，除了港澳的读者外，还有内地的读者、海外的读者，甚至远在非洲的读者。来信的内容，林林总总，有提供资料的，有补正失误的，有对流传已久的“绝对”的，还有参加评联的，令我获益良多，且深得以联会友之乐。

　　这个专栏写了三年零四个月，由于反应尚佳，在写作进行中，我曾把专栏的部分文字结集成书，名为《名联谈趣》，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一九八四年八月）。这是我的第一本联话。其后内地的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几种联话，但在一九九三年之前出版的也还都是“选辑”。至于接近“全集”的版本则是在一九九三年七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名联谈趣》。后来这个“全集”又增加了台北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易名为《名联观止》。“全集”在海内外的出版，大大扩展了读者的层面，令我真正体会到“集思广益”的好处。许多读者，给我的联话做义务“审校”。举一个例，所谓蒲松龄的自勉联，原来是大陆一个年轻人的伪作，若不是大陆读者告诉我，我从何得知。因此我决意将一九九三年出的“全集”，重新修订，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步出版。虽然已加修正，相信仍有“可议之处”，希望新的读者亦不吝指教。

　　对联这种文学形式最少有三个特色。一是它的“特殊性”。它是只有在中国文学才有的，用其他国家文字绝对作不出对联。二是它的“普遍性”。对联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方面”，随便说说，有用于第宅的门联、园联、书斋联；有用于祝寿、祝婚之类的庆贺联；有用于哀悼的挽联及自挽联；有用于商业的各种店铺联；有戏台联、学校联、官署联、会馆联；有题名胜古迹的胜迹联；有祠堂联、寺院联、墓联；有给友人的题赠联；有只是表达自我的抒怀联；有集句联、格言联、谐谑联；还有自成一类的春联，等等，简直数不胜数。三是它的“精练性”。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对联是最短的一种。通常一副对联，多者数十字（五十个字以上已属于长联了），短者只是寥寥数字，但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虚实平仄的运用。

　　对联虽短，涉及的范围却是极广。例如只以挽联来说，你就要知道死者的生平、作者和死者的关系、有关的历史背景、联中涉及的故实；还要作文学的分析，包括文字、技巧、风格、布局（如轻重的均衡、虚实的映衬）；进而至用典是否得当，对仗是否合乎格律，联中有何特别警句，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又在什么地方，等等。前人的联话（可以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为代表）多是偏重于“掌故”方面，把一副对联的来历交代清楚便算了事；有时甚至只录联语，毫无注释，令得一般读者，读了这副对联，也未必“解得通”。近代的联话，则比较多一点触及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赏析了。但古今名联如此之多，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似乎还是很不够的（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在对联这个特殊的“文学领域”，大部分还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许许多多的名联，还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从文史两方面去研究它的。

　　由于我长期身处海外，本书所收集的“今联”（“五四”以后的作品），台港两地所占的比重颇大，寄居异国的华人作品也收集不少。这些海外联作，其资料来源，除了采自各地的报刊外，有不少是由读者或作者提供的，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对几位前辈学人深致悼念之意，他们是金应熙教授、高贞白先生、汪宗衍先生和李棪教授。我写的联话，曾得过他们赐教，但可惜他们在九十年代中先后谢世，却来不及见到本书的出版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悉尼